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家庭悲劇

一 1848年 1846年底納塔利婭寫信給奧加遼夫道：「了解得這麼多，卻沒有力量處理，沒有勇氣對苦的和甜的一視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無策，這多麼可憐！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過，但還是不能為自己贏得歡樂，也不能聽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麼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對待它，但內心的反應卻鬱鬱不樂，折磨著我。向我伸出手來吧，與我一起說，你也對什麼都不滿意，許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後教我怎麼過得高興，過得愉快，怎麼領略生活的樂趣——我具備歡樂的一切條件，只要我能發揮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這幾行和我已附在別處的當時日記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爭執1的影響下寫的。 陰暗的一面重又抬頭了——格拉諾夫斯基一家的離開使納塔利婭害怕，她覺得整個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奧加遼夫還和我們在一起。那個差不多還是小孩的女子2，納塔利婭把她當自己的妹妹一般愛她，她卻比別人更疏遠我們。掙脫這種處境當時成了納塔利婭夢寐以求的希望。 我們離開了俄國。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後來是覺醒的義大利和革命的法國，占據了我們的整個心靈。歷史事件戰勝了個人的考慮。這樣我們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舉起鐮刀割斷了我們第二次萌發的希望……「2月24日過了還不滿三個月，堆砌街壘時穿的鞋還沒有破，可是筋疲力盡的法蘭西已在要求屈服了。」4這一天沒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發出的悶雷，預示著可怕的風暴即將隨之到來。這一天使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資產者的靈魂，看到了工人的內心——我不禁大吃一驚。我看到了雙方那瘋狂的流血的願望——工人方面那日積月累的憎恨，資產者方面那野蠻殘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這兩個營壘不可能和平共處，站在一起，它們在犬牙交錯的狀態中——在家庭、街道、工場和市場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擠。可怕的血腥戰鬥已迫在眉睫，它不會是什麼吉兆。但是除了幸災樂禍的保守派，誰也沒有看到這一點。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對我這種憂心忡忡的悲觀論調，只是一笑置之。他們可以拿起槍，在街壘上戰死，卻不敢正視現實；他們大多不願理解事實，只想戰勝敵人，認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我離大家越來越遠。空虛威脅著我，正在這時，戰鬥的鼓聲突然敲響了——一天清早，嘈雜的人群在街上奔走匯合，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開始。 六月這幾天和那以後的日子是可怕的，它們在我的生活中畫下了一條界線。我這裡重複一下我在一個月後寫的幾段話： 「婦女可以用哭泣減輕心頭的痛苦，我們卻不能哭。我要用寫作代替眼淚——不是為了描寫和說明流血事件，很簡單，只是為了我要談談它們，我要講話，讓我的眼淚、思想和憤怒傾吐在紙上。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什麼收集材料，什麼評論！——耳邊還在響著槍彈聲，騎兵飛馳的馬蹄聲，炮車輪子滾過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聲；頭腦中還不時閃過一個個零星的印象：傷員在擔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從手上淌下；馬車上堆滿屍體，俘虜給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廣場上架起了大炮，從聖丹尼門到愛麗舍田園大街到處是兵營，黑夜中傳來陰森的喊聲：『哨兵，多留點神！……』現在談得到什麼描寫，頭腦在膨脹，血在沸騰。 「抄起雙手坐在屋裡，不能出門，只聽得你的身邊，周圍，近處，遠處，都在打槍，開炮，吶喊，擂鼓，只知道你的身邊就在流血，廝打，刺殺，人們就在附近死去——這已經可以使一個人憋死、發瘋了。我沒有死，但我變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像大病了一場，剛才痊癒。 「然而這些日子卻是莊嚴地開始的。23日四點鐘，就餐之前，我沿著塞納河向市政廳走去，店鋪都關上了大門，一隊隊國民自衛軍凶神惡煞似的正在奔向各處，天空布滿了烏雲，下著濛濛細雨。我站在納夫橋上，一道強烈的電光從雲層中閃出，雷聲接連不斷，在這一切中又傳來了聖許爾比斯教堂鐘樓迂緩而勻稱的警鐘聲，這是受騙的無產階級正在號召自己的弟兄們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戰鬥。