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十章
紅衫軍1
莎士比亞日2變成了加里波第日3。這是歷史製造的巧合，也只有歷史才能把這毫不相干的兩件事硬拉到一起。
人民聚集在櫻草丘植樹，紀念莎士比亞的三百周年誕辰，這以後仍留在那裡，要談談加里波第提前離開的事。警察驅散了群眾。五萬人民（據警方的報告）聽從三十名警察的支配，出於深刻的守法精神，把在露天舉行集會的偉大權利放棄了一半，表現了在任何情況下支持政府的非法干預的決心。
……確實，某種莎士比亞式的幻境在英國灰濛濛的背景上展現在我們眼前：偉大和醜惡，激動心靈的呻吟和嘈雜的喧鬧聲並列在一起，這是純粹莎士比亞的風格，既有崇高單純的人，天真樸實的群眾，也有牆背後的秘密策劃，陰謀和欺詐。在另一些形象中我們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從哈姆雷特到李爾王，從高納里爾和考狄利亞到「正直的」伊阿古。4那一切伊阿古多麼渺小，可是數量那麼多，又那麼道貌岸然！
序幕。號聲。群眾作為偶像登場了，這是1848年以後形成的，人民成了本世紀唯一偉大的英雄，榮譽的光輝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崇拜他，歌頌他，這鮮明地體現了卡萊爾5的「英雄崇拜」觀念。禮炮聲，鐘聲，輪船上長旒飄舞——只是沒有音樂，因為英國的貴賓是在星期日到達，而星期日在這裡是齋戒日……倫敦在恭候客人，人們站了七個鐘頭，而熱烈的情緒每天在增長；穿紅襯衫的人一出現在街上，便會引起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人們在深夜一時簇擁著他離開歌劇院，早上七時又聚集在斯塔福大廈6門口。工人和公爵，裁縫和顯貴，銀行家和高級教士，封建主義的殘餘德比7，二月革命留下的1848年的共和分子，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子8和沒有父母的光腳板的掃煙囪孩子，都爭先恐後要與他握手，與他見面，與他談話。蘇格蘭，泰因河畔紐卡斯爾，格拉斯哥，曼徹斯特，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他的光臨，可是他卻消失了，從不透光的迷霧和藍色的海洋中消失了。
正如哈姆雷特的父親的鬼魂一樣，貴賓退到了大臣們安排的布景後面消失了。他在哪兒？剛才好端端的，一下子不見了……只剩下了一個黑點，一片正要駛進大海的帆影。
英國人民受到愚弄。正如詩人說的：「偉大而愚蠢的人民」。善良、有力、頑強，但顢頇、笨拙、遲鈍的約翰牛9啊，他既可憐又可笑！牛擺出了獅子的威風，剛抖動了一下鬣毛，舒展了一下身子，準備迎接客人，那盛大的場面是任何一個國王，不論在位的還是退位的，都從未得到過的，可是一眨眼客人卻給帶走了。獅子牛氣得直跺雙趾蹄，拚命刨土……但是它關在籠子裡，管籠子的控制著通向自由的路，掌握著鐵鎖和門閂，他們哄它，用廢話騙它，卻把鑰匙揣在口袋裡……黑點從海面上消失了。
可憐的獅子牛，做你的苦工，拖你的犁，打你的錘子吧。難道三位大臣，一位非大臣，一位公爵，一位醫學教授，一位虔誠的勳爵，不已經在貴族院和下議院，在報紙上和客廳中，向公眾證明，你昨天看到的那個健康的人，今天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不得不用快艇送他沿著大西洋，穿過地中海嗎？10……從前有一則寓言說，磨坊主告訴朋友，他的驢子不在，但朋友聽見驢子叫，表示懷疑，於是磨坊主對他生氣道：「你究竟相信誰，是相信我的驢子，還是相信我？」……
再說，難道他們不是人民的朋友嗎？豈但是朋友，還是人民的保護人和父母親呢……
……報紙詳細記載了舞會和宴會，演說和辯論，歡迎詞和頌揚詩，奇齊克11和市政廳的活動。芭蕾和戲劇，啞劇和滑稽喜劇，這些「春夜之夢」，報上描寫得夠多了。我不打算與它們爭奇鬥勝，只想用我小小的照相機攝下從我卑微的一角看到的幾個場面。它們正如照片一樣，包含著許多偶然的東西，許多難看的皺紋和難看的姿態，過於顯著的細節，以及人力所無法改變的輪廓和人力所無法掩飾的表情……
我不在的孩子們，我把這篇故事獻給你們（它一部分也是為你們寫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為你們不在這兒，不能與我們一起度過這4月17日。
1．在布魯克大廈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達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們包圍他、帶走他、使他睏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這麼做的原因很多：首先，這只是因為我愛他，與他闊別已快十年了。從1848年起，我便注視著他的偉大事業的每一步發展；在1854年，他對我說來已完全像一個來自高爾奈利·內波斯或普盧塔克著作13中的人物……14從那時起，他又比那些人長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無冕帝王」，他們的希望和活傳奇，他們的聖人——從烏克蘭和塞爾維亞到安達盧西亞和蘇格蘭，從南美洲到北美合眾國，各個民族的人民都在望著他。從那時起，他帶著不多幾個人，戰勝了一支軍隊，解放了一個國家，然後又被趕出了那裡，像一個已把人們送到了驛站的馬車夫一樣。從那時起，他受了騙，挨了打15，但是正如勝利沒有使他得到什麼，戰敗也沒有使他失去什麼，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本國人給他造成的創傷，用鮮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結合到了一起。英雄的偉績贏得的是受難者的荊冠。我希望看到，這是不是還是那個善良的水手，那個率領「共和號」從波士頓駛進西印度碼頭、幻想著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國的水手，那個曾用從美洲帶來的尼斯的別列牌酒招待過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與他談談這兒的一些陰謀和荒謬現象，談談那些善心人怎樣一隻手給他建造台座，另一隻手卻把馬志尼綁在恥辱柱上。我要告訴他對斯坦斯菲爾德16的迫害，以及那些頭腦不清的自由主義者怎樣跟著反動派的鷹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懷著一個目的：借斯坦斯菲爾德的事推翻那個優柔寡斷的雜色內閣，用自己的痛風症、破布頭和褪色的舊紋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沒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剛離開這兒，前往懷特島。街上還留下了慶祝的痕跡：旗子，人群，無數外國人……
我沒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輪船上，旅館裡，大家都在談加里波第，談對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個個小故事：他在薩瑟蘭公爵的攙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離開輪船時，水手們列隊歡送他，加里波第向他們揮手致意，正想往前走，驀地站住了，走到水手們面前，與每個人握手，而不是給他們幾個錢，讓他們買酒喝。
晚上九時，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魯克大廈很遠，我定了一輛次日早上的馬車便到海邊去了。這是1864年第一個溫暖的傍晚。海上風平浪靜，水波在懶洋洋地嬉戲，滾動，有的地方閃動著時隱時現的磷光；我心曠神怡，呼吸著海水鹹鹹的蒸汽，它像乾草的香味一樣叫我喜悅。遠處飄來了音樂聲，不知在哪個俱樂部或酒吧間裡有人跳舞，一切顯得明朗，歡樂。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打開窗戶時，英國又讓我想起了它原來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灣和天空、陸地和遙遠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淺不一的灰濛濛的景色；雨正從灰色的天空中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似乎帶著英國人的頑強精神在向你宣稱：「如果你以為我會停止，那麼你錯了，我不會停止。」七時，我便在這樣的心情中前往布魯克大廈。
英國的僕人頭腦遲鈍，缺乏禮貌，我不想跟他們多糾纏，寫了一張條子給加里波第的秘書格爾卓尼18。格爾卓尼把我帶進自己屋裡，便去向加里波第通報。接著我聽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篤篤聲和說話聲：「他在哪裡，他在哪裡？」我跑進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開朗、親切地直視著我的眼睛，然後伸出雙手，說道：「看到您太高興了，您依舊精力飽滿，身體健康，還在工作！」他擁抱了我，「您喜歡上哪兒？這是格爾卓尼的房間，您要上我屋裡，還是留在這兒？」他一邊問我，一邊坐下了。
現在輪到我端詳他了。
他的裝束正像你從無數照片、畫像和雕塑上看到的一樣：穿一件紅羊毛衫，上面罩一件外套，胸口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扣得緊緊的，他圍著圍巾，但不是圍在脖子上，而是披在雙肩上，與水手們一樣，在胸前挽了個結。這一切對他非常合適，尤其是那件外套。
在這十年中，他的變化比我想像的少得多。他的畫像和照片沒有一張沒有走樣，在那裡他顯得老一些，黑一些，主要是都不能充分表現他臉上的神情。但正是這種神情流露了他的全部秘密——這不僅在於他的臉色，而且來自他本人，他的力量，那吸引人的、獻出了一切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周圍的一切服從他的意志……不論那是什麼，也不論那範圍是大是小：是尼斯的一夥漁夫，海上的一群水手，蒙得維的亞的一支游擊隊，義大利的志願軍，還是各國的人民群眾和地球上的整個區域。
