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七章
伊·戈洛溫1
在六月鬥爭時期2，我遭到搜查，給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後，過了幾天，伊·戈洛溫第一次來看我；這以前，我不認識他，只知道他寫過一些不太高明的文章，而且為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名聲非常不好。他去找過拉摩里西爾3，儘管我根本沒有托他，他企圖為我進行斡旋，但什麼也沒做成，卻跑來向我索取我微不足道的感謝，利用這機會與我套交情。
他告訴我：「我對拉摩里西爾說；『將軍，跟俄國的共和主義分子作對，卻對俄國政府的間諜不問不聞，這是可恥的。』拉庫里西爾問我：『您知道這些人嗎？』『誰不知道！』『說說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爾斯泰4和若米尼將軍5。』『明天我會下令搜查他們。』『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國間諜嗎？』我問他。『哈哈哈，這點我們馬上會看到的。』」
這個人就是這樣。
盧比孔河越過了6。不論我怎樣對戈洛溫的友誼表示冷淡，尤其不歡迎他的光臨，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總要造訪兩三次，致使我們這個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爭吵、謠言、人身攻擊開始了。過了五年，戈洛溫為了挑起決鬥，故意想惹怒我，說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倫敦的爭吵以前我已經怕他了。
我在俄國就聽說，這個人行為不軌，在金錢方面有些不擇手段。舍維廖夫7從巴黎回國後，談到過戈洛溫與僕人打架，以致涉訟公堂的事，還把這算在西歐派賬上，因為戈洛溫也屬於這一派。我向舍維廖夫指出，對西方可以責備的只是打架，要是在東方，戈洛溫可以乾脆鞭打僕人，誰也不會講一句話。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記的關於俄國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認識他。那無非是些法文的華麗辭藻，羅特克派8的自由主義論調，連篇累牘的小道消息，陳詞濫調式的道德說教，信口雌黃的人身攻擊，既不合邏輯，沒有觀點，也沒有任何聯繫。波戈金9是製作大雜燴式的文章，戈洛溫是販賣大雜燴的思想。
我儘可能避免與他認識。他與巴枯寧的爭論幫了我的忙。戈洛溫在一份報紙上登了一篇維護貴族自由權的文章10，其中提到了巴枯寧，巴枯寧當即宣稱，他不論與俄國的貴族，還是與戈洛溫都毫無共同之處。
大家已經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就無法保持對他敬而遠之的迴避態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證明，我是對的。在戈洛溫身上，俄國軍官和俄國地主所有的、令我厭惡的一切，與西歐人的無數小缺點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談不到調和與折衷，談不到互相補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誕、才智或詼諧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討厭，與某一類人惟妙惟肖，這類人帶著紙牌或者不帶紙牌，在礦泉療養地和大都市中遊蕩，整天吃喝玩樂，大家認識他們，也了解他們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們靠什麼生活和為什麼生活。戈洛溫是俄國的官員，法國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國的江湖騙子，德國的容克地主，我們祖國的諾茲德廖夫和來到異鄉客地的赫列斯達科夫11。
他為什麼離開俄國，在西歐要做什麼？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寫的那些官員中間本來如魚得水，逍遙自在。離開了他所出生的環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爾普特大學畢業以後，戈洛溫便在涅謝利羅德12的辦公廳中任職。涅謝利羅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寫得太糟，他一氣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來時，他答說他還不能回國，因為他的字還沒有練好。接著他發表了他編寫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國》，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氣的一點是說他寫錯別字。戈洛溫接到了回俄國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們13便趁機剋扣他的供應，讓他挨餓，把應該寄給他的錢減少了很多。整個過程便是這樣。