大教堂和岸邊的一切建築，被剛從烏雲中射出的幾道陽光照得異常明亮；鼓聲從四面八方發出，炮隊從卡盧塞爾廣場奔赴各處。 「我聽著雷聲和警報聲，依依不捨地環顧著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別。這個時刻我對巴黎充滿熱愛，這是我對這個大城市獻上的最後一炷香，六月那幾天以後，它便叫我討厭了。 「在河對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築起了街壘。直到現在我的眼前還浮動著那些陰沉的臉——人們在抬石頭，兒童和婦女在幫助他們。綜合工藝學校的一個年輕學生，登上顯然剛才完成的街壘，插上了一面旗子，開始用悲愴的嗓音輕輕唱《馬賽曲》；所有的工人都跟著唱了起來，這支雄偉歌曲的合唱聲從街壘的石塊後面發出，是激動人心的……警鐘還在敲。然而與此同時，炮隊正隆隆經過橋上，貝多將軍5舉起望遠鏡，從橋上眺望著敵人的陣地…… 「這時還可以防止事態的惡化，這時還可以挽救共和國和全歐洲的自由，這時還可以和解。愚鈍而笨拙的政府卻不能做到這一點，議會又不願做，反動分子卻在伺機報復，希望流血，為2月24日索取補償，而《國民報》的大掌柜們給他們提供了執行人。6 「6月26日晚上， 《國民報》戰勝巴黎以後，我們聽到，每隔不多時間便會響起一排槍聲……我們面面相覷，大家臉上沒有一點血色……『這是在槍斃俘虜。』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互相避開了眼睛。我把額頭貼在窗玻璃上。為了這些時刻，人們可以憎恨十年，一輩子忘不了報仇。誰寬恕這幾分鐘，誰便應該受到詛咒！ 「屠殺繼續了四晝夜，然後出現了沉寂平靜的戒嚴狀態；街道依然封鎖著，難得見到一輛馬車；傲慢的國民自衛軍殺氣騰騰守衛著自己的店鋪，用刺刀和槍托嚇唬行人；別動隊興高采烈，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橫衝直撞，大唱《為祖國而死》，這些十六七歲的孩子雙手沾滿兄長們的鮮血，儼然成了英雄，市民階層的女子跑出店堂，紛紛向他們投擲鮮花，作為對戰勝者的歡呼。卡芬雅克7帶著一個屠殺過幾十個法國人的惡棍，坐了馬車到處轉悠。資產階級大獲全勝。聖安東郊區8的房屋還在冒煙，給炮彈打中的牆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內的累累彈痕，殘破的家具仍在燃燒，鏡子上的碎玻璃閃閃發光……可是主人呢，居民呢？這時誰也不會想起他們……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跡依然可見……先賢祠9給炮彈打壞了，不准行人通過，林蔭道上搭起了帳篷，馬啃食著愛麗舍田園大街平日小心保護的樹木；協和廣場上到處是乾草、胸甲騎兵的甲冑和馬鞍，士兵在杜伊勒里花園圍牆旁邊煮湯。這樣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沒見過。 「又過了幾天，巴黎開始恢復平時的面貌，遊蕩的人群重又出現在林蔭道上，盛裝的夫人們坐在四輪馬車或雙輪馬車上，瀏覽著斷垣殘壁和浴血戰鬥的痕跡……只有往來頻繁的巡邏隊和一群群俘虜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這時大家才明白那段經歷意味著什麼。拜倫描寫過黑夜的戰鬥11：夜幕掩蓋了血腥的場面，當戰鬥早已結束，曙光來臨時，人們才看到了它的痕跡：刀劍和血跡斑斑的衣衫。現在正是這樣的黎明在我們心頭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駭人的廢墟。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給埋葬了，否定和絕望的思想在人們頭腦中蠢動，生根。不可能想像，經過這麼一場慘禍之後，受到現代懷疑精神深刻薰陶的我們的心靈，還剩下多少沒受到這場浩劫的摧殘。」12 納塔利婭在這時期寫信到莫斯科道：「我望著孩子們哭了，我覺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們活下去，也許等待他們的也是這種可怕的命運。」 這些話是她經歷的一切的反映——她這時想起的是載滿屍體的馬車，捆住雙手的俘虜被人沿街咒罵，一個可憐的聾啞兒童由於沒聽到「走開！」的吆喝聲，竟在離我們家門口幾步遠的地方被槍殺。 一個不幸對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麼會不引起這樣的反應呢？……在這種情況下，明朗的性格也會變得陰沉，充滿怨恨，終於悲憤交集，為生育感到恥辱，為生命感到委屈。 在納塔利婭心頭升起的，不是對理想的不切實際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時代的眼淚和基督教的理想主義幻境，這是一種真實的、沉重的痛苦，是婦女所難以承受的重擔。她對公共事務的熱烈關心並未冷卻，相反，它變成了現實的煩惱。這是一個姐妹的悲哀，一個母親的啼泣，她們站在淒涼的戰場上，憑弔剛剛結束的戰鬥。拉歇爾13在演唱《馬賽曲》時虛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納塔利婭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我對沒有結果的爭論厭倦之後，便拿起筆，獨自用內心的憤恨清除以前的各種夢想和希望，讓折磨著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發為那些充滿詛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現在，我重讀它們，還會感到血在沸騰，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長——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沒有這樣的出路。