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章
倫敦的流亡者
德國人和法國人——派別——雨果——費利克斯·皮亞——路易·勃朗和阿爾芒·巴爾貝斯——《論自由》
我們坐在巴比倫的河邊啼哭……
《詩篇》1
如果有人想從旁觀者的角度，就1848年後匯集在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內部狀況寫一本書，他會給當代人的歷史增添多麼悲慘的一頁。多少苦難的經歷，多少貧困的日子和眼淚……生活又多麼空虛，多麼狹隘，頭腦變得多麼遲鈍，多麼一籌莫展，對現實多麼不能理解，又多麼固執己見，自以為是，沉浸在淺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這是一些單純的人，他們憑本能和心靈了解革命事業，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犧牲，甘願過貧困的生活，他們構成了人數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偽裝下野心勃勃，對他們說來，革命是當官，是取得社會地位的手段，他們沒有達到目的，於是逃亡到了國外；另外還有各種狂熱分子，形形色色的偏執狂患者，心理變態的精神病人。正是由於這種神經質的、畸形發展的、受過刺激的心理狀態，通靈活動在流亡者中風行一時；幾乎所有的人，從維克多·雨果和賴德律-洛蘭，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靈術……菲洛潘蒂走得更遠，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們所做的一切……
然而與此同時，一步也沒有前進。他們正如凡爾賽宮的大鐘，時針始終指在一點——國王駕崩的時刻……他們本身也像凡爾賽的時鐘，從路易十五3去世後，就忘了上發條。他們只是指向一件事，一個重大事件的終點。他們談的是這件事，想的是這件事，一切都歸結為這件事。過了五六個月，過了兩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團，這是可怕的——爭論的仍是那些問題，參加的仍是那些人，發出的仍是那些指責，只是被貧困和匱乏的生活刻在額上的皺紋多了幾條，禮服和大衣破舊了，白髮增多了，這一切使人變得衰老了，瘦弱了，憂鬱了……然而談的還是那些談過千百遍的話！
革命在他們那裡還是像90年代一樣，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形上學觀念，然而當時那種對鬥爭的天真熱情，那種曾經賦予最貧瘠的普遍概念以鮮明色彩，賦予乾巴巴的政治理論以血肉的熱情，他們卻沒有，也不可能有了——當時那些普遍觀念和抽象概念還是令人興奮的新聞，新的發現。在18世紀末年，人們第一次不是在書本上，而是在現實中，開始擺脫神學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傳統，試圖把不以意志為轉移的、自發形成的整個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覺的、意識的基礎上。創立理性國家的嘗試，正如創立理性宗教的嘗試一樣，在1793年譜寫了一篇雄偉壯麗的史詩，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後來的六十年中，經過風吹雨打，已變得百孔千瘡。我們這些巨人的繼承者卻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像阿索斯山4上的隱修士墨守成規，我行我素，講的仍是金口約翰5時代的話，過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統治者逼進絕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統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然而他們還是在某一些日子集會，紀念某一些事件，舉行同樣的儀式，念同樣的禱告。
流亡者面臨的另一阻力，在於他們相互之間的對立排斥，這嚴重地削弱了內部的活動和各種出自善良意願的工作。他們沒有客觀的目標，所有各派都頑固地死守著自己的看法，前進似乎就意味著退讓，甚至背叛；既然站在這面旗幟下，就應該永遠站在它下面，哪怕時代已經不同，旗幟的顏色也已不像原來那麼鮮明，仍必須堅持到底。
這樣過了幾年，周圍的一切不知不覺都變了。原來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來的矮樹叢變成了森林，原來的森林卻只剩下一片樹樁……但他們什麼也沒看到。有的大門已經倒塌、堵塞了，可是他們還在敲門，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線正從那兒一縷縷射入屋內，但他們卻望著另一個方向。
在各國流亡者和英國人之間形成的關係，足以提供驚人的事實，說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學親和力的。
英國的生活起先使德國人眼花繚亂，手足失措，後來便吞沒了他們，或者不如說把他們變成了不大像樣的英國人。一個德國人一旦從事某種職業，他大多會馬上剃掉鬍子，把襯衫的領圈豎到耳朵旁邊，說「yes」而不說「ja」6，在什麼也不需要說的時候便說「well」。過了兩年，他便用英文寫信和便條，完全生活在英國人的圈子中了。德國人從來不想與英國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們的商人見了官員，我們的官員見了世襲貴族一樣。
德國人雖然接受了英國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並沒有成為英國人，只是裝得像他們，也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再像德國人。英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正如在其他一切場合那樣不可捉摸；一旦來了個外國人，他們便趨之若鶩，像見到一個喜劇演員或雜技演員似的，不讓人得到一刻安寧，但幾乎從不掩飾自己的優越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對他有些厭惡。如果外來者保持自己的服飾，自己的髮式，自己的帽子，英國人便不痛快，對他冷嘲熱諷，但慢慢習慣之後，也就承認這是一種獨立的人。如果外國人一開始便嚇壞了，儘量模仿英國人的舉止，那麼英國人不會尊重他，還會擺出大英帝國臣民的架子，不把他放在眼裡。在這一點上，有時很難掌握分寸，恰到好處，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可想而知，那些毫無心計的德國人，那些有時過於親昵和巴結，有時又過於拘謹，過於老實，無緣無故便會傷心落淚，沒人撩撥便會大發脾氣的德國人，他們的結果會怎樣。
如果德國人把英國人看作同一種族中較高的一類，覺得自己比他們低一等，那麼決不能因此認為，法國人，尤其是法國流亡者的態度便聰明一些。正如德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崇拜英國的一切，法國人卻不分青紅皂白否定英國的一切，仇視英國的一切。不言而喻，這會造成非常可笑的荒謬結果。
首先，法國人不能原諒英國人不講法國話，其次，法國人把「查林克魯斯」稱作「沙蘭克魯」，或者把「萊斯特斯夸爾」說成「萊賽斯特斯快爾」7，把英國人弄得莫名其妙。還有，法國人不明白，為什麼英國的正餐要吃兩大塊肉和魚，卻不吃五小塊燜肉、油餅或野味等等，他們的胃覺得受不了。還有，法國人不能容忍酒店的「奴役」，因為它們在禮拜日一律打烊，全體人民只得在對上帝的祈禱中度過枯燥的一天，儘管法國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在過歌頌拿破崙的枯燥生活。還有，英國人的整個作風，不論好的壞的，都叫法國人看不順眼。英國人也以同樣的態度回敬他們，但是看到他們的衣服式樣卻羨慕不止，竭力模仿，以致弄得不倫不類。
這一切對於研究比較生理學，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講它們完全不是為了好玩。正如我們看到的，德國人雖然認為自己與英國人屬於同一種族，但是至少從公民角度看，他比英國人低一等，因此應該服從他。法國人屬於另一種族，但區別又不如土耳其人與中國人那麼大，可以不予理會，因此他仇恨英國人，尤其因為兩個民族都盲目自信，認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德國人儘管在內心也相信這一點，特別是在理論的領域，但卻不好意思說出口。
法國人實際上在各方面都與英國人對立；英國人是穴居動物，喜歡獨自生活，固執而倔強；法國人是群居動物，魯莽大膽，但容易駕馭。這就形成了兩種平行的發展，以英吉利海峽為界線。法國人總是沖在前面，對一切都要過問，對所有的人都要教訓幾句，對所有的事都要議論一番；英國人卻聽其自然，根本不屑過問別人的事，覺得與其教育別人，不如自己學習，只是他沒有時間，他得上店裡做生意。
英國的生活方式有兩大基石：個人獨立和種族傳統，這在法國人眼裡幾乎是不存在的。英國人的生硬作風常常使法國人不能容忍，這確實叫人討厭，也損害了倫敦的生活，但是法國人沒有看到它背後隱藏的嚴峻威力，正是它使這個民族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沒有看到那種執拗精神，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儘管你一旦取得英國人的歡心，幾乎可以隨意擺布他，卻不能使他成為奴隸，以致穿上了繡金邊的僕人制服還沾沾自喜，戴上了鎖鏈卻認為這像桂冠一樣光榮。
地方自治和分散主義，那種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世界，對法國人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論他在英國住了多久，他並不了解它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它的法律和訴訟程序。英國法律中互不協調的多種多樣的判例，使他感到困惑，仿佛走進了黑暗的樹林，根本看不到樹林中高大雄偉的櫟樹，也看不到正是在這種千姿百態中包含著它的詩意、美感和意義。一部小小的法律全書就像一個小巧玲瓏的園林，大自然不能與它相比，那裡有的只是沙礫小徑和修剪整齊的樹木，園丁則像警察一樣守衛在每一條林蔭道上。
還是莎士比亞與拉辛的問題。
兩個人喝醉了酒，在酒店裡打架，警察卻若無其事，站在一邊觀看，像一個欣賞鬥雞的旁觀者，法國人見了這情景便怒不可遏，不明白警察為什麼如此心安理得，不把打架的人送進拘留所。他不知道，只有當警察不具備父母的權力，他的干預僅限於被動行事，也就是在當事人要他行動以前絕不行動的時候，個人的自由才有保證。每個窮人在走進自己黑暗、陰冷、潮濕的小屋子，關上門後，都能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這可以改變人的觀念。當然，得到嚴格保障和全力防衛的個人權利，有時難免成為罪犯的避風港，這也無可奈何。與其使每個正直的人在自己家裡像賊一樣發抖，不如讓機靈的賊逃脫懲罰還好得多。在我來到英國以前，每逢警察光顧我的住所，我便心驚膽戰，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從精神上作好了提防敵人的準備。在英國，警察來到門口或走進門口，只能增加安全感。
1855年，澤西島總督利用島上特殊的非法狀態，為費·皮亞致女王的信，對《人》周報發動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決這事，卻命令為雜誌提出抗議的維·雨果和其他流亡者離開澤西島；這時，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對這事的報刊都告訴他們，總督越出了職權，他們應該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聞》等報刊還答應負擔訴訟費用。但這麼做曠日持久，況且談何容易：「仿佛對政府起訴也能勝訴似的」。他們只是又發表了一份嚴厲的抗議書，向總督提出了歷史的裁判問題，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濟島。8
我要舉一個例子，說明法國人對英國習俗的理解。一天晚上，一個流亡者來找我，在大罵一通英國和英國人之後，他告訴了我下面這件「不成體統」的事。
那天早上，法國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應該說，在沉悶無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夥伴的葬禮幾乎跟節日差不多，成了發表演說，高舉旗子，進行集會和上街遊行的理由，這時誰在誰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義流亡者總是全體參加，無一例外。一個英國牧師拿了祈禱書來到墓地。我的朋友對他說，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禱。牧師與所有的英國牧師一樣，是個書呆子和偽君子，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態和英國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許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禱，但這是他的職責，他必須用他的禱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進最後的住所。於是發生了爭論，最後法國人都冒火了，大聲叫嚷，固執的牧師便去叫警察。
「瞧，您還說這個討厭的國家有什麼神聖的自由呢！」我的朋友（他在這場戲中扮演了僅次於死者和牧師的主要角色）附帶說道。
「那麼，這些為迷信勢力服務的愚昧工具怎麼辦呢？」我問。
