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七章
德國流亡者1
盧格和金克爾——硫磺幫2——美國宴會——《領導者》——聖馬丁會堂的群眾集會——米勒博士
德國流亡者與其他人不同，他們的特點是枯燥乏味，不好相處，喜歡爭吵。他們中間沒有義大利流亡者中那種熱情洋溢的人，也不會有法國流亡者那種火熱的頭腦和激烈的言論。
其他流亡者很少與他們接近；舉止、習慣的不同使他們與別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法國人的狂妄自大與德國人的粗魯蠻橫沒有共同之點。德國人缺乏公認的文明風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闊作風，過度的不拘形跡，過度的幼稚天真，使不習慣的人很難與他們相處。他們自己也不願意與人交往，一方面認為自己在科學水平上遠遠超過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覺得在別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個鄉下佬走進了大都會的沙龍，一個官吏走進了貴族圈子。
在德國流亡者內部，也像他們的祖國一樣四分五裂。他們沒有一致的綱領，他們的統一是靠相互仇視和惡意攻擊支撐著的。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人感覺到了這一點。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純正的人，聰明的人，如卡·舒爾茨3，奧·維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國。那些溫和的人則躲進了事務堆中，躲到了倫敦郊區，例如弗萊里格拉特5。其餘的人，除了兩三個領導人，則分裂成一些勢不兩立的小集團，爭爭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隱私，以至刑事罪責，彼此詆毀。
我抵達倫敦不久，便到布賴頓拜望阿諾爾德·盧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學中，盧格是個著名人物，他正在發行著名的《哈雷年鑑》6，我們從這裡汲取著激進的哲學思想。1849年，我與他在還沒冷卻的火山地帶——巴黎見過面，那時沒有工夫研究個性。他是作為巴登起義政府的一個代表來邀請不懂德語的梅羅斯拉夫斯基7去指揮游擊隊，並與法國政府舉行會談的，但法國政府根本不想承認革命的巴登。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卡·布林德8。6月13日後，他和我都不得不逃離法國。布林德遲了幾個鐘頭，便被關進了孔斯耶爾熱里監獄。從那時起直到1852年秋，我沒再見到盧格。
在布賴頓，我發現他已成了一個嘮叨的老人，滿腹怨氣，言語刻薄。從前的朋友離開了他，德國也忘記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沒有影響，流亡者中又爭爭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語和說長道短中。與他保持經常聯繫的只有兩三個庸碌無能的新聞記者，舞文弄墨的小報作家，這是些德國輿論界的小投機商，在鏖戰激烈的時刻，從來看不到他們的影子，只是到戰鬥結束之後，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龜子才鑽了出來，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遺餘力地搜尋白天留下的殘渣。盧格便跟他們一起編寫文章，攛掇他們，給他們提供素材，在德國和美國的某些報紙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兒吃了飯，度過了一個晚上。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對他們造謠中傷。
「我們四十五歲的維特9與男爵夫人的事怎麼樣了，您聽到嗎？」他說，「據說，他向她表白愛情時竭力說服她，貴族和共產主義者的結合將發生化學反應，生下一個天才的孩子。但是聽說，男爵對生理學實驗毫無興趣，結果把他轟走了。不知這是不是真的？」
「您怎麼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呢？」
「不過實際上我也不太相信。住在這種窮鄉僻壤，我只能聽到一些倫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從德國人那裡聽到的，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編的謊話真是無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謠誹謗。我想，這是金克爾編造的，因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監獄，他得用這故事向她表示感謝。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只是不敢這麼做。他的妻子不准他胡搞，對他說：『你從我第一個丈夫那裡奪得了我，現在應該滿足了……』」
阿諾爾德·盧格的哲學談話便是這樣。
有一次他改變了話題範圍，為了緬懷友情談到了巴枯寧，但講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說道：
「不過最近他有些走回頭路了，在胡說什麼革命的專制主義，泛斯拉夫主義。」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他，決定再也不來看他了。
過了一年，他在倫敦舉辦了幾次學術講座，講德國的哲學運動。講座效果不好，帶柏林口音的英語很刺耳，而且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語發音，英國人簡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諾10等等是什麼人。第二次講座來了十個人，第三次五個人，加上我和沃爾采爾。盧格在空蕩蕩的大廳里走過我的身邊，與我緊緊握了手，說道：
「波蘭和俄國來了，可是義大利沒有到，等發生新的人民起義時，我不會忘記馬志尼和薩斐的這筆賬。」
他走時氣呼呼的，帶有威脅的神氣。我看看沃爾采爾那譏刺的笑容對他說道：
「俄國請波蘭共進晚餐。」
「那麼義大利只好完蛋了。」沃爾采爾說，一邊搖搖頭。我們走了。
金克爾在倫敦的德國流亡者中是最傑出的一個。這人的行為無可指責，工作辛辛苦苦，不論說來多麼奇怪，這在流亡者中還是極少見的，然而金克爾卻被盧格看作眼中釘，為什麼？這很難說明，正如無神論的鼓吹者盧格怎麼會成為新天主教派龍格11的朋友一樣不可思議。哥特弗里德·金克爾是倫敦德國流亡者千百個派別中一派的首腦。
看到他，我總覺得奇怪，這個宙斯式雄偉腦袋怎麼會生在一個德國教授的肩上，這個德國教授又怎麼會跑進硝煙瀰漫的戰場，後來負了傷，又落進了普魯士的監獄？也許比這一切更叫人納悶的是，這一切加上倫敦，絲毫也沒有改變他，他還是德國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滿頭白髮，鬍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肅然起敬——但這副相貌賦予了他一種當官的氣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嚴和架勢，使他的眉宇之間顯得有些自負。這種氣質在現代的牧師，婦科醫生，尤其是催眠術家，專門保衛道德的律師，以及英國貴族化大飯店的茶房領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現略有不同而已。金克爾青年時代醉心於神學；擺脫神學後，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個教士。這並不奇怪，哪怕拉梅內12，儘管深深剷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著神父的儀表。金克爾講話深思熟慮，不慌不忙，顯得四平八穩，毫無稜角，似乎在誨人不倦地進行說教。他裝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但真正滿意的還是他自己。
