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四章
巴枯寧和波蘭問題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寧下面這封信1：
「朋友們，我終於逃出了西伯利亞，經過在阿穆爾、韃靼海峽沿岸的長途跋涉之後，我到了日本，又於今天從那兒到達了舊金山。
「朋友們，我的整個身心都渴望著回到你們身邊，我一旦到達，要馬上開始工作，我希望在你們那裡致力於研究波蘭斯拉夫問題，這是我從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實際從事的活動。奧地利帝國的覆滅，它的徹底滅亡，這便是我的最終目標——我不說這是我的事業，以免顯得過於自命不凡。為了這件事，我可以當鼓手，甚至當小卒，只要我能使它獲得一分一厘的進展，我就感到滿足了。它一旦成功，便會出現光輝的、自由的斯拉夫聯盟——俄國、烏克蘭、波蘭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於舊金山。」
關於他逃離西伯利亞的決心，我們在幾個月前就知道了。
剛到新年，巴枯寧那臃腫的身子已倒進了我們的懷抱。
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狹小的雙人聯盟中，出現了一個新人，不過不如說是舊人，是從40年代，尤其是從1848年復活的幽靈。巴枯寧還是那副樣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輕而熱烈，跟當年在莫斯科與霍米亞科夫2展開「通宵」辯論時並無不同。他仍那麼忠於一個思想，那麼熱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願望和理想的實現，以致更加奮不顧身，不怕犧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須加緊工作，不錯過每一個時機。他厭煩長時間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還像過去一樣滿懷信心，全神貫注，尋找一切行動的機會，只要那是革命風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3他至今仍像在朱爾·艾呂扎爾的文章中一樣反覆說著：「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41849年，他懷著他的憧憬和理想關進了柯尼施泰因堡壘5，但它們一直保留在他的心頭，直到1861年隨著他經過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亞，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談話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報》和《真共和報》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憲議會和布朗基俱樂部的尖銳發言。當年那種黨派精神，它們的排他性，它們對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對第二次革命即將到來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監獄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堅強的人屈服，除非他們給折磨死了，否則一旦出獄，他們便仿佛從昏迷中醒來，又會繼續干昏迷前所乾的一切。十二月黨人從西伯利亞的冰雪中回來時，比迎接他們的在原地受到摧殘和蹂躪的年輕人更富有朝氣。兩代法國人發生了多次變化，有的變紅，有的變白，有的隨著漲潮而升起，有的隨著落潮而沉沒，但是在這過程中，巴爾貝斯和布朗基始終是不變的燈塔，他們從監獄的鐵窗中，從遙遠的異鄉外，依然向人們提示著纖塵未染的從前的理想。
「波蘭斯拉夫問題……奧地利帝國的覆滅……自由的、光輝的斯拉夫聯盟……」這一切在他剛首途前來倫敦……在他還只有一隻腳跨上輪船時便寫在舊金山的信紙上了！
對於巴枯寧，歐洲的反動時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艱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對它們只有簡單、模糊、粗淺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亞讀到這些消息，就像在凱依達諾夫研讀布匿戰爭6和羅馬帝國沒落的歷史一樣。他像瘟疫之後回來的人，聽到誰死了，不免為他們嘆息，但是他沒有在死者的床邊守過夜，沒有為他們的得救抱過希望，也沒有跟在棺木後面送過葬。1848年的事件卻完全相反，這是他親身經歷過的，關心過的，是詳細而生動的……與科西迪耶爾的談話，布拉格大會上斯拉夫人的演說7，和阿拉戈8或盧格的爭論——這一切對巴枯寧說來仿佛是昨天的事，它們還歷歷在目，它們的聲音也還在耳邊迴旋。
然而哪怕沒有坐牢，這也是並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後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寧一生中最好的日子。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蘭起義紀念會上的發言9，基佐把他攆到了比利時，現在他回來了，一回來便一頭扎進了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終沒有離開山嶽派的營壘，與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傳……宣傳共產主義，宣傳工資平等，消滅一切差別，宣傳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個奧地利統治，不斷革命，掃除最後一個敵人。從街壘上崛起的警察局長科西迪耶爾，決心要使「無秩序變為有秩序」，不知道怎麼擺脫這位傑出的鼓動家，與弗洛孔10商量之後，在兄弟般的擁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裡11，相信他在那裡會送掉性命，不再成為他們的絆腳石。科西迪耶爾談到巴枯寧時說道：「這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的一個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無價之寶，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須把他槍斃！」12