「來了四個警察，其中一個像是頭頭，他問道：『剛才跟牧師頂牛的是誰呀？』我當即走到了前面，」我的朋友說，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臉上的神色與萊奧尼達斯9即將去會見上帝的時候差不多，「我說：『這是我，先生。』——我當然不會稱他『公民』10。那個警察裝出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對我說道：『請您告訴大家，不要起鬨，把你們的同志埋葬以後，便各自回家。如果你們要鬧事，我只得命令把你們統統趕走。』我看看他，用盡全力提高嗓音喊道：『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
我幾乎忍不住發笑，問他道：
「那麼那個『警察頭子』怎麼樣呢？」
「他什麼辦法也沒有，」法國朋友得意而驕傲地說，「他向他的部下使了個眼色，又道：『好吧，你們干你們的，干你們的！』然後站在一邊，安靜地等待著。他們完全清楚，他們要對付的不是英國的老百姓……他們的嗅覺很靈敏！」
那位身強力壯、嚴肅認真、也許還喝了點酒的警察，心裡自然不會毫無反應。但我的朋友根本沒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漢宮的圍牆外面，對著女王的窗口大聲嚷嚷，他也可以安然無事，不致惹出絲毫麻煩。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我的朋友，還是參與這事的所有其他法國人，都沒有想到，這場事故要是發生在法國，他們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貝薩的監獄了。哪怕他們想起這一點，他們的回答也是現成的：「算了，這種醜惡現象是暫時的……不是正常的！」
可是什麼時候他們才能獲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國的流亡者與其他各國的流亡者一樣，把一切爭執，一切黨派成見帶到了國外，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可是外國對他們並不友好，也毫不掩飾它之所以維護避難權，並非為了尋找這權利的人，只是出於對自己的尊重，這種暗淡的處境使他們的神經受不了。
何況與人們的隔絕狀態，生活習慣的改變，行動上的限制，與親人的分離，貧窮，都使他們悶悶不樂，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氣衝天。於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更激烈了，對過去的錯誤的責備也更無情了。派性變本加厲，連老朋友也斷絕了來往，見面不打招呼……
這裡有實踐上、理論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種爭執……但是除了思想方面還有人事方面，除了旗號還有個人的名義，除了熱情還有嫉妒，除了真誠的追求還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經表現在盡力而為的馬丁·路德和貫徹到底的托馬斯·閔採爾11之間的對抗，是像子葉一樣潛伏在每粒穀物中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和一切黨派的分化，必然導致它的最終暴露。我們在三個沒有成功的格拉古12（即把格拉古·巴貝夫也算在裡邊）身上，以及取得輝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蘇拉13和蘇洛克14身上，同樣看到這種情形。可能實現的只有對角線，只有折中道路、平均數和中間路線，因此不論等級、財富、觀點都得符合中庸之道。從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諾派的對立中出現了亨利四世15，從斯圖亞特王朝和克倫威爾的對立中出現了奧倫治公爵威廉16，從革命和正統派17的對立中出現了路易-菲力普。在他之後，對抗在溫和的共和派與激進的共和派之間產生；溫和的共和派稱為民主主義共和派，激進的共和派稱為社會主義共和派；從它們的衝突中，第二帝國乘機崛起，但各派依然相持不下。
不肯妥協的極端分子進了卡宴、朗貝薩和貝爾島的監獄，還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國國外，大多在英國。
他們到了倫敦剛喘過氣來，眼睛剛習慣於從霧中辨別事物，舊的爭論便隨著流亡者的變得特別煩躁，隨著倫敦氣候的陰鬱沉悶，重又復活了。
理所當然，盧森堡委員會主席18是流亡倫敦的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主要人物。他作為勞動組織及平均主義工人團體的代表，受到工人的愛戴；他在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在觀點上具有無可指責的純潔性；他不斷地工作，謙遜樸實，善於講話，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謹慎，具有影響群眾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賴德律-洛蘭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傳統，對於他，共和與民主這兩個詞可以囊括一切：飢餓者的溫飽，勞動的權利，波蘭的解放，尼古拉的覆滅，民族的團結，教皇的垮台。在他的身邊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隊主要由自由職業者組成，也就是律師、記者、教師、俱樂部會員等。
這兩派的不同是明顯的，因此我始終不能明白，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麼會用個人的衝突來解釋他們的最終決裂。分裂潛伏在他們的觀點的最深處，在他們的任務中。他們不可能一起前進，但是也許不必讓爭論公開化。
社會主義道路和義大利的事業之間的不同，毋寧說是步驟和程度的問題。在義大利，國家獨立應該先走一步，然後才談得上經濟制度。我們對1831年的波蘭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這麼看的。但是在這件事上是用不著爭論的，這不如說只是工作的階段劃分問題，不是彼此排斥的問題。社會主義理論妨礙馬志尼集中全力從事直接的行動，妨礙對於義大利必不可少的軍事組織工作；他為此生氣，卻沒有考慮到，這種活動對法國人只能是有害無益的。他陶醉在冒險和義大利的血泊中，還寫了一本帶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冊子，攻擊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路易·勃朗。在這書中，他還順便攻擊了其他人，例如稱蒲魯東為「魔鬼」……蒲魯東想答覆他，但只限於在下一本小冊子中稱馬志尼為「天使長」。我曾兩次半開玩笑地對馬志尼說：
「不要玩火，否則惹怒了這些勇士，不弄到遍體鱗傷您是很難脫身的。」
倫敦的社會主義者對他也以牙還牙，同樣激烈，還進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擊，使用了粗暴的言語。
另一種對立，那是理由比較充足的，便是法國人之間兩種革命思潮的對立。一切試圖調和形式的共和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和主義的努力，都沒有成功，只是使讓步的缺乏誠意和論爭的不可調和變得更為明顯。它們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於是一個靈敏的雜技演員在溝上架起了一塊木板，站在板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電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們驚呆了。
病人的臉上露出了悲哀、沮喪的神色，他們相信，沒有拐棍再也站不起來了。心灰意懶和隱藏的絕望，籠罩了這一派和那一派。嚴肅的論爭開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擊、相互指責和埋怨的道路。
兩年中，法國的兩大陣營還保持著進攻的姿態：一派在紀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紀念七月的日子19。但是到了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拿破崙三世和維多利亞女王的莊嚴行列出現在倫敦街頭時，流亡者的軟弱無力已昭然若揭。倫敦警察總監羅伯特·梅因證實了這一點。拿破崙訪英期間，他略施小計，防止了流亡者們的一切示威活動，事後保守分子為此向他表示感謝時，他答道：「你們完全不必感謝我，應該感謝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
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更明顯的跡象，說明他們的活動已接近尾聲，那就是這兩大派又分裂成了各個小宗派，而且並無重要的原因，只是為了個人的名譽或地位。
這些派別的組成，正如我們為了安置一個閒散的大官僚便得設立一個內閣職位或重要部門一樣，或者像作曲家有時必須為格里西20或拉布拉凱21在歌劇中安排一個角色，不是因為必須有這些角色，只是因為必須讓格里西或拉布拉凱登上舞台……
政變22後過了一年半，費利克斯·皮亞從瑞士來到了倫敦。這個勇敢的新聞記者是由於一場官司出名的23，這場官司已被他寫成一本枯燥的喜劇《第歐根尼》，劇中那些味同嚼蠟、毫無風趣的警句卻贏得了法國人的歡心，後來他的《撿破爛的》在聖馬丁門劇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時24，當時我已為它寫過一篇文章。25費·皮亞是最後一屆制憲議會議員，屬於「山嶽派」，不知怎麼在議會中還與蒲魯東打過架26，後來曾參加1849年6月13日的抗議活動——由於這件事他不得不秘密離開法國27。像我一樣，他也是用摩爾達維亞的護照潛逃到日內瓦的，在那兒他穿著摩爾人的服裝上街——大概是為了引人注目。後來他遷居洛桑，有了一批人數不多的崇拜者，這些流亡的法國人把他的俏皮話當作嗎哪28，從他的思想中撿取牙慧。他作為瑞士一個州的頭面人物，當然不甘心淪落為倫敦某個黨派的成員。但是要想作大人物的候補人選，必須擁有自己的黨派，於是他的朋友們和崇拜者替他解決了難題——他們從其他黨派中獨立出來，自稱為「倫敦革命公社」。
「革命公社」應該代表民主陣營中最革命的一派，社會主義中的共產主義一派。他們認為自己已隨時做好準備，並與「瑪麗安娜」29保持了最密切的聯繫，是喪失信心的國家中布朗基30的最忠實的代表。
陰沉的布朗基，那個迂闊嚴峻的讀書人，革命的理論家，禁欲主義者，被多年的監獄生活弄得形容枯槁的人，現在卻以費·皮亞的面目出現在倫敦，變得容光煥發，還給陰暗的思想塗上了一層鮮紅的色彩，開始在英國的巴黎公社中逗人發笑了。費·皮亞寫信給女王，寫信給瓦萊夫斯基31（他被稱為「前流亡者」和「前波蘭人」），還寫信給其他王公貴人，這些信都妙語橫生，非常有趣，但他與布朗基有什麼共同點，我實在無從明白。一般說來，他的特點在哪裡，他與其他人，例如與路易·勃朗，有什麼不同，普通的眼睛恐怕很難識別。
對維克多·雨果的澤西派也可以這麼說。
維克多·雨果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家。他的詩人氣質太重，幻想對他的作用太大，使他不可能成為政治家。當然，我這麼說毫無貶低他的意思。他既是社會主義藝術家，又歌頌戰爭的榮譽，共和派的崩潰，中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白百合花32，既是子爵又是公民，既是奧爾良王朝的貴族院議員，又是12月2日的鼓動家33——這是個五光十色的偉大人物，但不是政黨領袖，儘管他對兩代人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誰讀了《一個死囚的末日》能不對死刑問題加以深思？那具有透納34風格的鮮明而強烈的、可怕而奇異的色彩，那種社會潰瘍、貧窮和墮落的罪惡的畫面，誰看了會不產生類似良心譴責的痛苦呢？
二月革命使雨果大吃一驚，他感到奇怪，不能理解，他落後了，犯了許多錯誤，一直站在反動的立場上，直到反動派超越了他，才使他不能容忍。戲劇審查制度和羅馬事件35引起了他的憤怒，他在制憲議會的講台上發出了響徹整個法國的講話。36成功和掌聲吸引了他，使他越走越遠。最後到了1851年12月2日，他完全站起來了。在刺刀和上膛的槍支面前，他號召人民舉行起義，冒著被槍殺的危險向政變發出了抗議；到了什麼也不能做的時候，他離開了法國。他像一頭狂怒的獅子，退到了澤西島，喘息甫定便向皇帝本人投出了自己的《小拿破崙》，然後又發表了《懲罰集》。不論波拿巴的爪牙們怎麼想方設法，要使老詩人與新皇朝妥協，都沒有辦到。他說：「如果法國的流亡者還有十個人，我仍要與他們在一起；如果剩了三個人，我依然在他們中間，如果只剩了一個人，那麼這個流亡者就是我。在法國成為自由的法國以前，我決不回國。」
雨果從澤西島退往格恩濟島，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來，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其實這次撤退只能獲得相反的意義。事情是這樣的：費·皮亞寫了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訪問拿破崙法國之後37），在會上朗讀了信，又寄往《人》編輯部。在澤西島出錢發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當時在倫敦。他與費·皮亞來看我，臨走時把我叫到一邊說，他認識的一位律師告訴他，這封信很可能會使刊物遭到控告，因為澤西島是殖民地，可是皮亞一定要在《人》上發表。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猶豫不決，想聽聽我的意見。
「那就不要登吧。」
