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四章
兩件案子
統治吧，英國！1
1.決鬥2
1853年，著名的共產主義者維利希3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巴黎工人巴泰勒米。他的名字我已聽到過，那是由於六月事件的審問和對他的判決，最後也由於他從貝爾島的潛逃。
他還年輕，個子不高，但體格強壯結實，漆黑捲曲的頭髮賦予了他一種南方人的氣息；他的臉上有些麻點，但顯得漂亮而粗獷。不斷的鬥爭培養了他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克制自己的能力。巴泰勒米是我曾經遇見過的性格最完整的人中的一個。他沒有進過學校，他的書本知識是從自學得到的，但他是個優秀的機械師——我順便提一下，六月的街壘上最堅強的戰士大多是機械師、司機、工程師和鐵路員工。
他一生的思想，他的全部生活熱情，具有斯巴達克思的色彩，那便是不倦地渴望工人階級起來反對中等階級。他的這個思想是與消滅資產階級的強烈願望不可分割的。
這個人對我說來無異是向我闡明了1793和1794年的恐怖時代，那些九月的日子4，那種使最親密的派別互相仇殺的憎恨；在他的身上，我具體地看到了對血的渴望怎樣可以與另一些場合表現的人道主義，甚至溫柔體貼，結合在一起，看到了一個人怎樣可以像聖茹斯特那樣把幾十個人送上斷頭台，卻毫不感到良心的譴責。
巴泰勒米說：「不能讓革命第十次從我們手裡給偷走，必須從家裡，從自己的親人中把最兇惡的敵人處死。在櫃檯後面，在辦公室內，我們經常發現這樣的人——必須從自己的陣營中消滅他們！」在他的黑名單上幾乎包括所有的流亡者：維克多·雨果，馬志尼，維克多·舍爾歇5，科蘇特。得到他寬恕的人很少，我記得，其中有路易·勃朗。
他心中特別仇恨的人是賴德律-洛蘭。當巴泰勒米談到「這資產階級的獨裁者」時，他的肌肉便會在那張活躍而激烈、同時又非常冷靜而堅定的臉上不斷抽搐。
他善於辭令，這種才能今天已越來越少了。誇誇其談的演說家在巴黎，特別在英國，多得不可勝數。神父，律師，議員，推銷丸藥和廉價鉛筆的商販，世俗和教會雇用的在公園演講的人——他們都具有異乎尋常的口才，但是能在室內跟人談話的卻不多。
巴泰勒米的邏輯是片面的，它總是針對著一點，像焊接吹管噴出的火焰。他講話從容不迫，既不提高聲音，也不揮動胳臂，他的句子和挑選的詞語都很準確，乾淨利落，完全擺脫了當代法語中三個可詛咒的缺陷：革命口號，律師和法官的腔調，以及店員的放肆口氣。
這個工人是在鍛造和軋制鐵條的沉悶車間裡，在巴黎擁擠的小街上，在小酒店和鍛鐵爐、監獄和苦役勞動中間長大的，他怎麼學會準確掌握分寸、恰到好處、輕重得當、優美動聽的講話方式的呢？法國資產階級已喪失了這些優點。在咬文嚼字、侈談革命詞句的風氣中，他又怎麼能保持語言的自然本色呢？
這確實令人費解。
看來工場的空氣大概比別處新鮮一些。不過他的一生是這樣的。
他還不到二十歲，便卷進了路易·菲力普時代的政治騷亂中。憲兵叫住他，由於他大聲講了一句什麼，憲兵朝他臉上揍了一拳。治安警察揪住了他，他掙脫了，但別的什麼也不能幹。那一拳打醒了一隻老虎。到了第二天，巴泰勒米已以朝氣蓬勃、年輕樂觀的青年工人的面貌出現在人群中了。
應該指出，巴泰勒米被抓住後，警察釋放他是因為發現他並未犯什麼罪。但是誰也不想理會他所受到的侮辱。「為什麼在騷亂中他要到街上亂跑！何況現在到哪兒去找這個憲兵！」
於是事情發生了。巴泰勒米買了一支手槍，上了子彈，在那一帶轉悠。轉了一天，兩天，他突然看到那個憲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轉身子，扣上了扳機。
「你認識我嗎？」他問憲兵。
「怎麼不呢。」
「那麼你記得你做了什麼？……」
「得啦，走開，別跟我糾纏。」憲兵說。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說，開了槍。
憲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憲兵受了致命傷，但當場沒有死。
巴泰勒米以簡單的殺人罪被判了刑。誰也不想考慮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據法國人的觀念，工人不可能要求決鬥，也不可能提出起訴。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這是在工場和監獄之外，他進入的第三所學校。二月革命後，克雷米厄6任司法部長，重新審理案件時，巴泰勒米獲得了釋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熱烈追隨者，投身到運動中。在英勇保衛街壘時他被捕了，被送進了牢房。勝利者槍決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則關在杜伊勒里宮的地窖中，還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裡也人滿為患，有時為了騰出地方不得不槍斃一些人。
巴泰勒米沒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沒想為自己辯護，但利用被告席，把它變成了譴責國民自衛軍的講壇。我們得感謝他使我們了解了秩序保衛者大開殺戒的許多細節，這些勾當大多是暗中乾的，有的還是關起門來乾的。審判長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後打斷了他的話，判了他苦役，我記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關於六月事件的審訊我手邊沒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貝爾島。
過了兩年，他從那兒越獄到了倫敦；他提出了一個計劃，打算再回那裡，幫助六個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筆錢（六七千法郎），講定以後，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裝，拿著祈禱書前往巴黎和貝爾島安排了一切，然後再回到倫敦取錢。我聽說，計劃之所以沒有執行，是因為對要不要搭救布朗基還有爭論。巴爾貝斯一派和其他人寧可讓幾個朋友待在獄中，也不願搭救一個敵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與一切黨派分道揚鑣，割斷了聯繫；賴德律-洛蘭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對頭，但對自己一派他也並不友好。他太尖刻，鋒芒畢露，他的偏激觀點使領導人不快，也叫膽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專心致志研究武器。他發明了一種特殊結構的手槍，一邊打槍，一邊子彈自動上膛，這樣，手槍就能接連不斷向同一目標射擊。他打算用這種手槍暗殺拿破崙，但巴泰勒米的狂熱性情兩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從一個決心不比奧爾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脫了性命。