1848年5月初，我從羅馬到達巴黎時，巴枯寧已在波希米亞，對著守舊派修士、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了；這種演說一直繼續到溫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無法再發揮的時候為止（可惜這位公爵選擇的時機不佳，以致殃及池魚，連他的夫人也飲彈身亡了）14。逃出布拉格以後，巴枯寧在德勒斯登成了軍事首長；這位從前的炮兵軍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樂家和藥劑師們講授軍事科學……還建議他們把拉斐爾的《聖母像》和牟利羅15的各種畫掛在城牆上，靠它們來阻擋普魯士軍官的進攻，因為這些軍官都受過嚴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爾的名畫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學總是對他大有幫助。從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國境內碰到了騷亂的農民，他們正在一個城堡前面吵吵鬧鬧，大叫大喊，不知怎麼辦才好。巴枯寧立刻跳下馬車，沒有時間打聽這是怎麼回事，便命令農民排成隊列，熟練地教會了他們打炮，以致等他重新上車，繼續趕路時，城堡四周已經煙霧瀰漫了。
巴枯寧總有一天會克服懶散習氣，履行自己的諾言，把他在德勒斯登被占領後開始的漫長殉難史公之於眾。我在這裡只談主要的幾點。巴枯寧被判了上斷頭台。薩克森國王把砍頭改成終身監禁，後來又毫無理由地把他移交給奧地利。奧地利警方企圖從他嘴裡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動情況。巴枯寧被關在格拉德欽，警方不能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於是又把他送往奧爾米茨。他給上了鐐銬，還派了大隊龍騎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馬車裡的軍官甚至把手槍上了膛。
「這是為什麼？」巴枯寧問，「難道您以為，在這種條件下我還能逃跑？」
「不，可是您的朋友們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為了防備萬一……」
「怎麼樣？」
「我奉命把槍口對準您的腦袋。」
隊伍隨即向前疾馳。
在奧爾米茨，巴枯寧被用鎖鏈鎖在牆上，在這種狀況中生活了半年。最後，奧地利覺得白白養活一個外國囚犯不太值得，於是提議把他交給俄國。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寧，但又不便拒絕。到了俄國邊境，巴枯寧的鎖鏈取下了——關於這個仁慈的行為，我聽到過許多次；確實，鎖鏈是取下了，但是宣揚這件事的人忘了補充一句：接著又套上了另一條重得多的鎖鏈。奧地利軍官移交犯人以後，便得索回鎖鏈，因為那是帝國的財產。
尼古拉讚揚了巴枯寧在德勒斯登的英勇行為，把他關進了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然後他派奧爾洛夫16去傳達口諭：希望他向他匯報德國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動態（皇上不知道，這方面的一切細節都登在報上了）。他說，他「不是作為皇上，而是作為他的懺悔神父提出這要求的」。巴枯寧問奧爾洛夫，他應該怎樣理解皇上所說的「懺悔神父」的意義，是不是說，他在懺悔中所講的一切都會絕對保密？17奧爾洛夫不知如何回答——這些人大多只習慣於發問，不習慣於回答。巴枯寧寫了一篇「報刊社論」。18尼古拉對此也表示滿意，說道：「他為人聰明，心地不壞，但是個危險分子，應該關在牢里。」這樣，蒙最高當局的關心，巴枯寧在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錯，以致連這個大個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寧被轉移到了施呂瑟爾堡。尼古拉擔心查爾斯·內皮爾19會搭救他，其實查爾斯·內皮爾和他的艦隊不是要使巴枯寧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國脫離尼古拉的統治。亞歷山大二世儘管有時會大發慈悲，寬宏大量，卻仍把巴枯寧留在堡壘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東西伯利亞居住。在伊爾庫茨克，他經過九年的監禁之後第一次獲得了自由。幸運的是邊區長官是個怪人，一個民主主義的韃靼人，自由主義的專制暴君，米哈伊爾·巴枯寧和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20的親戚，他也姓穆拉維約夫21，但這時還沒獲得阿穆爾伯爵的稱號。他讓巴枯寧喘了一口氣，可以過人的生活，閱讀書報雜誌，還與後者一起幻想未來的革命和戰爭。出於對穆拉維約夫的感激，巴枯寧甚至在頭腦里任命他當了未來的地方自治軍司令，預備在將來便派這支軍隊去消滅奧地利，建立斯拉夫聯盟。
1860年，巴枯寧的母親上書沙皇，要求准許她的兒子返回俄國。沙皇說，只要他還活著，他不會讓巴枯寧從西伯利亞回來；但是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關心，讓她多少得到一點安慰，他准許他在政府機關當了一名文書。
這時巴枯寧考慮了皇上紅潤的臉色和四十歲的年紀，決定逃走；我認為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最近幾年的情況清楚不過地證明，他在西伯利亞已沒有什麼好等待了。九年的監禁和幾年的流放已經太多。人們說，由於他的逃跑，政治犯的處境變壞了，這話不對，這不是由於他，是由於時代變壞了，人變壞了。巴枯寧的逃跑對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麼影響？至於那個科爾薩科夫23受到的處分……那是不值一談的。可惜他沒有得到加倍的懲罰。
巴枯寧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它涉及的區域十分遼闊，從地理意義上說，這是最長的逃跑路線。他以商業事務為藉口到達了阿穆爾河，說服一個美國船長把他帶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館，另一個美國船長又答應讓他搭船前往舊金山。巴枯寧上船時發現船長正忙於煮菜，預備招待一位貴客，他邀請巴枯寧作陪。巴枯寧接受了邀請，等客人到來，他才知道這是俄國的總領事。
躲避已經太遲了，也是危險的，可笑的……他立即開始與他談話，說他獲准進行一次旅行。當時有一支俄國小艦隊，記得是由海軍上將波波夫率領的，正停在海上，預備開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回國？」總領事問。
「我剛到這兒，」巴枯寧答道，「我想在這兒再玩幾天。」
他們一起吃了飯，在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了。過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國船上駛過了俄國艦隊……現在除了海洋，什麼危險也沒有了。
巴枯寧稍稍熟悉了一下環境，在倫敦安頓下來，也就是說，與當時在那兒的所有波蘭人和俄國人一一見面之後，便立刻著手工作。除了熱情洋溢地進行宣傳，鼓動，以至煽風點火以外，除了日以繼夜、不遺餘力地發動和組織秘密活動，密謀策劃，互相串連，賦予這些活動以巨大的意義以外，巴枯寧還準備身先士卒，付諸行動，準備為此犧牲，勇敢地承擔它們的一切後果。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於歷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為。有時只得無謂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隻獅子關在籠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來踱去，幻想怎樣衝出牢籠一樣。但他不是空談家，不是不敢實行自己的主張，不敢把自己的理論付諸實施的人……
