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波蘭的流亡者
阿洛休斯·別爾納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爾采爾——1854至1856年的宣傳活動——沃爾采爾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難和新的受難者！
《地獄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難者等待著我們。我們是生活在昨天的戰場上——周圍儘是醫院、傷員、俘虜和垂死的人。波蘭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們受的折磨也比別人大，但他們頑強地生活著。離開國境時，波蘭人與丹東相反2，心中懷著自己的祖國，他們沒有低下頭，卻高傲地、森嚴地帶著它走向世界各地。歐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戰士的莊嚴行列面前敞開了大門。人民向他們致意問候，國王扭轉了臉，不聞不問，讓他們通過，佯裝沒有看見。他們的腳步聲一時間驚醒了歐洲，它流出了眼淚，表示了同情，資助和鼓舞了他們。3波蘭流亡者，這民族獨立的義士的憂傷形象，始終留在人民的記憶中。在異國的二十年中，他們的信念沒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時刻，在為自由而鬥爭的日子裡，波蘭人總是聞風而動，首先響應，正如沃爾采爾和老達拉什在1848年向法國臨時政府所說的一樣。
但是拉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他們。哪怕名副其實的共和主義者想起波蘭，也只是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義發出戰爭和起義的虛偽叫囂4。大家明白這齣戲是假的，但是從那時起，法國的資產階級已把波蘭（波蘭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張牌，正如義大利之於英國一樣）撇在一邊。巴黎不再有人談論「被蹂躪的華沙」，只有關於波尼亞托夫斯基5的傳說，還與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傳，在民間木板畫上還能看到這位將軍戴著波蘭軍帽，騎著馬在河中淹死。
從1849年開始，波蘭流亡者經歷了一段消沉苦悶的時期。這段時期在苦難重重中一直延續到克里米亞戰爭和尼古拉的去世。他們看不到一點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點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所預言的啟示時代似乎到來了。流亡者與祖國切斷了聯繫，被丟在河對岸，像樹木無法汲取新鮮的樹液一樣萎謝了，乾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國人，可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中也仍然是外國人。這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們，但是他們的不幸時間太長了，人們心中的善良感情從來不能維持這麼長的時間。何況波蘭問題首先是民族問題，只在表現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對外國壓迫者這一點上才具有革命意義。
流亡者向前看，同樣也向後看，他們總是期待著復興，仿佛在過去除了獨立，還有什麼值得復興的東西，可是獨立本身並不包含別的什麼，這只是一個否定的概念7。難道還有比俄國更獨立的國家嗎？對複雜的、難以設想的未來社會組織方式，波蘭從未提出過新的觀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歷史權利，以及按照互相幫助的正義要求幫助別國人民的意願。為獨立而鬥爭，這永遠能贏得熱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業。只有在本質上不屬於民族的事，才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問題，革命和反動問題，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問題。
1847年，我認識了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8的人。那時領導中心設在凡爾賽，根據我的了解，它裡邊最活躍的分子是維索茨基9。我與他們不可能特別接近。他們希望從我口中聽到的，是符合他們的願望和他們的假設的話，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實。他們想知道的消息是哪裡在組織暴動，準備摧毀俄國的國家機器，總是問我葉爾莫洛夫10參加沒有……可是我能告訴他們的，只是當時青年中的激進主義思潮，格拉諾夫斯基的宣傳，別林斯基的巨大影響，當時在文學界和社會上鬥爭的兩派，即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在社會觀點上的差異。然而這在他們看來不是重要的。
他們有豐富的過去，我們卻懷著偉大的希望；他們的胸口布滿了刀傷，而我們只是在鍛煉身體，要為未來的刀傷做好準備。我們在他們面前，就好像後備軍人在久經沙場的老將面前。波蘭人是神秘主義者，我們是現實主義者。吸引他們的是朦朧的神秘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動，人們可以把它想像得無限深遠，無限高大，因為什麼也看不清楚。他們可以生活在這種半睡眠狀態，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靜的研究，不需要鍥而不捨的懷疑。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正如一個人在軍營中一樣，只能看到我們所不熟悉的中世紀的反光，或者他們可以在困難和疲倦的時刻跪在面前祈禱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詩篇中，《聖母痛苦經》11取代了民族的讚歌，它不是把我們引向生命的勝利，而是引向死亡的勝利，引向最後審判的一天……我們不想在信仰中變得更愚昧，便得在懷疑中變得更聰明。
在拿破崙的時代之後，神秘主義思潮已愈演愈烈。密茨凱維奇，托維揚斯基，甚至數學家弗龍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彌賽亞救世主義的發展。從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書派，但是沒有神秘主義者。受過18世紀薰陶的老人，與神智學的幻想是無緣的。古典傳統的錘鍊給人們帶來了偉大的世紀，它像大馬士革鋼一樣永不磨損。我還見到過兩三個百科全書派的波蘭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從1831年起住著阿洛休斯·別爾納茨基伯爵，他擔任過波蘭議會的使節，在革命時期是財政總長，當亞歷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蘭實行自由主義政策時，別爾納茨基還擔任過一個省的貴族領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階級。12
