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輕一代1
克利西耶夫剛跨出大門，在1863年那股凜冽的寒流衝擊下，一批新人又來到我們這裡敲門了。他們並非來自迎接未來革命的培訓所，而是來自他們已登台表演過的那個坍毀的舞台。他們在躲避外界的風暴，可是並不想在內部尋找什麼；他們需要的只是臨時的避風港，一旦天氣好轉，便要重新投入戰鬥。這些人還非常年輕，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們對理論問題不感興趣，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還沒有遇到這些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們面對的是實際應用。他們在力量上被打敗了，但是他們的英勇已得到證明。他們捲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榮譽。因此他們的聲音是乾澀的，傲慢的，不屈的，嚴峻的，依然顯得高昂；也因此他們對漫長的討論和批評表現出戰鬥者的不耐煩，用不屑一顧的鄙夷態度對待多餘的智力活動——藝術尤其成了奢侈品……現在音樂有什麼用，詩歌有什麼用！「祖國在危險中，快拿起武器，公民們！」2在某些情況下，抽象地講他們是對的，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理想和實際的錯綜複雜的相互影響過程，而且不言而喻，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和觀點當作了整個俄國的意見和觀點。為此責備我們這些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是不公平的。這是年輕人的普遍特點。一年前，一個法國人3，孔德的信徒，對我說，天主教在法國不再存在，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礎，他提出的根據之一便是在醫學系中，教授和學生不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論者。
「那麼，」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沒有在醫學系講課和聽課的法國人呢？」
「他們當然還信仰宗教和儀式……但主要是由於習慣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對他們怎麼辦呢？」
「在1792年是怎麼辦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閉了教堂，後來又啟封了。您記得在慶祝教廷協議4時，奧熱羅5怎麼回答拿破崙吧。第一執政走出巴黎聖母院時，問那位雅各賓派將軍：『你喜歡這次儀式嗎？』他答道：『很喜歡，只是可惜那二十萬為了消滅這類儀式而進了墳墓的人，未能參加這次盛典。』『啊！我們變得聰明一些了，不必再打開教堂的門，或者不如說，我們根本不用封閉它們，我們要把迷信的神廟變成學校。』」
「醜惡的東西必須消滅。6」我最後笑道。
「是的，毫無疑問……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會見到這一天，這更加必然。」
這種對周圍世界的看法是通過帶有個人好惡的有色眼鏡形成的，革命的失敗一半便來源於此。年輕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熱鬧而封閉的小圈子中，脫離由各種個人利益組成的日常的總的鬥爭，他們可以敏銳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對怎樣把它們應用在當前的需要上，往往產生錯誤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來使大家很興奮，他們談到了彼得堡的運動，反動派羽毛豐滿之後的粗暴舉動，審問和迫害，大學和文學界的派別……但是在這種場合，大家爭先恐後，把要講的話都講完之後，便出現了沉默和冷場，談話變得斷斷續續，單調無味了……
我想：「難道老少兩代人之間真的存在著隔膜？這是年齡、睏倦和經歷造成的距離嗎？」