巴枯寧有許多弱點。但是他的弱點是次要的，他的強大品質卻是主要的。不論給命運丟到哪裡，立刻能抓住環境中兩三個特點，發現革命的潛流何在，馬上對它進行引導，為它開拓道路，使它成為人人關心的問題，難道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優點嗎？
有人說，屠格涅夫在羅亭身上描繪的便是巴枯寧的形象，但是羅亭並沒有反映巴枯寧的某些特點。屠格涅夫是在模仿《聖經》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羅亭。羅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個耳朵里裝滿了青年巴枯寧的哲學語言的人。
在倫敦，他首先要使《警鐘》革命化24；他把他在1847年反對別林斯基的話，在1862年幾乎全部照搬到了我們身上。宣傳還不夠，必須採取不可避免的行動，必須建立中心和委員會；與人們保持直接間接的聯繫還不夠，必須有一批「獻身的、半獻身的同志」，在當地建立組織——斯拉夫人組織，波蘭人組織。巴枯寧認為我們是溫和派，不善於利用當時的形勢，缺乏採取果斷措施的熱情。然而他並不泄氣，相信不久就能使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在等待我們轉變的時候，巴枯寧在自己身邊團結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從文學家弗里奇25到一個名叫納波爾斯托克的音樂家），塞爾維亞人（他們彼此總是簡單地用父名稱呼，如約翰諾維奇，丹尼洛維奇，彼得羅維奇等），瓦拉幾亞人（他們總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後要帶一個「伊斯科」的尾巴），最後，還有一個在土耳其軍隊中當過醫生的保加利亞人，以及各種牌號的波蘭人：波拿巴主義者，梅羅斯拉夫斯基派，恰爾托雷日斯基派……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但帶有軍官色彩的民主主義者，天主教社會主義者，虛無主義貴族，以及各種普通士兵，那些願意在美國北部或南部任何一邊作戰，尤其是在波蘭作戰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獨之後，巴枯寧從他們那兒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晝夜不停地爭論，宣傳，命令，叫喊，決定，指導，組織和鼓動。在沒有這些活動的短暫的間歇時刻，他便在寫字檯上抹去灰塵，騰出一小塊地方，伏案寫信，寫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貝爾格勒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薩拉比亞、摩爾達維亞和別洛克里尼茨。信寫到一半，他會突然扔下筆，對一個落後的達爾馬提亞人教訓幾句……然後，還沒把話講完，又拿起了筆，繼續寫信，不過這使他感到輕鬆，因為他寫的和講的都是同樣的內容。他的活動能力，他的散漫作風，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過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個巨人，腦袋像獅子的頭，披著一頭直立的鬣毛一樣。
他到了五十歲還完全像剛從馬羅塞伊卡來的流浪的大學生，布爾戈尼街上無家可歸的波希米亞人。他從不關心明天，從不把錢放在心上，有了錢便隨手亂花，沒有錢便不論遇到誰就開口借錢，而且滿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從不考慮還錢，也同樣滿不在乎地準備把自己的最後一文掏給別人，只要留下足夠買雪茄和茶葉的錢便成。他從不為這種生活方式煩惱……他生來就是一個偉大的流浪漢，一輩子無家可歸的人。如果有人終於問他，他怎麼看待私有財產權，他一定會像拉朗德26就上帝問題回答拿破崙一樣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遠不需要這種權利！」
他的身上有一種孩子似的單純氣質，他對人從無惡意，這賦予了他一種不同尋常的魅力，吸引了強者和弱者，只有冥頑不靈的小市民才會對他無動於衷。27
他怎麼會結婚，我只能用西伯利亞的寂寞作解釋。他虔誠地保持著祖國的一切風俗習慣，這是指莫斯科的大學生生活——菸草總是像儲備的糧草一樣堆在他的桌上，紙張和沒有喝完的茶杯下儘是菸灰……從早上起屋子裡就煙霧瀰漫，照例有一支吸菸隊伍在那裡吞雲吐霧，像吸菸比賽似的，爭先恐後地噴出一大口一大口煙霧，總之，那盛況只有在俄國人和斯拉夫人那裡才會見到。到了深夜，房東的使女格萊絲還得把第五罐砂糖和開水送進這間斯拉夫解放事業的育種房，我看到她那副既驚奇、又有些害怕和困惑的神色，好幾次感到忍俊不禁。
巴枯寧離開倫敦很久以後，帕亭頓草坪10號的人還在談論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推翻了英國小市民一切牢不可破的觀念和他們所信守不渝的準則和模式。儘管這樣，請注意，女房東和使女都毫無保留地喜歡他。
一天巴枯寧的一個朋友對他說：「昨天某某人從俄國來了，這是個非常出色的人，當過軍官……」
「我聽到過他，大家都很誇獎他。」
「可以帶他來嗎？」
「當然可以，何必要帶他來！他在哪裡？我馬上去看他！」
「他好像是個君主立憲主義者。」
「很可能，但是……」
「但我知道他非常勇敢，而且為人正直。」
「也很忠誠？」
「在奧塞特大廈28，他是很受尊重的。」
「我們去吧。」
「為什麼？要知道他會來找您——我們已經約定了，我會帶他來的。」
巴枯寧撲到桌上開始寫信，塗塗改改，謄清以後，套上信封，信是寄往雅西29的。然後他在不安的期待中，在屋裡踱來踱去，腳步那麼重，震得帕亭頓草坪10號的整幢房子都隨著他一起晃動了。
那位軍官來了，是一個謙遜而文靜的人。巴枯寧讓他坐定之後，便作為同志，像年輕人一般滔滔不絕大談起來，一邊攻擊君主立憲主義，一邊突然問道：
「請您為我們共同的事業做點事，您大概不致拒絕吧？」
「這當然……」
「您在這兒沒什麼事，走得開吧？」
「沒什麼事，不過我剛到這兒……我……」
「您明後天可以動身，帶著這信前往雅西嗎？」
不論在戰爭時期的前線軍隊中，或在和平時期的參謀部中，軍官還從來不曾遇到過這種事，但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這已成為他的習慣，因此沉默了一會兒以後，他便用很不自然的聲音答道：
「是！」
「我知道您會這樣。這是信，已經寫好了。」
「我可以馬上動身……只是……」軍官不好意思地說，「我完全沒有估計到要我出差。」
「怎麼，沒有錢嗎？您直說好了。這不是什麼難事。我替您向赫爾岑借——您以後還他好了。這用不了多少……一共……一共二十來鎊就夠了。我馬上給他寫信。到了雅西，您會弄到錢。然後從那兒前往高加索。我們在那兒特別需要一個忠實可靠的人……」
軍官驚得目瞪口呆，他的同伴跟他一樣也驚得目瞪口呆，他們走了。巴枯寧有一個小姑娘，替他擔任重要的外交信使工作。於是小姑娘冒著雨雪，踩著泥漿，給我送來了巴枯寧的便條。我經常為她準備著一點巧克力糖，為她在她祖國的這種氣候中櫛風沐雨表示慰問，這次我給了她一大把糖，對她說：
「請您回復先生，我會親自跟他面談的。」
確實，事實證明，寫信是多餘的。到吃飯時，也就是過了一小時，巴枯寧自己來了。
「某某要二十鎊錢幹什麼？」