「我也這麼想，不過麻煩的是他會以為我害怕了。」
「既然情況是這樣，可能損失幾千法郎，怎麼能叫人不害怕呢？」
「您說得對，我不能這麼辦，也不應這麼辦。」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儘管作出了明智的選擇，回到澤西後還是把信發表了。
於是傳來了消息：內閣準備採取措施。英國人感到生氣，因為皮亞對女王的口氣不夠尊敬。這些傳聞的第一個後果便是皮亞不再住在家裡，他怕為了發表一篇文章在英國也會遭到抄家，以致半夜被抓走！其實政府根本不想訴諸法律手段，只是示意澤西島總督或者他們稱作省長的官員採取行動，那位總督便利用殖民地當局享有的非法權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離開澤西島。斯文托斯拉夫斯基與十位法國人一起提出了抗議，其中包括雨果。於是澤西島的「拿破崙警長」便命令所有的抗議者離開該島。這時他們應該置命令於不顧，繼續留在島上，讓警察光臨，把他們強行拘捕後驅逐出境，這樣就可以把這問題向法庭提出控訴。英國人便是向法國人這麼建議的。英國的訴訟費大到荒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聞》和其他自由派報紙的發行人，答應為此籌集一筆必要的錢，聘請能夠勝任的辯護律師。但法國人不喜歡走法律道路，認為它既麻煩又漫長，結果昂起了高傲的頭，離開了澤西島，還帶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萊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讀命令是特別莊嚴的。一位警官來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讀命令時，雨果把自己的兒子們叫來，與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後（像俄國的家長出門旅行以前一樣），他站起來說道：「警官先生，我們現在是在書寫歷史的一頁。請宣讀您的文件吧。」警察本來以為會被趕出大門，不料事情如此輕而易舉，雨果當即簽了字保證離開，因此警察出門時對法國人的彬彬有禮（甚至請他坐在椅上）還嘖嘖讚賞。雨果走了，其他人也與他一起離開了澤西島。他們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濟島，只有一部分人去了倫敦。在這件事上他們輸了，驅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執行了。40
我們已經說過，真正的派別只有兩個，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義派和強硬的社會主義派——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關於後者還沒有談過，可是在所有的法國流亡者中，他幾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說路易·勃朗的觀點是不確定的，它的各個方面都像用刀鑿的一樣鮮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體材料（在他所關心的方面，即法國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潛心進行思考，但實際上他的觀點與他寫《十年史》和《勞動組織》的時期相比，並未前進一步。沉積和固定在他頭腦中的，仍是從年輕時起便激動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體中，蘊藏著勇敢無畏、堅強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躍，個性倔強，帶有雕塑一般鮮明的特點，同時又完全是個法國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動，使他既靈活多變又沉著老練的外表顯得優美動人。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體積中包含著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與他的對立面賴德律-洛蘭相比，那麼後者的龐大體積像一個吹了氣的孩子，一個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鏡下看到的小木偶。他們兩人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走進格列佛的遊記。
路易·勃朗，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見的性格，他善於控制自己，具有無比的克制力，不論在激昂慷慨的公開演說中，還是在友好的談話中，從來不會由於辯論而忘其所以，臉上總是含著微笑……然而也從來不會向對方屈服。他能言善辯，儘管講話滔滔不絕，像個法國人，但從不說一句多餘的話，像個科西嘉人。
他關心的只是法國，知道的也只是法國，「除它以外」什麼也不在他的話下。世界大事，科學發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國時他才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與他談話，聽了他那些雋永含蓄的發言，那些趣味無窮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國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為他談話時總是溫和得體，富有教養，從不鋒芒畢露，令人不快，也不會出現諷刺性的沉默——那種盛氣凌人、有時顯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風，正是我們與現代法國人交往時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與路易·勃朗比較熟悉以後，他內心的安詳自如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裡，似乎一切都有條不紊，已經解決，那裡什麼問題也不會出現，除了在次要的枝節方面。他一切都考慮到了，對他說來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個知道自己正確無誤的人那樣，他精神上毫無牽掛。對自己的個別錯誤，對朋友們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認，因此在理論上他沒有什麼會受到良心的譴責。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壞之後，他對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創造世界之後一樣。他的思想靈活只表現在日常事務和細節上，在總體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樣從不變化的。對他接受的原則，他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儘管理性的冷風有時也會吹到它那裡，它還是堅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從未測量過這些支柱的強度，因為他對它們一向深信不疑。這種頭腦的宗教性質，這種從未感受過懷疑的痛苦的氣質，仿佛在他周圍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無法穿越這道城牆。41
他喜歡談大道理，也許已經反反覆覆談了許多年，從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駁，他自己也從未對它們產生過疑問，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會責任；一個人應該不斷為社會犧牲自己……」等等。我有時便跟他開玩笑，打斷了他的話，突然問道：
「這是為什麼？」
「怎麼為什麼？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務，便是為社會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犧牲，卻沒有一個人可以享受，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是玩弄詞句。」
「野蠻人的概念混亂。」我笑道。
有一次他說道：「對精神的唯物主義觀念，我怎麼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質終究是不同的，它們緊密聯繫在一起，幾乎無從分開，但它們依然不是同一個東西……」看到這種論證毫無意義，他突然接著道：「您瞧，我現在閉上眼睛，想像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聽到他的聲音，那麼這個形象的物質狀態在哪裡呢？」
起先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但看到他那麼一本正經，我便說道：他弟弟的形象這時藏在那個稱作頭腦的照相機中，離開了這個照相設備，夏爾·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現……
「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並沒有作為物質存在於我的頭腦中。」
「您怎麼知道？」
「那您怎麼知道？」
「我根據推理。」
「哦，附帶說一下，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這時他照例會談到狄德羅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們非常有趣，但與我們的談話毫無關係。
作為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盧梭的崇拜者，對伏爾泰保持著冷淡的態度。在《十年史》中，他按照《聖經》的講法，把一切社會活動家分為兩大陣營：右邊是友愛的綿羊，左邊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連蒙田那樣的利己主義者也沒有獲得寬恕，遭到了嚴厲的抨擊。在這種分類法中，路易·勃朗是鐵面無情的，他把理財家勞45大膽地列為友愛的綿羊，這對於那位勇敢的蘇格蘭人一定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1856年，巴爾貝斯46從海牙來到了倫敦。路易·勃朗帶他來看我。我十分同情這位受難者，他的一生幾乎是在監獄中度過的。47以前我只見過他一次——在哪兒？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廳的窗口，國民自衛軍衝進去逮捕他以前幾分鐘。48
我請他們下一天來吃飯，他們來了，我們一直談到了深夜。
他們回憶著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們出門後，獨自回到屋裡，無限的憂鬱籠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寫字檯後準備啼哭……
我感到了一個兒子外出多年後回到父親家中時的感覺。他看到，屋裡一切都暗淡了，破舊了，父親老了，雖然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兒子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切使他覺得窒息，他發現死亡已經臨近，他想掩飾，然而會面帶給他的只是傷心，不是愉快和快樂。
巴爾貝斯，路易·勃朗！是的，這都是老朋友，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值得尊敬的朋友。《十年史》，貴族院對巴爾貝斯的控告，這一切早已深入我們的頭腦、我們的心靈，與我們結下了不解之緣，只是現在他們才來到我的眼前。
他們最兇惡的敵人也從來不敢懷疑路易·勃朗不可收買的坦蕩胸懷，或者污衊巴爾貝斯英勇不屈的忠誠精神。兩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們的一切方面，他們的生活是公開的，他們的大門永遠敞開著。我們看到其中一人當過政府的官員，另一人直到上斷頭台前半小時才被赦免。49行刑前的夜裡，巴爾貝斯沒有睡，要了些紙，開始書寫，這些紙保存下來了，我讀過它們，其中有法國人的理想主義，虔誠的憧憬，但沒有一點軟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沒有屈服，沒有消沉；他懷著明確的意識，準備在斷頭台上慷慨就義，直到獄卒的手使勁打門時，他還在安靜地寫著。他親自對我說：「這時天已經亮了，我等待著行刑」，但是來的不是劊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撲到了他的頸上。她瞞著他，向路易-菲力普請求減輕刑罰，得到了批准，深怕來不及，便連夜坐驛車趕到了獄中。
幾年以後，路易-菲力普的囚犯成了社會的榮譽，歡呼的群眾砸斷了他的鎖鏈，在莊嚴的行列中把他送回巴黎。50巴爾貝斯堅強的心沒有被摧毀，他第一個為盧昂的屠殺51向臨時政府發出譴責。他周圍的反動勢力增強了，挽救共和國只能靠英勇不屈的行動，在5月15日巴爾貝斯做了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都不敢做的事，科西迪耶爾52嚇壞了！政變沒有成功，巴爾貝斯成了共和國的囚犯，重又進了監獄。他在布爾日與在貴族院一樣，把以前向罪惡的老頭子帕基耶53講的話，又向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們講了一遍：「我不承認你們是法官，你們是我的敵人，我是你們的俘虜，你們要把我怎麼辦，悉聽尊便，但是要作我的法官，我不承認。」於是終身監禁的沉重鐵門又在他後面關上了。