在賴德律-洛蘭一派中，有一個剽悍的人，這便是喜歡決鬥、到處遊蕩、天不怕地不怕的庫爾涅7。
庫爾涅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人，這種人在波蘭的地主和俄國的軍官，特別是退伍後住在鄉下的騎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見到。屬於這類人的有丹尼斯·達維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爾佐夫9，「骷髏頭」加加林10和連斯基的決鬥證人扎列茨基11。他們也以庸俗的形態出現在普魯士的「容克貴族」和奧地利的軍營夥伴中。英國沒有這種人，但在法國他們卻如魚得水，而且魚鱗洗得乾乾淨淨，顯得光亮平滑。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顧死活，沒有頭腦，目光非常短淺。他們一輩子只是靠回憶兩三件往事在過活，在這些事件中他們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槍林彈雨中。有時他們還先給自己編造了一套英勇行為，然後才真的實行，以便證實自己的大話。他們隱隱意識到，這種好鬥精神便是他們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們可以誇耀的唯一樂趣，而誇口對他們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們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興高采烈的談天中，在還沒有發生口角的時候；為了朋友，他們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說來，他們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這些人遊手好閒，把生活也當作了狂熱的賭博，他們是一切冒險活動的「浪斯開涅」12，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繡金的將軍制服，名利雙收，領取十字勳章的話；這以後他們又可以安靜幾年，把光陰消磨在彈子房和咖啡館中。至於是在斯特拉斯堡幫助拿破崙13，還是在布盧瓦幫助貝里公爵夫人14，或者在聖安東區幫助革命的共和派，這在他們眼中都一樣。對他們和整個法國說來，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庫爾涅的初露頭角是在法國與葡萄牙的衝突中15，那時他在軍艦上服役，與幾個夥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護航艦，制服了全體水兵，占領了軍艦。這件事規定了、也總結了庫爾涅未來的生活。整個法國都在談論這個年輕的准尉，但是他沒能再前進一步，他一生的功績便是從接舷戰開始，也以接舷戰結束，因此可以說，他在這次戰鬥中已經陣亡了。後來他被海軍開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統治著歐洲，庫爾涅百無聊賴，最後終於忍耐不住，開始自己作戰了。據他說，他決鬥過二十來次，我們想，那大概是十次，但這已經夠了，可以說明他不是一個嚴肅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成為紅色共和分子。在法國的流亡者中，他沒有起過特殊的作用。關於他有各種傳說，例如在比利時，一個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頓逃走了；其餘大多也是這類勾當。他認為自己是「全法國最好的劍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邏輯，在無法約束的自尊心的驅使下形成的，它與庫爾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後，必然產生不幸的後果。他們彼此嫉恨。不過既然屬於不同的圈子，敵對的派別，他們本可以一輩子避不見面。但一些熱心朋友卻火上加油，促成了他們的對立。
巴泰勒米對庫爾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於別人托庫爾涅從法國帶給他的信，他始終未曾收到。很可能在這件事上庫爾涅是無辜的；但不久又傳來一些謠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認識了一個女演員，她是義大利人，後來他與她同居了。庫爾涅說：「多麼可惜，這個社會主義者中的社會主義者居然要靠一個女戲子養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們馬上寫信告訴了他這事。他收到信後，立刻丟下設計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員，風馳電掣般趕到了倫敦。
我已經說過，他認識維利希。維利希是心地純潔、非常善良的普魯士炮兵軍官，他轉向革命，成了共產主義者。在黑克爾16領導起義時期，他率領炮兵部隊為人民戰鬥，當一切都給打敗之後，他流亡到了英國。到達倫敦時他身無分文，試圖教授數學和德語，但運氣不佳。於是他丟下教科書，忘記了從前的軍銜，英勇地當了工人。他與幾個朋友合夥辦了個制刷子的工場，但得不到人們的支持。維利希沒有喪失在德國再度舉行起義和改善自己命運的希望，然而希望並未實現，他只得帶著條頓共和國的理想去了紐約，在那兒的政府里謀得了一個土地測量員的職務。
