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 （1858—1862） 1
……早上十時，我聽見樓下傳來了粗重而不滿的聲音：
「你就通報一個俄國上校求見好了。」
「先生早上從不會客，也……」
「明天我就走了。」
「請問貴姓，先生……」
「你就說一位俄國上校。」上校提高了一點聲音。
朱爾覺得非常為難。我走到樓梯口，從上面問他：
「您有什麼事？」
「這是您嗎？」上校問。
「對，是我。」
「先生，請吩咐放我進來。您的僕人不讓我進屋呢。」
「對不起，請進屋吧。」
上校有些生氣的臉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進書房，突然擺出莊嚴的姿態，對我說道：
「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過倫敦，我認為我有義務來拜訪您。」
我頓時覺得好像我成了將軍，指指椅子說道：
「請坐。」
上校坐下了。
「在這兒要耽擱多久？」
「明天就走。」
「到了很久了吧？」
「整整三天。」
「為什麼不多住幾天？」
「您知道，這兒語言不通不好辦，真是如墮五里霧中。我對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見十分欣慰，也代表許多同志謝謝您。您出版的東西使我們獲益匪淺：它們包含著許多真理，有時簡直叫人捧腹大笑。」
「非常感謝，這是在國外所能得到的唯一獎勵。您收到很多我們的刊物嗎？」
「很多……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讀它，簡直把書都讀破了，讀爛了，有的人還愛不釋手，甚至抄錄下來。有時我們集合在一起，一邊讀一邊評論……我想，您對一個軍人和真誠的崇拜者講話這麼直率，不會計較吧？」
「說哪兒的話，我們是決不會反對言論自由的。」
「我們中間常常這麼說：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說，我們對蘇霍扎涅特能說什麼？對不起，閉上你的嘴巴！還有那個阿德勒貝格呢2？但是您瞧，您離開俄國太久了，您對它已不太清楚，我們總覺得，您對農民問題看得太重要了……它還不成熟……」
「是嗎？」
「真的……我與您完全一致，不錯，他們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樣，您可以相信這一切，現在許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還沒到時間。」
「您這麼想？」
「我這麼想……要知道我們的農夫懶得不像話……當然啦，他們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懶惰。一下子解放了，他們就不想幹活，不想種田，非得餓死不可。」
「可是您擔心什麼呢？您是上校，誰也不會要您給俄國人民供應糧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駁中，我講的這句話是上校最沒料到的。
「這當然，從一方面看……」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擔心；難道他們因為給自己播種，不給地主老爺播種，便真的會餓死不成？」
「請原諒，我認為我有責任說明……不過我覺得我占用您寶貴的時間太多了……我得告辭了。」
「我非常感謝您的訪問。」
「對不起，別送了。啊，我的馬車呢？府上實在太遠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讓這個美好的場面作我們光輝燦爛、繁榮興旺的時期的起點。類似這樣的場面曾一再出現；不論我住得離倫敦西區多麼遠——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論我每天上午怎麼閉門謝客，都沒有用。我們成了時髦人物。
那時什麼樣的人我們沒有見過！……現在許多人卻願意不惜代價，要從記憶中——即使不從自己的記憶中，至少從別人的記憶中，抹去訪問的痕跡……可是在當時，我再說一遍，我們是時髦人物，在一本旅遊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間。
這是從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這樣。隨著1848年後反動勢力在歐洲的成長和強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了，俄國人開始躲避我，怕與我接近……何況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絕返回俄國。那時旅遊者極少。有時偶然來一個老朋友，講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談到回國便提心弔膽，臨走時還得東張西望，看看附近有沒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時候，阿·伊·薩布羅夫3坐了馬車，帶了一個聽差來看我，這在我眼裡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為。1852年我秘密路過法國時，在巴黎會見了幾個俄國人，這是最後一批。在倫敦，我的家沒有人上門。過了幾周，幾個月……
聽不到俄國的語言，看不到俄國人的臉。4
沒有人寫信給我。米·謝·謝普金是我在倫敦見到的第一個從家裡來的、多少還算熟悉的朋友。我已在另一個地方寫過與他的會見。5他的到達對我說來仿佛是追薦亡人的星期六，我設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兩人的心情像在參加葬禮。但真正銜著橄欖枝飛回方舟的鴿子6不是他，而是B醫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後第一個來找我們的俄國人，那時我住在里士滿的喬姆利洛奇，他總是驚訝不止，為什麼它這麼念，卻要寫成Cholmondeley Lodge。8謝普金帶來的消息是悲觀的，他自己的心情也悶悶不樂。B卻從早到晚笑個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齒。他的消息充滿了希望，正如英國人說的，充滿了「樂觀精神」——自從尼古拉死後，俄國便沉浸在這種樂觀氣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國嚴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條明亮的光帶。確實，他也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諾夫斯基和奧加遼夫身體不好，但它們都消失在全社會生氣勃勃的明朗畫面中了，他本人便是這畫面的一個寫照。
我貪婪地聽著他講的一切，有時插幾句問話，查詢一下細節……我不知道他當時是否明白，或者估計到了他那些話對我的重大價值。
三年來的倫敦生活使我厭倦透了。我拚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麼效果，而且我獨自一人，與任何親切的環境隔絕了。我和切爾涅茨基一頁一頁地印刷，然後把印好的小冊子和書本一捆捆堆在特魯布南的地下室里，幾乎看不到把它們運過俄國邊界的任何可能性。我不能不繼續干，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線，古代日耳曼人遷移時隨身攜帶的老家的家徽。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國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裡踏實，有了武器。但是儘管這樣，得不到反應的勞動使我厭倦，我的手放下了。信心一分鐘一分鐘在減少，它尋找著轉機，但不僅找不到它們，而且聽不到家裡來的一句同情的話。
隨著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束和尼古拉的死，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從一片茫茫無邊的黑暗中出現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顯示了一種新的動向。從遠處是很難看清的，必須身臨其境。現在B便體現了這一切，他證明，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樓，而是實有其事，大船動了，開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臉……便能相信他講的一切——這樣的臉在俄國已好久沒有看到了……
俄國人所不習慣的感情折磨著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聽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時不禁脫下絲絨睡帽，像虔誠的西面10那樣說道：「現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長的陰雨之夜以後，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來了！
這樣，格拉諾夫斯基死了……
……確實，我十三歲起所嚮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終於到來了——那時我還是一個穿著厚毛條紋夾克衫的孩子，與另一個「圖謀不軌的孩子」（只是小一歲）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裡，坐在大學的課堂上，我們的周圍也是一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後來又經歷了監獄和流放，經歷了異國的流亡生活，經歷了革命的覆滅和反動的高漲，加上家庭的不幸，終於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國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這個唯一的發言工具。照耀著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陽落山了12，帶走了少年時期的誓言……現在它經過了二十年的漫漫長夜之後又升起了。