不管怎麼說，我覺得，隨著新人的到來，我們的地平線不是變寬了……而是變窄了，談話的範圍變小了，有時甚至彼此沒什麼好講的。他們關心的是他們小圈子內的細節，此外什麼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一旦把他們關心的事講完以後，只得重彈老調，於是他們反覆講著那些話。他們不太關心學問或事業，甚至很少讀書，也不經常讀報。他們沉醉在回憶和等待中，不喜歡跨進別的領域；可是我們在這狹小沉悶的氣氛中呼吸並不舒暢。我們經歷過大風大浪，在那裡感到窒息！
此外，儘管他們對彼得堡的某個階層有所了解，對俄國卻一無所知；他們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從書本和理論上接近他們。
我們之間的共同點太一般了。我們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國人的說法，一起從事什麼活動，但很難在不做什麼的時候一起相處或一起生活。要對他們發生重大的影響是根本不可想像的。病態的、毫無顧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駕於一切之上。7確實，他們有時也要求綱領和指導，儘管這是真誠的，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他們期待我們闡述他們自己的觀念，只有在我們的話與這觀念不相違背的時候，他們才欣然表示贊同。在他們眼裡，我們是可敬的殘疾人，時代的落伍者，看到我們落在他們後面還不太遠，便天真地感到驚訝。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門不當戶不對帶來的「無比的災害」8，我之始終容忍他們，一半是出於人道精神，一半是不願多加計較，但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們的新關係不能維持很久，這是不難預料的，它遲早要破裂，如果考慮到這些新朋友桀驁不馴的性格，那麼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後果。
導致那些搖搖欲墜的關係破裂的，是那個老問題，用腐爛的絲線縫在一起的友誼碰到它便難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錢。他們對我的財產和損失一無所知，卻向我提出了各種要求，但指望我滿足這些要求，我認為是不公正的。如果說我在風雨交加中，在極少支持的情況下，十五年來維持著對俄國的宣傳，那麼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只是因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種開支。那些新朋友卻認為，我盡的力量還太少，因此對這個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卻不肯把財產平分給不勞而獲的人們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視。顯然，他們還抱著不切實際的觀點，認為基督的施捨和自願的貧困便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徵集「公共基金」的嘗試，收穫不大。俄國人不樂意為共同的事業掏錢，除非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會，或者得到當局讚許的行動。
在流亡者窮愁潦倒、走投無路的時候，卻傳出了謠言，說我拿到了一大筆錢，是指定作宣傳費用的。
那些年輕人認為，從我手中沒收這筆錢是天經地義的事。
為了理解這一點，應該談談1858年發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個不認識的俄國人寫的，他說他「必須」見我，要我約個時間。我這時正要上倫敦，因此沒寫回信，親自前往薩布龍尼飯店找他。他在家。這是個年輕人，樣子像軍官，有些害羞，神情很憂鬱，他的外表與眾不同，相當粗獷，像一個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個或第八個兒子。他木訥寡言，幾乎始終保持著沉默，看樣子心情不好，但他怎麼也找不到表達的方式。
我臨走時，邀請他過兩三天上我家吃飯。但是沒過兩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見了他。
