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章
美麗的法蘭西
啊，法蘭西這美好的國家，
給我留下了多麼愉快的回憶！1
1.在大門外面
法蘭西對我是關上了門的。1851年夏，我到達尼斯一年後，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長萊昂·福適，要求他允許我到巴黎去幾天。我說：「我在巴黎有一幢房子，我必須處理一些它的事。」認真的經濟學家不得不對這證明讓步，我拿到了在巴黎停留「最短時間」的許可。
1852年，我申請通過法國前往英國，遭到了拒絕。1856年我打算從英國回瑞士，再度申請簽證，又遭到了拒絕。我寫信給弗里堡州議會說，我與瑞士隔絕了，只能秘密前往，或者通過直布羅陀海峽，最後，還可通過德國，但這很可能會使我走進彼得保羅要塞，而不是回到弗里堡，因此我要求州議會與法國外交部進行交涉，為我申請通過法國的權利。州議會於1856年10月19日給了我下面的覆信：
「親愛的先生：
「根據您的要求，我們委託瑞士的部長在巴黎採取必要的步驟，為您獲得通過法國返回瑞士的准許。現將瑞士部長收到之答覆原文抄錄如下：『瓦萊夫斯基先生2考慮到這一事件之特殊重要性，必須就此事與內政部同僚進行磋商，現據內政大臣答覆，去年8月他已不得不拒絕赫爾岑先生在法國過境之權利，現在他無法改變自己的決定……』」
我與法國人除了一般的相識以外，沒有任何交往，我沒有參與他們的秘密活動，也沒有加入任何團體，那時我已全心全意在從事對俄國的宣傳了。這一點法國警察，那唯一無所不知的、唯一以全體人民為後盾的、因而也是無限強大的法國警察，是了如指掌的。他們對我生氣是為了我的文章和聯繫。
不能不說，他們的生氣已越出了範圍。1859年我和我的兒子到布魯塞爾去了幾天。不論在奧斯坦德還是布魯塞爾，都沒有驗看我的護照。過了六天，我晚上回到旅館，茶房給我蠟燭時對我說，警察局要查驗我的護照。我說：「他們總算想起來了。」茶房隨我走進房間，取了護照。十二點多鐘，我剛睡下不久，茶房又敲門了，送了一個大信封來，那是公文。他說：「司法部長向先生問好，請您在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前往治安司去一次。」
「你就為這一點事半夜裡把我吵醒嗎？」
「他們立等回音呢。」
「誰？」
「警察局的人。」
「你告訴他們，我會去的，再告訴他們，半夜以後送這種請帖未免小題大做。」
然後我像努林3一樣「吹滅了蠟燭」。
第二天早上八時又有人敲門了。不難猜到，這又是比利時司法部在搗亂。「進來！」
進來了一位先生，打扮得清潔整齊，衣冠楚楚，戴著嶄新的帽子，掛著又長又粗的鍍金表鏈，穿著全新的黑上裝等等。
我剛穿上一半衣服，因此與那位先生構成了奇怪的對照。這個人一定從早上七點起就在梳妝打扮，目的無非要表示他是一個正人君子，即使這是假象也好。優勢當然在他那邊。
「請問，閣下是父親赫爾岑先生嗎？」
「這得看情況而定，因為我既是父親，也是兒子。」
暗探一聽大感興趣。
「我是來找您的……」
「是要通知我，司法部長要我在十一時前往治安司吧？」
「一點不錯。」
「其實部長何必勞您大駕，這麼早跑來找我？昨晚半夜，他的公文已叫醒過我一次，這還不夠嗎？」
「那麼您會去？」
「毫無疑問。」
「您認識路嗎？」
「怎麼，您是奉命護送我的？」
「不敢，您怎麼這麼想！」
「既然這樣……」
「祝您早安。」
「再見。」
十一時整，我已坐在比利時治安司司長的辦公室里。
他拿著一本記事本和我的護照。
「對不起，我們打擾了您，但您明白，這涉及兩個小小的情況：第一，您的護照是瑞士的，但……」他用警察敏銳的觀察力打量著我，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但我是俄國人。」我接口道。
「不錯，我承認，這使我們覺得奇怪。」
「為什麼？難道比利時的法律禁止改變國籍嗎？」
「那麼您？……」
「十年前我在弗里堡州莫拉特鎮的沙特爾鄉加入了瑞士國籍。」
「當然，如果這樣，那麼我是不應該懷疑的……我們現在談第二個難處。三年前，您申請前來布魯塞爾，沒有獲得准許……」
「對不起，根本沒有這回事，也不可能有。我從未被比利時驅逐過，如果我懷疑我有權進入布魯塞爾，那麼我對自由的比利時會有什麼看法呢？」
治安司長有些不好意思。
「然而這份……」他打開了記事本。
「很清楚，那上面記的一切並不完全可靠。您瞧，您連我入瑞士國籍的事也不知道呢。」
「是的。德爾皮埃爾領事4閣下……」
「您不必費心，我可以把其餘一切告訴您。我問貴國駐倫敦的領事，我能不能把我的俄文印刷所遷往布魯塞爾，那就是說我的印刷所是否可以安然無事，只要我不插手比利時的事，而我從未想過問比利時的一切，這是您很容易相信的。德爾皮埃爾先生請示了部長。部長請他讓我放棄遷移印刷所的打算。貴國領事覺得不好意思把部長的答覆用書面通知我，因此托我們共同的朋友路易·勃朗把這消息轉告我。我向路易·勃朗表示了謝意，請他叫德爾皮埃爾先生放心，並告訴他，我得知印刷所不能遷往布魯塞爾以後，並不在乎，我還說：『如果領事先生要通知我的是相反的消息，即我和我的印刷所將永遠不准離開布魯塞爾，也許我還不致這麼滿不在乎。』您瞧，一切細節我全都記得很清楚。」
社會安全的保衛者稍微清了清嗓子，看了看記事本，提出道：
「確實這樣，我沒注意這是談印刷所的事。不過我認為，您還是必須得到部長的准許；否則，不論這對我們多麼不愉快，我們只得要求您……」
「我明天就走了。」
「請原諒，誰也沒有要您這麼快就離開，您可以在這兒再待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我們談的是定居……我幾乎相信，部長也會批准這事。」
「也許將來我會向他請求，但目前我絲毫不打算在布魯塞爾多作停留。」
事情也就這麼結束了。
「哦，我忘記了一點，」小心翼翼的治安保衛者結結巴巴地解釋道，「我們是小國，是小國，這就是我們的困難。有些考慮……」他好像覺得羞於出口。
兩年以後，我住在巴黎的小女兒病了。我重又申請簽證，佩爾西尼5又拒絕了。這時，克沙維里·布拉尼茨基伯爵6在倫敦。在他家吃飯時我講起了這件事。
「您寫一封信給拿破崙親王，」布拉尼茨基說，「我替您交給他。」
「我何必給親王寫信呢？」
「這說得對，您乾脆寫信給皇帝。我明天就動身，後天您的信就會到他手裡。」
「那倒是很快，讓我想想。」
回到家中，我寫了下面這封信：
「陛下：
「十多年前，由於貴國政府的決定，我被迫離開了法國。那以後，我曾兩度獲准前去巴黎。7後來，我進入法國的權利便一再遭到否定，然而我的一個女兒在巴黎受教育，我又有一幢房屋在那兒。
「因此我不揣冒昧，直接向陛下申請允許我進入法國，在巴黎停留一段必要的時間。我懷著希望和敬意等待您的批准。
「陛下，我可以無條件向您保證，我之要求前往法國，絕無絲毫政治目的。
「特此申請，恭候您的決定。
亞·赫爾岑
1861年5月31日
於倫敦西伯恩街
奧爾塞特大廈」
布拉尼茨基認為信寫得乾巴巴的，也許不能達到目的。我對他說，我不能改寫，如果他願意效勞，就請代為轉交，但為了審慎起見，也不妨把它丟在爐子裡。我們談話時已在火車站，他隨即走了。
但過了四天，我從法國大使館收到了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先生：
「茲奉皇上命令通知閣下：皇上已同意您5月31日信上的要求，准許您在任何時候，凡需要辦理您的事務時，進入法國，並在巴黎暫住。
「因此您可以在整個帝國境內，按照公認的規定自由旅行。
「向您問好。