他在薩默塞特大廈和幾所高等學校教書，在倫敦和曼徹斯特公開講授美學——這使那些在倫敦挨餓的、遊蕩的德國三十四個邦的解放者不能寬恕他。在美國各報上，金克爾經常受到攻擊，它們成了德國謠言的主要排水溝；在每年照例要為紀念羅伯特·勃魯姆13，為紀念第一次在巴登舉起盾牌、第一次對奧地利人揮舞寶劍14等等而舉行的人數不多的大會上，金克爾也總會遭到指責。他的同胞全都在咒罵他，這些人永遠不知道吸取教訓，永遠要向人借錢，又從來不知道歸還，誰不肯借，他們便隨時準備把他說成間諜或強盜。金克爾從來不屑於回答……那些耍筆桿的傢伙叫了一陣，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寫的那樣退卻了。15不過偶爾還會有一隻骯髒的毛茸茸的小狗，從不知哪個德國民主派的地洞裡驀地跳將出來，在一份誰也不讀的報紙上發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齒的樣子不禁使人想起蒂賓根、達姆斯塔特和不倫斯威克-沃爾芬比特爾16等地紛紛揭竿而起的那個幸福的時代。
在金克爾的家中，在他的講堂上，在他的談話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聰明的，但是車輪上似乎缺少一點機油，因此一切都運轉不靈，沒有吱吱聲，但走得沒精打采。他的談吐一向生動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鋼琴家，彈的曲子美妙悅耳，可是家中卻沉悶得要死。只有孩子們跳跳蹦蹦，帶來了一點活躍的氣息，他們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雖然不夠莊重，但……似乎給車輪增加了一點機油。
「我是一個具備各種可能性的人。」金克爾不只一次對我這麼講，用這話說明他介於各派力量之間的地位。他認為，他可能在未來的德國成為未來的部長。我並不相信這一點，但他的夫人約翰娜對此卻深信不疑。
不妨順便談談他們的關係。金克爾經常保持著莊重的外表，她則總是對他驚嘆不已。在他們中間，哪怕談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務，也要使用高尚喜劇（德國的市民式文雅喜劇！）和道德小說中的詞句。
「最親愛的約翰娜，我的天使，」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說道，「你這麼善良，再給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極了！」
「這茶這麼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興了，親愛的哥特弗里德。親愛的，請給我加幾滴奶油。」
於是他給她滴了幾滴奶油，一邊含情脈脈地瞧著她，她則報之以感激的目光。
約翰娜對丈夫的照顧無微不至，堅持不懈，簡直叫他受不了；有霧的日子，她總要在一條特製的腰帶上給他別一支手槍，叮囑他千萬別吹風著涼，要當心壞人，不要吃不衛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這是比所有的風和鵝肝餡餅更危險的……總之，她用自己強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愛情害苦了他。但另一方面，她讓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萊辛差，他將成為德國未來的施泰因17。金克爾相信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當她的吹捧超過限度時，不得不親切地制止她。
「約翰娜，您聽到海涅的事嗎？」一天夏洛特18傷心地跑進屋子問她。
「沒有。」約翰娜回答。
「他死了19……這是昨天夜裡……」
「真的？」
「千真萬確！」
「啊，這下可好了——我總是擔心，他會寫出什麼刻毒的諷刺詩，諷刺哥特弗里德，他的語言那麼尖刻。」接著突然清醒了，又道：「您使我吃了一驚，這對德國是多大的損失。」20
……厭惡，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21
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於意識到祖國德國在政治上處於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法國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們還能夠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流了血」……然而學識淵博的德國人流的只是墨水。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與學究式世界主義相結合，尤其顯得可笑，因為它提不出任何權利，只是不相信別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為而已。
「為什麼波蘭人不喜歡我們？」一個德國人在一些書呆子的集會上一本正經地問。
正好有一個新聞記者參加了這次集會，他是個聰明人，早已遷居英國。
「哦，這是不難理解的，」他答道，「您不如說，誰喜歡我們？或者為什麼大家討厭我們？」
「怎麼大家討厭我們？」驚奇的教授問道。
「至少與我們相鄰的國家都這樣：義大利人，丹麥人，瑞典人，俄國人，斯拉夫人……」
「對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書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駁道。
「毫無疑問，在一定程度上，法國和英國是例外。」
學者開始神采煥發了。
「可您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法國不怕我們，而英國瞧不起我們……」
德國人的處境確實令人傷心，但他們的傷心不能使人同情。大家知道，他們有力量應付一切——內部的和外部的敵人，然而他們卻辦不到。例如，與他們同一種族的英國、荷蘭、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國人卻不是。無能也必然對人（例如對貴族）發生影響，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德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為了抬高自己便不擇手段，甚至把英國和北美共和國當作了國家事務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埃德加·鮑威爾22寫了一本談俄國的空洞的小冊子（題目大概是《教會和國家》23），盧格便對他大為惱火，懷疑是我慫恿他寫的，於是寫信給我（後來還把這信發表在《澤西文集》上），說俄國只是一種粗糙的材料，既野蠻，又混亂不堪，它的力量、榮譽和美都來源於日耳曼的天才，是後者向它提供了範例和榜樣。
任何俄國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國人便會憤憤不平，表示驚訝；不久前他們還對我們的學者感到詫異，因為這些人居然想在俄國的大學和俄國的科學院中成為教授。在外來的「同仁」眼中，這簡直是膽大包天，忘恩負義，侵占了別人的位置。
馬克思對巴枯寧非常熟悉，知道他幾乎為德國人喪生，死在薩克森劊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卻把巴枯寧說成了俄國間諜。他在自己的報上編了一大篇故事24，說這是喬治·桑聽賴德律-洛蘭講的，後者在當內政部長時看到了一份對他的名聲不利的書信。巴枯寧那時蹲在監獄裡等待判決25，壓根兒沒想到這種事。誹謗要把他推向斷頭台，最終切斷殉難者與暗中同情他的群眾之間感情上的聯繫。巴枯寧的朋友阿·雷海爾寫信到諾昂，問喬治·桑是怎麼回事。她馬上答覆了雷海爾，並向馬克思的報紙的編輯部寫了信，對巴枯寧表現了偉大的友誼，聲明她從來沒有與賴德律-洛蘭談到過巴枯寧，因此她不可能複述報上談到的事。馬克思很有辦法，他發表了喬治·桑的信，加了個注，說那則關於巴枯寧的消息是他「不在的時候」登載的。
收場完全是德國式的，它不僅在法國不可能（因為那裡對名譽問題一絲不苟，發行人會用一大堆漂亮的詞句、拐彎抹角的語言和道德說教，掩蓋這種骯髒勾當，最後表示別人惡意利用了他的信任，他為此表示失望），甚至在英國，儘管那裡的報刊發行人毫無禮貌，他也不敢把責任推在同事身上。26
我到倫敦後過了一年，馬克思一派對巴枯寧又進行了一次骯髒的誣衊，而當時巴枯寧已關在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中。27
英國自古以來就號稱是受迫害者的祖國，可是在這裡卻出現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戴維·厄克特28便屬於這種現象，這是一個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保守派中一個激進的怪物。他被兩個思想搞糊塗了，一個是：土耳其是最優異的國家，有著遠大的前途，因此他吃土耳其的飲食，洗土耳其的澡，坐土耳其的沙發……第二個思想是：俄國的外交手腕是全歐洲最狡猾的，神秘莫測，它收買和欺騙了世界各國所有的國務活動家，尤其是英國的政界人物。厄克特花了幾年工夫想尋找證據，證明帕默斯頓已被彼得堡政府收買。他就這事發表了文章和小冊子，向議會提出意見，在大會上呼籲。起先大家聽了他的話很生氣，駁斥他，咒罵他，後來習慣了，不論被指責的人還是聽的人都一笑置之，不再理會……等他講完便哄堂大笑。