維利希明白，跟庫爾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願擔任中間人進行調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維利希，把事情交給了他。維利希去找庫爾涅，他那堅定沉著的聲調對「第一劍客」發生了作用，庫爾涅說明了書信問題。維利希又問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員生活的？」庫爾涅答道：「我只是在重複我聽到的話，對此我表示遺憾。」
「這完全夠了，」維利希說，「那麼請您把您講的話寫在紙上交給我，這樣我就可以非常滿意地回去了。」
「好吧。」庫爾涅說，拿起了筆。
「那麼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這傢伙認錯了。」另一個流亡者插嘴道，這人是在談話快結束時才進屋的。
「怎麼是認錯？您認為這是認錯嗎？」
「這是一個正直的人聽信了謠言，對此表示遺憾的意思。」維利希說。
「不，」庫爾涅說，放下了筆，「這我辦不到。」
「您剛才不是這麼說的嗎？」
「不，不，請您原諒，但我不能這麼做。請轉告巴泰勒米：『我這麼說是因為我要這麼說。』」
「好極了！」另一個流亡者喊道。
「親愛的先生，您得為未來的不幸承擔全部責任。」維利希對他說，走出了屋子。
這是在傍晚；他在見到巴泰勒米以前先來找我。他憂心忡忡，在屋裡踱來踱去，一邊說道：「現在決鬥不可避免了！這太不幸了，那個流亡者突然闖了進來。」
我想：「現在已無法挽回，理性在瘋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況法國人的血一旦燃燒，加上各派力量和各個合唱隊之間的仇恨，災禍便再也無法避免！……」
過了一天，我早上走過蓓爾美爾街，看到維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兒，我喊住了他。他臉色蒼白，神情緊張，轉身向我走來。
「怎麼樣？」
「當場打死了。」
「誰？」
「庫爾涅。我現在去找路易·勃朗，請教他該怎麼辦？」
「巴泰勒米在哪兒？」
「他和他的一個決鬥助手，還有庫爾涅的兩個決鬥助手，都關進了監獄，只有一個助手沒有被捕。根據英國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處絞刑。」
維利希坐上公共馬車走了。我獨自在街上站了一會兒，然後轉身回家。
過了兩小時，維利希來了。當然，路易·勃朗對這件事採取了積極關心的態度，想先找幾個著名的律師商量一下。看來最好的辦法是不讓法院的偵查員知道，誰是開槍的，誰是證人。要做到這一點，就得雙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決鬥案件中，英國法庭不會使用警察的狡詐手段。
必須把這一點通知庫爾涅的朋友們，但維利希的熟人中誰也不願去找他們，也不願去找賴德律-洛蘭，因此維利希要我找一下馬志尼。
我去時發現他正在大發脾氣。
「您大概是為這件謀殺案來的吧？」他說。
我看了看他，故意停了一會兒才說：
「為巴泰勒米的案件。」
「您認識他，袒護他，這一切都很好，儘管我不明白……但是庫爾涅，不幸的庫爾涅，他也有朋友和同志……」
「這些人大概不會說他是暴徒，儘管他參加過二十來次決鬥，因為打死的不是他。」
「現在不是談這點的時候。」
「我是在回答您的話。」
「怎麼，現在是要從絞刑架上搭救他嗎？」
「像巴泰勒米那樣在6月的街壘上戰鬥過的人如果被絞死了，我想，誰也不應該感到特別高興。何況問題不在於他一個人，還涉及庫爾涅的兩個助手呢。」
「他不會被絞死的。」
「這很難說。」一個年輕的英國激進主義者插嘴道，他顯得漠不關心，頭髮的式樣有些像耶穌；他一直沒有開口，對馬志尼的話只是用頭，用雪茄的煙，用難以捉摸的複合元音表示贊同，這種複合元音把五六個元音壓縮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混合音。
「您好像對此毫不介意似的？」
「我們愛好並尊重法律。」
「也許正因為這樣，」我說，但儘量使自己保持溫和的口氣，「各國的人大多尊重英國，但並不愛英國人。」
「呃哦？」激進主義者問道，不過也許是答覆。
「問題在哪裡？」馬志尼打斷了他的話。
我告訴了他。
「他們自己已考慮到這一點，並且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巴泰勒米的案件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性格很少表現得這麼鮮明，在這麼針鋒相對、便於比較的場合出現。
從決鬥的地點起，一切都顯得很荒謬：那是在溫莎附近進行的，他們為此必須從王國中心的邊界坐幾十英里火車（當時火車只通到溫莎）才能趕到這裡，而當時人們一般都在邊界附近決鬥，那裡隨時可以找到大小船隻，逃之夭夭。再說，選擇溫莎，這本身就不夠明智。它是王宮所在地，維多利亞女王心愛的住處，當然警備森嚴。據我看，選擇這個地點非常簡單，只是因為法國人對倫敦的郊區只知道里士滿和溫莎兩個地方。
助手們為了防備萬一，隨身攜帶了鋒利的決鬥用輕劍，雖然他們知道決鬥得用手槍進行。庫爾涅倒下後，除了一個助手單獨離開，因而平安到達比利時以外，其餘的人都是一起走的，而且沒有忘記隨身帶走輕劍。他們還未到達倫敦的滑鐵盧車站，警察局已接到電報，據稱「這四人留有鬍鬚和唇髭，戴著大檐帽，講法語，輕劍用布包著」。根據這些特點，警察不用搜尋，他們一下火車就給逮捕了。
這一切怎麼會這樣？看來用不著我們來教導法國人如何躲避警察。就兇惡、機靈、不道德和辦事認真、不知疲倦而言，法國的警察在全世界可說首屈一指。在路易-菲力普時期，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玩盡了各種手段，作過各種較量，每一步行動都得仔細考慮（現在這已沒有必要，警察像俄國人那樣有了必勝的把握）；今天離路易-菲力普的時代還不遠，那麼，像巴泰勒米那麼聰明的人，像庫爾涅的助手那麼經驗豐富的人，怎麼會這麼粗心大意呢？
原因只有一個：完全不了解英國和英國的法律。他們聽說，沒有逮捕證不能逮捕任何人；他們還聽說有所謂《人身保護法》17，根據這法令，只要律師提出要求，就得把人釋放；因此他們認為不妨回家換身衣服，然後前往比利時，到了第二天早上，被愚弄的警察（他們必然拿著警棍，像法國小說中描寫的那樣）來找他們時，已經人去樓空，只得罵道：「該死的傢伙！」儘管警察其實並不拿警棍，英國人也不罵「該死的！」