巴黎警察局第一辦公室
1861年6月3日於巴黎」
信尾的署名奇形怪狀，歪歪斜斜，什麼都像，唯獨不像那位局長的姓Boitelle。
當天我還收到了布拉尼茨基的信。拿破崙親王給了他下面這張皇帝的便條：「親愛的拿破崙，我通知你，我剛才已批准赫爾岑先生8前來法國，命令給他辦理入境簽證。」
隨著這一聲「升起！」放下了十一年之久的攔路木終於升起了。一個月後，我動身前往巴黎。
2.在城牆裡邊
在加來，臉色陰沉、留大鬍子的憲兵站在路障旁邊喊著：「厄爾丁太太！」凡是從多佛爾坐船到達這兒的旅客，上岸以後，便被海關和其他檢查機關人員趕進石造的大倉庫，然後排成隊，一個個通過路障進入法國。旅客走過時，憲兵發還護照，警官則用眼睛盯住你看，如果認為必要，便用話盤問你，直到他們滿意，認為你對帝國並無危害時，才放你越過路障。
但是這一次，旅客們聽到憲兵的喊聲，沒有一個人上前。
「奧格爾·厄爾丁太太！」憲兵揮著護照，提高嗓音又喊了一遍。還是沒人答應。
「怎麼回事，沒人叫這個名字不成？」憲兵喊道，重新看了看護照，又喊道：「奧格爾·厄爾丁小姐！」
直到這時，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也就是我的女兒奧莉加才猜到，那位秩序的保衛者聲嘶力竭地喊叫的便是她的名字。
「到這兒來，把你的護照拿去！」憲兵惡狠狠地命令道。
奧莉加拿了護照，靠在邁森布格太太身邊，小聲問她道：
「這是皇帝嗎？」
這是1860年她遇到的事，可是一年以後我的遭遇更壞。我不是在加來的路障（它現在已經沒有了）旁邊，而是在每個地方：在車廂內，在馬路上，在巴黎，在外省，在家中，在夢中，在不做夢的時候，都看到有一個留長鬍子的、鬍子的每一根都塗了蠟的皇帝站在我面前，把他沒有光線的眼睛、沒有聲音的嘴巴對準了我。不僅憲兵按照自己的地位有點像皇帝，使我想起拿破崙三世，而且所有的士兵、店員、茶房，尤其是火車和公共馬車的管理員，都像一個個拿破崙。正是在1861年的巴黎，在市政廳（1847年我還充滿敬意地瞻仰過它）前面，在聖母院前面，在愛麗舍田園大街和所有的林蔭道上，我才真正領會了大衛王在《詩篇》中懷著諂媚的絕望心情向無所不在的耶和華訴說的話：不論他跑到哪裡，他都無法躲開他：「我到水中，你在那裡，我到陸上，你在那裡，我到天上，你自然也在那裡。」9我走進黃金酒家吃飯，拿破崙的一個化身馬上會出現在餐桌對面，圍著餐巾要調料；我上劇場，他又坐在同一排位子上，可能另一個還會出現在舞台上。我為了躲避他到了城外，他又跟著我來到了布洛涅樹林那邊，上裝鈕子扣得緊緊的，塗蠟的鬍子尖翹得高高的。哪裡沒有他呢？在馬比耶咖啡館的舞會上？在馬德蘭教堂做彌撒的時候？不過哪怕在這些地方也是一定能見到他的。
「革命體現在人的身上」，這是梯也爾時期的空頭理論家和路易-菲力普時代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們心愛的一句口頭禪。這裡的情形更為玄妙：「革命和反動」，秩序和混亂，前進和倒退，都體現在一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又反過來體現在一切行政機構中：從部長到鄉村警察，從議員到村長……像步兵一樣分布在陸地上，像艦艇一樣分布在海洋上。
這個人不是詩人，不是先知，不是勝利者，不是怪物，不是天才，不是學者，只是一個冷漠的、沉默的、憂鬱的、難看的、工於心計的、頑強不屈的、枯燥乏味的「既不胖也不瘦的中年紳士」10，資產階級法國的資產者，命運的寵兒，一個偉大人物——偉大平民的侄兒。他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切突出方面，人民的一切願望，使它們歸結為他一個人，正如高山的山峰或金字塔的尖頂構成了這些龐然大物的終點一樣。
在1849年和1850年，我對拿破崙三世還認識不清。當時那些民主主義的漂亮詞句迷惑了我，使我不能準確估價他。111861年是帝國最美好的年代之一，一切欣欣向榮，一切都處在平衡與和諧的狀態，服從於新的秩序。不同的政見和大膽的思想恰到好處，可以造成必要的陰影，增加一些辛辣的香味。拉布萊12非常聰明，故意用讚美紐約來抨擊巴黎，普雷沃-帕拉多爾13則用讚美奧地利來挖苦法國。米賴斯事件14遭到了不指名的批評。可以對教皇進行不公開的咒罵，也可以對波蘭解放運動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有的團體內投石黨15精神蠢蠢欲動，正如40年代我們一些老朋友在莫斯科的高談闊論一樣。甚至在名流中間也出現了心懷不滿的人，他們有些像我們的葉爾莫洛夫16，但都是文人，如基佐。其他一切也都遭到了指摘。但誰也沒有抱怨，大家甚至歡迎這種休閒狀態，就像經過謝肉節七天的大吃大喝之後，在四旬齋第一周吃到洋姜和蔬菜，還會覺得別有風味。那些對齋期的素食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很難領會這種樂趣，但他們離開了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後，便會帶著被矯正的口味從朗貝薩或馬扎斯監獄回來。「偉大的軍隊」17已被偉大的警察所取代，它遍布各地，無時不在。文學界風平浪靜——在從前波濤洶湧的海洋上，只剩了拙劣的船夫在悠閒地搖著拙劣的小船。庸俗的戲劇占領了所有的舞台，使人看後回到家中便昏昏欲睡，到了早上又由空洞無物的報紙繼續發揮這種作用。從前意義上的新聞界已不復存在。重要的報刊不是代表觀點，只是代表利潤。倫敦報紙的社論是用精煉的、樸實的文字寫的，正如法國人所說，是「有血有肉」的，讀慣它們以後，看到法國的社論，便覺得難以卒讀。它們沒有內容，只有華麗的辭藻和老生常談，那些虛張聲勢的高調不僅可笑，而且由於明顯違背事實，更令人作嘔。人們卻照例要多災多難的民族把希望寄托在法國，認為它依然站在「偉大運動的前列」，依然是給世界帶來革命、自由和1789年的偉大原則的那個法國。反對派已龜縮在波拿巴主義的旗幟下。這只是深淺不同的同一顏色，它們的差異與水手表示中間風向的符號差不多N.N.W.，N.W.N.，N.W.W.，W.N.W.……波拿巴主義有瘋狂的、激烈的、溫和的之分，還有君主主義的波拿巴主義，共和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波拿巴主義，和平的、戰鬥的、革命的、保守的波拿巴主義，最後，還有羅亞耳宮的波拿巴主義和杜伊勒里宮的波拿巴主義18……每到深夜總有一些先生奔走於各個編輯部，如果發現報紙的指針過於偏向北、東或西，便趕忙把它撥正。他們按照警察局的時鐘校正時間，刪改、補充和拼湊下一期的版面。
……我在咖啡館裡看晚報，據說米賴斯的律師拒絕透露利用的資金數目，因為這牽涉到一些「地位顯赫的人物」。於是我對一個熟人說道：
「但是為什麼檢察官不責令他講，為什麼報紙不堅持這一點？」
熟人拉了拉我的大衣，向周圍瞧瞧，又用眼睛、胳臂和手杖向我示意。我沒有在彼得堡白住，馬上領會了他的意思，便開始跟他討論用塞爾查礦泉水沖苦艾酒的問題了。
走出咖啡館，我看到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伸出小小的雙手迎面跑來。走近以後，我發現這是達里蒙19。
「您回到了巴黎，一定覺得很高興吧。」這位左派議員說道。「啊，我想一定是這樣！」
「不見得太高興！」
達里蒙一下子愣住了。
「哦，達里蒙太太和您的孩子好嗎？要是他的身材沒按照父親的規格生長，他現在想必很高了吧？」