從1831年起他遷居巴黎，他的財產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後讀讀報紙，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紐扣的青燕尾服，到別人家中消磨時間。1847年我便是在那兒認識他的。他的住房相當舊了，女房東想把它翻造。別爾納茨基給她寫了一封信，使那個法國女人非常感動（事情涉及錢的問題時，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趕去與他商量，答應他遷往別處只是暫時的。房屋修好後，她仍以原價租給了別爾納茨基。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樓梯，新的壁紙，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慚愧，但還是服從了命運的安排。
老人對一切事都從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華盛頓，又是奧康內爾13的朋友。他是真正的百科全書派，宣傳合理的利己主義，終生過著自我犧牲的生活，拋棄了一切，從家庭、財富到祖國和社會地位，從未流露過特別的惋惜，也從未發出過怨言。
法國警察沒有打擾他，甚至還很尊敬他，知道他當過總長和大使；巴黎的警察總監真的認為波蘭議會的使節與教皇的使節是相同的。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們不斷找他幫忙，要他為他們說情。別爾納茨基從不推辭，到了警察局總是客客氣氣，恭維備至，弄得警官們終於厭煩了，只得讓步，以便擺脫他。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後，氣氛變了，不論笑容、眼淚、恭維和滿頭白髮，都不再發生作用，但正在這時，仿佛命運故意與他作對，一個波蘭將軍的遺孀來到了巴黎，這位將軍是在匈牙利戰爭14中陣亡的，他的遺孀生活非常困難。別爾納茨基為她向警察局申請補助。他們雖然大聲稱呼他「最尊貴的使節先生」，還是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老人只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為了擺脫他的糾纏，同時也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補助只給予1831年流亡的人，還說：「如果您如此關心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請，要求發給您困難補助費，這樣我們可以每月給您二十法郎，至於您把錢給誰，這悉聽尊便！」
卡利埃讓他鑽了空子。別爾納茨基只當局長的話是真的，馬上表示同意，還再三道謝。從此老頭兒每個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廳恭候一兩個小時，領到二十法郎後便把錢送交那位寡婦。
別爾納茨基早已過了七十歲，但身體保養得很好，喜歡與朋友一起吃飯，晚上要一直坐到兩點鐘，有時還喝一兩杯葡萄酒。一天很遲了，大約已經三點鐘，我與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經過勒佩勒蒂埃街。歌劇院燈火輝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著寬大衣衫的人裹緊了圍巾正在入場，龍騎兵和警察擠滿了過道。我以為別爾納茨基會拒絕，故意逗他：
「機會難得，我們進去瞧瞧，怎麼樣？」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沒參加化裝舞會了。」
「別爾納茨基，」我與他一邊擠進過道，一邊開玩笑道，「您什麼時候才老啊？」
「教養良好的人年紀會大，」他笑笑答道，「但永遠不會老！」
他終生保持著這樣的性格，最後，作為一個修養良好的人，在安靜的氣氛中悄悄告別了生活：他早上覺得身體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別爾納茨基死的時候我已在倫敦。我到達那裡不久便開始與一個人接近，他留給了我寶貴的記憶，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別人一起抬進海格特墓園的，這便是沃爾采爾。在那時跟我來往的所有波蘭人中，他是我最喜歡的，或許也是與我們的對立情緒最少的。這不是說他喜歡俄國人，但是他對事物總是抱著合情合理的態度，因此全盤否定和狹隘的仇恨心理與他是無緣的。我與他最早談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聽完我的話，這位病人很興奮，拿起紙和鉛筆，開始計算費用，估計需要多少鉛字等等。他推測了主要的訂戶，還介紹我認識了切爾涅茨基16，我們以後合作得很好。
當他拿到第一張校樣時，興奮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在倫敦誕生了……這一張紙，一張沾滿油污的紙，勾銷了我心頭多少不愉快的回憶啊！」17
這以後，他時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說道：「我們應該合作，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乾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蘭起義紀念日，沃爾采爾在漢諾威公寓召開了大會，我在會上發了言。我講完後，沃爾采爾在熱烈的掌聲中擁抱了我，噙著眼淚與我親吻。
「沃爾采爾和您剛才在講台上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一個義大利人（納尼伯爵）臨走時對我說，「我覺得，那個瘦弱、高尚、頭上已白髮蒼蒼的老人，擁抱著您強壯結實的身體，似乎是波蘭和俄國的縮影。」
「我得補充一句，」我說，「沃爾采爾向我伸出手，擁抱了我，這是他以波蘭的名義寬恕了俄國。」
確實，我們可以一起前進，但事實不是這樣。
沃爾采爾不是一個人……不過我們首先要談的還是他。
沃爾采爾出生時，他的父親（立陶宛一個富裕的貴族，與埃斯泰哈澤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許還有別的大家族，都有親戚關係）通知了五個莊園的管家，要他們帶著自己年輕的妻子都來參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禮，以便終生記住老爺為這件大喜事給予他們的款待。這是在1800年19。伯爵給了兒子最光輝的多方面的教育。沃爾采爾是數學家，語文學家，熟悉五六國的文學，早年就獲得了淵博的知識，同時又是一個富家公子，屬於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沒落的波蘭幾個最興旺的時期之一）波蘭社會的最上層。沃爾采爾很早就結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義爆發時，才開始「真正的」生活。這時，沃爾采爾拋開了一切，把整個身心投入了政治運動。起義遭到了鎮壓，華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與其他人一樣丟下家庭和財產逃出了國境。
他的妻子不僅沒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斷絕了與他的一切關係，因而得到寬恕，保留了一部分財產。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我們將會看到，她怎樣教育他們，但首先，她是教育他們忘記自己的父親。
這時期，沃爾采爾經過奧地利到了巴黎，開始了無限期的流亡生涯，身無分文。但什麼也不能使他動搖，他像別爾納茨基一樣過著隱修士節衣縮食的日子，熱烈地開展使徒式的宣傳活動，這工作他一直幹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陰暗的獵人街上一幢簡陋的公寓中潮濕的底層房間裡停止呼吸為止。