這些人被捕後，關在薩里郡的監獄裡。探望開始了，來的有夫人們，被殺死的庫爾涅的朋友們。當然，警察馬上了解到了事實真相，不過這不能說是他們的功績，支持和反對巴泰勒米或庫爾涅的人，都在酒樓飯店裡大聲嚷嚷，把決鬥的詳情細節透露無遺，自然還穿插了一些根本沒有的事和不可能有的事。但是警察不願公開承認了解這一切，因此當一些探望者要求會見助手「巴羅內」，另一些人要求會見巴泰勒米的助手時，警官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先生們，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中間誰是助手，誰是罪犯，情況還沒有全部調查清楚，還是請你們直接說明要會見的人的姓名吧。」這是第一堂課！
最後，巡迴法庭到了薩里，指定了開庭的日期，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坎貝爾將就法國人庫爾涅被不知何人殺害致死一案審訊與兇殺案有關的人員。
我當時住在櫻草丘附近；在2月一個陰冷多霧的早晨七時，我出門走進攝政王公園，然後穿過它前去搭乘火車。
這一天的情形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從大霧瀰漫的公園，公園裡懶洋洋地在水中遊動的白天鵝，以及籠罩在水面的微紅的黃色煙霧，直到午夜之後很久，我與一位律師坐在攝政王街偉利飯店中喝香檳酒，為英國的富強幹杯，一切都歷歷在目。
我以前從未見過英國的法庭；在中世紀的背景上展開的喜劇場面，令人想起的主要的是義大利的滑稽歌劇，不是莊嚴的傳統，但是在這一天這可以撇開不談。
將近十點鐘，在坎貝爾勳爵寓居的旅館門口，化裝舞會的第一批扮演者出場了，那是拿著兩隻大喇叭的傳令官，他們宣布，坎貝爾勳爵將於十時整公開審問某某案件。我們便擁向法庭門口，它只有幾步遠。這時坎貝爾勳爵本人正坐了金碧輝煌的馬車經過廣場，勳爵戴的假髮又大又漂亮，只比他的車夫的差一些，車夫的假髮上還戴了一頂三角形小帽。馬車後面跟著二十來個步行的律師和辯護士，他們提起了長袍，沒戴帽子，只戴羊毛假髮，它們仿佛是特地做得儘量不像人的頭髮似的。在法庭門口，我簡直好像不是要旁聽首席法官坎貝爾對巴泰勒米的審問，而是來到了上帝審問庫爾涅的法庭上。
大門口擠了不少人，警察從裡邊驅趕他們，後面的人卻以超人的力量向前擁擠，人們在前後夾攻中動彈不得，無法前進一步，但後排的人越來越多，於是警察擺開陣勢，手挽著手一起向前驅趕，我被前排的人擠得喘不出氣，可是背後那些英勇的進攻者卻毫不退讓，我們被推著，擠著，終於突然發覺，已經被拋到了離門口十來步遠的街上。
要不是一個認識的律師幫忙，我們根本進不了法庭，那兒已擠得水泄不通，但他領我們從一扇專用的門進入了大廳；最後我們總算坐下，一邊擦汗，一邊檢查表和錢等等有沒有丟失。
令人費解的是：沒有一個地方的人口比倫敦更多，更稠密，更駭人聽聞，可是英國人偏偏在任何場合都不肯排隊，寧可發揮頑強的拼搏精神，向前擠上兩個小時，哪怕壓壞了身體的某一部位也在所不惜。我已多次領教過劇場門口的擁擠情況，如果大家遵守秩序一個一個進去，大概半小時就走完了，但是由於他們一下子擁向門口，許多前排的人便被擠到了門的右邊和左邊，弄得他們火冒三丈，拚命從兩側向緩緩移動的中間部分擠壓，儘管這對他們本人並無好處，但多少為他們肋部受到的痛楚報了仇。
有人在敲門。一位穿著假面舞會服裝的先生喝道：「外面是誰？」門外邊答道：「法官。」於是門開了，坎貝爾穿著皮大氅和女人睡衣似的大褂走進了屋子；他向四面鞠了躬，宣布審問開始。
對巴泰勒米案的看法，法庭，也就是坎貝爾，早已胸有成竹，它自始至終是明確的，儘管法國人千方百計要打亂他的思想，把他引入歧途，他還是堅持不渝。發生了一次決鬥。一個人被打死了。雙方都是法國人，都是流亡者，對榮譽抱著與我們不同的觀念。難於弄清他們中間誰是對的，誰有罪。一個來自街壘，另一個好鬥成性。我們不能讓這事不受到懲罰，但不應該運用英國法律的全部力量來打擊外國人，何況他們都是純潔的人，雖然愚蠢，但行為是高尚的。因此，誰是兇手，我們不想追究，說不定兇手是那個已經逃到比利時的人。對現在的被告，我們要指責的是他們參與了這件事，我們要求陪審團作出裁決：他們在殺人事件中是否有罪？如果陪審團裁決有罪，他們在我們手中，我們可以判處他們最輕的刑罰，了結這件案子。如果陪審團裁定他們無罪，那麼上帝保佑他們，他們可以無罪開釋。
這對雙方的法國人都像一把鋒利的刀子！
支持庫爾涅的一方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讓巴泰勒米身敗名裂，得不到法庭的好感，因此雖不直接指名道姓，卻把他當作殺害庫爾涅的兇手加以指責。
巴泰勒米的幾個朋友和他本人則儘量想使庫爾涅和他的夥伴們出醜，聲譽掃地，因為在警察偵查期間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細節。決鬥用的手槍是向一個制槍工匠租的，決鬥後手槍便送還了工匠。一支手槍中還裝著彈藥。審案開始時，工匠呈交的手槍證實，子彈和火藥下多了一塊破布，因此手槍無法射擊。
決鬥的情形是這樣：庫爾涅向巴泰勒米開了一槍，沒有打中。巴泰勒米的雷管正常地打響了，但沒有射出子彈；他換了一個雷管，情形還是照舊。這時巴泰勒米丟下手槍，向庫爾涅提議用輕劍決鬥。庫爾涅不同意，大家決定再打一次槍，但巴泰勒米要求換一支槍，庫爾涅當即同意了。巴泰勒米拿到手槍，開了一槍，庫爾涅應聲倒地。
由此看來，還給制槍工匠的那支裝有彈藥的槍，便是巴泰勒米原先使用過的。那塊破布從哪兒來的呢？手槍是庫爾涅的朋友帕迪岡經手借的，此人參加過《人民之聲報》的工作，在六月事件中受了重傷，成了殘疾。18
如果能夠證明破布是故意塞在裡邊的，也就是對方蓄意殺死巴泰勒米，那麼巴泰勒米的敵人們就會蒙受恥辱，永遠抬不起頭。
對於這個結果，巴泰勒米當然求之不得，哪怕為此判十年苦役或流放他也情願。
在偵查中發現，從手槍中取出的破布確實屬於帕迪岡，那是從他擦漆皮靴的布條上扯下的。帕迪岡說，他用那塊布繞在鉛筆上擦槍，也許轉動時破布掉了一塊在槍膛里，但是巴泰勒米的朋友們質問他，為什麼破布是整齊的橢圓形，為什麼沒有摺疊的皺紋？
巴泰勒米的對方準備了一大批證人，要替巴羅內和他的夥伴們辯護。
他們的策略是：巴羅內一邊的辯護律師向他們詢問庫爾涅及其他人從前的經歷，他們便趁機竭力歌頌這些人，但對巴泰勒米和他的助手則保持沉默。他們認為，本國人和「同一政治主張者」的普遍沉默，就足以在坎貝爾和旁聽者眼中，大大抬高一方和降低另一方的威信。搜羅證人需要花錢，何況巴泰勒米沒有這麼多朋友可以聽他指揮，要他們講什麼便講什麼。
庫爾涅的朋友們在偵查中已表演過這種沉默的雄辯術。
偵查員問一個被捕的證人巴羅內，他是否知道庫爾涅是誰殺死的，或者他懷疑是誰？巴羅內答道，任何威脅，任何刑罰都不能迫使他說出殺死庫爾涅的人，儘管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得戴上鐵鏈在密不通風的牢房裡待十年，我也不說。」
律師冷冷地打斷了他的話：「這是您的權利，不過您的話說明您知道罪犯是誰。」