「一切照舊，哈哈，很好。」於是我們分手了。
在巴黎我感到窒息，直到一個月以後，當我透過雨和霧，重又望見英國那泥濘的白堊質海岸時，我的呼吸才覺得自由。在路易-菲力普時代，一切都像太小的靴子，使你感到夾腳，現在，這雙靴子卻變成了腳鐐。我沒有經歷過在建立和鞏固新秩序的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變化，我是在相隔十年之後來到這裡，我面對的一切都已定型和完成了……何況巴黎已面目全非，它那些改建過的街道20，尚未完工的宮殿，尤其是我所遇見的人，都使我有陌生的感覺。這不是我愛過和恨過的那個巴黎，不是我從童年起嚮往過的、後來又帶著詛咒離開的那個城市。這是已失去了個性的巴黎，冷靜的、不再沸騰的巴黎。一隻強有力的手壓在它的身上，隨時隨地準備收緊韁繩——但目前還沒有必要。巴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第二帝國，以前那個時代所表現的一切習慣幾乎已蕩然無存。「不滿者」喪失了嚴肅和堅強的一切，不再足以與帝國相抗衡。塔西佗式共和主義者的回憶和社會主義者的模糊理想，並不能動搖皇上的寶座。對付「幻想」，警察的監督是不必鄭重其事的，在它看來，它們並無危險，只是有些妨礙治安和秩序。「回顧」比「希望」更麻煩，對奧爾良派更需要嚴加防範。有時專橫的警察會突然伸出拳頭，顯得不可理喻和粗暴，但這能夠引起對它的畏懼感；它故意在兩個街區製造了兩個月的恐怖氣氛，然後又縮回了警察局的後院和政府機關的走廊。
實際上一切都平靜無事。兩次最激烈的抗議並非來自法國人。皮亞諾利和奧爾西尼的行刺是為義大利復仇，為羅馬復仇。奧爾西尼的行動使拿破崙嚇破了膽，這成了給予最後一擊（慈悲的一擊21）的充足藉口。他成功了。國家頒布了法律22，為埃斯皮納斯23制訂黑名單提供了根據。它需要恐嚇，讓大家明白，警察不會在任何行動面前退縮，它需要摧毀一切關於權利，關於人的尊嚴的概念，需要用強權來戰勝公理，讓大家學會尊重暴力，承認暴力的權威。在肅清巴黎的嫌疑分子以後，埃斯皮納斯命令各省警察局：每省必須發現一件陰謀，查獲的參與陰謀的帝國敵人不得少於十人，並把他們逮捕後押送內政部聽候處理。內政部有權不經法院審問，將罪犯送往卡宴或朗貝薩，也不必提出報告，承擔任何責任。任何人一經流放便完了，既不能申訴，也無權提出抗議，他們未經法律審問，唯一獲救的希望只是皇帝的大赦。
「我收到了這命令，」H警察局長對我們的詩人費·丘24說道，「怎麼辦？我左思右想……非常為難，無計可施，但最後想出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辦法。我派人把警官找來，對他說，您能在最短時間內給我弄到十個亡命之徒，或者還沒被法院判刑的盜賊之類的人嗎？警官說，這再也容易不過。好，那就把名單開給我，我們今夜就行動，逮捕他們，然後作為騷亂者解送內政部。」
「以後怎麼樣？」丘問。
「我們把他們送往內政部，內政部便把他們送往卡宴；全省都很滿意，向我表示感謝，說我輕而易舉解決了治安問題。」善良的警察局長笑著補充道。
政府在恐怖和暴力的道路上走累以前，民意和輿論已俯伏在它的腳下。於是無聲的、安靜的太平盛世到來了。警察額上的皺紋逐漸平伏，暗探眼中囂張、挑釁的目光，巡官臉上兇惡的表情也變得和緩了；皇帝開始設想各種聰明仁慈的自由和人民的權利。忠心耿耿、堅定不移的大臣對他的自由主義熱情紛紛提出了規勸。
……1861年起，巴黎的門向我打開了，我路過了巴黎幾次。起先我總是匆匆離開，後來情況改變了，我習慣了新的巴黎，不再對它生氣。這是另一個大都市，一個陌生的城市。智力活動和科學都已退到塞納河對岸，看不到了；政治生活也無聲無息。拿破崙給予了「廣泛的自由權」；掉了牙齒的反對派抬起禿頂的腦瓜，重又唱起了40年代的老調；工人不信任他們，沒有作出反應，只是為自己的聯合和協作進行微弱的努力。巴黎日益成為歐洲的共同市場，一切從世界各地湧入和匯集在那裡：各國的商人、歌星、銀行家、外交家、貴族、藝人都來到這裡，德國人也變得空前之多。口味、情趣、語言——全都變了。富麗堂皇，庸俗奢靡，以及珠寶鑽石、黃金白銀的價值，代替了從前的審美觀念；服裝和首飾不是表現愛好和趣味，而是顯示它們的價格和擁有者的支付能力。人們不斷談論的是利潤、賭博、地位和資金。妓女取得了夫人的風度。女子教育落到了義大利從前的水平。
「帝國，帝國……這便是罪惡和災難的根源……」
不，原因更為深刻。
「陛下，您患了癌症。」安東馬基25說。
「我得的是滑鐵盧症。」拿破崙一世回答。
要知道在這裡，兩三次革命流產了，它們生下的是不足月的死嬰。
法國之所以小產，是因為它過早也過於匆忙地進入分娩期，想用剖腹產幫助胎兒降生，還是因為它對丟掉腦袋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對丟掉思想卻毫無準備？是因為它把革命變成了一支軍隊，而給人的權利灑上了聖水，還是因為群眾矇昧無知，革命也不是為農民進行的？
3.噩夢26
光明萬歲！
理性萬歲！27
俄國人由於附近沒有大山，總是說：「家神壓得我喘不出氣。」這也許更準確。真的，好像什麼人掐住了我的脖子，夢是清楚的，但非常可怕，呼吸困難，又特別需要呼吸，脈搏加快了，心臟跳得劇烈而急促……仿佛有什麼在追趕你，但跟在你背後的既像是人，又像是鬼，而在你眼前閃動的是早已忘卻的影子，它們使你想起另一些歲月，另一個年紀的事……到處是深淵，是峭壁，一失足就沒有救了；你飛進了黑暗的空間，不禁失聲大叫，你驚醒了……從夢魘中醒來，額上淌著汗，呼吸急促，你趕緊走到窗口……清新的曙光照在院子中，風把迷霧吹向一邊，你聞到了花草樹木的香味，聽到了窸窸窣窣的聲音……依然是我們人間的一切……於是你安心了，對著早晨的空氣深深呼吸。
……前幾天我也好像給家神壓得喘不出氣，但不是在夢中，是在白天，不是在床上，而是在書中，當我從書中回到現實世界時，我幾乎脫口喊叫：「理性萬歲！我們平凡的、人間的理性萬歲！」
老人皮埃爾·勒魯是我三十年來一直尊敬和愛戴的，他給我送來了最後一本作品，要求我務必讀一下，「至少讀讀正文，註解等以後什麼時候讀都成」。
「《約伯記》，五幕悲劇，以賽亞著，皮埃爾·勒魯譯」。28這不僅是翻譯，也是對當代問題的應用。
我讀了全部正文，憂鬱和恐懼壓在我心上，我要尋找窗口。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是什麼經歷培育了這樣的頭腦，這樣一本書？誕生這麼一個人的祖國在哪裡，它和他的命運又是什麼？只有偉大的心靈才會這麼如醉如痴，這是漫長而曲折的發展的結果。
這本書是瘋狂的詩人的囈語，他的頭腦中還殘留著事實和概念，希望和形象，但已失去了意義；他還保存著感覺、回憶、程式，但沒有保存理性，即使它還存在，也只是為了後退，為了分解成它的各種因素，從思維走向幻想，從真理走向玄學，從推論走向神話，從知識走向啟示。
到了這裡已無路可走，接著出現的只能是強直性昏厥狀態，皮蒂婭29或薩滿教巫師的神靈附身，伊斯蘭托缽僧的癲狂跳躍，桌子的無意識旋轉30……