他的出獄是偶然的，他自己也沒有料到。拿破崙露出嘲笑，把他趕出了監獄，因為他讀到了巴爾貝斯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寫的一封信54，在信上他突然迸發了高盧民族的沙文主義，談到了法國的軍事榮譽。巴爾貝斯先是跑到西班牙，顢頇無知的西班牙政府感到害怕，把他驅逐出境。他轉移到荷蘭，在那兒找到了安靜而孤獨的避風港。
於是現在這位英雄和受難者便跟二月共和的主要活動家之一，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務家，一起回顧和探討那些在急風暴雨中度過的光輝日子了！
可是難熬的憂鬱壓在我的心頭，我感到不幸，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他們也是屬於另一個十年的歷史的，這部歷史已經結束，翻到最後一頁了！
它不僅對他們個人，而且對全體流亡者，對現在的一切政治派別而言，都結束了。在這活躍而喧鬧的十年、甚至五年前，他們才離開河床，消失在沙礫中，以為自己還能流往海洋。現在他們不再有「共和國」那樣可以喚起全體人民的詞語，也不再有《馬賽曲》那樣可以使每顆心靈跳動的歌曲了。甚至他們的敵人也不再那麼顯赫，那麼高不可攀；王室的古老封建特權瓦解了，不必再與它們作艱苦的鬥爭，國王的頭顱已從斷頭台上滾下，整個王朝的體制也隨之崩潰了。現在哪怕處死拿破崙，也不會成為另一個1月21日55，哪怕把馬扎斯監獄56夷為平地，也不能與攻打巴士底獄同日而語了！那時在隆隆的雷聲和閃閃的電光中，人們看到了新的前景，那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國家的前景，那肅清黑暗的中世紀奴役制度的前景。然而從那時以後，事實證明革命無力掃除一切舊事物，理性也不能成為建立國家的基礎。政治改革正如宗教改革一樣，已名存實亡，變成了玩弄辭藻的清談，只是靠一些人的軟弱和另一些人的虛偽在裝潢門面。《馬賽曲》依然是神聖的國歌，但正如《上帝是可靠的堡壘》57一樣，屬於過去的時代，它們的聲音現在仍能喚起許多莊嚴的形象，但它們只是出現在麥克白眼前的一個個幽靈58——都是國王，但都已死了。
舊時代的背影還沒有消失，新時代的腳步聲剛在遠處出現，我們正處在兩個時代的交替時期，在後繼者到來以前，警察以維護社會秩序為名掌握了大權。這時談不到什麼法律，這是必要的過渡階段，歷史上的不法時期，刑訊和監獄的天下，疫病流行時期的一種檢疫措施。新秩序同時兼有君主制的一切壓迫和雅各賓派的一切暴行，它的防務不是建立在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傳統偏見上，而是建立在恐怖和無知上。在一些人害怕時，另一些人就可以端起刺刀，占據要職。第一個砸斷鎖鏈的人，也許便可以占有主要的位置。不過他自己也會馬上變成警察。
這使我想起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爾拿著手槍走進巴黎警察總局的情形。他坐到剛逃走的德萊塞爾59的座位上，把秘書叫來，對他說，他已被任命為警察局長，命令他把公文拿來。秘書像對德萊塞爾一樣露出恭敬的笑容，恭敬地鞠躬，然後去取公文了；公文照樣運轉，什麼也沒改變，不同的只是德萊塞爾的晚餐變成了科西迪耶爾的晚餐。
許多人知道進入警察總局的口令，但不了解歷史發展的口令。時機到來時，他們便照亞歷山大一世那樣行事60。他們希望舊秩序受到打擊，但不是致命的打擊；他們中間沒有貝尼格先和祖博夫61。
正因為這樣，如果他們重又走進競技場，他們會對人們的忘恩負義感到痛心；讓他們這麼想吧，讓他們認為這只是忘恩負義吧。這是傷心的思想，但比其他許多思想還輕鬆一些。
其實他們最好不再涉足那兒，還是向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談談他們過去的偉大事業吧。不必對這勸告生氣，生活在改變，不變的也成了歷史的遺蹟。他們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正如後來的人也會留下足印一樣，但新的浪潮也會滾滾向前，超過他們，然後所有的一切：足印……活著的和遺留的——全都消失在赦免一切、忘卻一切的永恆中！
許多人聽了我這些話，便生我的氣。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對我說：「從您這些話看來，您只是一個無動於衷的旁觀者。」
可是我到歐洲來不是為了隔岸觀火。我是被形勢所逼才變成旁觀者的。我曾經百般忍耐，但終於筋疲力盡了。
五年中我沒有見到一張明朗的臉，聽到一聲單純的笑，遇到一道理解的目光。我的周圍儘是醫生和病理解剖員。醫生總在試圖治病，解剖員總在指著屍體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於是我終於也拿起了解剖刀；也許由於我缺乏經驗，我割得太深了。
我不是作為旁觀者說那些話的，我不是為了譴責；我講是因為我心裡有不能不講的話，因為對真理的普遍不理解使我不能忍耐。我比別人清醒得早一些，這並不能使我感到輕鬆。只有最淺薄的庸醫才會望著垂死的病人，發出沾沾自喜的微笑，說道：「瞧，我說過他拖不過晚上，現在不是嗎？」
那麼為什麼我要忍受一切？
1856年，全體德國流亡者中最優秀的人物卡爾·舒爾茨62從威斯康星來到歐洲。他去了德國回來時對我說，大陸的精神空虛令他吃驚。我把我的《西方小品》用德語念給他聽，他不能接受我的結論，仿佛這是人們既害怕又不願相信的魅影。
「像您這麼了解當代歐洲的人，就應該離開它。」他對我說。
「您正是這麼做的。」我說。
「為什麼您不這麼做？」
「非常簡單，從前有一個正直的德國人曾懷著獨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國王』，現在我也可以這麼說：『我在俄羅斯有自己的人民！』」
從流亡者的上層走進他們的中間階層，我們發現，這裡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熱情和動聽的詞句驅使下來到國外的。他們為這些話犧牲了自己，那是他們的音樂，然而他們從來沒有明確理解它們的意義。他們熱愛它們，相信它們，就像天主教徒並不理解拉丁文，卻熱愛和相信拉丁祈禱文一樣。下面這些話是無可非議的，大家都能接受：「全世界的友愛是世界共和國的基礎」，「廢除僱傭勞動制度，各民族團結萬歲！」但是，臉紅吧，有的人僅僅為了這些話走上了街壘，而法國人一旦上了街壘，他是不會臨陣脫逃的。
一個從拉馬克63的葬儀起參加過一切起義的人對我說：「您瞧，對於我，共和制不是一種統治方式，這是宗教，只有在它成為宗教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國。」我補充道：「也只有宗教與共和精神一致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答道：「一點不錯！」他很滿意，因為我把他的意思闡述得更透徹了。
流亡者中的群眾成了呈現在領導人眼前的一種公開的、永恆的良心譴責。在那些人身上，他們的缺點得到了擴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時裝出現在俄國偏遠的小城鎮上。
所有這一切包含著多少幼稚的行為。台前的朗誦之後便是各種戲劇表演。
國民議會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場面，以威嚴的詩意征服了法國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國的名義下，它的熱情擁護者帶來的不是內部的改革，而是聯盟節64，戰爭的鼓聲和悲涼的警報聲。當人民在自由之樹65周圍歡慶公民精神的勝利時，卻傳來了祖國在危險中，要人民起來保衛它的號召66；當姑娘們穿著潔白的衣衫，在愛國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時，戴著弗利基亞帽的法蘭西卻聲稱要解救各個民族，推翻各個國王，向外派出了大批軍隊！67
在各國的、尤其是法國的流亡者中，處在毫無作為的底層的，大多屬於資產階級，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立場。市民階級的標記和痕跡，正如教會學校在學生們身上留下的神學印記，是很難根除的。當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闆的並不多，這些人之落到這個地步是無意識的，他們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後才被驅逐，只因為他們沒有想到，他們還肩負著修改憲法的神聖義務。68他們尤其顯得可憐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十分尷尬，他們稀里糊塗地走進了紅色群眾中，而這些群眾在國內本來與他們毫無瓜葛，只能引起他們的恐懼。現在出於民族的劣根性，他們卻指望扮演比實際激進得多的角色；可是他們不習慣革命的詞句，往往陷入奧爾良派的歧途，使新夥伴們大吃一驚。理所當然，他們都希望回國，要不是為了榮譽，這現代法國人唯一強大的精神支柱，他們會不惜為此提出申請的。
在他們上面的一個階層，那是流亡者的警衛部隊：律師，記者，作家和一些軍人。
這部分人的參加革命大多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隨著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們被送上了英國的海灘。另一些人由於無私地陶醉在俱樂部生活和宣傳鼓動中，被漂亮的革命辭藻帶到了倫敦，有的是有意識的，不過無意識的多出一倍。這些人中不少是忠誠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們只是憑一時意氣投入了革命，就像一個人聽到救命聲，便憑著自己的勇氣跳進河中救人，忘記了水有多深，也忘記了自己不會游泳。
不幸的是，這些孩子的山羊鬍須已有些發白，高盧族圓錐形腦瓜上的頭髮也有些禿了。站在他們旁邊的是各種類型的工人，這些人嚴肅得多，他們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條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興趣結合在一起的。
命運本身把他們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貧窮和覺悟又使他們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的思想比較實際，決心也比較大。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嚴，總是默默忍受一切——這給了他們不可動搖的力量。他們不是帶著美好的詞句，而是帶著滿腔的熱情和憎恨渡過英吉利海峽的。他們受壓迫的地位使他們避免了資產階級的自負心理，他們知道，他們沒有時間讀書，但他們希望學習，而資產階級儘管並不比他們知道得多，卻認為自己的知識已相當淵博。
他們從小受到欺凌，因此對壓迫他們的不正義的社會充滿仇恨。確實，在許多人那裡，城市生活的腐蝕作用和貪得無厭的風氣，使這種仇恨變成了羨慕。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方面嚮往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又反對它，正如我們一方面憎恨幸運的競爭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對他們的享樂生活進行報復。
但是憎恨也好，羨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報復也好，兩者在西歐未來的運動中都會構成可怕的力量。他們會站在運動的最前列。在他們長期勞動的肌肉、陰森可怕的勇氣和咄咄逼人的復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辯家能做什麼？在工人的號召下，鄉村的蝗蟲漫山遍野出現時，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麼？農民戰爭已被人們遺忘，最後一批流亡的農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銷的時候，而旺代70也在硝煙中沉默了。現在多虧12月2日，我們又親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變之後，在法國南部，從庇里牛斯山到阿爾卑斯山的鄉村中，居民紛紛抬起了頭，似乎在問：「我們的時間到了嗎？」但是起義一開始就遭到了大批軍警的鎮壓，接著又來了軍法委員會，憲兵和警察成群結隊，在大大小小的村莊和道路上進行搜捕。農民的聖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躪；當局要求妻子告發丈夫，兒子告發父親，親屬一句模稜兩可的話，鄉丁一句告密的話，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親，白髮蒼蒼的老人，青年和婦女，關進監獄。審判粗枝大葉，成批進行，除了個別的人偶然獲釋以外，統統被送往朗貝薩或卡宴。漏網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薩伏依，或從瓦爾橋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農民的情形。在倫敦時，我見過幾個乘小船從卡宴逃亡的人；這是一次置生死於不顧的大膽行動，它比一本書更能說明他們的性格。他們幾乎都是從庇里牛斯山來的。這完全是另一種人，肩膀寬闊，身材高大，面貌粗獷，毫無法國城裡人那種身材瘦長、沒精打采的樣子，那種貧血的、鬍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毀滅和卡宴的監獄教育了他們。他們大多很少說話；一個四十來歲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時間都一聲不吭，有一次對我說：「我們總有一天還要回去，我們要與他們算賬！」他們看不慣其他流亡者，對他們的集會和演說也不感興趣……過了三個星期，他們來與我告別：「我們不想過遊手好閒的生活，而且這裡太枯燥，我們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裡答應給我們工作——當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這些未來伐木工那嚴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發達的胳臂，心想：「但願他們的斧頭只用來砍栗樹和櫟樹，那就好了。」
