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俄羅斯的影子
一 尼·伊·薩佐諾夫
薩佐諾夫，巴枯寧，巴黎——這些名字，這些人，這個城市，總是使我回到過去……過去——回到遙遠的歲月，遙遠的空間，回到那秘密活動的青年時代，那迷信哲學和崇拜革命的時代。1
那兩個人的青年時期對我說來太寶貴了，我不能不再講幾句……30年代初，我與薩佐諾夫還很年輕，一起幻想過里恩佐式的陰謀；過了十年，我又與巴枯寧一起為掌握黑格爾哲學絞盡了腦汁。
關於巴枯寧我已談過，還有不少話好講。他那鮮明的個性，那古怪而強硬的表現——不論在哪裡，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間，在柏林大學的課堂里，在魏特林2的共產主義者和科西迪耶爾3的山嶽派中間，莫不如此——他在布拉格的演說，他在德勒斯登的領導起義，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在奧地利受到的苦難，引渡到俄國，以及從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的陰森圍牆內越獄潛逃4——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不論當代社會或歷史都不會忘記他。
這個人身上潛伏著一股巨大的活力，卻找不到出路。巴枯寧有可能成為一個鼓動家，一個政論家，一個傳教士，一個政黨或宗派的首腦，一個異教的創始人，或者一個戰士。不論把他放在哪裡，他總會成為一個極端派人物——再浸禮派教徒、雅各賓黨人、阿納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夥像格拉古·巴貝夫6的朋友，把群眾吸引到自己的周圍，給民族的命運造成驚天動地的變化。
但在這裡，在沙皇政府的壓迫下……7
他成了沒有美洲和輪船的哥倫布，只得違背自己的志願在炮兵部隊服役兩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中度過了兩年8，便趕緊離開那裡，因為在那裡思想像罪惡的企圖一樣受到偵查，自由的言論像對社會道德的侮辱一樣遭到非議。
1840年他離開俄國後就沒有回去過，直到1849年奧國一隊龍騎兵把他移交給俄國憲兵。
目的論的崇拜者和可愛的理性主義宿命論者，看到天才和活動家正好在需要的時候出現，便對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時性驚異不止，他們忘記了，多少幼苗沒有見到陽光便遭到扼殺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潛力由於沒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薩佐諾夫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樣，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朋友們對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無成地死了。說他的命運是他自己的過錯，這很容易；但是該怎樣評價和衡量一個人自己應負的和環境應負的責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滅精神的時期，它不僅用礦坑和皮鞭消滅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氣氛，用所謂否定的鐵拳消滅它。
埋葬那個時代苦難重重的生活，為了把我們深深陷入沙灘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湯蹈火，這便是我的使命。我要作我們水深火熱的生活的多馬日羅夫——現在大家不記得這個人物了，可是有一個時期，這個老頭子在莫斯科是無人不知的，他是普羅佐羅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傳令兵，每逢出殯，只要是大主教主持喪禮，他總會頭上撲了發粉，身上穿了保羅一世時代的淺綠色軍裝，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為是在行使嚮導的重要職責。
……在大學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們數理學系的課堂里迎來了一批新同學，其中兩人後來與我們特別接近。
我們的喜愛、同情和反感都來自同一源泉。我們是狂熱的孩子，一切——科學，藝術，友誼，家庭，社會地位都從屬於一個思想和一個信仰。不論在哪裡，只要可能談論和宣傳它們，我們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裡，毫不退讓，堅持不懈，不吝惜時間和精力，甚至不惜討好別人。
我們走進教室的時候便懷著一個堅定的目標，要學習十二月黨人，按照他們的方式，在這裡奠定一個組織的基礎，因此我們要尋找新的信徒和追隨者。第一個清楚地了解我們的同學便是薩佐諾夫；我們發現他完全具備條件，很快與他建立了友誼。他自覺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給我們介紹了另一個同學10。
薩佐諾夫具有顯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他十八歲，也許還不到，儘管這樣，他學習勤奮，什麼書都讀。他力求超過所有的同學，認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大家與其說愛他，不如說尊敬他。他那個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溫柔，有點像小姑娘，與他正好相反，要尋找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滿著愛和忠誠，簡直像剛離開母親的翅膀，懷著高尚的意願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溫暖和愛護，緊緊偎依著我們，為了我們和我們的思想他可以獻出一切——這是弗拉基米爾·連斯基11的性格，韋涅維季諾夫12的性格。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親密無間，意識到我們有著共同的命運，共同的聯繫，共同的秘密，共同的準備犧牲的決心；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神聖的，我們懷著自豪和愛望著周圍那許多年輕而美好的臉，仿佛那是我們親如手足的教民——這樣的日子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們互相手攜著手，一絲不苟地在我們這年輕的「世界」13里到處宣講自由和鬥爭，像四個教士14手裡拿了四本福音書在參加復活節祈禱。
我們時時處處進行宣傳……然而我們究竟在宣傳什麼，這很難說。思想是模糊的，我們宣傳十二月黨人和法國革命，後來又宣傳聖西門主義和同一個革命，宣傳憲政和共和制，提倡閱讀政治書籍，企圖把一切力量團結在一個組織中。但是宣傳得最多的是對一切暴力、一切專制統治的憎恨。
我們的團體實際上從未組成，但是我們的宣傳卻在所有各系深深紮下了根，還遠遠超出了大學的圍牆。
從那時起，在我們整個一生中，從大學的課堂到倫敦的印刷所，我們的宣傳從未中斷。我們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現少年時代的綱領。根據我們所觸及的問題，我們所關心的事物，不難看到它的線索，在報刊中，在講台上，在文學界，它都有所表現……我們的宣傳儘管形態有所改變，有所發展，但始終忠誠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觀念灌注在周圍的一切中。政府的壓制提高了我們的聲望，監獄和流放成了我們當之無愧的台座。我們回到莫斯科時已是二十五歲的「權威」。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和巴枯寧與我們匯合了，我們在《祖國紀事》上的文章又使我們與彼得堡皇村學校學生和文學青年的運動匯合到了一起。正如十二月黨人是我們的兄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是我們的弟弟。
關於我們的圈子，由於我是它的成員便對它避而不談，這是虛偽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敘述中，談到那個時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們，我還故意要多談幾句，我得說，我不怕重複，只希望年輕的一代對他們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們，忘記、輕視和擯棄他們，似乎他們只是一些不切實際、沒有實踐能力、不知道前進方向的人；它對他們生氣，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他們，把他們看作落伍的人，多餘的人，遊手好閒的人，空談家和幻想家，忘記了在評價過去的人物，他們的意義和「成色」時，主要不是看他們知識總量的多少，過去和現在提出問題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們為解決這些問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們的年輕一代避免這種忘恩負義的、甚至錯誤的歷史態度。現在薩圖恩15老人不應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們也不應該學堪察加人，殺死自己的老人。
談到我們當時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說一次：「這是令人驚訝的一代青年，這麼才華橫溢、純潔高尚、聰明忠誠的人，我從未遇到過」，儘管我漂泊各地，見過各種人物，包括反動的和革命的。我這不僅是指我們自己那個親密的圈子，我這些話同樣適用於斯坦克維奇小組和斯拉夫派。這些年輕人被駭人的現實嚇壞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悶中不顧一切地尋找出路。他們出於自己的信念，放棄了其他人奮力追求的目標——社會地位，財富，總之，傳統生活為他們提供的一切，無視環境的誘惑，家庭強迫他們接受的榜樣，始終忠於這些信念。這樣的人是不應該簡單地放進檔案庫，從記憶中一筆勾銷的。
他們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關進監獄，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壓，但他們依然堅定不移；經過十年，他們還是那樣，經過二十年，三十年，他們也還是那樣。
我要爭取使他們受到承認並獲得公正的待遇。
與這個簡單的要求背道而馳，我聽到了一些離奇說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們，尤其是十二月黨人，只是革命思想的業餘愛好者；對於你們，你們從事的活動只是奢侈品和詩歌；你們自己說，你們犧牲了社會地位，你們是有財產的，因此對於你們，革命不是麵包和人的生活的問題，不是生和死的問題……」
「我認為，對於被處決者，是這個問題……」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問題。你們願意當革命家，這自然比你們願意當樞密官或省長好一些；可是對於我們，與現存秩序的鬥爭，這不是選擇，而是我們的社會地位決定的。我們與你們之間的區別，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間的區別一樣：兩者都需要泅水，但一個是出於必要，另一個是出於愛好。」
只因人們出於內心的嚮往做了別人出於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們的活動，不予以承認，這無異是說，只有出於無奈，不得不實行禁慾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義者。
這種極端觀點在我們中間流傳很廣，儘管它們的根並不深，但像洋姜一樣極難剷除。
我們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條主義者。這種德國人的能耐在我們這裡還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謂阿拉克切耶夫氣質，那種冷酷殘忍、以殺戮為能事的劊子手作風。阿拉克切耶夫給近衛軍官兵作出了榜樣，把農民活活鞭打致死；我們則扼殺思想、藝術、人道、過去的活動家和需要扼殺的一切。我們以無所畏懼的隊列，整齊統一的步伐，不顧任何界限向前挺進，我們可以違背真理，但不能違背我們自己的邏輯；我們的推理永無止境，忘記了生活的真實意義和對它的真實理解只存在於一定的範圍內……這是極限，真理和美的極限，也是機器能永遠保持平衡的搖擺幅度。
匱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圖獨占社會的痛苦，壟斷社會的不幸，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獨占和壟斷都不合理一樣。單憑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義的不平心理，人們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捨和強制剝奪，不外是平分財產和普遍貧困。在教會中，這仍是一個玩弄辭藻的題目，同情精神的感傷表演；在極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魯東指出的，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兩種感情，而它們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為建設性的思想，都對實際毫無幫助。