革命和魔法，社會主義和塔木德31，約伯和喬治·桑，以賽亞32和聖西門，紀元前的1789年和紀元後的1789年——一切都融和在希伯來神秘哲學的熔爐中了。從這些牽強附會、互相排斥的結合中能產生什麼呢？人只有在這種無法消化的食物中病倒，喪失對真理的健康感覺，對理性的熱愛和尊重。這個老人被遠遠地拋出了原來的軌道，原因何在呢？他本來站在社會運動的前列，充滿著激情和愛心，為弱小的弟兄們發出過浸透憤懣和同情的震撼心靈的呼聲。我還記得那個時期。我們在40年代總是稱他「紅色的彼得」33；總是熱情洋溢超出分寸的別林斯基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紅色的彼得成了我的基督。」可就是這位導師，這個發出過生氣勃勃、振奮人心的聲音的人，經過十五年在澤西島上的流放生活之後，帶給我們的卻是《薩馬列茨海灘》和《約伯記》34。他宣講的是靈魂的輪迴轉化，他是要在另一個世界中尋找出路，對這個世界他已失去信心。法國和革命欺騙了他；他想在彼岸世界中建造自己的神殿，在那個世界裡沒有欺騙，而且什麼也沒有，正因為這樣，它為幻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也許這是一種個人的病態表現——一種特異的反應？牛頓有自己的《約伯記》，奧古斯特·孔德也有自己的精神錯亂症。35
也許……但是你拿起第二本、第三本法文書，它們依然是《約伯記》，全是使頭腦糊塗，使胸口感到壓抑的東西，這該怎麼說呢？它們使人急於尋找光明和空氣，它們帶有心靈混亂和精神不健全的痕跡，仿佛迷失了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用個人的癲狂來解釋了，相反，應從普遍瓦解中尋找局部現象的原因。我正是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國傑出人才中看到了疾病的跡象。
這些巨人無所適從，開始陷入了重重的夢鄉，沉浸在漫長而狂熱的期待中，日常的痛苦和刻不容緩的心情使他們感到睏倦，他們在半睡眠狀態中講著胡話，希望我們，也希望自己相信，他們看到的是真實，而現實生活只是噩夢，轉眼就會消失，特別是在法國。
他們悠久的文化中取之不盡的財富，他們蘊藏豐富的理論和形象，在他們的頭腦中閃爍，但是正如海上的磷光，並不能照亮什麼。在開始到來的大動亂面前，一股旋風把兩三個世界的殘餘卷到了這兒，送進了那些偉大的頭腦中，但是它們沒有結合為一個整體，沒有聯繫，沒有科學。他們的思想的發展過程，對我們是不可理解的，他們從言語走向言語，從一種矛盾走向另一種矛盾，從對立走向對立的統一，但沒有解決問題；符號被當作了存在，願望被當作了事實。他們有的只是偉大的理想，卻沒有實現理想的手段和明確的目標，那是沒有完工的圖樣，並不徹底的思想，暗示，概數，預言，裝飾音，壁畫，阿拉伯花紋圖案……法國從前所誇耀的嚴密體系，他們沒有，他們也不想探索真理，因為它在現實中是這麼可怕，在它面前他們背轉了臉。虛假而牽強的浪漫主義，華麗而浮誇的辭藻，使他們對一切單純而健康的事物失去了興趣。
比例消失了，前景是虛假的……
談論靈魂在星球上的旅行，談論讓·勒諾36的天使村莊，談論約伯和蒲魯東，蒲魯東和死去的女人的對話，這還沒什麼；把人類的整個一千零一夜歸結為一則寓言，為了對莎士比亞的愛和尊敬，把金字塔和方尖碑，奧林匹克山和《聖經》，亞述和尼尼微都堆在他的身上，那也沒什麼。但是把這一切硬塞進生活中，弄得人目迷五色，不辨真假，以便造成幻覺，仿佛在恥辱和深淵的邊緣上，「幸福已在眼前，希望即可實現」，那麼叫人能說什麼呢？把過去的榮譽塗在腐爛的傷口上，把鬆弛的面頰上的梅毒斑點說成青年人的紅暈，那叫人又能說什麼呢？
在墮落的巴黎面前，在它最不值得同情的一個時期，當它穿上華麗的號衣，為外國地主的慷慨解囊沾沾自喜，在世界市場上飲酒作樂時，一個老詩人卻對著它頂禮膜拜。他向巴黎歡呼，說它是人類的指路明星，世界的良心，歷史的頭腦，要它相信，戰神廣場的市集是民族友好和世界大同的開始。37
讓淺薄的、渺小的、自滿的、傲慢的、愛好奉承的、驕縱的一代陶醉在讚美中，支持空虛而退化的兒孫們的自滿情緒，用天才的頌揚掩蓋他們鄙陋而沒有價值的生活，這是巨大的罪惡。
把現代巴黎打扮成救主和世界的解放者，讓它相信它的墮落是偉大的，它實際上並沒有墮落，這無異是要樹立神聖的尼祿、神聖的卡利戈拉、神聖的卡拉卡拉的形象。38
區別只在於塞內加們和烏爾比安們是執政和掌權的39，而雨果是在流放中。
除了諂媚以外，概念的模糊，意向的混亂，理想的幼稚，都是令人吃驚的。走在前面領導別人，自己卻待在黑暗中，對光明並無熱烈的嚮往。大家談論人類的進步，社會的改造……但是怎樣改造，改造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在皮埃爾·勒魯的彼岸世界中，在維克多·雨果的此岸世界中，同樣是不清楚的。
「在20世紀它會成為一個美好的國家。它將是偉大的，同時又是自由的。它將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國家，富裕的國家，思想深刻的國家，和平的國家，對其餘一切人類充滿同情的國家。它將表現出大姐親切高尚的風度。
「這個給世界帶來光明的中心，這個作為人類的模範工場，世界各國建設的模式的國家，它的心臟和頭腦便是稱作巴黎的地方。
「這個城市的唯一缺點是：誰掌握了它，世界就會從屬於他。人類得跟著它走。巴黎是為整個地球存在的。不論你是誰，巴黎是你的主人……它有時走錯路，看不清事物，分不清好壞……從全世界的意義說更壞的是，它有時失去了方向盤，只得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現實的巴黎似乎不是這樣。我不相信這個巴黎，這是幻影，然而在強大的曙光面前，短暫的、渺小的黑影是不足為慮的。
「只有野人才怕暫時的日蝕。
「巴黎是燃燒的火炬；燃燒的火炬有自己的意志……巴黎正在清除自身的一切污穢，它已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廢除了死刑，把斷頭台送進了拉羅凱特監獄40。在倫敦有絞刑，在巴黎卻不再使用斷頭台了。如果再在市政廳前面豎起斷頭台，它將遭到石塊的攻打。在這種環境中行刑是不可能的。剩下的事只是把城市所廢除的東西從法律中加以廢除！
「1866年是民族衝突的一年，1867年是它們會面的一年。巴黎博覽會是全世界的大集會，進步車輪上的一切障礙、制動器、剎車都被剷除了，打得粉碎了……戰爭不可能了……為什麼要展出大炮和其他軍事裝備？……難道我們不知道戰爭已經死了？在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的那一天，它已經死了，只是像鬼影一樣在徘徊；伏爾泰和革命再一次殺死了它。我們不相信戰爭。所有的民族在博覽會上和睦相處，所有的民族匯集在巴黎，來到了法國；大家知道，有一個太陽的城市……必須愛它，祝賀它，讓它永遠存在！」41
民族的概念在博愛中化為烏有，自由證明人類已進入成年時期，雨果為此感動不已，呼喊道：「啊，法蘭西，再見吧！你太偉大了，不再僅僅是祖國；應該與成為女神的母親分手了。再前進一步，你就會消失，取得新的面貌；你這麼偉大，很快就會沒有了。你將不再是法國，你將成為全人類。你不再是一個國家，你將成為全世界。你註定了要化成萬丈光芒……勇敢地挑起無限的重擔吧，像雅典成為希臘，羅馬成為基督教王國一樣，你法國也將成為整個世界！」
我讀這幾行時，面前正放著一份報紙，一篇天真的通信這麼寫道：「目前在巴黎發生的一切，不僅對當代人，而且對未來的幾代，都有重大影響。人群聚集在博覽會上飲酒作樂……一切國界都消失了，到處燈紅酒綠，在飯店和私人住宅中，尤其在博覽會上，全都這樣。各國國王的到來終於使大家欣喜若狂。整個巴黎成了歡樂的酒神節宴會。