他臉上的每一根線條都是不規則的，與其說像義大利人，不如說帶有斯拉夫色彩；它們生動，充滿著無限的仁慈、愛和人們通常所說的bienveillance（我用了一個法文字，因為「善意」這個詞在我們的前廳和衙門中用得太濫了，意義已遭到歪曲，變得庸俗了）。他的目光，他的聲音，也帶有這種意味，它們都顯得這麼單純，這麼出自內心，只要一個人不是別有用意，也沒有從哪一個政府領取津貼，一般說來沒有什麼需要提防的，那麼他一定會喜歡他。
但是單單仁慈不足以概括他的性格，也不足以說明他的表情；除了善良和動人以外，還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種不可摧毀的精神力量和一種自我反省的活動，那種沉思的、無限悲傷的心理狀態。這憂鬱而淒涼的情緒是我以前在他身上沒有看到過的。
談話有時中斷了；像烏雲飄過海上一樣，他的臉上掠過了一些思索的陰影，那是由於他肩負著人們的命運，因而感到畏懼，還是由於人民對他的神化，他已無法制止，因而感到惶惑？或者是由於他看到了這麼多的變節，這麼多的墮落，這麼多軟弱的人以後，內心出現的懷疑？或者是對偉大的嚮往？但最後這一點我想不是的——他的個人早已融化在事業中。
我相信，在歷史的使命面前，奧爾良姑娘19的臉上，萊頓的約翰20的臉上，一定也出現過這種痛苦的表情——他們是屬於人民的，儘管自然的感覺，或者不如說預感，在我們身上已瀕於消失，但在人民中間仍很強大。他們的信念中含有宿命論因素，而宿命論本身便是無限憂傷的。「願你的旨意得到實現。」西斯廷聖母21臉上的每一條線條都這麼說。「願你的旨意得到實現。」她的兒子22，那個平民和救主在橄欖山上憂鬱地祈禱時也這麼說。
……加里波第想起了1854年他在倫敦時，由於時間太遲不能回西印度碼頭，在我家中過夜的各種細節，我向他提起了這天他怎樣與我的兒子一起散步，在卡爾德西那裡拍了照給我留作紀念，我們怎樣在美國領事館與布坎南一起吃飯，這次宴會曾經鬧得滿城風雨，實際上沒有多大意義。23
「我必須向您表示懺悔，因為我這麼匆匆忙忙趕來找您不是沒有目的的，」我最後對他說，「我擔心您周圍的氣氛太像英國，也就是說霧太重，使您看不清一齣戲的幕後機關，而這齣戲目前正在議會中演得有聲有色……您越往前走，霧也會越濃。您想聽我講嗎？」
「講下去，講下去，我們是老朋友了。」
我向他談了議會的辯論，報紙的叫囂，對馬志尼的荒謬攻擊，以及斯坦斯菲爾德遭到的迫害。
「請注意，」我又說，「在斯坦斯菲爾德這件事中，托利黨和它的同謀者要對付的不僅是革命（他們把馬志尼與革命混為一談），也不僅是帕默斯頓內閣，不僅這些，他們仇視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相當年輕的時候便當上海軍大臣的人，一個不是出身貴族，也與貴族沒有聯繫的人24。對您，他們這時還不敢直接發動攻擊，但是您不妨瞧瞧，他們談論您的時候多麼沒有禮貌。昨天我在考斯買了一份剛出版的《旗幟晚報》，在到這兒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您瞧：『我們相信，加里波第會了解，英國對他的熱情款待使他承擔了一種責任，那就是不再與他以前的同志發生聯繫，同時明白應該有一定分寸，不宜前往瑟洛廣場35號25。』如果您不這麼辦，那麼他們已有言在先，到時候可別怪他們不客氣。」
「關於這陰謀，我也聽到一點風聲，」加里波第說，「當然，我要訪問的第一批人中，就包括斯坦斯菲爾德在內。」
「您應該怎麼做，您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讓您透過迷霧看到這陰謀的醜惡面貌。」
加里波第站了起來，我想他希望結束會晤了，便準備與他告別。
「不，不，現在上我屋裡去。」他說，我們一起走去。
他的腳相當跛，但總的說來，他的身體還是勝利地通過了精神上和外科手術上的種種考驗。
他的衣服，我再說一遍，對他顯得非常合適，非常優雅，在他身上沒有一點職業軍人或資產階級的氣息，一切都那麼簡單，那麼自然。他這種衣著上落落大方、毫不做作的樣子，使客廳中的竊竊私議和委婉揶揄再也沒有用武之地。在全歐洲，恐怕沒有一個人可以像他那麼泰然自若地穿著紅襯衫出入英國的客廳和宮廷。
然而這件衣服對他至關重要，人民看到紅襯衫就知道這是自己人，是站在自己一邊的。貴族以為，抓住他那匹馬的轡頭，就能要他上哪兒便上那兒，主要是可以使他離開人民；但是人民看到紅襯衫，看到公爵、侯爵和勳爵走進馬廄，侍候革命領袖，在這位穿平民服裝的偉大公民身邊擔任大管家、書僮和聽差的職務，便不由得心花怒放。
保守派報紙發現了這個問題，為了使加里波第的衣服不致顯得太不合規範，不成體統，因此提到這事總是說他穿著蒙得維的亞志願軍制服26。實際上從那時以後，加里波第已把兩個王國授予了國王，而國王已把將軍的頭銜授予了他，27他怎麼還會穿蒙得維的亞志願軍的軍服呢？
何況他穿的衣服怎麼稱得上軍服呢？
既稱軍裝，就得攜帶某種殺人武器，具有某種權力標誌或流血記錄。加里波第卻從來不攜帶武器，他不怕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怕他；加里波第不像軍人，正如他也不像貴族和商人一樣。他在水晶宮向獻給他寶劍的義大利人說道：「我不是軍人，也不喜歡軍人的職業。我看見我的祖國到處盜賊橫行，因此我拿起了武器，要趕走他們。」28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我是工人，出身於勞動人民，我為這點感到自豪。」29
儘管這樣，不能不指出，加里波第絲毫沒有平民的粗魯習氣，或者偽裝的民主作風。他的態度溫和得像女人。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義大利人，站在文明世界的頂端，不僅代表忠於人民本質的平民，而且代表了忠於本民族審美觀念的義大利人。
他的外套是在胸前扣住的，不大像軍人的披風，倒像軍隊中的高級祭司，即先知的法衣。看到他舉起手來，人們等待的是祝福和問候，不是作戰的命令。
加里波第談起了波蘭事件30。他對波蘭人的勇敢表示驚異。
「沒有組織，沒有武器，沒有人員，沒有公開的界線，沒有任何支持，便站起來對抗一個軍事強國，堅持了一年多，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如果其他民族也這麼幹，那就太好了。這樣的英雄主義不應該、也不可能毫無結果；我想，加利西亞在準備起義吧？」
我沒作聲。
「匈牙利也是這樣——您不信嗎？」
「不，我只是不知道。」
「嗯，那麼在俄國會不會發生什麼運動？」
「不會。自從我去年11月給您寫信以來，什麼也沒有改變。政府覺得它在波蘭的一切為非作歹，都能得到支持，因此一意孤行，根本不把歐洲放在眼裡；社會的墮落越來越深。人民保持著沉默，似乎波蘭事件與他們無關——儘管我們的敵人是一個，是共同的，但對待問題的態度是不同的。何況我們面前有的是時間，而他們卻沒有。」
談話就這麼又繼續了幾分鐘，門口出現了幾張典型的英國人的臉，傳來了婦女衣服的窸窣聲……我站了起來。
「您忙著要上哪兒？」加里波第問。
「我不想再侵占您接近英國人的時間了。」
「那麼我們在倫敦再見，是嗎？」
「我一定來拜訪。您決定住在薩瑟蘭公爵府上嗎？」
「是的。」加里波第說，似乎為了解釋，又補充道：「我無法拒絕。」
「那麼我上那兒找您，還一定在頭上撲些粉，讓斯塔福大廈的僕人以為我也是撲發粉的聽差。」
這時桂冠詩人丁尼生31偕同夫人到了——但我看不慣這種桂冠，因此仍冒著下個不停的濛濛細雨回到了考斯。
布景換了，但還是同一場戲。從考斯到南安普敦的輪船剛剛開走，下一班得過三個小時才開，因此我走進附近一家餐廳，叫了酒菜，開始讀《泰晤士報》。剛看幾行，我便驚呆了。七十五歲的亞伯拉罕由於跟新夏甲勾勾搭搭，兩個月前受到了審查，最後只得犧牲哈利法克斯的以撒。斯坦斯菲爾德的辭職被接受了32。這正是在加里波第開始對英國進行隆重訪問的時候。跟加里波第談話時我甚至沒想到會這樣。
斯坦斯菲爾德看到對他的迫害沒有停止，第二次提出了辭呈，這是很自然的。他應該一開始就挺起腰板，拋棄大臣的職位。斯坦斯菲爾德做得對。但是帕默斯頓怎樣對待自己的同僚呢？他後來在演說中胡謅什麼啦？……他那麼卑躬屈膝，甜言蜜語，讚揚了他的同盟者33的寬宏大量，衷心希望他長命百歲，幸福無量，永遠健康。仿佛人們真的相信警察就格列戈和特拉布戈34等人製造的這齣鬧劇似的。
這也是一次馬真塔戰役35。
我要了一張紙，給格爾卓尼寫了一封信，我當時正在氣頭上，所以請他把《泰晤士報》念給加里波第聽；我指出，把加里波第奉為神明，同時卻任意侮辱馬志尼，這是無恥。
我寫道：「我已五十二歲，但我得承認，想到這種不公正的事，憤怒的眼淚便不禁從我眼中奪眶而出……」
這次旅行前幾天，我去拜訪過馬志尼。這個人歷盡憂患，善於忍受一切，是個老戰士，什麼也不能使他睏倦，什麼也不能使他灰心。但這次我發現他非常傷心，因為敵人正是選中了他，要用他作手段，把他的朋友36打下馬背。在我給格爾卓尼寫信的時候，我仿佛看到那個清癯的、正直的老人閃動著明亮的眼睛便站在我面前。
信寫完後，飯菜端來了，我突然發現我不是一個人，還有個身材不高、淡黃頭髮、留著唇髭、穿著水手的藍上衣的年輕人坐在壁爐旁邊，像美國人似的把腳巧妙地舉得跟耳朵那麼高。他口齒伶俐，講話很快，帶有明顯的外省口音，以致我一點也聽不清他的話，這更使我相信，他是上岸來飲酒作樂的水手。我不再注意他，因為他沒同我搭訕，只是跟堂倌在談天。我們的交往只限於我給他遞了鹽，而他作為答謝向我點了點頭。
不久又來了一個黑黑的年紀不輕的教士，與他坐在一起，這人穿一身黑衣服，紐扣一直扣到了下巴那兒，臉上帶有一種特殊的癲狂神氣，這是經常與上天打交道的結果——緊張的宗教狂熱情緒在他身上已從習慣變成自然現象。
他與水手似乎很熟，到這兒來只是為了與他見面。談了三四句話，他便不再說什麼，開始講道了。「我看到了馬加比和基甸37……」他說道，「他們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劍，他的投石器……我望著他們，越看越感動，我含著眼淚反覆道：『上帝的劍，上帝的劍啊！』上帝挑選了軟弱的大衛，可是他打敗了歌利亞38。正因為這樣，英國人民，上帝的選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來的新娘一樣……人民的心在上帝手裡，它告訴大家，這是上帝的劍，上帝的工具，基甸！」