現在怎麼能無所事事，安心睡覺……應該工作！於是我以雙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勞動不再毫無收穫，不再沉沒在寂靜的原野中了，從俄國傳來了響亮的歡呼聲和熱烈的支持聲。《北極星》被爭先恐後地閱讀。俄國人不習慣的耳朵終於適應了自由的言論，迫不及待地聆聽著它英勇頑強的聲音，追隨著它直言不諱的勇氣。
1856年春季，奧加遼夫來了；過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鐘》第一期出版了。沒有相當近的周期性，就沒有刊物和讀者之間的真正聯繫。書會留下，報刊卻會消失，但書是留在圖書館中，報刊卻是消失在讀者的腦海中，由於不斷的反覆，它鞏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變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當讀者開始忘記它的時候，新的一期又來了，那是永遠不怕反覆的，它既提示舊的，也補充新的。
確實， 《警鐘》的影響在一年中遠遠超過了《北極星》。在俄國， 《警鐘》滿足了對沒有經過書報審查制度摧殘的刊物的需要。年輕的一代向我們發出了熱情的歡呼，寫來了催人淚下的信……但是支持我們的不僅是年輕的一代……
「《警鐘》就是權力。」卡特科夫13在倫敦對我說，真有些談虎色變；接著他還告訴我，它便放在羅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農民問題上作參考……在此之前，這麼講的還有屠格涅夫，阿克薩科夫，薩馬林，卡韋林15，開明派的將軍們，五等文官中的開明人士，渴望進步的宮廷貴婦人，愛好文學的侍從武官；連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樣，總是匍匐在一切權力面前）也諂媚地望著《警鐘》，仿佛剛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對全面勝利而言，只是還缺少一個真正的敵人。我們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場了。1858年還沒過去，我們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訴書》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論家那麼高傲而冷酷，像大公無私的法官那麼鐵面無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龍一樣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從我頭頂澆下18。這位官僚制度的聖茹斯特的手法使我驚訝。而現在……過了七年19，經歷了米哈伊爾時期20嚴酷的言論和嚴酷的愛國主義之後，奇切林的信顯得只是和風細雨了。再說，當時的社會情緒也不一樣，《控訴書》發表之後輿論譁然，群情憤激，我們反而得為它盡力勸解生氣的朋友們。我們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議書達幾十件；控訴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單獨或聯名寫的信，信上充滿了責備之詞，其中一封是我們幾個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現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們更接近），他出於正人君子的作風，親自把這信轉給了我們，它至今仍保存在我們的武器庫中。
在宮廷內，《警鐘》獲得居留權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審查科丘別伊槍擊管家的案件21。皇后為那封向她談她孩子的教育問題的信哭過22；據說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極點，為了表示他什麼也不怕，曾這麼說：「隨你們向誰告狀，哪怕向皇帝告狀，向《警鐘》寫文章，我都不怕。」一個軍官沒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經要求我們披露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別關注。謝普金與格傑奧諾夫的糾紛，我已在別處講過23——這樣的故事我可以講幾十個……
……戈爾恰科夫24看到《警鐘》發表了國務會議秘密討論農民問題的報告，大吃一驚，他說：「要不是參加會議的人泄露了機密，誰能談得這麼準確詳盡？」
國務會議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討怎麼制服《警鐘》。大公無私的穆拉維約夫提議收買我；掛安德烈勳章的長頸鹿帕寧25認為不如用官職籠絡我。戈爾恰科夫在這些「死魂靈」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對我是否會被收買表示懷疑，問帕寧道：
「您打算許他當什麼官呢？」
「部門副長官。」
「他不會來當您的副長官。」戈爾恰科夫回答，於是《警鐘》問題只得聽天由命，讓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訊卻從俄國各個角落雪片似的飛來了。大家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有的大發牢騷，有的竭力表示他是個危險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懷著滿腔憤怒寫的，它們大聲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醜惡現象。這樣的信抵得上幾十篇「習作」，就像有時一次訪問比所有「俄國上校」的訪問更有價值。
一般說來，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幾類，一類沒有事實，但寫得熱情洋溢，娓娓動人，一類則像上司的鼓勵或首長的訓誡，還有一類則包含著外省的各種重要消息。
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務員的優美筆法寫的，開頭幾乎總有一段更優美的序言，它充滿了崇高的感情和強烈的諛詞。「您給俄國文學，不妨說，也給俄國思想，開創了一個新時期；您第一個從倫敦的講台上公開抨擊騎在我們善良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們。是的，我們的人民是善良的，您愛他們是理所當然的。您不知道，在我們祖國遙遠的地方，多少顆心在對您的愛戴和感激中跳動……
從炎熱的科爾西達27到冰雪地帶
……到偏僻的奧卡河，到克利亞濟馬河或某某省。我們把您看作我們唯一的保護人。除了您，誰能夠揭露惡魔——從稱號和地位說來都處於法律之上的惡魔，如我們（稅務局、刑事法庭、皇室地產管理局等等）的長官（名字、父名和姓，官銜）。這個人沒有受過教育，靠在衙門當差，巴結奉承，從下層爬到了長官的位置，還保持著從前敲詐勒索的粗暴作風，從不拒絕霍萬斯基公爵28簽發的感謝信（像我們這裡的老人常說的）。這暴君的貪贓枉法在周圍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們像怕地獄一樣怕稅務局，他不僅對我們，對科長也不講情面。他丟下自己的老婆，特地養了一個寡婦（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銜）作誘餌，我們都稱她外省的明娜·伊萬諾夫娜29，因為在稅務局裡，通過她的手什麼事都辦得成。但願《警鐘》嘹亮的聲音能驚醒這個暴君，使他幡然悔改，離開燈紅酒綠的生活，離開四十歲的希羅底30的懷抱。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跡，我們準備向您提供豐富的材料：在我們這裡，天才的《欽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說的『戴小圓帽的豬』31是相當多的。
「又，以您無與倫比的筆調，您可以寫出辛辣的諷刺作品，但是請您別忘了寫那位治安保衛隊的中校隊長，他在12月6日參加貴族團長的舞會（他從市長那裡來，已有些醉了），席終時喝得酩酊大醉，當著官員們的夫人和女兒的面大放厥詞，仿佛在生意人的澡堂里和市場上，不是在最有教養的貴族團長的客廳里。」
除了這種描寫長官和長官夫人的生活秘密和中校隊長的酗酒丑相的信，也有充滿詩意、毫無企圖、毫無意義的信。這些信我大多銷毀了，或者分贈了朋友，不過也留下了幾封，在這部分結束時，我得談談它們，以饗讀者。
其中最好的一封顯然是一位青年軍官在情緒最激動的時候寫的，信一開始是些客套，稱我「親愛的先生」，顯得非常謙虛和客氣……慢慢脈搏加快了，先是勸導，接著是告誡……熱度逐漸上升，到了第四頁（大型信紙），我們的友誼已突飛猛進，這位陌生人連連稱我「親愛的，親愛的」；最後，勇敢的軍官說道：「我這麼坦率地給你寫信，是因為我衷心愛你。」讀著這信，我仿佛看到一個年輕人吃過晚飯，坐在那兒一邊寫信，一邊喝燒酒……酒瓶逐漸空了，他的心卻逐漸滿了，友誼逐漸增長了，隨著最後一口酒咽入肚裡，好心的軍官便愛上了我，要改造我，愛我，擁抱我……軍官，軍官，只要您把嘴巴擦乾淨，我對我們如此迅速建立的、背對背的友誼，不會提出任何異議。
