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昨天我看見佩切林1了。」
我聽到這名字吃了一驚。
「怎麼，」我問，「是那個佩切林？他在這兒？」
「哪個，佩切林神父？對，他在這兒！」
「在哪兒？」
「在克拉彭的耶穌會修道院，聖馬利亞教堂。」
佩切林神父！……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賬上。我並不認識佩切林，但是經常聽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諾夫斯基談起他。他作為一個年輕的教授回國之後，在莫斯科大學教希臘語，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間，尼古拉的迫害變本加厲的時期之一。我們已被流放，那些年輕的教授尚未回來，《莫斯科電訊》被查禁了，《歐羅巴人》被查禁了，《望遠鏡》也被查禁了，恰達耶夫則被宣布為瘋子。
直到1848年以後，俄國的恐怖統治才又跨進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後幾年登峰造極的專制暴政，顯然是第五幕了。這時已很清楚，不僅屋裡的一切在崩潰和毀滅，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潰和毀滅，可以聽到地板的坼裂聲，連屋頂也已搖搖欲墜。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還得心應手，保持著通常的步伐；周圍一片荒涼，沉寂無聲，大家唯唯諾諾，失去了人的尊嚴，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無味，顯得愚昧而庸俗。尋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奴僕的威脅或驚慌，人們不是掉頭不顧，便是嗤之以鼻。在這奴隸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氣，恐懼和憂鬱主宰著他，他必須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這個萬人唾罵的國家。為了出走，需要錢。佩切林開始教課，節衣縮食地過著極端儉樸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參加同事們的集會，在積攢了一小筆錢以後，他便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寫信給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國了。他感謝了伯爵，向他告別，談到了不堪忍受的沉悶氣氛，使他不得不走，並要求伯爵憐惜那些不幸的年輕教授，他們受過的教育必然使他們感受到同樣的痛苦，伯爵應該在暴力的打擊面前保護他們。
斯特羅戈諾夫把這信給教授中不少人看過。
莫斯科沒有人再提起他，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突然聽到，佩切林參加了耶穌會，正在一所修道院裡修行，這使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貧窮、消沉和孤獨毀了他；讀了他的《死之勝利》4後，我問自己，難道這個人可能變成天主教徒，耶穌會士嗎？要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在警察的棍子下，在憲兵的監視下苟延殘喘的國家。為什麼他又要這麼迫不及待地給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鎖，另一條繩索呢？
俄國人在分崩離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會中，感到與人們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親人。當捆綁他的繩子被掙斷，他的命運突然擺脫了一切外在的約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時候，他不知怎麼辦變得彷徨無依，脫離了軌道，看不到目標和規範，於是他落進了耶穌會的修道院！
第二天兩點鐘，我來到了聖馬利亞修道院。厚實的橡木門關得緊緊的，我敲了三次門環；門開了，出來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大約十八歲，穿著修士的長袍，拿著祈禱書。