他們認為靠這一切便能騙過……騙過誰？騙過坎貝爾勳爵。我希望補充一下他的肖像，以便說明這種企圖異常荒謬。坎貝爾勳爵老了，他是在法官的位置上頭髮變白、皮膚變皺的，哪怕念最可怕的證詞，他那帶一點蘇格蘭口音的聲調也很平靜，哪怕最複雜的案情，他也可以分析得有條不紊，現在巴黎幾個誇誇其談的俱樂部成員卻想欺騙他……坎貝爾勳爵從來不會提高嗓音，從來不生氣，也從來不笑，在最可笑或最激動的時刻也只是擤一下鼻子……坎貝爾勳爵生著愛嘮叨的老太婆的臉，可是你仔細一瞧，就會清楚地看到某種變形現象，那種使小紅帽姑娘19大吃一驚的變化：原來這根本不是老奶奶，只是一隻戴著假髮、穿著女人的睡衣和鑲皮邊披風的狼。
然而勳爵大人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們。
關於破布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帕迪岡也作了說明，於是巴羅內的辯護人開始向證人提問。
首先出場的是一個老流亡者，巴爾貝斯和布朗基的朋友。他先是有些不大願意似的拿起《聖經》，然後做了個手勢，表示這是無可奈何的；宣誓後，他伸直了脖子。
「您認識庫爾涅很久了嗎？」一個辯護人問。
「公民們，」流亡者用法語答道，「從青年時代起，我就抱定宗旨，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自由和平等的神聖事業……」他這麼往下講。
但辯護律師制止了他，對翻譯說道：「看來證人沒有理解問題，請您用法語譯給他聽。」
接著是另一個證人。五六個法國人，有的鬍子長得可以浸到酒杯里，有的禿頂，有的頭髮又濃又密，式樣有些像尼古拉，還留著長長的唇髭，也有的頭髮一直披到肩上，圍著紅領巾，他們一個接一個用不同的方式敘述著同一類話：「庫爾涅這個人優點超過品德，而品德可以與優點匹敵，他是流亡者中的佼佼者，他這一派的榮譽，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痛欲絕，可以安慰他的朋友們的也只是巴羅內和其他同志依然健在。」
「您認識巴泰勒米嗎？」
「認識，他是法國的流亡者……我們見過面，但對他一無所知。」說到這裡，證人便按照法國人的方式咂咂嘴巴。
「某某證人……」辯護律師又說。
「好啦，」坎貝爾老奶奶操起溫和同情的聲調開口了，「不必再麻煩他們了，這麼多人為死者庫爾涅和被告巴羅內作證，我們認為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我們沒有說死者和被告是壞人，因而必須鄭重其事地證明他們品德高尚，行為端正。再說，庫爾涅死了，我們完全不必過問他的一切，我們要審理的只是他被殺這件事，唯有與這罪行有關的一切對我們才是重要的。關於被告，我們同樣認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先生，我們也不需要了解他過去生活中的事件。從我來說，我對巴羅內先生的品行沒有任何懷疑。」
「那麼，老奶奶，你為什麼要生這麼一對狡猾而含笑的眼睛呢？」
「這是因為我的官職使我不能用嘴巴嘲笑你們，因此只得用眼睛嘲笑。」
理所當然，這以後，那些頭髮朝下梳的，頭髮朝上梳的，穿軍裝的，圍七色彩虹頸巾的證人，統統給打發走了，不必再聽取他們的證詞。
這樣一來，案件的審理就加快了。
一個辯護士向陪審員們提出，被告都是外國人，全不理解英國的法律，因此有權得到一切寬容，然後又道：「陪審員先生們，請各位想想，巴羅內先生對英國法律一無所知，以致對『您可知道是誰殺死了庫爾涅？』這問題，回答說，哪怕把他鎖上鐵鏈，在牢房裡關上十年，他也不願講出這人的姓名。各位看到，巴羅內先生對英國還抱著某種中世紀的觀念，他可能認為，他的沉默會使他因而被鎖上鐵鏈，在監獄裡蹲上十年。我希望，」他忍不住笑了笑，又道，「這件導致巴羅內先生失去幾個月自由的不幸事件，可以使他相信，從中世紀以來，英國的監獄已有所改進，不致比其他某些國家差。我們要向被告們證明，我們的法庭也是公正的，符合人道的。」等等。
陪審員一半是外國人，他們認為被告「有罪」。
這時，坎貝爾轉向被告，提醒他們，英國的法律是嚴厲的，還提醒他們，外國人一旦踏上英國的國土，便享有與英國人同等的權利，因此在法律面前也必須承擔同樣的責任。接著他談到了風土人情的不同，最後說道，按照法律對他們毫無保留地作出嚴厲的懲罰，他認為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判處他們兩個月的監禁。
聽眾、人民、律師和我們，大家都很滿意，因為大家都在等待嚴厲的懲罰，認為最低限度會判徒刑三至四年。
誰不滿意呢？
被告們。
我走到巴泰勒米麵前，他悶悶不樂地與我握了手，說道：
「帕迪岡依然清白無辜，巴羅內……」他聳聳肩膀。
我走出大廳，遇到了我認識的律師，他跟巴羅內在一起。
「我寧可判一年徒刑，」巴羅內說，「也不願跟這個壞蛋巴泰勒米關在一起。」
審問是在晚上十時左右結束的。我們到達火車站時，在月台上看到了一群群法國人和英國人，都在吵吵鬧鬧大聲議論這案件。大部分法國人對判決是滿意的，雖然也感到，這對海峽彼岸的人說來算不得是勝利。在車廂內，法國人唱起了《馬賽曲》。
「先生們，」我說，「公正先於一切；這一次讓我們唱《統治吧，英國》！」
於是響起了《統治吧，英國》的歌聲！
2.巴泰勒米
過了兩年……巴泰勒米又站在坎貝爾勳爵面前了，這一次，嚴峻的老人戴了一頂黑氈帽，對他作出了另一種判決。
那是1854年，巴泰勒米與大家已越來越疏遠，不知在忙什麼，他很少露面，似乎在暗中籌備什麼——與他住在一起的人也不比別人知道得多。我和他難得見面；他一向十分同情和信任我，但也沒談過什麼特別的事。
突然傳來了消息，說巴泰勒米犯了雙重殺人罪20：他先是殺死了一個不知姓名的小商人，繼而又殺死了企圖逮捕他的警察。原因和線索都沒有。在法庭上，巴泰勒米守口如瓶，在新門監獄也默不作聲。他一開始就承認殺死了警察，為此他可能被判處死刑，因此他只限於承認這一點，似乎表示他為這事已有權上絞刑架，不必再提前一件兇殺案了。
這裡談的情況是我們後來逐漸知道的。巴泰勒米打算去荷蘭，換了旅行裝束，一隻口袋裡揣著經過簽證的護照，另一隻口袋裡裝著手槍，同伴是一個跟他住在一起的女人。晚上九時，巴泰勒米去找一個開汽水廠的英國人；他敲了門，女用人帶他進屋，主人在會客室接見了他，然後又與他一起走進了臥室。
女用人聽到他們的談話越來越響，終於變成了咒罵，隨後主人開了門，把巴泰勒米推出房間，這時巴泰勒米從口袋裡掏出手槍，向他開了槍。商人倒下死了。巴泰勒米奪門而走——那個法國女人嚇壞了，早已溜之大吉，因此沒事。警察聽到槍聲，在街上攔住巴泰勒米，他便用手槍恐嚇他，警察不放他走。巴泰勒米開了槍，這一次應該說他並不想打死警察，只是嚇唬他一下，但是他一隻手還沒掙脫，已用另一隻手開了槍，以致距離這麼近，警察受了致命傷。巴泰勒米趕緊逃跑，但幾個警察已一擁而上，他被捕了。