在城市工人胸中翻騰起伏的那種吞噬一切的、桀驁不馴的力量，我接觸得比較多。73
這是一種原始的自發力量，它在黑暗中蠢動，多虧人力的控制和它自身的矇昧無知才沒有成為脫韁的野馬，但一有機會，仍會奔騰而出，形成一股摧毀一切的怒火，帶來恐怖和混亂；但是在我們談到這些方面以前，先得再談一下法國革命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74和經典人物——民主資產階級中從文化教育界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記者，律師，醫生，索邦75的教授等等，他們與路易-菲力普鬥爭了十年，後來又參加了1848年的事件，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中都忠於自己的信念。
他們中間不乏聰明機智的人，懷著熱烈的信念準備獻出一切的人，但是頭腦清醒，能夠像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現象，或者病理學家研究疾病那樣，研究自己的地位和問題的人，卻幾乎一個也沒有。他們容易悲觀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裡，喜歡作些無用的指責，發些無用的牢騷，他們可以過清貧的生活，重視氣節，不怕吃苦，卻不善於分析研究……或者，他們可以對勝利充滿信心，卻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確的實際目標。他們滿足於旗號、標語、大道理……喜歡談勞動的權利，消滅赤貧狀態，共和國和秩序！各民族的友愛和團結！……至於這些目標怎麼達到，怎麼實現——這無關緊要。只要取得政權，其餘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如果不服從，那麼，「戰士們，前進，拿起武器！齊步走……拼刺前進！」這是恐怖的宗教——政變、集權主義和軍事干預的宗教，滲透在卡馬尼奧拉服76和工作衣的每一個窟窿中的精神。儘管某些帶有奧爾良派典雅氣質的書呆子提出了抗議，要求在射擊中發揚英國紳士作風，他們也置之不顧。
恐怖由於它突如其來的可怕性，由於它猝不及防的大規模報復性，它是雄偉的，但是喜愛它，毫無必要地推行它，這是我們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奇怪的錯誤。公安委員會給我的印象，始終是我在巴黎醫學校街夏里埃77店中的體驗：四周都是不祥的明晃晃的鋼刀——彎刃的，直刃的，剪刀形的，鋸子形的……武器是安全的保證，但也是殺人的手段。成功才能證明行動的正確。恐怖政策在這一點上卻是不能自豪的。它靠它的全部外科手術無法挽救共和國。試問，處死丹東，處死埃貝爾78，得到了什麼結果？它們只是加速了熱月的瘋狂症——在這場病痛中，共和國衰老了。人們講的還是那些囈語，而且變本加厲，斯巴達的精神，拉丁的箴言，達維德79設計的古羅馬服裝，流行一時，終於有一天，在巴黎聖母院全體高級教士舉行的隆重典禮中，大家唱的已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保護皇上」了。80
恐怖主義者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那嚴峻粗獷的形象出現在18世紀的第五幕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只要人類還沒有喪失記憶力，他們的名字會永遠留在歷史上。但是今天的法國共和主義者不是這麼看他們，而是把他們當作榜樣，竭力在理論上鼓吹流血鬥爭，並希望在行動上付諸實施。
他們仿照聖茹斯特81，從教科書和拉丁古籍中摭拾片言隻語，拼湊成恐怖的警句，他們歌頌羅伯斯庇爾冷漠殘忍的雄辯詞語，不允許人們把自己的英雄與其他凡人等量齊觀。誰談到這些人，要是不加上幾句崇敬的稱呼，那些對我們說來只有等到「長眠地下」之後才能得到的諛詞，便會被指責為叛徒、變節者和姦細。
不過有時我也會遇見一些怪人，他們甚至脫離了人們走慣的共同道路。
但是哪怕到了這一步，法國人仍會咬緊嚼子，帶著與流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觀念，繼續向前奔馳，以致越出限度，連給予他們這種思想的人也會吃驚得退避三舍。
1854年，科爾德羅依82醫生從西班牙寄給我一本小冊子，同時還寫了一封信。
對現代法國和它最近的革命者發出的抗議，我還從未聽到過有這麼激烈的。這是法國對輕而易舉強加在它身上的政變的回答。他對這個民族的理智、力量和「血統」產生了懷疑；他號召哥薩克來「矯正蛻化墮落的民眾」。他在給我的信上說，他在我的文章中看到了「同樣的觀點」，這才寫信給我。我回答他道，靠改變血統並不能矯正什麼。我把我的《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83寄了一本給他。
科爾德羅依馬上寫了回信，他說，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尼古拉的軍隊上，它一定會幹淨、徹底、毫不留情地消滅那腐朽、衰老的文化，這種文化已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振興，也不可能自行消亡。
我還保存著他的一封信，現附在後面：
亞·赫爾岑先生：
您好！
首先，蒙您惠贈論述革命思想在俄國發展的大作，我得向您表示感謝。我已讀過此書，但非常遺憾，我不能把它留在身邊。
我這麼說只是想向您表示，我對它從內容到形式都多麼重視，我認為，凡是能為世界革命發揮力量的人，讀一下這本書都是有益的，尤其是那些認為革命只能從聖安東區84開始的法國人。
既然蒙您關心，寄來了您的書，親愛的先生，請允許我在向您表示感激之餘，談談我對它的看法，這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意見有多大價值，只是為了向您證明，我對您的書是讀得相當仔細的。
這是一本十分優秀的著作，體系嚴謹，有獨到的見解，它包含著深刻感人的力量，嚴肅認真的研究，毫不掩飾的真理，有些地方還非常激動人心。它像斯拉夫民族一樣朝氣蓬勃，充滿力量；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些熱情洋溢的文字決非出自巴黎人，出自困守書齋的學者或德國市儈的筆下，也不是共和憲政主義者或溫和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寫得出的；它的作者只能是哥薩克（您不會怕這稱呼，是嗎？），極端無政府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或者對19世紀的一切採取最大膽的否定和肯定立場的詩人。法國革命者中敢於這麼講的人不多。
尤其是關於未來的人種改良問題，我覺得您的書中（特別是引言部分）有許多地方與我的觀點是接近的。雖然在這一點上，您的結論還講得不夠精確，照我看，您是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各斯拉夫民族民主聯盟的建立上，您認為，這將給歐洲以普遍的推動力。當然，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讓整個歐洲大陸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形式中獲得新生，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並無分歧。但是我認為，現代文明將通過專制主義予以消滅。我覺得，我們的全部分歧便在於此。
是的，我堅持這些觀點，儘管有人把它們稱作不幸的誤解，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因為每天的事實都越來越使我相信下面各點是正確的：
一、力量對我們這個小宇宙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二、在時間和空間的範圍內研究革命事件的發展，使人深信，思想只是證明革命的必要性，而完成革命始終要靠力量；
三、觀念不能完成流血和破壞的工作；
四、從迅速、準確、可能的觀點看，專制主義比民主主義更能摧毀整個世界；
五、俄國沙皇的軍隊比斯拉夫民主主義法朗吉更具有迅速行動的能力；
六、在歐洲，只有俄國在專制政權的統治下還相當鞏固，私有主和黨派利益造成的裂痕還相當小，能夠構成強大的力量，作為楔子、木棍、大刀、佩劍，對西方執行死刑，一舉解決全部問題，等等，等等。
請告訴我，還有哪一種力量足以行使同樣的功能；請告訴我，哪裡有一支民主主義的軍隊已做好充分準備，隨時可以向各個民族，向自己的弟兄發動進攻，可以一眼不眨地燒殺破壞，可以毫不動搖地消滅一切？除非那時我才會改變我的主張。
現在我只是想向您精確地說明問題，因此我唯一要提出的只限於徹底消滅西方文化的途徑這一點。我沒有必要向您說明，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估價是一致的。我們的分歧只在於現在。您能夠正確地評價彼得一世的革命作用，為什麼您不承認另一個人，也就是尼古拉或別的繼承者，也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在東方，您還看到誰的手更有力，更強大，更足以掌握勝利的民族的一切力量呢？在斯拉夫民主派找到自己的口號，把混亂隱秘的願望表達清楚以前，沙皇已徹底改造了歐洲。文明民族的命運掌握在它自己手裡，只要它願意這麼做。難道不是由於它的聲音比一般響一些，世界便因而怕它嗎？我向您承認，這力量使我震驚，我不能明白，怎麼還要指望尋找別的力量。革命者也同樣感到專政對於破壞是必要的，因此他們也希望在新的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我覺得，他們關於這手段的必要性的認識並沒有錯誤，問題只在於他們扮演的角色，他們提出的原則，他們擁有的力量，不適宜擔當這項任務。至於我，我認為不如把這種掘墓人的討厭角色留給專制政權去擔任。
這封信已經寫得太長了。我只是想向您準確說明我們的爭論之點。我深深感到我們現在有必要當面交談，一個小時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我不會放棄這希望，直到它實現的一天才是我的願望終止的一天。我想，我與革命者、勞動者、學者和英勇無畏的人，始終能找到共同的語言。
談到九三年革命傳統中的聾子（或者啞巴），那麼我非常擔心，您永遠無法把他們變成國際革命家和自由的人。要使他們成為私有權、勞動權、交換和契約的保護人，可能性更小。須知他們夢寐以求的還是軍隊或警察中的委員職務，或者身圍漂亮的紅腰帶的人民代表的肥缺。正如拉伯雷所說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綬帶，華麗的上衣和精緻的褲子等等。我們的大部分革命者心裡想的便是這些。
大人並不比孩子聰明一些，但比他們虛偽得多。他們把領子扣得緊緊的，戴著勳章，便認為自己是大人物。孩子們玩士兵遊戲，比人們歌頌的偉大君主和莊嚴的政論家更加認真。
當然，我得請您原諒，我並不認識您，便冒昧寫信給您。
我特別要請您原諒的是我對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它的唯一優點只是它的真誠。根據我自己的印象，我認為，這是對帶給我巨大歡樂的禮物所表示的最真誠的感激。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流放者地位，我們的共同志趣，使我們兩人都不必拘泥於虛偽的禮節和庸俗的客套。
最後，我可以把我的意見概括為兩句話：明天的暴政和破壞是沙皇的任務，後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國際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樣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務。
親愛的先生，請相信我對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歐內斯特·科爾德羅依
5月27日於桑坦德85
又， 《人》已發表了您給林頓先生86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們編成單行本出版。還有，您是否能告訴我，普希金，萊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沒有法文譯本？您談到他們的話，引起了我對他們的濃厚興趣。
向您轉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爾，他與我們一樣也是流亡者， 《我的流亡生活》87便是獻給他的。
增補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他的《論自由》
由於我對歐洲抱著悲觀態度，毫不畏懼、毫不憐憫地直接說出了這一點，因而惹了不少麻煩。我的《馬利尼街來信》88在《現代人》上發表以後，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煩和憤怒的情緒，表示反對……可是歷史好像故意要與他們作對，西歐發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勢變得更黑暗，更沉悶了，不論帕拉多爾89的深奧文章，蒙塔朗貝爾90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冊子，還是用普魯士親王代替普魯士國王91，都沒法轉移尋找真理的眼睛。我國有些人卻不想知道這一切，他們自然要對不客氣的揭露者大動肝火了。