不過，談到軍官，我得說，在訪問我們的人中，最富有同情心、精神最健全的是軍官。非軍人出身的年輕人大多不太單純，神經過敏，喜歡舞文弄墨，炫耀才華。軍人就比較樸實，單純，他們覺得自己受的軍官教育並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聲似乎不太好，因此爭取上進，要努力學點什麼。實際上，他們的教養根本不比別人差，而且根據精神反抗的偉大規律，他們在兵團專制統治的壓力下，養成了一種強烈的愛好獨立自主的心理。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在軍官世界中出現了嚴肅的新動向，這從斯利維茨基和阿恩霍爾特等人的被處死，波捷布尼亞的戰死在沙場，以及克拉索夫斯基和奧布魯切夫的被流放服苦役等，32都可以得到證實。
當然，從那時起，也有許多許多人掉轉了車轅，開始接受理性和軍事法規的約束，這是不足為奇的……
順便談談變節問題。軍官中有一個熱情的年輕人，與非常高尚和純潔的謝拉科夫斯基33和另外兩個同志一起來看過我，臨走時，他把我叫到花園中，緊緊擁抱著我，說道：
「如果您什麼時候，為了什麼事，需要人幫忙，那麼請記住，我是無條件忠於您的……」
「請保重自己，保護好那些充滿在您心中的感情，永遠不要讓自己走進反對人民的行列中。」
他挺起了胸膛。「這不可能！……但是……如果您什麼時候聽到我發生了這樣的事，不要寬恕我，請您寫信向我直接指出，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事……」
……謝拉科夫斯基負傷被捕後，已給送上了絞刑架，那時到過倫敦的年輕人中，有些也已退伍，飄零各地……我只看到一個名字得到了提升，這就是我那位熱情的年輕人的名字。不久前他在礦泉療養地遇到了一個老朋友，便向他咒罵波蘭，讚美政府；看到談話不太融洽，將軍醒悟了，說道：
「哦，您大概還沒忘記我們在倫敦的那些愚蠢的幻想……記得我們在阿爾法路34上的談話嗎？多麼幼稚，多麼沒意思！……」
我沒有寫信給他——為什麼要寫呢？
2
……在水兵中也有出色的、很好的人，不僅弗·卡普35從紐約寫信給我時提到的那些優秀的青年人，而且在年輕的海員和海軍准尉中，一般說來，也出現了一股朝氣蓬勃的新力量。特魯韋勒的例子對我們的思想是最好的註解。36
……我與海軍部門打過一次交道，很有意思。一個艦長帶了他的海軍大尉和其他幾個軍官來看我，甚至邀請我到他們船上參加一個命名日的酒宴。在酒宴前兩天，我得悉他船上的一個水兵因為偷偷喝酒被打了一百鞭子，另一個水兵因為開小差，也將遭到鞭打。我給艦長寫了下面這封信，直接寄往船上：
「親愛的先生：
「您到過我這兒，我認為您的光臨是對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原則表示的支持，直到現在我依然這麼想，因此我願意就一個情況與您進行坦率的交談，這個情況使我們深感憂慮，並不得不懷疑我們是否真正互相理解。
「日前我與特霍熱夫斯基談話時從他那裡得悉，在您指揮的軍艦上，水手們經常遭到殘酷的鞭打。同時我還聽到一件事：一個不幸的水兵企圖逃跑，被英國警察抓獲（把水兵當作奴隸，這種法律很糟糕）。
「這就不得不產生一個問題：難道法律要求您執行它暴虐的規則，如果您不執行這些天然違背一切人性的條文，您便得承擔什麼責任嗎？在我國陸軍和海軍的各種野蠻荒謬的規則中，據我所知，它們並未把不經法庭審問便處以體罰作為長官必須履行的職責，相反，它們還儘量限制長官任意懲罰的權利，限制鞭打的數目。即使假定您實行鞭打是因為相信它是正義的，但如果這樣，您想，我們作為一切專制、暴力、首先是體罰的公開敵人，與您之間還有什麼共同之處？
「如果事情是這樣，那麼我該怎麼解釋您的訪問呢？
「我的信可能使您覺得奇怪——我們所代表的那種精神力量，在俄國可能還鮮為人知，但必須讓大家知道這一點。一切濫用權力者的行為應該隨時受到揭露，如果他們的良心沉睡不醒，我們的《警鐘》就得行使鬧鐘的任務。
「但願您能讓我們相信，我們不必非得在刊物上重複我們的勸告不可。請您理解，奧加遼夫和我都希望我們能再度向您伸出我們的手，但是在您的手沒有扔下皮鞭以前，我們不能這麼做。
寫於富勒姆派克大廈。」
對這封信，艦長答覆如下：
「親愛的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您的信收到了，我得承認，這對我是不愉快的，這不是因為我怕我的名字出現在《警鐘》上，只是因為我怎麼也沒想到，我所十分尊重的一個人會對我懷有反感。
「如果您了解您在信上談得那麼激烈的那件事的實質，您就不致向我提出那麼多的指責了。只要您能指定一個時間和地點，讓我可以見到您，我就可以向您解釋一切，並提出您能相信的證明。
「請接受……
寫於布萊克沃爾綠旱碼頭。」
我的答覆如下：
「親愛的先生：
「請相信，我非常痛心，不得不向您提出令您不愉快的事，但是請您理解，消滅體罰的問題對我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俄國士兵和農民只有在不再遭受鞭打的時候才能自由地呼吸，他們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體罰對被懲罰者和懲罰者具有同樣的腐蝕作用，它使前者喪失人的尊嚴，而使後者喪失人的同情心。您不妨看看地主特權和軍警肉刑制度所造成的後果。我國已形成整整一批劊子手，一個劊子手的階層——婦女、孩子、姑娘都在用樹條和棍子，拳頭和靴子毆打僕人。
「12月14日的戰士們明白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指出，社會的成員必須在家庭中禁止體罰，在軍隊中消滅體罰，不再靠它來進行管理。馮維辛37在佩斯捷利的影響下向團長們發布了逐步消滅體罰的命令。
「這罪惡在俄國已根深蒂固，要徹底消滅它不能慢慢來，必須一下子予以剷除，就像對待農奴制度一樣。您這類擔任各單位指揮官的人，理應發揮高尚的表率作用。這也許是困難的，但那算得什麼呢？何況還涉及榮譽問題。如果我可以指望我們的通信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將為此感激不盡，認為這是對我的最大獎勵——我的安德烈勳章。
「還有一句話。您說，您可以向我說明這件事的情況，也就是證明懲罰是正當的。這依然一樣。我們無權懷疑您的正直。如果您的水兵遭到了不公正的懲罰，我們怎麼還會給您寫信呢？但是體罰即使在按照韃靼日耳曼法律觀念說來無可非議時，它依然是應該消滅的。
「請讓我相信，您知道我的動機是完全純正的，也了解我為什麼寫信給您。我覺得您可以在您的軍艦上實行這種改革，然後其他軍艦仿效您，這會成為一個偉大的開端。您將給俄國人作出榜樣，證明古老的斯拉夫血統對人民的苦難，比彼得堡更充滿同情心。
「我講了我心中想講的一切，但願我的話多少打動了一顆心。我希望您一切順利。」
……我沒有出席酒宴。許多人認為我做得很對，儘管艦長和他的大尉具有一切優秀品質，還是不能不提防萬一。我不相信這一點，也從來不信。1862年後，我當然不再踏上俄國軍艦，但那時穆拉維約夫-卡特科夫時期還沒到來。
慶祝沒有搞成。我們的通信打亂了一切。據說，體罰的罪魁禍首不是艦長，是海軍大尉。一天深夜喝醉酒以後，他曾悶悶不樂地說：「這是命中注定，有的人老是鞭打士兵，可是啥事也沒有，我難得嚴厲一些，用了刑罰，可馬上給人抓住了把柄……」
……1862年底以前，我們的情形便是這樣。
遙遠的地平線上開始出現了不祥的跡象和烏雲……災難也降臨到了我們身邊38，這幾乎是我們整個生活中唯一的政治災難。
3．1862年
……也是早上十時，我聽到了外人的聲音，但不是軍人粗重而嚴峻的嗓音，這是一個女人在說話，她怒沖沖的，有些神經質，似乎還含著眼淚：「我必須見到他，非見到不可……見不到我就不走。」
接著進來了一個年輕的俄國姑娘或者小姐，我以前見到過她兩次。
她站在我面前，凝神望著我的眼睛，她的面貌是憂鬱的，臉頰發燒；她匆匆道了歉，然後說道：
「我剛從俄國，從莫斯科回來；您的朋友，那些愛您的人，托我對您說，問您……」她突然住口，似乎講不下去了。
我什麼也不明白。
「難道您，我們這麼熱烈地愛著的您，您？……」
「究竟是怎麼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是或不是——您參與了彼得堡的縱火事件39嗎？」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罵您……至少都在說，您了解這個惡毒的陰謀。」
「真是胡言亂語，您居然認為這是真的嗎？」
「大家都這麼說！」
「這大家是誰？是那個尼古拉·菲利波維奇·帕夫洛夫40嗎？」（我一時還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熱烈地愛著您的人——為了他們，您必須證明您與這事無關，他們為您痛苦，他們等待著……」
「您自己相信嗎？」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才來找您，我等待著您的說明……」
「首先請您冷靜一些，坐下來聽我說。如果我秘密參與了縱火案，為什麼您以為，只要您向我一問，我就會把真相告訴您？您沒有理由，沒有根據相信我……最好請您談談，我寫的一切中有什麼地方，有哪一句話，可以證實這種荒謬的指責？要知道我們不是瘋子，以致會慫恿俄國人民在舊貨市場上放火！」
「那為什麼您不講話，不公開聲明您無罪？」她提出，眼睛裡露出了思考和懷疑的神情，「您可以在報紙上申斥這些壞蛋，說您對他們的行為感到吃驚，您不同意這種做法，或者……」
「或者什麼？唉，夠了，」我對她說，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爾台41的角色啦，您沒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這種讕言，您應該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應該加倍害羞，至於我們，我們甚至羞於為這種事辯護，更不想給那些我們完全不認識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們的罪名，這些人目前正處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們很可能與所謂縱火案毫無瓜葛，就像我們和你們一樣。」
「那麼您堅決不想為自己辯白？」