「您找誰？」管門的修士用英語問。
「佩切林神父。」
「請問貴姓？」
「這是我的名片和信。」
在信里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請進，」年輕人說，在我後面重又關上了大門，「請在這兒等一下。」他指指寬敞的前廳，那裡有兩三張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過了五分鐘，管門的修士回來了，用帶些英語發音的法語對我說，佩切林神父非常歡迎我的光臨，請我稍候，他馬上就來。
然後他帶我穿過食堂，走進一間光線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請我坐下。那裡牆上掛著一個石雕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如果我記得不錯，它的對面還有一幅聖母像。在一張笨重的大桌子周圍，放著幾把木頭大扶手椅和靠背椅。對面一扇門外是走廊，走廊那邊是一個大花園，花園內綠草如茵，樹葉瑟瑟作聲，是一片不太協調的世俗風光。
管門的修士指給我看牆上的會客規則；原來根據規定，修士們只能在四時至六時之間會客，現在還沒到四時。
「您好像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法國人，是嗎？」我聽了他的口音問他。
「是的。」
「那麼您是德國人？」
「也不是，先生……我幾乎是您的同鄉；我是波蘭人。」
確實，這個管門人挑選得不錯，他能講四種語言。我坐下後，他走了。我發現自己待在這麼一個地方，覺得有些彆扭。花園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來走去，兩個半修士打扮的人走過我的身邊，便嚴肅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著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樣莊重地向他們答禮。最後，一個身材不高、上了年紀的神父來了，他戴一頂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來，長袍窸窣作響，用十分純粹的法語向我問道：
「您是想會見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歡迎您的來訪，」他說，一邊伸出了手，「別客氣，請坐。」
「對不起，」我說，由於沒認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從未想到，我見到的人會是這麼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繼續道：
「我已經很久沒聽到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朋友和大學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認識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詳著他。他的臉顯得蒼老，比他的年紀更老，看來這些皺紋包含著不少滄桑，那一切嚴峻的日子，儘管事情都過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陰森的痕跡。教士的平靜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們，他們仿佛在自己的心靈和理性周圍塗了一層升汞，要把它們埋葬在裡面，以致言語和行動都顯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婦，總是穿著喪服，總是孤單單的，也總是相信根本沒有的東西，用脫離現實的幻想來扼殺現實的情慾。
我給他談了我們共同認識的人，談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儀，他的學生們怎樣抬著他的棺材走過全城，送往墓地，然後又談了格拉諾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開講學；我們兩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腦袋中會出現什麼，我不知道，但佩切林這時仿佛覺得這頂帽子太重了，把它從頭頂摘下，放到了桌上。談話難以繼續了。
「讓我們到花園走走吧，」佩切林說，「天氣這麼好，這在倫敦是少有的。」
「好極了6。但是請您說說，我們為什麼要講法語？」