我們需要歐洲作為理想，作為譴責，作為美好的範例，如果它不是這樣，就得把它想像成這樣。難道18世紀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爾泰和羅伯斯庇爾）沒有說過，儘管靈魂不滅並無其事，但為了使人們有所畏懼，正直行事，仍必須宣傳這一點？我們在歷史上也看到，大臣們有時不得不隱瞞國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實，以屍體或瘋子的名義進行統治，不久前普魯士便是這麼做的。
靠謊言做救星，這也許是無可非議的，但不是所有的謊言都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然而指責並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談的那些思想在這裡雖然也沒有得到較好的待遇，但它們仍是客觀真理，即那是與個人的意見，甚至教育和改變風氣等等的良好意願完全無關的。凡是本身真實的一切，或遲或早總會顯現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說，「總會大白於天下」92。
對我的意見感到不滿的原因之一，從人種學的觀點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除了我的意見破壞了已經形成的思想和已經定型的觀念，對我的怨恨還由於我是自己人，說真的，為什麼我要突然信口雌黃，而且還是針對前輩，又是如此的前輩呢？
在我們新的一代中存在著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鐘擺一樣是由兩種完全對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動它的是一種鐵鑄的、骨質的、毫不遷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狹隘胸懷；另一方面卻是垂頭喪氣的消沉心理，對俄國的不信任，過早地衰老現象。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結果，它以另一種形態保存了長官的厚顏無恥，老爺的粗魯無禮，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納稅居民的諂媚奉承。
在我們文化界的長官對我的斥責聲中，時間在不斷流逝，終於過去了整整十年。在1849年覺得新鮮的許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談，當初認為乖僻反常的怪論成了社會的普遍看法，而許多永恆的、不可動搖的真理隨著當年的衣服式樣一起過時了。
嚴肅的頭腦開始在歐洲嚴肅地看待事物。他們人數不多，這只是證實了我對西方的意見，但他們走得很快，我完全記得，托·卡萊爾93和善良的艾爾索普94（就是那個在奧爾西尼案件中受到株連的人）曾為我對英國政治形態殘留的一點信心發出過譏笑。如今卻出現了一本比我講過的一切都走得更遠的書。「讓那些在我們之前講出我們的警句的人見鬼去吧」95，可是我們得感謝那些在我們之後以自己的權威證實了我們的話，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達了我們表達得軟弱無力的意思的人。
我講的那本書不是蒲魯東，也不是皮埃爾·勒魯或其他社會主義者和憤激的流亡者寫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寫的，他不久前還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三個月前才由於斯坦利勳爵96的推薦，在政府擔任了一個職務。這個人享有巨大的、當之無愧的聲望，在英國，托利黨人不屑讀他的書，輝格黨人仇視他的書，但在歐洲大陸，凡是除了報紙和小冊子還讀點什麼的人（除了社會主義者）大多讀過他的書。
這個人便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97。
一個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書，為思想、言論和人身的自由仗義執言98。我說「奇怪」是因為兩個世紀以前米爾頓發表過一本同樣的書99，現在就在這個地方人們又必須為自由大聲疾呼了。要知道，像穆勒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為了娛樂而寫書的；他的書中從頭到尾貫穿著深刻的憂慮，這不是感傷情緒，而是英勇的、譴責的、塔西佗100的聲音。他之所以要講，是因為惡已日趨嚴重。米爾頓捍衛言論自由，反對政府的干預，反對暴力，他的話雄辯有力，光明正大。斯圖亞特·穆勒的敵人完全不同，他捍衛自由不是針對文明的政府，而是針對社會，針對當前的習俗，針對無動於衷的冷漠風氣，針對狹隘淺薄的偏見，針對「庸俗的勢力」。
這不是葉卡捷琳娜時代憤憤不平的老廷臣，由於得不到勳章而對年輕一代牢騷滿腹，由於多棱宮而看不慣冬宮101的那種人。不，這是一個精力飽滿的人，一個熟悉國家事務，深刻地思考過各種理論，習慣於安詳地觀察世界的人，他作為英國人，也作為思想家，終於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邊西方文明記錄員和莫斯科西方圖書推銷員的憤怒，發出了吶喊：「我們正在沉入水底！」
人性、愛好、風度的不斷降低，趣味的空虛，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慄；他注視著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樣在變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許更「合乎常規」但也更庸俗了。他在英國看到（正如托克維爾102在法國看到的一樣），人正在變成集群性的統一模式，於是嚴肅地搖搖頭，向他的同時代人喊道：「停下，想一想，你們知道你們在走向哪裡嗎？看看吧，精神在沒落！」
但是他為什麼要喚醒熟睡的人，他想給他們指點什麼途徑，什麼出路呢？他像從前施洗者約翰一樣發出了警告103，勸人悔改；可是這否定的槓桿第二次不一定能發揮作用。斯圖亞特·穆勒譴責他的同時代人，正如塔西佗譴責他的同時代人一樣；然而他靠這個無法制止他們，就像塔西佗也無法制止一樣。不僅幾句悲戚的指責不能解決精神墮落的問題，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壩對此也無濟於事。
他說：「另一種朝氣蓬勃的人創造了從前的英國，也只有具備這另一種氣質的人才能從墮落中拯救它。」
但是人性的沒落，朝氣的缺乏，只是一種病理現象，承認這一點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還不是出路。斯圖亞特·穆勒斥責病人，讓他想起健康的祖先；這種奇怪的治療方法不見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們用遠古的魚龍來譴責蜥蜴，那會怎樣呢？難道它生得小，另一個生得大，是它的過錯嗎？穆勒看到周圍的人道德上的墮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憂心忡忡，像童話中的巨人那樣大聲疾呼道：「這片土地上的人還活著嗎？」
為什麼他要呼喚他？為了對他說，他是強大的祖先的蛻化的後裔，因此他應該變得像祖先一樣。
這為了什麼？——沒有回答。
羅伯特·歐文向人們不斷號召了七十年也毫無成效；但他是號召他們去做什麼。不論這個什麼是烏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這點現在與我們無關，重要的是他的號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倫威爾和清教徒時代嚴峻的、具有倫勃朗式強烈線條的歷史人物，嚇唬他的同時代人，希望那些一輩子守在秤桿和尺子旁邊的店主們，按照某種詩意的要求，從某種心靈的操練中脫胎換骨，變成英雄！
我們也可以提出法國國民議會104中雄偉、威嚴的人物，把他們與法國過去、未來、現在的奸細和雜貨店老闆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像哈姆雷特一樣說道：
瞧這兒，瞧這幅畫像，還有這個……
太陽神的鬈髮，天神的前額，
眼睛像戰神一樣威風凜凜……
現在你再瞧這一個，
這是你現在的丈夫……105
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無法接受——難道人們會為了要像克倫威爾一樣過莊嚴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東一樣視死如歸地走上斷頭台，便甘願拋棄現在庸俗而舒適的生活方式嗎？
他們之所以能輕易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懷著熱烈的信念——堅定不移的信念。
當年天主教便是這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後來是新教，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18世紀的革命。
這神聖的偏執狂，這「偉大的未知數」，我們文明時代的斯芬克斯之謎，而今在哪裡，那強大的思想，那熱烈的信念，那強烈的憧憬，又在哪裡？只有它們才能像鍛煉鋼鐵一樣鍛煉體魄，使心靈達到不屈不撓的堅強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貧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斷頭台和木柴垛。
請看看周圍，有什麼能振奮精神，喚起人民，推動群眾的？是主張聖母無原罪成胎論的教皇的宗教106，還是主張在安息日戒酒的沒有教皇的宗教107？是只論數量的普選制泛神論，還是君主制偶像崇拜論，是迷信共和制，還是迷信議會改革108？……什麼也不成，這一切都褪色了，陳舊了，像從前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那樣走下了天空，給在各各他升起的新的競爭者所取代了109。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那些陳舊的偶像還沒有接替者，最低限度穆勒沒有指出它們。
他知道它們還是不知道，這很難說。
一方面，這位英國天才反對抽象的概括和大膽的邏輯推理，他憑自己的懷疑主義感覺到，純粹的邏輯結論正如純數學規律一樣，不考慮生存條件是無法應用的。另一方面，他習慣於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扣緊大衣的全部紐扣，豎起領圈，藉以防止潮濕的風和嚴峻的偏激思想。在穆勒的那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這方面的例子。他使出了非常巧妙的兩三拳，便把搖搖欲墜的基督教道德打倒在地上，可是全書中一句也沒有提到基督教本身。110
穆勒沒有提供任何出路，只是突然宣稱：「各民族的發展似乎有個極限，到達極限以後，它便停止前進，變成了中國111。」
這大致在什麼時候呢？
他答道，這是在這時候，即個性開始泯滅，消失在群體中的時候，一切服從公認的習慣的時候，善和惡的觀念與符合不符合公認的觀念合而為一的時候。習慣的壓力阻止了發展——發展按其本身說，便是從一般向更好的階段前進。整個歷史即由這種鬥爭組成，如果人類的大部分不再有歷史，這便是由於它的生存已完全從屬於習慣。
現在應該看一下，我們的作者怎樣認識文明世界的現狀。他說，儘管我們的時代具有智力上的優勢，一切還是在走向平庸，個人正隱沒在群眾中。這種集體的平庸狀態仇視一切出類拔萃的、個性鮮明的、與眾不同的事物，它要求一切符合平均水平。由於在中間剖面上，人的才智不多，願望也不多，因此集體的平庸正如泥濘的沼澤，一方面明知一切的希望都在於泅出這片地帶，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新一代的教育（它也同樣處在軟弱無力的平庸狀態）企圖防止不同尋常的人破壞現存的秩序。行為的道德基礎主要在於任何人得像別人一樣生活：「想做別人不做的事的人，尤其是女人，必然倒霉，但是不想做大家都做的事的人，也必然倒霉。」對這種道德是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特殊意志的，人們只關心自己的私事，有時為了消遣，也參與一下公益活動（慈善遊戲），然而依然是循規蹈矩的、庸俗的人。
力量和權勢屬於這個環境，政府本身是否強大，也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充當這個主宰一切的環境的工具，能不能理解它的要求。
這個掌握生殺大權的環境是怎麼回事呢？「在美國，一切白人都屬於這個天地，在英國，中等階層構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力量。」112
穆勒在東方民族僵死的停滯狀態和當代資產階級國家之間，找到了一個區別。我覺得，這正是他端出的一杯苦艾酒中最苦的一滴。他說，與亞洲落後的平靜狀態相反，現代歐洲人是生活在徒勞無益的不安定狀態中，生活在毫無意義的變化中：「我們排斥獨特性，但並不排斥變化，只是任何變化必須是所有的人都這麼做。我們可以拋棄父輩們獨特的衣衫，一年兩三次改變服裝的式樣，但必須大家都這麼改變，這不是出於要求美觀或舒適，而是為改變而改變！」
如果人不能擺脫這席捲而來的漩渦，這令人窒息的沼澤，那麼「歐洲儘管有自己光輝的歷史和自己的基督教，它還是會變成中國的」。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面前。根據什麼理由喚醒沉睡的人，為什麼要讓被鄙視的個人，那越來越卑劣的個人，振奮精神，對自己現在的生活，那擁有鐵路、電報、報紙和廉價產品的生活感到不滿？
人們不肯採取行動是因為沒有充足的理由。他們要擁護誰，擁護什麼，或者反對什麼呢？缺乏堅強的活動家不是原因，是結果。達到一定的點和線之後，希望改進現狀和保持現狀之間的鬥爭，一般說來結果總是對保持現狀這邊有利的，因為這時（在我們看來）人民中占優勢的、活躍的、具有歷史作用的部分，已獲得基本符合他們要求的那種生活方式；這是某種滿足狀態，飽和點；一切進入了平衡狀態，靜止狀態，以後便永遠這麼繼續下去——直到發生大的變故、革新或破壞。「永恆不變」是不需要花大力氣，也不需要勇猛的戰士的——不論他們是怎麼一種人，總是多餘的，在和平時期用不著將領。
