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齋家訓譯註 · 第八章 大人造命
一、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①。若天民②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今譯
孔子在春秋時代沒有遇到可以行王道的君主,這也是命運使然。然而孔子周遊列國,闡明道義,教化弟子,卻並非是由命運決定的。而上天所生的一般民眾,他們只是聽天由命而已。所以說:「大人造命。」
簡注
①《孟子·盡心》:「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②《孟子·萬章》:「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又,《孟子·盡心》:「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實踐要點
1. 這一段,區分「大人」與「天民」。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這裡說的即是「天民」。天民生活有保障,接下來才能有恆心。所以對於一般民眾,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而對於士人來說,「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士人的志向是超越物質條件的,不論時運如何,士人都是堅守道義的。孔子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便是造次顛沛,君子都一定是堅守仁義的。因而士人可以超越命運。
2. 《尚書》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上天降下民眾,在民眾之中,興起君上,興起師長。君和師協助上帝,恩寵四方。下民,也就是天民。而君、師則是大人。一方面,大人也屬於下民,只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另一方面,上天仁愛萬物,成就萬物,也通過君、師來進行。所以君、師,或者說大人,實際上是參與到上天的造化中的,所謂「參贊化育」,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3. 在修身的時候,我們或許覺得身邊的人都沒有修身的心,常常任情任性,講功利而不談道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修身似乎很難。我們的「命」不好,修身環境不好。這時,我們可以想想心齋先生所說的「大人造命」。如果身邊沒有共同修行的人,我們就主動發展修行者,主動去創造一個好的修身環境。比如做公務員,我們便要十分關注新招的公務員,如果他們目光中還有一點純澈,有要為他人、為社會奉獻的心,那我就主動幫助他,鼓勵他,使他那顆真心能保存下去。這樣的人,一年有兩個,那三五年後,我便能形成一個修身的小圈子了。在這個小圈子中,大家相互切磋,共勉於仁。這便是造命了。造命即是在當下可能不是那麼好的時命中,用我們的言行開出一條通往道德仁義的道路。譬如一棵生病的大樹。給這棵大樹治病,這是晚清民國的「改良派」。要把這棵樹砍了,重新種一棵健康的,這是晚清民國的「革命派」。而造命,則如一株藤,它繞著這棵樹,順著樹勢生長,經過數年,不知不覺地代替這棵病樹。
二、舜於瞽叟,命也。舜盡性,而「瞽叟厎豫」①,是故「君子不謂命也」②。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原詩作「進」字)杯中物。」③便不濟。
今譯
舜有瞽叟這樣糟糕的父親,這是命。舜充分依照本性行事,最終「父親瞽叟被感化」,所以「君子不講命,只是去盡性而已」。陶淵明說:「天命倘若真是這樣,那也沒有辦法,還是喝酒吧。」這種態度就不行。
簡注
①《孟子·離婁》:「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厎(dǐ)豫。」
②《孟子·盡心》:「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③陶淵明《責子》:「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粟。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實踐要點
