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瓦·克利西耶夫最近已名譽掃地，眾人皆知……內心的急劇轉變和外表的迅速變化，悔改的成功，迫不及待的要求公開懺悔1，方式的離奇簡捷，敘述的不講策略，不恰當的詼諧口吻和有失體面的（對悔過者和被赦罪者而言）輕鬆態度，這一切在不習慣突然而公開轉變的我們的社會上，引起了新聞界優秀部分的強烈反感。克利西耶夫不惜一切想得到公眾的同情，結果成了眾矢之的，人人毫不憐惜地向他扔著石子。我完全不想否定我國沉睡的文化界在這件事上所表現的嚴峻精神。這種憤怒證明，在我們中間，儘管道德的敗壞和言論的無恥已構成了一片黑暗地帶，但沒有受到腐蝕的清新力量還保存著不少。投向克利西耶夫的憤怒，也就是當年為了一兩首詩不能寬恕普希金2，為了《與友人書信集》不能寬恕果戈理的憤怒。
再向克利西耶夫扔石子是多餘的了，已經向他扔過整整一條街的石子。我現在想告訴別人和提醒他自己的，是他在倫敦來找我們時，以及他第二次去土耳其時，他是怎麼一個人。
讓他把那時生活中最艱苦的時刻，與他今天向上爬的甜蜜日子作一個比較吧。
這篇東西是在他悔改和認罪以前，心靈和形態發生轉變以前寫的。我未作任何改動，只是增加了摘自書信中的幾段話。在這則簡略的速寫中，我忠實地描寫了克利西耶夫，在他坐了小船前往斯庫利尼海關3，作為違禁的商品，要求予以沒收，授予合法地位以前，他在我的記憶中便是這個樣子。
克利西耶夫的信是從普利茅斯發出的。他搭北美公司的輪船到了那兒，打算到錫特卡島或烏納拉斯卡島去工作4。在普利茅斯住了一些日子以後，他不想再前往阿留申群島，便寫信給我，問我是否能給他在倫敦找個職業。他已在普利茅斯結識了幾個神學家，說他們對神的啟示的出色解釋引起了他的興趣。我警告他不要上英國牧師的當，「如果他真想工作」，請他到倫敦來。
過了兩星期，他來了。他還年輕，身材相當高，生得瘦瘦的，帶些病態，腦袋是四方的，頭髮又濃又密，整個外形使我想起恩格爾松（除了頭髮，因為後者是禿頂），事實上他與他在許多方面是相似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地方顯得不和諧，不穩定，但是毫無庸俗之處。顯然，任何監督和約束對他都無能為力，他要自由，但他還沒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也沒有固定的目標。他比恩格爾松年輕得多，不過仍屬於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最年輕的一代，具有他們的一部分優點和一切缺點：世上的一切他都要學，但什麼也沒學透徹，什麼書都要讀，但對什麼也沒有真正融會貫通。由於對公認的一切總是採取批判態度，他搖擺於各種道德觀念之間，沒有建立任何行為準則。5
特別與眾不同的是，克利西耶夫那種懷疑主義的探索精神中包含著一些神秘主義的幻想因素：他是帶有宗教色彩的虛無主義者，穿著助祭法衣的虛無主義者。在他的外形、談吐和聲調中，可以感到教會的特徵、用語和作風，這使他的整個生活具有獨特的氣息，似乎他是由截然不同的幾種金屬熔鑄而成的某種統一體。
克利西耶夫正處在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再估價階段，這種再估價是覺醒的俄國人幾乎隨時在心中進行的，也是西歐人由於事情太多、沒有空閒而從未想到過的。我們的「長兄們」在各自的專業活動限制下，埋頭在其他事務中，從未考慮要審查習以為常的事物，因此不論建設或破壞，獎勵或懲罰，賜予桂冠或給予鐐銬，都按照世代相傳的準則進行，他們堅定地相信，事情就應該這樣，他們已盡了責任。克利西耶夫卻相反，他懷疑一切，不肯人云亦云，別人說好就好，別人說壞就壞。這種桀驁不馴的精神，否認以前奉行的道德原則和現成的真理，它在我們尼古拉齋期6的中間階段特彆強烈，每逢壓在我們頭頂的鐵錘放鬆一分，它便上升一分。這種充滿生命和活力的分析精神，遭到了形形色色保守主義文學的攻擊，後來又受到了政府的壓制。
塞瓦斯托波爾的炮聲驚醒了我們，我們聽到了國外的聲音，許多明智之士開始複述那些話，他們說，西方的保守主義在我們這裡只是簡單的嫁接現象，我們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為了分擔他們傳統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見，而是為了「與舊的相比較」，為了可以同步前進，不致落在他們後面……然而我們從實際中看到，在覺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觀念中，根本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沒有神聖的東西」，有的只是問題和任務，思想在探索，理論在否定，壞的和「眾所公認的」善在一起搖晃，試驗和懷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區分地帶向深淵，而深淵邊上的欄杆早已拆除，於是恐怖和驚慌的喊聲凌空而起，頭等車廂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車廂飛出軌道，列車員們趕忙煞車，要使火車停止一切活動。