「可以與您一起走走嗎？」他問我。
「當然可以，我不怕與您在一起，但這對您恐怕不方便。當然，倫敦很大……」
「我不怕，」這時他突然不顧一切迅速地說道，「我永遠不回俄國了……是的，是的，我決定再也不回俄國……」
「別這麼說，您還這麼年輕。」
「我愛俄國，非常愛它，但是那兒的人……我沒法在那兒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去建立一個僑居區。我考慮過了一切，現在便直接上那兒去。」
「想到什麼地方？」
「馬克薩斯群島9。」
我有些吃驚，默默望著他。
「是的，是的，這事已經決定了。一有輪船，我便動身，因此今天能遇見您，我很高興。我可以向您提出一個不太恰當的問題嗎？」
「什麼問題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賺錢嗎？」
「怎麼能賺錢。目前勉強做到收支相抵已滿不錯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設法彌補了。」
「那麼，您的宣傳不帶任何商業目的嗎？」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個人怎麼彌補虧損呢？您的宣傳是必要的……請您原諒，我不是為了好奇才這麼問的，我有個想法：在我永遠離開俄國時，我想為它做點有益的事，因此我決定……只是在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況……是的，因此我決定留一些錢給您。萬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國的一般宣傳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這些錢。」
我不得不又露出驚訝的臉色望了望他。
「不論是印刷所、宣傳工作還是我本人，都不需要您的錢，相反，我們的事業目前很順利，我何必拿您的錢呢？但是在謝絕的同時，請允許我對您的善良意願，表示衷心的感謝。」
「不，這件事已經決定了。我有五萬法郎，我得帶三萬法郎到島上去，其餘兩萬便留給您作宣傳費用。」
「我把它們怎麼辦呢？」
「您不用的話，等我回來，您可以還給我；如果我十年不回來，或者死了，您可以用它加強您的宣傳工作。只是，」他想了想又說，「您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是……但是千萬不要交給我的繼承人。明天您有空嗎？」
「有空。」
「那麼勞駕您跟我一起上銀行找羅特希爾德，我不懂英語，一句也不會講，法語又很壞。我想儘快處理好兩萬法郎的事，然後便離開這兒。」
「好吧，錢我收下，但是有個條件，我得給您寫一張收據……」
「我什麼收據也不需要……」
「我知道，但我必須寫，不寫收據我不收您的錢。您聽著。首先，收據上得寫明，您的錢不是交給我一個人，是交給我和奧加遼夫的。其次，您在馬克薩斯群島可能會待膩，於是您會想念祖國（他搖搖頭）……未來的事誰也說不定，因此收據上不必寫您給我們這筆錢的目的，我們可以這麼寫……這些錢交給我和奧加遼夫全權處理，但如果我們沒有其他用處，便可以把它全部用來為您購買英國政府擔保的任何公債券，它的利息是五厘左右。然後我們得向您保證，不到萬不得已，我們的宣傳活動決不動用您這筆錢，您完全可以認為您有一筆錢存在英國，除非銀行倒閉。」
「如果您一定要搞得這麼麻煩，那就這麼辦吧……明天我們去取錢。」
下一天非常可笑，也非常忙。我們首先到銀行找羅特希爾德，領取了現鈔。巴赫梅捷夫10的主意本來不壞，他想把錢兌成西班牙金幣或銀幣。羅特希爾德的辦事員吃驚地瞧瞧他，他突然像剛睡醒似的，結結巴巴地用俄語夾著法語說道：「哦，那就換成在馬克薩斯島支付的信用憑證吧。」經理凱斯納一聽，把驚恐而擔憂的目光轉到了我身上，它比言語更清楚，意思是說：「他是不是危險分子？」因為在羅特希爾德的銀行里，還從沒有人要過轉往馬克薩斯群島的信用憑證。
我們決定把三萬法郎兌成金幣後便回去了。在路上我們走進咖啡館，我寫了收據，巴赫梅捷夫也寫了一張字據，說明把八百英鎊交給我和奧加遼夫全權處理。然後他有事回旅館，我在一家書店等他。過了一刻鐘，他來了，臉色白得像紙，他說，他的三萬法郎少了二百五十法郎，也就是十英鎊。他急得什麼似的。一個人可以滿不在乎地獻出兩萬法郎，卻為損失二百五十法郎如此驚慌，這對我說來又是一個有關人性的心理學啞謎。
「您這兒有沒有多一張鈔票？」