「不是他要，是事業需要……喂，老兄，這是個非常出色的人呢！」
「我幾年前就認識他了——他從前到過倫敦。」
「要知道機會難得……錯過它是罪惡，我派他前往雅西。接著，他可以去看看高加索。」
「前往雅西？……又從那兒去高加索？」
「你又要取笑了。但是俏皮話說服不了人。」
「可是你在雅西明明什麼事也沒有。」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因為首先，在雅西誰也沒什麼事要辦；其次，如果有事，你早在一星期前就會不停地向我嘮叨了。你現在正好碰到了一個年輕人，他膽小靦腆，想證明他對你絕對忠誠，於是你就想起派他去雅西。他想參觀博覽會，你卻要他去參觀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現在請你講講，這是為什麼？」
「你總愛追根問底。你對這些事的看法與我不同，你有什麼權利盤問我？」
「一點不錯；我甚至認為你對任何人都不會講這秘密……好吧，反正我不能為派往雅西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使掏錢。」
「可是他會還你的，他能弄到錢。」
「那就讓他花得有意義一些吧。好啦，好啦，隨你派哪個男曼儂·列斯科30去送信，我都不管，現在我們該吃飯啦。」
巴枯寧自己也笑了，搖了搖那個對他說來似乎太重的頭，然後便全心全意投入了吃飯的工作。吃過飯，他每次總得說：「現在，幸福的時刻到了」，於是點燃了一支雪茄。
巴枯寧不論什麼時候都準備接待所有的人。他還往往像奧涅金一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不想起身，把床弄得吱吱直響，儘管兩三個斯拉夫人已在他屋裡一支接一支拚命吸菸。他起床時總是昏昏沉沉，一邊用冷水沖頭，一邊開始教訓他們；他從來不知道膩煩，也不會討厭任何來訪的人；他可以同樣滔滔不絕地跟最聰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談話。這種不加選擇的態度有時會鬧出很大的笑話。
巴枯寧起身很遲，他要用夜間來談話和喝茶，這就使他不得不這麼辦。
一天早上快十一點了，他聽見有人在他屋裡走動。他的床設在大壁龕中，前面用一塊布幔遮著。
「外面是誰？」巴枯寧醒了問。
「俄國人。」
「尊姓？」
「某某。」
「歡迎。」
「您怎麼啦，這麼晚起床——還算是民主主義者……」
……沉默……潑水聲……嘩啦嘩啦的水流聲。
「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
「怎麼？」
「我想請問：您是不是在教堂舉行婚禮的？」
「是的。」
「這可做得不對。這說明您言行不一致；屠格涅夫也按照習俗出嫁女兒。你們這些老人應該以身作則……」
「您胡謅些什麼……」
「請問：您結婚是不是出於愛情？」
「這關您什麼事？」
「我們聽說，您結婚是因為新娘很有錢。」31
「您怎麼啦，是來盤問我嗎？請您滾出去！」
「唉，您發什麼脾氣，實際上我對您沒有什麼惡意。再見。不過我還會來看您的。」
「好啦，好啦，只是請您今後講話檢點一些。」
……這時，波蘭風暴逐漸臨近了。1862年秋，波捷布尼亞32到倫敦來了幾天。這個憂鬱、純潔的人，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場風暴，他主動代表他的同志們來與我們商談，但是不論怎麼說，他仍決心走自己的路。從各地前來的波蘭人越來越多，他們的談話比以前堅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覺地奔向火熱的鬥爭。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識到，他們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滅亡。33
「我為波捷布尼亞和他的同志們感到非常惋惜，」我對巴枯寧說，「特別是他們與波蘭人的目標不一定一致……」
「一致，一致！」巴枯寧反駁道，「我們不能老是坐著不動，老是思考。應該在時機到來時創造歷史，否則我們會錯過一切機會，不是落後，便是超前。」
巴枯寧變得年輕了——形勢使他如魚得水。他不僅愛好起義的呼聲，俱樂部的喧鬧，廣場和街壘，他還愛好為起義作準備的鼓動，這是既要大膽又要細心的秘密工作：密謀策劃，通宵不眠，反覆商談，約定和修改密碼、化學墨水和暗號等等。凡是排練過家庭戲劇，或者布置過聖誕樅樹的，誰不知道，這種準備工作也是引人入勝的有趣活動之一。但是不論他對準備這棵聖誕樹如何神往，我的心裡總是惴惴不安，我一邊不斷與他辯論，一邊又不得不做我不願做的事。
現在我得停一下，談談一個不愉快的問題。那就是我這種無可奈何的讓步，這種既反對和抗議又不得不勉為其難的弱點，是怎麼來的，怎麼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應該這麼辦，另一方面，我又準備完全按照另一個方式行動。這種搖擺，這種不成熟，不堅決，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許多危害，哪怕意識到這些錯誤是身不由己，並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絲毫安慰。我往往不得已而幹了錯事，儘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談過我參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這便是我現在談的情況的一個例子。我從沒有一分鐘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夠成功，我看到了這次行動的荒謬性和它的弱點，人民的冷漠，反動氣焰的囂張和革命者的淺薄幼稚，我寫到了這些，可是我還是一邊取笑參加的人，一邊跟著他們走上了廣場。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場合，我有力量聽從內心的指示，那麼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多少打擊……有人批評我感情用事……我確實感情用事，但這還不是癥結所在。儘管我很容易受環境的影響，但我會馬上鎮靜下來，理智、思考和觀察幾乎總能占據上風，但這只是在理論中，不是在實踐中。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原因便在這裡，它使我自覺或不自覺地讓人牽著鼻子走……我之輕易接受別人的勸說，是出於一種虛偽的情面觀念，有時動機好一些，是出於愛、友誼、寬容……但是為什麼這一切會戰勝理智呢？……
……1857年2月5日參加了沃爾采爾的葬禮以後，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裡，淒涼地坐在寫字檯前，頭腦里出現了一個憂傷的問題：隨著這位長者的埋葬，我們與波蘭流亡人士的聯繫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親切的個性在不斷發生的誤解中起了調和作用，現在他去了，可是誤解依然存在。與波蘭人中的這個或那個，我們可能保持著友好的感情，來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這種關係往往顯得勉強，和好而又並不坦率，我們彼此遷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個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幾乎總是盡力克制自己最優良的方面。