在一個主要組織的一次大會上，厄克特又大放厥詞，發揮自己的先入之見，竟然忘乎所以，指責科蘇特是個不可信任的人，如果他還沒有被俄國收買，那麼一定處在一個顯然在為俄國賣力的人的影響下……這個人便是馬志尼！
厄克特像但丁的弗蘭采斯加29，這天再也講不下去了。他提到馬志尼的名字，便引起了震耳欲聾的嘲笑聲，以致戴維本人也發現，他不僅不能靠彈石器打死這個義大利的歌利亞30，還會扭傷自己的胳臂。
如果有個人認為，並公開宣稱，從基佐和德比到埃斯帕特羅31、科布登32和馬志尼，都是俄國間諜，這對馬克思（天下第一號懷才不遇的天才）周圍那幫得不到大家承認的德國政治家說來，自然如獲至寶。這些人出自無法施展的愛國抱負和駭人聽聞的自命不凡，建立了一所高等學府——造謠學校，對政治舞台上一切比他們幸福的人，無不百般猜疑。他們缺少的只是光明正大的名義，厄克特把它給了他們。
戴·厄克特那時對《廣告晨報》33（一份靠最奇怪的方式維持的報紙）有很大影響。這份報紙不論在俱樂部里，在大書報攤上，還是在正派人的案頭，都不能找到，但它的發行量卻超過了《每日新聞》，直到最近才在《每日電訊報》《明星晨晚報》等廉價報紙的競爭下退居次要地位。《廣告晨報》純粹是英國現象，這是飲食業的報紙，任何一家酒店都不會沒有它。
馬克思集團和他們的朋友們便是靠厄克特和飲食店顧客與《廣告晨報》搭上關係的34——「哪裡有啤酒，哪裡便有德國人」。
一天早上，《廣告晨報》突然提出了問題：「巴枯寧是不是俄國的間諜？」35——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這行徑如此卑鄙，甚至並不特別同情巴枯寧的人也被激怒了。
對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儘管不願意，我還是與戈洛36一起在聯合抗議書上籤了名，此外別無選擇。我又請馬志尼和沃爾采爾一起簽名，他們馬上同意了。看來，有了波蘭民主派領導中心主席和馬志尼這樣的人物作證，一切總該解決了。但是德國人還不肯就此罷休。他們與戈洛溫展開了最無聊的論爭37，而後者之所以樂此不疲，也只是為了給倫敦酒店裡的讀者消閒解悶。
我的抗議，我給馬志尼和沃爾采爾寫的信，一定引起了馬克思對我的不滿。大致正在這個時候，德國人突然改變了對我的態度，從大肆吹捧變成了大肆撻伐。現在他們不再給我寫頌詞，像《來自彼岸》和《義大利書簡》38出版的時候那樣，而是這麼談論我，說我「像一個狂妄的野人，居然敢於高高在上地對待德國」。39馬克思集團的一個小徒弟寫了一本書攻擊我，寄給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後者不願出版。於是他在《領導者》40上發表了上面談的那篇文章（我是過了好久才知道的）。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了。
不久，馬克思集團中又添了一員戴臉甲的騎士，他名叫卡爾·布林德，當時他是馬克思的隨從，現在則是他的敵人。由於美國駐倫敦領事為我們舉行了一次宴會，布林德便在紐約報紙的通訊上說道：「在這次宴會上有一個俄國人，他便是亞·赫，一位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的人。赫與馬志尼、科蘇特、薩斐等有密切關係……這些人都站在運動的領導地位，從這一點看，他們讓一個俄國人接近他們是很不謹慎的。我但願他們的悔悟不致太遲。」
這是布林德本人寫的，還是他的助手寫的，我不知道——我手邊現在沒有它的原文，但我可以保證意思無誤。
在此我必須指出，不論布林德也好，馬克思也好，我與他們都素不相識，這仇恨純粹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說並非出自個人恩怨，我只是他們獻給祖國的祭品——出於愛國主義的需要。再說，在美國領事的宴會上沒有德國人，這叫他們惱火，他們便向俄國人發泄怨氣。41
這次宴會使大西洋兩岸的人都議論紛紛，原因是這樣的。皮爾斯總統42為了與舊歐洲各國政府賭氣，幹了各種幼稚行為。這一方面可以在國內贏得更大聲譽，另一方面可以轉移歐洲各激進黨派的視線，掩蓋他的全部政策的主要立足點——悄悄地鞏固和擴大奴役制度。
這是索雷43擔任駐西班牙大使，羅伯特·歐文的兒子44任駐那不勒斯公使的時候，這以前不久，索雷與杜爾戈進行了決鬥45，還不顧拿破崙的命令，堅持要通過法國前往布魯塞爾，使法國皇帝難以拒絕。美國人說：「我們的大使不是給各國國王，而是給各國人民派出的。」正是出於這個思想，他們才給一切現存政府的敵人舉行了這次外交宴會。
這次宴會我事前毫無所知；一天突然收到了美國領事桑德斯的請帖，請帖中還附了馬志尼的一張小小便條，他請我不要拒絕，舉辦這次宴會的目的只是要氣氣某些人，向另一些人表示同情。
參加宴會的有：馬志尼，科蘇特，賴德律-洛蘭，加里波第，奧爾西尼，沃爾采爾，普爾斯基46和我，英國人中有一個激進派議員喬舒亞·沃爾姆斯利，另外便是布坎南大使47和大使館的一些官員。
應該指出，這次由黑色奴隸制度保衛者舉辦的紅色宴會，目的之一在於促使科蘇特和賴德律-洛蘭接近。這不是要為他們調解什麼，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爭吵過，而是要使他們正式認識。他們從未見過面，原因是這樣的。科蘇特從土耳其來到倫敦時，賴德律-洛蘭早已在這兒。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誰先拜訪誰，是賴德律-洛蘭先去拜訪科蘇特，還是科蘇特先去拜訪賴德律-洛蘭，他們的朋友、同志、隨從、衛隊和群眾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勢均力敵。一個是匈牙利的獨裁者，另一個雖不是獨裁者，但是法國人。一個是英國的貴賓，第一流的風雲人物，譽滿四海的英雄，另一個在英國已像在家中一樣，理應受到新來者的謁見……總之，這件事正如方圓轉化和永動等等問題一樣48，在兩派人物之間無法解決……於是只得決定誰也不去拜訪誰，一切聽其自然……三四年過去了，賴德律-洛蘭和科蘇特住在同一個城市裡，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業，卻只得彼此隔絕，而自然的見面機會始終沒有出現。馬志尼便決定給命運助一臂之力。
宴會開始前，在布坎南已經與我們一一握手，表示三生有幸，得以與大家見面以後，馬志尼挽住賴德律-洛蘭的手，同時布坎南也對科蘇特如法炮製，這樣，把兩個罪魁禍首拉到了一起，使他們差點撞個滿懷，然後向彼此介紹了姓名，兩位新朋友也不甘落後，互相表示了仰慕之意，偉大的匈牙利人用的是帶有東方風味的華麗辭藻，偉大的高盧人則用的是國民議會上色彩強烈的演說口氣……
在這整個表演過程中，我和奧爾西尼站在窗口……我看了看他，不覺高興極了，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但主要在眼睛中，不在嘴唇上。
「告訴您，我頭腦里出現了一個多麼無聊的場面，」我對他說，「1847年，我在巴黎歷史劇院看一出毫無意義的軍事劇，這齣戲的主要角色可以說只是硝煙和射擊，次要角色是馬、大炮和戰鼓。在一場戲裡，雙方軍隊的統帥為了談判，從舞台的相反方向出場，英勇地朝對方走去，走近以後，一個脫下帽子答道：『蘇沃洛夫——馬塞納！』另一個也脫下帽子答道：『馬塞納——蘇沃洛夫！』」49
「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呢。」奧爾西尼對我說，臉色變得相當嚴肅。
狡猾的老人布坎南儘管已將近七十歲，還在覬覦總統的寶座，因此總是大談安度晚年、田園生活和自己年老體弱等等。在宴會上，他不斷跟我們套近乎，就像當初當駐俄大使時，在尼古拉的冬宮跟奧爾洛夫和本肯多夫拉關係一樣。他以前就認識科蘇特和馬志尼；跟其他人，他大多談些非常得體的奉承話，使人覺得這是一個熟悉官場應酬的老練外交家，不像來自民主共和國的嚴峻公民。對我，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告訴我，他在俄國住過很久，他得到的印象是它會有很偉大的前途。當然，關於這一點我不能對他說什麼，我便告訴他，在尼古拉加冕時我就見過他：「那時我還是個孩子，但是您很引人注目——穿著您那套普通的黑燕尾服，戴著大禮帽，站在穿繡金官服的一大群顯要中間。」50
對加里波第，他說道：「您在美國像在歐洲一樣著名，只是在美國您還有一個新頭銜。那裡人們說您……說您是一位傑出的水手……」
用過甜點後，桑德斯夫人便走了，這時送上了雪茄，還有大量的酒。布坎南坐在賴德律-洛蘭對面，告訴他，他在紐約有個熟人曾這麼對他說：為了認識您，要他特地從美國趕到法國，他也願意。
不幸布坎南講得含糊了些，賴德律-洛蘭又不太懂英語，結果弄得張冠李戴，十分有趣：賴德律-洛蘭以為布坎南在談他自己，便露出法國人熱情洋溢、感激不盡的表情，連聲道謝，還隔著桌子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布坎南接受了感謝，握了手，帶著不動聲色、安詳自若的神態（這種神態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哪怕遇到輪船失事或者失去一半家產等等險情時也不會改變的）對他說道：「我想，這是弄錯了，不是我這麼想，是我在紐約的一位好朋友這麼說。」