這個人既沒有藝術氣質，也沒有審美要求，對科學毫無興趣，又不願認真工作。他的詩意局限於他自己，他喜歡裝模作樣，保持體面的外表；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習慣，一輩子沒有從他身上消失，與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亞人的遊牧式生活習慣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靈，我看到他拿著一根樹條站在菲德飯店門口……他的面前站著一個掃煙囪的孩子，大約十二歲，衣衫襤褸，光著腳；戈洛溫在給他丟銅子，丟一個便用樹條抽一下他的腳，於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請他再打。戈洛溫哈哈大笑，繼續丟銅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這總是鞭打，難道他覺得很有趣嗎？
在巴黎以後，我們起先在日內瓦，後來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國驅逐出境的，當時的境況很不好過。14他簡直沒法過日子，儘管那時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難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溫得到一份遺產，或者娶一個有錢的老婆，可以讓我擺脫這個累贅。
他從尼斯去了比利時，又從那兒給驅逐了，於是來到倫敦，取得了英國國籍，大膽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稱號，這是毫無根據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資格回到都靈，開始出版一份報紙。在報上他任意辱罵大臣們，以致又被驅逐出境。戈洛溫想取得英國大使館的庇護，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絕，於是他重又渡海到了倫敦。在這裡他自封為工業界的騎士，革命的闖將，徒勞無益地企圖參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與社會上所有的人拉關係，發表一些毫無意義的廢話。
1853年11月末，沃爾采爾來找我，請我在波蘭起義的周年紀念會上講幾句話。戈洛溫正好進來，發現了這是怎麼回事，馬上向沃爾采爾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能不能發表演說？
沃爾采爾有些不高興，我更不必說，儘管這樣，他還是作了答覆：
「我們歡迎所有的人參加，在會上發言，但會議是統一的，我們對每個人想講的話，必須有個大致的了解。我們要在某一天開會討論這事，歡迎您來談談。」
戈洛溫當然接受了邀請。沃爾采爾臨走時在前廳中一邊搖頭一邊對我說：
「真見鬼，怎麼碰上了他！」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去參加預備會議，我預感到非出亂子不可。會議開始後還不滿五分鐘，我的預感便應驗了。在斷斷續續講了幾句泛泛之談以後，戈洛溫突然轉向賴德律-洛蘭，先是提到他們曾在哪裡見過面，儘管賴德律-洛蘭什麼也不記得；接著，他忽然無緣無故向他證明，經常得罪拿破崙是錯誤的，從策略上看，為了波蘭的事業，不如寬恕他……賴德律-洛蘭的臉色變了，但是戈洛溫繼續說道，只有拿破崙可以拯救波蘭等等。他還說：「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現在馬志尼和科蘇特都理解了這一點，正竭盡全力要接近拿破崙呢。」
「您怎麼能相信這種無稽之談？」賴德律-洛蘭激動得忘記了一切，問道。
「我聽說……」
「誰說的？大概是什麼間諜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講這種話。先生們，我並不認識科蘇特，但我還是相信這不是事實。至於我的朋友馬志尼，我敢為他擔保，他從沒有想過要作這種讓步，這只能成為可怕的災難，同時也是對他整個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從四面八方發出了清晰的聲音，戈洛溫的話激怒了大家。賴德律-洛蘭突然轉向沃爾采爾，對他說道：
「現在您看到，我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參加你們大會的人太雜了，在會上不可能不出現我不能接受、甚至不願聽到的意見。請允許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會上發言。」
他站了起來，但沃爾采爾攔住了他，對他說，負責大會工作的委員會選舉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據這身份，他必須請賴德律-洛蘭留下，以便讓同志們決定，在發生這場爭論以後，他們是允許戈洛溫發言從而失去賴德律-洛蘭的參加呢，還是與此相反。
然後沃爾采爾與領導小組的成員作了商討，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戈洛溫看得很清楚，因此沒有等到答覆便站起身來，盛氣凌人地對賴德律-洛蘭說道：
「我把榮譽和席位讓給您，我主動謝絕在11月29日大會上發言。」
說罷他便趾高氣揚地踏著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為了一下子解決問題，沃爾采爾提議我念一下或談一下我的發言提綱。