巴泰勒米的仇人並不掩飾幸災樂禍的心情，說這完全是強盜行徑，巴泰勒米是企圖搶劫。但是那個英國人其實並不富裕。如果不是完全瘋了，很難想像一個人會在倫敦公然搶劫，何況是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區，在一個認識他的人家，晚上九時，又帶著一個女人；這一切說明他決不是為了搶劫一百來鎊錢（在被害者的柜子里只找到這麼多錢）。
這以前幾個月，巴泰勒米辦了一個作坊，製造彩色玻璃，用特殊的方法在玻璃上繪製圖案、阿拉伯花紋和題詞等。他得為此付六十鎊專利費，還缺十五鎊，便向我告貸，後來準時歸還了。很清楚，那件事包含著比普通搶劫更重要的原因……巴泰勒米的思想狀況，他的情緒，他的偏執狂，一切都照舊。他去荷蘭只是為了要從那裡前往巴黎——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
在這次流血事件面前，幾乎只有三四個人肯好好思考一下，其餘的人都在吃驚之餘拚命攻擊巴泰勒米。在英國被處以絞刑不是一件體面的事，與一個殺人犯有過關係也是丟臉的；最親近的朋友離開了他……
我那時住在特威克南。一天晚上回到家中，兩個流亡者在等我。他們說：「我們找您是為了向您保證，我們絲毫沒有參與巴泰勒米乾的這件可怕的事——我們與他有過共同的活動，因為一個人總得與別人一起干點什麼。現在人們會說……會以為……」
「難道兩位是專為這事從倫敦來到特威克南的嗎？！」我問。
「我們非常重視您的意見。」
「算了，先生們，我自己也認識巴泰勒米，而且比兩位更壞，因為我與他雖然沒有共同的活動，但還沒打算與他絕交。我不了解這案子，審問和判決是坎貝爾勳爵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這麼年輕充沛的力量，這樣的人才，這個在艱苦的鬥爭和生活環境中成長的人，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卻不得不在劊子手的屠刀下結束自己的一生。」
他在獄中的表現使英國人震驚；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靜，悲傷但並不絕望，堅定但並不狂妄。他知道，對他說來，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動搖的鎮靜態度聽完了對他的判決，正如從前堅定地、鎮靜地站在街壘上，站在槍林彈雨中一樣。
他給自己的父親和心愛的姑娘寫了信。我看到了他給父親的信，信上沒有一句空話，非常樸實自然，他只是簡單地安慰了父親，仿佛這不是在談他自己。
一個天主教神父為了履行職責，到獄中探望他，這個聰明而慈祥的人極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頓21請求改變處分，但帕默斯頓拒絕了。神父與巴泰勒米的談話是平靜的，雙方都充滿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寫信給他道：「非常非常感謝您那些仁慈的話，那對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為您的信徒（當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為信徒），但是有什麼辦法……我沒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後，神父寫信給我認識的一位夫人22道：「這個不幸的巴泰勒米是個多麼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權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現在我為他的靈魂祈禱！」
《泰晤士報》懷著惡意談到了巴泰勒米對郡長的嘲笑，正因為這樣，我得在這裡談談這件事。
在行刑前幾小時，一位郡長得知巴泰勒米拒絕臨終懺悔，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他走上拯救之路，開始向他喋喋不休地說教，把英國的廉價傳道書和街頭免費贈閱的小冊子上講的一切，統統搬給他聽，弄得巴泰勒米厭煩透了。這位戴著金鍊子的使徒看到這一點，便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說道：「想一想吧，年輕人，再過幾個小時，您就不是回答我，而是要回答上帝了。」
「那麼，」巴泰勒米問他道，「上帝會講法語嗎？……否則我就無法回答他……」
郡長氣得臉色發白，所有的郡長、市長和市參議員坐在豪華的客廳中聽到這事，也都氣得臉色發白，又是嘆氣，又是冷笑，最後，這事便出現在《泰晤士報》的大幅版面上。
但是不僅郡長的使徒式說教干擾了巴泰勒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在嚴肅的、精神高昂的狀態中死去——這是每個人臨終時天然會有的願望。
判決宣讀後，巴泰勒米向一個朋友提出，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麼他寧可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安靜地死在獄中，不願在廣場上當著眾人的面死在劊子手的手下。「這再容易不過，明後天我就給你拿些士的寧來。」一個人還不夠，兩個人作了這擔保。這時他已關進死刑牢房，受到嚴密監視，儘管這樣，過了幾天朋友們還是給他弄到了士的寧，藏在內衣中交給了他，然後等在外面，看他是否發現。最後看見他找到了……
其中一個怕負責任，怕因此遭到懷疑，想暫時離開英國。他向我借幾鎊路費，我答應了。還有比這更簡單的嗎？但我要講這件無關緊要的小事是為了說明，法國人的一切秘密意圖是怎麼暴露的，他們怎麼喜歡小題大做，為了一件簡單的事，把許多局外人牽涉進去。
每逢星期日晚上，我家中總有幾個客人——波蘭人，義大利人，還有其他各國的流亡者。這天在座的還有幾位婦女。我們很遲才吃飯，已經八點鐘。到了九點，來了一個很熟的朋友。他是經常來的，因此他的出現沒引起我的注意，但他的全部臉色都清楚地表示：「我現在不講！」以致客人們互相使了個眼色。
「您想吃點什麼或者喝杯酒嗎？」我問。
「不。」客人說，坐在椅上，好像心頭的秘密壓得他有些喘不出氣似的。
飯後，他當著大家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間屋裡，對我說，巴泰勒米弄到了毒藥（這對我已不是新聞），然後轉告我，離開的人要向我借些錢。