宴會結束時已到深夜，布坎南走了，接著，科蘇特認為他也不能再留下，便帶了自己沒有任所的大臣走了。桑德斯請我們重又走進餐廳，要親自用肯塔基陳威士忌給我們調製潘趣酒。況且他覺得意猶未盡，必須為未來的世界共和國（無色的）等等舉杯祝酒，表示慶賀，而謹慎的布坎南大概是不肯做這一切的。宴會後的祝酒，只有兩三個客人和他在一起……不用演說。
他在酒上點了火，加了各種香料，一邊提議合唱《馬賽曲》，代替祈禱。誰知只有沃爾采爾一人熟悉這支曲子，但他的嗓子啞了，馬志尼只會唱一點兒，於是只得把美國人桑德斯夫人請來，由她用吉他彈《馬賽曲》。
這時她的先生已完成了烹調任務，嘗了一口，覺得很滿意，給我們每人斟了一大茶杯。我什麼也不怕，一下子喝了一大口，嗆得差點喘不出氣。等我好過一些，看看賴德律-洛蘭，發現他也想大口喝酒，我趕緊喊住他：
「如果您還想活下去，對這種肯塔基飲料得當心一些才好。我是俄國人，我喝了它，上顎、咽喉和整個食道尚且像火燒似的，您就可想而知了。他們的肯塔基潘趣酒一定是用紅辣椒做的，簡直跟濃硫酸差不多。」
美國人很得意，對歐洲人的虛弱發出了嘲笑。我從年輕時起就是米特拉達梯51的模仿者，因此只有我一個人喝乾了酒，還嫌不夠。我與酒精的這種化學親和性，大大提高了我在領事眼中的地位。「對，好樣的，」他說，「只有在美國和俄國，人們才真正懂得喝酒。」
我心裡想：「對，還有一個更值得引以為榮的相似之處：只有在美國和俄國才能把奴隸鞭打致死。」
這次宴會便以七十度的潘趣酒結束，它沒有損害赴宴者的胃腸，卻觸犯了德國小報記者的尊嚴。
在美國宴會之後，出現了成立國際委員會的嘗試——這是英國憲章派和各國流亡者試圖採取聯合行動，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統一的最後一次努力。委員會的倡議者是厄內斯特·瓊斯52。他企圖挽救過早衰老的憲章運動，使英國工人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攜起手來。為促進這種真誠的合作，雙方決定採取一次共同行動——召開紀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會。53
國際委員會選舉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員，並要求我在大會上談談俄國，我寫信感謝了他們，但表示不想發言——要是馬克思和戈洛溫沒有迫使我為了故意與他們作對，走上聖馬丁會堂講壇的話，事情本來可以這麼結束。54
起先瓊斯收到了一個德國人的信，抗議我的當選。他寫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義者，我寫過必須征服維也納，並把它稱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還宣傳俄國的農奴地位，把它作為全體農民的理想社會。他提出這一切的根據，便是我給林頓的信（《舊世界與俄國》）55。瓊斯沒有把這種愛國主義的誣衊放在心上。
但是這封信只是試探性的前奏。在委員會的下一次會議上，馬克思便提出，他認為我的當選不符合委員會的宗旨，建議取消我的資格。瓊斯指出，這不像他想的那麼容易，委員會選舉了一個根本不想當它的委員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現在便不能憑一個委員的意願便改變這個決定，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員會討論。
對此，馬克思說道，他並不認識我，他的指責絲毫不帶個人意氣，但是他認為，我是俄國人，又是在所寫的一切中支持俄國的俄國人，單單這一點已經夠了；最後他說，如果委員會不取消我的名字，那麼他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只得退出這個委員會。
厄內斯特·瓊斯，法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還有兩三個德國人，以及英國人，在表決時都支持我。馬克思落到了極少數的地位。他與自己的同夥離開了委員會，再也沒有回來。
在委員會遭到失敗後，馬克思集團退進了自己的堡壘——《廣告晨報》。赫斯特與布萊克特出版了《往事與隨想》一卷的英譯本，其中收入了《監獄與流放》。56為了有個動聽的書名，他們毫不猶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快報》首先指出，這是吹牛。我給出版商寫了信，也給《快報》寫了信。赫斯特和布萊克特聲明，書名是他們改的，原稿上沒有這名稱，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在西伯利亞」等字。《快報》把這一切都發表了。看來事情已經了結。但是《廣告晨報》卻開始攻擊我，一星期有兩三次。它說，我用「西伯利亞」這詞，是為了使書容易出售，說我在書出版後過了五天才提出抗議，是為了讓書有個推銷的時間。我作了答覆；他們發表時加了標題：「赫爾岑先生事件」，仿佛這是給殺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語……《廣告晨報》的德國人不僅不相信「西伯利亞」是書商加的，而且對流放本身提出了懷疑：「在維亞特卡和諾夫哥羅德，赫爾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門裡當官，他在何時何地被流放過？」
最後，興趣消失了……《廣告晨報》才忘記了我。
過了四年，義大利戰爭57開始了；這時紅色的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黃的《奧格斯堡報》58，在它上面宣稱（匿名），卡爾·福格特是拿破崙親王的奸細，科蘇特、山·泰萊基59、普爾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崙收買。接著他又寫道：「根據最可靠的消息，赫從拿破崙那裡領取巨款。他與羅亞耳宮的密切關係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沒有答覆，他便自以為得計，不久倫敦那份營養不良的周刊《海爾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說（儘管我已聲明過十來次，我從未寫過這類話）我「建議俄國占領維也納，認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們在一起吃飯，大約十個人，有人談到了報上報道的烏爾班和他的滂陀爾62在科摩湖一帶的暴行。加富爾公布了這些事件。對於烏爾班的行徑，那是毫無疑問的。這個來歷不明的亡命之徒是僱傭兵出身，後來不知混進了哪個兵營，又在哪個軍隊中青雲直上；這是男性的營妓，生來就是在戰場上廝殺的大兵，滂陀爾和匪徒。
那是在馬真塔和索爾費里諾戰役63前夕。當時德國人的愛國思想已到了惡性膨脹時期；對義大利的古典主義式的好感，對奧地利的愛國主義的仇恨，在驕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長期侵占別國的「四要塞防禦區」64。巴伐利亞人已整裝待發，儘管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命令，聽到任何號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們揮舞著解放戰爭65時期生鏽的軍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羅埃西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給他們撒鮮花，讓他們為了奧地利，也為了讓自己永遠遭受奴役去攻打義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爾66，還有一個應該是紅鬍子67的旁系子孫、名叫羅德貝爾圖斯68的人，都發出了叫囂，指責一切外國人（也就是義大利人）企圖占領威尼斯……
在這種不和諧的氣氛中，在肉湯和煎魚之間，烏爾班的暴行問題引起了爭論。
「嗯，如果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魯賓69提出，臉色有些發白，這人從身體來說是出生在梅克倫堡70，但從精神來說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爾的照會……」
「這什麼也不能證明。」
「如果這樣，」我指出道，「那麼也可以懷疑在馬真塔是奧地利人擊潰了法軍，因為我們中間誰也沒有在那兒。」
「這是另一回事……那兒有千萬個證人，其中也有義大利農民。」
「您又何苦要為奧地利將軍辯護呢……難道在1848年，我們還沒有吃夠這些人和普魯士將軍、普魯士軍官的苦頭嗎？這些該死的容克軍官自高自大，驕橫跋扈……」