改組領導波蘭革命運動的政黨，加強宣傳工作，團結一切流亡者，準備新的起義，為此而從早到晚奔走鼓吹，為此而生活，這便是沃爾采爾一生的主題，他從未離開它一步，一切都從屬於它。為了這個目標，他結識了法國的一切革命活動家，從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賴德律-洛蘭；也為了這個目的，他成了共濟會員，與馬志尼的擁護者，後來又與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聯繫。沃爾采爾堅定地、公開地舉起了波蘭的革命旗幟，與恰爾托雷斯基21一派對抗。他相信，起義是葬送在貴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階級看作波蘭解放事業的敵人，要建立純粹的民主主義新波蘭。
沃爾采爾是正確的。
波蘭的大貴族真誠地忠於自己的事業，但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他們的眼睛看到的始終是舊的波蘭，不是新的波蘭，他們的理想便是恢復舊的波蘭，它建立在回憶上，也同樣建立在主觀願望上。單單以天主教為立國之本這一點，就足以使波蘭停留在落後狀態，加上騎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了。沃爾采爾與馬志尼合作，是為了把波蘭的事業與全歐洲的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結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須在波蘭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尋找基礎。起義只能從這些階級中發動。貴族可以參加運動，農民可以吸收，但領導權永遠不能掌握在他們手中。
也許，沃爾采爾應該受到責備，因為他要走的是西歐革命已走過、但走不通的老路，把這條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選擇了這條路，便堅決地走到底。客觀情況證明他是完全正確的。在波蘭，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爾采爾經常面向的那些階層，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間成長和壯大的階層，那麼它還在哪裡？
不論我們對革命和革命的途徑在看法上存在什麼分歧，但不可否認，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會的中等階層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沒有城市愛國力量，馬志尼能做什麼？加里波第又能做什麼？要知道，波蘭問題純粹是愛國主義問題，沃爾采爾本人最關心的也只是民族獨立問題，不是社會變革問題。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歐洲驚醒的幾次震動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羅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後是分離主義者聯盟的戰爭24和義大利的「復興運動」25。奧地利以帝國的大屠殺回答了起義，尼古拉拿不屬於他的克拉科夫酬謝了它，但是平靜沒有恢復。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蘭人燒毀了他的寶座。沃爾采爾帶領波蘭民主派向臨時政府提出了波蘭問題。拉馬丁用冷淡的外交辭令接見了他。共和國與帝國不同，重視的是和平。
希望的時刻一眨眼便過去了，波蘭錯過了機會，整個西歐也錯過了機會；帕斯克維奇26報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腳下。
匈牙利陷落之後，已沒有什麼可等待了。沃爾采爾不得不離開巴黎，遷移到了倫敦。
1852年末，我在倫敦見到他時，他是歐洲委員會27的成員。他敲著所有的門，寫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繼續工作和希望，勸說和請求，然而除了這一切，他還得吃飯，於是他開始教數學、繪圖、甚至法語。他咳嗽，氣喘，為了掙兩個先令，至多半個克朗，得從倫敦的一頭跑到另一頭。然而他還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給自己的同志們。
他沒有灰心，但身體搞壞了。倫敦的氣候（潮濕，煤灰，見不到陽光）對他的肺病是不利的。沃爾采爾逐漸衰弱，但還是堅持著。這樣，他活到了克里米亞戰爭，但我幾乎想說，他不能，也不應該活過這次戰爭。他和科蘇特一起前往英國各地巡迴演講時曾對我說：「如果波蘭現在不能有所作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遠完了，也得經過很長很長的時期才能翻身，我最好還是閉上眼睛。」在各個主要城市的群眾大會上，科蘇特和沃爾采爾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錢，但也僅此而已。英國議會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麼時候只是表面上轟轟烈烈，什麼時候才真的構成威脅。強大穩定的內閣由於提出了「陰謀法案」，便在海德公園群眾大會的陰影中垮了台。但科蘇特和沃爾采爾召集的群眾大會，目的是要促使議會和政府承認波蘭的權利，向波蘭的解放事業表示同情，它們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力量。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無法反駁的：「在波蘭一切都平安無事。」現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認既成事實，而是發出號召，鼓動革命，喚醒波蘭。英國的社會輿論還不能走得這麼遠。何況大家希望的是儘快結束這場剛剛開始的戰爭，它的代價太昂貴，實際上毫無益處。
在群眾大會之間，沃爾采爾不時返回倫敦。他太聰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無指望，他顯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鬱，火氣很大；他展開了狂熱的活動，像垂危的病人在尋找一切醫療方法，懷著不祥的預兆和頑強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罕或利物浦，從講壇上為波蘭發出悲歌。他在我心頭引起了深深的哀痛。但是他怎麼會相信英國會拯救波蘭，拿破崙的法國會號召革命呢？他怎麼會對那個允許俄國進軍匈牙利，允許法國進軍羅馬的歐洲寄予希望呢？難道馬志尼和科蘇特在倫敦的存在本身，還沒有響亮地提醒他，它已經墮落了嗎？
……大約就在這時，在年輕的波蘭流亡者中間長期蘊積的對中央領導機構的不滿，開始發出了聲音。沃爾采爾愣住了——他沒有料到這個打擊，然而它的出現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爾采爾身邊的一小群人，根本達不到他的水平。沃爾采爾明白這一點，但與這個合唱隊相處慣了，不免處在它的影響下。他以為是他在領導他們，可是他們作為合唱隊，站在他的後面，卻要把他推向他們想去的地方。唯有沃爾采爾達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暢的高度，他的合唱隊卻行使著小市民親族的任務，拚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進流亡者中卑污庸俗、爭名奪利的圈子。早衰的老人在這個圈子中，不僅身體上的氣喘醫不好，還得了精神上的氣喘。
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聯合28的重大意義。他們把這看作給他們的事業塗上一層新的色彩的手段：陳詞濫調的不斷反覆，愛國主義的老生常談，公式主義的回憶往事——他們已覺得這一切索然無味，有些厭倦了。與俄國人的聯合提供了新的興趣。此外，他們指望依靠俄國人的宣傳，使自己瀕臨絕境的事業重振聲威。