第二天便是大會，這是最後幾次盛大的波蘭起義紀念會之一，它成功了，人非常多，我在八時到達，會場已擠得滿滿的，我好不容易才擠到為委員會準備的講台上。
「我正在到處找您呢，」達拉什醫生對我說，「賴德律-洛蘭在旁邊的房間裡等您，他希望無論如何在大會開始前與您談一下。」
「出了什麼事？」
「還不是為了那個二流子戈洛溫。」
我去找賴德律-洛蘭。他氣呼呼的，這也難怪。
「您看看，」他對我說，「這混賬東西在我到達前一刻鐘送了這張條子給我。」
「我不能為他負責。」我說，一邊打開了信。
「當然，但我希望讓您知道他是什麼貨色。」
便條寫得粗暴而愚蠢。他仍然企圖用誇口來掩蓋失敗。他給賴德律-洛蘭寫道：如果他沒有法國人的禮貌，至少應該表明，他並不缺乏法國人的勇氣。
「我一向知道他是一個惹是生非、狂妄自大的人，但沒料到這一點，」我說，交還了條子，「您現在打算怎麼辦？」
「給他一個讓他永誌不忘的教訓。我要在這兒大會上當著眾人的面，撕下這個冒險家的假面具；我要公開我們的談話，並請您作證，因為您是目擊者，又是俄國人，我要念他的條子，然後看他怎麼辦……我咽不下這口氣，我沒有這麼好的修養。」
我想：「事情太糟了。戈洛溫本來聲名狼藉，現在非徹底完蛋不可。他只有一條出路，那便是要求決鬥。但這樣的決鬥是不允許的，因為賴德律-洛蘭毫無過錯，沒做什麼侮辱人的事。何況他的地位不允許他與隨便什麼人決鬥。不合適的只是在波蘭人的大會上，把一個俄國流亡者踹在泥漿中，而由另一個俄國人做幫手。」
「這事不能以後再說嗎？」
「錯過這麼好的機會？」
我仍盡力勸阻，提出了訴諸法庭，公意審判等等，但是沒有多大效果。
……於是我們來到講台上，迎接我們的是熱烈的掌聲。大家知道，群眾的掌聲和歡呼會使人陶醉，我忘記了戈洛溫，只在琢磨自己的演講。關於這次演講，我在別處談過了。我在講台上的出現本身，便得到了波蘭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的熱烈響應。我講完時，大會主席沃爾采爾走到我面前擁抱了我，一再用深深激動的聲音說道：「謝謝您，謝謝您！」掌聲和歡呼增加了十倍，我在這陣驚雷聲中走回了自己的座位……這時我才又想起戈洛溫，我感到害怕，那個時刻近了，1848年的鼓動家會把那個小丑抓在手裡掐死。我掏出鉛筆，在一片紙上寫道：「請及早防備，別讓戈洛溫的醜事破壞您的大會。」講台是半圓形的，我把條子交給坐在我前面的皮安喬尼，請他遞給沃爾采爾。沃爾采爾看了條子，用鉛筆寫了幾個字，又把它交給另一邊的人，也就是請他遞給坐在上一排的賴德律-洛蘭。賴德律-洛蘭把手伸到我肩上拍了拍，愉快地點點頭，說道：
「為了您的演說，也為了您本人，我把事情推遲到明天再說。」這使我高興得什麼似的，會後馬上跟盧格和坎寧漢15一起上美國商場吃飯了。
第二天早上我還沒起床，屋裡已擠滿了波蘭人。他們是來向我道謝的，本來可以遲一些，但他們等不及了，主要是急於了結戈洛溫挑起的這場爭端。他成了眾矢之的，大家對他怒不可遏。他們編了一份揭露戈洛溫的材料，並致函賴德律-洛蘭，宣稱堅決不同意他參加決鬥。十個人準備與戈洛溫鬥爭。他們要求我也在材料和信上簽名。
我看到，這一件事可能引起五六件事，便利用昨天的成功，也就是它給予我的威望，對他們說道：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在賴德律-洛蘭滿意的前提下，了結這件幾乎破壞了你們的大會的不幸爭執，還是為了要不惜一切懲罰戈洛溫？如果是後者，先生們，恕我不能參加，請你們按照你們的認識行動吧。」
「當然，主要目的是了結這件事。」
「好。那麼你們信任我嗎？」
「自然信任……怎麼會……」
「那就讓我一個人去找戈洛溫……如果我的調解成功，賴德律-洛蘭滿意了，事情就完了。」
「好，但如果調停不成呢？」
「我就在你們的抗議書和信上簽名。」
「行。」
我找到了戈洛溫，他愁眉不展、垂頭喪氣的，顯然在等待著一場風暴，儘管事情是他挑起的，他恐怕並不滿意自己。
我們的交談很簡單。我對他說，我讓他避免了兩次不愉快的事，現在願意再度效勞，讓他避免第三次，即調停他和賴德律-洛蘭的關係。他其實也指望了結糾紛，但是傲慢的性格不允許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更何況是承認錯誤。
「我只是看您的面子才同意的。」他終於吞吞吐吐地說。
看我的面子也好，看別人的面子也好，事情終於和解了。我便找賴德律-洛蘭，在陰冷的房間裡等了兩個小時，甚至感冒了。最後他來了，非常親切和愉快。我從那些自由波蘭捍衛者的來訪談起，講到我們那位冒牌好漢的屈服為止，把整個過程說了一遍。賴德律-洛蘭哈哈大笑，同意不咎既往，接待那位悔改的肇事者。於是我又去找他。
戈洛溫正心神不定地等待著。聽到一切都已順利解決，他漲紅了臉，把一疊疊紙塞滿了大衣的各個口袋，便跟我走了。
賴德律-洛蘭像真正的紳士一樣接待了他，立即便談不相干的事了。
「我來見您，」戈洛溫開口道，「是要告訴您，我非常遺憾……」
賴德律-洛蘭打斷了他的話：
「不必再談這事了……這是您的條子，把它丟在火中吧……」接著便毫不躊躇地繼續剛才的談話。當我們起身告辭時，戈洛溫從口袋裡掏出一疊小冊子，遞給賴德律-洛蘭，說這是他最近發表的一些東西，請他笑納，藉以表示他對他的敬意。賴德律-洛蘭連連道謝，客氣地收下禮物放在桌上，不過，大概再也沒有碰過它們。
坐上馬車時，我對戈洛溫說：「瞧，這是文學的時代。我聽說，從前聰明人是帶著螺旋拔塞鑽去決鬥的；用小冊子武裝自己，這的確是新現象！」