「先生們，」米勒說道，「普魯士軍官是不允許侮辱的，不能把他們與奧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們不知道這種微妙的區別；他們同樣討厭，同樣可惡，我覺得，所有這些人，還有我們的近衛軍，都是一丘之貉……」
「誰侮辱普魯士軍官，便是侮辱普魯士民族，他們與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說，臉色氣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發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滿滿的酒杯。
「我們的朋友米勒是德國最偉大的愛國者，」我說，仍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他在祖國的祭台上不僅要獻出生命，獻出燒傷的手，還獻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腳不會再踏進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說完這話，我們的哲學博士便站了起來，把餐巾丟在桌上作為決裂的物質表現，鐵板著臉走了……從這時起我們再也沒有見面。
早在1847年我與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憲兵廣場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過的一切遊手好閒的德國人中，他是最好、最幸運的一個。他沒有到過俄國，但一生都在跟俄國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許對我們不是毫無趣味的。
米勒與一切不用雙手勞動的德國人一樣，多年來孜孜不倦地學習古代語言，在這方面他知識豐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從來沒有時間翻一下自然科學方面的書，雖然他尊重自然科學，知道洪堡一輩子研究的都是這些東西。米勒像一切語文學者一樣，如果不知道中世紀或古代的某一本無關緊要的書，便會羞得無地自容，然而可以毫無愧色地承認，例如，他對物理、化學等等一無所知。米勒作為音樂的熱烈愛好者，卻不懂得鋼琴的指法，不會唱歌，作為柏拉圖美學的研究者，卻從來不會拿起鉛筆描圖，也從不留心柏林的繪畫和雕塑；他的事業是從在《斯佩爾日報》上寫深奧的文章，談論天才的、但始終不出名的演員開始的，他也是個熱心的戲劇愛好者。然而戲劇並未妨礙他愛好其他一切娛樂，從動物園裡衰老的獅子，用爪子洗臉的白熊，變戲法，到全景圖，敞景圖，馬戲團，雙頭人，蠟像，馴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歡看。
我一生中還從未見到過這種活躍的懶漢，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無所事事。晚上十一點多鐘，他筋疲力盡，滿頭大汗，滿身灰塵，沒精打采，氣喘吁吁地走進了屋子，朝沙發上一躺——你以為他這是回到了自己屋裡嗎？根本不是，他是走進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學沙龍，在那兒開懷暢飲……他的酒量大得驚人，不斷敲打壺蓋，堂倌不用問，便知道又得給他添酒了。這裡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員，不寫文章的文學家，他便在這些人中間高談闊論，一講就是幾個小時，什麼考爾巴赫71和科內利烏斯72畫得怎麼樣，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劇院唱得怎麼樣，以及思想怎麼扼殺了詩歌，破壞了繪畫，減少了它們的直感性等等，然後他突然一躍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點他還得去找帕薩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館參觀新發現的木乃伊——這必須八時到達，因為九點多鐘一個朋友答應帶他去參觀英國公使的馬廄，看看英國人怎麼飼養馬。驀地想起這些以後，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聲歉，喝乾了杯中的酒走了；臨走，不是忘了眼鏡，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煙匣。他跑進斯普里河那邊的一條小街，登上四層樓，匆匆睡了一覺，又趕緊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薩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個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煩。
他的口袋裡總是空空如也，因為他把錢都花在喝酒和看賽馬上了，只得過半飢半飽的日子，對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飲食一直懷著無限嚮往的心情。然而當命運向他露出笑臉，那不幸的嚮往可以變為現實時，他能莊嚴地證明，他不僅對質量懷有敬意，也同樣重視數量。
儘管命運對德國人並不寬厚，尤其在語文學領域，但米勒還是幸運的。他偶然落進了俄國的流動社會75，那裡的人大多年輕而富有教養，於是他如魚得水，可以在那兒大吃大喝。這是他一生中最悠閒自在的詩意階段，那享樂的年代！人不斷變換，筵席卻繼續不斷，不變的只有米勒一人。從1840年起，誰沒有在他的帶領下遊覽過博物館，誰沒有聽他介紹過考爾巴赫，誰沒有跟他一起參觀過高等學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黃金時期，俄國人懷著景仰的心情來到柏林參觀訪問，在這片哲學的土地上，這片黑格爾踩踏過的土地上流連忘返，與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餡餅，一起懷念黑格爾和他的學生們。
不論哪一位德國人的世界觀，恐怕都經不起這類事件的衝擊。德國人不能單靠對立統一法則，把黑格爾研究，哪怕是根據馬海內克、巴德爾、韋爾德、沙萊爾、羅森克蘭茨76，以及一切早已銷聲匿跡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冊子進行的研究，與斯持拉斯堡餡餅和香檳酒統一在一起。對他們說來還是這樣：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餡餅，就得當銀行家，如果要香檳酒，就得當普魯士軍官。
米勒很滿意，他找到了科學和生活結合的巧妙途徑，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一天可以安靜。一個俄國家庭坐上驛車（後來是火車）前往巴黎時，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丟給了另一個剛從肯尼斯堡或什切青來的俄國家庭。送走了一家，他又趕緊迎接另一家，告別的苦酒之後接著便是新朋友見面的甜酒。但是哲學煉獄的導遊人維吉爾，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領進柏林生活，同時打開了純粹思維和德國酒會的大門。我們那些心地純潔的同胞，丟下了旅館裡整潔的房間和精美的飲食，懷著仰慕之心與米勒一起走進了烏煙瘴氣的小酒店。他們全都陶醉在無拘無束的大學生生活中，德國菸草的惡劣氣味對他們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過這種樂趣，仿佛我的社會價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裡遇到奧爾巴赫77，他在那裡用漫畫風格朗誦席勒的《人質》，講有趣的名人軼事，例如，有一位德國將軍在杜塞道夫為宮廷購買幾幅名畫，將軍對畫的大小不滿，認為畫家想糊弄他，少給了尺寸，於是說道：「很好，但是太小。皇上喜歡大些的畫，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聰明，但是皇上還年輕」等等。除了奧爾巴赫，那兒還有兩三個柏林的（這地名對40年代的俄國人多麼富於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著軍裝式禮服，還有一個喝得醉醺醺的演員，對當代的舞台藝術很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是得不到賞識的天才。這位懷才不遇的塔爾馬78隻得每晚在這裡大唱「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唱到切赫對普魯士國王的槍擊79，便壓低了一點嗓音：
鎮長切赫的失敗，
叫人永遠無法忍受，
他的子彈只打穿了
一國主母的上衣里子。