我與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沒有取得真正的理解。他們對俄國的一切都持懷疑態度，因此要我寫一份「信仰聲明」之類的東西予以公開發表。我寫了《波蘭人寬恕我們》，他們要求在措辭上做些修改，我照辦了，儘管我根本不同意這些意見。作為對我的文章的答覆，萊·津科維奇29寫了一份對俄國人的呼籲書，把原稿送給我看。它毫無新意，還是幾句老話，搬弄一些過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調子。把它譯成俄文以前，我向沃爾采爾指出原稿的荒謬之處。沃爾采爾同意我的看法，請我晚上向領導中心的成員們說明這一點。
這時便出現了特利索坦和瓦迪烏絲的不朽場面30——正是我所批評的那些地方，他們卻認為是拯救波蘭所必不可少的。至於天主教的用語，他們說，不論他們個人的信仰如何，他們希望與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熱愛自己受迫害的母親——天主教會。
沃爾采爾支持我。但是他剛開始發言，他的同志們便大叫大喊。沃爾采爾被煙味熏得不斷咳嗽，什麼也講不成。他答應我會後與他們談一下，堅持作重要修改。過了一星期，《波蘭民主者》31出版了，呼籲書照登不誤，沒有改一個字，我拒絕把它譯成俄文。沃爾采爾對我說，他也對這件事感到奇怪。我向他指出：「您覺得奇怪，這還不夠，您為什麼不制止它發表？」
我已看得很清楚，對沃爾采爾說來，問題遲早會變成這樣：或者與領導中心當時的成員分手，與我保持密切聯繫，或者與我分手，照舊與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爾采爾選擇了後者，我為此感到憂傷，但從未埋怨他，也沒對他生氣。
現在我得談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節問題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時候，一切是這麼決定的：全部印刷開支（紙張、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負擔。領導中心按照他們運送波蘭小冊子的路線運送我的俄文書報。我免費供應他們負責輸送的一切，我認為，我已承擔了大部分責任，但是結果他們認為這還不夠。
領導中心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為了募捐，決定向波蘭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輔，可能的話還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國人中進行宣傳，因此要我寫幾封信。我拒絕了——怕給朋友們惹來麻煩。他出發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維奇，他當即問我：
「您為派遣密使出多少錢——指您本人？」
我覺得這問題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們的拮据狀況，因此說，我願意出十鎊（二百五十法郎）。
「怎麼，您這是開玩笑不是？」津科維奇問，皺起了眉頭，「他至少需要六十鎊，可是我們還缺四十鎊。這件事不能就此罷休，我跟大夥商量一下再來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與沃爾采爾，還有領導中心的兩個人來了。這一次，津科維奇乾脆指責我不願為派遣密使提供足夠的資助，儘管我同意把俄文書刊交給他帶去。
「對不起，」我答道，「你們決定派遣密使，你們認為這是必要的，那麼費用也應該由你們負擔。沃爾采爾在這裡，讓他來提醒你們當初講定的條件。」
「廢話少說！難道您不知道我們現在身無分文？」
這種口氣終於使我感到厭惡。
「您好像沒有讀過《死魂靈》，」我說，「要不，我得請您想一想諾茲德廖夫，他給乞乞科夫看他的領地時說，邊界這邊是他的，邊界那邊也是他的。32這與我們現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們分攤了工作和負擔，可是您卻要把這兩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賬上。」
這位身材瘦小、脾氣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開始大聲嚷嚷什麼榮譽等等，講了不少毫無意義、毫不客氣的話，最後問我：
「那麼您希望怎樣？」
「很簡單，請您不要把我當作專管掏錢的大老闆，也不要像一個德國人在他的小冊子中稱呼我的那樣，把我當成民主派的銀行經理。你們對我的財產考慮得太多，對我本人又考慮得太少……你們錯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氣得臉色發白，急忙說。
「我不能讓這談話再繼續下去了。」沃爾采爾終於站起來講話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牆角邊。「否則我只得走開。赫爾岑先生，您是對的，但是請您考慮一下我們的處境：密使必須派遣，可是錢卻沒有。」
我打斷了他的話。
「如果這樣，應該先問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不應強迫我做什麼，這種粗暴的方式叫我討厭。我可以付錢，這純粹是為了您，至於你們，先生們，請注意，這是最後一次。」
我把錢交給了沃爾采爾，大家便悶悶不樂地分手了。
在我們的圈子裡，關於財務問題通常是怎麼辦的，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
1852年我到達倫敦後，與馬志尼談到義大利黨內資金短缺時，我告訴他，在熱那亞，我曾勸他的同志們對各人的收入實行徵稅，無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這大家都會同意，」馬志尼說，「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們感到不好意思的時候就會付了。我早已想為義大利事業貢獻一點力量，它對我就像祖國一樣親切，因此我願意從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這大約有兩百鎊，現在先付一百四十鎊，還有六十鎊暫時欠著。」
1853年初，馬志尼走了。他離開不久，便有兩個身強力壯的流亡者來找我，一個穿著皮領圈的大氅，因為他十年前到過彼得堡，另一個雖然沒有皮領圈，但留著灰白的唇髭和軍人氣概的大鬍子。他們是賴德律-洛蘭派來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筆錢給歐洲委員會。我承認我沒有這打算。
過了幾天，沃爾采爾又向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賴德律-洛蘭怎麼會有這想法的？」
「這也難怪，您給了馬志尼捐款。」
「但這正是我不能再給別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據我知道，您還留著六十鎊吧？」
「這是答應給馬志尼的。」
「反正一樣。」
「我不認為一樣。」
……過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馬佐萊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該把留在我處的六十鎊交給誰，為此他要求我把錢交給他，他是馬志尼在倫敦的代表。
確實，馬佐萊尼是馬志尼的秘書。這人天生是當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勢和外交官的作風叫我覺得可笑。
記得1853年2月3日米蘭起義的電訊在報上登出後，我便找馬佐萊尼，向他打聽消息。馬佐萊尼要我稍候，過了一會兒，他帶著憂慮而興奮的臉色拿著一些文件，與布勒蒂亞努一起出來了——他與後者正在進行重要的談話。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沒有消息，我也是從《泰晤士報》知道這事的，我隨時在等待著緊急電報。」