「昨天（6月10日）狂歡達到了頂點。當戴王冠的人們在金碧輝煌的王宮中歡飲時，群眾聚集在周圍的街道和廣場上。在河濱一帶，在瑞華利街上，在卡斯蒂利翁街上，在聖奧諾萊街上，按照各自的方式歡宴的群眾達到三十萬。從馬德萊教堂到雜耍劇院，人們都在瘋狂地唱歌跳舞，不拘禮節地飲酒；到處是敞篷大街車，張燈結彩的公共馬車和搭客馬車，拉車的馬疲憊不堪，受盡了折磨，在人山人海、萬頭攢動的林蔭道上慢條斯理地行走，幾乎無法前進。這些馬車上也擠滿了人，有的站著，有的坐著，但大多是躺著，男男女女，橫七豎八，拿著酒瓶，用歡笑和歌聲與行人互相唱和。咖啡館和飯店也擁擠不堪，吵吵鬧鬧；有時從叫喊和歌聲中會傳來馬車夫的粗野咒罵，或者酗酒者友好的爭吵……在大街上，在小胡同中，都可見到死一般醉倒在地上的人，連警察也似乎無事可干而不見了。」那篇通信最後寫道：「我從未在巴黎看到過這樣的情景，儘管我已在這兒生活了二十多年。」
這是在街上，或者照法國人說的，「在陰溝里」，至於在燈火輝煌的宮廷內……在這些耗費了幾百萬法郎的節日中，情形怎樣呢？
帝國歡慶活動的官方記事人這麼寫道：「在市政廳舉行的舞會上，各國的君主直到兩點左右才離開……馬車無法準時到達，也無法把八千人送走。時間一點鐘一點鐘過去，客人睏倦得再也支撐不住，夫人們坐在一級級樓梯上，還有的乾脆躺在大廳的地毯上，靠在僕人和守衛人的腳邊睡著了，先生們為了找她們，踢馬刺鉤住了她們的花邊和衣飾。當人們逐漸離開後，已看不到地毯，到處是枯萎的花朵，壓壞的項鍊，絲綢和花邊、網巾和薄紗的碎片，這都是被刀柄、軍刀和肩章等等扯下的。」
可是暗探卻躲在帷幕背後窺視著，把大喊「波蘭萬歲！」的人抓住，當作小偷送交法庭，而法院經過初審和複審判了他們徒刑，因為他們妨礙暗探執行公務，不讓暗探用拳頭揍他們和非法逮捕他們。
我故意只提一些細節——顯微鏡分析比割下的一段屍體更能說明機體的腐爛程度……
4.但以理們42
在1848年6月的日子裡，當戰勝者和戰敗者的第一陣恐怖和震驚過去之後，一個代表良心譴責的、憂鬱枯槁的老人站了出來，向「秩序」的保衛者們發出了陰森的抨擊和詛咒，他們為了這秩序，不問姓名槍殺了千百個人，不經審判流放了千萬個人，在巴黎宣布了戒嚴。在詛咒的檄文最後，他轉向人民說道：「閉上你的嘴吧，你太貧窮，你沒有發言權！」
這便是拉梅內。他幾乎被捕，但是他們怕他的白髮，他的皺紋，他那老淚縱橫的眼睛；這雙眼睛不久就要閉上了。
拉梅內的話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過了二十年，另一些憂心如焚的老人帶著自己嚴峻的檄文登場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沙漠中。
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話能發生作用，但他們的心情使他們不能不講。這些在放逐和流亡中彼此隔絕的正義法庭的法官和但以理們，作出了一致的判決，儘管他們知道這是不會執行的。
他們憂慮重重，明白「阻礙偉大曙光到來的渺小烏雲」並不這麼渺小；這歷史的周期性偏頭痛，這革命之後的酒醉狀態，不會很快過去，並把這講了出來。
埃德加·基內在日內瓦的大會43上說道：「在古代專制統治最壞的時期，除了統治者，萬馬齊喑，這時有的人為了向墮落的人民直言不諱地講幾句真話，離開了自己的沙漠。
「我在沙漠中生活了十六年，現在我也要打破這死一般的沉默，我們的時代已習以為常的這種沉默了。」
他從自己的山頂上帶來了什麼消息，以什麼名義發出自己的聲音呢？他是為了要向自己的同胞們（法國人不論講什麼，始終離不開法國）大聲疾呼：「你們沒有良心……它死了，給踩在強者的腳跟下，變得無聲無息了。十六年來，我一直在尋找它的蹤跡，但沒有找到！
「在古代世界的皇帝統治下也是這樣。人的靈魂消失了。人民在幫助自身的奴隸化，向它鼓掌，既不感到痛心，也不感到悔恨。人類的良心消失時，留下了空隙，它可以在一切中感到，如現在這樣，為了填補這空隙，需要一位新的上帝。
「誰能在我們的時代填平新的專制統治挖出的深淵呢？
「代替橫遭摧殘的、被肅清的良心而出現的是黑夜，我們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從哪裡尋找援助，向誰求援。一切都在導致我們的墮落：教會和法庭，民族和社會……大地沉寂了，良心沉寂了，人民沉寂了；權力隨著良心死了，統治世界的只是強權……
「……你來是為了什麼，你要在這片廢墟中尋找什麼，尋找廢墟嗎？你回答，你要尋找和平。你從哪裡來？你在倒塌的權力大廈的瓦礫堆中迷了路。你要尋找和平，你錯了，這裡沒有和平。這裡只有戰爭。在這沒有光明的黑夜中，民族和種族必然互相碰撞，彼此無謂地廝殺，執行束縛他們的頭腦和手腳的統治者的意志。
「人民只有在意識到自己的深刻墮落時才可能前進！」
老人給孩子們丟下了幾朵鮮花，免得畫面太可怕。大家對他鼓掌。即使這時，他們也並不理解他們幹了些什麼。過不幾天，他們便與自己的鼓掌背道而馳了。
這些陰森的話在日內瓦大會上發出前兩個月，在瑞士的另一個城市，舊時代的另一個流亡者44寫了下面這些話：
「我對法國不再有信心。
「如果它將來還能復興，建立新的生活，擺脫對自身的恐懼，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一個病入膏肓的民族不可能從這麼深刻的墮落中重新崛起。我不指望奇蹟。被遺忘的制度可能重新誕生，但人民中被扼殺的精神不會復活。不公正的天意也使我不敢期待這種安慰，它為了補償流亡者的貧困生活，對他們作了慷慨的許諾，然而這些希望和信心始終只是鏡花水月。我所經歷的一切留給我的只是一些教訓、痛苦的失望和不可醫治的疲勞。我的心冷了。我不再相信權力，也不再相信人類的正義和健全的理智。我心如死水，像進入了墳墓。」
吉倫特派的梅爾西埃45一隻腳已踏進棺材，在第一帝國垮台時說道：「我苟延殘喘只是為了要看看，這最後會怎麼結束！」馬克·迪弗萊斯接著道：「我連這話也不能說，我沒有特別的好奇心，不想知道帝國的史詩結局會怎樣。」
老人只能轉向過去，懷著滿腹悲傷把它指給退化的後人看。他不能理解現實，他覺得陌生和反感。在他的隱修室中散發著墳墓的氣息，他的話使人毛骨悚然。
一個人的話和另一個人的文章，都無聲無息地消逝了。聽著它們，讀著它們，法國人沒有覺得「心頭髮冷」。許多人還公開表示憤怒：「這些人使我們喪失力量，產生絕望情緒……我們能從他們的話中找到出路和安慰嗎？」
法官的責任不是安慰，是譴責，在沒有覺悟和悔改的地方揭露罪行。他的任務是喚醒良心。法官不是先知，他手中沒有可以給未來提供安慰的救世良藥。他與被審問者一樣，也屬於舊宗教。法官代表它純潔的、理想的一面，而群眾代表它不穩定的、不全面的實際應用。法官譴責時，實際上不得不對理想作出批判；他在保衛它的同時也指出了它的片面性。
不論埃德加·基內還是馬克·迪弗萊斯，確實都不知道出路何在，只是在號召向後轉。他們看不到它，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是背對著它。他們屬於過去。舊世界不光榮的結局使他們憤慨，於是他們拿起拐杖，作為不速之客出現在驕傲自滿、揚揚得意的群眾的酒宴上，對他們說道：「你們拋棄一切，出賣一切，你們什麼都無所謂，唯獨不能容忍真理，你們沒有從前的智慧，也沒有從前的尊嚴，你們失去了良心，你們已落到了最底層，不僅對自己的奴隸地位毫無知覺，而且處在那種地位還大言不慚，要做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者；你們戴的是戰爭的花冠，卻企圖給自己插上和平的橄欖枝。如果可能，快清醒吧，悔改吧。我們是垂死的人了，我們是來號召你們悔改的，如果你們不願意，我們就要用我們的手杖對付你們。」