「不。」
「那叫我怎麼給那邊寫信？」
「就把我們的談話告訴他們。」
她從口袋裡掏出最近一期《警鐘》，念道：「在我們身旁發生的災難的火海意味著什麼？這是瘋狂的破壞之火，還是用火來洗淨一切的懲罰？是什麼驅使人們採取這樣的手段，這又是些什麼人？對於一個不在那兒的人，當他把眼睛轉向那塊包含著他全部的愛，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無聲的火光的時候，他內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見的。」
「這是一些可怕的、晦澀的句子，它們不能說明您有罪，也不能說明您無罪。請您相信我，您應該出來澄清事實，否則，請您記住我的話：您的朋友們和您的支持者便會離開您。」
……正如「俄國上校」是我們的成功的鼓手長，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爾台成了我們與輿論決裂的宣告者，而且是雙邊的決裂。一邊，反動分子抬起了頭，稱我們為惡魔和縱火犯，另一邊，一部分年輕人拋棄了我們，仿佛我們已掉了隊。我們蔑視前者，對後者感到遺憾和傷心，我們知道，無情的生活浪潮會捲走游得太遠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邊。
謠言越傳越多，不久就登上了報紙，擴散到了全俄國。於是我們的刊物成了眾矢之的，開始受到圍攻。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些單純、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樣給報紙的造謠誣衊弄得大驚失色，因為這對他們說來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學一下子掉轉槍口，變成了警察秘密偵查和暗探通風報信的文學。
社會本身也發生了轉變。農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頭腦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乾脆對政治鼓動產生了厭倦情緒，他們嚮往過去的平靜生活，對必須花這麼多力氣取得的酒菜喪失了食慾。
沒什麼好說的，我們的毅力有限，我們的忍耐卻是無限的！
自由主義的七年耗盡了激進情緒的全部潛力。從1825年起蘊藏和蓄積在頭腦中的一切，在興奮和歡樂中，在對未來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廢的農民解放，對神經衰弱的人說來，卻好像俄國已走得太遠，也太快了。
那個時候，激進派正在興起，理論上也如火如荼，越來越顯露頭角，使本來就惶恐不安的社會更加提心弔膽。它的突出之處就在於趨向極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溫和發展觀念的人，又是畫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紛紛逃避，躲進了破舊骯髒、但業已習慣的警察的保護傘下。大學生輕舉妄動，地主卻不習慣聽取別人的意見，這樣兩軍對峙，勢必發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會輿論剛有些生機，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稱自己參與公共事務的同時，卻慫恿政府竭盡全力實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動。
我們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站在反動的污泥中，我們做不到，在它之外，又找不到一塊土地。我們像童話中無所適從的勇士，站在十字路口等待。朝右走便得失去馬，但自己可以保全；朝左走可以保全馬，但自己會完蛋；朝前走，大家都會離開你；朝後走，這已經不可能，那兒的路已長滿了青草。但願出現一個魔法師或隱修士，可以替我們解決這個難題……
我們的朋友，尤其是俄國人，星期日晚上往往聚集在我們屋裡。1862年，後者的數目大大增加了：商人和旅遊者，新聞記者和各個部門（尤其是第三廳）的官員，紛紛前來參觀博覽會42。進行嚴格的選擇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得未雨綢繆，要求熟悉的朋友換在別的日子聚會。但倫敦的星期日是虔誠而枯燥的，這常常可以使人放鬆警惕。
這些星期日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來了災難。但是在我談這事以前，我先得介紹兩三個出現在奧塞特大廈43簡陋客廳中的我國特有的怪物。毫無疑問，這些從俄國來的活珍品比世界博覽會上的俄國部分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勝。
……1860年，我收到了一封從乾草市場的旅館寄來的俄文信，寫信的是幾個俄國人，他們告訴我，他們是在尤利·尼古拉耶維奇·戈利岑44手下辦事的，公爵秘密離開了俄國，「公爵本人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打發我們走另一條路。公爵吩咐我們等他，給了我們幾天的生活費用。現在已過了兩個星期，還沒有公爵的消息，但是錢用完了，旅館老闆很生氣。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又沒有一個人會講英語。」他們無計可施，因此要求我幫助他們擺脫困境。
我去看他們，解決了這件事。旅館老闆認識我，答應再等一星期。
五天以後，一輛豪華馬車由兩匹灰色花斑馬拉著，駛到了我的大門口。我關照過僕人許多次，哪怕來的人坐著四匹馬拉的馬車，哪怕他說他是公爵，我上午反正不會客，但是我無法戰勝他對貴族的馬車和稱號的景仰之心，何況這一次這兩大優勢兼而有之，因此過了一分鐘，一個身材魁梧、肥胖，儀表堂堂，臉型像亞述人面牛45的紳士，便撲到了我身上，抱住我，為我照顧他的僕人向我表示感謝了。
這是尤利·尼古拉耶維奇·戈利岑。舊俄國殘存的這種性格鮮明的大闊佬，我們祖國的這種活標本，我已好久沒見到了。
他立刻跟我海闊天空談了起來，那些事簡直不像真的，但事實證明都是真的：他怎樣吩咐一個世襲兵替他抄《警鐘》上的一篇文章，怎樣跟自己的妻子分手，世襲兵怎樣向警察局告發他，妻子怎樣不給他寄錢，沙皇怎樣把他放逐到科茲洛夫，不准外出，這樣，他決定逃出俄國，帶著一個年輕小姐，一個家庭女教師，一個男管家，一個教堂領唱人和一個女用人，越過了摩爾達維亞邊境。在加拉茨，他又弄到了一個僕人，這人可以結結巴巴地講五種語言，但他覺得這人像個奸細……接著他又對我說，音樂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在倫敦舉辦演唱會，因此希望認識奧加遼夫。
「這兒英……英國的稅務機關收稅可不……不輕呢。」結束他的高談闊論以後，他又有些口吃地說道。
「對商品也許這樣，」我說，「但對旅遊者，稅務機關是非常客氣的。」
「我看不盡然，我就為我的鱷……鱷魚付了十五先令呢。」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鱷……鱷魚就是鱷……鱷魚唄。」
我睜大了眼睛，問他：
「公爵，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您不帶護照，卻帶了一條鱷魚旅行？打算用它在邊境上嚇唬憲兵不成？」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亞歷山德利亞散步，一個阿拉伯小傢伙在出售鱷……鱷魚，我看了喜歡，就買下了。」
「沒有把這個小阿拉伯人也一起買下嗎？」
「哈哈！沒有。」
一星期後，公爵已住進了波切斯特街的一幢大房子，這是全城租金昂貴的一個區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違反英國人的習慣，命令從早到晚把大門敞開，那輛由兩匹灰色花斑馬拉的馬車，也永遠停在門口。他住在倫敦就像住在科茲洛夫，住在坦波夫一樣。
當然，他沒有錢，那是說，他只有幾千法郎，只夠應付倫敦生活的海報和扉頁；這些錢他立刻花得一個不剩，但已經造成了假象，可以讓他在今後幾個月逍遙自在地過日子，這多虧了英國人的愚昧輕信，直到今天全歐洲的外國人還沒能使他們吸取教訓。
但公爵一帆風順……音樂會開始了。海報上公爵的頭銜使倫敦人驚訝不止，第二次音樂會便擠得滿滿的（在皮卡迪利大街的聖詹姆士大廳）。音樂會成績輝煌。這支合唱隊和樂隊，戈利岑是怎麼訓練出來的，這是他的秘密，總之，音樂會不同尋常，非常出色。俄國歌曲和祈禱，喀馬林民間舞曲和日禱讚美詩，格林卡46的歌劇片斷和福音主禱文，一切都不壞。
夫人們盡情欣賞著滿臉肥肉的亞述神怎樣莊嚴地、優美地舉起和放下那支象牙指揮棒。老婦人們想起了尼古拉皇上的運動員身材，當年他主要是以自己那條白得像俄國冰雪的、繃得緊緊的騎兵近衛軍緊腿褲，征服了倫敦的閨閣名媛們。47
戈利岑還想方設法把這成功變成了大肆揮霍的機會。他陶醉在掌聲中，音樂會的第一部分一結束，他便派人購買花籃（別忘了倫敦的價格），到第二部分開始前，他已站在台上，兩個穿鑲金邊飾制服的僕役抬著花籃走上舞台，公爵便向女歌手和合唱隊員表示感謝，贈給每人一束鮮花。於是這位貴族指揮家的優美風度贏得了觀眾響亮的掌聲。我們的公爵一下子變得高大了，滿面春風，音樂會一結束，馬上把所有的樂師和演員請去用夜宵。
在這件事上，除了倫敦的價格，還必須知道倫敦的習慣：如果早上沒有預定，在晚上十一點鐘是到哪裡也找不到五十來人的夜宵的。
亞述神便帶著這支音樂大軍，在攝政王街上敲著一家家餐廳的大門，敲到最後，終於有一位老闆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開了門，端出了冷牛肉和熱葡萄酒。
後來音樂會玩弄了形形色色的花招，甚至還帶上了政治傾向：它每次都要演奏「赫爾岑圓舞曲」，「奧加遼夫四組舞曲」，接著還有「解放交響曲」；但這些樂曲哪怕今天，公爵也可以拿來招待莫斯科人，不會因為離開英倫三島而失去任何魅力，只要改變一下它們的名稱即可，這不費吹灰之力，例如可以稱作「波塔波夫圓舞曲」，「明娜圓舞曲」，以及「科米薩洛夫組曲」等48。