「那倒是的！我們還是講俄語吧；我想，我幾乎已不習慣講它了。」
我們走進了花園。談話又回到了大學時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說，「我離開俄國那會兒，那是怎麼一個時代啊，想起來簡直不能不叫人發抖！」
「請您想想，現在它變得怎樣了；1848年以後，我們的掃羅7完全發瘋了。」我給他講了幾件最駭人聽聞的事實。
「災難深重的國家，尤其是獲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實的少數人太可憐了。然而人民卻多麼善良；在愛爾蘭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們的農民，他們非常相像，凱爾特族的莊稼漢也與我們的人民一樣像是孩子。您不妨到愛爾蘭看看，便會相信這一點。」
這樣的談話繼續了半個小時，最後我打算走了，對他說道：
「我對您有個請求。」
「什麼事？請講吧。」
「在彼得堡的時候，我保存著您的一些詩，其中有三部曲《波利克拉特·薩莫斯基》8《死之勝利》等等，您現在有沒有這些詩，或者能不能把它們給我？」
「您怎麼會想起這些無聊的東西？這是不成熟的幼稚的作品，屬於另一個時代和另一種心情。」
「也許正因為這樣，我才喜歡它們，」我笑道，「您手頭有沒有這些作品？」
「沒有，怎麼會有！……」
「您不能背誦它們嗎？」
「不能，完全忘了。」
「那麼要是我在俄國什麼地方找到了它們，您允許付印嗎？」
「說實話，在我看來這些毫無價值的東西好像是另一個人寫的，我與它們毫無關係，仿佛一個人病癒以後想起病中的囈語一樣。」
「既然它們與您無關，那麼應該說，我可以印行它們，只要不署姓名？」
「難道您現在還喜歡這些詩不成？」
「這是我的事，請您告訴我，您允許我發表還是不允許？」
即使這時他也沒有給我直截了當的答覆，我不再追問。
我告別時，佩切林問我：「您怎麼不把您出版的東西帶一些給我？我記得，三年前報紙上談到過您發表的一本書，好像是用德文寫的9。」
「您的服裝可以向您證明，」我答道，「出於什麼原因，我不應把它帶來，您不妨把這看作我尊重和體諒您的表示。」
「您還不太了解我們的忍耐和我們的愛，我們可以為過去的迷誤哀痛，為它的改正祈禱，希望做到這一點，但不論怎樣，我們對人還是有所愛的。」
我們分手了。
他沒有忘記我的書和我的回答，過了三天他用法文寫了下面這封信給我：
「我不能向您隱瞞自由這個詞在我心頭激起的共鳴——我不幸的祖國的自由！一分鐘也不要懷疑我希望俄國復興，我的願望是真誠的。儘管這樣，我絕對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綱領。但是這並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愛對一切政見和一切黨派是一視同仁的。當您最寶貴的憧憬欺騙了您，當整個塵世的力量起來反對您的時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為您保留著可以信賴的庇護所：您可以在那裡找到真誠的友誼，同情的眼淚，以及世界所不能給予您的和平。我隨時歡迎您的光臨，最親愛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濟島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見到您一次。請不要忘記把您的小冊子帶給我。
「仁慈的耶穌，賜福的耶穌！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1日於克拉彭，
聖馬利亞教堂。」
我帶去了我的書，過了四天又收到了下面這封信。
「您的兩本書10，我都非常仔細地拜讀過了。有一章11令我特別震驚；我覺得，您和您的朋友們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哲學和文學上。難道您認為，它們的任務就在於革新當今的社會嗎？請恕我直言，歷史的證明恰恰與您背道而馳。沒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社會是靠哲學和文學革新或改造的。老實說（讓我開誠布公地談談），只有宗教才是國家的根本；哲學和文學，這——唉！只是社會之樹上兩枝微不足道的花朵。每當哲學和文學鼎盛之時，每當哲學家、雄辯家和詩人掌握權力，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候，社會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了。