為什麼我要從恥辱中挽救這個人？說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後悔。這一切寬恕，容忍，掩飾，挽救，往往使我們自討苦吃，這完全符合別林斯基提出的那條偉大規律：「壞人之所以能為非作歹，就因為他們把正直的人當作壞人來對待，而正直的人卻把壞人當作正人君子。」16報界和政界的敗類之所以危險和討厭，便在於他們兩面三刀、難以捉摸的作風。他們不會失去什麼，卻能贏得一切。挽救這些人，只能使他們故態復萌，重蹈覆轍。
我對這件事的敘述沒有一句是誇大的。因此大家想想，十年以後，當我看到戈洛溫在德國出版的一本書時多麼吃驚，他說，賴德律-洛蘭向他表示了歉意……儘管他知道，賴德律-洛蘭和我都還活著，都還健在……難道這不是天才嗎！
大會是在1853年11月29日召開的，1854年3月，我以「倫敦自由俄羅斯同盟」17的名義發表了告駐波蘭的俄國將士書，文章短短的，卻引起了戈洛溫的極大義憤，他給我送來一份抗議書要我發表，抗議書如下：
「我讀到了您在報喜節18寫的『喜訊』。
「它是用『倫敦自由俄羅斯同盟』的名義寫的，然而我卻看到了這樣的詞句：『我不記得，在俄國哪個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爾松兩個人，或者只有您一個人？
「我不想在這裡分析它的內容，您也沒有把它的原稿給我看過。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態度：我不能保證對於沒有要求我提供意見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論是謙遜還是良心都不允許我說，我能把俄羅斯民族的名字與西方民族等同起來。
「因此我認為必須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時期內公布：直到現在為止，我沒有參加過您的俄文印刷所印製的任何宣言書。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尋求別的公布方式。
「向您問好。
伊萬·戈洛溫
1854年3月25日於倫敦
「又，至於是按原信形式發表，還是摘要公布它的內容，這可由您視情況裁奪。」
這抗議使我感到說不出的高興，因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與這個無比討厭的人脫離關係，公開宣告我們的分歧了。歐洲和波蘭人往往從表面上看待俄國（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鄰邦，也不在亞洲實行兼併的間歇時期），以致我必須努力十年才能使他們不致把我與這個臭名昭著的伊萬·戈洛溫混為一談。
在抗議之後，戈洛溫還寄來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長信，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也許，我們分開對共同的事業更有利，只要不把我們的力量耗費在互相鬥爭上。」對此我答覆他道：
「我認為我必須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謝您，我充分讚賞它的善良意願：減少在報上的公開爭吵。
「我完全同意，我們分開更有利。至於您提到的鬥爭，我從未想到過。我從未首先發難，因為我沒有什麼要反對您的，尤其是我們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應該記得，您現在公開說的話，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間向您提出過。我們的態度、觀點和好惡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請您把我們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實，這樣，無論您或我，都會感到更為自由。
「這信便是我的答覆。它沒有提出任何問題，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繼續我們之間的通信，我們可以客客氣氣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語言或採取任何仇恨的行動。
「祝您一切順利。
寫於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溫根本不想與我斷絕來往，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只是想出出氣，因為我們發表《告將士書》沒有通過他，然後再與我和解，但是我已經不想錯過這個求之不得的機會了。
我的信發出後過了兩三個星期，他寄了一包東西給我。我打開後發現，裡邊是一張加黑框的紙……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發出的邀請他參加葬禮19的請柬。這是他從都靈來信後我寄給他的，我還在請柬上寫了幾句話：「您的信使我很感動，我從不懷疑您有一顆善良的心……」現在就在這張紙上，他寫道，他要求與我見面談談，還給了我一個新的地址，然後說：「這不是為了錢的事。」
我覆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決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況他已把這事鬧得盡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時光臨，悉聽尊便。
第二天早上他來了，態度謙遜而溫和。我一再向他聲明，我不會對他採取任何敵對步驟，但是我們的觀點和態度分歧如此之大，因此見面是不必要的。