但是儘管風靡一時，公爵卻沒有錢，付不出賬。伙食供應商不免口出怨言，家族內部也開始醞釀斯巴達克起義。
……一天早上，公爵的左右手（他的大總管，但自稱為他的秘書）帶著他的「攝政王」（但不是奧爾良公爵菲力普的父親49，是一個淡黃頭髮的二十二歲的俄國小伙子，樂隊的管理員）來找我。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我們有事找您。」
「發生了什麼？」
「尤利·尼古拉耶維奇欺侮我們，我們想回俄國，要求他付清工資；請您主持正義，為我們講講話。」
我一下子感到了祖國的氣息——它像俄國浴室的蒸汽一樣包圍了我……
「為什麼你們要求我來干預這事？如果你們有正當的理由提出申訴，這裡的法院對每個人都是敞開的，它不會偏袒任何公爵或伯爵。」
「我們確實聽到過這一點，但何必上法院呢？您可以更好地解決這件事。」
「我能為你們解決什麼呢？公爵會對我說，我干預了不該干預的事；我只能碰一鼻子灰。你們如果不想上法院，可以找大使館，不是找我，它有責任保護倫敦的俄國人……」
「可這是個什麼所在？如果那兒都是俄國官員，那怎麼能跟一個公爵評理呢？您是站在人民一邊的，我們這才找您，要求您幫助我們解決這問題。」
「你們這些人真是，公爵不會採納我的意見，你們靠我得不到什麼。」
「請您聽我們說，」秘書起勁地答道，「公爵不敢這麼樣，他非常尊敬您，而且還怕您，要知道他的大名登上《警鐘》，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他是個很要面子的人呢。」
「那麼，聽著，為了免得白白浪費時間，我決定這樣：如果公爵同意我作中間人，我就幫你們處理這事，如果他不同意，就請你們找法院。由於你們不懂英語，又不知道這裡的訴訟規則，那麼，要是公爵真的欺侮了你們，我可以給你們介紹一個既懂得這一切，又會講俄語的人。」
「請您務必……」秘書說。
「不，我不能從命，親愛的，再見。」
在他們去找公爵的時候，我得就他們講幾句話。「攝政王」除了音樂一無所能，這是僕人中一個吃得肥肥胖胖、細皮白肉的小伙子，頭腦遲鈍，但面貌俊俏，唇紅齒白；他那種口齒不清的講話方式，那對沒有睡醒的眼睛，都使我想起我們的薩什卡、先卡、阿廖什卡和米羅什卡50，看到他，我便仿佛又看到了這些人。「秘書」也是純粹的俄國產物，可以作這類人的一個突出例子。他四十多歲，不剃下巴，面容枯瘦，衣服上儘是油漬，全身從裡到外都顯得不清不楚，不乾不淨，他生著一對狡猾的小眼睛，嘴裡永遠有一股俄國酒鬼的特殊氣味，那是由劣質燒酒和為了沖淡它而增加的洋蔥與丁香的味道組成的。他臉上的每一根線條都帶有慫恿別人出壞主意、動壞腦筋的意味——凡是壞事都能在他心裡得到響應和讚賞，如果有利可圖，他還會親自插手。這是俄國官老爺、土豪劣紳和小公務員的原始形態。當我問他是否滿意準備解放農民時，他回答道：
「當然啦，這無疑是好事，」他嘆了口氣，又道：「不過，老天爺，這少不了得打官司，上衙門！可是公爵偏偏在這個時候，好像跟我開玩笑似的，把我帶到了這兒。」
在戈利岑到達倫敦以前，他曾露出感恩戴德的神情說道：
「要是有人對您說，公爵怎樣壓迫農民，或者他要獲得自由的農民付大筆贖金，卻不給他們土地，您千萬別信他們。這全是仇人的造謠。確實，他揮霍成性，生活闊綽，然而他的心是好的，對農民像父親一樣。」
可是一吵架，他就講公爵壞話，咒罵自己的命運：「我太信任這個騙子了……要知道他一輩子遊手好閒，把農民弄得傾家蕩產，別看他當著您的面裝成這副樣子，實際上他是野獸……強盜……」
「那麼您什麼時候講的話才是真的，是現在還是您稱讚他的那時候？」我笑著問他。
「秘書」有些不好意思，我轉身走了。要是他不是出生在戈利岑公爵家的僕役房中，也不是哪個鄉村警察的兒子，那麼憑他的才能，他一定可以當上大臣，成為瓦盧耶夫51那樣的大人物。
過了一小時，「攝政王」和他的導師拿著戈利岑公爵的條子來了——他表示歉意，不能來看我，如果可能，請我去找他，以便了結這樁公案。公爵許諾，他可以毫無異議地接受我的裁決。
沒有辦法，我去了。屋裡的整個氣氛顯得異常緊張。法國僕人皮科趕緊給我開門，神色嚴峻惶恐，仿佛要帶一個醫生去給垂危的病人會診。戈利岑的二太太心神不定，氣呼呼的，戈利岑本人邁著大步在屋裡踱來踱去，沒系領帶，袒露了大力士的胸膛；他正在發脾氣，因此說話更加結結巴巴的，臉色有些無可奈何，似乎憋著一肚子火氣——那就是說不能讓這火氣走進現實世界，否則它就會表現為拳打、腳踢、批面頰等等，那種他在坦波夫省對付造反的農民的動作。
「看在上……上帝分上，請原諒我為了這些不……不知好歹的東西打擾您。」
「出了什麼事？」
「請您自己問……問他們吧，我只想聽他們講。」
他把「攝政王」叫來，我們進行了下面這場談話：
「您不滿意什麼？」
「什麼都不滿意……因此我非得回俄國不可。」
公爵的嗓音大有拉布拉凱52的氣派，現在發出了一聲獅子似的嘆息，同時又把五記巴掌頂回了胸中。
「公爵不會攔住您。那麼請問，您不滿意的是什麼？」
「一切都不滿意，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請您講得具體一些。」
「還怎麼具體？我打從俄國來到這兒以後，一直忙個不停，可是只拿到兩鎊工錢，第三次是在晚上，公爵給的大多只是禮品。」
「那麼您應該拿到多少呢？」
「這我無法講……」
「您有規定的工資數額吧？」
「根本沒有。公爵在逃出俄國時（他講這話沒有惡意）對我說：『你跟我去，我不會虧待你，要是我運氣好，我會給你很多很多錢，不然的話，你只能指望不多幾個工錢。』於是我跟他來了。」
他就是在這條件下從坦波夫來到倫敦的……啊，我的俄國！
「嗯，那麼照您看，公爵的運氣好不好呢？」
「怎麼談得上好……不過當然，他本來可以……」
「那是另一個問題。既然他的運氣不好，您就只能指望不多幾個工錢了。」
「可是公爵親口說過，我幹的事，那就是說憑我的能力，用這兒的錢計算，一個月至少可以掙四鎊。」
「公爵，您願意一個月給他四鎊工資嗎？」
「願……願意……」
「那不就解決了嗎，還有什麼呢？」
「公爵答應過，如果我要回俄國，他可以給我回彼得堡的路費。」
公爵點點頭，補充道：
「是的，但有個條件：我得對他很滿意！」
「那您不滿他的什麼呢？」
現在堤壩決口了，公爵跳了起來。他用悲劇似的男低音（這使一些字母更加跳動不定，子音之間也出現了小小的間歇）講了下面一席話：
「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小鬼，這個兔……兔崽子，能叫我對他滿意不成？！這個忘恩負義的小……小土匪，把我氣死了！他在家裡窮得要命，身上長滿虱子，光著腳板，多虧我收留了他，我教他讀書，這混蛋，我把他培……培養成了一個人，一個音樂家，一個合唱隊指揮，這樣，這鬼東西才可以憑他這條嗓子，在俄國音樂季節一個月掙一百盧布。」
「這一切都是真的，尤利·尼古拉耶維奇，但是我不能同意您的觀點。不論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庭，都沒有要求您把他變成龍科尼53，因此您無權要求他特別感謝您。您培養他就像您訓練夜鶯一樣，您做得不壞，但僅僅如此而已。何況問題不在這裡……」
「您講得對……但我得說，我怎麼受得了這個？要知道我對他……對這個小雜種……」
「那麼您同意給他路費？」
「去他的，為了您……看在您的面上，我可以給他。」
「好，那麼事情就解決了——您知道路費要多少嗎？」
「據說是二十磅。」
「不，這太多了，從這兒到彼得堡，一百盧布已綽綽有餘。您給嗎？」
「我給。」
我在紙上算了一下，把它交給戈利岑，他看了看總數——我記得，大約三十鎊多一點。他馬上把錢交給了我。
「您應該識字吧？」我問合唱隊指揮。
「認得一些……」
我給他寫了收據，大致如下：「茲收到尤·尼·戈利岑分爵應付之工資暨從倫敦回彼得堡之路費，共三十鎊多一些（折合俄幣若干）。本人對此表示滿意，對公爵別無其他要求。」
「請您看一遍，簽上名字。」
小指揮念了一遍，但沒有作出準備簽字的任何表示。
「怎麼樣？」
「我不能簽字」
「為什麼不能」
「我不滿意。」
強自克制的獅吼又爆發了，不過說實話，我自己也差點要大喊了。
「真見鬼，您剛才親口說過您的要求是什麼。公爵全部照付，一文不少，您還有什麼不滿的？」
「請您聽我說；從我來到這兒以後，我經歷了多少困難。」
很清楚，他輕而易舉拿到了錢，這使他有些貪心不足了。
「比方說，我抄寫樂譜，這應該是有酬勞的。」
「胡說！」公爵大喊道，儘管拉布拉凱從來不會這麼大叫大喊；鄰室的鋼琴聲膽怯地跳動了一下，皮科嚇得臉色發白，把腦袋探進門縫張望，馬上又像慌張的蜥蜴一般縮了回去。
「難道抄寫樂譜不也屬於你的本職工作嗎？……要不然，不舉行音樂會的時候你幹什麼呢？」
公爵是對的，儘管他大可不必用低音大號的嗓音把皮科嚇一大跳。
小指揮聽慣了各種音響，因此不以為意，仍不屈服，丟下抄寫曲譜的事對我講出了下面這句無理取鬧的話：
「那麼還有衣服呢，我的衣服全都破了。」
「難道尤利·尼古拉耶維奇一年給你將近五十鎊工錢，還得管你的衣服費不成？」
「不是這麼說，先生，但以前，公爵有時總給我一些小東西，可現在，說來不好意思，我要出門，連襪子也沒有呢。」
「我自己也沒……沒有襪子穿呢！……」公爵咆哮道，把雙手合抱在胸前，傲慢地、鄙夷地瞪著合唱指揮。我怎麼也沒料到這個結局，我驚訝地望著他的眼睛。但我看到他不打算繼續爭吵，只是那位合唱指揮似乎非吵個水落石出不可，於是我非常嚴肅地對這位歌唱之鷹說道：
「今天上午您來找我作中間人，那麼您是信任我的？」
「我們非常了解您，對您絲毫也不懷疑，我們知道您是決不會叫我們吃虧的……」
「很好，那麼我就這麼決定了。請您馬上在收據上簽字，否則就把錢交還我，我把它還給公爵，同時聲明我不再參與這事。」
小指揮不想把錢交還公爵，於是簽了字，向我道了謝。為了免得囉唆，我不再講他怎麼把錢折算成盧布了：我講了好久，他還是不明白今天盧布的行情，與他離開俄國時已經不同。
「如果您以為我想騙您一鎊半錢，那麼請您去找我們的教士，讓他給您算這筆賬吧。」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結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顯得那麼可怕了。但是命運卻另有安排，結局還是與開始一樣，使我想起了祖國。
小指揮有些躊躇不決，遲疑了一會兒，突然好像他們中間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對戈利岑說道：