通過商談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我們的道路只在對彼得堡專制政權的共同憎恨上發生交叉現象。他們的理想在他們後面34，他們是要走向自己的過去，那被暴力切斷了的過去，他們的道路只能從那裡繼續發展。他們在那裡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我們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虛的搖籃。在他們所有的行動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樣多的光明信念。
他們是要讓過去起死回生，我們卻不如說是要埋葬過去。我們的思想方式，我們的憧憬，都與他們的不同，我們的全部才能，全部氣質，與他們沒有共同之處。我們與他們的聯盟，在他們看來不是門當戶對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結合。從我們這方面說，我們有的主要是真誠，但缺乏深厚的基礎——我們意識到自己間接犯了罪，我們佩服他們的勇氣，尊重他們堅定不移的抗爭。但是他們能喜歡我們什麼？尊重我們什麼？他們是克服了自己的牴觸情緒，才把某些俄國人看作可敬的例外與我們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監獄中，我們與他們是同樣關在鐵窗里的難友，我們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當窗戶稍稍打開以後，我們便發現，我們來自不同的道路，也會奔向不同的目標。克里米亞戰爭之後，我們感到興奮，喘了口氣，可是我們的興奮卻引起了他們的委屈情緒：俄國出現的新鮮氣氛，使他們想起他們所失去的東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對我們說來，新時期帶來了再接再厲的要求，我們向前衝殺，準備摧毀一切……而對於他們，這只是追薦亡靈和安魂祈禱。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們與他們焊接到了一起。對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殺，對教堂和孩子們的襲擊，對唱讚美詩和祈禱活動的鎮壓，使一切問題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那時我含著眼淚和悲痛寫下了一系列文章，它們深深感動了波蘭人。35
亞當·恰爾托雷日斯基老人從垂危的病榻上派兒子給我送來了熱情的信；在巴黎，波蘭人推舉代表團向我遞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簽名的有四百來人，其中有的還是住在阿爾及利亞和美國的波蘭流亡者。看來我們的結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顯的分歧便出現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幾個波蘭人到我家來，他們都是路過倫敦，特地為那些文章跑來向我致謝的。我們談到了對康斯坦丁的槍擊事件。37
「這次暗殺會給你們帶來很大危害，」我說，「本來政府也許會作出一些讓步，現在它決不會退讓，只會變得加倍殘酷。」
「可我們就希望它這樣！」霍耶茨基說，情緒激烈，「對於我們，最大的不幸便是讓步……我們希望徹底決裂……公開戰鬥！」
「我衷心希望你們不致為此後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譏笑，沒有人再講一句話。這是1861年夏。過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蘭時，講的也是這番話。
爭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寧相信，在俄國可能爆發農民的武裝起義，我們也有一部分相信——連政府也這麼相信呢，這從它後來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寫的文章和官方判處的一些刑罰，都可得到證明。社會不安，人心浮動，這是無可爭辯的，那時誰也沒有預見到這種情緒會轉變成瘋狂的愛國主義。
巴枯寧不善於深入地分析形勢的各個方面，只看到一個遙遠的目標，往往把兩個月的妊娠當作九個月。他不是用證據，而是用願望來打動人們。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爾加，頓河和烏克蘭都會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一聽到華沙出事，便相信我們的舊禮儀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運動，為分裂派爭取合法的地位。
駐在波蘭和立陶宛的俄國軍隊中，軍官們的組織（波捷布尼亞便屬於這個組織）在發展和壯大，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波蘭人主觀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寧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種力量，它卻還遠遠沒有達到。
9月底，巴枯寧來找我，神色特別鄭重，也有些得意。
「華沙中央委員會派了兩個委員來同我們商談，」他說，「其中一個是你認識的，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個叫基列爾40，是個久經考驗的戰士，曾戴著鐐銬，從波蘭被押送到礦上做工，剛一回來，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帶他們來看你們，明天大家在我那裡開個會——我們得最終決定我們的態度。」
那時我的答軍官們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綱領是現成的，我可以向他們宣讀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都對它感到滿意；不論怎樣，我想，這不能完全滿足他們。」
晚上，巴枯寧帶來的是三個人42，不是兩個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談和讀信時，巴枯寧坐在那兒顯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親戚正在接受考試，也有些像提心弔膽的律師，生怕當事人講錯了話，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可望獲得最後勝利的整個辯護前功盡棄，歸於失敗。
我從他們的臉色看到，巴枯寧猜對了，我念的信並不使他們特別高興。
「首先，」基列爾說道，「我們得給您念一下中央委員會給您的信。」
米洛維奇念了信；《警鐘》的讀者已經看到這文件，它是用俄文寫的，文字並不通順，但意思是明確的。有人說，它是我從法文譯出的，把內容歪曲了，這不是真的。這三個人都能講流利的俄語。