那麼，那些雖未親身經歷，但了解人們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的人，不僅向他們指出這一點，而且想向他們指明出路，又有什麼過錯呢？聖西門是查理曼大帝的後裔16，工廠主羅伯特·歐文也不是由於沒有飯吃才成為社會主義的使徒的17。
那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它缺乏熱情、善意和遠見。我本來不想提起這問題，但是在它的黑名單上，除了我們，還出現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種者——我們所深深敬愛的十二月黨人。
這段插話在這裡也許並不恰當。
薩佐諾夫確實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無窮精力，在國外的各種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個初次出戰便被俘虜的士兵那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到我們中間。
我們在1834年被關進監獄時，薩佐諾夫和凱切爾不知出現了什麼奇蹟，竟然沒有遭殃。他們兩人住在莫斯科幾乎足不離戶，講話很多，但寫信很少，我們任何人家中都沒有他們的信。我們被送去流放了，薩佐諾夫的母親卻給他弄了一張出國的護照，到了義大利。他的命運從此與我們分開，18也許這就為他奠定了今後生活的基礎——他像一顆沒有固定軌跡的行星，無聲無息地隕落了。
過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這是上一皇朝最沉悶、最難以忍受的時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處都找不到一點同情的影子，一句熱情的話語。我們還在流放，把過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憶和希望打發日子，一邊工作，一邊熟悉外省粗野的現實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薩佐諾夫懷念我們。老朋友中，只有凱切爾一人還在，可是薩佐諾夫拘泥古板，保持著貴族作風，越來越覺得與凱切爾格格不入。我們已經說過，凱切爾是自覺的野人——從文明人中湧現的野人，庫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張恢復人類的原始狀態，粗野是他的原則，不修邊幅是他的理論，這個三十五歲的大學生卻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薩佐諾夫在莫斯科百無聊賴——枯燥的生活弄得他無計可施，他用不著為生活奔波，又沒有事情可做。他試圖遷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長期這麼下去，便遠走巴黎，可是並無一定的打算。那個時期，巴黎和法國還對我們保持著自己的全部魅力。我們的旅遊者為法國生活金碧輝煌的外表所陶醉，對它粗糙醜陋的方面卻一無所知；自由派的言論，貝朗瑞的詩歌，菲利蓬的漫畫，一切都使他們興奮不已。薩佐諾夫也是這樣。但是在這裡，他也無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熱鬧快樂的閒散生活代替了沉悶壓抑的生活。在俄國他被縛住了手腳，在這裡他卻與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種沒有目標的、不安而煩躁的漫長歲月，又在巴黎開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內心的活動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動力，他做不到這些，因為這不符合他的性格。對科學的純客觀的興趣，在他身上並不濃厚。他尋找著另一種活動，也準備從事任何工作，但必須是引人注目的，能夠立即應用的，具有實際價值，又能在大庭廣眾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敵人的叫嚷聲中付之實現的；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然而回憶起我們在大學的理想，他的眼睛便會發亮，淚水便會奪眶而出……在他受到損害的自尊心後面還保存著俄國最近會發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覺得，他的飲酒作樂只是逢場作戲，是在那個偉大事業到來前的暫時消遣；他相信，總有一天晚上他會從英吉利咖啡館被叫走，然後前往俄國管理國家……他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焦急地等待著那個時刻，到那時他便得認真參與一切，作出各種決定……
……在巴黎最初的熱鬧日子之後，更嚴肅的談話開始了，這時大家立即發現，我們唱的不是一個調子。薩佐諾夫和巴枯寧表示不滿（正如後來維索茨基20和波蘭中央委員會21的成員一樣），因為我帶來的消息大多只與文學界和大學生活有關，與政治關係不大。他們希望我談的是黨派、社會和政府危機（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動（在1847年！），可我講的是大學講台，格拉諾夫斯基的公開學術報告，別林斯基的文章，大學生、甚至中學生的情緒。他們與俄國生活過於疏遠了，過於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國問題中了，忘記了在我國《死魂靈》的發表是比任命兩個帕斯克維奇22作俄軍元帥和兩個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們聽不到準確的消息，看不到俄國的書報雜誌，對俄國只能從理論上，從回憶中去理解，而回憶，這是經過時間的折射之後難免失真的。
觀點上的不同幾乎使我們的關係破裂，情況是這樣的：在別林斯基離開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們送他回家後，在愛麗舍田園大街上散步。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別林斯基一切都完了，這已是我最後一次與他握手了。這個堅強、熱烈的戰士已耗盡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憂傷的臉上，死亡烙下了明顯的痕跡，表明它即將來臨。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滿神聖的毅力和神聖的憤怒，依然充滿對俄國的痛苦而「兇猛」的愛。眼淚哽在我的咽喉，我長時間默默走著，這時不幸的爭論又爆發了，那是已提出過十來次的問題。
「很可惜，」薩佐諾夫開口道，「除了雜誌工作，而且是在審查制度束縛下的雜誌工作，別林斯基沒有從事其他活動。」
「我認為不應該責備他，他已經做得夠多了。」我回答。
「以他這樣的精力，要是在別的場合從事一些別的活動，他的成就一定會更大……」
我覺得厭惡和痛心。
「那麼請問，你們生活在沒有檢察官的場合，你們也充滿對自己的信心，充滿精力和才能，你們做了些什麼呢？或者正在做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整天從巴黎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與斯盧扎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維奇談談波蘭和俄國的邊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裡和咖啡館裡高談闊論，聽你們談話的只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跟你們談話的也只是五個什麼也不懂的傻瓜，這便是工作？」
「等一下，等一下。」薩佐諾夫說，已經很不平靜，「你忘記了我們的處境。」
「什麼處境？你們在這裡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沒有壓力，不愁衣食，還要怎樣？環境是靠人創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認，發揮作用，也靠自己。夠了，先生們，別林斯基的一篇批評文章對年輕一代的益處，比你們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動大得多。你們是生活在囈語和夢幻中，陷入了永恆的視覺錯誤，因為你們不願睜開眼睛看一看……」
我特別生氣的是當時評價人物的兩種標準，這不僅薩佐諾夫，一般俄國人也這樣。他們對本國人的嚴厲態度，到了法國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他們聽見那些誇誇其談的勇士說了幾句漂亮話，幾句空話大話，幾句以加速度發表的老生常談，便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叫我不能不感到惱火。俄國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臉紅，越是企圖掩飾那些人的無知（正如寵愛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極強的丈夫一樣），那些人便越是裝模作樣，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納卡西斯26們面前大擺架子。
早在俄國當大學生時，薩佐諾夫就喜歡身邊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隨他，他們聽他談話，對他唯唯諾諾，到了國外，他的周圍仍有一群頭腦和身體都不發達的文學園地的流浪漢，在報館裡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撿破爛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爾·維科，半瘋的塔迪夫·德·梅洛，無人知曉的偉大詩人布耶；27在這個合唱隊里既有托維揚斯基28集團中鼠目寸光的波蘭人，也有德國冥頑不靈的無神論者。他怎麼不對這些人感到厭煩，這是他的秘密。他來找我時，幾乎總要帶合唱隊中一兩個親信一起來，儘管我對他們毫無興趣，而且從不掩飾這一點。因此並不奇怪，在馬拉斯特和里貝羅爾29，甚至比他們更小的名人面前，薩佐諾夫自己便變成了朱爾·維科。
這一切對於今天訪問巴黎的人說來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應忘記，今天的巴黎已不是真正的巴黎，而是新的巴黎了。
自從巴黎成為一種匯集了全世界精華的城市之後，它主要不再是法國的城市了。從前它包含著整個法國，「除了法國它便什麼也沒有」；現在這裡不僅有整個歐洲，還有兩個美洲，它本身占的比重卻不多了。它已湮沒在「世界大飯店」的稱號中，成了東西方客商的中途站，失去了自己的獨特面貌，那一度使它贏得了熱情的喜愛和強烈的憎恨，無邊的尊敬和無窮的反感的面貌。
不言而喻，外國人對新巴黎的態度改變了。駐紮在革命廣場軍營中的各國軍隊知道，它們占領的是別國的城市。30現在，各國的旅遊者卻把巴黎看作自己的城市，他們買下了它，在這兒尋歡作樂，他們完全知道，巴黎需要他們，古代的巴比倫在這兒復活了；它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輪美奐。
在1847年我還能見到從前的巴黎，然而已經是脈搏加快了的巴黎，貝朗瑞的詩歌成了強弩之末，合唱詞「改革萬歲！」在不知不覺中換成了「共和萬歲」31那時俄國人住在巴黎依然保持著一種永恆的幸運心情，感謝上蒼（當然也得感謝按時收到的地租）他們能住在這兒，遊覽羅亞爾宮，上法國喜劇院。他們公開崇拜社交界五花八門的男女名流——名的醫師和舞蹈明星，牙科醫生德西拉博和瘋子「媽爸」，以及一切文學騙子和政治魔術家。
我憎恨一切不問情由妄自尊大的作風，它在俄國人中十分流行。我發現，這與從前軍官和地主橫行霸道的行徑是一脈相承的，只是穿上了瓦西里島32的衣衫，按照它的法則行事而已。但不應忘記，在西歐的權威面前低聲下氣的態度，也來自同樣的軍營、衙門和僕役房，只是它們是面向老爺、長官和上司的。由於我們除了暴力和它的象徵——勳章和官銜，沒有任何可以崇拜的事物，我們需要精神的「官級表」33，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同胞中的那些優等國民在向什麼人頂禮膜拜呀？向維爾德34和盧格這類黑格爾派中最無能的庸人頂禮膜拜。對德國人尚且如此，那麼可想而知，在法國人面前，在一些真正優秀的人物面前會怎樣了，例如，在皮埃爾·勒魯面前，或者在喬治·桑本人面前……
我很後悔，起先我也卷進了這中間，認為在咖啡館裡跟《十年》35的歷史學家談幾句話，或者在巴枯寧家跟蒲魯東講幾句話，便提高了身價，獲得了一種級別。但是在我身上，偶像崇拜和權威崇拜沒有維持多久，很快便遭到了全面的否定。
到達巴黎後過了三個月，我便開始猛烈攻擊這種尊卑觀念，而關於別林斯基的爭論正發生在我的否定達到最高峰時。巴枯寧一向心地寬厚，一半贊同我的話，不免哈哈大笑，但薩佐諾夫卻大為生氣，認為我對實際政治問題一竅不通。但不久我就使他有些相信了這一點。
二月革命在他看來是全面的勝利，他所認識的一些報館文人擔任了政府要職，王位搖搖欲墜，得靠詩人和醫生支持了。德國王公們向昨天受到他們迫害的新聞記者和教授請求指教和幫助。自由主義者教導他們怎樣把窄小的王冠牢牢戴在頭上，免得給起義的狂風吹走。薩佐諾夫接連不斷寫信到羅馬，要我回家，即回巴黎，回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從義大利回來後，我發現薩佐諾夫心事重重。巴枯寧不在，他已去發動西歐的斯拉夫人了。
「難道你沒有看到，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薩佐諾夫一見面便這麼說。
「這是什麼意思？」
「俄國政府已走投無路。」
「何以見得，難道在彼得保羅要塞宣布成立共和國了嗎？」
「讓我們統一一下認識，我並不認為，我們明天便會出現2月24日。但是輿論，但是自由思潮的風起雲湧，四分五裂的奧地利，普魯士的準備制訂憲法，迫使冬宮周圍的人不得不想一想了。頒布一部憲法，一部類似大憲章的東西，這是最低限度要做的事，嗯，既然這樣，」他露出得意揚揚的神氣又道，「那就必須成立一個開明的、有文化的、能夠用現代語言講話的內閣。你沒有想到這一點嗎？」