當然，害怕是沒有道理的。正在興起的力量還太軟弱，不可能使六千萬人的火車改變軌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綱領，可能還是預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們所說的這個時期最初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遠遠沒有達到穩定狀態，沒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喪失了全部精神財富。他否定了舊的，拋棄了固定的一切，離開了海岸，不顧一切地跳進了無邊的海洋。他同樣以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信仰和反信仰，對待俄國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點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識到了當代國家制度在經濟上造成的不公正，這導致了對它的憎恨，對他認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會理論的模糊嚮往。
在理解之後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這是他不容剝奪的權利。
在倫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個地區——富勒姆區的一條小胡同中，那裡住的都是面色蒼白、蓬頭垢面的愛爾蘭人和各種面黃肌瘦的工人。走進這些陰暗潮濕、沒有屋頂的磚石走廊，只覺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裡幾乎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光線，沒有一點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顏色，暗淡無光，煤灰和菸灰又給一切披上了一層喪服似的黑紗。這裡看不到店員運送食物的手推車，找不到出租馬車，聽不到狗吠聲——狗在這兒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隻沾滿煤灰的、瘦得皮包骨頭的亂蓬蓬的貓跑出屋子，爬上屋頂，靠在煙囪旁邊取暖，一邊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裡實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時他不在家。一個非常年輕、又非常難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著哭腫的眼睛，垂頭喪氣地坐在地上鋪的一塊草墊旁邊，草墊上有個一兩歲的孩子正發高燒，翻來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將死了。我望著他的臉，想起了另一個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樣的表情。過了幾天，他死了，但另一個又出生了。
貧窮統治著這個家庭。那個消瘦的婦女，或者不如說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簡單地忍受著一切。看著她患瘰癧病的虛弱憔悴的外形，簡直不能想像，在這消瘦的身體裡怎麼會蘊藏著這樣的力量和忠誠的意志。她對我們那些廉價小說的作者是一個辛辣的諷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們後來稱作虛無主義者的那種女人，頭髮總是挽成古怪的式樣，不注重衣衫，拚命吸菸，不怕大膽的思想，也不怕大膽的談吐；她對家庭美德無動於衷，從來不講神聖的責任，也不會說她每天所作的犧牲如何甜蜜，壓在她年輕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輕鬆。她從不炫耀自己與貧困所作的鬥爭，只是默默地從事一切：縫補，洗濯，養孩子，煮菜，打掃房間。她對丈夫說來是一個堅定的同志，跟著他到處流浪，東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後兩個嬰孩，然後作為一個偉大的殉難者，在遙遠的東歐獻出了生命。7
……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辯論，努力說服他，在對流亡者的生活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不要馬上切斷返回祖國的道路。我對他說，首先必須對生活在異鄉客地的困難，對英國，尤其是倫敦的艱苦條件，有所了解；我說，如今在俄國，一切力量都是寶貴的。
「您在這兒預備做什麼？」我問他。克利西耶夫說他想學習，什麼都學，也什麼都寫，但首先打算就婦女問題和家庭結構寫些東西。
「首先應該寫的是農民解放必須獲得土地，」我對他說，「這是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興趣不在這方面。他真的給我拿來了一篇談婦女問題的文章。它寫得非常糟，我沒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氣，直到過了兩年，他才為此向我表示感謝。