這封信的意圖是要通過我們告訴俄國人，波蘭臨時政府與我們觀點一致，並把下列原則作為它的行動的基礎：「承認農民有權取得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運的充分自主權」。米洛維奇說，根據這個聲明，我有責任減少我信中那種帶有疑問的、「模稜兩可」的語氣。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時也同他們建議，各省的自決權應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確些。他們也同意了。這些關於文字上的爭論說明，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態度不是一致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寧已來到我家中。他對我不滿，認為我太冷靜，仿佛不太信任他們。
「你還希望什麼？波蘭人從未作過這麼大的讓步。他們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但這些話對他們是像教義問答一般神聖的；他們不能在舉起民族大旗的時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傷害……」
「我總覺得，他們實際上並不太關心農民的土地問題，又太關心各省的問題。」
「親愛的朋友，文件會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經過你修改，並當著大家的面簽字的，你還要怎樣呢？」
「似乎還缺少點什麼。」
「對你說來，每一步都這麼困難，你太不切實際了。」
「這種話薩佐諾夫比你講得更早。」
巴枯寧把手一揮，走進了奧加遼夫的房間。我傷心地望著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時無法使他清醒。他穿著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跨過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過了無數春秋和世紀，在華沙起義的後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輝的斯拉夫聯盟」，可是波蘭人談到它卻有的害怕，有的厭惡……他已看到「土地與自由」44的紅旗飄揚在烏拉爾和伏爾加，烏克蘭和高加索，甚至冬宮和彼得保羅要塞的上空了，於是他覺得當務之急是用一切辦法減少阻力，消滅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橋樑。
後來我們在他家裡與波蘭委員會的代表們會談時，巴枯寧有些惱火地對我說：「你簡直像維也納會議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達方式上找碴兒。要知道這不是雜誌上的文章，不是文學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爾說，「我不想為幾句話爭論不休，您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只要基本意義不變就可以。」
「這才是好樣的，基列爾！」巴枯寧興奮地喊道。
我心想：「這傢伙來的時候已胸有成竹，作好準備，在實質問題上寸土不讓，因此才在文字上這麼遷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員會的代表都簽了字。我把它交給印刷所了。
基列爾和他的夥伴們相信，我們代表一個俄國組織45的國外中心，這組織受我們支配，它是否與他們聯合行動便取決於我們的意見。對他們說來，問題確實不在於文字，也不在於理論上是否一致；他們聲明的信念，隨時可以通過解釋給予修正，這樣，原來的鮮明色彩就會沖淡，變得若隱若現，以至消失。
這個組織在俄國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這是沒有疑問的——各種跡象和線索連肉眼也能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在順利的情況下便可能組成一張大網；這一切都不假，問題是這張網還沒有形成，萬一遇到強大的打擊，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會付諸東流，剛開始編織的蛛網也會毀於一旦。
把委員會的信付印之後，我向基列爾和他的同志們談的便是這些，我提到了起義的不合時宜。帕特列夫斯基相當清楚彼得堡的情況，因此對我的話並不感到驚異，但仍竭力說服我，認為「土地與自由社」擁有的力量和分支機構，比我們設想的強大得多。但基列爾開始思考了。
「您以為，」我笑道，「我們很強大……是的，基列爾，這沒有錯；我們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響的，但是這力量完全是依靠輿論的支持，也就是說，它隨時可能化為烏有，我們之所以有力在於人民對我們的同情，與我們採取一致的步調。不要以為我們說『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們便會跟著我們向左或向右，這樣的組織我們是沒有的。」
「是的，親愛的朋友……不過……」巴枯寧不安地在屋裡踱了幾步，說道。
「怎麼樣，難道有這樣的組織嗎？」我向他提出，沒再往下說。
「得啦，你喜歡怎麼稱呼它都可以，因為當然，如果從外表的形式看……這完全不符合俄國人的觀念……但你看到……」
「讓我把話講完。我希望向基列爾說明，為什麼我要這麼字斟句酌。如果俄國人在你們的旗子上看不到給農民以土地，給各省以自由，那麼我們的同情不能帶給你們任何利益，只能徒然毀了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的全部力量便在於心臟跳動的一致，如果它在我們這裡跳得快一些，我們的脈搏就會比我們朋友們的提前一秒鐘，可是他們與我們的結合靠的是觀念上的一致，不是組織上的約束！」
「我們不會叫你們為難的。」基列爾和帕特列夫斯基說。
過了一天，他們中的兩人便回華沙了，另一人去了巴黎。
暴風雨前的靜寂開始了。這是沉悶而痛苦的時期，烏雲仿佛即將過去，又像正在集結；這時政府頒布了「倒行逆施」的徵兵令，它成了引起變故的導火線；46在鋌而走險面前彷徨不定的人們，終於也斷然投入了戰鬥。現在，連白派47也站到了革命運動一邊。
帕特列夫斯基又來了。等了兩天，徵兵令沒有取消。帕特列夫斯基去了波蘭。
巴枯寧準備前往斯德哥爾摩（這與拉平斯基48的遠征毫無關係，當時還沒有人考慮過這件事）。波捷布尼亞來了沒幾天，便跟在巴枯寧之後走了。
在波捷布尼亞之後，「土地與自由社」的全權代表49從彼得堡來了，他曾路過華沙，據他說是波蘭人請他去的，可是去了以後什麼事也沒有，他為此很生氣。這是第一個看到波蘭起義開始的俄國人。他說，一些士兵被殺害了，一個屬於「土地與自由社」的軍官受了傷。士兵們認為這是背信棄義，開始殘忍地槍殺波蘭人。帕特列夫斯基是科夫諾的主要領導人，可是他束手無策，不敢公開站出來制止自己手下的人……
全權代表認為自己擔負著重大的使命，要求我們成為「土地與自由社」的代理人50。我拒絕了，這不僅使巴枯寧，也使奧加遼夫大為驚異……我說我不喜歡這個用濫了的法國稱呼。全權代表對待我們，就像1793年國民議會的特派員對待邊區軍隊的將軍們，這也使我感到不快。
「你們的人多不多？」我問他。
「這很難說……在彼得堡有幾百人，在各省有三千人。」
「你相信嗎？」後來我問奧加遼夫。
他不作聲。
「你相信嗎？」我問巴枯寧。
「當然。」但接著又說：「即使目前沒這麼多，以後會有的！」說完便哈哈大笑。
「這是另一回事。」
「但正因為開頭力量軟弱，才需要我們支持；如果他們已經強大，那就不需要我們了……」奧加遼夫說，遇到這種場合，他對我的懷疑主義總是感到不滿。