希臘和羅馬證明了這一點，所謂亞歷山大時代也證明了這一點；哲學從來沒有這麼發達，文學從來沒有這麼繁榮，然而這卻是社會深刻退化的時期。每逢哲學企圖改造社會秩序的時候，它必然發展為殘忍的專制主義，例如，在腓特烈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約瑟夫二世12，以及一切革命失敗的時期，便是如此。您隨口說出了一句話，這也許是幸運，也許是不幸，隨您怎麼說；您說：『法倫斯泰爾無非是改頭換面的軍營，共產主義也只能是尼古拉專制統治的變態表現。』13確實，我在您和您的莫斯科朋友們身上，看到了一縷悲觀的黑影。您甚至自己也承認，你們都是奧涅金，也就是說，您和您的朋友們只知道否定，只知道懷疑，只知道失望。難道社會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改造嗎？
「也許我這些話只是老生常談，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寫這些話不是為了辯論，不是為了展開論爭，但我認為我有責任向您提出這一點，因為有時最敏銳的頭腦和最美好的心靈也會在根本上錯了，自己卻還不知道。我給您寫這些，是為了向您證明，我曾多麼仔細地讀了你的書，這也再度表明了我對您的尊敬和愛……
「仁慈的耶穌，賜福的耶穌！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5日于格恩濟島
聖皮埃爾天主教堂。」
對這封信我用俄文作了答覆：
「最尊敬的同胞：
「您的來信使我衷心感謝，請允許我就主要的幾點簡單談幾句。
「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文學像秋天的花朵，是在國家滅亡前盛開的。不論是西塞羅字字珠璣的文章，還是他的淡而無味的道德說教，也不論是盧奇安14的伏爾泰式尖刻諷刺，還是普羅克洛斯15的德國式嚴謹哲學，都無法挽救古羅馬的滅亡。但是請您注意，不論是艾勒夫西斯神秘教儀16，還是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17，或者其他一切延續和復活異端的企圖，同樣不能挽救它的滅亡。
「這不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我們根本不需要挽救古代世界，它的時代已經過去，新世界代替了它。歐洲完全處在同樣的狀況；文學和哲學的任務不是保留衰老的形態，而是把它們送進墳墓，埋葬它們，擺脫它們。
「新世界正如當年一樣在逐漸臨近。您不要以為，我稱法倫斯泰爾為兵營是失言。不，至今出現過的種種社會主義理論和學派（從聖西門到只知道否定的蒲魯東）都很貧乏，它們只是兒童的牙牙學語，是這種思想的啟蒙階段，古代東方的特拉普提派和艾賽尼派18。但是誰沒有看到，誰沒有在心中感覺到，這些簡單片面的嘗試中包含著巨大的內容，或者誰會由於孩子的牙齒出得不順利或生歪了，便懲罰孩子呢？
「現代生活的苦悶是黎明前的苦悶，是過渡時期的苦悶，希望來臨前的苦悶，動物在地震前感到的煩躁。
「一切還沒有跨過這一點。有的人想用暴力打開未來的大門，另一些人卻想用暴力阻擋歷史的潮流；一些人看到了未來的啟示，另一些人卻沉浸在回憶中。他們的活動只是互相掣肘，以致相持不下，陷在泥沼中。
「在這旁邊是另一個世界——俄國。它的基礎是帶有共產主義精神的人民，只是他們尚未覺醒，給埋沒在一層知識分子的表皮下，而這些知識分子陷入了奧涅金狀態，生活在絕望中，流放中，忍受著您的和我的命運。對於我們，這是痛苦的。我們成了生不逢時的犧牲品；但是對於事業，這無關大局，起碼並無重大影響。
「談到新俄羅斯的革命運動時，我已說過，從彼得一世起，俄國的歷史便是貴族和政府的歷史。貴族階級中包含著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國沒有別的舞台，那公開的、流血的舞台，街頭的廣場，它有的只是文學的講壇，我也就注意著它在這方面的活動。
「我敢說（在給米什萊19的信中），俄國的知識分子是最自由的人；我們在否定方面，比例如法國人，走得遠得多。否定什麼？不言而喻，否定舊世界。
「奧涅金帶著他無所事事的絕望，現在走向了正面的理想。您似乎還沒發覺這一點。在否定歐洲的過時形態，否定彼得堡（其實這依然是歐洲，只是穿上了我們的服飾，那虛有其表的脫離人民的服飾）的同時，我們也毀滅了。但是一種新的事物，那在果戈理的筆下變得怪誕的，在泛斯拉夫主義者那裡被誇大了的事物，逐漸孳生了。這是一種新的因素，對人民的力量懷有信心的因素，貫穿著愛的因素。有了它，我們才開始了解人民。但是我們卻離他們很遠。我並不想說，我們擔負著改造俄國的責任，但是我感到慶幸，我們迎來了俄羅斯的人民，我們知道他們是屬於未來的世界的。
