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結婚的波折
老上海一般都知道上海有個洋人（英籍猶太人）哈同，從一個失業青年最後變成了遠東第一富翁，他手下有個人叫姬覺彌，後來成為哈同的主要幫手、「愛儷園」里的大總管。他在哈同花園裡的地位僅次於哈同夫婦。他在哈同「王國」里叱吒風雲達幾十年之久，直到哈同夫婦先後去世，他還在租界裡八面威風了好幾年，直到死去。他生前的聲望，雖不及杜月笙，也庶幾近之。
在我很小的時候，大約是朋友的介紹，外祖父就與哈同認識了，有時哈同請他去寫些東西。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祖父答應了上海哈同花園姬覺彌的邀請和群治大學之聘，來上海教書，便把我們一家也搬到上海來住。為了進出方便，我們就住在靠近哈同花園的民厚南里（現稱慈厚里）八八○號的全部二樓。
這八八○號是弄堂靠西的最後一幢石庫門房子，是兩樓兩底，並連有過街樓。我們將統廂房隔成了三間，另外還有一間前樓，倒是方方正正，大約有二十平方米。
這時郁達夫和創造社的關係並未全斷，每天還是在閘北寶山路辦公，我在嘉興二中附小教書，來往於嘉興上海之間。祖父看他每天來來往往，實在辛苦，就答應了他的請求，讓郁達夫暫時搬來和祖父同住。他就住在我們的前樓。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郁達夫和我準備結婚。地點問題，倒著實經過考慮，最後才決定去日本東京。既然已決定下來了，我們就印發請帖，請帖上是二月二十一日在日本東京精養軒結婚，通知了中外親友。後來臨時由於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郁達夫說不去東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親不同意，然後和我商量決定。在二月初，我們就到北火車站附近小旅館裡去租住了一個多月，到了三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東亞飯店（原址在現南京東路浙江路口的服裝公司）請了兩桌客，請的是幾個比較接近的朋友，這一次的請客，就算作了是我們的喜筵。
這件事的始末，大約只有我杭州的同學顧鶴壽夫婦知道。當時他們正住在東京，接到請帖後，到了二月二十一日這天，去精養軒撲了個空，再寫信來問我們，才知道我們沒有去。除了他們夫婦，大約是沒有其他人知道這次結婚的秘密。
住在旅館裡的這一個月的生活，就誠如他所說的：「日日痴坐在洞房。」只能從窗戶外偶爾吹進來的幾陣春風裡，知道春天是已經來到了。幾十年來，有不少關懷我們的親友，陸續地問起過，我總笑而未答。現在想來，在我的生活中，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應該向大家說明的。當時我虛歲二十二，還是一個不明世故的少女。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報上忽然出現我和郁是在日本結婚的消息，根據是郁達夫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寫給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信：
佐藤先生：
為了儘快啟程赴日，所以在上海上船過早而受到了懷疑。抵長崎時是否許可上岸尚未可知。只好當作一次旅行了。茲有事拜託：如有寄到關口町府上的我的信件等，煩請加封轉回（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王宅）……
從這段信的內容上看，他顯然是已經上了輪船在船上寫的。我自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和郁達夫相識，一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在新加坡和他分手為止，在這中間，郁達夫單身搭乘日本船赴日的事情，據回憶所及，只有一次，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郁以福建省政府公報室主任的名義，為購買印刷機而去日本的這一次。
至於其餘的十多年歲月中，除了他在福建工作的少數日子以外，他的出門，我都知道。現在，我怎麼也回憶不起來有他上了日本船而在抵長崎時又被退了回來的一段情況。
還有，郁達夫在一九二八年前後所寫的文章中，往往有「因為我現在隱居鄉間——上海附近，無法去郵局……」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他都是住在嘉禾里，也就是他所稱的「上海鄉間」。如有人真正認為他是住在鄉間或吳淞等處，那是有出入的，這是我了解的第一手資料，不會錯。
至於，還有些朋友看到郁達夫在《日記九種》中所記錄的請客的事，以為我們已結婚，這有說明的必要。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和我在杭州聚豐園請客的事情，是有的，但不能說明我已和他結婚。在當時社會中，男女雙方在相識後確定關係，而向親友們邀宴，叫作「定婚」，是舊禮節，現在是不必要的了。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我和郁達夫本擬去日本東京結婚，後來因經濟不足而沒有去成，就改在上海東亞飯店請了兩桌客，請的都是些平時最熟的朋友。這樣一來，就算作了我和郁達夫的夫妻身份的公開。現在有刊物上講到我們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杭州請客結婚，又有的說我和郁達夫在上海東亞飯店——即舊的先施公司——請客結婚，這顯然是把兩次請客的用意未弄清。
在我和郁達夫共同生活的十二年中，一起搭輪船出門的次數並不多。在一九三二年，我和郁達夫從普陀回上海，搭過一次輪船。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們去青島時也搭乘過一次輪船。再後來，則要算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和郁達夫同赴新加坡是搭郵船的。其他，從來沒有搭乘過日本輪船。
一九二八年前後，由於白色恐怖，郁達夫的住處沒有一定，逃難和躲避的事情也是有的。但由於那個時候他身體有病，決不能離家獨居，因此既未去鄉間，也未上船去他方，不過就在赫德路附近租間亭子間住住，避一下風頭而已。
總的說來，我既沒有和郁達夫共乘過日本船，而他單身去日本也僅有在一九三六年冬天這一次。那麼，他當年寫給佐藤春夫關於搭船去日本結婚的這一封信上所說的，只能算作是他的設想了。設想不一定要成為事實。我想此事只我一人清楚，我應當向社會說明真相，免得後人根據某些推測之辭，衍化為「事實」，以訛傳訛下去。這對於從事郁達夫研究者來說，更希望他們明察真相，不致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