「完全可以。現在要嗎？」我問，「我馬上去取。」
「不，今天我在特威克南過夜，明天早上我還會與您見面。我想這是不用說的，希望您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
我笑了笑。
當我重又回到餐室時，一個年輕姑娘問我：「他一定是談巴泰勒米吧？」
第二天早上八時，弗朗索瓦進來通報道，一個他以前沒見過的法國人要求立即見我。
這就是巴泰勒米的朋友，那個希望偷偷離開的人。他在花園裡等我，我披上大衣前去見他。這是一個滿面病容、非常消瘦的黑頭髮法國人（後來我知道，他在貝爾島關過幾年，最後在倫敦幾乎是名副其實地餓死的）。他穿一件破大衣，那是誰也不會注意的，但帽子是旅行用的，脖子上還圍了一條大大的旅行圍巾，它們在莫斯科，在巴黎或那不勒斯，都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出了什麼事？」
「某某人來找過您嗎？」
「他現在還在這兒。」
「他講過錢的事嗎？」
「一切已講定——錢準備好了。」
「真的，我非常感謝您。」
「您什麼時候動身？」
「今天……或者明天。」
談話結束時我們共同的朋友趕來了。旅客走後，只剩了我們兩人，我便問他：
「您說，他為什麼要來？」
「來拿錢。」
「可是您會把錢交給他。」
「不錯，但他希望跟您見見面，他問過我，您是否樂意見他，我能怎麼說呢？」
「毫無疑問，我很樂意見他。只是我不知道，他選擇的時間是否合適。」
「難道您不方便嗎？」
「不，我只是擔心他不方便——警察會發現他的行蹤……」
幸好沒發生什麼事。他走後，一個朋友有些懷疑他們弄到的毒藥，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把剩下的一點給他的狗吃。過了一天，狗還活著，又過了一天，狗依然活著，這時他急了，馬上趕到新門監獄，設法見到了巴泰勒米（隔著鐵絲網），找個機會偷偷對他說：
「你拿到了？」
「是的，是的。」
「不過，告訴你，我很懷疑。你最好別吃它了，我已用狗作過試驗，一點作用也沒有！」
巴泰勒米垂下了腦袋，然後又抬起頭，噙著眼淚說道：
「唉，你們為什麼要捉弄我！」
「我們另外給你搞一些。」
「不必了，」巴泰勒米回答，「一切聽憑命運的安排吧。」
從這時起他開始為死作準備，不再想到毒藥；他寫了一篇回憶錄，這是打算留給那個朋友的（就是那個逃離倫敦的人），但他死後，人們沒有把它交給他。
1月19日星期六，我們得悉了神父會見帕默斯頓遭到拒絕的事。
接著便是那個心情沉痛的星期日……晚上，一小群客人悶悶不樂地走了。只剩了我一人。我上床睡下，立刻又驚醒了。那麼，再過七小時，六小時，五小時，那個充滿活力的熱情的年輕人，那個還非常強壯的人，就要被帶到廣場上處死了，毫不憐憫地處死了，對他的死既沒有人高興，也沒有人憤恨，只有一些人表現了虛偽的同情！……教堂的鐘樓開始打七點鐘。現在，隊列出發了，卡爾克拉夫特23也到場了……可憐的巴泰勒米，他那鋼鐵般的意志這時還管用嗎？我的牙齒在打戰。
上午十一點鐘，多芒熱24來了。
「結束了嗎？」我問。
「結束了。」
「您去了？」
「去了。」
其餘《泰晤士報》上都有了。25
據《泰晤士報》記載，一切準備完畢後，他要那個曾與他通信的姑娘的信，大概信里有她的一綹頭髮，或別的紀念品；劊子手向他走去時，他把信握在手中……當協助執行絞刑的人從絞刑架上解下他的屍體時，發現他僵硬的手指仍把它握得緊緊的。《泰晤士報》說：「人類的正義勝利了！」我想，是的，連魔鬼也可以滿足了！
到此可以擱筆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正如生活一樣，在巨人的足跡旁邊，也會留下……驢和豬的蹄印。
巴泰勒米被捕時，他沒有足夠的錢請律師，而且他也不想請。這時有一個還沒有名氣的律師赫林自願為他辯護，很清楚，這是為了使自己成名。他的辯護很不得力——但是不應忘記，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巴泰勒米始終保持沉默，不讓赫林接觸到主要問題。然而不管怎麼說，赫林出了力氣，花了時間，忙了一陣。當刑期確定後，赫林到監獄告別。巴泰勒米很感動，向他道謝，順便對他說：
「我什麼也沒有，無法為您的勞動酬謝您……我只能說一句感謝……我願意至少留點什麼給您作紀念，但我沒有一件東西可以留給您。除非是我的大衣？」
「那我真太感謝了，我本來想問您要呢。」
「這使我很高興，」巴泰勒米說，「但是它已經破了……」
「哦，我不想穿它……坦白對您說，我已為它找到了買主，價錢很不錯。」
「誰會要買它？」巴泰勒米驚奇地問。
「有人需要，杜莎夫人26……她的特種陳列館。」
巴泰勒米吃了一驚。
他被帶往刑場時突然想起這事，對郡長說道：
「啊，我完全忘記提出了，我希望無論如何不要把我的大衣交給赫林！」
1 英國國歌中的歌詞。
2 這故事與登載在《北極星》第六集上的片斷有關。——作者注按：這裡的所謂片斷指第三章的片斷。
3 德國革命者。
4 指1793年9月4、5日，巴黎工人、貧民和手工業者，手拿武器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事，它推動革命政府採取了一些強有力的措施，從而形成了革命高潮。
5 舍爾歇（1804—1893），法國記者和政治家，1848年革命後任制憲議會議員，海軍部次長。路易-拿破崙發動政變後流亡在英國。
6 克雷米厄（1796—1880），法國政治家，猶太人領袖，參加了1848年的革命。
7 庫爾涅（1808—1852），1848年法國革命的參加者，屬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851年政變後流亡在倫敦。
8 俄國詩人和將領。
9 布爾佐夫（死於1813年），俄國驃騎兵軍官，達維多夫的戰友。
10 加加林（1787—1863），俄國軍人，公爵，騎兵軍官。「骷髏頭」是死亡的象徵。
11 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人物。
12 15至16世紀的德國僱傭兵，後成為賭徒或賭博愛好者的代稱。
13 路易·波拿巴在流亡時期為了奪取王位，曾於1836年10月試圖在斯特拉斯堡發動叛亂，推翻當時的國王路易-菲力普，沒有成功。
14 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王查理十世之子貝里公爵之妻。1830年查理十世被推翻時，她為自己的兒子尚博爾伯爵爭取王位未成，逃亡國外，1832年又喬裝進入國內，在旺代發動叛亂，結果被捕，獲釋後流亡國外。
15 指1831年法國艦隊駛進葡萄牙領海，侵入塔古斯河一事。