他不希望回國。
不論怎麼說，必須為他尋找工作。我們便是這麼做的。他的神學怪癖幫助了我們。倫敦聖經公會要出版俄文《聖經》，我們推薦他當了校對員。後來我們又把在各個時期收到的關於舊禮儀派的一疊文件交給了他。為了整理和出版它們，克利西耶夫廢寢忘食，花了不少力氣。他所憧憬和嚮往的東西，現在以事實展開在他眼前了：他從分裂派中看到了披著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會主義。8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時晚上還跑來找我，向我談反正教儀式派信徒和莫羅勘派教徒9的社會思想，或者費多謝耶夫派10教徒純潔的共產主義學說；他對他們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讚不絕口，以致覺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與他們一起過流浪生活，或者在別洛克里采11和俄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分裂派中當教師。
確實，克利西耶夫生著一顆「流浪漢」的心，在精神和實際方面都是個流浪漢：變化不定的思想和苦悶折磨著他。他無法老待在一個地方。他找到了工作、職業、小康的生活條件，但他沒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靜的精神得到安靜的事業。他準備丟下一切去尋找它，不僅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沒有神父職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為名副其實的俄國人，每個月都要擬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綱，制訂一些計劃，舊的尚未完成，便開始了新的活動。他有時猛干一陣，有時又什麼也不干。他往往輕易著手一件事，馬上又厭煩了，一下子從一切中得出了最後的結論，甚至走得更遠。
分裂派的文集獲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冊，很快便銷售一空。政府看到這情形，同意了公布舊禮儀派教徒的材料。《聖經》的翻譯也是這樣。翻譯希伯來文並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試圖完成這艱巨的工作，「逐字」迻譯，儘管閃米特語言的語法結構與斯拉夫語言完全不同。然而它分冊出版時，立刻售罄了。東正教主教公會對俄文《舊約全書》在國外的發行大感恐慌，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這些從反面來的成功，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算作我們印刷所的功績。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與分裂派教徒建立鞏固的聯繫。以後應該由他自己來講這次旅行。這樣的旅行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卻真的實現了。它的大膽幾乎接近於荒謬，它的冒失幾乎是犯罪，但是當然，我不想為此指責他。在國外談論這事，稍不謹慎，便可造成許多危害。何況這並非問題所在，也不涉及對旅行本身的評價。
回到倫敦後，他應特魯布南的要求，開始為英國人編寫俄語語法，並翻譯一本金融方面的書；但前者和後者都沒有完成：旅行破壞了他伏案工作的習慣，寫作變得使他苦惱，他憂鬱，消沉；然而他必須工作：身邊已無分文。可是新的欲望這時開始折磨他了。旅行的成功，不容爭辯的勇敢，秘密會談，戰勝危險的行動，使他心中本來十分強烈的自尊心益發不可收拾；與愷撒、唐·卡洛斯和瓦季姆·帕謝克相反，克利西耶夫把手伸進濃密的頭髮，憂鬱地搖搖頭，說道：
「還不到三十歲，可是我已擔負了這麼重大的責任！」12
根據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沒有編完語法書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著堅定的意志，要進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與他們建立新的聯繫，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兒，開始傳播自由教會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竭力勸他別走，繼續工作。但對流浪生活的嚮往，對偉大事業和閃耀在他眼前的偉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終於走了。