他們看到自己的軍隊退卻，離開了自己的旗幟，便想用那些話懲罰他們，讓他們回到從前的陣營中，但是辦不到。為了團吉他們，需要新的旗幟，可是他們沒有。他們像異教的高級僧侶，為了捍衛沒落的聖像，不惜撕破自己的衣衫。但不是他們，而是受迫害的拿撒勒人46宣告了新生和未來世界的消息。
基內和迪弗萊斯哀悼自己的神廟——人民代表制度的神廟遭到褻瀆。他們哀悼的不僅是在法國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嚴，他們還哀悼它失去了先進的地位，他們不能容忍帝國不制止德國的統一，他們擔憂法國落到次要的地位。
至於為什麼他們所不信任的法國應該占有首要地位，這個問題他們一次也沒考慮過……
馬克·迪弗萊斯憤怒而又謙遜地說，他不理解新的問題，即經濟問題，而基內在尋找自己的上帝，要讓他來占有良心失落後留下的空間……但他從他們身旁走過，他們卻沒有認出他，讓他走上了十字架。
附言 勒南47那本談「當代問題」的書可以作為本文的一個註解。他也為當代憂心忡忡。他明白，事情很糟。但是多麼可憐的治療方案！他看到病人的梅毒已到了晚期，卻勸他好好學習古典著作。他發現除了物質利益，人們內心已對一切無動於衷，為了拯救這種心靈，他用自己的唯理主義編制了一種宗教——沒有真正的基督和神父，而是以禁慾為中心的天主教。他給頭腦築起了一道戒律的、或者不如說健身的籬笆。
也許，他書中最重要和大膽的一點，是對革命的反應：「法國革命是偉大的實驗，然而是不成功的實驗。」
然後他描繪了一幅圖畫，在那裡從前的一切政治設施（它們一方面雖然具有壓迫性，但對駕馭一切的集權統治發揮了對抗作用）被推翻了，我們看到的是：沒有保障的軟弱的個人站在壓迫他們的至高無上的國家和原封未動的教會面前。
你不能不懷著恐懼想到這國家和教會的結合，它正在明目張胆地進行，以致教會甚至要限制醫學的發展，從唯物主義者手中拿走醫生的文憑，依靠參議院的決定來解決理性和啟示的問題，就像羅伯斯庇爾用法令規定「最高存在」48那樣，用法令來規定「自由意志」。
教會攫奪教育權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來，那時將怎樣呢？
在反動時期倖存下來的法國人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在外國人面前的地位越來越不利了。他們從未像現在這麼忍受委屈，而且向誰忍受呢？主要是德國人。不久以前，一個過去的德國流亡者和一個著名的法國文學家當著我的面發生了爭論。德國人毫不留情。在從前，德國人似乎有一種默契，對英國人和法國人總是特別寬容——他們尊重英國人，同時相信他們有些怪僻，因此不論他們的話多麼荒謬也可以不予計較；至於對法國人，那是出於喜愛，也是為了革命感激他們。現在這種優待只適用於英國人了，法國人已落到了人老珠黃不值錢的地步，儘管他們一直沒有發覺自己的魅力正在減少，已不足以迷惑別人了。
從前，對法國以外的一切一無所知，陳詞濫調的發言，表面華麗的裝飾品，哭哭啼啼的感傷情調，盛氣凌人的刺耳聲音，誇張的字眼等等，都是可以原諒的，現在卻不允許了。
德國人扶正眼鏡，拍拍法國人的肩膀，說道：
「唉，我親愛的、非常親愛的朋友，用這些老生常談代替對事物的分析、觀察和理解是不成的，這些話我們早已背熟了，你們已向我們反覆講了三十年，正是它們妨礙你們看到現狀。」
「但是不論怎麼樣，」文學家說，顯然想結束談話，「親愛的哲學家，你們還是在普魯士的專制政權面前低下了頭；我完全理解，對於你們，這是手段，普魯士的統治只是一個階段……」
「這正是我們與你們的不同，」德國人打斷了他的話，「我們走的是一條困難的道路，我們一面憎恨它，一面向必要性低頭，同時保持著自己的目標；而你們仿佛已完成了航程，到達了得救的港口，對於你們，這不是階段，而是結局——何況大多數人愛好這種狀況。」
「這是死胡同，死胡同。」文學家悶悶不樂地說，改變了話題。
不幸他提到了朱爾·法夫爾49在科學院的演講。這惹怒了另一個德國人，他忿忿地說道：
「算了，這只是空洞的漂亮辭藻，您居然喜歡這種廢話？虛偽，違背科學，違背一切真理；誰也不會對著蒼白的庫辛50念兩小時這種頌詞。關他什麼事，要他來保衛官方的唯靈論？你們以為，這種反對派立場能拯救你們嗎？這只是些修辭家和詭辯家，而且這演說和答謝的整個過程多麼滑稽，似乎對前輩必須這麼歌頌一番，這全是中世紀賣弄空洞辭藻的玩意兒。」
「啊，好啦！您忘記了傳統和習慣……」
我有些可憐文學家……
5.光點
然而在但以理們的背後也出現了一些光點，它們暗淡，遙遠，但仍在同一個巴黎。我們談的是拉丁區，學生和教師退守的阿文蒂尼山51，這些人忠於1789年的偉大傳統和百科全書派，忠於山嶽派和社會運動。他們那裡保存著第一次革命的《福音書》，誦讀著18世紀的《使徒行傳》和教父的書信；他們熟知馬克·迪弗萊斯所不了解的偉大問題，像最初幾世紀的修士們幻想上帝之國一樣，幻想著未來的「人類樂園」。
志士仁人們不斷從這個拉丁區的小巷子裡，從這些簡陋的房屋的四層樓上，走去參加鬥爭和宣傳，然後犧牲（大部分是精神上瓦解，小部分是肉體的死亡）在那個異端的地區，即塞納河的對岸。52
客觀真理在他們一邊，一切正義和符合實際的理解在他們一邊，但僅此而已。「真理遲早將戰勝一切」。但我們想，這是很久以後的事，而且也不一定。自古以來，對大多數人而言，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是不受歡迎的。為了使理性受到歡迎，阿納卡西斯·克洛斯53必須使它變成漂亮的女演員，赤身露體站在大眾面前。我們要對人們發生作用，就必須看到他們的夢，而且比他們自己看得更清楚，而不是像證明幾何圖形一樣向他們證明我們的思想。
拉丁區讓我們想起中世紀的卡爾都西會或卡馬爾多利會54，這些修士懷著對博愛、仁慈的信念，主要是對上帝之國即將降臨的信念，離開熱鬧的市區，走進了深山。這時在它們的牆外，騎士們和傭兵們正在燒殺搶掠，鞭打農奴，姦淫婦女……但隨後到來的卻是另一個時代，那裡既沒有博愛，也沒有基督的再臨55；接著這也過去了，但卡爾都西修士們和卡馬爾多利修士們依然保持著自己的信念。風俗溫和一些了，搶劫的方式變了，強姦有了代價，掠奪按照法令條例進行了；然而上帝之國仍沒有到來，不過它是必然要到來的（卡爾都西修士們這麼相信），預兆已越來越清楚，越直接；信念使修士們不致絕望。
每逢殘缺不全的自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每逢社會墮落一步，每逢倒退加深一步，拉丁區都要抬起頭來，在自己家中小聲唱《馬賽曲》，把制帽戴端正，說道：「這是必然的。他們終將走上絕路……這越快越好。」拉丁區相信自己的航向，勇敢地繪製「真理之國」的圖樣，要與「現實之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可是皮埃爾·勒魯相信約伯！
維·雨果相信博愛的博覽會！
6.出兵之後56
「神父，現在是您的事了！」
（腓力二世對宗教法庭庭長說。）
《唐·卡洛斯》57
這句話正是我要向俾斯麥說的。58梨子熟了，沒有這位大人，事情就辦不了。公爵，不必客氣！
對發生的一切，我並不奇怪，我也沒有權利奇怪——我早已在大喊：「當心，當心！……」我只是警告，這是難受的。它既不是對抗，也不是屈服。一個人可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痛風症發作了，他會疼痛；此外，他也可能預感到它會發作，但沒法防止它；儘管這樣，它發作時，他照樣會疼痛。
