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進女子師範附屬小學

我們搬進章家橋里塘巷不久，我父親就病倒了。十幾年來，他為了經濟上的獨立，一直在外做事，以不多的收入來養家餬口，積勞成疾，得肺結核，杭州人叫癆病，拖延三個多月，在一個大熱天，他撒手而去，年僅三十六歲。父親平日對我總是客客氣氣的，我對他也很尊重，但當我知道他臨終時的一段話後，我卻惱怒了。他對母親說：「瑣瑣讀到小學畢業，可以不讀了，女孩子書讀得太多，沒什麼大用……」父親去世的這天，我正在學校里參加考試，家中派人來叫我回家，說父親病重，但我不想回家，結果錯過了最後見一次面的機會。等我長大成人後，有時想想也挺內疚的，但並不後悔，我這個人發起憨來，十頭牛也拉不回來。 父親逝世後第二年暑假，我就考入了浙江省立女子師範附小的高小一年級。這所學校的規模以及教師的水平，當然遠遠地超過了「行素」，我的眼界，也因換了學校而開闊起來。我長到了十四、十五歲時，不但智力很快地上升，而且感情也日益豐富。若遇到某一個我所愛聽他講課的老師離去了，或者回家了，我竟會很多日子暗中不開心，甚至會獨自流淚，有一種不知所以然的哀愁，縈繞著我。 那時我的音樂老師是姚韻漪，後來是楊賢江的夫人。 我與這位音樂老師感情不錯，尤其在讀了她的一首悼念我們一個同學去世後的詩，我真為她落淚。她的詩是這樣寫的： 桐棺三尺出重門， 是耶否耶看未真； 君若有知當喚我， 為何隔板不相問？ 我的愛文學，愛詩詞，在幼小的心靈里，已慢慢地流露出來。 浙江省女師附小的環境相當幽靜，在橫河橋河下偌大兩個黑漆牆門，並排列著，牆基填得高高的，一個牆門是女師附小，一個牆門是省立女師，前面兩個牆門相隔雖有幾丈之遙，但從後面走，可以通過到達，中間不過隔了一個大操場。 還有，因為我愛好體育，和新從上海請來的一位體育老師，也相當接近，她是上海體校畢業，由我們學校去把她請來。在學期結束時，她回無錫老家，她叫鄧志學。 我真捨不得她回去，在我傻裡傻氣的頭腦里，很希望永遠和她在一起。在寒假裡，我寫了幾封情意深長的信寄到無錫她的家裡。她也有信復我，我在每次接到她復我的信後，捧著如獲至寶，感情在我的胸中沸騰著。 後來，我考進了女師，仍然和這位老師通信來往。再後來她嫁給了杭州人湯書年醫學博士做夫人，在她結婚的時候，我還為她去做了儐相。 高小畢業後，祖父考慮我的升學問題。這時杭州的女子中學並不多，男女同校的自然也還沒有。 家裡從經濟及校風上著眼才決定讓我去投考那一個為全省重視的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的秋季，我便以投考生的分數較高的名次被錄取了。 女師的校舍是一座極大的舊式花園房屋，校園裡有假山流水，亭閣樓台，處處呈現出古香古色。我搬進學校住宿之後，從一個家庭的小天地而跨入了這樣的一個大集體中，覺得很滿足了。全校有幾百個同學，來自外地鄰縣的占半數，從她們的衣著和舉止上看去，似乎有些「粗俗」，不過身體的壯健、讀書的用功和人事的通達上，卻勝過我們這一些城市的女孩子。她們中有的已經結過婚，有的訂了婚，也有的正在進行男女交際。我則尋求和我性格相近、嗜好相同的女同學。例如河南籍的劉懷瑜同學，她父親經商，在浙江的安吉落戶。她便考入了杭州女師來讀書，比我高一級，但較我小一歲，為人瀟灑又風趣。等我考進女師後，她已在學校里讀了一年。在我進校後，一遇見她，就覺得她是一個可以親近的朋友，於是我們一混便熟了，後來她畢業之後離開了學校，我一直都很想念她。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北京大學文科的畢業生。他常將「五四」以後的許多文學作品扯進課本去結合著講解，使我們接觸到這許多新的、以前不知道而正想探求的知識，因而更增進了對於這一位老師的尊敬和崇仰。從此在我們的課堂里和寢室里，增添了不少正在流行著的新小說。冰心、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的名字，也時常會在談話聲里聽到。 我讀完了魯迅的《彷徨》和郁達夫的《沉淪》。對於魯迅是人類的鬥士和民族的精英的提法，覺得實在還不夠理解，只看出了他的筆法很堅很健；至於《沉淪》里的大膽的描寫，覺得有些怕看，有些難為情，因為和我這時的實際生活，不相符合。有一種似真似假的猜想，我的意念中也曾動過不少的疑慮。後來又接觸到了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詩，我只熱愛詩篇那些新的詞兒和新的體裁，至於內在意義，還相當模糊。不過在作文中，自己也曾以極幼稚的筆法來模仿過。讀到《少年維特之煩惱》，主人公的專情痴情，以及兩性間細緻的心理描寫與分析，卻無端地引動了我不少愁懷。在求知慾極旺盛的我的當年，和這許多新書一接觸之後，便對於每一個作者的形象都產生了一些想像。而同學中，則常常傳說某一個作家來過西湖，住在西湖的什麼地方，或者哪一個作家的什麼親友，在我們學校的哪一班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