「我身邊沒有錢，我把款子給了羅特希爾德，這是他的收據：八百鎊整。」
巴赫梅捷夫把毫無必要地換成英鎊的三萬法郎現款全部攤在霍爾熱夫斯基11的賬桌上，數了一遍又一遍，還是少十鎊。我看到他失望的樣子，對霍爾熱夫斯基說道：
「我應該為這該死的十鎊負責，否則他做了好事，卻受了懲罰。」
我又對巴赫梅捷夫說：「嘆氣和議論都沒有用，我看還是趕緊上羅特希爾德的銀行。」
我們去了。時間已過了四點，銀行打烊了。我與驚慌不安的巴赫梅捷夫走進屋裡。凱斯納看看他，笑著從桌上拿起一張十英鎊的鈔票，把它遞給我。
「這是怎麼回事？」
「您的朋友在換錢時把兩張十英鎊的票子當成五英鎊的票子給了我，我起先也沒注意。」
巴赫梅捷夫怔怔地瞧了一會兒，然後道：
「真不可思議，十鎊和五鎊的票子竟是同一顏色，這誰能想到？您瞧，我把這些錢換成金幣還是做得對的。」
他安心了，到我家中吃了飯。我答應次日去與他告別。他已完全準備好行裝：一隻小小的軍官用的或者大學生用的破舊手提箱，一件腰部系帶子的軍用大衣，此外便是……便是包在一塊厚厚的綢手帕中的三萬法郎，外形像一包醋栗或胡桃。
這個人就這樣前往馬克薩斯群島。
「當心，」我對他說，「您這樣子，還沒上船就會被人殺死，錢也會被搶走。應該把錢藏在箱子裡。」
「它裝滿了。」
「我給您一隻袋子。」
「毫無必要。」
他便這麼走了。最初幾天我一直想，他說不定會被人害死，嫌疑難免落在我身上，認為是我派人殺了他。
從那時起，他杳無音訊。我把他的錢換成債券，打定主意，不到萬不得已，印刷所和宣傳活動萬分困難時，決不動用這筆錢。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俄國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事，但後來傳出了一些模稜兩可的謠言……這多虧了我們的兩三個朋友，儘管他們保證過不泄露消息。最後人們終於得知，確實有這麼一筆錢存放在我處。
這消息成了誘人的金蘋果，一種引起不滿和爭執的隱患。人人都覬覦這筆錢，我卻不給他們。我沒有失去自己的全部財產，他們已不能饒恕我，現在我又拿到了一筆供宣傳用的財富。可是誰來宣傳呢，難道不是他們嗎？不久這筆款子又提高了身價，從低廉的法郎變成了銀盧布，使那些要為公共事業私自享用的人垂涎欲滴。他們對巴赫梅捷夫大為惱火，怪他把錢交給我，卻不交給別人，最大膽的甚至說，這是他犯了一個錯誤，其實他不是要把錢給我，只是想給彼得堡的一個小組，但不知道怎麼交錢，這才在倫敦把它交給了我。這些無中生有的議論之所以聳人聽聞，也是由於誰也不知道巴赫梅捷夫在哪裡，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離開前既沒跟任何人談過他的意圖，他離開後也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一些人要用這錢向俄國派遣密使，另一些人要用這錢在伏爾加流域建立活動中心，還有些人則想出版一本刊物。他們對《警鐘》不滿，又對我們邀請他們一起工作不願屈就。
我堅決不給錢，讓那些要錢的人親自向我說明，如果我給了，它們會用在哪裡。
我說：「巴赫梅捷夫可能不名一文地回來；在馬克薩斯群島建立社會主義居留地是很難發財的。」
「他一定已經死了。」
「如果他偏偏與您作對，還活著呢？」
「可他是要把這些錢用於宣傳工作的。」
「現在我還不需要用這些錢。」
「但是我們需要。」
「什麼用處？」
「派人去伏爾加流域，還得派人去敖德薩。」
「我認為這不太必要。」
「那麼您不相信需要派人嗎？」
「不相信。」
於是決心極大、不留情面的人便用各種方式談論我：「人老了，變得吝嗇了。」另一些決心更大、更不留情面的人附和道：「何必管他，叫他把錢拿來，這便完了。如果他堅持不給，我們就在報上揭露他，讓他知道扣留別人的錢是怎麼回事。」
我還是不給錢。
他們沒有在報紙上攻擊我。在報上咒罵我，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但起因也是為了錢。
……我所說的那些更不留情面的人，便是那些極端派，「新一代」中那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代表人物，不妨稱他們為虛無主義的索巴凱維奇和諾茲德廖夫12。
儘管聲明是多餘的，我知道我的對立面奉行的邏輯和手法，我還是得這麼做。我這些話絲毫不是要給年輕一代和虛無主義者臉上抹黑。關於後者，我已寫過多次。我們的虛無主義索巴凱維奇們不能代表他們的大多數，只是其中最極端的一部分。13誰也不會根據奧利金14的自我折磨來判斷基督教，也不會根據九月的屠夫們15和羅伯斯庇爾的織襪女工們16來判斷法國革命。