……門開了，進來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卻一下子出現了十來個相貌堂堂的不列顛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勳爵和林賽39。他們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稱馬上得去布魯克大廈。這是倫敦的正式代表團，是特地來迎接加里波第的。傳教士閉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變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厭惡表情，望著剛才進屋的代表團，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剛才的講道，不禁擔心，如果他不是把他們當作魔鬼手中的劍和大刀，至少會當他們是削筆刀和刺血針。
我問他寄往布魯克大廈的信該怎麼寫，單單寫房子的名稱成不成，是否還要加上附近的鎮名。他說，什麼也不必加。
代表團中一個頭髮花白、身體胖胖的老人問我，我寫信到布魯克大廈是寄給誰的？
「給格爾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書吧？」
「對。」
「那您不必費心，我們馬上去那兒，我願意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與信一起交給了他。在大陸上會有這樣的事嗎？你們想想，如果在法國，一個人在旅館裡問你要寄信給誰，當他知道信是寄給加里波第的秘書的，他還會給你捎信嗎？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倫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報》國外版的編輯認出了我，開始問我，我是怎麼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狀況如何等等。與他談了幾分鐘，我便走進了吸菸室。我發現，淡黃頭髮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膚神學家，正坐在那兒喝啤酒，吸菸斗。
「怎麼，」他對我說，「您瞧見這些傢伙啦？……真是妙極了：沙夫茨伯里勳爵、林賽作為代表來邀請加里波第。好一齣喜劇！他們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麼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劍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選拔他，讓他永遠顯得神聖而單純……」
「這一切都很好，但是這些先生跑來做什麼？我得問問他們每一個人，他們在『亞拉巴馬號』上投入了多少資金？40……還是讓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紐卡斯爾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裡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勳爵的干擾。」
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國，了解南北之間的問題，認為那裡的戰爭沒有什麼希望。為此，神學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這些人民分成兩部分，讓他們兄弟相鬥，那麼他是有自己的意圖的，如果我們暫時不理解，便應該服從他的意志，哪怕這使我們感到痛苦。」
黑格爾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這裡又通過這樣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後一次解釋。
我與水手和他的牧師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輪船上，我遇到了激進派記者霍利約克；他在我後面會見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過他向馬志尼發出了邀請；他已經拍了電報，請他前來南安普敦；霍利約克打算與梅諾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一起在那裡等他。霍利約克急於在當天晚上把兩封信送到倫敦（郵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為他解決了這難題。
晚上十一點我到了倫敦，在滑鐵盧車站附近的約克旅館訂了個房間，便去送信了，很奇怪，這時雨還沒有停。在一點鐘或一點多一些，我回到旅館，它已關了門。我用力敲門……一個躺在酒店柵欄外過夜的醉漢告訴我：「別在這兒敲門，胡同里有夜間用的門鈴。」我拐進胡同，找到門鈴，打了鈴。門沒有開，只有一個睡眼惺忪的腦袋從地下室鑽出來，惡狠狠地問我要做什麼？
「住店。」
「已經客滿了。」
「我已在十一點鐘親自預訂了房間。」
「對你說已經客滿了！」隨即砰的一聲關上了地下室的門，甚至不等我罵他，這樣，我的罵毫無作用，他早已聽不到。
事情不好辦，半夜兩點要在倫敦，特別是這一帶找到房間，談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國飯店，便朝那兒走去。
「有房間嗎？」我問老闆。
「有，不過不太好。」
「讓我看看。」
確實，他講的是真話：房間不僅不太好，而且非常髒。無法可想，我打開了窗，便到餐廳待一會兒。那兒還有些法國人在喝酒，叫嚷，玩撲克，打多米諾牌。一個身材魁梧的德國人是我認識的，他走到我面前，問我有沒有時間跟他單獨談談，他有一件特別重要的事要對我說。
「當然可以，我們到隔壁屋裡去，那兒沒有人。」
德國人在我對面坐下，開始傷心地向我訴說，他的主人，一個法國人，怎麼欺騙他，怎麼剝削了他三年，強迫他干三倍的活，答應讓他當合伙人，可是突然連一句不滿的話也沒說便回了巴黎，在那兒另找了一個合作者。由於這樣，他寫信給他，他決定辭職不幹了，可是主人還不回來……
「可是您為什麼無條件相信他？」
「因為我是個愚蠢的德國人。」
「不過這是另一回事。」
「我想關閉鋪子，離開這兒。」
「注意，他會控告您，您知道這兒的法律嗎？」
德國人搖搖頭。
「我得給他點厲害瞧瞧……您大概去見過加里波第吧？」
「是的。」
「嗯，他怎麼樣？這人是好樣的！……您知道，要是多年來他不是老向我許願，我不會這麼賣力……這簡直沒想到，沒想到……他的傷勢怎麼樣？」
「我想，沒什麼。」
「這混蛋一直不作聲，直到最後一天才對我說，他已經找到了合伙人……我這麼囉唆，您不討厭吧？」
「一點也不，只是我有些倦了，想睡覺，我六點鐘就起身了，現在已經兩點多。」
「我該怎麼辦呢？您進屋時我高興極了，我心裡想，這個人一定可以告訴我該怎麼辦。那麼不能讓鋪子歇業？」
「不成。既然他在巴黎流連忘返，您明天就寫信通知他：『店鋪已經關閉，您何時可來接收？』這一定有效，他會馬上丟下老婆和證券投機，趕回這兒，這才發現鋪子沒有關門。」
「就這麼幹！這主意好極了，簡直再妙不過！我馬上回信。」
「我得去睡了，晚安。」
「晚安，祝您睡得好。」
我要一支蠟燭。老闆親手遞給了我，又向我說，他得跟我談談。我好像成了懺悔牧師。
「您有什麼事？時間不早了，但我可以奉陪。」
「只有幾句話。我想向您請教，如果明天我陳列一個加里波第的胸像，當然，披著鮮花，還有桂冠，您認為好不好？我已經想好了題詞……用三色字母拼寫：『解放者加里波第！』」
「這沒有什麼，當然可以！只是法國大使館會禁止法國人上您的飯店，可這飯店的主顧從早到晚都是法國人。」
「確實這樣……可是有了胸像，我會多掙多少錢啊……反正以後誰也不會記得……」
「但是要注意，」我說，堅決打斷了他的話，想快些走開，「別跟任何人講，當心別人搶先實行這個別出心裁的主意。」
「我不告訴任何人。我希望您也別講，我們的談話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
「您不用擔心。」於是我回到了不乾淨的寢室。
我在1864年與加里波第的第一次會晤便到此結束。
2．在斯塔福大廈
加里波第到達倫敦的當天，我沒能見到他，我見到的只是人民的海洋；大街上擠滿了人，長達幾英里，正在擁向各個廣場，屋檐下，陽台上，樓窗口，到處是人。大家在等他，有的地方人們站了六小時……加里波第是在兩點半鐘抵達九榆樹火車站的，但直到八點半才來到斯塔福大廈門口，薩瑟蘭公爵夫婦在大門口迎接他。
英國的群眾是粗魯的，凡是人數眾多的場合都難免發生打架、酗酒，以及其他種種醜惡現象，主要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盜竊活動。但是這一次卻秩序井然，令人驚訝；人民知道，這是他們自己的節日，他們歡迎的是自己人，他們在這裡不僅僅是看熱鬧。你們不妨看看報紙上的社會新聞欄，在威爾斯親王的新娘到達那天發生了多少起盜竊案，而加里波第經過時發生了多少起42，而且出動的警察也少得多。扒手們都上哪兒去了呢？
議會大廈附近威斯敏斯特橋一帶，人們擠得水泄不通，本來慢得跟步行差不多的馬車只得停下；長達一公里的隊伍由旗幟和樂隊等等開路，向前緩緩移動。「萬歲」的歡呼聲追隨著馬車，凡是能擠到車旁的人都向前伸出了手，或者親吻加里波第的外套下擺，高喊：「歡迎！」大家興高采烈地端詳著這位偉大的平民，簡直想解下那些馬，自己來拖車，但被攔住了。他周圍的公爵和勳爵卻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們已降低到了隨從和聽差的地位。這個熱烈的場面持續了大約一小時，客人的馬車在潮水般湧來的一批批人群中移動，剛前進幾步，又被另一批擋住了。
大陸各國保守派的仇恨和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加里波第受到的接待，不僅是對等級制度和宮廷貴族的侮辱，而且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為三個皇帝43和一個「王家」托利黨效勞的報紙簡直發了瘋，忘記了一切分寸，首先是禮節上的分寸。它們的眼睛氣糊塗了，耳朵也聽不清了……王家的英國，財閥的英國居然不顧體面，夥同工場的英國歡迎一個冒險家——一個搗亂分子，要不是他解放了西西里，他就得上斷頭台。《法蘭西報》竟然大言不慚地說：「佩利西耶元帥44的豐功偉績無可非議，為什麼倫敦從未這麼歡迎過他？」然而它忘記了，這位元帥燒死過幾百個阿拉伯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像我們燒死蟑螂一樣。