我們不必找遙遠的中國，只要看看身邊，看看西方那個最穩定的國家，那個已開始生長白髮的歐洲國家——荷蘭，這裡，那些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偉大的美術家，高雅的神學家，勇敢的航海家如今在哪裡呢？還要他們做什麼呢？難道它由於沒有他們，由於生活平靜，社會安定，便不幸福嗎？它會指給你看它那些建立在乾涸的窪地上的含笑的鄉村，它那整潔的城市，那整齊的花園，那舒適恬靜的生活，它的自由，說道：「我的偉大人民為我取得了這自由，我的航海家留給了我這份財富，我的偉大藝術家美化了我的住宅和教堂，我覺得一切都很好，你們還希望我怎樣呢？與政府展開尖銳的鬥爭？然而難道它壓迫人民嗎？我們現在已覺得自由太多了，比法國任何時候更多了。」
但從這生活能得到什麼呢？
得到什麼？然而一般說來，生活能給予我們什麼？再說，難道在荷蘭沒有個人的風流韻事、矛盾衝突和流言蜚語？難道在荷蘭人們不戀愛，不哭，不笑，不唱歌，不喝酒，不在每個村莊跳舞跳到天亮？何況還不應忘記，一方面，他們享有教育、科學和藝術的一切果實，另一方面，他們有無數的事要做：商業上的運算籌劃，家務上的辛苦操勞，按照規格和自己的榜樣教育孩子；一個荷蘭人還沒得到充分的休息，轉眼之間已被裝進油漆一新的棺材，抬進了「上帝的田園」，於是兒子又被套上商業大車，開始另一輪永不停止的奔波，否則店鋪就得關門大吉。
如果沒有第二個波拿巴的弟弟113再來干擾，生活可以這麼進行一千年。
讓我丟開這些兄長，談談小兄弟們。
我們沒有足夠的事實，但可以假設各類動物按照它們現有的形態看，那是經歷了漫長的變化，在一系列改善和進化中迂迴曲折地形成的最後結果。這過程是一點一滴地進行的，包括骨骼和肌肉，大腦溝回和神經纖維的發展。
原始動物代表了這部創世記的英雄時代，巨人和勇士的時代，它們逐漸變小，與新的環境取得平衡，一旦達到相當適宜和穩定的形態，便開始按照這個形態不斷重複，以致《奧德賽》中尤利西斯114的狗與我們今天所有的狗毫無不同。不僅如此，政治或社會的動物不僅以群居為特色，而且像螞蟻和蜜蜂一樣有一定的組織方式，但是誰能說它們一開始就會建造自己的蟻垤或蜂窩呢？我完全不這麼想。那是經過無數世代的演變和死亡之後，中國式的蟻垤才終於形成和鞏固的。
我想以此說明，如果某個民族達到了外在的社會體制與自身的需要互相協調的狀態，那麼在這些需要改變以前，對它說來，任何前進、戰鬥、叛亂，以及與眾不同的人物，都失去內在的必要性了。
安靜地蟄居在群體中，蜂窩內——這是保持已取得的成果的首要條件之一。
穆勒所談的世界，還沒有達到這種完全平靜的狀態。它在經歷了所有的革命和震盪之後還不能穩定，不能安靜，無數的渣滓浮到了面上，一切渾濁不清，既不像中國瓷器那麼純淨，也不像荷蘭麻布那麼潔白。在這裡還有許多不成熟的、畸形的、甚至病態的東西，從這方面看，它確實還得在自己的道路上再前進一步。它需要的不是精力充沛的人，不是與眾不同的激情，而是使現狀的公正合理得到承認。英國人必須不再短斤缺兩，法國人必須不再給各種警察當幫手，這不僅是為了體面，也是為了生活方式的穩定。
按照穆勒的說法，那時英國便可能變成中國（當然是在更完美的形式中），同時保存自己的一切商業活動，一切自由，改進自己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隨著遵守法律的習慣的形成（這是比一切法庭和刑罰更能扼殺意志的）減少法律的強制性。這時法國便可能走上波斯生活的美麗的軍事道路，因為文明的中央集權政治授予執政者的權力已為它掃除了一切障礙；為了補償失去的各種個人權利，它對鄰國展開了光輝的征伐，把其他民族束縛到了中央專制政權的命運上……這時它的僱傭兵面貌便更符合亞洲的類型，不再是歐洲的類型了。
為了防止叫喊和咒罵，我得趕緊聲明，這兒談的根本不是我的願望，甚至也不是我的觀點。我的工作純粹屬於邏輯方面，我只是想詳細闡明穆勒表達得簡單扼要的結論，從他的個體的微分中找到歷史的積分。
因此，問題不在於預言英國將得到中國的命運是否謙恭有禮（何況這不是我的預言，這是他的），預言法國將變成波斯是否過於粗魯。雖然說句公道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侮辱中國和波斯就無可非議。其實真正重要的問題穆勒並未觸及，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種新生力量足以更新舊的血液，是否有一種幼苗或健康的嫩芽可以使枯萎的青草起死回生？這個問題實質上也就是：人民是否甘願最終被利用，為了給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的土壤施加肥料，擔當起沒有出路的笨重勞動，在愚昧和飢餓中度過一生；是否允許像彩票賭博一樣，為了鼓舞和引誘其他人，便讓一個人一本萬利，發大財，從被吃者變成吃人者？
這個問題得用事實來回答——靠理論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國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勝利了，那麼社會主義變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論貴族怎麼聳肩膀，資產階級怎麼咬牙切齒，難道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嗎？
人民意識到了這一點；從前認為現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義的那種幼稚的信念，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懼，並且不能把個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規律上來認識；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在法國，正當中產階級陶醉在勝利和權力中，以共和國的名義給自己封官晉爵，與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爾賽宮中路易十五的安樂椅上發號施令的時候，人民威嚴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議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關在門外，仍然無衣無食，於是在失望中起義了；這起義是草率的，沒有任何決定，沒有計劃，沒有領導人，沒有武器，但是並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戰士，正因為這樣，它迫使對方召來了卡芬雅克那樣兇殘而嗜血的禿鷲。
人民被擊潰了。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從那時起一直在上升。
英國工人會怎樣提出自己的社會問題，我不知道，但是他們像水牛一樣頑強。他們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但力量不在他們這邊。數量絲毫不能證明什麼。三四個正規的哥薩克兵和兩三個警備隊員便可以把五百個囚犯從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亞。
如果英國的人民也遭到迎頭痛擊，像德國在農民戰爭中一樣，像法國在6月的日子裡一樣，那麼英國離斯圖亞特·穆勒所預言的中國就不遠了。向它的轉變會不知不覺，正如我們所說的，既沒有喪失任何權利，也沒削弱任何自由，因為削弱的只是運用這些權利和這種自由的能力！
膽怯的人們和敏感的人們說，這是不可能的。這再好沒有了，我也但願能同意他們的話，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沒有出路的悲劇正在於那個可以拯救民族，使歐洲獲得新生的思想，對統治階級是不利的，對它有利的（如果它徹底而勇敢的話）只是一個實行美國式奴隸制度的國家！117
1 《舊約全書·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這是「被擄於巴比倫者之哀歌」。
2 菲洛潘蒂（1812—1894），義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羅馬共和國三人執政府的秘書，革命失敗後流亡國外。
3 似應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國王。
4 在希臘北部，被希臘正教會稱為「聖山」，從9世紀起成為正教會隱修士的居住地，有隱修院二十餘所。但在15世紀，土耳其侵占了這地區，對基督教實行迫害，使聖山區的隱修院瀕臨絕境。
5 聖約翰·克里索斯托（約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臘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於傳教著稱，因而被稱為「金口約翰」。
6 德文：是。
7 「查林克魯斯」和「萊斯特斯夸爾」（萊斯特廣場）是倫敦的兩個重要地名，法國人按照法文的發音方式把它們說成了「沙蘭克魯」等。
8 澤西島屬英國，但靠近法國，成為法國流亡者的聚居地。1855年，法國流亡者在該島出版的《人》周報發表了費利克斯·皮亞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公開信，抗議她在這年8月對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訪問。澤西島總督企圖迫使《人》停刊，把三個編輯驅逐出境。以雨果為首的三十五個法國流亡者隨即提出了抗議，澤西島總督又命令這三十五人離境。於是所有居住在該島的法國流亡者在再次提出抗議後，全部轉移到了鄰近的格恩濟島。《每日新聞》等都是英國報刊，它們反映了英國人對這件事的不同態度。
9 公元前5世紀的斯巴達王，以英勇善戰著稱。公元前480年他率軍與波斯王澤克西斯的大軍展開激戰，與三百名隨身衛士奮戰至最後一息。
10 我的紅色朋友跟警察談話時，故意稱他「先生」，免得玷污「公民」這稱號，為了說明這一點，我不妨再講一件事。在索荷區和萊斯特廣場之間一條陰暗、貧苦、骯髒的小街上，通常聚集著一部分不太富裕的流亡者，一個紅色酒商在這兒開了一家小小的藥鋪。一天我經過那兒，走進店堂想買一點鎮痛劑。老闆坐在櫃檯里，他生得高高的，容貌粗獷，眉毛濃濃的，皺在一起，鼻子大大的，嘴稍微歪在一邊。這是1794年法國外省典型的恐怖分子，只是把鬍子剃掉了。我說：「給我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他正在給一個小姑娘稱草藥，對我的話毫不理睬，於是我只得站在那兒，欣賞這位科洛·德布瓦的表演，等他用火漆慢慢粘牢紙包的角，寫上字。最後總算完了，他這才操起相當嚴厲的口氣問我道：「您要什麼？」「六便士拉斯帕伊止痛水，先生。」我又說了一遍。他露出兇惡的臉色，看了看我，又從頭到腳打量著我，用傲慢而濃重的嗓音說道：「請您稱我公民！」——作者注德布瓦（1749—1796），法國著名喜劇演員，後成為激進派革命家，救國委員會委員，巴黎下層階級中有影響的鼓動家。
11 閔採爾（約1490—1525），德國宗教改革運動中最激進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農民戰爭的領導人。馬丁·路德一派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是比較穩健的，因此閔採爾雖然支持他們的活動，但認為他們不夠徹底。
12 指曾任古羅馬護民官的格拉古兄弟和法國革命家格拉古·巴貝夫。
13 蘇拉（公元前138—前78），古羅馬貴族將領，公元前88年取得羅馬共和國的最高職務，任執政官。
14 蘇洛克（1782—1867），奴隸出身的政治家，在驅逐法國殖民者後於1847年任海地總統。
15 天主教同盟是法國北方信奉天主教的貴族所組織，與新教胡格諾派對立，勢均力敵，相持不下，法王亨利四世先是信奉新教，為胡格諾派領袖，建立波旁王朝後，為擺脫政治困境，宣布天主教為法國國教，但允許胡格諾派有信教自由。
16 荷蘭奧倫治公爵威廉於1689年「光榮革命」中繼承英國王位，稱威廉三世。
17 指擁護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派。
18 指空想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他於二月革命後任「政府勞動委員會」主席，這委員會設在盧森堡宮，因而也稱為「盧森堡委員會」。
19 指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30年的七月革命。
20 格里西（1811—1869），義大利女歌唱家。
21 拉布拉凱（1794—1858），義大利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22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
23 指皮亞與法國作家朱爾·雅南的訴訟。他本是雅南的助手，後來撰文攻擊雅南的反動立場，因而被雅南起訴，涉訟公堂，皮亞被判處六個月的監禁。
24 皮亞的劇本《巴黎的撿破爛的》於1847年在巴黎聖馬丁門劇院上演。該劇以強烈的革命激情引起了觀眾的熱烈反應。
25 有一次我曾問皮亞：「您給《撿破爛的》加上了一個幸福的結局，這就把戲搞糟了，也損害了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的完整，不知您為什麼這麼做？」他答道：「因為如果老人和姑娘最後只是得到淒涼的命運，那麼巴黎人就會對我不滿，下一次演出時誰也不會來看了。」——作者注按:1847年赫爾岑到達巴黎後，也觀看了《撿破爛的》的演出，並在《法意書簡》第三信中談論了這戲，並談到了與皮亞的談話。
26 蒲魯東稱皮亞為「民主派中的貴族」，兩人在議會走廊中相遇時發生口角，以致打架，後來還舉行了決鬥。
27 1849年6月13日法國「山嶽派」發動示威，抗議路易·波拿巴出兵鎮壓義大利革命，遭到鎮壓，賴德律-洛蘭和皮亞等因而逃亡國外。