「大人，由於從赫爾開出的輪船要五天以後才有，請您行行好，讓我暫時仍住在這兒吧。」
我想：「我的拉布拉凱又得發作了」，因此抱著自我犧牲的決心，準備再受一次低音大號的折磨。
「當然，你有什麼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小指揮向公爵道了謝便走了。戈利岑向我解釋似的說道：
「要知道，他是個非常好的小伙子。這是那個壞蛋，那個騙……騙子……那個不要臉的惡棍挑唆的……」
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許得請教薩維尼54和米特梅耶爾55了，只有他們才能把我們正教祖國的法律觀念（它是在鞭打僕人的馬廄和搜刮農民的老爺的書齋中形成的）提煉成條文，歸納成準則。
第二場好戲便是跟「惡棍」進行的，這並不順利。戈利岑出去後突然大叫大喊，「秘書」也大叫大喊，看來，除非訴諸武力才能解決，如果那樣，面黃肌瘦的辦事員當然不是公爵的對手。但是這屋裡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邏輯進行的，因此結果不是公爵與秘書打架，而是秘書與玻璃打架——他懷著一肚子火氣，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時，對著鑲在門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這些玻璃足足有一隻手指那麼厚呢。
「警察！」戈利岑大喊起來，「強盜來了！警察！」然後走進大廳，精疲力竭地癱倒在沙發上。等他平靜一些以後，他又在談話中向我訴說，秘書對他怎麼忘恩負義。這個人本來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為舞弊（我記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憐他，非常同情他，以致當掉了自己最後一隻表，替他贖了罪。儘管他有充分證據證明這人是個騙子，他後來還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處處欺騙戈利岑，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走了；一個可以用拳頭打碎門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決問題，用不著我插手。事實也是這樣，後來他要求我給他弄張護照，讓他回俄國時，他告訴我，他給了戈利岑一支手槍，高傲地向他提議決鬥，用抽籤決定誰先射擊。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這支槍一定是沒有子彈的。
公爵的最後一些錢是用在平息斯巴達克起義上的，但他終於因為負債纍纍被關進了監獄。別人坐了牢，就太平無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監獄中也不會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點鐘得把他送往克勒蒙遊樂園56，讓他在那兒給音樂會當指揮，供全倫敦的賣笑女郎取樂，等他的象牙指揮棒停止揮動後，躲在一旁的警察馬上走到他身邊，寸步不離地陪公爵走上馬車，把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監獄。在遊樂園中與我分手時，他噙著眼淚。可憐的公爵，別人看到這情景也許會覺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為自己的鐵窗生涯感到痛心。他的親族好歹把他贖了出來。後來政府允許他返回俄國，起先他被送往雅羅斯拉夫爾居住，他便在那兒與華沙大主教費林斯基57一起指揮宗教音樂會。對於他，政府比他的父親還仁慈一些——那個老滑頭像兒子一樣放蕩，卻勸他進修道院……其實父親非常了解兒子，因為他自己也是音樂家，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響樂獻給他。58
除了這位豪華闊綽的亞述神，身強力壯的犍牛型阿波羅以外，還有其他許多俄國怪物也是不應忘記的。
那些一閃而過的影子，如「俄國上校」之類，我不提了，但是對於因命運的播弄不得不長期佇留在倫敦的那些人，我還得講幾句。例如，軍需部門一個官員只因案件的牽累和負債，跳進涅瓦河自盡……可是卻作為流亡者在倫敦上了岸，連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沒丟掉，儘管倫敦的冬季是潮濕而暖和的。還有，我的朋友伊萬·伊萬諾維奇·薩維奇59，英國人都叫他塞維奇，他帶著他的經歷，他的未來，還有他那應該長頭髮，可是只剩了一層皮的腦瓜，總之，他的一切，硬擠進了我的「俄國珍品展覽室」。
他是近衛軍帕夫洛夫團的一個退伍軍官，在海外各國遊歷，過得逍遙自在，這時發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覺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這倒不是他真的幹了什麼，心裡不安，只是他想起了憲兵，那些他可能在國境上，在軍營里，在馬車上，在冰雪中遇到的憲兵，便惶惶不可終日……於是他決定推遲回國。這時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進了謝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這樣，他的處境真的危險了，他決定立刻回國。我便是這時在尼斯認識他的。薩維奇動身前買了一小瓶毒藥，準備路上用：萬一過邊境時被捕，便把毒藥塞在一隻蛀空的牙齒中吞下。
越接近祖國，薩維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變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這種情緒，坐上了火車。開頭五站沒有什麼，再遠他就坐不住了。機車停下加水，他卻在別的藉口下走出了車廂……機車的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車上已沒有薩維奇——他下車的目的本來就是這樣。他把手提箱丟在車上，聽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車，回到了柏林。在車站上他為手提箱拍了個電報，便去辦簽證手續，前往漢堡。「您昨天要回俄國，今天又要去漢堡。」警察隨口說，完全沒有拒絕簽證。提心弔膽的薩維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從普魯士軍官的角度看，沒有把他當場逮捕，簡直可以說是玩忽職守。就這樣，薩維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樣61，儘管沒有人跟蹤，卻戰戰兢兢逃到了倫敦。在倫敦，他與千千萬萬其他人相似，過著度日如年的生活，幾年中一直誠實而艱難地與貧窮作鬥爭。然而命運給他的一切悲慘遭遇鑲上了一條喜劇的飾邊。他決定教數學和繪圖，甚至法語（為英國人）。他找了幾個人請教，結果發現不登廣告，沒有名片，便辦不成這事。
「但糟糕的是：俄國政府看到了廣告會怎麼樣……我琢磨來琢磨去，終於印了匿名名片，」他說，「我從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沒有名字的名片，這是我的一大發明，它確實使我過了很長一段安穩日子。」
他帶著他的匿名名片，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儉用（他往往接連幾天只吃土豆和麵包），終於脫離困境，擔當了商品推銷員的工作，從此日子才好過一些。
正在這時，近衛軍帕夫洛夫團的另一個軍官卻變得每況愈下了。在受盡打擊、擄掠、欺騙和愚弄之後，這位帕夫洛夫團團長安息了。62接著頒布了聖旨和大赦。皇上的仁慈使薩維奇覺得有機可乘，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布魯諾夫63，詢問他是否也屬於大赦之列。過了一個月，薩維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館。他想：「事情不那麼簡單，他們考慮了一個月呢。」
「我們收到了回信，」秘書主任對他說，「您無意之中給政府製造了麻煩，因為找不到您的材料。這屬於內務部的職責，可是它那兒沒有任何關於您的案卷。請您簡單告訴我，您究竟出了什麼事——當然，不會是嚴重的事！……」
「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後給流放了。」
「是嗎？」
「其餘沒什麼了。」
尼古拉想：「不對，他這是胡謅。」於是對薩維奇說道：如果這樣，內務部得重新調查。這樣過了兩個月。我想像得到，這兩個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勁兒……公文往來，查閱檔案，秘密偵訊，從內務部到第三廳，又從第三廳到內務部，又向哈爾科夫省長核實情況……申斥，提問……但找不到薩維奇的案卷。於是內務部只得這麼照會倫敦大使館。
布魯諾夫本人召見了薩維奇。
「瞧，」他說，「這就是復文。到處找不到您的案子。請問，您究竟卷進了什麼案件？」
「我的兄弟……」
「這我已經知道了，現在是問您自己犯了什麼案？」
「其餘什麼也沒有。」
布魯諾夫從出娘胎起對任何事從不覺得驚奇，這次卻驚奇了。
「既然您什麼也沒幹，為什麼要求赦免……」
「我想，這麼做總好一些……」
「如此看來，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護照。」
布魯諾夫命令給他發了護照。
薩維奇喜出望外，跑來找我們。
他詳詳細細講了事情的經過，說他得到了赦免，然後拉住奧加遼夫的胳臂，請他到花園去。