「那麼您怎麼直到現在才發現這一點？……」
我沒作聲。
我們分手時十分冷淡，但很客氣。
似乎不致再有什麼事了吧？不，就在第二天，戈洛溫又給了我下面這封信：20
「（請勿外傳）
「今天的談話之後，我不得不承認您有成立同盟的權利！因此我不想再提出任何爭論，希望您也避免可以導致這後果的一切行動。
「在您的新朋友背棄您的時候，您會發現，我始終是忠於您的。
「我的勸告是您應該寫信給《廣告晨報》，說您不想與他們打筆墨官司，只是因為您鄙視那種分不清愛國者和自由之友與間諜的不同，讚美布魯諾夫21而誹謗巴枯寧的愚昧態度。
「我不想來找您，因為現在我得從事比爭取同情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您想來看我，我隨時歡迎，尤其由於我們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有話可以交談。
伊·戈
1854年4月26日」
到夏季，我遷居里士滿，有一段時間沒再聽到戈洛溫的任何消息。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說，他聽人說（他沒有說出名字）我在自己家裡「取笑他」……因此（像情人一樣）要求我退還他在尼斯送給我的畫像。儘管我翻箱倒櫃忙了半天，還是沒有在任何信件中找到這相片。
事情不好辦……但沒有法子，我只得告訴他，畫像丟了。我請我們共同的朋友薩維奇轉告他，我沒找到，並向他重申，我對他毫無惡意，希望他不要再打擾我。
對此的答覆便是下面這封信：
「尊敬的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您對薩維奇說，如果我寫信給您，您可以還給我十鎊錢。我本來的安排是盡我所有付給您二十鎊，因為您自己在信上說過，您從一百鎊中只想接受二十鎊。我曾指望我的情況很快好轉，只是事實並非如此。但再過一星期，至多兩星期，我就可以把這十鎊錢還給您。您說您不是我的敵人，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的要求當作對朋友的恩惠，應把它看作正義的行為。如果您不這麼想，便拒絕好了，但不必向您的崇拜者們大談這事。
伊·戈
8月16日」
我沒有答覆這封信。不用說，我根本不會托薩維奇談到任何錢的事。戈洛溫故意把兩件事混在一起，使一個簡單的要求變成了一種交易。薩維奇是俄國土壤上生長的、流落在異邦的最有趣的野花之一，關於他，我們在別的地方再談。
接著又來了第二封信。他猜到，沒有覆信便是拒絕，當然，他已發覺自己的行為不夠謹慎。他有些怕，於是決定以攻為守，在信上對我說，我是「德國人或猶太人」，並退回了我的C信22，在上面批了幾個字：「您是膽小鬼。」
這以後又來了兩封用偽裝的筆跡寫的信，信中充滿了D信23那樣的謾罵。可惜的是這些信一部分已經遺失，不過它們的語氣是一致的。
他以為我收到他那封講我是膽小鬼的信以後，我會派代理人去向他提出決鬥，但我關於榮譽的觀念確實有些奇怪，與他的截然不同。我覺得，殺死一個比塞塔24或感化院的候補者，固然沒有意思，如果被這個瘋子殺死，或成為殘疾，他當然要因此坐牢，可是我卻要丟下自己的全部工作，而這一切只是為了證明我不怕他，這太荒唐了……難道既進行恐嚇，又不致使被恐嚇者喪失榮譽，這便是瘋狗享有的特權？
又安靜了一個時期，戈洛溫沒有出現在我們的周圍，他在別人的餐桌上吃白食，對著別人大放厥詞，向別人借錢。在這時期，他的名譽中僅有的幾點光斑也暗淡了，老朋友離開了他，新朋友迴避他。路易·勃朗只因朋友們在攝政王大街上看到他和戈洛溫在一起，只得向大家表示歉意；米爾納-吉布森25終於向他關上了大門；英國的「老好人」，那些全世界最愚蠢的人，也逐漸猜到他不是公爵，也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一個人，只有站在遠處的德國佬，那些只憑書商的圖書目錄了解他的人，還把他當作「名流」。
1855年2月，一次著名的大會26準備在聖馬丁會堂召開，會議隆重，但並不成功，它的目的是把各國流亡者中的社會主義者與憲章主義者聯合起來。關於大會的結果，以及馬克思派反對我當選的陰謀，我已在別處詳細談過。這裡只談談戈洛溫。
我不想發表演說，我出席委員會的會議是為了向它表示感謝，並回絕它的邀請。這是晚上，我走出屋子時在樓梯上遇到一位憲章派人士，他問我，有沒有看到戈洛溫在《廣告晨報》上的信？我沒有看到。樓下是咖啡館和酒店，而《廣告晨報》在任何館子都能找到，我們走進那裡，芬倫27指給我看戈洛溫的公開信，他寫道，據他得到的消息，國際委員會選舉我為委員，並要求我在大會上代表俄國人發表演講，因此他出於對真理的熱愛，不得不警告大會，我不是俄國人，而是德國的猶太人，只是出生在俄國，這是「得到尼古拉特別庇護的一個種族」。
讀了這則誹謗，我回到委員會，向主席（厄·瓊斯）聲明，我收回我的拒絕。同時，我給他和委員們看了《廣告晨報》，我說，戈洛溫完全了解我的出身，他是「出於對真理的熱愛在撒謊」。「況且猶太人出身不見得便能成為障礙，」我又道，「應該看到，世界創造以後，最早的放逐者便是猶太人——亞當和夏娃。」
委員們哈哈大笑，以主席為首，一致鼓掌接受了我的決定。
「至於你們選舉我為委員，我應該表示感謝，但保衛你們的決定，這也是你們的責任。」
「對，對！」大家一致喊道。
瓊斯第二天在自己的《人民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並寫了封信給《每日新聞》：
俄國流亡者亞歷山大·赫爾岑