16 德國革命家，1848年4月巴登起義的組織者之一。
17 英國於1679年頒布的法令，其中規定沒有法庭拘捕令不得捕人等。
18 帕迪岡在六月事件中被捕後，關在杜伊勒里宮的地下室。那裡關的人多達五千，其中有霍亂病患者，也有受傷和垂危的人。當政府派科爾梅寧視察那兒的情況時，他和醫生一開門，便聞到一股觸鼻的臭氣，嚇得倒退了一步。但禁止關在裡邊的犯人靠近氣窗口。帕迪岡悶得幾乎喘不出氣，仰起了頭，想吸口空氣，這事給國民自衛軍的哨兵看到了，便吆喝他走開，否則就要開槍。帕迪岡拖延了一下，那位可敬的資產者馬上對準他開了一槍，子彈打穿了他的一部分面頰和下頜，他倒下了。晚上，一部分犯人被送往堡壘，其中包括受傷的帕迪岡，他被捆住了胳臂。這時卡盧塞爾廣場上發生了著名的騷亂，國民自衛軍驚慌失措，開始互相混戰；受傷的帕迪岡筋疲力盡，倒在地上，結果他就被丟在警衛室里。他的手還給捆著，他只得仰天躺在那兒，把傷口的血咽下肚裡。最後，一個技術學校學生髮現了他，便大罵那些人野蠻殘忍，強迫他們把病人送進了醫院。我記得我在《法意書簡》中講過這件事……但不妨重複一下，免得人們忘記巴黎那些有教養的資產者是什麼貨色。——作者注科爾梅寧（1788—1868），法國法學家。1848年制憲議會的副議長。
19 法國著名童話作家佩羅的童話《小紅帽》中的人物。這個小姑娘有一天給她的老奶奶送食物，在路上遇到了一隻狼，狼得知一切後，便趕在前面，把老奶奶吃了，自己變作老奶奶，等小紅帽一到，也把小紅帽吃了，後來她的父親殺死了狼，老奶奶和小紅帽又從狼腹中跳出來活了。
20 這次殺人事件於1854年10月8日發生在倫敦。
21 英國著名政治領袖。
22 這位夫人是當時流亡在英國的德國女作家邁森布格。她寫有回憶錄，其中詳細談到了巴泰勒米事件，據說那個與巴泰勒米住在一起、最後逃走的法國女人，是法國政府的間諜，她竊走了巴泰勒米的許多重要文件，她的任務是暗殺流亡在外的法國革命家。
23 倫敦的劊子手。
24 在赫爾岑家當家庭教師的法國人。
25 針對《泰晤士報》的文章，魯神父發表了《殺人犯巴泰勒米》一文：《泰晤士報》編輯先生：我剛讀過今天的貴報，它記載了不幸的巴泰勒米最後幾分鐘的情形，對此我還可以補充不少細節，指出許多奇怪的錯誤。但是，編輯先生，您明白，我作為天主教的神父和罪犯的懺悔師，在這些事上必須保持沉默。因此我決定不再觸及報上就這位不幸者的最後時刻所登載的一切（我也確實曾拒絕回答各種傾向的報紙向我提出的一切問題），但是我不能對涉及我的指責保持沉默，這種指責是通過可憐的犯人的嘴巧妙地表達的，仿佛他說過，我「相當有教養，沒有用宗教問題去麻煩他」。我不知道，巴泰勒米是否真的說過這樣的話，或者這是在什麼時候說的。如果這裡講的是我對他的頭三次訪問，那麼他講的是實情。我非常了解這個人，因此我不想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前，一開始就跟他討論宗教問題，否則我勢必與在我以前拜訪過他的每一位天主教神父遭到同一命運，他會不想再見到我。但是從第四次訪問開始，宗教已成了我們經常談論的題目。為了證明這一點，我願意指出我們之間一次生動的談話，這是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進行的，它涉及永罰問題，這是我們的教理，或者不如說，也是他的教理，一個經常使他苦惱的問題。他與伏爾泰一樣，不願相信「那位在我們一生的日子裡賜予了那麼多恩惠的上帝，會在這些日子結束的時候，讓我們受到永罰的痛苦」。我還可以引用一些話，這是他在走上絞刑架前一刻鐘向我提出的，但是由於這些話除了我自己的敘述以外沒有其他證明，我寧可引用下面這封信，那是在他就刑的當天早上六時，也就是根據您的記者的話，他正在蒙頭大睡的時候寫的：「親愛的神父先生：在我的心停止跳動以前，我覺得必須向您表示感謝，因為在我生命的最後日子中，您出於福音的仁慈精神，給予了我溫情的關懷。如果我的轉變是可能的，那麼這完全應歸功於您；我對您說過：『我什麼都不相信！』請您相信，我的不相信完全不是出於驕傲所造成的對抗的結果；我根據您的仁慈的勸導，真心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不幸，信心始終沒有在我身上出現，而命中注定的時刻卻已迫在眉睫……再過兩小時，我就可以了解死亡的秘密了。如果我錯了，如果等待著我的未來可以證明您是對的，那麼，儘管有這人間的審問，我不怕站在上帝面前，他以他無限的仁慈當然會寬恕我在這世上所犯的罪孽。「是的，我希望分享您的信仰，因為我明白，在宗教中找到避難所的人，臨終之時，能從對來世的憧憬中汲取力量，可是像我這樣只相信永恆的消亡的人，到了最後的時刻，只能從哲學思考（它也可能是虛假的）和人的勇氣中汲取力量。「再一次感謝您，再見！埃·巴泰勒米1855年1月22日晨6時於新門監獄「又，請您向克利福德先生轉達我對他的感謝。」對這封信，我還得講幾句話：可憐的巴泰勒米是在自己欺騙自己，或者不如說，是想欺騙我，他講的那幾句話只是向人的驕傲情緒所作的最後讓步。但是毫無疑問，如果這信再遲一小時寫，這些話就不致出現了。不，巴泰勒米不是作為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死去的，他委託我在他死的時候宣布，他寬恕了他的一切敵人，還要求我待在他的身邊，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如果說我與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始終站在絞刑架的最下面一級上，那麼當局是明白這原因的。歸根結底，我按照宗教精神履行了我不幸的同胞的最後意志。他與我訣別的時候向我露出的表情是我終生難忘的，那無異是說：「請您祈禱吧，祈禱吧，祈禱吧！」我全心全意地為他熱烈祈禱，希望那個宣稱他出生時是天主教徒，死時也希望是天主教徒的人，真的在最後的時刻體驗到了那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悔改心情，這悔改將淨化他的靈魂，為他打開通往永生的大門。編輯先生，請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魯神父1月24日於卡多根教堂——作者注按：魯神父即正文中提到的那個法國神父，這封信發表於1855年1月25日的《泰晤士報》。信中提到的克利福德先生是英國上議院議員。
26 杜莎夫人（1761—1851），原為法國人，後定居英國，創辦了著名的杜莎夫人蠟像陳列館，其中有一個館專門陳列江洋大盜和犯罪的蠟像，據說有的是根據死人面模複製的，形態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