「沒有。」
「傻瓜！他們到哪兒去找學識淵博的內閣官員呢？」
「只要肯找，還怕找不到嗎？但我覺得，他們還不想找。」
「懷疑主義現在不合適了，歷史即將作出決定，一切非常快。想想吧，政府不得不求助於我們了。」
我望著他，想知道他這是講笑話不是。他的表情是認真的，臉色有些發紅，顯得十分激動。
「果真是向我們求助嗎？」
「對，不是向我們本人，便是向我們圈子裡的人，這都一樣。你不妨再想一想，他們還能向什麼人爭取援助？」
「你打算管哪一個部呢？」
「別開玩笑。我們的不幸就在於我們不善於利用時機，又不能使人重視我們的價值。你總是想那些文章，文章是好事，但現在時勢不同了，當權一天比寫一本書更重要。」
薩佐諾夫對我的不切實際，未免覺得可憐，但終於找到了一些不像我那麼懷疑，相信他入閣辦事的日子已為期不遠的人們。1848年末，兩三個德國流亡者經常參加薩佐諾夫在家中舉辦的不大的晚會。其中一個是奧地利中尉36，曾在梅森豪澤37手下當過參謀長。一天半夜兩點鐘，天下著傾盆大雨，這位軍官還冒雨來找我，他想起從布朗什街到拉丁區實在不近，不禁有些抱怨自己的命運。
「您為什麼在這種天氣還非得跑這麼遠的路到這兒來不可？」
「當然，不是不得不跑，但您知道，要是我不來，薩佐諾夫先生便會生氣，可我覺得，我們必須與他保持良好的關係。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的才能和智慧……加上他在他這一派中占據的地位，俄國一旦爆發革命，他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第二天我對薩佐諾夫說道：「薩佐諾夫，你算是找到了阿基米德的槓桿，有個人相信你將來能當部長呢，這個人就是中尉某某人。」
時間過去了，俄國沒有發生革命，也沒人派使者來找我們。駭人聽聞的六月事件也過去了；薩佐諾夫在著手寫一篇「社論」——不是為報紙寫的，是為時代寫的。他寫了很久，大聲朗讀一些片斷，修修改改，直到冬天才大致完成。他覺得他必須「向俄國闡明最近的這次革命」。他開頭這麼說：「不要期待我給你們描繪事實，別人在這方面會比我做得更好。我要向你們講的是引起這次革命的思想和觀念。」他嫌平凡的工作不夠勁，每逢提起筆來，他總想講些不同尋常的驚人之論——恰達耶夫的《書簡》始終在他頭腦里迴旋。文章寄到了彼得堡，在朋友中間流傳，但是沒使任何人留下絲毫印象。
1848年夏季，薩佐諾夫組織了一個國際俱樂部。他把自己的塔迪夫們、德國人和斯拉夫救世主義者，都拉進了這個組織。他穿了藏青燕尾服，容光煥發，在空蕩蕩的大廳里踱來踱去，然後對著五六個人為國際俱樂部致了開幕詞，其中一個便是我，但我只是作為來賓參加的；講台上還有幾個人，那是它的幹事會。薩佐諾夫之後，一個蓬頭散發、好像還沒睡醒的人朗誦了一篇獻給俱樂部的詩，這人便是塔迪夫·德·梅洛。
薩佐諾夫皺起了眉頭，但制止詩人已為時太晚。
沃爾采爾，薩佐諾夫，戈雷斯基，德爾·巴爾佐，列奧納德38和你們所有的人……
塔迪夫·德·梅洛聲嘶力竭地叫喊著，沒有發現人們的笑聲。
第二天或第三天，薩佐諾夫給我送來了一千份成立俱樂部的宗旨，這件事從此再沒有下文。後來我聽說，一位全人類的代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代表西班牙發言，把執行權說成絞刑架39，還以為這是法文的人）在英國犯了偽造文件罪被判了苦役，差點真的上了絞刑架。
部長沒有當成，俱樂部又不了了之以後，薩佐諾夫便想當一名新聞記者，這雖然不算體面，但實際得多。當以密茨凱維奇為首的《民族論壇》創辦時，薩佐諾夫在編輯部擔任了一個重要職務，寫了兩三篇很好的文章……然後沉默了；沒到《論壇》垮台的一天，即1849年6月13日，他已經跟所有的人吵過架。他對一切都不滿意，認為不夠，覺得自己在那裡工作是大材小用，他感到委屈，從來不肯善始善終做完一件工作，總是半途而廢。
1849年，我向蒲魯東建議，把《人民之聲報》的國際版交給薩佐諾夫。他懂得四種語言和歐洲各國的文學、政治和歷史，加上他對各派力量的廣泛了解，他可以把報紙的這一版辦得十分出色，讓法國人耳目一新。蒲魯東並不過問國外新聞的內部事務，它由我負責，但我在日內瓦，對它無能為力。過了一個月，薩佐諾夫把編輯工作移交給了霍耶茨基，與報紙斷絕了關係。他寫信到日內瓦對我說：「我深深敬重蒲魯東，但他和我這樣兩個人無法在一家報社內共事。」
過了一年，薩佐諾夫參加了復刊的《改革報》，那時它已由馬志尼派接辦。編輯工作主要由拉梅內40負責。這裡也容不得兩個偉大人物共事。薩佐諾夫幹了三個來月便脫離了《改革報》。他與蒲魯東幸好是客客氣氣分手的，與拉梅內卻爭得面紅耳赤。薩佐諾夫責備老頭子小氣，捨不得在編輯部花錢。拉梅內想起自己青年時期作為教權派報人的習慣，只得訴諸西歐人士採用的最後論據，對薩佐諾夫提出了一個疑問：「他會不會是俄國政府的間諜？」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佐諾夫是1851年在瑞士。他被法國驅逐之後住在日內瓦。這是最陰暗、最沉悶的時期，粗暴的反動勢力到處囂張一時。薩佐諾夫對法國的信心動搖了，也不再相信彼得堡的政府最近可能改組。無所事事的生活使他心亂如麻，十分厭煩，工作又不順手；他什麼都干，又沒有耐心，整天生氣和喝酒。何況生活中還有許多不如意的瑣事，與債主的不斷爭執，張羅金錢，生就的善於揮霍、不善於安排的天性，這一切弄得他終日牢騷滿腹，鬱鬱不樂，連喝酒也不再像平時那麼無憂無慮，成了只是過去燈紅酒綠生活留下的一種習慣。
不妨順便談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因為它也日復一日地走上了縱酒作樂的錯誤道路，而且帶有他自己的鮮明特色。
薩佐諾夫到了巴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富孀，他們的結合使他越發沉湎在奢華的生活中。後來她去了俄國，把教育女兒的責任和大量的錢都託付給了他。但是寡婦還沒抵達彼得堡，另一個肥胖的義大利女人已代替了她的位置，這女人嗓音之響，可以使耶利哥的城牆再一次倒塌41。
過了兩三年，寡婦突然想起了丈夫和女兒，出其不意地回來了。義大利女人使她吃了一驚。
「這是什麼人？」她問，從頭到腳打量著那個女人。
「莉莉的保姆，人很好。」
「可是她這樣的嗓子，怎麼教孩子講法語？……這太糟了，我寧可雇個法國女人，你把這個人打發走……」
「但是，親愛的……」
「但是，親愛的……」於是寡婦帶走了女兒。
這不僅是感情的危機，也造成了經濟危機。薩佐諾夫根本不窮，他的姐妹們每年從莊園的收入中寄給他二萬法郎，但是他揮霍無度，直到現在還不打算撙節開支，只是拚命借債。他東也借，西也借，儘量向俄國的姐妹們索討；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的錢他都要，還向放高利貸的，向俄國和非俄國的傻瓜們借債……他用這種辦法挪東補西，維持了好久，但最後還是像我指出過的那樣弄得山窮水盡，進了克利希監獄。
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姐夫死了。但聽到他進了監獄，兩個姐妹趕緊來搭救他。事情總是這樣，她們對尼古連卡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兩姐妹一向把他看得很了不起，認為他是天才，焦急地等待著他脫穎而出，成為名人呢。
但等待她們的是各種失望，正因為出乎意外，它們更顯得奇怪。第二天早上，她們帶著薩佐諾夫的朋友霍特克維奇伯爵前往獄中贖他出獄，要讓他大吃一驚。霍特克維奇把她們留在馬車上便走了，答應過一會兒帶她們的兄弟出來。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尼古連卡沒有出現……兩個女人坐在出租馬車裡等得很不耐煩，心想手續一定很煩瑣……最後霍特克維奇獨自跑來了，他滿臉通紅，嘴裡一股濃重的酒氣。他告訴她們，薩佐諾夫馬上就到，他得先跟難友們告別，請他們喝點酒，吃點東西，這是規矩。這有些刺痛了兩位女旅客的溫柔的心……但是……但是就在這時，又胖又結實的尼古連卡滿頭大汗撲進了她們的懷抱，於是她們頓時高興了，滿意了，與他一起回去了。
她們聽到過一些風聲……有些知道那個義大利女人……熱情的義大利姑娘抵擋不住北國的天才，來自冰天雪地的天才也抵擋不住南國的美好嗓音和火一般的眼眸……她們紅著臉，羞答答地表達了要認識她的膽怯願望。他滿口答應以後便回家了。過了兩天，姐妹倆突然造訪，想再一次讓兄弟大吃一驚，但這一次比第一次更糟。
上午十一點鐘，氣候炎熱，姐妹倆坐了車去探望弗蘭采斯卡·達·里米尼，看看她和尼古連卡的生活情況。妹妹推開門便愣住了……小小的會客室鋪滿了地毯，薩佐諾夫穿一身睡衣，隨隨便便坐在地上，他的旁邊便是那位胖太太，幾乎只穿了一件薄紗衫。太太使出了義大利人的全部肺活量哈哈大笑……正在聽尼古連卡講故事。他們旁邊放著一桶冰，冰里是一瓶稍稍傾斜的香檳酒。
我不知道以後怎麼樣，但這幕戲的效果卻是強烈而持久的。妹妹來找我，與我商量這件事，一邊講一邊抽搐，流眼淚。我安慰她說，出獄後最初幾天的生活是不會正常的。
這以後便是枯燥的搬家——換一所小一些的住宅……他本來有一個聽差，這人的專長就是能打硬得刺不破的緞子領結，用鑽石別針把它別住；現在這個聽差被辭退了，接著那枚別針也出現在一家店鋪的櫥窗中了。
這樣又過了大約五年。薩佐諾夫從瑞士回到巴黎，然後又從巴黎去了瑞士。為了擺脫那個義大利胖女人，他發明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辦法——與她結婚之後又離婚。
我們中間產生了嫌隙。在我非常重視的一件事上他沒有坦率地對待我。我不能對此毫不理會。
就在這時，俄國開始了新的時期42，薩佐諾夫又變得活躍了，寫了一些不太成功的文章，打算回國，但終於沒有回去43，最後離開了巴黎。後來我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不久前一個剛從瑞士來到倫敦的俄國人突然對我說：
「我離開日內瓦的前夕，您的一位老朋友安葬了。」
「這是誰？」
「薩佐諾夫，您想，參加葬禮的沒一個是俄國人。」
我的心怦地一跳——似乎為我很久沒去看他感到有些後悔……
（寫於1863年）
二 恩格爾松夫婦
他們倆都死了。他至多三十五歲，她比他更年輕。
他是大約十年前在澤西島去世的，送葬的有他的遺孀和一個孩子，還有一個身體結實、頭髮蓬亂的老人，他面貌粗獷，濃眉大眼，臉上流露出一種天才與瘋癲、狂熱與譏諷互相混雜的神氣，像舊約時代憤世嫉俗的先知和1793年的雅各賓黨人。這老人便是皮埃爾·勒魯。
她是1865年初在西班牙去世的。我在幾個月後才聽到她的死訊。
現在孩子在哪裡，我不知道。
我所談到的這個人一度對我是親密的，重要的，他是我蒙受深深的創傷時第一個給我包紮傷口的人，是我的弟兄和護士。她也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使他疏遠了我。他成了我的敵人……
她的死訊又把他們帶回了我的腦海中……
我拿起1859年寫的那份關於他們的原稿，把它重讀了一遍，作為對逝去者的悼念。
我考慮了好久，要不要發表它，不久前才決定要。我的意圖是純潔的，敘述是真實的。我不想把譴責擲向他們的墳墓，只是想與讀者一起，根據這些新的例證，再次考察一下尼古拉皇朝最後一代被摧殘的人的複雜而痛苦的命運。
1865年12月31日於布瓦西埃堡44
1
1850年末，一個俄國人帶著妻子來到了尼斯。在散步時，人們把他們指給我看。兩人屬於等待局勢好轉的人；他瘦瘦的，臉色蒼白，帶有肺癆病患者的神氣，頭髮淡黃而有些發紅；她，美好的容貌早已憔悴，顯得筋疲力盡，心灰意懶，過早衰老了。
有個醫生住在一位俄國夫人家中，他告訴我，那個淡黃頭髮的先生是皇村學校的學生，正在讀《來自彼岸》，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5中受到了牽連，因此很希望認識我。我回答說，凡是正直的俄國人，我都歡迎，尤其是皇村學校的學生，何況他與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有關，這件事我雖然不清楚，但對我說來，它是鴿子銜回挪亞方舟的一片橄欖葉子。46
幾天過去了，我沒有看到醫生，也沒有看到新來的俄國人。一天晚上九點多鐘，僕人突然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這是他。我正與卡爾·福格特坐在餐廳里，我吩咐請客人到樓上的會客室等我，接著便在別人之先到了那兒。我看到他臉色蒼白，身子有些哆嗦，像正在發燒似的。他幾乎說不出自己的姓，等平靜一些以後，立即從椅上一躍而起，撲到我的身上，與我親吻，在我還沒來得及這麼做以前，便對我說道：「那麼我終於見到您了！」接著馬上吻我的手。我趕緊說：「您這是怎麼啦？快別這樣！」但這時他已失聲痛哭。
我望著他有些困惑，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拘形跡，或者乾脆是精神失常？
他一邊道歉，拚命向我講頌揚的話，一邊用急促的語調和強烈的表情對我說，我挽救過他的性命，事情原來是這樣。他為了一點小事被皇村學校開除之後，在彼得堡度日如年，非常傷心，又非常討厭他不得不擔任的職務；不論是自己還是時局，他都看不到一點出路，因此決定服毒自殺。在實行這個計劃前幾個小時，他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達，走進伊士勒47的店裡，拿起了這一期的《祖國紀事》，上面登載著我的文章《由一齣戲想起的》。他讀著讀著便被它吸引住了，心情輕鬆了一些，開始對自己向憂鬱和絕望屈服感到羞愧，因為社會上有這麼多的問題正從四面八方召喚著年輕的、堅強有力的人們。這樣，恩格爾松沒有服下毒藥，卻叫了半瓶馬德拉酒，把文章又讀了一遍。從這時起，他便成了我的一位熱烈的崇拜者。
他坐到了深夜才走，要求允許他不久再來看我。他的言語雜亂無章，中間還穿插了一些離題的話和小故事，但是從這一切中可以看到，他頭腦十分清楚，思路敏捷，尤其明顯的是他的思想活動千頭萬緒，因而往往使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傷心欲絕和悲觀失望的憤懣變為冷嘲熱諷，從流淚變為假笑。
他留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起先我不相信他，後來對他感到厭倦——他使一個人的神經有些受不了。但是我逐漸習慣了他那種古怪的舉止，也有些喜歡他與眾不同的臉色了，因為它與西歐大部分人單調乏味、千篇一律的表情不同。