有個低能的民主人士在《廣告晨報》上寫了一篇短文，對赫爾岑先生造謠中傷，這顯然別有用心，企圖破壞在聖馬丁會堂舉行的大會。這是幼稚拙劣的花招。大會是各民族根據一定的原則召開的，根本與任何參加的個人無關。但是為了公正地對待赫爾岑先生，我們有責任公開聲明：宣稱他不是俄國人，也不是給本國放逐的流亡者，這純屬可笑的謠言。至於說他是弗拉維·約瑟夫斯28和約書亞·挪文29的種族，這更是無稽之談，儘管屬於這個過去強大、至今仍不弱小的民族，也像屬於其他任何民族一樣，根本不是可恥和丟臉的事。赫爾岑曾在烏拉爾度過五年流放生涯，從那裡脫身後又被逐出了俄國——他自己的祖國。赫爾岑站在俄國民主派文學的最前列，他是俄國流亡者中最先進的，因而也是它千百萬無產者的代表。他將參加聖馬丁會堂的大會和示威，我們相信，他所得到的接待將向全世界證明，英國人可以同情俄國人民，同時決心與俄國暴君鬥爭到底。
赫爾岑先生（致《每日新聞》編者的信）
親愛的先生：
貴報日前刊出了一封信，它不僅否定了著名的俄國流亡者赫爾岑先生有權在國際大會上代表俄國民主派的權利，甚至否定了他屬於俄羅斯民族的權利。
赫爾岑先生已經答覆了第二點的指責30。現在請允許我們以國際委員會的名義，為赫爾岑先生的答覆補充幾點涉及第一點指責的事實，因為顯而易見，赫爾岑先生的謙遜使他不便提出這些事實。
赫爾岑先生二十歲時，由於反對沙皇專制統治被判了刑，流放到了西伯利亞邊境，在那裡以流放犯的身份生活了七年。第一次流放被赦免後，過了不久，他又遭到了第二次流放。
在那個時期，他的政治小冊子、哲學論文和小說作品，為他贏得了俄國文學中第一流的地位。若要說明赫爾岑先生在他祖國的政治和文學生活中占有什麼位置，我們只需提出發表在《雅典娜神廟》31上的文章就可以了，該刊的公正立場是誰也不能懷疑的。
赫爾岑先生於1847年到達西歐後，便在進步人士中占有了一個顯著位置，這些進步人士的名字都是與1848年的革命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這時起，他在倫敦建立了第一個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它的目的便是最有利地對沙皇尼古拉和俄國專制政府進行誓死不屈的鬥爭。
鑒於這些事實，為了使一切民主力量統一在共同的總的路線下，我們不相信，也不能指望，在俄國的革命者中還會找到比赫爾岑先生更正直、更真誠的代表者了。
茲代表國際委員會向您問好。
國際委員會主席
書記處：羅伯特·查普曼
康拉特·杜姆布羅夫斯基
阿爾弗雷德·塔朗迪埃32
戈洛溫沉默了，去了美國。
我想：「我們總算擺脫了他。他消失在那個充滿各種騙子、淘金者和冒險家的汪洋大海中了，在那裡他可能成為拓荒者或採金人，賭棍或奴隸主；至於他是發大財，還是死在私刑下，這都與我們無關，只要他不再回來就是了。」但根本不然，過了一年，戈洛溫又在倫敦露面了，奧加遼夫遇到了他，沒有招呼他，但他走到面前，說道：「怎麼，是別人不准您跟我打招呼吧？」說完便走了。奧加遼夫追上他，說道：「不，我是自己主動不想招呼您的。」說完也掉頭走了。不言而喻，這立即引起了下面這個照會33：
「我正在籌備出版《鞭子》，因此不想與我的敵人們握手言歡，但我也不希望他們製造關於我的各種廢話。
「我可以用兩句話向您說明我與赫爾岑之間發生的事。我到他的住處去，要求不再爭吵。他說：『不成，我對您毫無好感，請您只管爭論好了。』我沒有這麼做，直到他把我的信原件退還，不肯拆閱時，我才稱他德國人。這就像布里斯康為了博得士兵們的一笑，稱多爾戈魯基為德國人一樣34。但是赫爾岑偏要答覆，大事渲染，然後不是責備自己，卻生我的氣。其實這件事根本談不到什麼侮辱。就算我對他的態度不夠好，而您對我很好，你們終究不是孿生兄弟，您大可不必如此怒氣沖沖，擺出打架的姿態。
戈洛溫
1857年1月12日」
我們決定絕對保持沉默。對誇誇其談、大叫大鬧的人，最好的懲罰便是置之不理，表示不屑一顧的冷漠和鄙視。戈洛溫又給奧加遼夫寫過兩次試探性的信，內容既像諷刺又像說笑，這裡附的第二封信便是例子，它們毫無意義，只能使人覺得他真的瘋了：
「我見到了
俄國書報審查的上帝
我向他保持沉默。35
「我與布德伯格36吵了兩個鐘頭，他像小牛一樣直淌眼淚。
「您希望戰鬥，您得到了它。
「我與赫爾岑成為仇人已經兩三年。這有什麼結果？對誰也沒有好處！他想決一雌雄！我的『箭』37已準備好了！但是為了共同的利益，還是握手好得多！
8月20日於柏林維多利亞旅館
「又，您在出版您的全集。它們是不是帶有死屍的味道，像在丹麥38一樣？」
我們沒有理睬他。
不過他真的快瘋了。不論精神上、物質上，他的力量逐漸枯竭了；維持他生計的文學買賣已經無利可圖。他從事著各種不明不白的活動，但到處碰壁，一無所獲，終於到了窮途末路，不擇手段的地步。
一天早上，大概由於已找不到吃白食的地方（戈洛溫非常好吃），他寫了一封信給帕默斯頓，自我推薦，要為他效犬馬之勞（這是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前不久）；給英國政府當密探，他具備各種有利條件，因為他在彼得堡還保持著從前的種種關係，又十分熟悉俄國。帕默斯頓討厭這個人，命令秘書回答他，子爵對戈洛溫先生的建議表示感謝，但目前還不需要他的幫助。這封由帕默斯頓簽字的信，戈洛溫一直帶在口袋裡，親自拿給別人看過。
尼古拉死後，他在一份報上用化名發表了一篇文章，辱罵新皇后，過了一天，又在同一份報上發表了一篇反駁的文章，用的是真名。我們的朋友考夫曼39編著一份《石印通訊稿》，揭露了這個花招，於是十多份報刊群起而攻之。接著他向俄國駐倫敦大使館建議發行一份政府公報。但是布魯諾夫像帕默斯頓一樣，目前還不需要他效勞。
這時他直截了當提出了赦罪的請求，而且馬上獲得了批准，條件是在政府中任職。他有些害怕，開始為職務討價還價，要求蘇沃洛夫40任用他，後者當時是波羅的海沿岸各省總督。蘇沃洛夫同意了，但戈洛溫沒有上任，卻寫信給戈爾恰科夫公爵，說他做了個夢，夢見沙皇請他進國務會議襄贊國事，他勤勉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