1. 明儒羅念庵說:「心齋論『仁之於父子』,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心齋先生談論《孟子》「仁之於父子」一章時說,瞽叟沒有被感化,舜是一樣的命,瞽叟被感化了,舜也還是一樣的命。可以看出,人如果依照本性而為,就可以轉化命運。
不論瞽叟是否被感化,舜都是依照自己的本性、依照良知來做事情,舜的人生絲毫不會因為瞽叟的轉化與否而打一點點折扣。侍奉父親,如果能做到舜那樣,那便絕對算得上聖賢了,其人生也絕對是光輝的。瞽叟是否被感化,這個是時命,或者說命運、時運。而舜的一生,其分量如何,其蓋棺定論如何,這個則是舜自己可以把握的。
2. 人如果憑空多出一千萬的財富是否可以徹底改變人生呢?我想是不足以徹底改變人生的,因為他還是以其原本的氣質、原本的格局、原本的心態去使用這一千萬。人生有諸多的僥倖和橫禍。這些僥倖和橫禍都不會真正改變其生命的品質。
外在機緣的變化無法真正改變一個人。一個人要真正變化,只能靠這個人內在的變化。即便外在機緣影響到一個人,那也是由於外在機緣觸發了他內在生命的轉變。
如何改變內在生命呢?如何變化氣質呢?那就須通過盡性的功夫。比如,人的本性是愛父母的。那麼我原先不夠愛父母的地方,我現在就努力去愛父母,這就是盡我們的本分,也就是盡性。不斷地做盡性的功夫,不斷地把自己內在的本性發揮出來,那麼我們的生命就會隨之改變。這就是「性能易命」。
三、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今譯
人的天分各有不同,而談論學習就不必去談論天分了。
實踐要點
1. 人的天分不同,這裡的天分,指的是對人生的領悟力。有的人,天生心思澄明,不容易被私慾蒙蔽良知。這類人很早就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人生順暢,容易獲得極大的幸福和人生成就。這屬於「生而知之」者,又叫做「生知安行」者。因這類人天生就容易把握天道,所以能夠自然而然就安身立命於天道上。有的人悟性差一點,但是通過學習,還是很容易明白依著道義而行對自己的人生是有益的。這種人屬於「學而知之」,又叫做「學知利行」者,通過學習,利於自己依照天道而行。這樣的人,因為學習,人生可以少走很多彎路。再有一種是「困而知之」的人,這種人的天分更低一些,一定要到人生遇到很大困境時,才被逼著去體會天道。這種人又叫做「困知勉行」者,在遇到人生的困頓時,勉強自己努力踐行道義。人的天分殊為不同,如果沒有學,人各自依照自己的天分去生活,便會活出各自的命運。
2. 《中庸》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別人(生知安行者)一次就能夠領悟,我(學知利行者)要經歷一百次;人家十次就能領悟,我要一千次。如果我果真能依此道而行,那麼即便再愚笨也會變得明白,即便再柔弱也會變得剛強。
《中庸》講:「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有人生知安行,有人學知利行,有人困知勉行,人的天分不同,但他們最終對人生的領悟是一樣的(合於道),他們所達到的生命境界也是一樣的(依道而行,獲得人生最大的成就)。
3. 人如果學成,那麼其言行就完全合於天道。這個時候,他處於任何位置,應對任何情形,都是由良知主宰。他是宰相,也是按照良知來做事,他是農夫,也是按照良知來做事。他們世俗的功業可能不同,但是他們生命的品質是一樣的。邵康節講:「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伐一局棋。」堯帝雍雍穆穆的禮樂教化,和飲三杯酒時所表現出的禮節,其力道是一樣的;湯武征伐商紂王,其心力和對待一局棋是一樣的。三杯酒和唐虞風化之盛,伐紂和下棋,在世俗看來,功業相差懸殊;而就當事人良知的運用而言,力道是一樣的,皆是全力以赴。
陸象山先生說:「獅子抓兔,皆用全力。」獅子不管是捕獵大的動物,還是小的動物,它捕獵時都是全力撲上去。獵物不同,而其用心是一樣的。
人的成就如何,功業如何,就在於人的一生是怎麼過的。如果我是頂天立地過的,那我的一生就是頂天立地的。如若我患得患失地過,那我的一生就是患得患失的。外在的一切評鑑都不能論定我的人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的人生過得怎麼樣,只在我自己如何用心。由此看來,人如果學成,無論其境況如何如何,其生命都如往聖先賢一般光輝。孟子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論天分,即是論個人的才智、個人的家境等等,也就是「人爵」;而論學,則是學忠信仁義,那就超越人爵了。在「天爵」上,我們的「命」完全是由我們自己「造」的。