他與馬爾季亞諾夫幾乎是同時離開的。一個經歷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驗，終於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間埋葬了親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兒了；另一個則是在苦役勞動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駭人聽聞的頑固和地主官僚報復成性的殘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亞。13
在他們之後，另一種氣質的人登上了舞台。我們的社會蛻變往往並不深刻，只涉及淺淺的一層，因此演變迅速，形態和色澤也不斷更改。
在恩格爾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間，正如在我們和恩格爾松之間一樣，相隔了整整一個發展階段。恩格爾松是一個受損害、受侮辱的人；整個環境給他的危害，他從小呼吸的污濁空氣，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掠過他身上的一線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溫暖，然而那時不治之症已在咬齧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環境的摧殘和蹂躪，然而他沒有絕望和屈服；他留在國外，不僅是為了平安，也不僅是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壓迫，他是要奔向一個地方。至於什麼地方，他不知道（這正是他這一代最顯著的特點），他也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在尋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張望，要把在學校、書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觀念理出一個頭緒，但也可能永遠理不出頭緒。他的內心出現了我們所說的斷裂層，它對他是生命攸關的問題，他懷著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個生命的事業，或者可以獻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現在我們回頭再談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遊蕩了一陣，他決定在圖爾恰定居；他想在那兒建立一個宣傳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開展活動，為哥薩克孩子辦一個學校，並進行公社生活的實驗；在公社中，收益和損失由全體社員分攤，細活和粗活，輕活和重活，也由全體社員共同承擔。住房和食物的廉價供應，為實驗創造了條件。他結識了涅克拉索夫哥薩克14的老首領岡察爾15，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萬16來到了他這兒，這是一個漂亮的、很有才幹的小伙子。他因為在大學裡參加學潮，從莫斯科被放逐到彼爾姆，在那兒遇到一個為非作歹的省長，老是挑他的岔子。後來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為什麼事作證；他面臨著危險，可能會流放到比彼爾姆更遠的地方。於是他逃出警察局，經過君士坦丁堡，到了圖爾恰。他的到來使哥哥非常高興，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後，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們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頓。在我們為她置辦行裝時，岡察爾到倫敦來了。
狡猾的老頭兒嗅到了騷亂和戰爭的氣息，於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聽消息，摸摸情況，看自己應該與誰聯合，反對誰。除了俄語和土耳其語，他什麼話也不會講；他先是到了馬賽，又從那兒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訪了恰爾托雷日斯基17和扎莫伊斯基18，據傳說，他還被帶去會見過拿破崙，不過這事他自己沒向我講。這些會談毫無結果，於是白髮蒼蒼的老哥薩克搖搖頭，眯縫著狡猾的眼睛，用17世紀的筆法寫了封信給我，在信上稱我為「伯爵」，還問可不可以來看我們，怎樣才能找到我們。
那時我們住在特丁頓，不懂英語是很難找到那個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車到倫敦去接他。一個俄國鄉下佬走下了車廂，樣子像個土財主，穿一件灰色長袍，留著俄國式鬍髭，人不胖，但身體結實健壯，生得相當高，皮膚曬得黑黑的，手裡提著一個花布包裹。
「您是奧西普·謝苗諾維奇吧？」我問。
「對，老兄，我就是。」他向我伸出了手。外衣敞開了，我瞥見裡邊衣服上掛著一顆大星形勳章，那當然是土耳其的，俄國的星形勳章不會賜給農民。那件緊身上衣是青色的，鑲了闊闊的花邊——這在俄國我從未見過。
「我是赫爾岑，特地來接您上我們家的。」
「太對不起了，伯爵大人，勞您親自……您派個人來就成了……」