這裡談到的那些傲慢的青年人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因為他們表現了當前的一種典型，具有非常明顯的特點，也時常可以見到，這是從我們原來的停滯狀態向前發展時出現的一種畸形的過渡形態。
他們大多缺乏教育所賦予的那種氣質，從事科學研究所養成的那種毅力。在解放的第一陣衝動中，他們便匆匆丟下了一切因襲的程式，拋棄了一切減輕震盪的橡皮緩衝襯墊，以致與他們的最簡單的交往也變得困難重重。
我們這些搗亂的孩子把一切丟得精光，以剛出娘胎的形態自豪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可惜出生的條件不好，他們根本沒有成為純樸而強壯的小伙子，卻成了彼得堡中層社會不健康的粗俗生活的繼承者。他們讓人看到的不是運動員的肌肉和青春的體格，而是先天性貧血造成的不幸症狀，年深日久的創傷和各種腳鐐手銬留下的痕跡。他們中間真正出身勞動人民的不多。僕人房、軍營、神學校、小地主農莊的影響，竭力把他們推向相反的方面，滲入了他們的血液和頭腦，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永不消逝的烙印。據我所知，這些情形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一方面，對舊的、狹隘的壓迫世界的反抗，把年輕一代拋向對立地位，與敵對的環境誓不兩立；這裡是談不到分寸，也談不到公正的。相反，這裡起作用的只是仇恨，只是報復。「你們假仁假義，我們就玩世不恭；你們道貌岸然，我們就嬉笑怒罵；你們對上面恭恭敬敬，對下面粗魯無禮，我們就對所有的人粗魯無禮；你們裝得彬彬有禮，其實並不尊重別人，我們就直截了當，根本不把你們放在眼裡；你們的自尊心只限於體面和外表的榮譽，我們卻要為了我們的榮譽把你們的體面和你們的榮譽統統踹在腳下。」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否定共同生活一切通行準則的人，卻充滿了先天性痼疾和畸形現象。正如我們所說的，這些否定一切的人拋棄了身上的一切遮蓋物以後，只能靠果戈理的佩圖赫17的衣衫炫耀自己，可是他們又不具備梅迪契的維納斯18的體型。赤身露體不能掩飾，只能暴露他們的本來面目，證明他們徹底缺乏教養；他們粗野而狂妄的談吐，與俄國農民心地溫厚、單純善良的粗獷毫無共同之處，倒是很像鄉下惡訟師、商店老闆和地主家奴的嘴臉。人民很難承認他們是自己人，正如人民不能承認戴了農民帽子的斯拉夫主義者為自己人一樣。對人民說來，他們是陌生人，是敵對陣營中的下層階級，營養不良的老爺，沒有職務的小官僚，德國種的俄國人。
為了獲得充分的自由，他們必須忘記自己的解放，忘記解放前的生活，拋棄從小生長的環境所養成的習慣。在這一切沒有完成以前，我們不能不從他們的每一個舉動和每一句話中，看到僕人室、軍營、衙門和神學校的痕跡。
別人一有不同意見，雖然不是當臉一拳打去，至少當面大聲咒罵，把斯圖亞特·穆勒稱作混蛋，忘記了他的全部功績19——難道這不是老爺作風，那種「看到老家人加夫里爾的領子皺了，便朝他臉上一巴掌」20的作風嗎？難道這類舉動不像警察、巡官或者鄉長揪莊頭的白鬍須嗎？難道這種粗暴野蠻的態度和回答不是清楚地表現了尼古拉時代的軍營作風嗎？在那些狂妄自大，瞧不起莎士比亞和普希金的人身上，我們看到了斯卡洛茹布的孫兒們的影子，他們是在爺爺家中受的教育，也想「派一個曹長去當伏爾泰」呢！21
強行索取金錢，威脅恐嚇，以公共事業作為幌子從中謀取私利，一旦遭到拒絕便造謠污衊，進行報復，這種行為正是營私舞弊、敲詐勒索的表現。
這一切會逐漸改變，逐漸好轉，但是不可否認，沙皇政權和帝國文化在我們的「黑暗王國」中造成了一塊肥沃的土壤，在這塊土壤上，一方面繼續不斷地生長出大批穆拉維約夫和卡特科夫的追隨者，另一方面也生長出了不少虛無主義的打手和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22式英雄。
我們的黑土地帶還需要大量排污設施呢！