這就是自由歐洲的聲音！……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戰神！我不禁為來自特維爾林蔭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們感到可憐。
為什麼這種無知、驚訝和崇拜的心情，這些充滿北國清新氣息的感情，原封未動地消失了呢？……但這一切都是視覺上的騙局，那麼何必惋惜呢……難道我們走進劇場，不也是為了尋求這類幻覺嗎？只是在這裡，我們是與欺騙者在一起活動，在戲劇里即使有欺騙，但卻沒有欺騙者。事後每人發現了自己的錯覺……只得一笑置之，有些不好意思，於是騙自己道，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不過那畢竟是一些快樂的時刻。
為什麼要一下子把什麼都說穿呢？我還是多麼希望回到從前的布景中間，從表面上欣賞一切……「露伊斯……騙我吧，不要說真話吧，露伊斯！」80
但是露伊斯（還有米勒）不想理睬老人，噘起嘴唇道：「啊，看在老天分上，別說傻話啦，走自己的路吧！」於是你只得在鵝卵石的大街上漫步，在塵土、喧鬧和忙亂中，在不必要的、沒有歡樂、沒有希望的聚會中消磨光陰，既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驚奇，只是匆匆忙忙奔向出口——為什麼？因為這是誰也不能避免的。
回頭再談米勒，我得說，他也不是像蝴蝶那麼生活，在王冠花園和菩提樹下大街飛來飛去。不，他的青年時代也有英雄的樂章，他曾在監獄中蹲過整整五年，但從來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正如把他送進監獄的那個哲學政府81也不知道一樣；這時先後傳出了漢巴赫節日82的回聲，大學生的慷慨演講，團結友愛的祝酒詞，年輕人無拘無束的言論和對道德同盟83的回憶。大概，米勒也有什麼可回憶的，因此才被關進監獄。當然，在整個普魯士和威斯特伐利亞，以及萊茵河各州，對政府說來，沒有一個人比米勒更少危險性。米勒生來就是旁觀者，婚禮中的儐相和客人。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米勒的態度也是這樣，他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冒著槍彈和被捕的危險，只是想看看熱鬧，知道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革命失敗後，國王、神父和哲學家慈父般的統治加強了，於是米勒又回到了斯坦利酒家和帕薩拉尼埃身邊，開始感到寂寞，這大約有半年之久。不過他的運氣不壞，隨時都會出現救星。波利娜·維婭朵-加西亞84邀請他前往巴黎。她在俄國的冰天雪地中贏得了盛譽，到處受到愛戴，幾乎有權稱自己為俄國人，因而到了柏林也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可以得到米勒作她的導遊人。
維婭朵請他前去做客。在聰明、時髦而有教養的維婭朵家做客，這便使他一下子跨過了那條把一切旅遊者與巴黎和倫敦的社交界隔開，把每個沒有特殊頭銜的德國人與法國人隔開的鴻溝。進入她的家庭，也就是進入了藝術家、馬拉斯特式自由派人士、文學家，以及喬治·桑等等人物的圈子。誰不羨慕米勒和他在巴黎的一舉成名呢。
他到達後的第二天跑來找我，顯得風塵僕僕，疲憊不堪，還沒講兩句話便喝完了一瓶酒，打碎了一隻杯子，拿了我的望遠鏡上劇院去了。在戲院裡，他把望遠鏡丟了，在各種警察機關轉悠了一夜，然後帶著歉意來找我。我寬恕了他丟失望遠鏡的事，因為不管怎樣，他在巴黎的幸福的第一個月給了我不少樂趣。直到這時，他才表現了廣泛的才能，他對世上的一切：圖畫，宮廷，聲音，景色，動亂，菜餚，飲料，無不懷有不知膺足的愛好。他吃東西狼吞虎咽，吃了三客牡蠣，還得吃三客，然後又吃龍蝦，再加幾道菜，喝了一瓶香檳，還會津津有味喝一大杯啤酒；他剛跑下旺多姆紀念柱的樓梯，又走上了先賢祠的穹頂；不論在哪裡，他都會拉開洪亮的嗓門嘖嘖讚嘆，表現了德國鄉巴佬天真的個性。黃昏時分，他跑到我家，喝了一加侖啤酒，隨便吃了些菜，天黑之後已坐在一家戲院的頂層樓座里，一邊從喉頭髮出哈哈大笑，一邊讓汗水淌了一臉。
米勒在巴黎還沒玩夠，已變得惹人討厭，叫人受不了了，於是喬治·桑把他帶到了諾昂。對於高雅的維婭朵，時間一長，米勒便成了累贅；在她的客廳中，他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轉眼之間就把一籃子特製的精美糕點吃個精光，這本來是款待十來個客人的茶點，結果等維婭朵吩咐送上茶點時，籃子裡只剩了一些碎屑，還有一些則掛在米勒的鬍子上。85
維婭朵把他交給了喬治·桑。喬治·桑在巴黎待膩了，要回農莊過幾天清閒日子……在米勒身上她創造了奇蹟：使他變得清潔了，整齊了，生活有規律了，淡黃鬍子上半部的深黃菸草顏色也消失了，一些德國酒店的歌在他嘴上變成了法國歌，如「潘朵拉回答軍官先生道」之類。在諾昂，米勒還用上了雙框夾鼻眼鏡，變得年輕了。當他休假來巴黎時，我幾乎不認識他了。
為什麼他不在諾昂河中洗澡時淹死？為什麼不在哪兒給火車軋死呢？那麼他就可以不知道憂愁，在古物陳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樂之間，逍遙自在地結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後，我離開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壯舉，我已在別處談過。1850年我回到巴黎，沒有見到米勒，他在喬治·桑那裡；不久我便被趕出了法國。兩年以後，我在倫敦，走過特拉法爾加廣場。有位先生舉起夾鼻眼鏡，正目不轉睛地觀看納爾遜雕像，看過前面以後，又看它的右面。
「啊，這是他？好像是他。」
這時那位先生已在端詳海軍上將的背影。
「米勒！」我大聲喊他；他沒有馬上理會：一個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過不一會兒他便大喊一聲「我的天！」撲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倫敦居住，幸運之星變得暗淡了。不過很難說清楚，為什麼他正好也跑到了倫敦。一個浪蕩子，只要身邊有錢，不可能不上倫敦逛逛，否則便留下了一個空白點，難免遺憾終身，但是他即使有錢在倫敦也住不下去——沒有錢更是連想都別想。
在倫敦必須貨真價實地工作，像火車頭一樣不停地奔走，像機器一樣正常地運轉。如果一個人離開了一天，他的位置就會有另外兩個人爭奪，如果他病了，那些給他工作做的人就會認為他死了，而那些該向他要錢的人卻認為他還身強力壯。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當柏林的維吉爾，離開了維婭朵的沙龍，走出了喬治·桑的舒適農莊，還能上哪兒！你再也吃不到諾昂的鮮羊肉和閹母雞了，再也享受不到從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國式早餐，從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國式晚餐了，再也見不到真正的俄國人了——在倫敦的俄國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無路，哪有工夫照顧米勒。對，順便說一句：再也見不到太陽了——在沒錢買室內取暖的燃料時，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這裡有的只是霧和煙，永恆的工作，爭奪工作的戰鬥！
過了三年，米勒顯著衰老了，一條條皺紋越來越深——他落魄了，教課沒有生意（儘管從德國人的標準看，他還是相當有學問的）。為什麼他不回德國？這很難說，但是就德國人而言，尤其是米勒這種瘋狂的愛國者，只要在德國以外住過幾年，便會對祖國懷有不可克服的厭噁心理，與懷戀祖國正好相反。在倫敦他總是入不敷出。將近十年的謝肉節的狂歡生活就此結束，嚴峻的大齋期開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蕩子弄得無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張羅生活費用；他東奔西走借些小錢，顯得那麼可憐，成了狄更斯筆下的人物，然而他還在寫他的《厄利克》，還在幻想，一旦出書便可名利雙收……但是《厄利克》還是難產，遲遲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種：星期日搭廉價火車旅行。他花極少的錢坐極長的路，可惜什麼也沒看到。
「我上懷特島，買的來回票（記得是四先令），明天一早就可返回倫敦。」
「你在那兒能看到什麼？」
「是的，然而這隻要四先令呢……」
可憐的米勒，可憐的浪蕩子！
不過，讓他去懷特島吧，哪怕什麼也看不到，只要也看不到未來就好：在他的占星圖上已沒有一點光明，一個機會。這個可憐蟲，他將淒涼寂寞地、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倫敦的大霧中。