「那麼他們應該老老實實向我們承認他們力量不足，希望得到友好的幫助，不是提議我們擔任什麼愚蠢的代理人。」
「這是年輕沒有經驗……」巴枯寧說，接著便去了瑞典。
在他之後，波捷布尼亞也走了。我依依不捨地與他告別——我一秒鐘也沒懷疑過，他這次決無生還之理。51
……巴枯寧動身前幾天，馬爾季亞諾夫來了，他的臉色比平常蒼白，也比平常憂鬱，坐在角落裡一言不發。他懷念俄羅斯，正在考慮回國的事。我們爭論著波蘭的起義。馬爾季亞諾夫默默聽了一會兒便站起來打算走了，這時驀地停在我面前，憂鬱地對我說道：
「請您別生我的氣，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不論事情怎麼樣，您這是在使《警鐘》走上毀滅的道路。您為什麼要干預波蘭的事……也許波蘭人是對的，但是波蘭的事應該由波蘭的紳士管，您不必過問。您沒有替我們想想。上帝保佑您，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請您記住我的話，我自己看不到了——我要回家了。我在這兒沒什麼好乾的。」
「您不應回俄國，《警鐘》也不會毀滅。」我回答他。
他默默走了，他的第二個預言使我籠罩在沉重的陰影中，我隱隱覺得仿佛我做錯了什麼。
馬爾季亞諾夫怎麼說就怎麼做，1863年春天他回了俄國，被自己的「農民的皇上」送到西伯利亞，為了對俄國的愛，為了對沙皇的信任，在苦役中死去了。
1863年底，《警鐘》的發行量從二千五百份、二千份，跌到了五百份，從此再也沒有超過一千份。
從奧廖爾來的夏洛特·科爾台52和從農民中來的但以理53是對的！
（1865年末寫於蒙特勒和洛桑）
附錄 給波蘭的俄國軍官委員會的信
朋友們：
我們懷著深深的愛和深深的憂慮，送別了前來參加戰鬥的你們的同志；只是我們的內心還是希望這次起義能夠延期，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你們的命運和整個事業的前途感到安心。
我們知道，不論波蘭起義採取什麼方式，你們不可能不與它站在一起，你們是在為俄國沙皇統治的罪惡贖罪；不僅如此，聽任波蘭遭到摧殘，俄國軍隊方面不表示任何抗議，這無異是對彼得堡的屠殺無動於衷，表現了俄國甘心俯首帖耳、為虎作倀的卑劣行徑。
儘管這樣，你們的處境是悲慘的，沒有指望的。我們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即使華沙能獲得一個月的解放，那也只是表示你們盡了責任，參加了這次民族獨立運動，但是高舉「土地與自由」的俄國社會主義旗幟，不會使波蘭得到什麼，何況你們的人數還太少。
目前起義的時機尚未成熟，波蘭顯然只能失敗，而俄國的事業也會因而長期湮沒在民族仇恨（它會與對沙皇的忠誠發生共鳴）的感情中，要很久很久以後，直到你們的英勇業績成為12月14日那樣的傳統，鼓舞了今天還沒誕生的那一代人的思想，才能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從這裡得出的結論是明確的：把起義推遲到更好的時期——各種力量團結一致的時期；你們要運用你們的一切影響力推遲它，包括對波蘭委員會的影響和對政府的影響——政府出於害怕，還可能取消徵兵令；總之，你們要運用你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來推遲它。
如果你們的努力沒有成效，那就無法可想，只得聽憑命運的安排，接受不可避免的苦難了，儘管它的後果將造成俄國十年的停滯。最低限度，你們要儘可能保存人力和物力，以便從這場不幸的失敗的戰鬥中，為未來遙遠的勝利積蓄一些有生力量。
如果你們成功了，起義推遲了，那麼你們必須為自己制定一條堅定的路線，一步也不離開它。
這時你們必須始終保持一個觀念：把俄國的事業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單單看到波蘭。要像你們在致俄國軍官的信中所說的，在「土地與自由」以及地方自治會議的名義下，與所有的軍隊建立起一條牢不可破的秘密聯繫的鐵索。為此必須使俄國軍官委員會成為獨立的組織，它的中心應該設在波蘭境外。必須由你們以外的人組成這個中心，而你們自己從屬於它，到那時你們才能控制局勢，領導一個靈活機動的組織，投入起義，而且不僅僅是在波蘭民族的名義下，而是在「土地與自由」的名義下，也不是為了一時的需要，而是在充分估計了力量，具有必勝的把握以後，舉行起義。
對於我們，這計劃是相當清楚的，你們不可能不明白應該怎麼辦。
不論要花多大力氣，儘量完成這計劃吧。
尼·奧加遼夫
朋友們和弟兄們：
我們的朋友尼古拉·普拉托諾維奇·奧加遼夫信中的每一行，都貫穿著對我們人民的和全體斯拉夫民族的偉大解放事業的真正的、無限的忠誠。不能不同意他的觀點：在時機不成熟時波蘭單獨起義，會使整個斯拉夫族的，尤其是俄國的進步運動有條不紊的發展，面臨中斷的危險。應該承認，在整個歐洲和俄國目前的情緒下，這種起義成功的希望實在太小了，而波蘭運動方面的失敗，必然帶來的後果便是沙皇專制統治在俄國的暫時勝利。但是另一方面，波蘭人已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很難再長時期忍受下去了。政府方面手段卑劣而繼續不斷的殘酷壓迫，仿佛是在慫恿他們發動起義，正因為這樣，推遲起義不僅對俄國是必要的，對波蘭也是有利的。總之，毫無疑問，把起義推遲到更遠的時期，對他們和我們都只有百利而無一害。你們必須為此盡一切努力，然而同時，不能侮辱他們的神聖權利，損害他們的民族自尊心。你們要在形勢許可的條件下儘可能勸導他們，同時不應浪費時間，要好好宣傳，組織力量，作好準備，迎接決定性的時刻。如果我們不幸的波蘭弟兄們終於被逼得走投無路，忍無可忍，舉行了起義，那麼你們應該支持他們，而不是反對他們，你們要為了俄國的榮譽，為了斯拉夫民族的責任，為了俄羅斯人民的事業，高喊著「土地與自由！」與他們並肩戰鬥。如果你們註定要犧牲，你們也是為共同的事業犧牲的。上帝知道一切！也許，你們的英勇行為與冷漠的理性的打算背道而馳，但說不定它也能獲得意外的成功呢……
至於我個人，不論等待著我們的是什麼，是成功還是死亡，我希望我能分擔你們的命運。再見，但願我們不久便能見面。
米·巴枯寧
1 巴枯寧於1849年5月因參加德勒斯登起義被捕，關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監獄中，後被引渡回俄國，1861年從西伯利亞潛逃，經過日本、美國到達倫敦，這是他在逃亡途中寫的信。
2 斯拉夫派詩人。
3 關於巴枯寧，見《往事與隨想》第四冊《薩佐諾夫》一章。——作者注按：這裡的第四冊指第五卷。
4 艾呂扎爾是巴枯寧在1842至1848年使用的筆名，當時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這句綱領性的話。
5 薩克森公國的監獄，德勒斯登當時屬於薩克森公國，巴枯寧因領導起義被捕後，關在這裡。
6 公元前3世紀至2世紀間羅馬和迦太基的戰爭。
7 1848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在布拉格舉行了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巴枯寧參加了大會，站在激進的左派一邊。但大會的領導權掌握在資產階級自由派手中，他們提出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庇護下建立斯拉夫各國聯盟的主張。
8 法國共和主義政治活動家。
9 1847年11月29日在巴黎召開了紀念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紀念大會，巴枯寧在會上發表演說，號召俄國人民與波蘭人民聯合起來推翻沙皇專制統治。