恩格爾松讀書很多，也學了不少東西，他是語言學家，也是語文學家，但對一切都注入了我們所熟悉的懷疑精神，它所留下的痛苦也使他付出了不少代價。如果在從前，大家會認為他是一個書呆子。過度興奮的內心活動使他虛弱的體質承受不了。他用酒克服疲勞，提高精神，這又使他的幻想和思維變成了熊熊燃燒的烈焰，欲罷不能，迅速損壞了他多病的身體。
沒有規律的生活和酒，頭腦經常處在煩躁不安的活躍狀態，思考的問題那麼多又那麼毫無結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有時熱情洋溢，有時又冷若冰霜——這一切儘管與我們從前莫斯科的方式存在著巨大差別，還是令我生動地想起那些日子。我不僅僅聽到了親切的語言，也感受到了親切的思想。他是1848年後彼得堡恐怖統治的見證人，也了解文學界的狀況。當時我完全切斷了與俄國的聯繫，我貪婪地聽著他講的一切。
我們漸漸經常見面，後來甚至每晚見面。
他的妻子也是個奇怪的東西。她的容貌本來很漂亮，可是神經痛和內心的緊張不安使她變得醜陋了。她是俄國化的挪威人，講俄語帶一點特殊的口音，但並不難聽。一般說來她比他更沉默，更內向。他們的家庭生活並不愉快；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有一種無名的恐懼感，神經緊張，似乎生活中缺少了什麼，又似乎多了點什麼，這是他們經常感覺到的，儘管看不見，但像空氣中的電一樣總在威脅著他們。
他們在旅館裡借一間大房間，這既是臥室也是起居室，我到那裡找他們，常常發現他們神色十分沮喪。她坐在一個牆角，眼睛哭腫了，沒一點精神；他坐在另一個牆角，臉色死一般蒼白，嘴唇毫無血色，露出迷惘的眼神，一言不發……他們有時會接連幾個小時，甚至整天這麼坐著，可是離這裡幾步路便是藍色的地中海，便是一片酸橙樹林，那裡有著一切引人入勝的東西——那藍寶石似的天空，那明朗、熱鬧、歡樂的南國生活。應該說他們沒有爭吵，因為他們之間不存在嫉妒和隔膜，也沒有可以爭吵的理由……他會突然站起身來走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有時還抽抽搭搭地反覆叨咕：「我害了你，我的孩子，害了你！」她也哭個不住，相信他害了她。她常對我說：「什麼時候我才能終於死去，讓他一個人自由自在呢？」
這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我那麼同情他們，幾乎想與他們一起啼泣，但大多只是對他們說：「好啦，好啦，你們根本不是這麼不幸，也不這麼愚蠢，你們兩個都是優秀的人；我們去划船，讓憂鬱消失在藍色的海洋中吧。」我有時能這麼做，把他們帶出他們的小天地。但到了夜間，憂鬱症重又發作……他們好像在彼此慪氣似的悶悶不樂，一言不發，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便會引起爭執，從心底重又喚起某種敵意。
有時我覺得，他們要不斷刺激自己的傷口，似乎是因為他們能從這疼痛中得到一種樂趣，一種快感，他們需要互相折磨，正如人們需要伏特加或酸辣菜一樣。不幸的是兩人的身體開始顯著衰弱了，他們會迅速地走進瘋人院或者墳墓。
她不是天生缺乏才能，只是沒有得到充分培養，又遭受了過多的損害；她的個性比他的複雜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堅韌得多，剛強得多。此外，她缺乏統一和徹底的意志，那種不幸的始終如一的精神，可是他，哪怕在極端對立的狀況下，在無法調和的矛盾中，依然保持著這種精神。在她身上，一方面是絕望，是但求快死，是動不動傷心啼哭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世俗的歡樂，內心隱藏著女性的嬌氣，愛好衣飾和奢侈品，她只是違背自己的願望在勉強克制而已。她平時還是注重衣著，講究儀表的。
她希望按照當時的觀念成為一個自由的女性，一個精神上擔負著重重苦難的獨特女性，像喬治·桑的女主人公那樣的人物……但是習慣的傳統的生活像一股巨大的力量，總是把她拉向相反的方面。
那構成恩格爾松的詩意氣質，抵消他各種缺點的東西，那成為他本人的出路的東西，在她看來是不可理解的。她無法追隨他奔馳的思想，不能像他那樣從絕望一變而為嘲弄和大笑，從坦率的微笑一變而為公開的痛哭。她跟不上他，找不到聯繫，感到困惑……她無從理解他憂鬱的思維活動中那些漫畫般的表現。
恩格爾松在嬉笑怒罵中說盡了大量俏皮話和雙關語以後，會越來越興奮，馬上進行即興表演，弄得哄堂大笑；她卻大為惱火，認為「他在外人面前的不體面行為」使她丟了臉。他通常會看出這一點，但興致一來便很難適可而止，反而變本加厲逗人發笑，事後臉色漲得紅通通的，流滿了汗，邁著華爾茲舞步走到她跟前問道：「但是我的天，亞歷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諾夫娜，這一切難道不合適嗎？」她哭得更傷心了，於是他驀地變得既憂鬱又痛苦，一杯接一杯地喝白蘭地，然後回家，或者乾脆倒在沙發上睡著了。
第二天我只得給他們打圓場，進行調停……於是他便殷勤體貼地吻她的手，一邊逗樂一邊請求她寬恕他的過錯，有時連她也忍俊不禁，跟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應該解釋一下，把可憐的亞歷山德拉·赫里斯季安諾夫娜弄得這麼傷心的那些表演，究竟是些什麼。恩格爾松的喜劇天才是無可懷疑的，巨大的，那辛辣的程度連萊瓦索48也從未達到過，只有格拉索49最優異的表演，或者戈爾布諾夫50的某些故事朗誦才能相比。而且他的表演一半都是即興式的，他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隨時補充和改變它的內容。假如他指望發展這方面的才能，讓它獲得正規的訓練，他一定可以在當代的諷刺喜劇演員中占據一席顯著的位置，但是恩格爾松從不想發展這方面的天賦，也不想培養它。他的天才的幼苗像野草一樣富有生機，然而在他無法安定的心靈中夭折了——家庭瑣事剝奪了他一半時間，而他的興趣如此廣泛，從語文學和化學，到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他什麼都想染指。從這個意義上說，恩格爾松是純粹的俄國人，儘管他的父親出生在芬蘭人家庭中。
他扮演世上的一切——官僚和地主，神父和警官，但表演得最好的還是關於尼古拉一世的一切，他深深地、真心實意地、毫不妥協地憎恨他。他模仿拿破崙，拿了一把椅子騎在上面，神氣活現地向列隊恭候的軍隊走去……周圍的肩章、頭盔、軍帽都在發抖……這是尼古拉檢閱軍隊；他突然生氣了，掉轉馬頭，對著司令官嚷了一聲：「真糟糕」，司令官誠惶誠恐地聽著，目送尼古拉走遠後，便壓低嗓音，氣得喘吁吁地向師長說道：「閣下，您大概以為您是在干別的事，不是在給皇上當差，這個師真不像話，您那些團長，嘿，等著吧，我得給他們一點厲害看看！」
師長的臉越漲越紅，朝著遇到的第一個團長大發脾氣，這樣一級級罵下去，皇帝一聲「真糟糕」便以幾乎難以覺察的準確無誤的變調傳達到了騎兵司務長，騎兵隊長對他已不是訓斥，而是潑婦的罵街了，至於司務長，他便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軍刀刀柄朝著什麼也沒幹的士兵的腰眼猛打了。
恩格爾松表演得惟妙惟肖，不僅把每一級官員的特徵，還把騎兵的姿勢，他們氣呼呼地拉住馬韁繩對不肯站穩的馬生氣的樣子，都表現了出來。
另一種表演帶有比較和平的性質。尼古拉皇帝在跳法國的瓜德利爾舞51，他的對面是一個外國的外交官，一邊是一位將軍，另一邊是一位大臣。這可以算得一幅完美無缺的傑作。這場表演，我們中間得有一個人給恩格爾松當女舞伴。但表演的中心是尼古拉——一個統治著瓜德利爾舞的專制君主，他的每一個舞步都是為了表現他的堅定意志，每一個動作都是為了表現他的高貴氣質；儘管他用仁慈的、溫情脈脈的眼睛瞧著女舞伴，這目光卻既是對將軍的命令，又是對大臣的指示。用言語傳達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將軍挺直身子，胳臂微微彎曲，全神貫注地追隨著皇帝的舞步，每個舞式都循規蹈矩，每個節拍都一絲不苟；大臣則心慌意亂，嚇得兩腿瑟瑟發抖，雖然滿臉含笑，眼睛裡卻幾乎噙著淚水。這場表演使從未見過尼古拉的人也不能不完全相信，皇帝的瓜德利爾舞實在是對人的刑罰，與最高統治者面對面跳舞更是危險萬分。我忘記說，只有外交官依然裝出訓練有素的輕鬆姿態和鎮靜自若的優美步子，掩蓋著內心的惶恐，其實哪怕最勇敢的人也難免感到，仿佛他是銜著點燃的雪茄在火藥桶旁邊跳舞。
恩格爾松的滑稽表演和裝瘋賣傻，弄得他的妻子很不高興，儘管這樣，不能說她自己就成熟一些，老練一些，完全相反，她頭腦里也混亂不堪，破壞了一切和諧與統一，使她變得難以捉摸。在她那裡，我第一次發現，與一個女人爭論是很難靠說理取勝的，尤其當爭論涉及實際事務時。恩格爾松的不協調舉動，使人想起火災之後，殯葬之後，也許還有犯罪之後的精神錯亂；而她使人想起的是一間雜亂無章的房間，在那裡一切都丟得亂七八糟——孩子的洋娃娃，結婚禮服，祈禱書，喬治·桑的小說，拖鞋，花，盤子，什麼都有。她那些不明不白的思想，殘缺不全的信念，那種既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自由，又無法擺脫習慣勢力的外在束縛的作風，使人想起八歲的孩子、十八歲的小姑娘和八十歲的老太太。好幾次我與她當面談過這一點。奇怪的是，甚至她的臉也有些未老先衰，好像由於掉了一部分牙齒，臉頰塌陷了，但臉上仍保持著一些孩子的表情。
她內心的混亂完全應該歸罪於恩格爾松。
他的妻子是一個給母親當作心肝寶貝寵壞了的孩子，到了十八歲，一個出身瑞典人的萎靡不振的老官僚便來向她求婚。正好這時她在生母親的氣，耍孩子脾氣，於是馬上答應了。她想有一個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婦。
當自由自在、穿著漂亮衣服接待賓客的蜜月過去之後，新娘開始感到了無法忍受的厭煩，儘管丈夫小心翼翼，對她相敬如賓，帶她上戲院，為她舉行晚會，她還是討厭他，這樣勉強過了三四年，終於一賭氣跑回了娘家。他們離婚了。母親死了，她剩了一個人；愚昧的婚姻，內心的空虛和饑渴，閒散的頭腦，使她悶悶不樂，過早地損害了她的健康，她變得痛苦，失望。
這時恩格爾松剛被皇村學校開除。他神經過敏，喜怒無常，迫切希望得到愛情，對自己懷著近乎病態的不信任，虛榮心又折磨著他……他認識了她，那時母親還在世，她死後，他們逐漸接近了。如果他不愛上她，那才奇怪呢。不論能不能永久愛她，他反正總會熱烈地愛上她。這是必然的……因為不論她是不是寡婦，有沒有出嫁過，反正她是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何況她當時很苦悶，因為她愛上了另一個人，這愛情卻使她很傷心。這另一個人是個精力飽滿的年輕人，軍官和文學家，但又是不顧死活的賭徒。他們為這瘋狂的嗜好發生了爭吵，後來他開槍自殺了。
恩格爾松沒有離開她，他安慰她，逗她發笑，關心她。這是他的初戀，也是最後一次。她想學習，如果不進學校能夠增加知識，自然更好，於是他自告奮勇當了她的導師——她希望讀書。
恩格爾松給她的第一本書是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他讓自己當了講解員。基督教教育原來給他的愛洛伊絲52穿上了一雙中國鞋，她無法用它走路，必須靠一隻小板凳保持身體的平衡，現在他便開始每天從她的腳下抽掉這張小板凳了……
歌德說過，沒有堅定的思想，擺脫傳統的道德從來不會導致好結果。確實，唯獨理性才有權取代責任的宗教。
一個女人在傳統觀念的催眠曲下呼呼大睡，精神上從未產生過危機，她所嚮往的無非是受過一點基督教影響、帶有一點浪漫主義情調、具備一點道德觀念的宗法制心靈所嚮往的一切，現在恩格爾松卻想一下子把她改造過來，他用的方法是英國保姆的辦法：孩子喊肚子痛，她們便往他嘴裡灌一杯燒酒。在她不成熟的、幼稚的觀念中，他注入了腐蝕性的酵素，可這種酵素是連男人也大多消化不了的，他自己也消化不了，只是對它有所理解而已。
一切道德觀念，一切宗教信仰均被推翻之後，她變得驚慌失措，可是從恩格爾松身上她能找到的只是懷疑，只是對舊事物的否定，只是諷刺，於是她失去了最後的羅盤，最後的船舵，像一葉扁舟在大海中航行，找不到方向，只得隨著水波任意漂流。正如擺錘要靠對稱的葉片保持平衡一樣，生活本身是靠互相排斥、又互相制約的荒謬觀念維持平衡的，現在對她說來，這種平衡被破壞了。
她瘋狂地讀書，不管了解不了解，於是保姆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家政的陳舊經濟觀念與感傷的社會主義思想混合到了一起。
經過長時間的鬥爭，恩格爾松鼓足勇氣對她說道：
「您想出外旅行，您一個人怎麼成呢？……您會遇到許多困難，沒有朋友，沒有合法的保護人，您會毫無辦法。您知道，我願意把我的一生獻給您……答應嫁給我吧，我會關心您，安慰您，保護您……我可以做您的母親，您的父親，您的保姆和丈夫，但必須合法才成。我可以與您在一起，在您的身邊……」
不滿三十歲的熱戀的情人大多是這麼說的。她感動了，無條件接受了他做丈夫。過了一段時間，他們便到了國外。
我的兩個新朋友的過去便是這樣。恩格爾松告訴我這一切時痛苦地抱怨道，這婚姻葬送了他們兩人；我也看到，他們是作繭自縛，陷入了自己燒旺的精神火坑中，正在忍受煎熬；我相信，他們的不幸來自他們以前過於缺乏相互的了解，現在又過於接近，過於強調個人的抒情因素，認為它便是整個生活，過於相信他們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他們能夠分手……各人便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呼吸，可以得到平靜，說不定還可以重新煥發青春。時間將會證明，他們彼此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可缺少，不論怎樣，不能讓熱病繼續發展，免得引起災禍。我沒有向恩格爾松隱瞞我的意見；他表示同意，但這一切只是幻影，事實上他沒有勇氣離開她，她也沒有勇氣獨自出海……他們的內心是希望永遠不必作出這些決定，不必把它們付諸實行。
我的看法過於單純和強烈，對這些複雜的病理現象，這種不正常的神經，很難發生效果。
2
恩格爾松這種類型的人，當時對我還是相當新鮮的。在40年代初，我看到的只是這個類型的萌芽狀態。它是在別林斯基一生的事業即將結束的時期，在彼得堡發展起來的，也即在我之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出現之前形成的。這類人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組和它的朋友們。他們年輕，才華橫溢，非常聰明，也非常有教養，然而神經質，帶些病態，是畸形的產物。他們中間沒有自吹自擂的庸才，沒有文句不通的作家（那完全是另一個時代的現象），但他們是受損害、受摧殘的一代。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熱烈而勇敢地展開活動，以《外來語辭典》53一書震驚了整個俄國。他們作為40年代緊張的精神活動的繼承人，直接從德國哲學走向了傅立葉的法倫斯泰爾，或者成為康德的追隨者。