很可惜，加里波第接受了薩瑟蘭公爵的款待。公爵聲望不高，政治上碌碌無能，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擔當「消防隊員」的任務，讓斯塔福大廈成為加里波第的居留地……然而環境對此不利，在他到達倫敦以前策劃的陰謀已在宮廷找到適當的土壤。它的目的在於不讓加里波第接近人民，亦即工人，切斷他與依然忠於從前的旗幟的朋友和熟人的聯繫，當然，首先是與馬志尼的聯繫。這些障礙，由於加里波第光明磊落、爽朗豁達的天性，大半不能發揮作用，但另一半依然有效，那就是他無法在沒有旁觀者的場合下與別人談話。如果加里波第不在早上五時起身，六時接待客人，那麼那種意圖就可能獲得完全成功；幸好那些陰謀者儘管熱心，無法在八時半以前起身；只有在他離開的一天，夫人們才提早一小時闖進他的臥室。有一天，莫爾蒂尼在整整一小時中無法與加里波第講一句話，他笑著對我說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加里波第更容易見到，但要跟他談話卻比登天還難。」
公爵的待客方式是遠遠不夠的，顯得寒酸小氣，與貴族的豪華排場並不相稱。他只給加里波第和替他包紮腿傷的年輕人每人一間屋子，至於其他人，即加里波第的兩個兒子，格爾卓尼和巴齊利奧45，主人打算在旅館裡包幾個房間。他們當然謝絕了，自己出錢住在巴思飯店中。必須知道斯塔福大廈有多大，才能明白這件事的荒唐程度。公爵的父親曾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但是哪怕把這些農民家庭統統安置在公館中，也不致影響主人的舒適生活。
英國人是拙劣的演員，這應該說是他們最大的優點。我第一次上斯塔福大廈找加里波第時，當局對他的監視已一目了然。形形色色的費加羅46和代理人，小工友和偵察員川流不息。一個義大利人擔當了警察長，典禮官，司務長，大管家，舞台監督和節目主持人47。說真的，誰不願意擔任這種體面的角色，與王公貴族平起平坐，共同採取措施，防止和阻撓加里波第與人民的一切來往，和公爵夫人們一起編織蛛網，把義大利人的領袖束縛在網裡，儘管這位瘸腿將軍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掙脫這張網。
例如，加里波第去拜望了馬志尼。這怎麼辦？如何掩蓋真相？舞台監督和代理人立即出動，找到了辦法。第二天早上，倫敦各報登出了消息：「昨天某時某刻，加里波第在昂斯洛街訪問了約翰·弗朗斯。」你以為這是捏造的名字嗎？不，這是馬志尼的房東的姓名。
加里波第不想放棄與馬志尼的聯繫，但他可以避開這個漩渦，不當著眾人的面與他會見，也不公布這事。然而加里波第住在斯塔福大廈，馬志尼拒絕上那兒找他。他們最好在人不多的場合見面，但是誰也沒有主動提出這一點。我考慮了一下，寫信給馬志尼，問他加里波第肯不肯接受邀請，到特丁頓48這麼遠的地方來，如果不，那麼我就不請他，事情便這麼了結，但如果他肯來，那麼我非常希望他們兩人一起光臨。馬志尼第二天給我回信說，加里波第非常願意，如果沒有什麼事妨礙他，他們可在星期日一時前來。最後馬志尼還加了一句，說加里波第很希望也能在我家中見到賴德律-洛蘭。
星期六上午我去找加里波第，他不在家，我留在那兒，與薩斐、格爾卓尼等人一起等他。他回來後，一群等在前廳和走廊中的訪問者便向他擁去。一個勇敢的英國人奪下他的手杖，把另一根塞在他手裡，一邊熱情洋溢地說道：
「將軍，這根好一些，請您收下，您瞧，這根是好一些。」
「可這是為什麼呢？」加里波第笑著問道，「我已用慣了我的手杖。」
但是看到不經過鬥爭英國人不會還給他手杖，他只得稍微聳聳肩膀走過去了。
在客廳里，我聽見背後有人在鄭重其事地爭論。我本來毫不在意，但忽然聽到了一再重複的幾句話：
「您要明白，特丁頓離漢普頓宮只兩步路。請原諒，這不可能，確實不可能……離漢普頓宮只兩步路，而且離這兒有十六至十八英里。」
我轉身一看，這個如此關心倫敦至特丁頓的距離的人是我根本不認識的，於是我對他說道：
「不，這是十二或十三英里。」
爭論者馬上對我說道：
「十三英里已經夠了。將軍在三點鐘必須在倫敦……特丁頓的事無論如何只能延期再說。」
格爾卓尼再一次告訴他，加里波第希望去，一定得去。
除了這位義大利保護人，又有一個英國人出來幫腔了，他認為應邀前往這麼遠的地方，會成為一個有害的先例……為了提醒他們，當著我的面爭論這問題是不禮貌的，我向他們說：
「先生們，請不必再爭了。」我當即走到加里波第面前，對他說：「在我說來，您的訪問是非常寶貴的，目前尤其這樣，因為俄國正處在黑暗時期，您的訪問具有特殊的意義，您訪問的不僅是我，也是我們的朋友們，那些關在監獄裡和流放在苦役地的人們。我知道您多麼忙，因此不敢邀請您。但是據我們共同的一位朋友說，您吩咐他轉告我，您願意去。這對我是雙倍的榮譽。我相信您是希望去的，但是我不想強迫您，因為據這位我不認識的先生說，」我用手指了指那個人，「這事會牽涉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難。」
「什麼困難？」加里波第問。
節目主持人走到前面，匆匆忙忙向他羅列了種種理由，說明如果次日十一點鐘前往特丁頓，三點鐘便趕不回倫敦。
「這很容易解決，」加里波第說，「那就是說，我們不應在十一點，而應在十點動身，這不是很清楚嗎？」
節目主持人走了。
「既然這樣，為了免得浪費時間，互相等待，發生新的困難，」我說道，「請允許我在明晨十時到這兒來接您。」
「這太好了，我等著您。」
離開加里波第，我便去找賴德律-洛蘭。我與他已有兩年不見。這不是因為我們之間產生了什麼誤會，只是因為我們很少共同的事。何況倫敦的生活，尤其是居住在郊區，往往使人們不知不覺疏遠了。最近這段時間，他獨自住著，很少活動，雖然依舊相信法國不久又會爆發革命，而且對它的關心並不比1849年6月14日差。我不相信這種可能性幾乎也有這麼久了，而且至今仍不相信。
賴德律-洛蘭對我非常客氣，但拒絕了邀請。他說，與加里波第再次會面，他衷心感到高興，按理說，他應該上我家去，但是他作為法蘭西共和國的代表，作為曾為羅馬而蒙難的人（1849年6月13日）49，他與加里波第的首次會面只能在他自己家裡，不能在別處。
他說：「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觀點不允許他向法蘭西共和國正式表示好感（不論是以我為代表，還是以路易·勃朗或我們中的任何人為代表都一樣），我不會責怪他50。但我拒絕與他會面，不論這是在什麼地方。作為個人，我希望見到他，儘管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找他。法蘭西共和國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個會面的地點。您不妨暫時把您的邀請擱在一邊，坦率告訴我，您是否同意我的這種考慮。」
「我認為您是對的，我想，您不致反對我把我們的談話轉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著我們便談別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從墳墓中走了出來，通過當時的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現在我眼前，只是這位保民官臉上的皺紋增多了，白髮增加了。但他還是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思想，同樣的態度，主要是仍抱著同樣的希望。
「形勢非常好。帝國已束手無策。它走進了死胡同。今天我還得到消息：輿論獲得了難以置信的勝利。不過已經夠了；誰能想到，這種荒唐的局面會維持到1864年。」
我沒有反駁他，我們在彼此相當滿意的情況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倫敦，先雇了一輛由兩匹強壯的馬拉的馬車，然後上斯塔福大廈。
我到加里波第屋裡找他，他不在。那位熱心的義大利人還不罷休，仍在宣傳特丁頓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難道您以為，」他對格爾卓尼說，「公爵的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來回奔波嗎？他們肯定不同意給馬的。」
「不用他們的馬，我有馬車。」
「但回來的馬呢，還是原來的嗎？」
「這不必您操心，如果馬累了，可以換馬。」
格爾卓尼氣呼呼地對我說：
「這種折磨什麼時候才結束！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們管，也得聽他們的。」
「您這是在講我嗎？」義大利人氣得臉色煞白，嚷道，「親愛的先生，我不允許任何人對我像對僕人一樣講話！」他從桌上抓起一支鉛筆，一折兩段，扔在地上，「既然這樣，我可以什麼也不管，馬上就走！」
「您能這樣，太感謝了。」
熱心的義大利人匆匆走到門口，但在那裡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靜地看看他們，又看看我，然後說道：
「時間到了嗎？現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請您在兩點半或三點送我回倫敦，現在讓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剛到這兒，您大概也認識他，這是莫爾蒂尼。」
「豈但認識，我與他還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對，我可以邀請他。」
「好吧，我們一起去。」
莫爾蒂尼來了，我與薩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變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問我道：
「對不起，我什麼也不了解，您雇了馬車，預備坐車去，可請您點一下人數：將軍，您，梅諾蒂，格爾卓尼，薩斐，還有莫爾蒂尼……這怎麼坐得下？」
「如果必要，可以再雇一輛車，兩……」
「但來不及僱車了……」
我看看他，轉身對莫爾蒂尼說道：
「莫爾蒂尼，我有個要求，請您和薩斐叫一輛街車，立即上滑鐵盧車站，從那兒搭火車走，免得這位先生擔心我們的馬車坐不下，又沒時間再雇一輛。要是昨天我早知道有這麼多困難，我就會請加里波第坐火車走，可現在來不及了，因為我不能保證在特丁頓車站能僱到街車或者馬車。我不能要他步行前往我的住處。」
「很好，我們這就動身。」薩斐和莫爾蒂尼回答。
「我們也可以走了。」加里波第說，站了起來。
我們走到屋外。斯塔福大廈前面已擠滿了群眾，響亮的「萬歲」聲繼續不斷地追隨著我們的馬車。
梅諾蒂不能和我們同行，他得與他的弟弟上溫莎宮。我聽說，女王很想見見加里波第，但是在整個不列顛王國，她是唯一無權見他的人，於是她突然想起，她得見見他的兩個兒子。在這種分配方面，女王是得不到最好的一份的……