「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我該怎麼辦，」他對奧加遼夫說，「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總是取笑我……他的脾氣就是這樣，但是您的心腸好，請您老實告訴我，您認為我從維也納回國沒有危險嗎？」
奧加遼夫卻並不賞識他的讚美，大笑起來。其實不僅奧加遼夫，我還想像得到，在獲得赦免的薩維奇走出大使館以後，布魯諾夫和尼古拉怎樣暫時忘記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頭，咧開嘴巴大笑了兩分鐘。
但是儘管有這一切古怪的行徑，薩維奇是個正直的人。還有一些不知從哪兒鑽出來的俄國人，在倫敦閒蕩了一兩個月，然後拿了自己寫的介紹信跑來找我們，以後又跑得不知去向，這些人卻不是毫無危險的。
我想談一件不幸的事，它發生在1862年夏季。那時反動勢力還處在孕育時期，隱藏在內的臭氣剛向外滲透。沒有人怕來找我們，也沒有人怕隨身攜帶《警鐘》和我們的其他出版物回國；許多人還誇耀自己怎麼巧妙地越過邊境線，我們勸他們當心一點，還遭到他們恥笑。那時我們幾乎從來不往俄國寫信——對老朋友已沒什麼要說的，我們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對新朋友我們是利用《警鐘》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從莫斯科和彼得堡回來了。毫無疑問，他這次旅行是當時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個人在與分裂派教徒聚談，與同志們歡飲之後，口袋裡揣著毫不相干的土耳其護照，大模大樣地從警察的鼻子下走過，安然無恙地回到了倫敦，他自然會揚揚自得，忘乎所以。他發起在丘鎮的一家飯店裡舉行會餐，慶祝《警鐘》發刊五周年。我勸他把慶祝推遲一些，等情況好轉一些再說，他不聽。慶祝會並不順利——大家情緒不高，也不可能高，因為參加的人有不少是我們毫不熟悉的。
大家東拉西扯閒聊，在祝酒和談天中有人像談論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韋托什尼科夫65即將回彼得堡，他願意給我們帶點什麼。結束時很遲了。許多人說，星期日再上我們家。這天到的人確實不少，其中許多我們幾乎從未見過，不幸，韋托什尼科夫也來了。他走近我，說道，他明天一早走，問我有沒有信或什麼事要辦。巴枯寧已交給他兩三封信。奧加遼夫下樓到自己屋裡，寫了幾句向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66問候的話，我也在信後加了幾句，向他問好，並托他轉告車爾尼雪夫斯基（我從不直接給他寫信），請他考慮我們在《警鐘》上提出的建議：在倫敦印行《現代人》，費用由我們承擔。將近十二點時，客人散了，只留下兩三個人。韋托什尼科夫走進我的書房取信。很可能，這也沒有引起注意。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為了向參加聚會的人表示感謝，我請他們任意挑選一本我們的出版物，或者列維茨基67為我拍攝的大相片，留作紀念。韋托什尼科夫拿了相片，我勸他剪掉邊，把它捲起來，他不聽，說可以把它放在箱底，用一張《泰晤士報》包好後便走了。這不可能沒人看到。
送走了他和最後一個人，我安心睡了——有時一個人就是這麼糊塗，壓根兒沒有想到，這個時刻會使我付出多大代價，給我帶來多少個失眠之夜。
這一切都做得極端愚蠢和不謹慎……我們可以把韋托什尼科夫留到星期二再走，他也可以提前在星期六動身。或者，為什麼他不早上來，總之，他為什麼要親自來……我們又為什麼要寫信？
據說，客人中有一個人馬上向彼得堡發了電報。
韋托什尼科夫在輪船上被捕了，其餘大家都知道了。68
在這悲傷的故事結束時，我得談談剛才提到過一下的那個人，這是不應該忽略的。我指的便是克利西耶夫。
1859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
1 赫爾岑於1853年5月在倫敦建立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1857年7月開始出版《警鐘》，向俄羅斯傳播革命思想並揭露俄國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在俄國革命史上發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警鐘》的銷數迅速增加，在1858至1862年達到了「高潮」，但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和其他一些原因，1862年後開始進入低潮，1865年移至日內瓦出版，仍無起色，最後於1867年停刊。本章即敘述《警鐘》的影響和它的興衰。
2 蘇霍扎涅特（1794 —1871），俄國的反動官僚，1856至1861年任陸軍大臣。阿德勒貝格（1790—1884），俄國反動官僚，當時任宮內大臣。《警鐘》對這些人都進行了系統的揭露。
3 俄國陸軍少將，赫爾岑的同學薩京的姐夫。
4 當然，這不包括兩三個流亡者在內。——作者注按：這句詩引自《聰明誤》第三幕第二十三場。
5 《警鐘》1863年。——作者注
6 見《舊約全書·創世記》第八章第十一節。
7 指皮庫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學教授，在40年代與赫爾岑小組接近。皮庫林於1855年6月從俄國動身後，在維也納停留了一段時間，才從那裡前往倫敦，因此，赫爾岑在此稱他B（維）。
8 可愛的B在英語上出了不少洋相。他對我的兒子說：「從地圖上看，基夫離這兒不遠吧？」我沒有聽到過這地名。「怎麼沒聽到，那兒有一個大植物園，是全歐洲首屈一指的溫室呢。」這得問園丁。我們問了，可他也不知道。B打開了地圖：「瞧，它就在里士滿旁邊呢！」原來他講的是丘鎮。——作者注
9 指1792年法國宣布成立共和國。
10 《聖經》中的人物，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到聖靈啟示，說他在死前必得見到基督，他等了很久，終於有一天看到耶穌的父母抱了孩子走進聖殿，於是說：「主啊，現在可以照你的話，讓你的僕人安然去世了。」見《路加福音》第二章。
11 指尼古拉一世專制統治的結束，赫爾岑在這裡誇大了尼占拉個人的作用。
12 《往事與隨想》第一卷。——作者注
13 俄國評論家，在50年代具有自由主義色彩。
14 羅斯托夫采夫（1803—1860），俄國國務活動家，1857年起負責廢除農奴制的工作。
15 俄國自由主義政論家。
16 俄國評論家。
17 奇切林是莫斯科大學教授，他的《控訴書》發表在1858年12月1日的《警鐘》上，引起了讀者的憤怒。關於此事，見第四卷《尼·赫·凱切爾》一章。
18 比龍是俄國18世紀的反動大官僚。俄國作家拉熱奇尼科夫在小說《冰屋》中描寫比龍手下的人把犯人關在冰屋中，用一桶桶冷水從他頭上澆下去，最後終於使他成為冰人。
19 寫於1864年。——作者注
20 19世紀60年代，沙皇加強了對群眾運動的鎮壓，這時一部分自由主義者紛紛投靠沙皇，卡特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卡特科夫名叫米哈伊爾，沙皇的一個反動大官僚穆拉維約夫也名叫米哈伊爾，赫爾岑認為這一反動時期可以這兩人為代表，因此稱它為「米哈伊爾時期」。
21 波爾塔瓦省貴族團領袖科丘別伊用槍打傷了管家，非但無罪，還把管家送進了監獄。《警鐘》於1858年對這事作了揭露，最後重新審理了這案子。
22 赫爾岑寫過《致瑪麗亞·亞歷山德羅夫娜皇后的信》，發表在1858年11月的《警鐘》上，據當時人的記載，皇后看過這信後哭了。
23 格傑奧諾夫是當時皇家劇場的經理，這小故事寫在《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謝普金》一文中。
24 戈爾恰科夫（1798—1883），俄國外交官，1856年起任外交大臣。
25 當時的司法大臣。
26 果戈理的《死魂靈》中的人物，他的特點是他反對的就是他贊成過的事，見該書第四章。
27 喬治亞西部一帶的古代名稱。
28 霍萬斯基（1771—1857），俄國國家銀行總裁，在19世紀初年印行的紙幣上都有他的簽名。
29 前面提到過的宮內大臣阿德勒貝格的情婦，阿德勒貝格通過她收取各種賄賂，賣官鬻爵，《警鐘》曾揭露這些事。
30 《聖經》中的人物，猶太王希律的孫女，一個蕩婦。
31 見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場。
32 這裡提到的都是些青年軍官。斯利維茨基和阿恩霍爾特因參加革命軍事組織，於1862年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赫爾岑曾在《警鐘》上專門撰文悼念他們。波捷布尼亞曾在倫敦兩次會見赫爾岑，他的部隊駐紮在波蘭，1863年波蘭起義時，他與波蘭人一起戰鬥，因而死在戰場上。赫爾岑為紀念他，在《警鐘》上寫過好幾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發革命傳單，於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與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爾琴斯克的亞歷山大工廠服勞役，1868年因越獄失敗自殺身死。《警鐘》為他的判刑發表過文章。奧布魯切夫因散發革命出版物《大俄羅斯人》，於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謝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蘭革命者，1863年波蘭起義的積極參加者，被俘後死在絞刑架上。
34 赫爾岑於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倫敦阿爾法路，這裡的所謂「老朋友」指赫爾岑本人。
35 德國革命者，他後來去了美國，與赫爾岑保持通信聯繫。