他們的周圍儘是渾渾噩噩的芸芸眾生，因此從跨出校門的一天起，他們便意識到了自己的優越性，以受到警察的注意為榮，然而他們過高評價了自己否定的成績，或者不如說他們可能取得的成績。從這裡便產生了過度膨脹的自尊心。這不是那種健康的、朝氣蓬勃的自尊心，那種適合於憧憬著遠大前途的年輕人或者年富力強、精神飽滿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也不是在過去的時代里曾促使人們完成英勇的奇蹟，為了獲得榮譽而不怕鐵鏈，視死如歸的那種自尊心，相反，這是一種病態的自尊心，它的好大喜功只能對任何事業造成危害，它既憤世嫉俗，牢騷滿腹，狂妄自大，同時又缺乏自信力。
在他們的抱負和別人對他們的評價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社會不能接受他們對未來的許諾，必須他們作出了成績才能承認他們。工作和毅力都是他們所缺乏的，他們的力量在於理解和掌握別人取得的成果。他們想靠播種的意願得到收穫，想靠他們儲備充足的糧倉得到桂冠。他們不能忍受「社會不予承認的恥辱」，這使他們對別人也不公正，他們為此感到失望，以致玩世不恭。
通過恩格爾松我看到了這一代和我們一代的差別。後來我遇到過許多人，他們不這麼有才能，也不這麼有教養，但他們的整個身心同樣表現出明顯的病態的畸形特徵。
尼古拉皇朝的駭人罪惡之一，便是從精神上扼殺了這新生的一代，從心靈上摧殘了這些孩子。值得驚訝的是那些強壯的力量，儘管受盡折磨，還是活了下來。誰不知道士官武備學堂的教師收到的著名指示？54皇村學校的情況略好一些，但到了後期，尼古拉的憎恨也降臨到了它的身上。全部官方教育只是在於灌輸盲目服從的宗教，它的報酬便是進政府當官。年輕人的感情本來光芒四射，現在卻被粗暴地壓抑在內心，代替它的只是對功名利祿的嚮往，互相嫉妒和爭權奪利的欲望。沒有被扼殺的，變成了病態和反常的發展……在這些人身上，除了熾烈的自尊心，還出現了意志消沉，缺乏信心，對工作的厭倦情緒。年輕人不到二十歲就成了憂鬱症患者，疑慮重重，心力交瘁。他們全都熱衷於自我反省，自我分析，自我譴責，一絲不苟地檢查自己的心理現象，喜歡作沒完沒了的自白，談論一生中神經失常的事件。後來向我作懺悔式自白的往往不僅有男人，還有屬於同一類型的女人。我懷著同情對待他們的悔過和自我鞭撻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們甚至不惜誣陷自己，以致我終於相信，這一切只是自尊心的另一表現形式。只要不採取反對或同情的態度，而是同意悔改者的話，便會發現這些女性和男性的抹大拉55多麼容易惱羞成怒，報復心理多麼強烈。在他們面前，你就像基督教的神父在塵世的當權者面前一樣，對他們的懺悔你只有莊嚴地赦免罪孽和保持沉默的權利。
這些神經質的人牢騷滿腹；哪怕輕輕碰一下他們，他們也會像含羞草一樣產生反應，馬上發出不可理喻的尖刻語言。一般說來，當題問涉及報復時，說話是沒有節制的——不夠文雅的駭人談吐表現了對別人的深刻鄙薄，也表現了對自己出言不遜的寬容態度。這種不受約束的作風來自地主家庭、衙門和兵營，但它怎麼會越過我們這一代，在新的一代中得到保存和發展的呢？這是一個心理課題。
在從前的小組裡，大學生們常常大聲爭吵，辯論得面紅耳赤，聲嘶力竭，然而即使在最激烈的咒罵中，有些東西還是不受侵犯的……但對於我們這些神經質的朋友（恩格爾松的一代）這個禁區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為不必約束自己；為了一時的意氣用事和報復需要，為了在爭吵中占據上風，可以不顧一切；我常常懷著惶恐和驚異看到，從恩格爾鬆起，這些人毫不吝惜地把最珍貴的珠寶扔進苛性溶液中，事後又傷心啼哭。隨著神經質情緒的逆轉，他們便開始後悔，向被咒罵的偶像祈求寬恕。他們滿不在乎，往平常喝酒的杯子裡倒污水。
他們的悔恨是真誠的，但不能防止反覆。減少輪子震動、起調節作用的彈簧在他們身上斷了，輪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轉，可是什麼效果也沒有，只是損壞機器；和諧的行動破壞了，文雅的舉止消滅了——與他們無法一起生活，他們自己也無法生活。
幸福不是為他們存在的，他們也不善於保護它。在生活中，他們的諷刺造成的破壞和危害，不輸於德國人那種甜得膩人的感傷情調。奇怪的是這些人卻如饑似渴地要求別人愛他們，想得到生活的樂趣；他們剛把酒杯舉到嘴邊，一個惡毒的精靈便把他們的手一推，酒潑到了地上，酒杯也隨著這股怒氣掉進了污泥中。
3
恩格爾松夫婦不久去了羅馬和那不勒斯，他們打算在那裡待六個月，可是過了六周便回來了。他們什麼也沒有看到，只是百無聊賴地在義大利轉悠，在羅馬他們覺得痛苦，在那不勒斯他們覺得煩惱，終於決定還是回尼斯的好。他從熱那亞寫信給我道：「我得來找您醫病。」
在外出期間，他們的陰暗心情增長了。除了神經活動失常，還出現了口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性質也在惡化。恩格爾松的錯誤在於言語不知檢點，態度過於生硬，但引起爭執的往往是她，而且是懷著隱藏的不滿故意挑起的，在他心平氣和的時刻，這總能取得意外的成功，然而現在他每時每刻都處在戒備狀態。
恩格爾松從來不懂得沉默，與我談天可以使他輕鬆一些，因為他總是把一切和盤托出，甚至超過了必要的程度，反弄得我不大自在。我覺得我對他們不能像他們對我那麼坦率。談話對他說來是輕鬆的，發泄牢騷能夠使他暫時得到安慰——我卻不是這樣。
一天在小酒店裡喝酒時，恩格爾松對我說道，每天爭爭吵吵弄得他筋疲力盡，他找不到出路，自殺的念頭重又出現，他覺得這是最後的解脫……在這種神經不正常的狀態下，可想而知，他只要身邊有一支手槍，或者一瓶毒藥，總有一天會採取兩種手段中的一種……
我可憐他。他們兩人都值得同情。她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只要她嫁的是一個性情開朗的丈夫，他可以慢慢開導她，讓她快快活活過日子，必要的時候，不僅用信仰，也用自己的威信（不是諷刺，是正常的威信）影響她。那些沒有成熟的個性還不能獨立行動，正如軟骨病患者必須穿上矯形胸衣，脊梁骨才不致彎折。
我這麼考慮的時候，恩格爾松繼續談著，自行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說：「這個女人並不愛我，也不可能愛；她理解和尋找的我，正是我最不堪的方面，而我優良的方面對她說來，正如中國字一樣不可理解；她受到了資產階級觀念、資產階級的體面外表和小家庭思想的腐蝕，我們只是互相折磨，這我很清楚。」
我覺得，一個男人可以這麼談論自己親密的女人，那麼他們之間的基本紐帶已經斷了。因此我向他承認，我早已懷著深深的同情在注視他們的生活，常常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還住在一起？
「您的妻子惦記著彼得堡，惦記著弟兄們，惦記著老保姆，既然這樣，您何不安排一下，讓她回國，您獨自留在這裡？」
「這一點我也考慮過千百回了，我也但願如此，但是首先，她不肯跟任何人一起走，其次，到了彼得堡，她會寂寞死的。」
「可是在這裡她也會寂寞死的。至於必須跟別人一起走，這只是反映了我們這些老爺的舊觀念，您可以把您的妻子一直送到什切青上船，上了船，輪船自會送她回家。如果您沒有錢，我可以借給您。」
「您講得對，我非這麼辦不可。我感到痛心，我可憐她，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愛全部給了她，我要求她的不僅是做一個妻子，也是做一個人，我希望按照我的想像提高她，教育她，我以為她可以成為我的孩子——但我的任務超出了我的力量；而且誰能料到，我會遇到這麼強烈的反抗，這麼固執的對立？」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道：「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訴您：她需要另一個丈夫……只要有合適的人，她又愛他，我可以親手把她移交給他，這樣我們兩人都可得到健康的發展——這比彼得堡更重要。」
我按照字面的意義相信了這一切。他是真誠的，這一點我並不懷疑，但困難也就在這裡，這些人反覆無常，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他們像優秀的演員，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仿佛真的變成了劇中人，以致硬紙板的劍在他們眼裡像是真的，他們為《赫卡柏》56流的眼淚是真誠的。
我們當時一起住在聖海倫娜區。我與恩格爾松談話後過了兩天的一個晚上，時間很遲了，恩格爾松太太突然擎著蠟燭走進了會客室，眼睛哭得紅紅的，她把蠟燭放在桌上，說她想跟我談談。我們坐下了……她先是抱怨命運如何使她苦惱，恩格爾松和她本人的性格多麼不幸，在這簡短而曖昧的開場白之後，她便宣稱她決定回彼得堡，但不知怎麼辦。「只有您的話他還能聽，請您勸勸他，真的放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心煩的時候，嘴上說準備馬上讓我坐上驛車，實際上這只是說說罷了。請您說服他，救救我們兩人，答應他開頭您會照料他，關心他……他可能難過，他有病，神經衰弱。」她又哭了，用手帕捂住了臉。
我不相信她的憂鬱真那麼嚴重，但我完全明白，我推心置腹跟恩格爾松談話是犯了一個大錯誤，現在很清楚，他把我們的談話告訴了她。
我別無選擇，只得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但在表達方式上溫和一些。她站起來，向我道謝，又說，如果她不走，她一定會跳海自盡；還說，她晚上已把許多信件銷毀，留下的那些她打算封好後交給我保管。於是我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非走不可，只是出於某種任性的怪癖，要讓自己感到不如意，在傷心中打發日子。此外我還看到，如果說她還在猶豫，什麼也沒有決定，那麼他是毫不猶豫，根本不希望她走的。她對他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她明白這一點，因此有恃無恐，隨他怎麼發脾氣，講得唾沫四濺，氣勢洶洶，她知道，不論他想怎麼反抗，事情還是不會按照他的意願，只會按照她的意願發展。
她始終沒有寬恕我向她丈夫提出的勸告，我的影響使她感到憂慮，儘管她有明顯的證據，證明我無能為力。
大約十來天沒人再談到走的事。接著又開始了周期性的爭吵。一星期總得發生一兩次，她帶著哭得紅腫的眼睛來找我，宣稱一切已無可挽回，明天她就動身回彼得堡，否則便葬身海底。恩格爾松從自己屋裡出來，往往臉色發青，肌肉在抽搐，手在哆嗦；有時他出去了十來個鐘頭，然後帶著滿身灰土回到家中，顯得精疲力竭，喝了不少酒；有時拿著護照去簽證，或者去領取前往熱那亞的通行證；然後一切又無聲無息，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表面上，恩格爾松太太與我十分和睦，其實從這時起，一種類似對我仇恨的情緒已在她心頭開始形成。以前她和我爭吵，弄得氣呼呼的，但從不掩飾……現在她變得非常親切。她埋怨我看到了一些問題，可是毫不同情她的悲慘命運，不把她看作不幸的犧牲者，只認為她是一個任性的病人，我不僅不給她精神上的同情，陪她一起啼哭，還懷疑她的流淚對她非但不是苦事，還是一種樂趣，認為她喜歡那些叫她心酸的爭吵，那些長達幾個小時的解釋等等，等等。
隨著時間的過去，情況也不知不覺發生了不少變化。她的病態一下子消失了，只有神經衰弱的人才會這樣，她變得愉快了，更愛梳妝打扮了，儘管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仍一再在她和恩格爾松之間引起從前那樣的爭執，以致她表示要像蘇格拉底一樣在毒芹面前與大家告別57，或者循著薩福的足跡跳進大海的深淵，58但總的說來，情況已有所好轉。這個弱不禁風、老是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的女人，現在像西克斯圖斯五世59一樣變得腰背硬朗，身體也胖了，以致一天可憐的科利亞在吃飯時望著她豐滿的胸脯，搖搖頭道：「那兒的乳汁太多了！」
顯然，她在生活中發現了新的興趣，她那病態的嗜眠症被什麼驚醒了。從我與她談心以後，她開始了堅持不懈的賭博，像攝政王咖啡館的賭徒那樣，對自己的每一步行動都作了周密考慮，耐心地糾正錯誤。有時她也會露出破綻，造成失誤，偏到一邊或另一邊，但她總是堅定不移地回到原來的計劃上。這計劃不止是要把恩格爾松固定在她的權力下，也不止是要對我進行報復，它的目標是主宰我們每一個人，我的整個家庭，而且利用納塔利婭的病日趨嚴重的機會，把撫育孩子的職權和我們的全部生活掌握在她的手裡。如果不成，即如果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她就不惜一切破壞我同恩格爾松的關係。
但在這場賭博取得最後成功之前，她得經歷許多步驟，作出非常困難和無法忍受的讓步，運用狡猾的策略，耐心地等待——她的成績不小，但沒有全部成功。恩格爾松的喋喋不休和我的高度警惕，都給她造成了不少障礙。
她本可以把她的精神，她的力量，她的堅定性格，用在更好的方面，不必去編制那種詭計多端的計劃……但個人利益和自尊心使她陶醉，而一旦走上那條野心勃勃的黑暗道路，便欲罷不能，很難明辨是非了。一般說來，燈光是在出現響聲，罪行發生之後才會進入房間的，也就是這時，一方面災禍已無法挽回，另一方面良心的譴責也不可避免了。
4
……關於1851年和1852年降臨在我頭上的災難，我已在別處談過了。在我這段悲慘的經歷中，恩格爾松給了我不少安慰。我和他本可以在離墳墓不遠的地方相處一段時間，但是他妻子不守本分的自尊心連喪事也不肯放過。
葬儀後過了幾周，恩格爾松顯得心事重重，無可奈何地問我（顯然這不是他的主意）願不願把教育我的孩子的責任交給他的妻子。
我回答說，除了兒子，我的兩個女兒都要跟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到巴黎去，我坦率向他承認，我不能接受他的建議。
我的答覆傷了他的自尊心，但我不想使他難過。
「請您憑良心對我說，您是不是認為您的妻子是教育孩子的合適人選？」
「不，」恩格爾松當即答道，「但是……但是這也許是她得救的最後希望；她仍像過去那麼煩惱，您對她的信任可以成為她新的責任。」