3.在我們中間
那一天51收穫非常大，這是碧空無雲的一天，是最近十五年中最光明、最美麗的日子之一。它光輝燦爛，豐富多彩，它所包含的審美價值和完美程度是無與倫比的。遲一天的話，我們的節日就不可能具有那樣的性質。除了義大利人，多一個的話，氣氛便會不同，至少要擔心它會中途惡化。這樣的日子像山頂一樣聳峙著……仿佛嘹亮的歌聲，盛開的花朵，再沒有比它更高、更遠、更豐滿的東西了。
從離開斯塔福大廈門口的台階，離開薩瑟蘭公爵的那些代理人、僕人和門房的時刻起，從群眾向加里波第歡呼「萬歲」的時候起，大家的心情便那麼輕鬆，仿佛進入了自由的王國，這一直持續到加里波第重又在群眾的簇擁下、包圍下，在人們的親吻肩膀和親吻下擺中，坐進馬車，返回倫敦為止。
一路上，大家談到了各種各樣的事。加里波第覺得奇怪，為什麼德國人不明白，在丹麥戰勝的不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統一，只是專制王國的兩支軍隊52，今後他們將無法對付它們。53
「如果丹麥在鬥爭中得到支持，」他說，「如果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受到牽制，這對我們來說，就是在北面的海岸上開闢了另一條戰線。」
我對他說，德國人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人們給他們貼上世界主義的標籤，只是因為對他們的了解都來自書本。他們的愛國精神不比法國人差，但是法國人比較冷靜，知道大家怕他們。德國人卻明白，別國人民對自己抱著不利的看法，因此千方百計想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接著又道：「難道您以為，德國人會願意放棄威尼斯和四要塞防禦區嗎？也許，威尼斯還可以——這個問題太明顯了，它的不合理一目了然，貴族的體面對他們還是重要的；但是提到的里雅斯特，那麼為了經商，他們需要它，至於加利西亞或波茲南，他們也需要，據說這是為了使它們變成文明的地區。」
在這次談話中，我也把賴德律-洛蘭與我的談話轉告了加里波第，並且說，據我看，賴德律-洛蘭是對的。
「毫無疑問，他是完全對的，」加里波第說，「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明天我去找他和路易·勃朗。可是現在不能去嗎？」他又問。
我們正在旺茲沃思公路上，而賴德律-洛蘭住在聖約翰園林，即相距八英里。這使我不得不也像那位節目主持人一樣，說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加里波第又考慮了幾分鐘，沒再開口，臉上再度出現了我提到過的那種深沉的憂鬱。他望著遠處，似乎在地平線上尋找什麼。我沒有打擾他，只是望著他，心想：「他是上帝手中的劍嗎？」不過看來他不是職業軍官，不是將軍。他說他不是軍人，只是拿起武器保衛被踐踏的家園的平民，這是神聖的真理。作為戰鬥的使徒，他準備鼓吹和帶領十字軍進行討伐，準備為了人民獻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子弟，發動和承受可怕的打擊，誅滅敵人，徹底打敗他們……然後忘記自己的勝利，把染血的劍和劍鞘一起丟進海底……
這一切，人民正是這麼理解的，群眾也是這麼理解的，勞苦大眾也是這麼理解的——古羅馬的奴隸便曾在同樣的憧憬、同樣的啟示下，理解基督降生這一不可理解的秘密，苦難深重的群眾、婦女和老人，因而跪在受難者的十字架前祈禱。對他們說來，理解便意味著信仰，信仰便意味著虔敬和祈禱。
正因為這樣，特丁頓的全體平民從早上起就聚集在我們家的柵欄外面，等待加里波第的到來。我們的馬車到達時，群眾發狂似的擁到車前歡迎他，與他握手，高喊：「上帝保佑您，加里波第！」婦女拉住他的手親吻，或者吻他的斗篷邊（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流著眼淚，把自己的孩子舉到他面前……他像在自己家中一樣笑著與大家握手，鞠躬，好不容易才走到門口。他進屋以後，吶喊聲增加了一倍，於是他又走到屋前，把雙手合抱在胸前，朝四面八方鞠躬。人們不再叫喊，但沒有走，直到加里波第離開以前一直站在那裡。
凡是沒有見過這類場面的人，凡是在衙門、軍營和前廳中長大的人，都不會理解這樣的現象：一個「海盜」，尼斯水手的兒子54，海員，反叛者……受到了帝王般的接待！他為英國人民做了什麼啦？……善良的人們在頭腦里尋找答案，尋找那個秘密的根源。「英國是很奇怪的，政府不知通過什麼手法組織了群眾活動……但是這騙不了我們，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們也讀過格奈斯特55的書！」
一個那不勒斯船夫說，加里波第的像章與聖母像章一樣，可以在暴風雨中保護人民，56恐怕他也是受到了西卡蒂之流和韋諾斯塔大臣57的收買吧！
雖然新聞界的維多克58們，尤其是他們在莫斯科的同行們，是否能完全了解帕默斯頓和格萊斯頓這些大師玩的花招，還值得懷疑，但是出於小蜘蛛對大蜘蛛的天然共鳴，他們還是容易理解這種花招的，不像加里波第受到的歡迎那麼始終是個秘密。不過這對他們還是大有好處的——如果他們了解這個秘密，他們就別無出路，只好在附近找一棵山楊樹上吊了。臭蟲能夠過得很幸福，完全靠它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臭味。一旦臭蟲有了人的嗅覺，那就不好過了……
……加里波第剛到，馬志尼也來了，我們全都到大門口迎接他。人民聽到這是誰，便向他大聲歡呼；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什麼不滿。老太婆般的對陰謀家、煽動家的恐怖，只出現於店鋪老闆和小業主中間。
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談話，有些已在《警鐘》上發表過59，我想沒有重複的必要了。
加里波第談到馬志尼的那些話，講話時那真誠的聲音，講話中流露的充沛的感情，以及一系列歷史往事所賦予它們的莊嚴色彩，使在場的人都深為震動，以致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只有馬志尼伸出手講了兩次：「不敢當。」我沒有看到一個人，連僕人也不例外，不在全神貫注地聽著，也沒有一個人因意識到這些偉大的話和這個時刻都應該載入史冊而不感到激動。
……在加里波第談到俄羅斯的時候，我舉著酒杯走到他面前說道，他的祝願也將為我那些待在牢房和礦井中的朋友們所聽到，我代表他們向他致謝。
我們走進另一間屋子。走廊上擠滿了各種各樣的人，突然一個義大利老漢（他已流亡多年，生活困苦，靠出售冰淇淋為生）抓住加里波第的上衣下擺，攔住他，淚流滿面地說：
「啊，現在我死而無憾了！我看見他了，看見他了！」
加里波第擁抱和親吻了老人。這時老人結結巴巴，語無倫次，用非常快的義大利老百姓口語向加里波第訴說自己的遭遇，但是講到最後，他那南方口音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變得流利了：
「我現在可以死而無憾了，但是您，願上帝保佑您長命百歲，為了我們的祖國，為了我們，您要一直活著，活到我從墳墓里重新站起來的時候！」
他捧住加里波第的手拚命親吻，臨走的時候還哭個不停。
儘管加里波第已經習慣了這一切，但是顯然他也很激動。他坐在不大的沙發上，夫人們圍住了他，我站在沙發旁邊，痛苦的思想像烏雲一樣掠過他的臉孔——這一次他終於忍不住了，說道：
「有時我也會覺得害怕，覺得痛苦，我怕我會忘乎所以……一切都太好了。我記得，當我作為一個被放逐的人從美國回到尼斯的時候，當我重又見到父母的房子，找到自己的家和親人，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朋友時，幸福使我幾乎感到窒息……您知道，」他又轉身對我道，「後來發生了什麼，發生了一連串怎樣的不幸。英國人民對我的接待超過了我的預料……但今後會怎樣，前途又如何呢？」
我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我的心在戰慄，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今後會怎樣，前途又如何呢？
……到走的時侯了。加里波第站起來，緊緊擁抱我，與所有的人友好地告別。接著又是吶喊，又是「萬歲」，又是兩個胖警察與我們一起露出笑臉，要求大家讓路，又是「願上帝永遠保佑您，加里波第！」於是馬車駛走了。
大家處在興奮狀態，心情安詳而莊嚴。仿佛剛經歷了節日的祈禱，參加過洗禮儀式，或者剛送走了一位新娘，每人心中都那麼豐滿，每人都在回憶各個細節，同時也在思考著那個可怕的無法回答的問題：「今後會怎樣呢？」
彼·弗·多爾戈魯基公爵60首先想到拿起紙記下兩篇祝酒詞。他忠實地記錄，別人補充。我們拿給馬志尼和其他人看後，寫成了那篇文章（作了一些細小而無關緊要的修改），它像閃電一樣飛過全歐洲，引起了興奮的歡呼和憤怒的叫囂……
然後馬志尼走了，客人們也走了。只剩了兩三個親密朋友，黃昏悄悄地到來了。
真的，我深深感到遺憾，孩子們，你們這天不在這裡，這樣的日子是應該好好記住，永遠記住的，它們可以給心靈帶來清新的氣息，防止生活的陰暗面的侵襲。它們是非常少的……
4.王子門26號61
「未來怎樣呢？」……最近的未來沒有要我們等多久。
在古老的史詩中，正當英雄安詳地躺在桂冠上飲酒慶功或者睡大覺時，爭吵、報復和嫉妒已穿上豪華的服裝，在某種烏雲的掩蔽下匯集到一起，報復和嫉妒煎熬著毒藥，鍛造著匕首，爭吵在燒旺爐子，磨快刀鋒。現在也是這樣，只是為了適應我們的作風，一切都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外衣。但是在我們今天，這麼做的已不是寓言中的角色，而是真正的人了；他們不是在「黑暗的深夜」，而是在燈燭輝煌的客廳中活動；這裡沒有披頭散髮的復仇女神，只有頭上撲粉的僕役；沒有古典詩歌和兒童啞劇中的機關布景和恐怖情節，只有用標了暗號的紙牌進行的簡單而平靜的遊戲；沒有妖術，只有普通生意人的花招，就像號稱「貨真價實」的商店把醋栗汁摻入伏特加冒充葡萄酒，還說這是「多年的陳葡萄酒」，明知誰也不會相信，反正不致因此坐牢，如果有人真的提出控告，那也只能自討沒趣，毫無下文。
就在加里波第稱馬志尼為自己的「朋友和導師」，說他是在周圍所有的人都沉睡時最早覺醒的、獨自行走在田野中的播種者，說他是給這個嚮往著為祖國而戰，後來成為義大利人民的領袖的年輕戰士指明道路的人的時候；就在他在朋友們的簇擁下望著那個貧苦的流亡者，聽他一邊啼哭一邊反覆說著「現在我可以死了」，同時自己也幾乎啼哭的時候；就在他向我們訴說在未來面前自己內心的惶恐的時候；一些陰謀家已決定要不惜一切擺脫這位不易對付的客人了。儘管參加這陰謀的人都在外交活動和陰謀詭計中混了一輩子，在狡猾和虛偽中頭髮變白了，身體變衰弱了，他們玩弄的花招並不比「正直的」老闆在漂亮的言語下用醋栗汁冒充「多年陳酒」的花招高明多少。