36 特魯韋勒的經歷值得講一下。1861年，一個青年水兵來找我們，十年前我在尼斯認識他的母親，那時他還是個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樣，從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歲的時候曾對我說，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愛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為什麼你這麼愛他？」我開玩笑似的問他。「因為他是合法的皇上……」教育中的這種精神也許是在1848年後形成的，從前我們受的教育不是這樣，它與正教和專制政治都沒有關係。生活治癒了年輕人。他來找我們時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親死了——是死在監獄中的，因為他在莫斯科鐵路的各種舞弊案中受了牽連；他是諾夫哥羅德的地主，承包過一些工程。兒子相信父親沒有罪，決定盡一切力量為他恢復名譽。他在俄國所作的一切嘗試均未成功，於是他來找我們，帶來了一大疊文件、契約、樞密院的記錄和摘要。把它們理出頭緒，編成一份報告，這對《警鐘》說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們發現，特魯韋勒與克利西耶夫是大學同學，便把這任務委託給了克利西耶夫。特魯韋勒給人的印象是既堅定、憂鬱，又幼稚。強烈的內心活動一直在衝擊著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懷著無比的憤怒談到水兵們暗無天日的生活。那時我們正與「海軍上將號」的一部分軍官在進行有趣的通信。我記得它的艦長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當時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與非自由派人士一樣虐待部下，咒罵軍官。我記得，他手下有個中尉斯托弗列根不僅殘忍地處罰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論（像後來的維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樣），認為管理軍隊就得心狠手辣。我們在《警鐘》上就這事登過一篇短文，接著突然收到了從比雷埃夫斯寄來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軍官」，聲稱那一切不是事實……信是署名的，但等於不署名。由於它不署名，它的內容我們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這些內容還是得到其他十來個軍官證實的。至於聯合署名的信則沒有登出。過了幾個月，特魯韋勒第二次來了，我把軍官們的信給他看，這些軍官實際上是在轉彎抹角替自己的艦長辯護。特魯韋勒冒火了，他相信這是他們串通搞的，為了證實這一點，還舉出了一些事實，我把它們記錄下來，以防萬一。特魯韋勒下一次又來時，我把記錄念給他聽。他皺起了眉頭……我想，嗯，他害怕了。「請把您的記錄給我。」「拿去。」他看了一遍，拿起筆，簽了名。「您這是做什麼？」我問。「為了使我的證明不致像他們的那樣不署名字。」軍艦離開倫敦時，他買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麼》《警鐘》和其他書刊。關於這事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與我告別後便動身回俄國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夠謹慎，把他買的那些書分發給水手們。有人告了密，於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擊。這便是他的答覆和給母親的信（這些材料赫爾岑後來沒有附入。——譯者注）。這是個英勇的人物，當然，他沒有說是我們毀了他——像許多人指責我們的那樣。——作者注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兒子，當時任海軍大臣，以進步人士自居。維特根施泰因是俄國將軍，曾指揮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的俄國軍隊。特魯韋勒被告發後，受到了審問，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37 米·馮維辛（1788—1854），俄國著名劇作家馮維辛的侄兒，十二月黨人，曾參加對拿破崙的衛國戰爭，升至少將，1825年後因十二月黨事件被流放西伯利亞。
38 指商行職員韋托什尼科夫被捕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39 1862年5月28日彼得堡發生了大火，火災延續了幾天，沙皇政府便利用這事件散播謠言，說這是在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煽動下，大學生們幹的，因而乘機大肆抓人，實行鎮壓。
40 俄國作家，他在1860年後投靠反動勢力，成為俄國內政部的御用文人。
41 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的支持者，一個女恐怖分子和陰謀活動家。1794年7月13日，熱月政變前夕，她潛入革命民主派領導人馬拉的住所，以請求保護為名，來到正在為治療皮膚病而躺在浴缸中的馬拉身邊，將他刺死。這裡不是說那個女的企圖刺死赫爾岑，只是說她故意裝出一副神秘莫測的樣子。
42 指1862年5月開幕的倫敦國際博覽會。
43 赫爾岑於1860年11月至1863年6月在倫敦的住處。
44 尤·尼·戈利岑（1823—1872），俄國貴族，合唱指揮和作曲家，他的父親也是音樂愛好者，曾與貝多芬有過交往。
45 古代亞述帝國的人面牛神，宮廷寺廟的守護神。
46 格林卡（1804—1857），俄國著名作曲家。
47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於1844年6月訪問英國的事。
48 波塔波夫是當時的莫斯科警察總監，後又任沙皇第三廳主任。科米薩洛夫是沙皇的近衛軍官，1866年有人行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他救過沙皇的性命。
49 法國奧爾良公爵菲力普（不是他的父親）於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時任攝政王，在法國歷史上稱攝政時期。
50 這些都是俄國僕人常用的名字。
51 瓦盧耶夫（1814—1890），1861至1868年的俄國內務大臣。
52 義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3 龍科尼（1772—1839），義大利歌唱家。
54 薩維尼（1779—1861），德國民法學家。
55 米特梅耶爾（1787—1867），德國刑法學家。
56 倫敦一個藏污納垢的遊樂場所，後被取締。
57 費林斯基（1822—1895），波蘭華沙大主教，因參與波蘭民族解放運動，於1863年被遣送至雅羅斯拉夫爾居住。
58 尤·戈利岑的父親尼·戈利岑與貝多芬熟悉，但貝多芬並未把任何交響樂獻給他，只是在他的要求下寫過三支弦樂四重奏。
59 此人曾在赫爾岑的家中給孩子們當過家庭教師。
60 烏克蘭大詩人謝甫琴科是因為秘密政治組織「基里爾-梅福迪兄弟會」而被捕的，該組織成立於1845年，於1847年被取締。薩維奇的兄弟尼古拉·薩維奇也是該組織的成員，於1847年被捕後流放至西伯利亞。
61 指1848年二月革命後法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國。
62 這都是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他當過近衛軍伊斯梅洛夫團的團長），他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弄得焦頭爛額之後，死於1855年。
63 指當時的俄國駐英國大使，但當時的大使不是布魯諾夫，而是另一個人。
64 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國流亡者。1859至1862年參加了《警鐘》編輯部的工作，後來逐漸脫離革命陣營，終於在1867年向沙皇政府自首，投靠反動派。這裡提到的旅行是在1862年3月至5月，目的是與俄國國內受到沙皇政府壓迫的分裂派教徒建立聯繫；克利西耶夫還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會晤了一些革命領導人，這次的成功使他躊躇滿志，滋長了野心，終於走上了歧途。
65 俄國一家商行的職員，1862年從倫敦回俄國時被捕。
66 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1834—1866），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曾參與《現代人》的工作，也是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社」的組織者之一，1862年被捕，後流放西伯利亞，死於該地。
67 赫爾岑的堂弟，攝影師。
68 韋托什尼科夫被捕後，他攜帶的信全部落入了沙皇第三廳手中。1862年7月，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被捕。沙皇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審理「與倫敦宣傳家有聯繫的罪犯」，三十二人被捲入這案件中。俄國的大規模逮捕嚴重削弱了赫爾岑和奧加遼夫與俄國革命運動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