28 《聖經》中以色列人經過曠野時上帝賜予的食物。
29 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變後，法國國內成立的秘密革命組織以「瑪麗安娜」為名，它的目的為推翻拿破崙政權，重建共和制度。
30 布朗基（1805—1881），法國最堅強的革命家，1871年被選為巴黎公社主席。
31 瓦萊夫斯基（1810—1868），伯爵，拿破崙一世與其波蘭情婦瓦萊夫斯基伯爵夫人的私生子，曾參加1831年的波蘭起義，後由波蘭革命組織派往倫敦，起義失敗後即定居倫敦。在拿破崙三世時期，他促成了英法合作，皮亞的信對他作了諷刺和揭露。
32 法國波旁王朝的紋章。
33 雨果在早年是保王主義者，又歌頌過拿破崙的戰功；他為七月革命歡呼，但又擁護七月王朝，主張君主立憲制，反對共和制，支持路易-菲力普，因而被授予子爵稱號，成為貴族院議員，直到二月革命後他才堅定地站在民主主義立場上，1851年後成為反對路易·波拿巴的激烈的共和派戰士。
34 透納（1775—1851），英國浪漫派畫家。
35 指1849年法國對羅馬革命的武裝干涉。
36 二月革命後雨果被選為制憲議會議員。
37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於1855年8月訪問法國，皮亞的信便是針對這事提出了抗議。信先是在倫敦紀念第一次法國革命的大會上宣讀，然後寄往《人》發表。
38 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在英國擁有一家印刷所，赫爾岑有些作品也在他那兒印行。
39 泰萊基（1821—1892），匈牙利伯爵，政治活動家，曾參加匈牙利革命軍隊作戰，1849年流亡至英國。
40 這裡寫到的事，前面已略有提到。這是由於這些片段系陸續寫成，又陸續發表，最後才匯集成篇的。
41 這一切，除了幾處補充和修正以外，都是十年前寫的。我應該承認，最近的一些事使我對路易·勃朗的看法有了一部分改變。他確實向前走了一步，對於老雅各賓派的信徒而言，可想而知，這是使他付出了一定代價的。在墨西哥戰爭的高潮中，路易·勃朗對我說：「怎麼辦，我國國旗的榮譽給玷污了。」這是純粹站在法國的立場上，與全人類觀念背道而馳的。顯然，這使路易·勃朗感到痛苦。過了一年，雨果在布魯塞爾為《悲慘世界》的出版舉行宴會時，路易·勃朗在席間發表演說道：「當一個民族的一般榮譽觀念與軍事榮譽觀念不能統一的時候，這個民族是不幸的。」這已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它就是這次戰爭開始時流露的思想。路易·勃朗在《時報》上發表了一些有力的、打中要害的、說理透徹的文章，它們引起了《世紀報》和《民族輿論》報的威脅，差點把路易·勃朗說成了奧地利的奸細——要不是他的正直已當之無愧地獲得舉世公認，他們真會那麼講。法國人要前進一步是不容易的。——作者注按：墨西哥戰爭（1861—1867）是法國聯合英國和西班牙，企圖消失那裡的共和派政府而發動的一次武裝干涉，最後以失敗告終。《悲慘世界》出版於1862年，雨果於這年9月在布魯塞爾舉行了慶祝宴會。《世紀報》和《民族輿論》都是法國的自由派報紙。
42 夏爾·勃朗（1813—1882），路易·勃朗的弟弟。
43 唐森夫人（1682—1749），法國女作家，社交界的知名人士，巴黎著名沙龍的主人。
44 見《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至四十六節：上帝「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45 約翰·勞（1671—1729），蘇格蘭貨幣改革家。
46 法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
47 巴爾貝斯是布朗基的追隨者，曾與布朗基一起領導「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被捕後判處終身監禁，1848年二月革命後出獄，這年5月15日又因組織示威遊行，再度被捕，1854年獲釋後流亡國外，1855年到達倫敦。
48 那些秩序的保衛者這一天如何殘暴，可以從一件事中看到：國民自衛軍在林蔭道上逮捕了路易·勃朗，但他是根本不應該被逮捕的，因此警察命令立即釋放他。國民自衛軍的一個士兵看到這情形，立即又攔住他，抓住他的一根手指，用指甲掐進他的肉里，扭斷了他最末一個指關節。——作者注
49 路易·勃朗在二月革命後參加過臨時政府的工作。巴爾貝斯於1839年被捕後本來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50 1848年二月革命爆發時，巴爾貝斯關在尼姆的監獄中。
51 1848年4月盧昂工人舉行示威，抗議制憲議會的選舉，遭到了政府的血腥鎮壓。
52 二月革命後巴黎的警察局長。
53 帕基耶（1767—1862），法國法學家，波旁王朝復辟時期任司法大臣，1821年任貴族院議長，曾主持對共和派的審訊。
54 指1854年5月巴爾貝斯寫給喬治·桑的信。
55 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的日子。
56 拿破崙三世在巴黎建造的監獄。
57 由馬丁·路德作詞的新教讚美歌。
58 見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第四幕第一場。
59 1848年二月革命前巴黎的警察局長。
60 指亞歷山大在他父親保羅一世被害身亡後便登上了皇位。
61 參與殺害保羅一世的兩個俄國將軍。
62 舒爾茨（1829—1906），德國政治活動家，因參加1848年的革命被捕，越獄後於1852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州參加反奴運動，1869年起任美國參議員，後任內政部長。
63 法國反對七月王朝的將軍。1832年6月他去世後，他的葬儀盛況空前，成了共和派的群眾示威活動。
64 1790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一周年時，各個城市的國民自衛軍在巴黎的戰神廣場集會，宣布成立聯盟，向「愛國的國王」宣誓效忠，國王路易十六也在這裡宣布效忠憲法，這便是所謂「聯盟節」。
65 法國大革命後，於1790年在巴黎和全國各地種下了一批所謂「自由之樹」，象徵革命的勝利，每逢節日便在樹上遍插彩旗等，表示慶賀。
66 由於外國反動勢力對法國革命的武裝干涉，1792年7月11日國民議會宣布「祖國在危險中」，號召全國人民拿起武器，保衛祖國。
67 指法國熱月政變後的對外侵略戰爭。
68 指路易·波拿巴為修改憲法、建立帝制而發動政變。
69 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地方頒布的法令，對宗教信仰給予了充分的自由，允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但到1685年，路易十四撤銷了南特敕令，剝奪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權，因而胡格諾教徒紛紛逃亡到英美等國。
70 法國西部的農業區，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不斷發生農民叛亂，均遭到殘酷鎮壓，1832年後才逐漸平息。
71 指農民中的流亡者，因法國農民當時穿木底鞋。
72 在瓦爾和德拉吉尼昂發生暴亂時期，我住在尼斯。兩個卷進起義中的農民逃到了邊界的瓦爾河邊。憲兵追上了他們，向一個人開槍，打傷了他的腿，這人倒下了，另一個人拚命逃跑。憲兵想把受傷的人捆在馬上，但又怕放走了另一個，便對準受傷者的頭部開了一槍，以為他死了，然後去追趕另一個。但那個被打破頭顱的農民後來沒有死。——作者注
73 見下章關於工人巴泰勒米的兩件案子。——作者注
74 十字軍中的一個組織，主要由法國騎土組成，這裡是借用。
75 索邦神學院是巴黎大學的核心，這裡泛指一般大學。
76 法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流行的一種短上衣。
77 巴黎的一個外科醫療器械商。
78 埃貝爾（1757—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領導人之一，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於1794年7月與丹東等一起被送上斷頭台，這大大削弱了雅各賓派的力量，導致了熱月政變的勝利。
79 達維德（1748—1825），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各賓派革命家，曾為法國革命後舉行的典禮設計了一套具有古羅馬風格的服飾。
80 1804年12月拿破崙一世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加冕典禮，「保護皇上」是當時的祈禱詞。「人民的幸福」是古羅馬為共和制確定的一個基本原則。
81 聖茹斯特曾在國民議會中宣稱：「法國大革命的航船只有通過鮮紅的血海才能到達彼岸。」
82 科爾德羅依（1825—1862），法國醫生，參加過1848年的革命，屬於共和派的極左翼，後流亡國外，從事新聞工作。他在那本小冊子中，摭拾了傅立葉、蒲魯東、奧古斯特·孔德等的言論，構成了一種極端混亂的思想，因此遭到了赫爾岑的批評。
83 赫爾岑的一本重要著作，寫於1850年，1851年首先用法文和德文出版，俄文版直至1861年才在莫斯科秘密印行。
84 巴黎的工人居住區。
85 赫爾岑於6月7日（1854年）寫了覆信，駁斥了這封信中許多混亂的觀點，指出尼古拉一世「與斯拉夫民族毫無共同之點」，西歐也不僅是那些「糟糕的革命家」。
86 英國木刻家。
87 科爾德羅依的自傳性作品。
88 《法意書簡》的第一部分（1—4信）1847年曾以《馬利尼街來信》的名稱在《現代人》上發表，馬利尼街是當時赫爾岑在巴黎的住處。
89 帕拉多爾（1829—1870），法國記者，政治活動家。
90 蒙塔朗貝爾（1810—1870），法國政治家及歷史學家，著有《十九世紀天主教的利益》等書。
91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歐洲的革命形勢下驚慌失措，後來終於精神失常，從1858年起由其弟威廉親王擔任攝政王。
92 引自歌德的詩《紡線女》。
93 卡萊爾（1795—1881），英國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
94 艾爾索普（1795—1882），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1858年初奧爾西尼行刺拿破崙三世的計劃是在英國制定的，案發後奧爾西尼在英國的一些友人受到了牽連。
95 原文為拉丁文，系古羅馬學者多納圖斯的一句名言。
96 斯坦利·德比伯爵（1799—1866），英國政治家，保守黨領袖，曾三度出任首相，為英國議會改革和廢除奴隸制度作出過貢獻。
97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
98 指穆勒的《論自由》。
99 指1644年米爾頓發表的小冊子《論出版自由》，這是他為言論自由所作的一次呼籲。
100 塔西佗（約56—約120），古羅馬歷史學家。
101 多棱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內，建於15世紀；冬宮在彼得堡，建於18世紀中葉，是俄國實行改革後的產物。
102 法國歷史學家，這裡是指他的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103 關於施洗者約翰在曠野傳道的事，見《馬太福音》第三章。
104 指18世紀末年法國第一次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
105 見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場，這是哈姆雷特把死去的父親與現在的國王、他的繼父作比較時講的一段話。
106 指羅馬天主教，教皇庇護九世於1854年公布「聖母無原罪成胎諭」。
107 指基督教新教，新教大多主張嚴守戒律，尤其是清教徒及其所屬各派。
108 指英國的議會改革運動。
109 各各他是耶穌受難的地方，見《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這裡是指基督教的興起，取代了古代的宗教。
110 「基督教道德具有全部的反動性質，它大多只是為了反對異端而已。它的理想與其說是正面的，不如說是反面的，與其說是積極的，不如說是消極的。它主要是宣傳克制惡，而不是實行善。對肉慾的畏懼發展為禁欲主義。天堂的獎勵和地獄的懲罰，使最優良的行為帶上了純粹利己主義的性質，在這方面，基督教觀念大大低於古代的觀念。在我們關於社會義務的混亂見解中，最好的部分來源於希臘和羅馬。一切英勇的和高尚的觀念，以及榮譽觀念本身，都來自我們的世俗教育，不是來自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只是宣揚盲目服從，把它看作最高道德。」——約·斯·穆勒。——作者注
111 這是按照當時西方流行的錯誤觀念，把中國看作長期停滯的社會。
112 讀者不妨想一下，我在「西方小品」中關於這點說過的話，見1856年《北極星》。——作者注按：指第五卷第三十八章「西方小品」第二集，它最早發表於1856年的《北極星》。
113 拿破崙一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於1806年被拿破崙封為荷蘭國王，從屬於拿破崙帝國。
114 羅馬神話中稱奧德修斯為尤利西斯。《奧德賽》中講到，奧德修斯從特洛伊回來時，他的狗阿爾戈斯看到他，高興得死了。
115 當時制憲議會議長，1848年憲法的制訂者。
116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義。
117 對約·斯·穆勒的書的這篇分析，系錄自《北極星》第五集，它出版於5月1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