1 這一章在赫爾岑生前沒有發表過，這主要是由於赫爾岑在一生的最後幾年，對馬克思的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轉變。赫爾岑與馬克思不認識，但由於思想上的距離，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以及巴枯寧和卡爾·福格特等人的影響，赫爾岑一直對馬克思抱著很深的成見，不理解馬克思的活動，並對他作了多次攻擊，馬克思也一再還擊，這一切使兩人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但他們的矛盾，根據後人的研究，大多只是出於誤解，因此必須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上來理解這一章。
2 原文為德文，這本來是德國一些大學生在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失敗後，1849至1850年流亡在日內瓦時的一個小團體，這些人放浪不羈，酗酒鬧事，自以為這便是與社會對抗的革命行動。1859年，卡爾·福格特在《我對〈總匯報〉的控告》中，竟用「硫磺幫」來稱呼馬克思等人，誣衊他們是流亡者中的「詐騙集團」。這激起了馬克思的憤怒，馬克思於1860年發表了《福格特先生》一文給予還擊。赫爾岑當時與福格特站在一邊，這裡的所謂「硫磺幫」也就是指馬克思等人。
3 舒爾茨（1829—1906），德國革命者。1848年因參加巴登起義被捕，後越獄逃脫，1852年到美國定居，入美國籍，成為政界的重要人物。
4 德國巴登起義的參加者。
5 弗萊里格拉特（1810—1876），德國詩人，19世紀德國革命詩歌的代表者，與馬克思一起編過《新萊茵報》。1851年起流亡在英國。
6 即《德意志科學和藝術哈雷年鑑》，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學-哲學雜誌，1838至1841年在哈雷出版，1841年後改名為《德意志科學和藝術年鑑》。
7 波蘭革命者，他於1849年曾應邀在德國西南部指揮革命軍隊。
8 德國革命家。
9 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主人公，這裡指奧·維利希，據說他與一位男爵夫人有過曖昧關係。這個男爵夫人同情民主運動，曾協助金克爾越獄潛逃；德國革命失敗後，她也流亡至英國。
10 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和朱諾。
11 在德國發起新天主教運動的神父。
12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
13 勃魯姆（1807—1848），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翼領袖，在1848年10月的維也納起義中直接參加了街壘的戰鬥，後被奧地利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4 指1848年4月的第一次巴登起義和3月的維也納起義。赫爾岑是故意模仿德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口氣諷刺他們。
15 見克雷洛夫的寓言《過客和獵狗》，一群獵狗跟在過客後面汪汪直叫，過客不去理睬它們，它們叫了一陣便不叫了。
16 這都是1848至1849年在德國發生起義的地方，赫爾岑這些話也都是對德國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諷刺。
17 施泰因（1757—1831），19世紀普魯士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參加過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他又是歷史學家，退休後致力於歷史研究。
18 金克爾家的一個女友。
19 海涅於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
20 不過我寫了這幾行，感到很遺憾。過了不久，這個可憐的女人便從四層樓的窗口跳到院子的石板地上死了：嫉妒和心理失常使她走上了可怕的自殺道路。——作者注
21 這前面的原稿缺了幾頁。
22 應是布魯諾·鮑威爾（1809—1882），德國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以研究基督教史聞名，曾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評，1848年後成為保守派。（埃德加·鮑威爾是他的弟弟，也屬於青年黑格爾派，但與赫爾岑講的事無關。）
23 應是《俄國與日耳曼世界》，1853年出版，在這書中，布魯諾·鮑威爾出於對歐洲文明的失望，主張依靠沙皇俄國的「原始力量」革新歐洲。這觀點也遭到了馬克思的批評。
24 關於巴枯寧是俄國間諜的謠言是俄國大使館散布的，在巴黎曾流傳很廣。馬克思的《新萊茵報》駐巴黎記者艾韋貝克在通信中報道了這事，《新萊茵報》便登載了這消息。但是在收到巴枯寧的抗議和喬治·桑的聲明信以後，馬克思馬上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這些抗議和聲明，並表示了歉意。這是1848年7月的事。8月底馬克思與巴枯寧在柏林重又會面時，已完全恢復了過去的友誼。因此這件事可以說只是誤解，而且早已過去，赫爾岑在這裡未免誇大了它的意義。
25 巴枯寧是在1949年5月因參加德勒斯登起義而被捕的，因此是在一年之後，與這裡談的事並非同時。
26 雖然他們幹的事常常令人髮指。為了說明這一點，我不妨講一件事，這是路易·勃朗遇到的。《泰晤士報》載文道，路易·勃朗從前在臨時政府任職時，把「法國國庫的一百五十萬法郎」用於在工人中間組織自己的政黨。路易·勃朗寫信給編輯部，它登載的關於他的報道是不確實的，他說，哪怕他想做，他也無法盜取或使用一百五十萬法郎，因為在他主持盧森堡委員會期間，他有權動用的錢不超過三萬法郎。《泰晤士報》沒有登出他的信。路易·勃朗便親自前往編輯部，要求會見總編輯。他們回答道，根本沒有總編輯，《泰晤士報》是由編輯委員會編的。路易·勃朗要求會見編輯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們回答他，沒有具體的負責人。「那麼我究竟該找誰，我的信涉及我的名聲問題，它沒有見報，這該由誰負責？」「這裡與法國的情形不同，」《泰晤士報》的一個官員對他說，「我們沒有負責的總編輯，按照法律，我們也不必非登載來信不可。」「絕對沒有負責的編輯嗎？」路易·勃朗問。「沒有。」「非常非常遺憾，」路易·勃朗露出譏笑說道，「你們沒有總編輯，否則我非狠狠打他一記耳光不可。再見，先生們。」「再見，先生，再見。上帝保佑您！」《泰晤士報》的官員一再說，尊敬地、安詳地推開了門。——作者注
27 巴枯寧於1849年5月參加德勒斯登起義後被捕，接著被引渡到俄國，關在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的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中。
28 厄克特（1805—1877），英國外交家和政論家，積極鼓吹親土耳其的觀點，反對俄國。
29 見但丁的《神曲·地獄篇》第五歌。
30 歌利亞是《聖經》中非利士的巨人，以色列王大衛用彈石器打死了他，見《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
31 埃斯帕特羅（1793—1879），西班牙國務活動家。1854至1856年的西班牙首相。
32 科布登（1804—1865），英國政治家，國際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對英國政治發生過重大影響。
33 倫敦的一份古老報紙，它的宗旨主要是維護商業利益，原由倫敦飲食業公會創辦，因此主要靠倫敦各大飯店和旅館支持。
34 其實馬克思與《廣告晨報》並無特殊關係，相反，認為它只是一份商業報紙，還多次對它的政治面貌提出過批評。馬克思認識厄克特也是在這事以後幾個月，即1854年2月。不僅如此，當時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厄克特時，稱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恩格斯也稱厄克特為「發瘋的議員」。但是厄克特分子控制的一些報紙轉載過馬克思在其他報紙上發表的文章，這可能使赫爾岑產生了錯覺，認為馬克思和厄克特，以及《廣告晨報》有聯繫。
35 1853年8月2日《廣告晨報》上登出了署名「弗·馬」的信，這人在信中說巴枯寧是俄國政府的間諜。赫爾岑懷疑這人便是馬克思，其實這人雖然也姓馬克思（弗蘭西斯·馬克思），卻是英國的一個地主和反動政論家。
36 俄國流亡者，赫爾岑對他的印象很不好，因此這裡說不得不與他一起簽名。