英國政府從來沒有邀請過加里波第，也沒給他寫過信，這一切全是大陸上別有用心的新聞記者捏造的謠言。邀請加里波第的英國人與英國內閣毫無關係。把它當作政府的計劃是荒謬的，正如我們那些蠢貨編造的怪論一樣，這些蠢貨說，帕默斯頓之所以任命斯坦斯菲爾德為海軍大臣，就因為他是馬志尼的朋友。但是請注意，儘管斯坦斯菲爾德和帕默斯頓受到了瘋狂的攻擊，在議會和英國報紙上卻從未提過這件事。這種卑鄙的謠言與厄克特62對帕默斯頓的攻擊一樣可笑，厄克特說，帕默斯頓從俄國領取了津貼。錢伯斯63等人曾問帕默斯頓，加里波第的到來是不是使政府感到不快？帕默斯頓回答道，他應該回答的是：政府不可能由於加里波第將軍前來英國感到不快，它從自己的立場說，既不反對他來，也不歡迎他來。
加里波第同意前來，目的是要在英國重新提出義大利問題，募集捐款，以便在亞得里亞海發動進攻，用既成事實迫使維克多·厄馬努埃爾同意這麼做。64
這便是一切。
加里波第會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邀請他的人和一切希望他來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人民的反應如此強烈，這卻是他們沒有料到的。
英國人民聽到那個給義大利子彈打傷過的65、「紅襯衫」的人要來訪問，立刻群情振奮，把多年來被沉重的勞動壓得失去了韌性的、已不習慣飛翔的翅膀拍動起來了。這種激昂的情緒不僅是歡樂，也不僅是愛戴的表現，它也包含著不滿、怨恨和呻吟——對一個人的歌頌，正是對另一些人的貶責。
不妨回憶一下我跟紐卡斯爾來的船長66的會見；回憶一下，倫敦的工人是首先在歡迎詞67中有意識地把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名字並列在一起的。
英國貴族階級目前還毫不害怕自己那位強大而受盡折磨的小朋友，不僅如此，它的心腹大患也根本不是歐洲的革命。但事情的這種發展還是使它很不愉快。這些人民的牧人之所以對工人的和平騷動憂心忡忡，主要在於它使他們脫離了應該遵循的軌道，忘記了安分守己、循規蹈矩、永不停息地解決生計問題的必要性，放鬆了必須終生從事的艱苦勞動，何況這種勞動不是他們牧人規定的，這是我們共同的大老闆，我們的造物主，沙夫茨伯里的上帝，德比的上帝，薩瑟蘭們和德文希爾們68的上帝，按照他不可理解的智慧和廣闊無邊的恩惠所規定的。
當然，英國貴族是現實的，他們壓根兒沒想過要驅逐加里波第，相反，他們想拉攏他，用一層金碧輝煌的雲霧把他與人民隔開，就像大眼睛的赫拉與宙斯調情時也得躲開眾神的耳目一樣。他們只想討好他，給他吃好的，喝好的，不讓他安靜下來，清醒過來，也不讓他離開一分鐘。加里波第想籌集款子，但是由我們仁慈的「大老闆」，由沙夫茨伯里、德比和德文希爾的大老闆規定得過安分守己的、幸福美滿的貧苦生活的那些人，能掏出多少錢呢？而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給他五十萬、一百萬法郎，我們用埃普索姆賽馬場上的一半賭注，就可以給他買
莊園、別墅和公館，
另加十萬白花花的銀子。
我們可以給他買下卡普雷拉島69的其餘部分，買一隻精緻的遊艇，因為他喜歡在海上航行；但是為了免得他把錢浪費在沒意思的事上（所謂沒意思的事是指義大利的解放事業），我們可以讓他收租享福，但地產不能出售，只能由長子繼承。70
所有這些計劃都以光彩奪目的方式搬上了舞台，但是收效甚微。加里波第像陰天夜裡的月亮，不論雲朵怎麼來來去去，匆匆忙忙，輪番出現，明亮的月光還是不斷射向我們下界。
貴人們開始感到不好辦了。於是生意人出來幫忙。他們考慮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騷動的精神後果不在他們話下，他們需要控制眼前，而眼前，一位皇帝似乎已皺緊了眉頭，另一位也似乎悶悶不樂，這種情形可不能給托利黨人利用……斯坦斯菲爾德事件已是前車之鑑。
幸好就在這時，克拉倫登71必須上杜伊勒里宮朝拜。事情本身不大，他很快就回來了。拿破崙向他談到了加里波第，對英國人民給予偉人的禮遇表示讚賞。德律安·德·呂72則說……但是他什麼也沒說，不過如果他開口，他就得說：
我出生在高加索附近73，
但我是羅馬的公民74！
奧地利大使甚至沒有為歡迎革命將軍的事表示讚賞。一切都十分美滿。然而大家心情不好……總覺得不是味兒。
內閣睡不安穩；於是「第一個人」悄悄對第二個人說，「第二個人」又悄悄對加里波第的一個朋友說，加里波第的朋友又跟帕默斯頓的一個親戚說，跟沙夫茨伯里勳爵說，跟他的又一個偉大朋友西利說。西利又悄悄跟外科醫生弗格森商量……從來不為朋友擔心什麼的弗格森，突然為朋友擔心了，寫了一封又一封信，談加里波第的病。格萊斯頓讀了這些信，比外科醫生更加擔心。誰能想到，財政大臣的心裡有時還蘊藏著這麼豐富的愛和同情？……
……我們的節日的下一天，我前往倫敦。在火車上我買了一份晚報，看到了大字標題：「加里波第將軍患病」，然後是消息，說他日內即將返回卡普雷拉，不再前往任何一個城市。我並不像沙夫茨伯里那麼神經過敏，也不像格萊斯頓那麼為朋友的健康憂慮重重，我對報上的消息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昨天還見過這個人，他一點病也沒有。當然，疾病有時會突然降臨，例如保羅一世皇帝就曾忽然一病不起，但是加里波第還不至於一下子中風，如果他發生了什麼意外，我們共同的朋友會馬上通知我。因此不難猜測，這只是一場騙局，一個圈套。
探望加里波第已太遲了。我立即找馬志尼，他不在家，於是又找一位夫人，從她那裡得知了內閣大臣為偉大的疾病擔心的大體輪廓。馬志尼也來了，他的樣子是我從未看見過的：臉色和聲音中都含包著眼淚。
在櫻草丘舉行的第二次大會上75，謝恩講了話，從這篇講話可以大體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他對他所說的「陰謀家」和當時的狀況作了相當忠實的描寫。沙夫茨伯里跑去跟西利商量，西利是一個能幹的人，馬上說，這必須有弗格森的信；弗格森一向唯命是從，不可能拒絕寫信。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一些陰謀家和他一起來到斯塔福大廈，加里波第當時正平靜地坐在屋裡吃葡萄，既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醫生要來。那些人在旁邊屋裡商量怎麼辦，最後，勇敢的格萊斯頓負起了艱巨的任務，在沙夫茨伯里和西利的陪伴下，走進了加里波第的屋子。格萊斯頓能夠說服整個議會、大學、會社和代表團，當然可以說服加里波第，何況他用的是義大利語，這大有好處，因為儘管在場的有四個人，卻沒有一個可以充當證人。加里波第先是回答他，他很健康，但是財政大臣認為，他身體健康是偶然現象，不足為據，按照弗格森的證明，他是病了，他手中還拿著診斷證明。最後，加里波第猜到了，關心和體貼下面隱藏著別的東西，於是問格萊斯頓：「這是不是表示他們希望他快走？」格萊斯頓沒有向他掩飾，加里波第的訪問使英國本來困難的處境變得大大複雜化了。
「既然這樣，我走就是了。」
輕而易舉的成功反而使格萊斯頓有些不好意思，他驚慌失措，提議他再訪問兩三個城市，然後回卡普雷拉。
「我不能在城市中進行挑選，」加里波第生氣地答道，「我保證兩天後動身。」
……星期一，議會提出了質詢。看風使舵的老人帕默斯頓在一個議院中，馬不停蹄的朝聖者克拉倫登在另一個議院中，都憑自己純潔的良心作了解釋。克拉倫登向貴族們作證，拿破崙根本沒有要求驅逐加里波第。帕默斯頓也證實，他本人根本不希望他離開，他只是為他的健康擔憂……隨即開始陳述各個細節，那是只有相依為命的妻子或保險公司派出的醫生才會知道的，如睡眠和飲食的時間，傷口的反應，營養狀況，煩躁的心情，年齡等等。議會開會變成了醫生的會診。首相援引的不是查塔姆76和坎貝爾77的言論，而是醫學常識和弗格森的診斷——弗格森為這次困難的手術幫了他的大忙。
立法機關決定，加里波第病了。英國的城市和鄉村，郡鎮和銀行，享有按照自己的認識處理一切的權利。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干涉的嫌疑，以致聽任人們每天餓死，也不敢限制濟貧院的自治權，還可以允許整個村子的人民在勞動中累死，或者變成呆小病患者，現在卻突然變成了醫院的護士和保姆。國務大臣們丟下了大輪船的舵，嘰嘰咕咕商量一個沒有要求他們看病的人的病情，給他開了沒有要求他們開的藥方：大西洋和薩瑟蘭的「水神號」遊艇。財政大臣忘記了國家預算，所得稅，借方和貸方，當起了會診大夫。首相向議會報告了這份病理分析。那麼難道胃和腿的自治權，不像把人送進墳墓的慈善機關的自治權那麼神聖不可侵犯嗎？
斯坦斯菲爾德不明白，為女王服務就必須與馬志尼反目這個道理，不久就為此吃到了苦頭。現在身居高位的大臣們不再寫歡迎詞，只要開藥方了，他們也許還在為延長另一位革命家馬志尼的壽命而殫思竭慮吧？
所有的朋友都勸加里波第留下，認為他對那些過分熱心的君子向他轉達的政府的願望，不必信以為真。他們說：「難道可以懷疑內閣首相向英國議會表示的態度嗎？」
「帕默斯頓的話不能使我違背我的保證。」加里波第回答，吩咐準備行裝。
這是一次索爾費里諾戰役！78
別林斯基早已指出，外交家成功的秘密在於他們與我們打交道時把我們也當作外交家，而我們與外交家打交道時卻把他們當作人。
現在你們可以明白，如果遲一天就不可能有我們的節日和加里波第的講話，他關於馬志尼的話也不會具有那樣的意義了。
……第二天我上斯塔福大廈，得知加里波第已遷居王子門街26號西利家，它在肯辛頓花園旁邊。我趕往王子門，但是怎麼也找不到機會與加里波第談話，他的身邊隨時有人；客廳和書房裡待著二十來個客人，有的坐著，有的走著，有的講話，有的默不作聲。
「您要走嗎？」我拉住他的手說。
加里波第緊緊握住我的手，用傷心的聲音回答道：
「我只能服從不可避免的事實。」
他還得出門；我離開他，下樓遇到了薩斐、格爾卓尼、莫爾蒂尼、理查遜等人，大家都為加里波第的離開感到氣憤。西利夫人走進屋子，後面跟著一個瘦瘦的機靈的法國老婦人，她能說會道，正在向主婦表示，她能認識這麼一個傑出人物是她的幸福。西利夫人轉向斯坦斯菲爾德，請他翻譯一下，這是什麼意思。法國女人繼續道：
「啊，我的天，我多麼高興！這是您的公子嗎？請給我介紹一下。」
斯坦斯菲爾德只得讓法國女人大失所望，她沒有注意到，他與西利夫人年紀相仿，於是他問她，她還有何貴幹？她看了我一眼（這時薩斐等人已經走了），說道：
「我們不是單獨在這兒。」