「這是因為我不是伯爵。奧西普·謝苗諾維奇，那是怎麼回事，您怎麼會以為我是伯爵呢？」
「基督才知道怎麼稱呼您，不過您在自己的事業中是個頭頭。至於我，我可是個大老粗……嗯，我說伯爵，那就是指大人物，指頭頭。」
不僅談話的口氣，那聲音也說明，岡察爾是大俄羅斯的農民。這些人住在偏僻的山溝里，周圍儘是外族人，怎麼還能講純粹的俄語，要是沒有舊禮儀派內部的團結，這是不可理解的。分裂派保持著嚴格的界線，任何外來影響無法跨越這道樊籬。
岡察爾在我們那兒住了三天。頭兩天他什麼也不吃，只吃自己帶來的乾糧，喝一點水。第三天是星期日，他允許自己喝一杯牛奶，吃一碗清水煮的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還喝了一盅雪利酒。
俄國人天生的智慧，東方人的狡猾，獵人的機警，從小處在無權地位，必須與強大的敵人和鄰人周旋而養成的克制精神，在鬥爭中、在艱苦的勞動和危險中度過的漫長生涯——這一切都在白髮老哥薩克的身上，透過表面顯得純樸的外貌和簡單的談吐反映了出來。他總是不斷修正自己講的話，運用模稜兩可的句子，從《聖經》中尋章摘句，在有意識地誇耀自己的成就時也要裝出謙遜的表情；如果說他有時談到過去難免有些得意，講得過多，那麼對他想保持秘密的事，他是從來不會泄露一句的。
這種百折不撓的性格在西方幾乎不存在。它不需要這樣的人，正如那裡的刀劍不需要用大馬士革鋼一樣……在歐洲，一切都靠群眾，靠人多勢眾，個人的力量和謹慎並不這麼重要。
他對波蘭事業的勝利已不抱希望，談到自己在巴黎的會談便頻頻搖頭。
「當然，這種事我們沒法猜想，我們是小人物，沒有知識，他們可不同，那都是大人物，應該由他們考慮，只是他們未免看得太容易……他們對我說：『岡察爾，不要懷疑，我們就這麼辦，例如這件事或那件事，你放心，我們都會替你辦好。明白嗎？……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當然，他們都是好人，問題是什麼時候才能辦好……這個巴勒斯坦19可不是好對付的。」
他想打聽，我們與分裂派教徒聯繫得怎樣，在邊區得到了什麼人的支持；他急於知道，舊禮儀派與我們聯合能得到什麼實際的好處。對他說來，採取什麼途徑都一樣——他可以跟波蘭和奧地利聯合，也可以跟我們和希臘人，跟俄國或土耳其聯合，只要這對他的涅克拉索夫哥薩克有利就成。他離開我們時，也是搖著頭走的。後來他寫過兩三封信給我們，信中除了其他，還抱怨克利西耶夫，並且不聽我們的勸告，上書給了沙皇。20
1864年初，兩個俄國軍官到了圖爾恰，他們都是流亡者，名叫克拉斯諾彼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21。起先這不多幾個移民還同心協力，和衷共濟。他們教孩子讀書，醃黃瓜，補衣服，種菜園。克利西耶夫的妻子煮飯，給他們縫衣服。克利西耶夫很滿意這個開端，對哥薩克和分裂派教徒，對同志們和土耳其人也很滿意。22
克利西耶夫還給我們寫過一些幽默故事，談他們在那兒定居的情形，可是就在這時，命運的黑手已伸到了圖爾恰這個小團體的上空。1864年6月，伊萬·克利西耶夫在到達後剛滿一年，便因惡性傷寒症死於哥哥的懷中，年僅二十三歲。他的死對哥哥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他自己也得了病，但總算逐漸痊癒了。他那時的信是駭人的。支持這些隱修士的精神瓦解了……憂鬱和煩惱主宰了他們……摩擦和爭吵開始出現了。岡察爾在信上說，克利西耶夫拚命喝酒，克拉斯諾彼夫采夫終於自殺，瓦西里耶夫走了。克利西耶夫再也不能忍耐，帶著妻子兒女（他那時又生了一個孩子）離開了那裡，他既沒有錢，也沒有目的，起先到了君士坦丁堡，後來前往多瑙河兩公國。他與所有的人斷絕了一切聯繫，甚至我們一時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是在這個時候，他不再與土耳其的波蘭流亡者保持任何來往。他找不到餬口之計，無可奈何地望著瘦弱不堪的妻子兒女。有時我們寄些錢給他，這不足以解決他的問題。他的妻子死前不久在信上說：「我們有時連一塊麵包也沒有。」最後幾經周折，克利西耶夫總算在加拉茨找到了職業：「修建公路的監工員」。苦悶折磨著他，咬齧著他……他不能不為家庭的處境責備自己。愚昧粗野的東方世界使他感到委屈，絕望，他想跳出這個世界。他喪失了對分裂派教徒的信心，對波蘭人的信心……對人、對科學、對革命的信心也搖搖欲墜，可以預言，它不久就會徹底崩潰……他唯一盼望的便是盡一切努力脫離那個環境，回到我們這兒，但他驚惶不安，不能拋開他的家庭。他幾次在信上說：「如果我是單身一人，我可以背起一隻照相機或者一架手搖風琴，在世上漂泊，步行到日內瓦。」
救星出現了。
「米盧莎」（大家這麼叫他的大女兒）躺下睡覺時還好好的……半夜醒來突然病了，到早晨便因霍亂死去。過了幾天，二女兒也死了；母親被送進醫院，發現她的肺病已到了晚期。
她對他說：「你可記得，你答應過我，在我快死時，告訴我這便是死。現在這是死嗎？」
「是的，我的朋友，這是死。」
她又笑了笑，便昏迷不醒，終於死了。23
1 克利西耶夫自首後寫了回憶錄《經歷和反省》，它在經過審查後以《懺悔錄》的名義發表。
2 指普希金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和《致俄羅斯的誹謗者們》等詩，在這些詩中，詩人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因而被認為背離了熱愛自由的立場。
