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到溫州去

一九二六年初夏，我臨近畢業了。我嚮往新的生活，希望走得遠一點。 有一天我對祖父說——自從改姓王后，就一直稱他為自己的祖父，「爺爺！我快畢業了，你看以後怎麼辦？」 「你自己怎樣打算？」祖父反問我。 「我打算先去教書，空下來的時間，設法補習日文，打算考考官費看。因為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在日本讀書的人不少。」 「你倒有這樣好的如意算盤，哪來這樣巧合的好機會？」祖父在笑我。 「有是有的，溫州的十中，有好幾個教師是從我們師範里調過去的，像林本僑先生，他就懂得日文。」我以充分的理由回答祖父。 「難道你為了想補日文，就到這麼遠的溫州去麼？不過，那邊有教書的機會，倒還可以商量。」祖父鬆口了。 「有是有的，我們的年級主任說，那邊的十中附小需要一個音樂教師兼幼稚園主任，我去較合適，就是怕你不肯，所以那一個位置現在還空著。這幾天打算來看看你。」因為我知道年級主任先生是祖父的朋友。 「哦！」 後來，到溫州教書的事決定下來了。 祖父和媽在這一個暑假裡可夠忙的，為我準備衣箱、鋪蓋。到了三伏過後，暑氣將消時，我踏上了去上海的早班火車。因為祖父已經去打聽過，只有乘早班車到上海，才能趕上當天開往溫州的輪船。 汽笛聲響了，我將頭伸出車窗外，向站在月台上的親友們揮手時，頓時，我感覺到別意離情的令人惆悵。火車駛過艮山門，離杭州越來越遠。順眼望了一下四周的乘客，竟覺自己的年齡，好似增長了十多歲，也和大人們一樣地能夠單獨出門了。想到從此能自由自在地開始獨立生活，又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種自豪感。這種感覺又把我對杭州、對兒時的故鄉的離愁，沖淡了。 溫州是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濱海城市。如果你站在海邊，一定會吹到帶著潮濕味的海風，極目遠眺，蔚藍色的天連著湛藍色的海，簡直分不清是天還是水，偶爾有幾隻海鷗掠過海面，翅膀輕輕地拍打著海水，激起小小的浪花，令人心曠神怡。那一座建築在甌江中的江心寺是我周末唯一的遊憩之處。幼年住在拱宸橋時，我愛著大洋橋下的運河；住在湖墅金家時，我又愛門前的那一條小河；如今是，我更愛著這浩渺無際的大海了。 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在溫州是比較有名的，校長叫金嶸軒，留日學生，生得很瘦小。該校規模很大，除中學本部外，還有附屬小學和附屬幼兒園。同我一起離開杭州的還有同班同學孫秀蘭，這也是班主任王更三先生精心安排的，怕我單身女子第一次出遠門，多有不便，特地讓孫秀蘭當我的助手，一起到溫州。在第十中學的附屬幼兒園裡，我當主任，孫秀蘭當副主任，她去附屬小學當音樂老師後，又來了一位當地人接她的班，這位女士後來成為溫州第一位女律師，相當了不起的。 幼兒園只有一個教室，但非常大，有三四十平方米，四五十個四至六歲的小朋友在一起上課，由我彈風琴教他們唱歌。我在女師時同學上演歌劇《葡萄仙子》，是我彈琴，所以教起來一點也不費事。小朋友的家長都是知識界的，但開學的第一天，他們送小孩到幼兒園來的時候，也免不了好奇地上下打量我，我聽到他們在議論我說：「這個杭州來的姑娘蠻活潑的。」 我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起床，到海邊散散步，九點上課，十一點下課，下午一點半上課，三點半小朋友都領回家了。每天有很多空閒的時間，就想辦法玩。我們當時只要花三四元錢就能包一個月的飯，而且吃得很好。溫州的海鮮特別多，這正合我的口味，有時我自己就到廚房去，自己燒帶魚、活的白蟹。其實我對燒菜一竅不通，為的是好玩，又有空閒，就胡亂燒一通，反正燒熟能吃就行。每燒好後，就端到房間裡，和孫秀蘭大嚼一頓。我在寧波住過幾年，孫是寧波人，所以兩人口味相同，邊吃邊談，講講寧波，談談杭州，快活極了。 儘管在溫州一切都好，工作輕鬆、生活愉快，但畢竟第一次單獨出門在外，總免不了思念家鄉、思念親人，我想祖父、母親、弟弟，甚至於想杭州的小核桃、花生酥。我第一個月第一次拿到二十四元工資時，立刻上街買了二斤藍色的絨線，寄給母親，我在信中說：「這二斤絨線是我用第一個月的薪水買的，孝敬您老人家，願母親穿在身上，暖在心裡，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您給的……」母親收到絨線和信後，高興得一夜都沒睡著，要祖父立刻給我寫信。 我在溫州給家裡寫信，寫回信的往往是祖父，他在信中寫的主要內容，就是關心我的飲食起居，冷熱要當心，從來沒規定我不許做這樣，不許干那樣，一直很寬鬆的。 我在溫州的半年多時間裡，真可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一九二六年的年終，大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影響到了溫州，一時傳說紛紜。有說要馬上封鎖海口，又有說學校將停課停伙，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傳來。我究竟還是一個未經風霜的女孩子，聽這聽那，把那遊子思鄉情感浮動了起來。 隔壁第十中學裡的教師林本僑，原來在女師教過日文。我初到溫州的時候，曾去看過他，由他介紹，認識了他的同事杭州人孫百剛。平時我在家信中，曾向祖父提及過孫。祖父來信說，孫百剛的父親是他的老朋友，叮囑我倘或遇著什麼問題需要解決時，可以就近找孫先生商量。 由於形勢的變化，校方表示有停伙的可能。我到孫的住處去和孫百剛夫婦商量，並表示打算和他們共同行止。他們馬上同意了。隔不了幾天，我們幾個人，就在萬般困難中搭上了最後一艘離開溫州的輪船。 次日，換船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後，我跟隨孫氏夫婦一同住進了旅館。住定之後的首要大事便是探聽駛往杭州的火車究竟開行不開行，又寫了一封快信給祖父。很快祖父的覆信來了，說火車中還是亂糟糟，還不如隨同孫家暫住上海再說。於是我和孫家商議，說是長住旅館既不舒服且又多花錢，倒不如找一間房子住下再說。好在孫氏夫婦早就把我當作了自己人，我們就一起在白未尼蒙馬浪路（今名馬當路）的尚賢坊四十號內，租定了一間前樓，又向朋友們借來了一些床桌應用之物，住了下來。 我對於孫百剛先生，始終以長一輩的世伯事之，平時不必要的話，對他不多講。孫師母因為與我年齡相差無幾，性情又很柔和，在生活起居中，常把我當作她的妹妹看待。燒菜煮飯等家務，當時我完全是外行。比如叫人拆洗了棉被，我就無法再縫起來。她卻不聲不響地幫著我做，有時還向我打趣地說：「家務還是應該自己學著做，省得將來有了家庭，只是依靠傭人，是很不方便的。」 我和他們住在一起，無論誰家有親友來訪，大家都不分彼此地一同接待。出門也彼此一起。到上海後沒幾天，附近的幾條馬路，我漸漸地熟悉起來了。雖然已近歲尾年頭，而自己也還在他鄉作客，在殘年急景里，我也居然沒有感覺到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