斯坦斯菲爾德報了我的名字。她馬上跟我搭訕，請我留下，但我寧可讓她跟斯坦斯菲爾德單獨談話，重又上了樓。過了一會兒，斯坦斯菲爾德拿著一個鐵鉤或扳手來了。這是法國女人的丈夫發明的，她希望得到加里波第的讚賞。
最後兩天是混亂而憂鬱的。加里波第避免談到自己的離開，隻字不提他的健康……在他左右的人中，他看到了傷心的指責的目光。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保持著沉默。
離開的前一天兩點鐘，我坐在他那裡，有人來報告，會客廳已擠滿了。這一天，他要接見議員和他們的家屬，各種貴人和紳士，據《泰晤士報》說，總數達到兩千人，這真是盛大的接見儀式，皇帝的上朝，場面之大，不僅符騰堡的國王，連普魯士的國王要是沒有教授和下級軍官湊數，恐怕也難以辦到。
加里波第站起來問道：
「難道時間到了？」
斯坦斯菲爾德正好在場，看了看錶說道：
「離預定的時間還有五分鐘。」
加里波第嘆了口氣，愉快地坐回了椅子。但這時一個辦事員跑了進來，開始安排，沙發放在哪裡，從哪個門進，從哪個門出。
「我走了。」我對加里波第說。
「為什麼？再待一會兒。」
「我在這兒做什麼？」
「在我接見這麼多不認識的人時，」他笑道，「我至少可以留下一個熟人。」
門開了，門口出現了臨時贊禮官，他拿著名單開始大聲念官員的姓名：某某爵爺閣下，某某伯爵，某某侯爵和侯爵夫人，某某勳爵和勳爵夫人，某某小姐，某某侯爵，某某議員大人，沒完沒了。隨著每個名字，一個個人安詳地擠進了屋子，年輕的、年老的穿鍾式裙的夫人小姐們也像氣球似的飄了進來，這些人有的白髮蒼蒼，有的禿頂，有的矮小，有的肥胖結實，有的瘦得像沒有後腿的長頸鹿，脖子伸得高高的，還想伸高，好像要把又大又黃的牙齒頂住上半部腦袋……每個人身邊都有三位、四位或五位女士，這非常好，因為她們占據了五十個人的空間，使大家不致因此擠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依次走到加里波第面前，男的便握手，還拚命搖動，好像他的手指剛在開水裡燙了一下，有的一邊握手一邊講話，但大部分人只是咕噥幾句便閉上嘴巴，鞠躬告退。夫人們也默默無語，但目不轉睛、一眼不眨地注視著加里波第，以致今年倫敦出生的嬰孩一定有不少相貌像他，但由於現在孩子們都已穿上了紅襯衫，再要模仿就除非穿上披風了。
行完禮的人從對面通客廳的門退出，然後下樓離去；膽大些的卻不急於離開，儘量待在屋裡。
加里波第起先站著，後來坐下了又站起來，最後就乾脆坐著了。他的腿不允許他長時間站立，而接見似乎還沒有盡頭……馬車不斷駛來，贊禮官還在念名單。
近衛騎兵的樂隊在奏樂，我這兒站站，那兒站站，起先走進客廳，然後隨著鐘形裙的潮水涌到瀑布那兒，給它卷過一個門口，進入了薩斐和莫爾蒂尼平時歇息的房間。屋裡沒有一個人；我感到惶惑和厭惡，這是什麼名堂，把放逐裝扮得冠冕堂皇還不夠，又演出這一場朝見國王似的喜劇？我累極了，朝沙發上一坐；樂隊在奏《路克雷齊亞》79，演奏是出色的，我靜靜聽著。是的，是的，「我們何必為不可知的明天操心」。
從窗口可以望見排成長龍的馬車，它們還在駛來，一輛剛到，又來了第二輛，又有一輛停下了。我想像著加里波第帶著他那條受傷的胳臂，怎樣坐在那兒，既疲倦又傷心，臉上掠過一層誰也不注意的陰影，而那些鐘形裙還在飄進屋子，那些大人，白髮的、禿頂的、高顴骨的、長脖子的大人們還在走進屋子……
……樂聲不斷，馬車還在駛來……我不知怎麼終於睡著了，有人開門，驚醒了我……音樂還在響，馬車還在駛來，簡直沒完沒了……他們真的非把他累死不可！
我回家了。
第二天，就是動身的那天，我早上七時便到了加里波第那裡，我特地為此在倫敦過了夜。他悶悶不樂，心神不定；只有這時你才可以看出他習慣於指揮別人，不論在戰場上還是海洋上，他都是鋼鐵般的領袖。
一位先生抓住他，給他帶來一個靴匠，靴匠為加里波第發明了一種帶有特殊鐵框裝置的靴子。加里波第無可奈何地坐在安樂椅上，靴匠汗流滿面，給他穿上他發明的鐵鞋，然後叫他站起來走路；一切似乎很好。
「應該付他多少錢？」加里波第問。
「不用，」那位先生回答，「您肯穿這雙鞋已經是他的光榮了。」
他們告辭走了。
「過幾天這事就會出現在他的招牌上。」有人說。這時加里波第已露出懇求的神情，對跟在他後面的一個年輕人說道：
「行行好吧，給我脫下這玩意兒，我痛得受不了啦。」
這件事非常有趣。
接著來了一些貴族夫人——地位較低的則聚集在客廳里等待。
我和奧加遼夫走到他面前。
「再見，」我說，「在卡普雷拉再見。」
他擁抱了我便坐下了，向我們伸出了雙手，那聲音像刀一樣划過我的心頭：
「請原諒我，原諒我吧；我有些頭暈，歡迎您到卡普雷拉來。」
他又一次擁抱了我們。
接見之後，加里波第還得上斯塔福大廈與威爾斯親王告別。
我們走到大門口，便分手了。奧加遼夫去看馬志尼，我去找羅特希爾德。羅特希爾德的辦公室里還沒有人。我走進聖保羅飯店，那兒也沒有人……我叫了一客牛排，孤零零地坐在桌旁，反覆琢磨著這「春夜之楚」的各個細節……
「走吧，偉大的孩子，偉大的力量，偉大的瘋狂，偉大的憨直！走你崎嶇的道路吧，穿紅襯衫的平民！走吧，李爾王！高納里爾把你趕走，就離開她吧，你還有可憐的考狄利亞，她不會不愛你，她是不死的！」
第四幕結束了……
第五幕會出現什麼呢？
1864年5月15日。
1 本文預定在《北極星》上發表，但今年《北極星》未能出版，而恐怖使我們的不少通訊員閉上了嘴，以致《警鐘》的文章少了，多餘的篇幅在登載本文之後，還可以容納兩三篇文章。——作者注按：本文發表在1864年的《警鐘》上。紅衫軍是加里波第組織的一支由義大利人組成的志願部隊，1836至1848年，它在南美一帶活動，支援當地的革命運動，尤其是烏拉圭的民主和獨立鬥爭。1848至1849年的歐洲革命高潮中，它回到義大利為建立羅馬共和國鬥爭，在1860年後的義大利民族解放戰爭中尤其發揮了重大作用。
2 1864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亞誕生三百周年，倫敦人民在櫻草丘公園種樹紀念這位文化名人。
3 加里波第為了宣傳義大利的解放事業（當時威尼斯地區和羅馬還沒有解放），爭取英國人民的支持，於1864年4月訪問了英國。英國人民熱情歡迎他，準備為他舉行各種集會，但是英國的統治階級害怕人民與他接近，也害怕法國和奧地利等國的抗議，對他設置了種種障礙。就在莎士比亞紀念日這一天，倫敦各報登出了加里波第的《告英國人民書》，他在信中除了對英國人民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外，並說明由於種種原因，他不得不取消原來約定的一些會見，並提早離開英國。這樣，就發生了下面講的櫻草丘事件。
4 高納里爾和考狄利亞都是李爾王的女兒。伊阿占是奧瑟羅的旗官，一個陰險的小人。
5 英國作家和歷史家，他寫有《論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認為歷史是英雄創造的，衰老的民族失去了英雄，也就不再有歷史。
6 英國外交官喬治·薩瑟蘭公爵的公館，1864年4月11日至20日加里波第在倫敦期間住在這裡。
7 英國保守派領袖。
8 威爾斯親王艾伯特·愛德華1901年繼位後稱愛德華七世。
9 英國人的別號。
10 1864年4月19日和21日在上、下兩院，有人就加里波第提前離開的事提出了質問。三位大臣指喬治·克拉倫登伯爵、首相帕默斯頓和財政大臣格萊斯頓。一位非大臣指羅伯特·西利，他是作家，也是議員。一位公爵指喬治·薩瑟蘭公爵。一位醫學教授指維多利亞女王的御醫弗格森教授。一位虔誠的勳爵指沙夫茨伯里伯爵，英國社會活動家，聖公會福音派領袖。加里波第是由薩瑟蘭公爵用自己的遊艇「水神號」送往馬耳他島的。
11 在倫敦郊區，在這裡的德文希爾公爵的別墅中舉行過歡迎加里波第的盛大宴會。
12 作家羅伯特·西利在懷特島的住所，1864年4月4日至11日加里波第住在這裡。
13 指內波斯的《名人傳》和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
14 見《北極星》第五集，《往事與隨想》。——作者注按：指第五卷第三十七章的部分篇幅，這一段提到的許多事均見該章。
15 1860年義大利解放後，建立了義大利王國，撒丁國王維克多·厄馬努埃爾成了義大利王國的國王。1862年8月為了解放羅馬（它當時在法國人的控制下），加里波第與法軍展開了戰鬥，但維克多·厄馬努埃爾懾於拿破崙的威力，竭力阻止加里波第的行動，致使加里波第負傷被俘，落進了義大利王國軍隊手中。
16 斯坦斯菲爾德（1820—1898），英國政治活動家，即第九章提到的比格斯夫人的父親。斯坦斯菲爾德是英國議員，曾參加帕默斯頓政府工作，英國保守派為了推翻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帕默斯頓內閣，製造了一起假案，指責四個義大利人在倫敦策劃了行刺拿破崙三世的陰謀，而馬志尼和斯坦斯菲爾德參與了這活動，這樣議會就提出了斯坦斯菲爾德是否適合在政府工作的質問，企圖以此為突破口，迫使帕默斯頓內閣辭職。
17 指帕默斯頓內閣為德比的保守黨內閣所取代。
18 格爾卓尼（1835—1886），義大利作家，追隨加里波第參加了義大利歷次民族解放戰爭。
19 即法國民族英雄貞德（1412—1431），她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以奧爾良為據點，多次率軍出擊打敗英軍。
20 指約翰·伯克爾遜（1509—1536），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領袖，因出生在荷蘭萊頓，故名。他屬於再洗禮派，於1535年統治閔斯特，稱該地為新耶路撒冷，並自稱大衛王，後被消滅。
21 西斯廷教堂系梵蒂岡的教皇禮拜堂，其中有拉斐爾所作名畫《西斯廷聖母》。
22 即耶穌。耶穌死前一周經過橄欖山進入耶路撒冷。
23 在《往事與隨想》尚未發表的部分已談過這次宴會。——作者注按：所謂「尚未發表的部分」指本卷第七章。
24 指斯坦斯菲爾德，他當時在帕默斯頓內閣中任海軍副大臣。
25 斯坦斯菲爾德的住處。——作者注
26 蒙得維的亞是烏拉圭首都，這裡是指紅衫軍在那裡作戰時穿的軍服。
27 1859年撒丁王國國王維克多·厄馬努埃爾授予加里波第少將軍銜。1860年，加里波第率領紅衫軍解放了兩西西里王國，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在那裡的統治。這年底，兩西西里王國併入撒丁王國，成立了義大利王國，由維克多·厄馬努埃爾任國王，這時除羅馬和威尼斯兩地區以外，義大利已基本統一。
28 1864年4月16日倫敦的義大利僑民在水晶宮召開大會，歡迎加里波第，這是加里波第在會上發表的演說中的話。
29 1864年4月11日加里波第到達倫敦時，英國工人委員會向他致了歡迎詞，這是加里波第的答詞中的話。
30 指1863至1864年的波蘭起義，它開始於1863年1月，直至1864年4月後才逐漸平息。