但是夢不一定都會實現，我們這個頭髮花白的老頑童非但沒有跨進沙皇的國務會議，而且差點被關進感化院。戈洛溫遇到了一個商業經紀人斯特恩，儘管他不名一文，卻跟後者一起干起了投機勾當，忘記了早在1846年，他的大名已在巴黎證券市場上作為一個作弊的騙子公布過。他想欺騙斯特恩，卻被斯特恩騙了。戈洛溫便故伎重演，在一家報紙上登了一篇關於斯特恩的文章，還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斯特恩勃然大怒，向法院提出控告。戈洛溫接到傳票，大驚失色，便找律師商量，他怕坐牢，怕大筆罰金，也怕張揚出去。律師建議他在和解書上簽字，表示全部收回說過的話。律師也簽了字，證明無誤，誰知斯特恩用石印複製調解書後，分發給了自己的和戈洛溫的朋友。我也拿到了一份：
「親愛的先生：由於您根據我口頭或書面發表的一些玷污您人格的話，以誹謗罪向法院提出了申訴，同時由於您通過我們一些共同的朋友表示願意撤銷訴訟，只要我能支付訴訟費，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些話，並為自己所做的這一切表示悔改——總之，我願意接受這些條件，只要求您相信，如果我所說的或所寫的東西有哪裡得罪了您，那麼我不是故意這麼做的，我對我做的這些事非常後悔，並保證今後決不重犯。此致
斯特恩先生
證人：H·恩普森律師
伊·戈洛溫
1857年5月29日
在倫敦埃格蒙特廣場4號」
這以後，他在倫敦再也混不下去了……他離開了這裡，還帶走了一大包沒有付清的賬單——裁縫賬，鞋匠賬，酒館賬，房飯錢……他去了德國，突然在那裡結了婚。他在當天就用電報把這件意料不到的事報告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他靠妻子的嫁妝過了兩年，一面在報上寫些小文章，大談天才娶了個平凡的女人如何不幸，因為她一點也不了解他。
後來我有五年多沒再聽到他的消息。
波蘭起義開始時，他又作了一次和解的嘗試：「波蘭和俄國的朋友們要求我們這麼做，他們等待著！」我沒有回答。
到了1865年初，我在巴黎遇見了一個彎腰曲背的老人，他形容枯槁，衣衫襤褸，帽子破舊……天颳風，非常冷……我是去大仲馬家參加朗誦會……朗誦會也陰沉沉的沒有生氣。老頭子把頭縮在衣領中，走過我身邊時沒有看我，只是低聲叨咕：「一切結束了！」然後又朝前走去。我站住了……戈洛溫依然邁著沉重的步子走著，沒有回頭，我也走了。後來我又在倫敦街頭遇到過他兩次，我總是站下來看他，有一次他嘟噥道：「多麼可惡！」另一次似乎在自言自語，大概是咒罵什麼，但我沒有聽清；他沒有回頭看我，我也懶得在街上跟他打交道。後來他對薩維奇和薩瓦什凱維奇41說道，他遇到了我，罵了我一頓。我聽後沒有作聲。
「戈洛溫究竟在這裡幹什麼？」我問我以前提到過一次的戈雷斯基42。
「他的境況不妙，在做舊貨生意，兌換外幣，收購一些蹩腳畫賣給傻瓜騙錢，不過大多是他自己受騙……他老了，喜歡嘮叨，有時寫寫文章，但哪裡也不肯登；您的成功使他不能寬恕您……常常肆無忌憚地罵您。」
此後我們已沒有任何來往。但這幾年中，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時候會突然收到他一封信……有時是根據某些波蘭人的勸告，提議與我和解，有時卻把我罵上幾句。我們什麼也沒有回答。
不論多麼索然無味，我還是打算寫下我們交往的經過；為此我又打開了保存下來的他的一些信。正當我提起筆來寫了開頭幾行，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這是可以作為本文的結束語的：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我很少來打擾您，但是我聽說您『洗手不幹了』，走下了您的鐘樓。
「可是我認為，不干則已，既然幹了，就應該干到底。
「您的財力使您可以出版《警鐘》，不怕虧本。如果可以，請發表附在這裡的信。
戈洛溫」
致《莫斯科新聞》編者卡特科夫先生
親愛的先生：
請原諒我既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父名，我只知道您對波蘭人充滿著盲目的仇恨，您不承認他們是人，也不承認他們是斯拉夫人；我還知道，您對歐洲問題一無所知。
人們對我說，您的刊物上有一句話：「德爾普特的筆桿子憐憫俄國，因此落到了一無所有的地步」，或者諸如此類的話。我憐憫俄國，憐憫它的軍警統治和倒行逆施，憐憫它的貴族——他們不得不製造假鈔票，假彩票，以致目前出現了三張可以兌換十萬盧布的中彩獎券，誰也不能認出哪一張是真的——我憐憫酗酒的農民，營私舞弊的官員，胡言亂語的教士。但是我知道，在俄國生活並不美好。
皇上可以不准把我在大學裡得到的愚蠢學銜寫在護照上，但是他不能不准我把「光明磊落」這個稱號寫進我的履歷表中，它會一直留在那裡，因為筆寫的東西是連斧頭也砍不掉的。
我的祖國被當作政治財產給剝奪了；但是我明白，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俄國人，而為人類服務，比為國家服務範圍廣泛得多，後者只是強加給我的任務。
在我的眼睛中，我不是墮落，而是上升了。我聽說，如果我回國，就要把我關進瘋人院；但是必須把我的血放干，我的頭腦才會喪失作用——儘管在北緯五十三度以外的地方，對有頭腦可以喪失的人，是經常採用這種手術的。
冒瀆之處萬望鑑諒。
伊萬·戈洛溫
1866年2月1日於巴黎