37 那份聯合抗議書是戈洛溫起草的，它提到了1848年對巴枯寧的誹謗。接著，阿諾爾德·盧格出於對馬克思的仇恨，在給《廣告晨報》編輯部的信中也提到了1848年的事，並且說，儘管《新萊茵報》的發行人「馬克思博士」知道這是假的，也照登不誤。這樣，就把《廣告晨報》的事硬與1848年的事扯在一起了，因此馬克思進行了反駁，詳細說明了1848年的情況，戈洛溫又作了答覆，論爭延續了一兩個月。最後，《廣告晨報》承認對巴枯寧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事情才結束。
38 即《法意書簡》中的義大利部分，它像《來自彼岸》一樣，最初都是於1850年以德文本在漢堡出版的，出版者即下面提到的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
39 這是一個叫科拉切克的人在《俄國革命思想史》法文本再版時，在美國一張報紙上寫的。它的有趣之處在於：這本書的德文譯文曾全文刊登在《德意志年鑑》上，而年鑑的發行人……就是那同一個科拉切克。——作者注科拉切克（1821—？），德國政論家，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翼成員，1848年起在斯圖加特發行《德國政治、科學、藝術和生活月刊》，1853年去美國。赫爾岑有些文章曾登載在他的這本月刊上（不是登在《德意志年鑑》上）。
40 英國實證主義理論家劉易斯創辦的周刊。
41 宴會上沒有一個德國人，使我想起加里波第的母親的葬禮。她是1851年在尼斯去世的，她兒子的朋友們邀請各國的流亡者去為死者執紼，其中也邀請了我。我們在過道中聚集時，看到被邀請者中有兩個羅馬人（其中一人是奧爾西尼），兩個倫巴第人，兩個那不勒斯人，兩個法國人，霍耶茨基是波蘭人，我是俄國人。霍耶茨基說：「先生們，請注意，整個歐洲都有代表在這兒了，缺少的只是一個德國人！」——作者注
42 皮爾斯（1804—1869），美國第十四任總統，在國內採取與南方和解的方針，支持奴隸制度和《逃亡奴隸法》（可以捉拿逃亡奴隸並判刑的法律，南北戰爭中廢除）。
43 索雷（1800—1870），法國人，後移居美國，1858年起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
44 羅伯特·保爾·歐文（1801—1877），1825年隨父赴美，後定居該國，宣傳其父的思想，1853年任駐兩西西里王國公使。
45 杜爾戈是法國駐西班牙大使，於1854年1月與索雷決鬥受傷，這在當時外交界是一件大事。
46 普爾斯基（1814—1897），匈牙利作家。
47 布坎南（1791—1868），美國政治活動家，曾任駐俄公使、駐英大使，1857年繼皮爾斯之後當選為美國第十五屆總統。
48 方圓轉化是研究怎樣使圓變成方，「永動」是中世紀幻想的「永動機」，這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49 馬塞納（1758—1817），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期的主要將領，1799年曾與俄軍元帥蘇沃洛夫在義大利北部對陣，不分勝負。這裡是寫兩人在談判時爭名次。
50 那時我還不會講英語。布坎南又不太懂法語。我的話是沃爾采爾翻譯給他聽的。——作者注
51 米特拉達梯六世（？—公元前63），古代黑海地區本都王國的國王。據說他為了防備別人下毒，從年輕時起就每天服用微量毒劑，使腸胃能抵製毒藥，以致最後兵敗，服毒自殺時，毒藥竟然無效，只得請衛士將他殺死。
52 瓊斯（1819—1869），英國工人運動活動家，詩人，1845年參加憲章運動，成為左派領導人，並與馬克思建立了親密友誼，後來由於與資產階級激進派站在一起，馬克思與他斷絕了關係。
53 紀念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大會，於1855年2月27日在聖馬丁會堂舉行。
54 戈洛溫在1855年2月13日的《廣告晨報》上提出，赫爾岑不能代表俄國在大會上發言。至於馬克思，瓊斯在發起成立國際委員會的時候，就邀請馬克思參加，馬克思表示反對，認為這是把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讓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後來在瓊斯的敦請下，馬克思參加了一次會議，但提出了赫爾岑的問題，認為赫爾岑是個斯拉夫主義者，這對國際運動是有害的，此後馬克思沒再參加委員會的活動。在聖馬丁會堂的大會上，赫爾岑的發言雖然表現了對沙皇俄國的革命立場，但也表現了一定的俄國民粹主義觀點。
55 即科爾德羅依提到的那些信，赫爾岑在這些信中表現了俄國民粹主義觀點，正因為這樣，才得到了科爾德羅依的重視。
56 《往事與隨想》的這個英譯本於1855年10月由倫敦的赫斯特與布萊克特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廣告晨報》為書名和「流放」問題對赫爾岑展開了攻擊。赫爾岑把這件事也算到了馬克思的賬上。
57 指1859年4月開始的義大利民族解放戰爭，這次戰爭由撒丁王國聯合法國對奧地利宣戰，主要目的是驅逐奧地利在義大利的侵略勢力。
58 即《奧格斯堡總匯報》，它與馬克思沒有任何關係。赫爾岑在第五卷第三十六章提到它時，也稱它是「黑色的和黃色的」，黑色是指它的反動性，黃色是指它沒有原則。
59 匈牙利革命者。當時匈牙利人為了反抗奧地利統治，對拿破崙三世抱有一定的幻想，甚至希望爭取拿破崙的幫助，因此關於這些匈牙利人「已被拿破崙收買」的謠言，在倫敦的流亡者中是很流行的。
60 這篇文章並非馬克思所寫，它是一個匿名作者根據布林德提供的教材寫成，也可能是布林德自己寫的，本來投給憲章派的《人民報》，後來由李卜克內西把它轉寄給《總匯報》。但是馬克思確實早已根據福格特的言論，斷定福格特與拿破崙三世有關係，至少是在推行拿破崙的政策，因此在1860年寫了《福格特先生》一文，予以揭露。後來發現的一些材料也證明馬克思是對的，但當時赫爾岑完全站在福格特一邊，並為他辯護。
61 《海爾曼》是德國小資產階級右翼在倫敦出版的機關刊物，主編金克爾曾受到馬克思的多次批評，馬克思與這刊物毫無關係，赫爾岑這裡的話都是猜測之詞。
62 烏爾班是奧地利駐義大利侵略軍的統帥，1859年在義大利北部與加里波第對陣。滂陀爾是烏爾班手下的一支僱傭兵，大多由匈牙利等族人組成，以殘酷聞名。
63 這是1859年義大利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兩次重要戰役，兩地都在義大利北部，6月4日奧軍十二萬人在馬真塔被擊敗，向東撤退，6月24日與撒丁王國和法國的軍隊在索爾費里諾遭遇，又大敗，這兩次戰役為義大利走向民族獨立奠定了基礎。
64 由義大利北部曼圖亞、佩斯基耶拉、萊尼亞戈和維羅納等四個城市構成的軍事防區，它是從奧地利通往義大利的必經之地，也是奧地利為了保證對整個倫巴第地區的統治而建立的主要防區。
65 指1813年德國抵抗拿破崙侵略的戰爭。
66 布赫爾（1817—1892），德國政治活動家，屬激進派。
67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諢號。
68 羅德貝爾圖斯（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
69 德國流亡者，起初流亡在巴黎，現在到了倫敦。
70 在德國北部，當時為一獨立公國，既不屬於普魯士，也不屬於奧地利。
71 考爾巴赫（1805—1874），德國浪漫主義畫家。
72 科內利烏斯（1783—1867），德國畫家。
73 當時的一個歌唱家。
74 米勒的朋友。
75 指在西歐旅遊的俄國人。
76 都是黑格爾派哲學家。巴德爾（1765—1841）不僅是德國的哲學家，也是反動的神學家。
77 奧爾巴赫（1812—1882），德國小說家。
78 塔爾馬（1763—1826），法國著名演員。
79 1844年在普魯士發生了一個名叫切赫的人行刺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事，切赫打了兩槍，都未命中。
80 引自席勒的劇本《陰謀和愛情》第五幕第二場斐迪南的台詞。
81 當時普魯士政府以提倡科學藝術自詡，因此赫爾岑這麼諷刺它。
82 1832年5月在巴伐利亞的漢巴赫城發生了大規模示威集會，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這次運動被稱為「漢巴赫節日」，它是全德國對法國七月革命作出的最早反應之一。
83 1807年在德國成立的反抗拿破崙侵略的團體，以提倡道德為名，宣傳愛國主義思想，1809年遭到拿破崙的鎮壓，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自動解散。
84 維婭朵-加西亞（1821—1910），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1843年在彼得堡演出，紅極一時，成為屠格涅夫的朋友。
85 屠格涅夫說，米勒坐下吃小吃時，先要像經驗豐富的將軍一樣掃視一下戰場，如果發現哪兒有薄弱的環節，沒人吃酒或肉，他馬上會發起攻勢，把那一份也據為己有。——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