「還有一句話。我並不把科學與文學、哲學的發展混為一談。科學即使不能改造國家，也不致與它同歸於盡。它是手段，是人類的里程碑，是對大自然的勝利和解放。愚昧，只有愚昧，才是貧窮和奴役的根源。群眾被自己的教育者丟在動物狀態中。科學，只有科學才能在今天糾正這一點，給他們提供飲食和住所。它不是靠宣傳，而是靠化學、機械學、工藝學、鐵路改造人的頭腦，那千百年來在物質和精神上受壓制的頭腦。
「我衷心感謝……」
過了兩個星期，我收到了佩切林老爹下面這封信：
「我用法文寫回信，原因您是知道的。我直至今日才給您寫信，是因為我在格恩濟島工作太忙。一個人生活在事務紛繁的現實中，很少時間想到哲學理論；當人類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向您傾訴不幸，要求您的指導和幫助時，您也就沒有閒情逸緻去考慮思辨性的人類未來的命運問題了。
「我向您坦率地承認，您這次的信使我感到惶恐，我也得承認，這是一種帶有私心雜念的惶恐。
「當您所說的知識（也就是您受到的教育）獲得勝利的時候，我們會變得怎樣呢？對於您，科學便是一切，一切的一切。這不是那廣泛的、包括人的一切能力，那有形的無形的一切的科學——我們至今所了解的那種科學，而是局限的、狹隘的科學，唯物的科學，那種分析和解剖物質，除此以外什麼也不知道的科學。化學，機械學，工藝學，蒸汽，電——也就是偉大的飲食科學，米歇爾·謝瓦利埃20將稱之為個人崇拜的東西。這種科學一旦勝利，我們便大禍臨頭了！在遭到羅馬皇帝迫害的時期，基督徒至少還可以逃進埃及的沙漠，暴君的劍只能在這無法跨越的邊境上止步。可是在您這物質文明的暴政前面，哪裡可以逃避呢？它剷平了高山，挖掘了運河，鋪設了鐵路，派出了輪船，它的報紙深入到非洲灼熱的沙漠地帶和美洲人跡罕至的大森林。正如從前把基督徒拉進競技場，供好奇的觀眾取笑作樂，現在也會把我們這些一心祈禱的緘默的人送進市場，當著眾人的面問我們：『為什麼您要逃避我們的社會？您應該參加我們的物質生活，與我們一起做生意，一起開辦新奇的工廠。您應該到市場上去演講，去宣傳政治經濟學，討論市場行情的起落，為我們的工廠工作，發動機器和電力，去主持我們的宴會，告訴大家天堂便在人間，我們應該盡情享樂，大吃大喝，要知道明天我們便會死去！』這就是我所感到的惶恐，因為當唯物的暴政越來越主宰著一切時，能在哪裡找到避難所呢？
「如果我誇大了陰暗的色彩，請原諒。我覺得，我只是根據您提出的基本原則引申出它們合乎邏輯的結果。
「為了怪誕的胡思亂想而離開俄國，這值得嗎？俄國正是從您所理解的科學開始的，它也在沿著科學的路子發展。它把物質力量的巨大槓桿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它號召一切人才為它服務，參加它的物質福利的盛筵，它要成為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上天把物質世界的采邑授予了它，它要把它變成自己的選民的天堂。它對文明的理解正與您的理解一樣。物質的科學永遠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我們相信不滅的靈魂和未來的世界，這現世的文明與我們什麼相干？俄羅斯永遠不可能使我成為它的臣民。
「我簡單地說明了我的思想，使我們能彼此了解。如果我的話講得過於偏激，請您原諒。由於我星期五早上便得去愛爾蘭，我不能來看您了。但是如果您能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午後駕臨我處，我將十分歡迎。
「請接受……
「仁慈的耶穌，賜福的耶穌！
弗·佩切林
1853年5月3日於克拉彭，
聖馬利亞教堂。」
第二天我這麼回了信：
「最尊敬的同胞：
「我拜訪您是為了會見一位我所久仰的、處境與我相仿的俄國人……儘管命運和信念使您站到了勝利者的莊嚴行列中，而我是站在戰敗者的悲傷陣營中，我不想觸及我們意見的分歧方面。我只是想見到一個俄國人，把祖國當前的消息帶給他。出於深刻的體諒心情，我並不想把我的小冊子拿給您，那是您自己向我要的。由此引出了您的信，我的覆信，以及您5月3日的第二封信。您攻擊我和我的觀點（是經過誇大的，不完全符合我的本意的），這使我不得不為自己辯護。我並沒有賦予科學以您所設想的那種意義。我在信上只是對您說，我認為，對大自然的一切勝利和一切發展，它們的整個成就，不言而喻，都不屬於文學和抽象哲學的範圍。
「但是這問題說來話長，沒有特別的必要，我不想重複已多次講過的一切。請您放心，您為喜歡過內省生活的人的未來所感到的惶恐是完全多餘的。科學不是理論或教條，因此它不可能變成政權或法令，也不可能變成一種壓迫力量。您大概是想說社會思想和自由的勝利。如果這樣，不妨拿最『物質化』的、最自由的國家英國來看看。喜歡過內省生活的人，如烏托邦主義者，卻認為這裡是可以安靜思考的地方，是宣傳他們的主張的講壇。何況英國還是信奉新教的君主國，根本不是一切都可容忍的國家。