3 在俄國和羅馬尼亞邊境，1867年5月，克利西耶夫便是坐了小船在這兒向俄國的邊防檢查站自首的。
4 錫特卡和烏納拉斯卡都是阿留申群島的小島，當時屬於俄國。
5 我國最用功的青年人最後往往成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追隨者，他們可以說是俄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最年輕的一代。——作者注
6 指尼古拉一世的嚴酷統治時期（1825—1855）。
7 克利西耶夫的妻子跟隨丈夫到了君士坦丁堡，子女都死了，她也於1865年死在羅馬尼亞的加拉茨，至死仍相信她的丈夫是忠於革命思想的。赫爾岑顯然很同情她，為她寫了悼念文章。
8 俄國正教會中的分裂派是在反對官方教會的鬥爭中形成的，主要表現為反對教會最高當局規定的儀式，因此又稱舊禮儀派。舊禮儀派在偏遠地區和下層群眾中特別流行，而且往往與他們的社會政治要求結合在一起，因此舊禮儀派中的不少派別帶有原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但總的說來它還是落後和反動的。
9 反正教儀式派和莫羅勘派都屬於分裂派，興起於18世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反對官方教會的禮儀和教會等級制度。
10 舊禮儀派中的一派，興起於18世紀，主要流行於俄國西北地區。
11 當時屬於奧地利的布科維納地區的一個地方，俄國分裂派教徒聚居之處。
12 愷撒曾把自己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比較，說道：「亞歷山大在我這年紀已統治著這麼多民族，可是我至今還沒有完成輝煌的業績！」唐·卡洛斯也曾慨嘆道：「我已二十三歲，可是為不朽的業績作出了什麼？」瓦季姆·帕謝克也發出過類似的嘆息。現在克利西耶夫卻躊躇滿志，認為自己年紀雖輕，已負起了重大的責任，與愷撒等正好相反。這是赫爾岑對克利西耶夫的諷刺，顯然，赫爾岑認為，克利西耶夫正是在這種自不量力的野心驅使下走上歧途的。
13 馬爾季亞諾夫（1835—1865）是一個農奴出身的知識分子。1862年他來到倫敦，在《警鐘》上發表了《致亞歷山大二世的信》，又在特魯布南的書店裡出版了《人民與國家》的小冊子。馬爾季亞諾夫對貴族地主和官僚充滿仇恨，但對沙皇抱有幻想，希望沙皇能勵精圖治，改革政治。正因這樣，他於1863年4月自動返回俄國，隨即被捕，由最高法院判處五年苦役，終生流放西伯利亞。1865年9月，他病死於伊爾庫茨克的監獄中。
14 頓河哥薩克的一支，由分裂派教徒組成。
15 正式名字是：奧西普·謝苗諾維奇·岡察洛夫（1796—1880），哥薩克人，聚居在土耳其的分裂派教徒的領導人之一。他為了反對俄國，與土耳其、波蘭流亡者和法國外交界都保持著一定聯繫，但後來又與俄國政府建立了秘密聯繫。
16 伊萬·克利西耶夫（1840—1864），俄國革命家，赫爾岑和奧加遼夫都十分器重他。他與他的哥哥不同，具有堅定的信念和成熟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
17 波蘭流亡者的領導人。
18 波蘭流亡者，伯爵，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曾企圖在土耳其組織志願軍。
19 巴勒斯坦在古代是一個廣大的地區，這裡是指俄國。
20 克利西耶夫出於個人的動機，誇大了舊禮儀派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土耳其之行便是由此而來。赫爾岑並不同意他的觀點，在與岡察爾談話之後，更不相信舊禮儀派可以成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後來克利西耶夫企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由俄羅斯印刷所，也遭到了舊禮儀派上層的拒絕，這造成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同時舊禮儀派還向沙皇寫了請願書，表現了與沙皇妥協的意圖。這一切使克利西耶夫逐步接受了赫爾岑的觀點，但他在對舊禮儀派失望之後，也對整個革命事業失去了信心，這導致了他最後的自首投敵。
21 這是兩個在駐波蘭的俄國軍隊中服役的軍官，克拉斯諾彼夫采夫參加了1863年波蘭人的起義，起義失敗後逃亡國外；瓦西里耶夫則因不願參與鎮壓波蘭起義而出走。
22 這就是那個可怕的「圖爾恰叛亂集團」，據說它與全世界的革命保持著聯繫，從馬志尼的金庫中領取了經費，放火焚燒俄國的鄉村。它消失之後過了兩年，據說它仍在進行恐怖活動……直至今日，密探們的文件和卡特科夫的《警察公報》還不斷提到它。——作者注
23 在赫爾岑的原稿後附有一段剪報，它來自1867年6月11日的《莫斯科新聞》，內容如下：「據本報彼得堡消息，目前斯庫利尼海關負責人收到了一封署名『瓦·克利西耶夫』的信，信上說，一個持有正式土耳其護照，護照上姓名為伊萬·熱盧德科夫之旅客並非別人，即他克利西耶夫本人；他即將前來海關，向俄國政府投誠，希望該官員屆時逮捕他，並將他移送至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