31 丁尼生（1809—1892），英國維多利亞王朝最享有盛譽的詩人。1850年繼華茲華斯之後成為桂冠詩人。
32 亞伯拉罕是《聖經》中希伯來人的始祖，夏甲是他的妻子，以撒是他的兒子，這些人物均見《創世記》。在這裡亞伯拉罕是指帕默斯頓，他的內閣執行了自由主義的政策，遭到英國保守派的攻擊，但同時他在外交上執行親法國的路線，與拿破崙三世（新夏甲）勾勾搭搭，因而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指責。以撒在這裡是指斯坦斯菲爾德，他出生在哈利法克斯。帕默斯頓為了挽救自己的內閣，並討好拿破崙三世，便把斯坦斯菲爾德作犧牲品讓他提出辭職。英國議會於1864年4月4日通過了他的辭職問題。這是斯坦斯菲爾德在這場風波發生後第二次提出辭職。
33 指拿破崙三世。帕默斯頓在議會發表演說，表示由於斯坦斯菲爾德的堅持，他不得不同意他的辭職請求，然後便大肆吹捧拿破崙三世，說他是英國忠誠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
34 格列戈和特拉布戈都是義大利人，馬志尼的戰友，本來流亡在倫敦，1863年在巴黎與另外兩個義大利人一起以謀刺拿破崙三世的罪名被捕。法方認為他們的陰謀是在倫敦策劃的，因而向英國提出了抗議。英國保守派趁機把斯坦斯菲爾德和馬志尼牽涉進了這案件中，以打擊帕默斯頓內閣和進步力量。
35 這裡是把帕默斯頓這次的失敗比作奧地利軍隊在馬真塔戰役中的失敗，甚至不得不犧牲斯坦斯菲爾德，以討好拿破崙三世和英國保守派。
36 指斯坦斯菲爾德，他支持和同情馬志尼，兩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37 馬加比是公元前一二世紀為爭取民族自由而戰的猶太人領袖，基督教外經中有《馬加比傳》。基甸是以色列的士師，奉耶和華之命，從米甸人的壓迫下解救以色列人，見《舊約·士師記》。
38 《聖經》傳說，年輕的孩子大衛用投石器打死了非利士大力士歌利亞，見《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
39 林賽（1816—1877），英國議員，船舶公司老闆。
40 「亞拉巴馬號」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英國船商為南軍製造的一艘巡洋艦，本來南軍海軍力量十分薄弱，自從有了「亞拉巴馬號」便不斷襲擊北軍，兩三年內消滅了北軍六十八艘艦艇，這在當時轟動一時，美國也向英國提出了抗議，要英國承擔責任，賠償損失（這事直到1872年才解決，由日內瓦國際法庭裁決英國賠償美國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
41 梅諾蒂和他的弟弟里奇奧蒂都是加里波第的兒子。
42 我只記得那天發生了一起偷竊案，還有兩三件與愛爾蘭人打架的事。——作者注
43 指法國、奧地利和俄國三國皇帝。
44 佩利西耶（1794—1864），法國元帥，1852年任阿爾及利亞總督，1854年在對當地阿拉伯人的圍剿中，曾用煙活活悶死躲在山洞中的阿拉伯居民。
45 隨加里波第訪問英國的醫生。
46 博馬舍的喜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的人物，一個僕役。
47 這是一個名叫涅格里蒂的義大利流亡者，名義上是照料加里波第的飲食起居，實際上是監督他的行動。
48 在倫敦郊外，漢普頓宮旁邊，1863年6月至1864年6月赫爾岑住在這裡。
49 1849年6月13日，以賴德律-洛蘭為首的小資產階級共和派在巴黎組織示威遊行，抗議路易·波拿巴公然出兵義大利，鎮壓羅馬共和國。示威失敗，賴德律-洛蘭逃往英國，開始了流亡生涯。但加里波第在義大利民族解放問題上，卻於1860年同意先建立義大利王國，暫時放棄了建立共和國的目標，因此賴德律-洛蘭才有這些話。
50 1859至1860年的義大利民族解放戰爭是按照撒丁王國首相加富爾的路線進行的：義大利與拿破崙三世結成了同盟，以奧地利為主要對手，最後建立了義大利王國，而羅馬教皇地區仍控制在法國手中。加里波第接受了這條路線，因而與馬志尼以至歐洲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間出現了分歧。
51 這是在1864年4月17日，這次聚會的主要意義在於衝破了英國保守派對加里波第的包圍，以致倫敦各報第二天便登出了加里波第「生病」的消息，為他的提前離開作了輿論準備，而對這天的活動只三言兩語，甚至沒有提到赫爾岑的名字。
52 1863年丹麥頒布新憲法，把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列入丹麥王國的領土，這引起了當地日耳曼居民的反抗，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國便以此為理由，於1864年向丹麥宣戰，這就是所謂「丹麥戰爭」。戰爭從1月開始，4月丹麥便遭到慘敗，什勒斯維希正式併入普魯士版圖，霍爾斯坦併入奧地利版圖。丹麥戰爭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一步行動，因此德國人認為這是自由和統一的勝利，而加里波第作為義大利人，對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擴張政策持強烈反對態度。
53 加里波第對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問題的觀點與卡·福格特一致，這不是奇怪嗎？——作者注按：福格特當時對俾斯麥的政策也持反對態度。
54 加里波第是尼斯（當時屬於義大利）的漁民的兒子，後來當過水手和船員。
55 格奈斯特（1816—1895），德國法學家，鼓吹英國的政治制度，認為它保證了貴族對人民的統治和在輿論中的主導作用。俄國反動政論家卡特科夫等也在俄國宣傳這些觀點，赫爾岑在這裡是模仿卡特科夫的口氣這麼講的。
56 見《警鐘》第177期（1864）。——作者注
57 西卡蒂（1804—1857）和韋諾斯塔（1829—1914），都是義大利自由派政治家。韋諾斯塔在任外交大臣期間曾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促使法國從羅馬地區撤出軍隊。
58 法國著名暗探和警察頭子。
59 赫爾岑為加里波第的這次訪問，寫了《1864年4月17日》一文，發表在《警鐘》第184期上，文章中記載了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祝酒詞。加里波第熱情洋溢地談到馬志尼對他的影響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等等。但是赫爾岑正如在這裡一樣，誇大了這次會見的意義，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並未因此而消失。
60 多爾戈魯基（1816—1868），俄國政論家和記者1859年後流亡在英國，參加了《警鐘》的編輯工作。
61 作家羅伯特·西利在倫敦的住處，加里波第離開斯塔福大廈後，於4月20日至28日住在這裡。
62 厄克特為了反對俄國和帕默斯頓，曾造謠說，帕默斯頓拿了俄國政府的錢，已被俄國收買。
63 錢伯斯（1802—1871），英國著名出版商和作家，與加里波第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1864年他到卡普雷拉島訪問了加里波第，並邀請加里波第訪問英國，後來兩人便一起坐船於4月3月到達南安普頓。就加里波第的訪問向帕默斯頓提出詢問的是一個叫理查遜的新聞記者，他是組織對加里波第的接待的委員會的主席。
64 義大利王國成立時，威尼斯仍在奧地利人手中，國王維克多·厄馬努埃爾不敢乘勝追擊，徹底驅逐奧地利軍隊，因此加里波第企圖在英國募款，建立一支船隊，取道亞得里亞海，在威尼斯和巴爾幹發動起義，用事實來回答維克多·厄馬努埃爾。
65 加里波第是在1862年進攻羅馬時被義大利王國的軍隊打傷的（維克多·厄馬努埃爾為了阻撓加里波第解放羅馬的戰鬥，製造了這次事故）。
66 即加里波第。關於這次會見，見第五卷第三十七章。
67 指倫敦工人委員會的歡迎詞。
68 德文希爾是英國著名的貴族世家。
69 撒丁島東北角的一個小島，1856年起加里波第在此定居，他有一個小小的莊園。1860年他向義大利王國交出軍權後也一直住在這裡，最後他便葬在這裡。
70 好像加里波第要錢是為了他自己。當然，他不能接受英國貴族的這些荒謬條件，拒絕了這份嫁妝，這使那些充當警察的報紙大為傷心，它們曾一個錢一個錢的計算過，他可以帶多少錢回卡普雷拉。——作者注
71 克拉倫登（1800—1870），英國政治家，多次出任外交要職。1864年他是帕默斯頓內閣的外交副大臣，負責協調英法關係，這年4月中旬前往法國，為加里波第訪英的事在杜伊勒里宮與拿破崙三世密談。
72 德律安·德·呂（1805—1881），法國外交官，當時任外交大臣。作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他當然知道不能公開干預英國的事，因此「欲言又止」。
73 普希金的南方敘事詩《巴赫奇薩賴的噴泉》中的詩句。
74 原文為拉丁文，是西塞羅的名句，意思是羅馬的公民有權統治整個世界。帕默斯頓在一次演說中引用了這句話，意思是英國臣民有權統治世界。這句話與上一句合在一起，意思便是不論我出生在哪裡，我都有權統治世界。
75 第一次大會即本章開頭寫的那次被警察驅散的群眾集會。第二次大會於5月7日舉行，這次大會為加里波第的被迫提前離開向英國政府提出了抗議。謝恩是英國律師，馬志尼的好友，他的講話後來登在《泰晤士報》上，赫爾岑對這件事的敘述，有些便根據這篇講話。
76 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1708—1778），英國18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和首相。
77 英國著名大法官。
78 義大利獨立戰爭中的一次重要戰役，奧地利軍隊在此大敗。這裡是指加里波第戰勝了英法政府的陰謀，揭穿了帕默斯頓的兩面派作風。
79 義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1797—1848）所作的著名歌劇《路克雷齊亞·波契亞》，下面一句即它的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