又來了兩個人。馬佐萊尼很得意，因此皺緊眉頭，抱怨工作太忙。後來他談得起勁，才透露了一點消息，還作了解釋。
「您這是怎麼知道的？」我問他。
「這……這，當然是我的想像。」馬佐萊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辭。
「明天早上我再來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麼消息，我會通知您。」
「那太感謝您了——七點和九點之間我在偉利飯店。」
馬佐萊尼沒有忘記。七點多鐘，我在偉利飯店用膳，一個我見過兩次的義大利人進來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圍打量了一下，等僕歐去取什麼時，他對我說，馬佐萊尼要他轉告我，什麼電報也沒有，然後便走了。
……在收到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來信後，我回信與他開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擔心，以為我在倫敦舉目無親，無依無靠，以致不知該把那六十鎊錢交給誰——沒有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給任何人。
馬佐萊尼回了一封長信，字裡行間顯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損害發信者的尊嚴，又可以對收信者發生譏刺作用，同時又不致越出官場禮節所許可的範圍。
這些交涉之後還沒過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亞·霍克斯34來找我了，她是對馬志尼最忠誠的婦女之一，也是與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倫巴第的起義失敗了，馬志尼還隱藏在那兒，要立即匯錢給他，可是沒有錢。
「我這兒有，」我對她說，「這是著名的六十鎊，但別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馬佐萊尼，還有賴德律-洛蘭（如果遇到他的話），告訴他們，我沒有把這一千五百法郎丟在歐洲委員會的無底洞中，這事還是做得不壞的。」
為了防止我們俄國人從我講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結論，我得聲明，從沒有人私自動用過這些募集到的錢。35要是在我們俄國，它會落進個人的腰包，可是在這兒，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著蠟燭把鈔票銷毀了，連數目也沒記下。
至於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來，什麼也沒幹成。戰爭越來越近……終於開始了。流亡者們很不滿——年輕人責怪沃爾采爾的同志們無能，懶惰，只想謀取私利，把波蘭的大事丟在一邊，政治熱情衰退。他們的不滿發展到了明顯的埋怨，大家議論紛紛，打算要求領導中心的成員作出說明，向它公開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們之所以還沒有這麼做，只是由於尊敬和愛戴沃爾采爾。我通過切爾涅茨基盡力勸阻，但領導中心的錯誤接連不斷，最後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開了紀念波蘭起義的大會，但與去年相比，情緒已一落千丈。英國的一位議員喬舒亞·沃爾姆斯利36被推選擔任主席——波蘭人已把自己的事業放在英國人的保護下。為了防止過於革命的詞句，沃爾采爾向與會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類似這樣的信：「您知道，我們要在29日召開大會，今年我們不便像去年那樣邀請您在會上發表幾句鼓舞我們的話：戰爭以及與英國的接近，使我們的大會不得不採取另一種調子。不論赫爾岑、賴德律-洛蘭還是皮安喬尼，都不打算發表演說，發言的大多是英國人，我們中間只有科蘇特一人講話，闡述一下我們的立場……」我回信道：「要我在大會上保持緘默的邀請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輕鬆，單憑這一點它已值得大大歡迎。」
但是與英國人的接近並未如願以償，讓步沒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無幾。喬·沃爾姆斯利說，他願意出錢，但不想在募捐冊上署名，他作為議員，不便正式參與募捐活動，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認可。
這一切，還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會上發言的規定，使年輕人的不滿達到了極點，他們已在傳閱一份抗議書。很不湊巧，正在這時，我的俄文印刷所得遷移地點。原來的房子是津科維奇以自己的名義租的，它與波蘭印刷所合在一起，現在津科維奇債台高築，法院的執行官已來過兩次，印刷所隨時可能與其他家私一起被沒收，抵充債務。我委託切爾涅茨基負責搬遷，但津科維奇反對，不願交出鉛字和什物。我寫了一封不客氣的信給他。
沃爾采爾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來了，他很傷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我們內部正在鬧矛盾的時候，您卻要搬走印刷所，這無異是逼我們走上絕路。」
「請您相信，這絲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於爭吵或示威，事情很簡單：我擔心查抄津科維奇的全部什物。您能不能向我擔保，不致發生這類事？只要您保證，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他的事很複雜——這是真的。」
「那您怎麼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來冒險呢？哪怕以後我能重新購置這些東西，單單時間的損失就多麼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沃爾采爾沉默了。
「我可以為您這麼辦：我寫一封信，說明由於業務上的需要，我不得不遷移印刷所，但這不僅不表示我們的分裂，而且相反，這使我們可以有兩個印刷所，而不是一個。您只要願意，這封信隨時可以公開發表，或者給任何人看。」
我真的按照這意思寫了信，是寫給扎皮茨基37的，他是領導中心一個不出頭露面的人物，負責它的日常事務。
沃爾采爾留下吃飯。飯後，我請他在特威克南過夜，晚上我們兩人一起坐在壁爐前面。他非常憂鬱，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錯誤，一切讓步沒有帶來任何結果，只是導致了內部的分裂，他與科蘇特從事的宣傳活動也毫無結果，這是一幅陰暗的圖畫，而它的背景便是波蘭國內死一般的平靜。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闆娘每月把賬單寄給他，包括房租、伙食、洗衣費等等，由他結算，但從未當面付過錢給沃爾采爾。
1856年秋，大家勸沃爾采爾住到尼斯去，開頭先在日內瓦湖畔的溫暖地帶居住一個時期。我聽說後，主動提出路費由我負擔。他接受了，這使我們重又接近了，我們又時常見面。但他遲遲沒有動身，這時倫敦的冬季開始了，氣候變得潮濕，大霧瀰漫，令人窒息，空中永遠濕濕的，颳起了可怕的東北風。我催他快走，但他對遷移，對活動，已養成了一種本能的畏懼心理；他怕孤獨，我建議他帶幾個人一起上日內瓦，到了那兒，我可以把他介紹給卡爾·福格特……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麼也沒做。他住的底層是地下室，幾乎終年不見陽光，他又有氣喘病，那裡空氣不流通，煤煙味很重，這樣，他的身體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經太遲，我提議在布朗普頓肺病療養院為他租一間舒適的房間。