「不過，如果嘗試失敗呢？」
「您是對的，我不想再談這事，它使我感到痛苦。」
恩格爾松確實與我看法一致，沒有再提這事。但這個簡單的答覆卻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在這問題上我不能讓步，她也不願退讓，因此氣得忘乎所以，決定立刻與恩格爾松一起離開尼斯。三天後，他向我宣布，他們要上熱那亞。
「您怎麼啦？」我說，「為什麼這麼匆忙？」
「為什麼？您自己看到，我的妻子跟您，跟您的朋友們相處不好，我已經決定了……這樣也許更好一些。」
過了一天他們便走了。
後來我也離開了尼斯。路過熱那亞時，我見到他們彼此很客氣。在我們的朋友（其中有梅迪契、皮扎卡尼、科森茲、莫爾蒂尼等）面前她表現得比較平靜，比較正常。儘管這樣，她絕不放過任何機會，用最惡毒的方式挖苦我。我走了，沒說什麼，這沒有用。甚至在我到了盧加諾以後她仍要借一些小事奚落我，有時還把這作為附言寫進她丈夫的信中，仿佛這是得到他「認可」的。
那時我正被痛苦和憂鬱壓得喘不出氣，她那些刺人的話終於惹得我忍不住了。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在一段惡毒的附言中她說，恩格爾松全心全意對待朋友，卻不知道他們什麼也不會為他做，這是他自作自受。於是我寫信給恩格爾松，希望彼此不要再這麼糾纏不清。
我寫道：「我不明白，您的妻子對我有什麼好生氣的？如果是因為我不肯把孩子交給她，那麼她是毫無道理的。」我提到了我們最後一次談話，對他說：「我們知道薩圖恩吞食自己的孩子，但從未聽說，為了感謝朋友們的同情，應該以犧牲孩子的教育作為報答。」
為了這句不客氣的話，她不肯寬恕我，但我完全沒有料到，他也不肯寬恕我，儘管起先他什麼也沒表示……直到幾年之後才用這些話來指責我……
我去了倫敦，恩格爾松在日內瓦度過冬季，然後遷居到了巴黎。60
5
有句諺語說：「誰沒在海上航行過，他就不會向上帝禱告」，這不妨改動一下：一個女人沒有孩子，就不會知道什麼叫無私的奉獻，這尤其適用於已出嫁的婦女。沒有孩子幾乎總會使她們產生一種粗俗的自私觀念，當然，這是說如果沒有什麼公益問題無意之間挽救了她的話。老處女哪怕頭髮白了仍有所嚮往，這使她感到寬慰，她依然在尋找，在希望。但沒有孩子、又有丈夫的女人已順利地進入港口，起先出自本能，她會為沒有孩子感到憂傷，習慣以後才能愉快地過日子，但如果做不到，便只得在自己的痛苦中，或者別人的不滿中，別人（例如使女）的同情中打發日子。生孩子才能挽救她。孩子能使母親學會犧牲，放棄自由，不再把時間完全消耗在自己身上，不再企求任何外來的報答、承認和感謝。母親和孩子不是利害關係，她對他沒有任何要求——除了他身體健康，吃得好，睡得好，只希望看到他的笑容。孩子不能使母親走出家庭，卻可以使她成為一個公民。
但是沒有孩子的女人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尤其是出於必須要養育別人的孩子時，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她也許會給他穿衣，逗他玩樂，但只是在她願意的時候；她會寵愛他，但只能按照她的方式，越出這個範圍，他便不能從那顆僵硬的或者發胖的心中引起任何反應。總之，孩子可以期望得到一切寵愛和撫慰，但它們僅僅與給予獅子狗或金絲雀的一樣，別無其他。
我們的一個熟朋友有個女兒61，是一位年輕的寡婦生的。為了便於母親出嫁，人們趁父親不在帶走孩子，藏了起來。經過長時間的尋找，女兒找到了，但父親這時已被驅逐出法國，不能為她前來巴黎，而且他也沒有這筆錢。他不知道把她怎麼辦，便要求恩格爾松先暫時收養她。恩格爾松答應了，但不久又反悔。女孩子很淘氣——從她在不正常的環境中長大這一點看，還可能相當淘氣；儘管這樣，這終究只是一個五歲的孩子，恩格爾松的人道觀念也使他不可能為了淘氣責罵一個女孩子。何況問題不在於淘氣，也不在於她妨礙了他，主要是她妨礙了她，那位從來什麼也不乾的夫人。恩格爾松寫信給我，大罵那個孩子！
除了其他，恩格爾松提到她的父親還這麼說：「霍耶茨基本來與您一樣，認為我的妻子不配撫養您的孩子，現在卻要把自己的親生女兒託付給她，這不奇怪嗎？」
恩格爾松知道得很清楚，孩子的父親不是挑選他的妻子做養育者，而是出於實際的需要，不得不求她幫助。我認為他的話太粗魯，太不近情理，因此很生氣。我看不慣這種缺乏與人為善的精神、口出狂言、無所顧忌的作風！那樣惡毒的話，任何人發怒的時候都可能出現在他的頭腦里，但不會出現在他的嘴上，現在卻由恩格爾松這樣的人滿不在乎、得意揚揚地講了出來，藉以發泄自己小小的不滿。
恩格爾松在信上怒氣沖沖，毫不留情，竟然殃及了泰西埃和其他朋友，甚至他非常敬重的蒲魯東也遭到了他的非議。在恩格爾松的信寄到時，我還收到了泰西埃寄自巴黎的信，他對恩格爾松的「憤怒和淘氣」作了友好的調笑，沒有料到那位先生怎麼講他。我一向深惡痛絕背信棄義的行為，我寫了一封信給恩格爾松，向他指出，這麼咒罵那些與他共過患難的朋友是可恥的，他們儘管有各種缺點，但還是善良的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明白。最後我說，為一個五歲的孩子的淘氣行為唉聲嘆氣，誇大其詞，以至怒不可遏，實在大可不必。
這就夠了。我的熱烈崇拜者，曾經熱情洋溢地吻過我的手的朋友，一直要與我分擔各種憂患，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上把生命和鮮血獻給我的人……這個曾經靠他的自白和我的不幸與我牢牢拴在一起，曾經作為這些不幸的見證人與我並排走在靈樞後面的人，現在卻忘記了一切。他的自尊心遭到了冒犯……他需要報復，於是他便報復了。過了四天，我收到了他下面這封回信：
「聽說您決定到這兒來。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的健康似乎正在好轉（至少上個星期她精神好些了，能夠起床五六分鐘，胃口也好一些了）。您要我交代泰西埃的事，我只能說，將軍62要他準備的那些東西不在泰那裡，他把它們放在日內瓦福格特處了；泰夫人還說，您毫無音信，這是『不禮貌』的，又說，跟您通信對他們不會造成什麼不方便。
「總之，在您來以前，我本可以不必寫信給您，但是我想到，沉默常常會被當作同意的表示。我不希望您對我產生或保持誤解——我不同意您在上一次（1月28日）信中所講的話。
「您是這麼說的：『好吧，您說，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為了一個小姑娘，一個孩子，這麼唉聲嘆氣，呼天搶地，您不妨想想，這何苦呢，值得嗎？這沒有什麼新奇！您認識、也見過不少人。現在我對人一天天變得遷就了，疏遠了。』
「對此我的答覆如下：我不想就一般的體面問題作專門的論述，甚至也不想為您的自鳴得意表示祝賀，但我得說，一個人被蚊子或臭蟲咬了以後感到憤怒，發些脾氣，這誠然是可笑的，但是如果遭到這些小蟲子騷擾以後，依然裝出斯多葛派以苦為樂、滿不在乎的樣子，那麼我覺得這更加可笑。
「您也許不同意這看法，因為您把演戲看得重於一切。不要生氣！請聽我說！讓我把話講完。在您的俄文版和德文版《來自彼岸》的第一章中，有下面這些話：『人喜歡效果，喜歡扮演角色，尤其是悲劇角色；受苦是好事，是高尚的，說明他遭到了不幸；痛苦是一種消遣，一種安慰……是的，是的，一種安慰。』在尼斯時我已對您說過，我一開始就認為您這些話是失言，而且也並不對。當時您回答道，您不記得這些話了。
「儘管我絲毫不想把這些話看作您的經驗之談，也就是說，我並不認為您這是根據本人的體驗對一般人作出的判斷，但直到現在我一直以為，您這類話與拉羅什富科63的大部分箴言如出一轍，也與別林斯基有一次對我們當代天才所作的巧妙評述大致相仿，那就是說這是一種誇張，一句戲言。因此當我得悉霍64在瑞士為了您的事對將軍的做法表示憤怒時，我並不認為他的發怒是演戲，我相信這是真的，這才寫信給您說：『對，我看到霍是我的弟兄。』當泰向我宣稱（這是有人作證的），他曾被判處『無期徒刑+兩年』時，我也信以為真，還把這話轉告了其他幾個人。但昨天泰太太對我說，她的丈夫從未判過刑。這樣，在聽到我轉述他的謊言的人眼裡，我也成了說謊者。這使我感到不快。誰的過錯呢？當然是我，因為我『幼稚，輕信』；但是他們也有過錯，因為他們說了謊。是的，這種說大話的人我只在尼斯見過，在俄國和其他地方還沒遇到過。我在1月19日給您的信上說，我不希望爭吵，只想離開這些人，他們使我反感。我向您這麼寫是因為我對您一向開誠布公。但是您自以為是，不能理解這個非常簡單的思想。否則您也許就不會托我向泰轉告那種無聊的小事了。您還說，您跟人們逐漸疏遠了，但同時您卻要人們給您寫信。我干不來這種疏遠方式。
「假定在嚴肅的事務中，開誠布公是正直的必要條件，那麼我還必須立即把下面這點向您說明：您在信上對我說，您把將軍送往澳大利亞，無限期打發走了所有的人以後，您的身邊除了我只剩下敵人了；還說，只要我能夠堅定一些，使自己的或別人的反覆無常和神經過敏對我的影響少一些，那麼您和我今後還可以走一條路。對此我必須向您回答道，我覺得我對演戲，尤其是演悲劇角色，既不愛好，也不擅長，如果您不見怪，我準備繼續向您提供意見，但不是與您合作……
1853年2月2日」
當然，我沒有料到，這個曾經靠眼淚和啼哭贏得了我難以表達的信任的人，這個曾經與我這麼接近，在我軟弱無力的時候，在我的痛苦超過人的承受能力的時候，被我當作手足一般依靠的人，這個目擊過、看到過我的一切遭遇的人，會把我的不幸當作演戲的厚底靴和服裝，我只是利用它們在扮演悲劇角色。他一面稱讚我的書，一面卻在裡邊搜尋石子，把它們藏在懷裡，以便一有機會便把它們扔到我的身上。他不僅要撕毀現在，還玷污和敗壞了過去；他與我決裂時，不是尊重過去，對它保持憂傷的沉默，而是肆意謾罵和冷嘲熱諷。
這信使我感到痛心，非常痛心。
我忍住眼淚，傷心地回答他道，我向他告別了，希望他今後不要再寫信給我。
這樣，我們之間完全失去了聯繫……
隨著恩格爾松的離開，我心裡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我變得更孤獨，來往的人也不多了，周圍冷冷清清，沒一個親人……有時仿佛向我伸來了一隻比較溫暖的手，一個缺乏了解而熱烈的人，開頭並不明白我們沒有共同的信仰，迅速地走近了我，又同樣迅速地離開了我。不過我自己也不期望與任何人發生太密切的關係；我習慣了萍水相逢又隨即分手的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既無求於他們，也不能給予他們什麼，只是一起抽一支雪茄，喝一杯酒，有時給幾個錢罷了。我的出路在於工作，我著手寫《往事與隨想》，在倫敦籌建俄文印刷所。
6
一年過去了。印刷所發展迅速，它在倫敦引起了注意，在俄國引起了恐慌。1854年春，我收到了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寄來的一篇不長的稿子。不難猜想，這是恩格爾松寫的。我當即把它發表了。
後來他寫信給我，要求結束不幸的爭執，在共同的事業中聯合起來。當然，我向他伸出了雙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幾天後親自到了倫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記過去的一切……向我講了不少友好的話，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擁抱了他，深深感動，也完全相信爭執不致再度發生。
但是過了幾天，不祥的烏雲便出現了。宿命論和波拿巴主義的陰影，在他從日內瓦發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現在更明顯了。由於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國革命的合唱隊員，他帶著他的全部裝備和武器，投向了敵對的陣營。我們發生了爭吵，他固執己見。我知道他容易走極端，也同樣容易反覆，我在等待退潮，但沒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爾松當時正忙於一個驚人的計劃，把整個心都撲到了那上面。
他想製造一種空中炮台，也就是一隻空氣球，中間裝滿爆炸物，同時放入許多印刷品。這是在克里米亞戰爭開始之時。恩格爾松提議用輪船把這些氣球載到波羅的海岸邊放射。我根本不贊成這計劃；靠放射物進行宣傳，燒毀芬蘭的村莊，這除了幫助拿破崙和英國，對我們俄國人有什麼意義？何況恩格爾松沒有發明任何發送氣球的新方法。我沒多干預這事，以為他會自行放棄這種想入非非的計劃。
然而情形不是這樣。他帶了自己的計劃去找馬志尼和沃爾采爾。馬志尼說，他對這種事不感興趣，但可以通過朋友把他的計劃送交英國陸軍大臣。大臣的答覆模稜兩可，計劃沒有遭到拒絕，但擱淺了。他要我從流亡者中找兩三個軍人，向他們提出氣球問題。大家都表示反對，於是我一再告訴他，我也反對，我說，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力量在於宣傳，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如果我們與拿破崙站在一邊，我們就在道義上錯了，對俄國人說來，我們成了與俄國的敵人一個鼻孔出氣。恩格爾松聽了大發脾氣。他來到倫敦時相信一定可以旗開得勝，現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對，不覺又恢復了對我的仇視態度。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帶她到了倫敦。他們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她懷孕了，他興高采烈地等待著未來的孩子。爭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過去了。她熱衷於神秘主義，瘋瘋癲癲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動中。神靈向她預言了許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將去世。他在讀叔本華的書，笑著對我說，他要用全力鼓勵她的神秘主義傾向，因為這種信念和情緒昂揚狀態可以使她的心靈得到平靜和安寧。
她對我很客氣，也許因為我已不久於人世；有時她帶著活計來找我，讓我給她念《往事與隨想》中的一些章節或新寫的文章。過了一個月，我與恩格爾松又為波拿巴主義和氣球發生爭執時，她充當了調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請我寬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爾松的憂鬱症便會發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她心平氣和，表現了勝利者的寬厚，如願以償之後的仁慈。恩格爾松以為他靠迷信活動制服了她，卻沒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動也是為了對付他，使他事事聽從她的指揮。