1 戈洛溫從大學畢業後，在外交部工作，1841年出國，寫了一些揭露沙皇專制統治的文章，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滿，被剝奪了貴族稱號，並在缺席審判中被判處服苦役。從1848至1853年，赫爾岑與他儘管思想上有嚴重分歧，赫爾岑仍認為他是揭露專制暴政的同路人。但從1855年起，戈洛溫開始向俄國政府獻媚，要求它允許他回國，並與第三廳有了接觸。
2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義。
3 法國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成員。
4 雅·托爾斯泰（1791—1867），俄國官員，後來出國，拒絕返回俄國。1837年為了取得沙皇政府的寬恕，與第三廳建立了聯繫，在巴黎從事間諜活動。
5 若米尼（1779—1869），法國將軍，1813年後為俄軍服務，後居住巴黎，但無法證明他為俄國政府從事間諜工作。
6 盧比孔河是古代義大利與高盧的分界線。公元前49年，愷撒駐軍高盧，羅馬元老院禁止他渡過盧比扎河，愷撒不顧禁令，依然率軍渡過盧比孔河，引起了與羅馬元老院之間的內戰。因此所謂越過盧比孔河，即跨出決定性的第一步。
7 斯拉夫派理論家。
8 羅特克（1775—1840），德國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1830至1840年德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代表人物。
9 俄國反動政論家。
10 戈洛溫於1845年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俄國貴族享有特殊權利，因此沙皇政府對他和巴枯寧的缺席審判是非法的。
11 《欽差大臣》中的假欽差。
12 俄國當時的外交大臣。
13 順便談一下他的弟兄們。其中一個是騎兵將軍，曾得到過尼古拉的特別青睞，因為在12月14日他表現不壞。他去找杜貝爾特，提出了下面這個問題：「我的母親快死了，她給她的兒子伊萬……就是那個不幸的人……寫了幾句告別的話。信在這兒……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杜貝爾特笑了笑，親切地對他說：「把信送到郵局去就是了。」——作者注
14 法國警察不能寬恕他玩的一個花招。1849年初發生了一次小小的示威活動。總統，即拿破崙三世，騎了馬巡視各林蔭道。突然戈洛溫衝到他面前喊道：「共和國萬歲！」「打倒內閣！」拿破崙咕噥道：「共和國萬歲！但內閣怎麼辦呢？」「撤換他們！」戈洛溫說，向他伸出了手。過了五天，內閣沒有撤換，戈洛溫在《改革報》上發表了自己與總統會見的經過，接著說，由於總統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他得收回自己與總統的握手。警察沒有作聲，過了幾個月，在6月13日找到了把柄，便驅逐了他。——作者注
15 英國激進主義者，支持波蘭解放運動。
16 這是別林斯基1846年2月給赫爾岑的信中的話。
17 指「倫敦自由俄羅斯印刷所」。
18 東正教節日，在俄舊曆3月25日，天使在這一天報知耶穌將誕生的喜訊。赫爾岑的《告俄國將士書》後面記有「寫於3月25日報喜節」等字。
19 指赫爾岑的妻子的葬禮。
20 《廣告晨報》正是在那個時候落進了卡·布林德和馬克思之流的德國民主派手中，它登出了一篇愚不可及的文章，企圖證明我宣傳的觀點與俄國政府是一致的。戈洛溫提出了這些美好的勸告，可惜他自己後來也採用了這種手法，而且也是發表在《廣告晨報》上。——作者注按：《廣告晨報》於1854年4月24日發表了署名「民主者」的文章，對赫爾岑的文章《舊世界與俄國》作了猛烈抨擊，認為它宣揚了泛斯拉夫主義觀點。
21 俄國駐英國的大使。
22 這是赫爾岑準備寫這部分時對一些信的編號，但後來這些信沒有完全採用。A信即前面戈洛溫8月16日的信（在這信中，戈洛溫故意把相片的事與錢混在一起，似乎成了賠償，實際卻是訛詐），B和C信是赫爾岑寫給戈洛溫的。在C信中，赫爾岑指出，戈洛溫一面聲稱要與他斷絕一切關係，一面又向他借錢，由於得不到答覆，便老羞成怒，無理取鬧，企圖惹怒赫爾岑，提出與戈洛溫決鬥。
23 指1854年8月12日戈洛溫給赫爾岑的信。
24 巴黎的瘋人院。
25 英國內閣大臣。
26 這是一次紀念二月革命的大會。
27 英國憲章主義者。
28 約瑟夫斯（約37—約100），猶太著名歷史學家。
29 《聖經》中的傳說人物，據說他繼摩西之後成為猶太人的首領，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方，見《約書亞記》。
30 指赫爾岑給《廣告晨報》的信，這信駁斥了戈洛溫的誣衊。
31 英國一份著名的文學評論周刊，該刊於1855年1月發表了評論赫爾岑的作品的文章。
32 查普曼是英國憲章主義者，杜姆布羅夫斯基是波蘭流亡者，塔朗迪埃是法國流亡者。
33 下面是戈洛溫給奧加遼夫的信。
34 布里斯康和多爾戈魯基都是俄國的官員，曾先後主持陸軍部工作。
35 這是仿照俄國詩人維亞澤姆斯基的詩《俄國的上帝》中的詩句改寫的。
36 布德伯格（1817—1881），俄國駐巴黎大使。
37 指戈洛溫準備出版的雜誌《箭》。
38 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的丹麥。
39 德國新聞記者，他的通訊稿專為各報提供稿件。
40 蘇沃洛夫（1804—1882），俄國將軍。
41 波蘭流亡者。
42 波蘭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