我可憐那些我所愛的人。
我可憐那個國家，我親眼看到了它的第一次覺醒，而現在我看到它在遭受蹂躪和侮辱。
我可憐這個馬澤帕59，他掙脫了一個王國的桎梏，卻落進了另一個王國的手掌。
我可憐自己，因為我說對了，我預見了事物的輪廓，仿佛我因此參與了這件事。我對自己生氣，正如孩子由於晴雨計預告了暴風雨，破壞了他的散步計劃，感到生氣一樣。
義大利像一個家庭，那裡剛發生了罪惡的陰謀，可怕的災難降臨了，暴露了罪惡的秘密；那裡劊子手的屠刀曾橫行一時，有的人被送到苦役犯的船上……大家義憤填膺，無辜的人感到羞愧；準備奮起反抗。大家為無力的復仇願望感到痛苦，無能為力的憎恨折磨著他們，削弱了他們。
也許，出路就在附近，但是靠理性不能看到它們；它們取決於偶然條件，取決於外部環境，蘊藏在國境以外。義大利的命運不在它自己手裡。這是最難以忍受的一種恥辱，使人不得不想起不久前的亡國地位，那種正在逐漸消失的、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軟弱感。
相隔不過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12月底，我在羅馬寫完了《來自彼岸》的第一篇文章60，違背它的精神，卷進了1848年的浪潮中。我那時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時期，貪婪地注視著形勢的發展。在我的生活中，還沒有發生過一件留下永恆的深沉創傷的災禍，內部還沒有過良心的譴責，外部還沒有受到惡毒的誣衊。我懷著毫無根據的輕鬆心情，憑無限的自信，張足滿帆，迎著風浪愉快地划去。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帆一張張收攏了！……
加里波第第一次被捕時61，我在巴黎。法國人不相信他們的軍隊會入侵。當時我遇到過社會各階層的人。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和教士們大叫大喊，要求干涉，但並不信以為真。在火車上，我遇到了一個著名的法國學者，與我告別時，他說道：「我親愛的北方哈姆雷特，您的幻想是這麼構造的，您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因此您看不到與義大利打仗是不可能的；政府知道得很清楚，為教皇打仗會使思想界的人一致反對它，要知道，我們終究是經歷過1789年的法國。」最早的消息，我不是讀到的，是看到的，那就是從土倫派往契維塔的軍艦。62另一個法國人對我說：「這是軍事調動。事情永遠不會發展到打仗，而且我們也不需要沾染義大利人的血。」
但事實卻是需要。拉丁區的幾個年輕人提出了抗議，他們被關進了拘留所，就法國而言，事情到此已結束了。
多謝國王的優柔寡斷和內閣的陰謀詭計，驚魂不定的、鮮血淋漓的義大利一再讓步。但是張牙舞爪的法國陶醉在勝利中，它得寸進尺，不可阻擋；除了血的行動，還運用了強硬的語言。
這些強硬的語言在帝國贏得了一片讚美，最兇惡的敵人也向它伸出了手——正統派方面以波旁王朝的老辯護士貝里耶63為代表，奧爾良派方面以路易-菲力普時代的老費加羅64梯也爾為代表，都與它握手言歡了。
我認為魯埃65的話是歷史的自白。在這以後，誰還不認識法國，他一定生來就是個盲人。
俾斯麥伯爵，現在要看您的了！
你們，馬志尼和加里波第，上帝的最後的侍者，最後的莫希干人，放下你們的手休息吧。現在不需要你們了。你們已做完你們的事。現在把你們的位置讓給愚昧和血腥的殺戮吧，歐洲將在這屠殺中滅亡，或者葬送在反動的逆流中。你們和你們那百把個共和主義者，你們的志願兵，你們那兩三箱走私的武器，能幹什麼呢？現在，已有千萬人來自這兒，千萬人來自那裡，他們都帶著針發槍和其他殺人武器。現在將血流成河，血流成海，屍積如山……到處是疾病，饑饉，大火，廢墟。
啊！保守主義先生們，你們甚至不喜歡二月那樣的蒼白的共和制度，不喜歡糖果店老闆拉馬丁帶給你們的太甜的民主制度66。你們也不喜歡禁欲主義的馬志尼，英雄主義的加里波第。你們只喜歡秩序。
那麼讓你們得到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吧……
你們怕社會革命，那麼讓你們得到芬尼亞人67的火藥桶和導火線吧。
究竟誰是傻瓜呢？
1867年12月31日於熱那亞
1 引自夏多布里昂的《阿邦塞拉奇末代王孫的奇遇》。
2 此人後來入了法國籍，1855年起任外交大臣。
3 普希金的《努林伯爵》的主人公。在這詩體小說中，普希金以現實主義的方法描寫了一個對生活感到厭倦的地主貴族的日常生活。
4 當時比利時駐倫敦總領事。
5 法國政治家，當時任法國駐英大使。
6 波蘭貴族流亡者，他與拿破崙親王（拿破崙一世的侄兒）有較親密的友誼。
7 我第二次被允准進入巴黎是在1858年，那是因為馬·卡·雷海爾病了，我通過羅特希爾德的幫助取得了這許可。但後來馬·卡的病痊癒了，我沒有利用這次機會前往巴黎。兩年後，法國領事館向我宣稱，由於我當時未去巴黎，因此這批准已經失效。——作者注
8 我得著重指出「先生」這詞，因為在我被驅逐時，巴黎警察局寫到我時始終稱我為「該人」，而拿破崙卻在便條中寫了「先生」這詞，而且沒有簡寫。——作者注
9 見《聖經·詩篇》第一百三十九篇，與原話略有出入。
10 果戈理在《死魂靈》中對乞乞科夫的描寫。
11 指赫爾岑在《法意書簡》中關於拿破崙三世講的話。
12 拉布萊（1811—1883），法國政論家，在諷刺小說《巴黎和美國》中，借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攻擊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方針政策，但這些批評都沒有越出當局所允許的範圍。
13 法國新聞記者，1866年在報上撰文讚揚奧地利敢於在普奧戰爭中對抗普魯士，批評法國容忍普魯士的擴張政策。
14 米賴斯為法國金融家，1861年因投機活動被判刑，這成為當時法國政界的一大醜聞。
15 投石黨運動是17世紀發生在法國的政治運動（得名於巴黎兒童不顧當局禁令在街上玩耍的投石器），它前後經歷了十多年，但大多為統治階級內部的反政府行動和派別活動，目的是抑制王權，削弱專制統治。
16 俄國的一個有開明思想的將軍。
17 拿破崙一世稱自己的軍隊為「偉大的軍隊」。
18 拿破崙一世的幼弟日羅姆·波拿巴住在羅亞耳宮，拿破崙三世住在杜伊勒里宮。
19 法國新聞記者，年輕時接近蒲魯東，1852年後成為拿破崙三世的擁護者。
20 第二帝國時期，巴黎的街道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工作，目的在於迫使工人離開市區，並使街道不適於建造街壘，又便於調動軍隊。
21 原指使重傷者免受痛苦而給予的致死的一擊。
22 指1858年頒布的《社會治安法》。
23 埃斯皮納斯（1815—1859），法國將軍，拿破崙三世的親信，1858年起任內政大臣。
24 即費奧多爾·丘特切夫（1803—1873），俄國著名詩人。1865年3月，他在巴黎遇見赫爾岑以後，向他談了這裡講的那件事。
25 安東馬基（1780—1838），科西嘉醫生。1819年起在聖赫勒拿島作拿破崙的醫生，寫有《拿破崙最後的時刻》一書。
26 原文為德文，意思是「大山（阿爾卑斯山）造成的壓抑感或恐怖感」，即噩夢。