一天晚上，恩格爾松又為了氣球的事與一位法國人65發生了爭執，對他說了各種諷刺的話，那人以牙還牙，也用諷刺回敬，這樣恩格爾松當然更加生氣。他抓起帽子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想為這事向他解釋一下。
我發現他撲在寫字檯上寫什麼，臉色惡狠狠的，昨天的怒氣還沒消失，眼睛露出瘋狂的神色。他對我說，法國人（這是個流亡者，我早已認識，現在也還有來往）是間諜，他要揭露他，殺死他，隨即把剛才寫好的信給我看，那是寄給巴黎的一個醫生的，信上涉及住在巴黎的一些人，還對倫敦的僑民造謠中傷。我愣住了。
「您打算把這信寄出嗎？」
「馬上寄。」
「從郵局寄？」
「從郵局寄。」
「這是告密。」我說，把那封亂七八糟的信丟在桌上。「如果您發出這信……」
「怎麼樣？」他喊道，用嘶啞粗野的嗓音打斷了我的話，「您憑什麼威脅我？我不怕您，不怕您那些卑鄙的朋友！」他一邊說，一邊跳起來抽出一把大刀揮舞著，氣喘吁吁地嚷道：「好吧，來，看您敢不敢……我得讓您看看我的厲害，敢不敢試一下……來吧，別客氣！」
我轉身對他的妻子說：
「他這是怎麼啦，發瘋了不成？您最好把他帶到別處去……」我走出了屋子。
這次恩格爾松太太仍扮演了調解者的角色。第二天早上她來找我，請我不要計較昨天的事。信已被他撕毀——他病了，心裡苦悶。她把這一切都看作不幸，看作身體不適的表現，還擔心他的病很嚴重，說著便哭了。我只得向她讓步。
後來我們遷居里士滿，恩格爾松也去了。他生了一個兒子，開頭幾個月為孩子忙忙碌碌，顯得很活躍。孩子出生的時候他快活得忘乎所以，先是擁抱和親吻使女，後來又擁抱和親吻房東老太太……為孩子的健康擔憂，當父親的新鮮感，嬰孩的新生命——這一切占有了恩格爾松幾個月，於是大家重又相安無事。
他突然寄了一個大郵包給我，還附了一張條子，要我讀完包內的文件後把我的意見坦率地告訴他。那是寫給法國陸軍大臣的信。在信中，他又提出了氣球、炸彈和文章的事。我認為這一切都是胡鬧，從他選擇的途徑到他卑躬屈膝的語氣都很糟糕，我便把這些意見對他說了。
恩格爾松回了一封強詞奪理的信，顯得很生氣。
接著他又給了我一份稿子，要我發表。我毫不掩飾地告訴他，這會給俄國人留下很壞的印象，因此勸他不要發表。恩格爾松便罵我想實行書報審查制度，說我建立印刷所只是為了印行我的「不朽著作」。我發表了那篇稿子，我的感覺得到了證實，它在俄國引起了普遍的憤怒。
這一切說明我們的徹底決裂已為期不遠。我承認，這一次我不太惋惜。一再發作的冷熱病，友誼和仇恨，吻手和精神侮辱的交替更迭，叫我感到厭煩。恩格爾松的行為越出了範圍，那是不論回憶還是道歉都無法補償的。我對他已越來越冷淡，只是聽其自然地等待著事態的發展。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它的重要性暫時壓倒了一切爭執和分歧，把歡樂和希望注入了人們心中。
3月4日早上，我像平時一樣在八點鐘走進書房，打開《泰晤士報》，我讀了十遍還是不明白，不敢相信那句話的文法意義，這則電訊的標題是：「俄國皇帝逝世」。
我忘記了一切，拿著《泰晤士報》衝進餐室，我要找孩子們，找所有的家人，告訴他們這個偉大的消息，我噙著真誠而歡樂的眼淚把報紙給他們看……幾年來壓在我肩頭的擔子消失了，我意識到了這一點。坐在家裡是不可能的。這時恩格爾松住在里士滿，我趕緊穿上衣服，想馬上找他，但他搶在前面來了，已站在前廳里，我們彼此擁抱，什麼也說不出，只有一句話：「啊，他終於死了！」恩格爾松按平時的習慣跳跳蹦蹦，跟屋裡每一個人親吻，唱歌，跳舞；我們還沒安靜下來，一輛馬車突然停在大門口，有人拚命拉門鈴，原來三個波蘭人等不及火車，從倫敦坐馬車趕到了特威克南，要向我表示祝賀。
我吩咐拿香檳酒——誰也沒想到，這時才上午十一點鐘或者更早。隨後我們又毫無必要地一起前往倫敦。在街上，在證券交易所，在飯店裡，大家只是談尼古拉的死，我沒遇見一個人聽了這消息不鬆一口氣的，這是從人類的眼睛中摘除的白內障，人們得知這個穿騎兵皮靴的大獨裁者終於即將化為泥土，無不拍手稱快。
星期日我的家裡從早上起就擠滿了人；法國和波蘭的流亡者，德國人，義大利人，甚至認識的英國人，都帶著喜氣洋洋的臉色來了又走了。這天氣候晴朗，溫暖，飯後我們走進了花園。
一群孩子在泰晤士河邊玩耍，我把他們叫到柵欄邊，對他們說，我們在慶祝我們的、也是他們的敵人的死亡；我把一大把小銀幣丟給他們買啤酒和糖果。孩子們歡呼道：「烏拉，烏拉！尼古爾皇帝死了，尼古爾皇帝死了！」客人們也丟給他們六便士和三便士的銅幣；孩子們買來了啤酒、糕餅和糖果，拿來了手風琴，開始跳舞。這以後，在我住在特威克南時期，孩子們每次在街上遇到我，總要摘下帽子歡呼：「尼古爾皇帝死了，烏拉！」
尼古拉的死使我們的希望和精神一下子提高了十倍。我立即寫了一封給亞歷山大皇帝的信66，隨即發表了。我決定發行《北極星》文集67。
「理性萬歲！」68在發刊緣起的開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極星》69本來被尼古拉皇朝的烏雲所遮蓋，現在尼古拉死了，烏雲過去了， 《北極星》也將在我們偉大的受難日70重行出現，這一天的五個被絞死者成了我們的五個十字架。」71
……震動是強烈的，令人精神煥發，工作也變得加倍著力了。我宣稱要出版《北極星》。恩格爾松終於動手寫了篇談社會主義的文章72，這是他在義大利就說要寫的。可以設想，我們還能合作一兩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論與他做什麼，他那過分強烈的自尊心總是令人無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長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說：「應該承認，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國思想史上劃時代的著作。哪怕他從此擱筆，他的歷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麼是國家》一文寫得不錯，但是它的成功並不能證明家屬的吹捧是對的。何況它出現得不是時候，覺醒的俄國這時需要的是實際的指導，而不是蒲魯東或叔本華式的哲學論文。
文章還沒登完，與以前的一切爭執性質不同的另一種爭執發生了，它幾乎使我們之間的一切關係徹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裡，孩子著了涼，有點感冒，大夫已來診斷過兩次，現在又要去請第三次，我不禁取笑了他們幾句。
「難道因為我們窮，我們的孩子生了病便只能死去，不應該請醫生嗎？」恩格爾松太太說，從前的仇恨以十倍的力量爆發了，她的臉色惡狠狠的，漲得通紅。「而且這話是您講的，您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我丈夫的朋友，可是您卻拒絕給他五十英鎊，還用教課剝削他的勞力。」
我聽了覺得奇怪，問恩格爾松，他是不是同意這意見？他有些尷尬，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請她別再說了……可她繼續嘀咕。我站起身，打斷了她的話，說道：
「您病了，又在自己餵孩子，我不想與您爭吵，但是我也不想再聽這種話……請您別見怪，我的腳不會再踏進你們的家。」
恩格爾松覺得難過，無法可想，抓起帽子，與我一起走到了街上。
「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什麼話都講得出，您不必從字面上去理解這些話……」他含糊地解釋著。「明天我仍來教課。」他說。我與他握了手，默默回家了。
……這一切需要澄清一下，何況這是非常嚴重的，涉及的不是意見和公共活動，而是私事和收支賬目。然而我願意消除這方面的隔閡。在病理學研究上不能怕髒，脫離實際的清潔癖是無濟於事的。
恩格爾松不見得有權把自己列入窮人的範疇。他們一年從俄國收到一萬法郎，他還可以輕而易舉地掙到五千——靠翻譯，寫評論和編教科書。恩格爾松是研究語言學的。出版商特魯布南73曾約他編一本俄語詞源辭典和一本俄語語法書；他還可以教書，像皮埃爾·勒魯、金克爾74和埃斯基羅斯75那樣。但他作為俄國人，儘管什麼都干（詞源學辭典，翻譯，教書），但從未把一件事干到底，他對什麼都滿不在乎，因此也沒掙到一個戈比。
不論是丈夫還是妻子都不知道節儉，也不會安排生活。他們經常頭腦發熱，不可能考慮經濟問題。他離開俄國時沒有明確的打算，待在歐洲也沒有任何目的。他從未採取什麼措施挽救自己的財產，一旦發生問題，便臨時應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終只限於一萬法郎，這筆錢儘管不能按時收到，還是一定能寄到的。
很清楚，恩格爾松靠這一萬法郎是過不下去的，另一方面也很明顯，他不可能節衣縮食，因此他非得工作或找事干不可。到倫敦以後，起先他向我借了大約四十鎊……過了一段時間，他又開口了……為了這事我與他作過一次嚴肅友好的談話，對他說，我願意借錢給他，但一個月絕對不能超過十鎊。恩格爾松皺緊了眉頭，不過他還是拿了兩次十鎊的紙幣，然後他寫信給我，說他需要五十鎊，如果我不肯借或者不相信他，他可以用一些鑽石飾品作抵押。這一切都像開玩笑似的，如果他真想用鑽石作抵押，他可以找當鋪，不必找我……但我了解他，也可憐他，我給他回信道，如果他要用鑽石抵押，我也只能以五十鎊為限，錢即可寄出。第二天我寄了一張支票給他，至於鑽石我替他保管著，免得他拿去出售或抵押。他對五十鎊不收利息這一點毫不在乎，卻相信這是用鑽石抵押的。
第二點關於教課問題，這更簡單。在倫敦，薩維奇76教我的孩子學俄語，每小時收四先令。到了里士滿，恩格爾松提出由他接替薩維奇的工作，我問他待遇，他答說他與我何必講什麼錢，但由於他缺錢用，那就照薩維奇的標準收費吧。
回到家中，我寫信給恩格爾松，提醒他教課的報酬是他自己定的，但現在他可以為他教過的課領取雙倍的薪金。然後我又向他說明我為什麼留下他的鑽石，並把它們退還了他。
他覆信時有些不好意思，向我道歉，並表示了歉意，晚上又親自找我。他仍像以前一樣與我來往，但是她，我再也沒有見過面。
7
一個月後，澤農·斯文托斯拉夫斯基77在我家裡吃飯，與他一起來的還有英國的共和主義者林頓78。飯快吃完時，恩格爾松來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是個胸無城府、心地善良的人，思想激烈，已經五十多歲還保持著波蘭人狂熱的天性，說話激昂慷慨，像十五歲的孩子一樣；他一再敦促我們回俄國，在那兒辦印刷所，開展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他可以負責輸送鉛字等等工作。
我聽他講完，半開玩笑地對恩格爾松說：
「瞧，要是讓他一個人干，我們在大家眼裡豈不都成了懦夫？」
恩格爾松皺緊眉頭，悶悶不樂地走了。
第二天我去倫敦，晚上才回家。我的兒子躺在床上發燒，情緒十分激動，對我說，我不在時，恩格爾松來了，把我大罵了一頓，說他要報仇，他再也受不了我的權威作風，現在他的文章已經發表，他不必再求我什麼了。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是薩沙病中的囈語，還是恩格爾松喝醉以後在說胡話。
我從瑪爾維達·邁森布格79那裡了解了更多的情況。她有些驚慌，給我講了他的狂妄叫囂。據說，他用神經質的氣喘吁吁的聲音嚷道：「赫爾岑昨天當著兩個外人的面說我是懦夫。」瑪爾維達打斷了他的話，說我根本不是講他，是講「我們在大家眼裡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們所有的人。恩格爾松說道：「如果赫爾岑覺得自己沒有人格，那就請他談他自己，我不允許他這麼說我，何況還當著兩個壞蛋的面……」
我的大女兒聽到他的叫喊跑來了，她那時才十歲。恩格爾松繼續道：「不成，這該結束了，夠了，我不習慣這種話，我不允許別人拿我尋開心，我得讓他看看，我是什麼人！」於是從口袋裡掏出一支手槍，繼續嚷道：「這是上了子彈的，上了子彈的，我等著他……」
瑪爾維達站起來對他說，她要求他離開這兒，讓她安靜一些，她沒有義務聽他這些粗野的囈語，她只能認為他的行為是一種病。他說：「好，我走，您不用擔心，但是首先我得請您把這信交給赫爾岑。」他抽出信紙，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罵。
瑪爾維達拒絕了這個任務，問他為什麼他認為她應該做中間人，傳遞這麼一封信？
「您不干，會有人干。」恩格爾松說完便走了。信沒有寄出，過了一天他寫了一張便條給我，對那件事隻字未提，只是說他的痔瘡發作了，因此不能來我家，要我打發孩子去他家上課。
我說我不想回信，於是我們的外交關係又中斷了……只剩了戰爭關係。恩格爾松自然不會錯過機會，不讓這種關係充分發揮作用。
1855年秋，我從里士滿遷居聖約翰樹林，把恩格爾松忘記了幾個月。
1856年春我見到奧爾西尼後才兩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張便條，仿佛準備與我決鬥似的……
他冷靜而客氣地要我說明，我和薩斐是否真的傳播過謠言，講他是奧地利的奸細？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訴他，我是從誰那裡聽到這種卑鄙的誹謗的。
奧爾西尼是無可非議的，我自己也會這麼做。也許他應該對薩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論怎麼說，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奧爾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這樣的人在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問題上受到了侵犯，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們的絕對清白或者某一個人的死亡來結束。
