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初見郁達夫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農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午前十時前後，這是一個我無法忘去的日子和時刻。 從樓梯上突然傳來了幾聲標準的杭州口音，隨聲喊著「百剛」，這就令我這個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來。等到這一位來訪者出現在我們的房門口時，孫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給孫師母和我介紹見面。彼此坐定後，我就和平時一樣，去後面倒了一杯茶出來，先遞給了孫先生，然後再由孫先生遞給了這一位來客。剎那間想起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是一個好像熟悉的姓名啊。這樣一轉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們談話的內容來了。從什麼稿子、什麼書店的這些詞句里，我又忽然回憶到在學生時代，曾看過一本小說名叫《沉淪》的，這一本書的作者，似乎就是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郁……達……夫。 他身材並不高大，乍看有一些瀟灑的風度。一件灰色的布面的羊皮袍子，襯上了一雙白絲襪和黑直貢呢鞋子。從留得較長而略向後倒的頭髮看上去，大約總也因為過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額開闊，配上一雙細小眼睛，顴骨以下，顯得格外瘦削。我很快打量了這一番之後，便又留心著他們的談話，才聽出他是孫先生在日本讀書時的浙江同學，新從廣州來上海的……過了一會，我到隔壁房間裡去了。不幾分鐘，聽見孫先生在招呼我，說郁先生邀我們一同出去吃午飯。我就很習慣地和他們同去了。 從這一天開始，這一位朋友竟接二連三地跑來了許多次，來的次數一多，自然相熟得也快。而且他每次來，總是照例地邀請大家一同出去吃飯、喝酒、看電影。我們認識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晚上，郁達夫帶了本《出家及其弟子》來，大家談了一會兒，就邀請我們到永安公司樓上天韻樓的遊樂場去玩。他嫌人太多不能暢玩，又到四馬路的豫豐泰酒家喝酒、吃菜，乘著酒興，郁達夫低頭吟誦起來，詩如下： （一） 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二） 籠鵝家世舊門庭，鴉鳳追隨自愧形。 欲撰西泠才女傳，苦無椽筆寫蘭亭。 後來他補上題目為《贈映霞》贈送給我，是二首七絕。十七日，郁達夫派人約我到周勤豪家去。周勤豪是上海藝術大學的校長，是劉海粟的妹夫，他的夫人叫劉慕慈，後來學生鬧事，一致要求郁達夫去當校長，但郁覺得事情不好辦，況且沒有經濟保障，沒有去。我到了周家，只見桌上已放滿了酒菜，我們邊吃邊談，不覺已到九時，我起身告辭，郁也起身送我回家。十八日下午，我從外邊歸來，見郁正在與孫百剛夫婦說話。我很累，與他打招呼後，即坐在旁邊休息。十九日，午後，他約了蔣光慈一起來看我，郁向我介紹了蔣光慈，使我又認識了一位作家。我們談了二個小時，他們回去了。吃過晚飯，郁又來，並叫了輛小汽車，約我們到北京大戲院去看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的影片。十一點左右看完電影後，餘興未盡，他又請我們在一家小酒館裡喝酒，直喝到半夜。 如是一連幾天的應酬下來，彼此間都相當的熟悉了。有時，我聽見他和孫先生在用日語交談，總以為他們所談的事與我無關，不過有時從他們的笑聲和神態中，看出了所談的似乎與我有些關聯，可是為了禮貌，我當然不便去探問。 我認識郁達夫時才虛歲二十歲，他已三十多歲，而且他是來看作為我伯伯輩的孫百剛先生時偶然遇見我的。說實話，初次相見，說是我對他有好感，不如說是好奇，愛慕不如說是敬佩，就好比一個讀者見到了自己愛讀的那本書的作者一樣。我知道自己不太醜，但絕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卻會打動了已經成家立業的他的心，他日記中寫道：「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裡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裡憶我？」我那天回來後，只是心裡感到很高興，在孫先生家裡認識了一個客人，而他是位有名的作家，從沒有其他非分的想法。 我這個人天性活潑，愛說愛笑，不怕陌生人，這使郁達夫產生了誤解，他在日記中頻頻寫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王女士待我特別殷勤」，等等。 有一天，我去新閘路探訪同學後回來，還未走到我們住處的後門，老遠已經望見孫師母站在後門口向我打招呼，她說：「你上樓之後，最好一直走進廚房裡，將房門關上，暫時不要出來。若有人來敲門，也裝作沒聽見，不可來開門，尤其是不要直接到自己的房間裡去。」 我聽了這些摸不著頭腦的話，猜想內中一定有些蹊蹺，又以為孫先生在房間裡和一位陌生的朋友有事商量，我進去會不方便的。上樓之後，我照孫師母所囑咐的做了。過了一小時之久，大約已經吃過晚飯，孫師母才來叫我回房。房間裡沒有別的人，事情過去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未曾馬上追問。不過憑我的猜想，也許會和郁達夫有關。 自從我認識郁以後，時時感覺到人們在議論我，我覺得自己沒做什麼壞事，大家為什麼要在背後講我？雖然孫百剛夫婦對我像自家人一樣，但總歸不如祖父。如果在家裡，我一定會撲到祖父懷裡痛哭一場，發泄我心中的委屈。一天我實在熬不住了，白天也不肯起來，躲在被子裡痛哭，大家都勸我別這樣。正在這時，郁達夫來了，見我這般模樣，就問孫太太：「王女士為什麼這樣的傷心？」孫太太搪塞著說：「因為她要回杭州去，但又不願離開我們。」郁聽了以後，走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別哭了。」見我不理他，他又寫了張紙條塞給我，我一看，上面寫的全是哄小孩的話，挺逗，不覺笑了起來。 我覺得我和郁達夫的友誼是純潔的，我的胸襟是坦白的，兩人之間並沒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孫百剛先生和孫太太又是我在上海最信得過的人，所以等郁走後，我就把這張紙條公開了。不曾想到，這件事在郁達夫的胸中掀起了愛和恨交織在一起的波浪。 他在日記中說：「一進她的房，就有許多不相干的人在那裡飲酒高笑。他們一看見我更笑得不得了，並且騙我說她已經回杭州了，實際上似乎她剛出去，在買東西。坐等了兩個鐘頭，吃完晚飯，她回來了，但進在別一室里，不讓我進去。我寫給她的信，她已經在大家面前公開。我只以為她是在怕羞，去打門打了好幾次，她堅不肯開，啊啊！這就是這一場求愛的結果……」 在另一頁中又寫道：「但是回想起來，這一場的愛情，實在太無價值，實在太無生氣，總之，第一隻能怪我自己不好，不該待女人待得太神聖、太高尚，做事不該做得這樣光明磊落，因為中國的女性，是喜歡偷偷摸摸的。」 在這兒要提一筆的是，儘管他在日記中瘋狂地寫著：「我只在設想將來我與她的戀愛成就後的事情。老天爺呀老天爺！我情願犧牲一切，但我不願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這可愛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奮鬥奮鬥！我還是有希望的呀！」但他仍念念不忘從廣州到上海的重任，也就是受創造社成員的委託，為創造社重振旗鼓。就在認識我那天下午，他到出版社去處理來往信件時，聽到國民黨當局要來查封創造社的消息，馬上到徐志摩那裡去，托他寫封信給丁文江，弄清情況設法避免發生事情，查到獲悉「當不至有意外慘劇」時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