10 法國革命活動家，二月革命後成為臨時政府成員。
11 指1848年3月末巴枯寧為了發動波蘭人舉行起義，前往波茲南。但由於柏林警察當局的阻撓，他沒有到達目的地，於5月折回布拉格，在那裡參與組織斯拉夫人大會。
12 我曾對科西迪耶爾的朋友開玩笑道：「請你們轉告他，巴枯寧與他的不同就在這裡；科西迪耶爾是個傑出的人才，但是最好在革命前夕把他槍斃。」後來，1854年在倫敦，我向他提到了這事。這位流亡的警察局長只是舉起大拳頭，像打木樁似的朝自己結實的胸膛捶了一下，說道：「巴枯寧壓在我這兒……這兒！」——作者注
13 溫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奧地利陸軍元帥。1848年率軍鎮壓布拉格革命和維也納革命。
14 1848年6月溫迪施格雷茨指揮奧地利軍隊攻打起義者時，發生了激烈的戰鬥。雙方互相射擊時，溫迪施格雷茨的妻子正走到窗口，以致被流彈擊中身亡。
15 牟利羅（1618—1682），西班牙著名的巴羅克派宗教畫家。
16 當時的第三廳長官。
17 按照基督教規定，神父對教徒所講一切均應嚴守秘密。
18 巴枯寧於1851年夏向沙皇呈交的是一份「懺悔書」，他怕它會引起革命者們的不滿，因此一直掩蓋這事，在給赫爾岑的信中只說這是「一封堅定而勇敢的信」，因此赫爾岑才會在這裡把它說成「報刊社論」。
19 內皮爾（1786—1860），英國海軍將領。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任波羅的海艦隊司令，對俄國的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構成了威脅。
20 俄國的反動大官僚。
21 指尼·尼·穆拉維約夫，這是個怪人，既民主又專制，既是傑出的探險家，又是個大官僚。
22 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國詩人和政論家，因散發革命傳單被捕，後死在流放地。
23 1861年起任東西伯利亞總督的一個官員，這年6月他批准巴枯寧前往阿穆爾河旅行，巴枯寧便利用這次機會逃走。事後科爾薩科夫受到嚴懲。
24 巴枯寧到達倫敦後，與赫爾岑逐漸產生了矛盾。1862年2月，巴枯寧在《警鐘》的附刊上發表了《告俄國、波蘭和一切斯拉夫族友人書》，宣稱當前的任務不僅是宣傳，主要應是進行實際的革命活動，如成立小組，組織黨派，建立起義的準備工作等。同時巴枯寧還企圖成為《警鐘》的「第三個出版人」，實際干預《警鐘》的編輯工作、反對赫爾岑以宣傳為主的方針，主張使刊物成為運動的領導中心等。對這一切冒險主義的做法，赫爾岑作了堅決抵制。在1863年波蘭起義前夕，這些矛盾加深了。
25 弗里奇（1829—1890），捷克政治活動家和作家，參加過1848年的布拉格起義，1858年後流亡在倫敦等地，創作主要為詩歌。
26 法國天文學家。
27 在與人爭論時，巴枯寧一旦頭腦發熱，會衝著對方聲色俱厲地破口大罵。要是別人，這一定不能得到原諒，但大家原諒巴枯寧，我首先就會原諒他。馬爾季亞諾夫常對我這麼說：「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小姑娘，怎麼能對孩子生氣呢！」——作者注
28 赫爾岑當時在倫敦的住處。
29 在羅馬尼亞東北部，當時為摩爾達維亞首府。
30 法國通俗小說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說《德·格里歐騎士和曼儂·列斯科的故事》中的人物，一個輕佻的女子，幾次與人私奔，最後被流放美洲。這裡顯然是指那個送信的人並無堅定的立場。
31 巴枯寧的妻子沒有帶給他任何嫁妝。——作者注
32 波捷布尼亞（1838—1863），駐波蘭俄軍部隊的軍官，曾在軍官中組織支援波蘭起義的活動。
33 在1863年的波蘭起義問題上，赫爾岑與巴枯寧的態度不同，這構成了兩人意見分歧的一個重要方面。赫爾岑認為當時波蘭起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帶有冒險盲動性質，巴枯寧雖也同意這種分析，但認為迫不得已時不妨試試。但後來赫爾岑遷就了波蘭同志的意見，希望起義能得到俄國農民的支持，從而爆發農民的武裝起義，有力地打擊沙皇政權。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幻想，赫爾岑也承認自己錯了。
34 指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是要恢復18世紀以前，即被俄、普、奧三國瓜分以前的狀況。
35 1861年波蘭各地發生示威抗議活動，有的是在教堂中以祈禱和唱讚美歌的方式進行的，這些活動一概遭到沙皇軍隊的鎮壓和屠殺。為此，赫爾岑在《警鐘》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揭露和抨擊。
36 兩人都是波蘭流亡者中的領導人。
37 尼古拉一世的兒子康斯坦丁大公1862年被任命為波蘭總督，在到達華沙的第一天即遭到槍擊。
38 帕特列夫斯基（1835—1863），波蘭流亡者，1863年波蘭起義的領導人之一。1862年他從倫敦經彼得堡回波蘭。
39 立陶宛西北部的一個地區。
40 基列爾（1831—1887），波蘭作家，1863年波蘭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41 見《警鐘》，1862年。——作者注按：這封信題為《致駐波蘭的俄國軍官們》，發表在1862年10月15日的《警鐘》上。
42 第三個人即下面提到的米洛維奇，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活動分子，當時駐在國外，為1863年的起義作準備。
43 童話中巨人穿的靴子，一步可跨七英里。
44 「土地與自由社」是1861年在俄國形成的秘密組織，代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主張給人民以土地和自由，針對沙皇的農奴解放，指出對農民而言，沒有土地就沒有自由。它的主要成員有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等，1862年隨著這些人的被捕和反動高潮的到來，逐漸沒落，於1864年自動解散（這與十多年後興起的民粹派的「土地與自由社」不是一個組織，因此習慣上又稱為第一個「土地與自由社」）。
45 指「土地與自由社」，赫爾岑和奧加遼夫確實在國外代表這個組織，《警鐘》也主要是通過它流傳到俄國各地的。
46 沙皇政府為了扼殺波蘭的革命運動，於1862年秋頒布了緊急徵兵法令，企圖把大批青年送進軍隊，這促使了起義的爆發。
47 在當時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形成了「紅派」和「白派」，前者主張採取革命行動，後者比較溫和，以自由派地主和資產階級為主。
48 拉平斯基（1826—1886），波蘭革命者。
49 指斯列普佐夫（1835—1906），俄國革命家，「土地與自由社」的組織者之一，「土地與自由社」失敗後便脫離革命。
50 斯列普佐夫提出要把《警鐘》變成「土地與自由社」的機關刊物，赫爾岑拒絕了這個要求，但同意在倫敦建立一個它的組織。
51 波捷布尼亞回到波蘭後即參加了起義，1863年3月死於戰鬥中。
52 見本卷第一章第三節，她對赫爾岑說過：「您的朋友和支持者會離開您。」
53 《聖經》中的先知，馬爾季亞諾夫是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