「這好是好……但是不成。算了，它離這兒太遠了。」
「這有什麼關係？」
「扎皮茨基住在這兒，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這兒，他每天早上得向我匯報一天的工作！……」
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幾乎已達到瘋狂的邊緣。
「他們準備向我們提出一份抗議書，您大概聽到過吧？」沃爾采爾問我。
「聽到過。」
「這就是我年老以後獲得的報答……活到這一天真沒意思……」他憂鬱地搖搖斑白的頭。
「我看您的話不一定對，沃爾采爾。大家一向愛戴和尊重您，這件事之所以直到今天才發生，只是因為怕您傷心。您知道，他們不滿的不是您，讓您的同志們自己負責吧。」
「永遠不成，不成！我們一切都是一起乾的，我們應該共同負責。」
「您救不了他們……」
「半小時前您不是還在講羅素39背叛了自己的同事們嗎？」
這是晚上。我站的地方離壁爐稍遠，沃爾采爾坐在爐邊，臉對著爐火，他病容滿面，在紅紅的火光照射下更顯得憔悴不堪，飽經憂患——那消瘦的面頰上老淚縱橫……在難以忍受的沉默中幾分鐘過去了……他站了起來，我陪他走進臥室，園子裡高大的樹木在簌簌作響，沃爾采爾推開窗說道：
「站在這裡，我儘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長一倍。」
我握住他的雙手。
「沃爾采爾，」我對他說，「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間屋子給您，誰也不會來打擾您，您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如果您想單獨用早飯，單獨用午飯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兩個月……不致受到不斷的干擾，以便讓精神得到恢復，我是作為朋友，作為您的兄弟勸您的！」
「謝謝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願意馬上接受您的勸告，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下這簡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戰爭，另一方面，我們的人會以為我拋棄了他們。不，每個人都必須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後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靜地睡吧。」我對他說，勉強笑了笑。已經沒有法子救他了！
……戰爭臨近尾聲，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羅斯開始了，我們終於活著見到了《巴黎和約》，見到《北極星》和我們在倫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們開始發行《警鐘》，它也受到了歡迎……我與沃爾采爾很少見面，他為我們的成功高興，儘管內心感到壓抑，痛苦，像一個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著別人的孩子在成長……決定命運的時刻到了，這正是沃爾采爾所說的「現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閉上了眼睛……
他臨終前三天，切爾涅茨基派人來叫我。沃爾采爾要見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著死亡。我到達時他躺在沙發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狀態，臉色蠟黃的，沒一絲血色……面頰完全塌陷了，這種情形在他彌留時期曾經幾次反覆，他已習慣了死。過了一刻鐘，沃爾采爾清醒了，聲音虛弱，他認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發上。
「您看過報紙了？」他問我。
「看過了。」
「您告訴我，納沙泰爾問題怎麼樣了40。我什麼也不能讀。」
我講給他聽，他全都聽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麼想睡喲，現在請您離開我，您在這兒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輕鬆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對我講什麼……兩次開了個頭，又停止了……直到單獨與我在一起時，這個彌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邊，用無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說道：
「您是完全正確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確……這一直壓在我心頭，我必須告訴您。」
「不必再談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頭，那對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閃閃發光的眼睛望著我。他不能再說其餘的話。我吻了他的嘴唇——這做得很對，以後我們就永別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間屋裡，與老闆娘一起喝了一點摻溫水的杜松子酒，這是一個單純的、好心的女人，把沃爾采爾當作神一般尊敬，認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臥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闆娘來問他，要不要吃點什麼。他請他們生了火，讓他再睡一會兒。火生著了，沃爾采爾卻沒有醒來。
我去時，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臉和身體用一塊白被單覆蓋著，我望著他，與他告別後，便去找雕刻師的助手，要為他拓一個石膏面型。
我與他的最後會見，他經歷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別處講過了。41現在我只想再給它增加可怕的一筆。
沃爾采爾從不談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開抽屜。那兒放著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保養得很好的年輕人，留著軍官的小鬍子。
「這也是波蘭的愛國者吧？」我說，主要是開玩笑，而不是詢問。
「這……」沃爾采爾趕緊從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著旁邊說道，「這……這是我的兒子。」
後來我知道，他是華沙的俄國官員。
他的女兒嫁給一個伯爵，過得相當闊綽，但不認識自己的父親。
臨終前兩天，他向馬志尼口授自己的遺囑——對波蘭的遺言，向它致敬，向朋友們問候……
「現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說。馬志尼沒有放下筆。
「您再想想，」他說，「現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爾采爾沒有開口。
「您是不是還有什麼話要對什麼人說？」
沃爾采爾明白了，臉上布滿一層陰影，他答道：
「我對他們沒什麼說的。」
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這句簡單的話更可怕、更嚴厲的詛咒。