從第一分鐘起我就明白，這打擊來自恩格爾松。他準確地利用了奧爾西尼性格中的一個方面，但幸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在奧爾西尼身上，無法遏制的火熱情緒是與驚人的自我克制能力結合在一起的，他在危險中仍保持清醒的頭腦，總是慎重考慮每一步行動，不會魯莽行事，因而一旦作出決定，便不再把時間浪費在批評、疑慮和猶豫上，而是堅決執行。我們後來在勒佩勒蒂埃路上便看到了這一點80。現在他也是這樣，他不慌不忙，先要查清事實，知道責任在誰那裡，然後，如果可能，就殺死他。
恩格爾松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毫無必要地牽涉到了薩斐。
事情原來是這樣：在同恩格爾松決裂前六個月，一天早上，我去找米爾納-吉布森夫人（米爾納-吉布森大臣81的妻子），在那裡遇到了薩斐和皮安喬尼82，他們正與她談到奧爾西尼。離開時我問薩斐，他們談的是什麼。他答道：「您想像不到，米爾納-吉布森夫人在日內瓦時有人竟對她說，奧爾西尼被奧地利收買了……」
回到里士滿，我把這事告訴了恩格爾松。那時我們兩人都對奧爾西尼不滿。恩格爾松說：「見他的鬼！」以後誰也沒再提過這事。
當奧爾西尼奇蹟般從曼圖亞越獄之後，我們在自己幾個朋友中想起了米爾納-吉布森夫人聽到的指責，現在奧爾西尼本人的到來，他的敘述，他受傷的腿，已使這種謠言不攻自破了。
我要求奧爾西尼約個時間會面。他指定了第二天晚上。早上我找了薩斐，把奧爾西尼的條子給他看。不出我所料，他立即提出，要與我一起去見他。奧加遼夫這時剛到倫敦，他是這次會面的見證人。
薩斐把米爾納-吉布森家的談話講了一遍，講得簡單扼要，直截了當，這是他性格的特點。我補充了一些細節。奧爾西尼想了想，說道：
「那麼，我可以向米爾納-吉布森夫人查詢這事嗎？」
「當然可以。」薩斐回答。
「是的，看來我頭腦有些發熱，不過，」他問我道，「您為什麼跟外人談這事，卻不告訴我？」
「奧爾西尼，你忘記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了。還有，這個外人，我與他談這事時還不是外人；您比許多人更清楚，他那時與我是什麼關係。」
「我沒有說這是誰……」
「請您讓我說完。您以為複述這類話是輕鬆的嗎？如果這謠言還在傳播，也許應該提請您的注意——但現在誰還在談這事？至於您不肯講這是誰，其實大可不必，您應該讓我與這位告密者當面對質，這才可以真相大白，知道誰在這些謠言中起了什麼作用。」
奧爾西尼笑了，站了起來，走到面前擁抱了我，又擁抱了薩斐，說道：
「朋友們，結束這件事吧，請原諒我，讓我們忘記這一切，談別的事吧。」
「這一切都很好，您要我說明這事也是正當的，但是為什麼您不肯講這個告密者的名字呢？首先，這是無法隱瞞的……挑撥者是恩格爾松。」
「您能保證不再追究這事嗎？」
「我可以當著兩位證人的面保證這一點。」
「好，您猜對了。」
這預料之中的答覆還是使我有些痛心——仿佛我本來並不完全相信似的。
「記住您的保證。」過了一會兒奧爾西尼又說。
「您不必擔心。但為了安慰我和薩斐，您還是把事情告訴我們的好，反正我們基本上知道了。」
奧爾西尼笑了起來。
「好奇心這麼重！您了解恩格爾松，前幾天他來找我，我正在餐廳里（奧爾西尼住在一家公寓宿舍里，是獨自用膳的）。他已吃過飯，我給他叫了一瓶雪利酒；喝過酒以後，他便開始講您的壞話，說您侮辱了他，與他斷絕了一切來往；講完各種廢話後，他便問我，我回來後，您對我態度怎樣？我回答說，您對我很友好，我在您家裡吃過飯，還玩了一個晚上……恩格爾松突然喊道：『對，他們就是這樣……我知道這些勇士，不久前，他和他的朋友兼崇拜者薩斐，還在講您是奧地利的間諜呢。可現在，您又有了聲譽，又紅起來了，他便又要跟您攀朋友了！』我對他說：『恩格爾松，您明白您講的這事的重要性嗎？』他反覆聲稱：『完全明白。』『您可以在任何場合為您的話作證嗎？』『當然可以！』他走後，我便拿起紙，給您寫了那封信。這就是全部事實。」
我們都走到了街上。奧爾西尼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安慰似的說道：
「他的神經不正常。」
奧爾西尼不久就去了巴黎，接著他那古典式的美好頭顱便鮮血淋漓地滾下了斷頭台。
我得到的關於恩格爾松的第一個消息，是他在澤西島上的去世。
我終於沒有聽到和解的話，懺悔的話……
（1858年）
附言
1864年我收到了來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奇怪的信。信上談到了我妻子顯靈的事，說她要求我信仰宗教，洗清我的罪孽，拋棄世俗的虛榮心……
寫信者說，一切都是根據顯靈者的話記錄的。信的筆調顯得友好，親切，熱情。
信上沒有署名，但我認出了筆跡，這是恩格爾松太太寫的。
1 這類記載屬於第三十四章第12頁。——作者注按：這裡的頁碼是指赫爾岑生前所編《往事與隨想》第四冊（1867年在日內瓦出版）的頁碼，這一冊包括《革命前後》及《俄羅斯的影子》兩部分。
2 德國工人活動家。
3 法國革命家。
4 巴枯寧於1848年6月在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會上發表演說，鼓動成立泛斯拉夫聯盟，支援波蘭解放事業，1849年領導德勒斯登的起義，因而被捕，後來又從德國移送奧地利，並被判處死刑，最後被引渡回俄國，關在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內的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
5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民主派人士。
6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7 根據普希金的詩《題恰達耶夫畫像》中的一行改寫的。
8 巴枯寧畢業於彼得堡炮兵學校，後來又成為斯坦克維奇小組的成員。
9 俄軍元帥。多馬日羅夫是凡有大出殯必然到場的人物，因此這裡只是說「要作舊生活的送葬者」。
10 即薩京。
11 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人物。
12 俄國一個早年夭折的詩人。
13 我們的全部同學。——作者注
14 指赫爾岑、奧加遼夫、薩佐諾夫和薩京，這是赫爾岑小組最早的成員。
15 據希臘羅馬神話，巨人薩圖恩因怕孩子們推翻他竟吞食他們。
16 聖西門出生於貴族世家，自稱為查理曼大帝的後裔。
17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出身貧苦，但後來成了紗廠老闆。
18 薩佐諾夫在遊歷了德國、瑞士和義大利之後，於1836年秋回到俄國，那時赫爾岑與奧加遼夫還在流放中。
19 庫珀的《拓荒者》的主人公納蒂·班波熱愛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活方式。
20 維索茨基（1809—1873），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者，當時流亡在國外。
21 波蘭流亡者的組織。
22 俄軍元帥，曾指揮俄軍鎮壓匈牙利革命。
23 俄國的宗教領袖。
24 別林斯基於1847年出國養病時，在巴黎住了兩個月後，在9月回俄國，第二年就死了。
25 斯盧扎利斯基和霍特克維奇伯爵都是波蘭的流亡者。當時在波蘭民族解放運動中，有人主張恢復1772年前（即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瓜分波蘭前）的波蘭國界，這就得把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一部分領土歸還波蘭，因而涉及了邊界問題。
26 阿納卡西斯是傳說中的古代西徐亞國王子，曾遊歷希臘，成為所謂古代七賢之一，被希臘人稱為「可敬的蠻族人」。這裡指在先進國家遊歷的蠻族人。
27 這裡列舉的都是法國當時的一些二三流作家和記者。
28 波蘭神秘主義教派的領導人。
29 馬拉斯特是法國革命家， 《國民報》主編。里貝羅爾（1812—1861），法國小資產階級共和派革命家， 《改革報》主編。
30 指1814至1815年間拿破崙戰敗後，俄、英、奧、普等國聯軍進入巴黎，駐紮在革命廣場上。
31 貝朗瑞詩歌創作的全盛時期主要在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到了七月王朝末期，要求改革議會選舉制度成了民主派的口號，這使貝朗瑞的詩歌中出現了「改革萬歲！」的呼聲，但1848年的二月革命提出了「共和萬歲！」的口號，結束了改革議會的鬥爭。
32 指彼得堡，彼得堡位在涅瓦河三角洲，由那裡的一百多個島嶼組成，瓦西里島是其中最大的一個。這裡是說俄國古代的野蠻風俗在彼得一世的改革後穿上了新的衣衫。
33 指俄國當時實行的官階等級表。
34 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
35 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的《十年史》。
36 即豪格，他參加過1848年的維也納起義。
37 梅森豪澤（1813—1848），1848年維也納革命期間國民自衛軍司令，起義失敗後被奧地利政府槍決。
38 都是當時各國的流亡者，其中只有沃爾采爾較重要。
39 原文是法文。
40 法國神父和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
41 《聖經》故事，見《約書亞記》第六章：以色列人奉上帝之命攻打耶利哥城，在城外大吹號角，城牆便傾塌了。
42 指1855年新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登基，1861年宣布廢除農奴制度。
43 他的文章《論俄國在世界博覽會上的地位》發表在《北極星》第二集上。——作者注按：1855年在巴黎舉辦了盛大的世界博覽會。
44 在日內瓦附近，1865年春起赫爾岑住在那裡。
45 恩格爾松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於1849年8月被捕，由於證據不足被釋放。
46 見《舊約全書·創世記》第八章：挪亞「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裡，嘴裡叼著一個新擰下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47 一個在彼得堡開餐廳的瑞士人。
48 萊瓦索（1808—1870），法國著名喜劇演員。
49 格拉索（1800—1860），法國喜劇演員和喜劇作者。
50 戈爾布諾夫（1831—1895），俄國作家和演員，具有講故事的天才。
51 起源於法國的一種四對舞，由四對男女排成方形表演，舞式不固定，但要求各對嚴密配合。
52 盧梭的小說《新愛洛伊絲》的女主人公，曾與她的家庭教師熱戀。
53 《俄語中的外來語袖珍辭典》，由彼得拉舍夫斯基編著，出版於1845年。它在各個詞語下闡述了社會主義學說的基本原理，因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得到了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等的高度評價。
54 俄國於1845年制定了《關於教育軍事學校學生的指示》，其中規定學生必須絕對服從政府及軍事領導當局等等，這些規定實際上也適用於其他學校。
55 即抹大拉的馬利亞，《聖經》中的悔罪者，見《路加福音》第七、八章。
56 歐里庇得斯的悲劇。
57 蘇格拉底被法庭指控不敬神，腐蝕青年等，判處死刑，因而當眾服用毒芹致死。
58 據說古希臘女詩人薩福是在失戀後從海邊跳崖自殺的。
59 西克斯圖斯五世（1520—1590），義大利教士，1585至1590年的教皇。當選為教皇前他一直裝成衰弱的老人，實際上他雄才大略，身體強壯。
60 這個時期他寫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信，其中相當一部分我打算什麼時候予以發表。——作者注
61 這是霍耶茨基與那個寡婦的私生女。
62 指豪格。
63 拉羅什富科是法國倫理學家，曾把他在倫理問題上的一些警句編成五卷《箴言錄》，主要表現了作者憤世嫉俗的思想，後來哈代、尼采均受過他的影響。
64 指霍耶茨基。他對豪格在赫爾岑與黑爾韋格的爭執中表現的粗魯態度感到不滿。
65 這人是法國的流亡者，名叫約瑟夫·多芒熱，當時在赫爾岑家擔任他兒子的家庭教師。
66 《致亞歷山大二世皇帝的信》發表於《北極星》第一集上。
67 《北極星》文集於1855年8月創刊，基本上每年出一集，後因各種原因略有脫期，至1868年停刊，共出了八集。
68 引自普希金的詩《酒神之歌》（1825）。
69 指雷列耶夫創辦的《北極星》，也是文集性刊物，發表過普希金等的作品。赫爾岑把自己的刊物取名為《北極星》，並以五個被絞死的十二月黨人作封面，是表示要繼承十二月黨人的革命事業。
70 原文是「基督受難日」，即耶穌在十字架上死難的日子，因此後面談到了十字架，這裡指雷列耶夫等五人被紋死的日子（1826年7月25日）。
71 這段話是赫爾岑宣布決定出版《北極星》文集時寫的，這年（1855年）8月《北極星》第一集正式出版，便以這篇宣言作發刊詞，「理性萬歲！」這句話也登載在每期的扉頁上。
72 即下面所說的《什麼是國家》一文，它登載在《北極星》第一集上。
73 特魯布南（1817—1884），英國出版商，曾印行赫爾岑的作品。
74 金克爾（1815—1882），德國詩人和藝術史家，因參加1848年的德國革命而流亡在倫敦。
75 埃斯基羅斯（1814—1876），法國作家，1848年法國革命失敗後流亡在英國。
76 薩維奇（1808—1892），流亡在英國的俄國革命者。
77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生於1811年），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者，當時流亡在英國。
78 林頓（1812—1897），英國木刻家和作家，憲章運動中的激進分子，後來移居美國。
79 邁森布格（1816—1903），德國的回憶錄作者，出身貴族，在1848年革命時期與家庭斷絕了關係，後流亡在英國，在赫爾岑家做他兩個女兒的家庭教師，後來曾多年負責照料赫爾岑的第二個女兒奧莉加。
80 指奧爾西尼在巴黎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崙三世。
81 米爾納-吉布森（1806—1884），英國政治家，曾任眾議員和商業大臣。
82 皮安喬尼（1810—1890），義大利政治活動家，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