1 這一章談的是赫爾岑與俄國新一代流亡者之間的關係。上世紀60年代，沙皇加強了反動統治，許多年輕的革命者紛紛流亡到了國外，這主要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其中有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有民粹主義者，形形色色，十分複雜。他們大多聚集在瑞士的日內瓦，為了與倫敦的老一代流亡者建立統一戰線，他們希望把活動中心從倫敦轉移到瑞士。赫爾岑接受了他們的要求，於1865年把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和《警鐘》遷到了日內瓦。但雙方由於經歷、修養、觀點，以及對俄國革命形勢的理解不同，合作並不順利，尤其是年輕人中良莠不齊，還有不少虛無主義者對赫爾岑等人採取了否定和排斥的態度，因此兩代人往往貌合神離，赫爾岑也對他們屢有指責，表示了不信任態度，這就產生了本章中所談的「巴赫梅捷夫事件」。但是從總的來說，赫爾岑對這些人還是肯定的，因此在本章中一開始就稱他們為「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後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也對這提法給予了充分肯定。
2 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派在1791年反動派的進攻面前提出的口號。
3 這是俄國自然科學家維魯博夫（1843—1913），當時在巴黎大學醫學系讀書，後來也長期住在法國，赫爾岑稱他「法國人」，是批評他完全脫離了祖國。
4 拿破崙作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與羅馬教廷訂立協議，宣布撤銷法國革命以來頒布的一切反對天主教會的法令。為此，巴黎聖母院在1802年8月舉行了盛大的祈禱慶典。
5 奧熱羅（1757—1816），法國軍官，1792年起參加法國革命軍隊，後得到拿破崙的器重，升為元帥。
6 原文為法文，這是伏爾泰針對教會講的一句話。
7 他們的自尊心還沒有達到尋釁鬧事、一觸即發的程度，主要只是在言語上不受約束。他們不能掩飾自己的嫉妒心理，對他們賦予自己的地位更容不得絲毫不恭敬的表示。與此同時，他們藐視一切，總是彼此揶揄，因此他們的友誼從來不會超過一個月。——作者注
8 引自《聰明誤》第一幕第二場，這是使女麗莎擺脫老爺的調情後講的話。
9 太平洋中南部的火山島，屬玻里尼西亞群島。
10 巴赫梅捷夫，俄國地主，於1857年（不是1858年）離開歐洲後便下落不明。他交給赫爾岑的那兩萬法郎一直沒有動，直到1869年7月才由奧加遼夫把其中的一半交給了俄國革命者涅恰耶夫，赫爾岑死後，其餘一半也由奧加遼夫交給了涅恰耶夫。赫爾岑所擔心的事終於未能避免。
11 波蘭流亡者。他在倫敦開了一家書店，顯然，現在赫爾岑就在他的書店裡。
12 果戈理的《死魂靈》中的兩個地主，前者粗野貪婪，後者揮霍成性。
13 就在那個時候，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甚至在喀山和哈爾科夫，青年大學生們組成了各種小組，把自己獻給了嚴肅的科學研究工作，這在醫科學生中尤其盛行。這些人都是正直的，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活動，但由於他們並不參與當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被迫離開俄國，我們對他們也就幾乎一無所知。——作者注
14 奧利金（約185—約254），古代基督教希臘教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張刻苦修煉，為達到禁慾目的，宣揚「自我去勢」，成為閹人，這裡即指此而言。
15 1792年9月2日至5日革命群眾衝進巴黎的監獄，處死了許多關押的反革命分子，由於未經審判，因而被目為「屠殺」。
16 指支持雅各賓派專政和革命恐活動的「無知愚民」。
17 果戈理的《死魂靈》第二部中的一個地主，乞乞科夫遇見他時，他光著身子。
18 17世紀出土的維納斯雕像，以身材勻稱柔和著稱，因存放在羅馬梅迪契宮得名。
19 當時有一個名叫索科洛夫的作者，寫了一篇談穆勒的文章，在羅列了穆勒的一些觀點之後，把穆勒稱作「混蛋」。這件事引起了《現代人》的義憤，與索科洛夫展開了論爭。
20 俄國詩人丹尼斯·達維多夫（1784—1839）的詩歌《當代之歌》中的句子。
21 《聰明誤》中斯卡洛茹布的台詞，見第四幕第五場。
22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