隨著沃爾采爾的去世，倫敦波蘭流亡者中的民主派變得無足輕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維持的。一般說來，急進派分裂之後幾乎總會互相仇視。一年一度的大會分崩離析，人數少得可憐，已無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追思老的和新的亡靈，正如一切安靈彌撒一樣，無非是祝禱死者的復活和來世的永生——祝禱波拿巴的再度來臨43和「波蘭共和國」的新生44。
兩三個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為莊嚴而悲哀的民族傳統的象徵活在人們中間；他們像飄著長須、滿頭白髮的猶太長老伏在耶路撒冷城牆邊哭泣，不能成為引導民族前進的領袖，只是指著墳墓向我們呼號的僧侶：「站住，趕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這兒呢……」
在他們中間，優秀者中最優秀的一個45在衰弱的身體中還保留著年輕的心。藍色的眼睛中還流露出純潔得像孩子的、充滿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隻腳已跨進墳墓，即將離開我們，他的對立面亞當·恰爾托雷斯基也不久於人世了。
這真的已到了「波蘭的末日」46嗎？
……在我們把令人感動和同情的沃爾采爾完全留在淒涼的海格特墓園以前，我還想講幾件關於他的小事，正如人們送葬回來，一邊克制著悲痛，一邊難免要談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爾采爾對生活瑣事一向心不在焉，總是把眼鏡、眼鏡套、手帕、鼻煙匣等等忘在哪兒，然而，如果他的旁邊有一塊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會把它揣進口袋，因此有時他的口袋裡會出現三隻手套，有時又只有一隻。
在他遷居獵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頓新月街43號，那是一排半圓形小屋子的旁邊，離新馬路不遠。按照英國風氣，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爾采爾住的房子從一端算起是第五棟，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為每次回家總得數門。有一次他從另一端回家，數到第五棟便敲門了，門一開，他便朝自己屋裡走。屋裡出來一個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兒。沃爾采爾徑直走到沒生火的壁爐旁邊，坐下休息，背後有個人咳嗽了兩次，他發現那兒的安樂椅上坐著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的人。
「對不起，」沃爾采爾說，「您大概在等我吧？」
「請別見怪，」那個英國人說道，「在我回答以前，先得問一下，閣下是誰？」
「我是沃爾采爾。」
「我不認識您，請問，您有何貴幹？」
這時沃爾采爾才驀地想起，他可能走錯屋子了，向周圍打量了一下，發現家具等等都是陌生的。他向英國人說明了自己的困境，道了歉，回到了從另一端算起的第五棟房子裡。幸好這個英國人很有禮貌，沒有計較，但這在倫敦不是經常可以遇到的。
過了三個來月，這事又發生了一次。這次他敲門後，開門的女用人看到這位體面的老先生，馬上把他領進了起居室，英國人正在那兒跟妻子一起吃飯，見到沃爾采爾，立刻興高采烈地伸出了手，說道：
「您走錯了，您住在43號。」
儘管這麼粗心大意，沃爾采爾一生卻保持著非常好的記憶力。我常常把他當作詞典或百科全書，向他查詢一些事。他什麼書都讀，對什麼都感興趣：機械學和天文學，自然科學和歷史。他毫無天主教徒的偏見，但由於波蘭人在智力上的特殊氣質，他相信精神世界，那個朦朧的、不必要的、不可能的、與物質世界隔絕的天地。然而這不是摩西、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宗教，這是盧梭、喬治·桑、皮埃爾·勒魯、馬志尼等等的宗教。不過沃爾采爾比他們每一個都更沒有權利信仰這宗教。
當他的氣喘病不太嚴重，心情不太憂鬱的時候，他在人們中間是非常可愛的。他很會講話，談到波蘭貴族古老的生活習慣時，他的故事尤其引人入勝。塔杜施先生47的世界，墨德利奧48的世界，馬上在我們眼前出現了，對它的滅亡你不會感到惋惜，相反，只會高興，但是你不能不對它那色彩斑斕、粗獷豪放的詩意感到神往，這完全不是我們那些地主老爺的生活方式。實質上，我們與西方的貴族截然不同，我們那些大人物的故事講的無非是粗野的闊綽舉止，整個城市的縱酒豪飲，奴僕成群，對農民和窮苦鄰居的任意欺壓，以及對皇帝和皇親國戚的奴顏婢膝、百般奉承等等。舍列梅捷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49，儘管他們擁有公館和莊園，他們與自己的農民實質上並無不同，只是他們穿著德國人的長袍，讀著法國人的書報，享受著沙皇的恩寵和財富而已。這些人只是在一再證明保羅一世的那句話：他的身邊只是一些高等僕人——那便是他在講話時所面對的那些人……這一切都沒什麼，但必須知道這一點。我所見到的俄國貴族和大臣的最後一個代表便是那位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利岑，難道還有比他更可憐，更缺少貴族氣質的嗎？難道還有比那個伊斯梅洛夫50更討厭的人嗎？
波蘭地主的作風是醜惡的，粗野的，今天的人幾乎很難理解，但這是另一種氣質，另一種性格的人，他們沒有一點奴才氣。
「您知道通往羅亞耳宮的街道，為什麼叫拉濟韋爾街嗎？」有一次沃爾采爾問我。
「不知道。」
「您記得攝政王51的朋友拉濟韋爾52吧？他從華沙坐馬車到巴黎，一路上在每個地方過夜都得買一幢房子作公館。攝政王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酒量之大使那位身體虛弱的主人大吃一驚。公爵幾乎離不開他，儘管每天見面，早上還要送便條給他。一天拉濟韋爾要告訴攝政王什麼。他派了一個僕人去送信。僕人東找西找，還是沒找到，只得回家請罪。主人說：『傻瓜，到這兒來，從窗口望，瞧見這大房子（羅亞耳宮）沒有？』『見到了。』『這兒的頭號大老爺便住在這幢房子裡，每個人都會指給你看。』僕人去了，東找西找，還是沒有找到。原因在於：拉濟韋爾住的地方與王宮隔著許多房子，必須從聖奧諾萊街繞過去……於是拉濟韋爾說道：『嗨，真討厭，吩咐我的管家，把我的公館和王宮之間的房子統統買下拆掉，開闢成一條街，這樣，我再派這個傻瓜找攝政王時，他就不致找不到了。』」
1 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獄篇》第六歌。
2 據說丹東於1791年逃亡倫敦時，曾垂頭喪氣，不想再回法國。
3 巴·達拉什醫生給我講過一件他親身經歷的事。他作為醫學院的學生參加了1831年的起義。華沙陷落後，他所在的隊伍撤出波蘭，分成小分隊越過邊境前往法國。每到一個城市或鄉村，男女老少都走到大路上招呼逃亡者進屋休息，給他們提供住房，往往還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他們。在一個小鎮上，一位主婦發現他的菸袋破了（我記得是這樣），拿去縫補。第二天出發後，達拉什在菸袋裡發現了別的東西，原來是兩枚金幣小心地縫在袋子上。達拉什沒有一文錢，還是跑回那家人家，把錢交還主婦。主婦起先不承認，說她什麼也不知道，後來便哭了，要求達拉什收下錢。應該知道，在德國的小城鎮中，兩個金幣對並不富裕的婦女意味著什麼。也許這還是撲滿的功勞，是一個個克里澤和芬尼，一個個良幣和劣幣在幾年中積累而成的……現在，綢衣服和花布衫，以及漂亮的圍巾，都甭想啦！在這種行為面前，他感動得跪了下來！——作者注達拉什（1809—1871），波蘭革命者，1830至1831年起義的參加者，後流亡在國外。下面提到的老達拉什是他的父親。