四、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①。
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今譯
有人問心齋先生「智者沒有疑惑,仁者沒有憂慮,勇者沒有恐懼」這句話的意思。
心齋先生說:「我體知天道,還有什麼疑惑呢?我樂於天道的安排,還有什麼憂慮呢?我與天道相合,還有什麼懼怕呢?」
簡注
①《論語·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實踐要點
1. 心齋說的知天,不是對外在事物的認知,而是對內的體知。不是「我知道你叫什麼名字」的這個知,而是「我知道餓了,知道渴了」的這個知。「見父自然知孝」,我見到父親,心中自然升起孝心,便自然而然去行孝了。這個行孝,是完全依照良知來做的,也就是完全依照天道來做的。我在按照天道做事情的時候,我自身有個理直氣壯的感覺,天經地義的感覺——行孝這件事誰也不能攔住我。這就是知天。所以知天就是依照天道而行的時候,自己對自己的一種內在的覺知,這種覺知伴隨著一種理直氣壯、天經地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感受。
同樣的,我按照天道,也是按照良知,對父親行孝的時候,我心中必然生起快樂。心齋先生說的「樂天」即是此意。樂天,不是「聽天由命」。而是發揮自己的本性,在天地間自強不息地、依照天道地生活,並且在此過程中感到由內心透出的快樂。所以「知天」,是人在言行「同天」的時候,對自身行為的覺知,覺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確鑿無疑,所以說「無惑」。
樂天是人在言行「同天」的時候,對自己本性的滿意,對天道給自己的安排的滿意——上天怎麼偏偏把我的本性安排為孝悌慈,而不是不孝、不悌、不慈?我極其樂意接受這個安排。在我的一言一行與天道相合的時候,我感到心滿意足。所以我還有什麼憂愁呢?而「同天」,則是自己的言行合於天道,與天一樣剛健不息。
2. 有人慾,人和天就分離了。我們便有了很多安排、計較、盤算。有的人把這一套玩得精明,這便是世俗所謂的「智」,而實則是人的自以為是。孔子說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不接受天命,而靠自己的小聰明,做生意,每每臆測都能夠賺到錢。這個小聰明,卻成了子貢生命上升的障礙。如果受命,則一言一行出自天德良知,沒有不合道義的地方,所謂目代天視,耳代天聽,神感神應。這才是真正的「智」,以及「知天」。
3. 世上有一種仁厚的人,處處展現出親切有禮,然而仁厚更多的是一種「策略」。這類人深知,表現出仁厚的樣子會讓自己的生活與事業順暢很多,而內心並不一定真的仁厚。這樣的人常常壓抑自己,有時候,壓抑不住了,會突然爆發,甚至歇斯底里,與原先仁厚的樣子判若兩人。即便沒有出現這種「爆發」,這樣的人也常常是委屈自己,常常一個人發愁。世上有許多這樣仁厚的「老好人」。這種仁厚,不是真正的「仁」。它是出於對世間功利人情的愛好而產生的。而真正的仁,基於對天道的愛好,而非對凡俗的愛好,所謂「樂天」。樂俗,便是一副仁厚的老好人的模樣(亦即「鄉愿」),並有無窮憂愁;樂天,便是真正的「仁」,並且沒有憂愁。
4. 曾子說:「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我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不合於良知(也就是「不直」,即「不縮」),即便面對一個尋常百姓,我難道不覺得理虧嗎?如果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完全是出自良知,即便面對千萬人,我也勇往直前。在自己不合於道的時候,那我就得泄氣,就得理虧。如果這時候,我還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這就不是勇,而是逞匹夫之勇、逞口舌之能。之所以要逞能、逞匹夫之勇,恰恰是因為擔心自己不能,害怕別人看破。所以,這種匹夫之勇往往是伴隨著恐懼的。有很多地痞流氓,他們表現出一副橫行霸道的樣子,實則是欺軟怕硬的。所以,唯有與天同者,才能夠不懼一切,只要合乎道義,雖千萬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