「為什麼害怕？難道怕給饑寒交迫的群眾輸送生活必需品的車子的喧聲擾亂您平靜的生活嗎？我們還不致為了免得妨礙詩意的寧靜生活，禁止打麥。
「內省的性格永遠是到處都有的，這些人在沉思和靜寂中更為自在，那麼讓他們為自己尋找安靜的地方吧，誰也不會去打擾他們，召喚他們，迫害他們。沒有人要壓制他們，也沒有人想支持他們。如果由於改善群眾的生活，可能使不願聽到外界任何聲響的人感到吵鬧，因此便反對改善群眾的生活，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裡甚至談不到什麼自我否定、寬容或犧牲。如果嫌市場太嘈雜，那就不必去做買賣，離開市場就行了。報紙是到處都能看到的，但是喜歡內省的人，誰曾按照巴黎或倫敦的報紙社論行事？
「然而您看到，如果不是自由，而是反物質的、君主制的原則取得了勝利，那麼請問，我們能在哪裡找到安靜的地方，找到躲避絞刑、火刑和梟首示眾的地方——這種情形在羅馬和米蘭，法國和俄國，今天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那麼誰應該害怕呢？當然，從永生的觀點看，死是不足畏懼的，但是從這個觀點看，一切就都無所謂了。
「最尊敬的同胞，請恕我直截了當提出這些與您針鋒相對的話，因為我不得不這麼回答。
「衷心希望您的愛爾蘭之行圓滿成功。」
我們的通信便到此結束。
兩年過去了。歐洲地平線上灰濛濛的煙霧，在克里米亞戰爭烽火的襯托下，顯得更黑暗了。一天，在報上進攻和包圍的血腥消息中，我突然看到，在愛爾蘭某地，一個名叫弗拉基米爾·佩切林的天主教神父被提交法庭審問，他是俄國人，罪名是在廣場上當眾燒毀新教《聖經》。高傲的英國法官考慮到這個行動毫無意義，罪犯又是俄國人，而英國與俄國正在交戰，因此只是對被告進行了慈祥的訓斥，要他今後在大街上注意自己的行為……
難道他會不在乎這些鎖鏈……或者會一再脫下四角帽，睏倦地把它放在桌上？
1 佩切林由於對沙皇統治不滿，跑到了西方，又對西方的革命運動感到失望，最後躲進了宗教中，但宗教也並未使他得到平靜。赫爾岑曾在中篇小說《責任先於一切》中反映了佩切林的一些特點。
2 那不勒斯位在火山地帶。
3 1835至1847年的莫斯科學區總監。他於1837年寫信給佩切林，勸他回國，佩切林寫了覆信。
4 佩切林在國外寫的一部長詩。
5 指1853年2月赫爾岑為自由俄羅斯印刷所的成立寫的公告，這次訪問即在此時。
6 以上仿體字在原著中均為法文。
7 《聖經》中的以色列王，以殘酷專橫著稱。
8 佩切林的長詩，已失傳。
9 指《來自彼岸》，它最初是以德文在漢堡出版的。
10 指赫爾岑的《俄羅斯人民和社會主義》及《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
11 指《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的第五章《1825年12月14日以後的文學和社會觀念》。
12 1765至1790年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13 引自《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第五章，但引文並不準確，赫爾岑是說，如果把傅立葉主義機械地搬用於生活，「在工業生產的名義下抽去了它的詩意方面，在把工人統一組成生產班組時，忘記了對自由的熱愛」。那麼，「法倫斯泰爾無非是俄國的村社和勞動軍營……」而關於共產主義的話完全是誤解，原意正好相反：「共產主義——這是俄國專制制度的反面。」
14 盧奇安（約120—約180），古希臘諷刺作家，修辭學家。
15 普羅克洛斯（約410—485），希臘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
16 一種對古希臘農神得墨忒耳的秘密崇拜儀式，流行於18至19世紀。由於這種儀式起源於古希臘的艾勒夫西斯地方，因而得名。赫爾岑在這裡是暗指復興天主教的企圖。
17 傳說中的畢達哥拉斯派哲學家，據說曾創造各種奇蹟，因而為羅馬帝國的異教徒奉為神明，與基督教相對抗。
18 古代猶太教初期的兩個派別，都以嚴格遵守律法為特點。
19 米什萊（1798—1874），法國歷史學家，赫爾岑的《俄羅斯人民和社會主義》是以給米什萊的書信的形式發表的。
20 謝瓦利埃（1806—1879），法國經濟學家，聖西門的追隨者，後成為拿破崙三世的擁護者。這裡的「個人崇拜」指為個人服務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