4 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工人和手工業者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制憲議會的各種反動措施，示威中提出的口號有援助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等。
5 波尼亞托夫斯基（1762—1813），波蘭愛國者和軍人，為爭取波蘭民族的解放，參加了拿破崙軍隊對俄國的進攻，並被拿破崙任命為華沙公國總司令，1813年隨拿破崙軍隊撤退時，在德國埃爾斯特河淹死。
6 波蘭浪漫主義詩人，他於1848年發表的《未來的讚美詩》用神秘主義宗教觀點描繪了世界末日到來時的波蘭。
7 「獨立」原文是不受約束之意，因此說這是個否定的概念。
8 波蘭民主派的領導機構，成立於1832年，對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起過重要作用。
9 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0 俄國1812年衛國戰爭中的英雄。
11 天主教悼念聖母的讚美歌。
12 革命時期指1830至1831年起義時期。1814年亞歷山大一世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允許波蘭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13 英國著名政治家。
14 指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15 當時巴黎的警察局長。
16 波蘭流亡者，後來負責自由俄羅斯印刷所的工作。
17 見切爾涅茨基編的文集《倫敦自由俄羅斯印刷所的十年》第8頁。——作者注
18 埃斯泰爾哈澤是馬扎爾民族的貴族世家，波托茨基是波蘭的貴族世家。
19 沃爾采爾出生於1799年。
20 法國共和主義革命家，六月起義的劊子手歐仁·卡芬雅克的胞兄。
21 恰爾托雷斯基（1770—1861），波蘭貴族政治家，18世紀在波蘭掌權的立陶宛皇室後裔。1830年起義的領導人之一，1831年流亡巴黎，被稱為「流亡的波蘭國王」。
22 1846年克拉科夫地區發生農民起義，該地區按照1815年的維也納決議，由奧、普、俄三國共同保護，因此奧地利出兵鎮壓了起義，把它併入加利西亞。
23 梅羅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蘭愛國者，1830年起義的參加者。1845年計劃在波茲南舉行起義，因而被捕，受到審問，1848年柏林起義後獲釋。
24 分離主義者聯盟系瑞士天主教各邦的組織，1847年發動叛亂，被聯邦政府鎮壓。
25 義大利4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稱為「復興運動」（以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刊物《復興運動》為喉舌）。
26 鎮壓匈牙利革命的俄國將軍。
27 馬志尼，科蘇特，賴德律-洛蘭，阿諾爾德·盧格，布勒蒂亞努和沃爾采爾。——作者注布勒蒂亞努（1821—1891），羅馬尼亞政治家，曾在布加勒斯特參加1848年革命，後流亡巴黎及倫敦。
28 波蘭與俄國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鬥爭。
29 津科維奇（1803—1871），波蘭革命家，於1852年被選入波蘭民主主義領導中心。
30 這是莫里哀的喜劇《女學究》中的場面：兩個女學究在談話中互相恭維，但接觸到具體問題時，便互相挑剔和指責，終於大吵一場。
31 波蘭民主派流亡者的機關報。
32 見果戈理的《死魂靈》第四章。
33 義大利革命家，馬志尼的部下。
34 一個英國律師的女兒，曾擔任馬志尼的翻譯和秘書。
35 義大利流亡者是沒有任何嫌疑的。法國流亡者中卻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在巴泰勒米的決鬥事件中，我談到過一個叫巴羅內的人，他根據賴德律-洛蘭的指示募集過一些錢，把它們花光了。這以後，返回倫敦毫無指望了，於是他要求准許他留在馬賽。比約答覆道，巴羅內作為政治人物並無危險，可以留下，但是他對他的政黨的不忠誠行為說明他不是一個可靠的人；這樣，他拒絕了他的要求。在這方面德國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記得，他們在美國和曼徹斯特募集了兩萬法郎，把它存在倫敦一家銀行中，並公推金克爾、盧格和奧斯卡·雷亨巴赫伯爵三人共同管理。這是三個誓不兩立的仇人，他們馬上意識到，他們保管的這筆錢隱藏著使他們互相爭吵的根源，因此當即訂立了取款的條件：沒有三人的一致同意，銀行不得支付任何數目的錢。一張支票，哪怕一個人，甚至兩個人簽了字，第三個人不同意，還是沒有用。不論德國的流亡者組織怎麼設法，始終不能做到三人一致。這樣，這筆錢至今仍存在銀行里沒有動——也許得等將來條頓共和國成立以後交給它了。——作者注雷亨巴赫（1815—1893），德國民主主義者，參加過1848年的革命，後流亡在英國。
36 沃爾姆斯利（1794—1871），英國自由派政治家，支持各國的民主運動。當時由於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波蘭人希望依靠英、法與俄國對抗，因此竭力爭取英國的同情。
37 扎皮茨基（1810—1871），波蘭革命家，流亡在倫敦。
38 泰勒（1819—1891），英國激進派政治活動家，馬志尼的朋友，英國「義大利之友社」的主席。朋友們（其中包括赫爾岑）資助沃爾采爾的錢，均由泰勒經手，但這事是瞞著沃爾采爾本人的。
39 羅素（1792—1878），英國政治家，輝格黨領袖，曾兩度擔任首相。1855年在阿伯丁內閣中擔任外交大臣時，違反內閣共同負責的成規，單獨提出辭職，導致阿伯丁內閣的下台。
40 納沙泰爾是瑞士的一個邦，1856年9月親普魯士的貴族發動政變失敗被逮捕，普魯士準備出兵干預，因此一時戰雲密布，直至1857年3月才渡過危機。
41 見《印刷所文集》第163—164頁。——作者注按：《印刷所文集》即《倫敦自由俄羅斯印刷所的十年》，赫爾岑悼念沃爾采爾的文章《沃爾采爾之死》於1857年發表在《北極星》第三集上，後又收入這本文集。
42 東正教追薦祖先的儀式。
43 拿破崙於1807年打敗俄、普，進軍華沙，建立了華沙大公國，因此波蘭人一直把拿破崙看作對抗俄國的「保護神」。
44 1569年波蘭和立陶宛為對抗俄國的威脅，聯合為統一的國家，號稱「波蘭共和國」，實際上是中世紀式的貴族共和國，由貴族選舉國王，設有議會和憲法。1772至1795年俄、普、奧三國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波蘭共和國」宣告滅亡。
45 指萊維爾（1786—1861），他是波蘭歷史學家，在1830年的起義中成為革命派的領導人，後流亡國外，在波蘭民主派流亡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46 這是波蘭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的話。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蘭將軍和政治家，1794年波蘭反俄起義的領導人，起義失敗時他講了這樣的話。
47 密茨凱維奇《塔杜施先生》中的主人公，這部長詩描寫了19世紀初年波蘭貴族的生活。
48 波蘭作家卡奇科夫斯基（1825—1896）的小說《墨德利奧》的主人公，這小說描寫了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波蘭貴族的生活方式。
49 俄羅斯兩個古老的著名家族。
50 俄國梁贊省一個以野蠻殘酷出名的大地主。
51 在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時攝政的奧爾良公爵菲力普（1674—1723）。
52 拉濟韋爾家是波蘭立陶宛的大貴族世家，在「波蘭共和國」時期出過不少左右朝政的大人物，這裡只是指這個家族的一個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