王映霞自傳 · 我們的小家庭

三四個月以後，祖父嫌住房陳舊，就在住處附近的赫德路（今名常德路），看定了單幢的兩幢房屋，弄名嘉禾里。 嘉禾里是一條小的弄堂，內有並列著的兩排弄堂，我和郁達夫住的是前弄堂，是東洋房子（就是沒有天井的）一四七六號，房租每月八元。 祖父他們住的是後弄堂，有天井的石庫門，單幢，房租每月十二元，門牌是一四四二號。一九二九年祖父又遷回杭州，我們就租住了一四四二號。 從此，我和達夫總算正式組成了家庭，既然是家，就得像家的樣子。房屋是空空蕩蕩的，由於當時經濟拮据，無力購置新家具，只得去租，有床、寫字檯、方桌和幾個凳子等幾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 接著是還債，一個是內山完造，因郁非常喜歡買書，有錢時去買，無錢也去買，因此欠下筆款子。 另一個是胡適之，他當時任中國公學的校長，郁先前與他的關係並不怎麼樣，據郭沫若先生在《論郁達夫》中說：「胡適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最感著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余家菊的誤譯，胡適幫忙誤譯者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倒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是『異軍蒼頭突起』，對於當時舊社會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萬沒有想到以『開路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側擊。這事在胡適自己似乎也在後悔，他自認為輕易地樹下了一批敵人。但經他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一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即以黃仲則為題材的《采石磯》。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開路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切的友誼。」我也不清楚郁、胡的友誼究竟如何，但在我們結婚之前，他時常向胡借一百、二百的。我不喜歡向別人借錢，更不肯借了錢不還，所以情願自己清苦點，也要把錢還掉。我們家弄堂口有一家當店，家中實在沒錢用時，我就把母親給我當陪嫁的金銀首飾去一樣一樣地當掉。另一家是中藥店，裡邊有個電話可借用，我經常去打電話給北新書店的李小峰經理催要版稅。電話打過後，他們多少會送點錢來。由於收入不固定，我儘量節衣縮食，減少家用，連電燈也不裝，還和一個奶媽合用一個梳子，這種事情，現在怎麼也不會再有。三餐吃的，都在母親家裡，好在住處相距只有幾步路，較為方便。郁達夫《燈蛾埋葬之夜》這篇文章，就是在這間房子裡寫成的。 他在文章中對我們住房曾有過這樣的描寫： 「新搬的這一間小屋，真也有一點田園的野趣。季節是交秋了，往後的這一小屋的附近，這文明和蠻荒接界的區間，該是最有聲色的時候了。聲是秋聲，色當然也是秋色。」 「不曉在什麼時候，被印上了該隱的印號以後，平時進出的社會裡，絕跡不敢去了。」 「所以斷絕交遊，拋撇親串，和地獄底里的精靈一樣，不敢現身露跡，只在一陣陰風裡獨來獨往的這種行徑……」 「這墓地的歷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從門口起一直排著，直到中心的禮拜堂屋後為止的，那兩排齊雲的洋梧桐樹看來，少算算大約也總已有六十幾歲的年紀。」 我們這一間新屋的房租與設備，他是這樣寫的：「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室內設備，簡陋到了萬分，電燈電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沒有的。」 嘉禾里對面正好是一個電車場，所以，這裡的不少居民是電車司機、售票員。我們之選中這一個住處，一則是為了和祖父的住處相近，二則是因為這裡的房租低；最大的理由，還是因為和真正的勞動人民雜居一處在「只認衣裳不認人」的上海灘上，比較容易隱蔽。有了以上這些原因，郁達夫是很滿意這個環境的。 住房並不大，只有樓上一間正房的光線較為充足。可惜是朝北，冬寒而夏熱。從亭子間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靜安寺公墓（今名靜安公園）的所在，那墓地里每座墳的水泥蓋上，豎立著的大理石安琪兒，也都歷歷可數。 因為政治關係，我們初搬入時，沒有把這個地方向朋友們公開過。親友信件，也全由北新書局轉。所以親友們也就無法知道我們究竟住在何處。真所謂「和地獄底里的精靈一樣」，來迎送那四季的變幻。從斜陽影里，我才知道一天將過；再從後門外面幾陣秋風裡飛過來的落葉，知道寒冬即將到來了。生活費用，當然是少得不可再少，因為不是這樣，我們又怎麼能夠把欠債償清？精神與經濟，是小家庭里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但主要的還是前者。在精力充沛的我倆心靈里，只有和愛，只有歡樂，只有未對來的美好憧憬。 既無親友的來擾，我們又很少出外去看親友。在屋子坐得氣悶時，也就踱到附近的幾條人行道上閒步，談著過去，談到未來，再談及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飽嘗了歡樂的兩顆心，覺得已經再也說不出什麼別的願望了。在散步散得有點疲倦的時候，我們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樓上。太陽成了我們的時鐘，氣候算作我們的寒暑表。在這十里洋場的一角，是很少能夠有人體會得出我們當時的滿足的。 對於我倆的結合，有不少朋友和後來寫郁達夫傳記的學者，都認為結婚使郁達夫結束了長期漂泊孤苦生活，變得有條有理起來，他更加勤奮地創作…… 左舜生在《郁達夫與徐志摩》中說：「……一直到他和王映霞結合以後，某次在田漢的『魚龍會』上，我還看見他們倆聯袂偕來。其時正是王映霞的盛時，皓齒明眸，愈樸素而愈顯其美。當時我心裡想，以具有達夫這樣一個性分的文人，居然有這樣一段姻緣的成就，足見冥冥中的主宰者還是很公道的，不禁為他們暗暗祝福。」 當時對我倆的結合，有的讚美，有的反對，我們反正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我生性好動，卻因受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是想安安穩穩地過安靜快樂的家庭生活，這與郁達夫的喜歡廣交朋友，參加社會活動是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