27 引自普希金的詩《酒神之歌》。
28 《約伯記》是《聖經》中的一篇，記載富翁約伯的經歷和上帝對他的考驗，但作者不詳，這裡把作者定為以賽亞只是勒魯個人的看法。所謂「五幕悲劇」，也只是勒魯對該書的形容。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勒魯是借該書闡述自己的思想。
29 古希臘特爾菲地方阿波羅神廟的女祭司和女巫，常以阿波羅附身的方式宣示預言。
30 西方唯靈論者經常玩弄的一種所謂通靈活動。
31 《塔木德》本是注釋和講解猶太教律法的一部文獻，被猶太教奉為經典。這裡是泛指一般的猶太教哲理。
32 《聖經》中的先知，《以賽亞書》記載了他的言行。
33 「勒魯」在法文中含有紅色之意，法文的皮埃爾相當於俄文的彼得。
34 勒魯因反對拿破崙三世，於1851至1869年流亡國外，住在澤西島及格恩濟島。1863年出版了他的一本神秘主義著作《薩馬列茨海灘》。
35 牛頓在晚年陷入了神秘主義宗教思想中，曾花許多時間研究《聖經》中的《啟示錄》，並對它作了註解。孔德晚年也對神秘主義發生興趣，企圖建立新的人道的宗教。
36 12世紀左右的一個法國詩人，生平不詳，作品也不多，只有殘本流傳。皮埃爾·勒魯曾在《約伯記》中與勒諾討論來世問題，又借約伯和蒲魯東等的對話發揮了靈魂轉世的思想。
37 1867年在巴黎戰神廣場舉辦了法國的第一次國際博覽會，規模巨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赫爾岑在這裡所說的「世界市場」即指此而言。「老詩人」指雨果，雨果這時雖尚未正式回國，但已得到拿破崙三世的赦免，他為博覽會寫了《巴黎》一文，作為博覽會導遊手冊的序言。
38 尼祿、卡利戈拉和卡拉卡拉都是羅馬帝國時期的暴君。
39 塞內加（約公元前4—公元65），古羅馬哲學家及政治家，曾任皇儲尼祿的教師，尼祿親政後又成為尼祿的重要大臣。烏爾比安（？—228），羅馬法學家，皇帝卡拉卡拉的重要大臣。
40 巴黎關押死刑犯人的監獄，建於1830年。
41 這幾段和下面的一段話都是從《巴黎》一文中摘錄的。
42 但以理是希伯來先知，《聖經》中有《但以理書》，這裡是指詛咒和預言法蘭西第二帝國滅亡的人。
43 指1867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和平自由同盟成立大會。和平自由同盟由雨果和加里波第等人發起組織，系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團體。
44 指馬克·迪弗萊斯（1811—1876），法國政論家，蒲魯東的追隨者，拿破崙政變後流亡國外。下面的話引自他在蘇黎世寫的《1789年至1815年戰爭與和平權力史》的序言。
45 梅爾西埃（1740—1814），法國劇作家，拿破崙一世執政後，始終持反對立場，1814年去世時，拿破崙已垮台。這裡引用的他的話是迪弗萊斯在序言中講的。
46 指基督教徒，在《新約全書》中，耶穌被稱為拿撒勒人，拿撒勒是耶穌最早的活動地點。在這裡，赫爾岑是把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比作拿撒勒人，而把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比作基督教出現前的「異教的高級僧侶」。
47 勒南（1823—1892），法國哲學家和宗教理論家，思想上反對唯物主義，政治上反對第二帝國，認為知識分子應作為「精神堡壘」，用人道主義來反對專制暴政。1858年他發表了《當代問題》一書，赫爾岑認為這是作者「既不像奴隸，又不像自由人的枯燥的道德說教」。
48 羅伯斯庇爾創立的共和國宗教的主神。1794年5月由國民議會用法令頒布確定，並規定6月8日為「最高存在節」，羅伯斯庇爾本人擔任最高祭司。
49 法夫爾（1809—1880），法國政治活動家，1867年當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時，發表了對前輩哲學家庫辛的頌詞，內容充滿了對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攻擊。
50 庫辛（1792—1867），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當時最著名的折中主義思想家。
51 羅馬的七山之一，在紀元前五世紀羅馬共和國初期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中，平民常撤退到這裡，以此為據點與貴族周旋。
52 拉丁區在塞納河西岸，而巴黎的主要活動區是在東岸。
53 1793年，在法國革命的高潮中，巴黎於11月10日舉行了理性節的慶祝活動，由歌劇院的女演員扮演「理性女神」，身披代表國旗的三色衣衫。理性節的倡議人之一便是阿納卡西斯·克洛斯。
54 天主教的兩個修會，均設在山谷中，提倡苦修。
55 按基督教的說法，基督再臨便是黃金時代的開始，見《新約全書·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第十五節。
56 1867年，加里波第為解放羅馬，統一義大利，再次進攻羅馬，教皇已岌岌可危，拿破崙三世乃於10月底出兵義大利，幫助教皇對抗加里波第，導致了加里波第的失敗。
57 席勒的劇本《唐·卡洛斯》，引文見該劇最後一場。
58 指拿破崙三世的出兵羅馬為普魯士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59 馬澤帕（約1644—1709），烏克蘭哥薩克首領，因反對彼得一世，在北方戰爭中帶領哥薩克投奔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這裡是指義大利擺脫了奧地利，卻投靠了拿破崙三世。
60 《來自彼岸》的第一篇《暴風雨前》寫於1847年12月底，在這裡赫爾岑表現了面對現實的冷靜的思考精神，與一位浪漫主義理想家展開了爭論。
61 加里波第於1867年9月率領紅衫軍逼近教皇領地時，義大利王國政府根據拿破崙三世的要求，把加里波第逮捕後，押回了卡普雷拉島。
62 根據拿破崙三世的部署，法國軍隊集中在土倫，由輪船運至義大利的契維塔韋基亞，然後於10月30日開進羅馬。
63 貝里耶（1790—1868），法國律師和政治家，波旁王朝的擁護者。1863年後進入立法議會，支持拿破崙三世出兵義大利。
64 指狡猾的奴僕，出自博馬舍的喜劇《費加羅的婚禮》。奧爾良派的梯也爾也在立法議會中支持拿破崙三世對付義大利的活動。
65 魯埃（1814—1884），法國當時的外交大臣，拿破崙三世的親信。他在立法議會上回答反對派的質問時聲稱，法國決不允許義大利占有羅馬，「玷辱法國和天主教的榮譽」。
66 指拉馬丁在擔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時向人民所作的各種甜蜜的諾言。
67 「芬尼亞人」又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系愛爾蘭民族主義秘密團體，其成員亦稱芬尼亞人，他們為爭取愛爾蘭的民族獨立，採用過各種恐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