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們那些憤激的、猛烈的論爭——屍體檢驗人和江湖郎中之間的論爭。她心裡難過，可是我沒有給她醫治，我給她的是懷疑和嘲笑的苦杯。只要我對她患病的心靈的關心，有我後來對她患病的身體的關心一半那麼多……我就不會聽任那侵蝕她的病根發芽生長，深入到她的各個方面。我親自姑息和培植了它們，從沒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們。 我們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很少有安靜的夜晚可以進行親密的談話，平靜的休息。我們還不懂得閉門謝客。這年年底，從各國逃亡的人開始匯集到這裡——那都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他們由於苦悶，由於孤獨，需要尋找友好的庇護和溫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寫到過這一點：「我討厭中國的皮影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見到這些人，見到的是誰，我只覺得我見到的人太多了；這都是好人，有時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我應該高興才是，只是次數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個沒完。整個早上我得照料薩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這麼忙忙碌碌，沒有一分鐘可以集中思想，心裡這麼亂，有時簡直叫我覺得害怕和痛苦。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來了，而且正因為他們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個人待著，現在我卻不是一個人，可我又不感到他們的存在，仿佛只是煙霧在周圍旋轉，它刺激眼睛，使呼吸變得困難，等他們一走，又什麼也沒有……明天來了，仍是照舊，再一個明天來了，也還是照舊。這一切我不想對任何別人講——他們會以為這是牢騷，是對生活不滿。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換我的生活；這只是一時的怨恨，厭倦……一陣清新的空氣就可以使我恢復全部力量……」（1848年11月21日） 「如果把頭腦里想過的一切都講出來，我得說，有時我看到孩子們會變得這麼害怕……我們多麼大膽，多麼魯莽，強迫這些新的生命來到世上，可是使他們的生活變得幸福的東西，我們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能提供——這太可怕了，有時我簡直覺得這是犯罪；如果我們的頭腦清醒一些，也許對我們說來，剝奪生命會比給予生命更輕鬆。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人可以使我這麼說：『如果我的孩子將來能這樣……』那就是說如果他的生活能這樣……我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簡單了。剛生下薩沙時，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後來我又希望他成為另一種人……最後我卻希望……」 信寫到這裡斷了，因為塔塔15長大了，正在生傷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寫道：「哦，我那時只是想說，現在我對孩子什麼希望也沒有，但求他們過得愉快，平安，其餘都無關緊要……」 1849年1月24日：「有時我也但願能像耗子一樣東奔西跑，對這種忙碌發生興趣，免得太閒，免得在這紛擾的世界上，在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顯得太閒；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卻又辦不到，總覺得自己與環境不能協調，這是多麼大的痛苦，我談的不是自己那個最親密的圈子——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這圈子裡，那倒好了，但是不能。人應該有廣闊的生活，不是一個小天地——像我們從前在義大利的時候，那多好。可是現在，這在哪兒？三十歲了，還是那些憧憬，那樣的渴望，那樣的不滿——是的，我要高聲講出這一切。我正寫到這裡，娜塔莎來了，她緊緊地吻我……不滿？——我太幸福了，生活那麼美好……但是 為什麼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靈要渴望 在那兒飛翔？16 我只有跟你才能這麼講話，因為你像我一樣軟弱，我跟別人，那些比我強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這麼講，不希望他們聽到我現在講的話。對他們我會講些別的。後來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興趣的事，感到興趣的人變得這麼少……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廚房裡，需要有意義的活動，不希望待在斗室中；還有家庭，兩三個朋友——這便是我要的一切。然而大家那麼善良，關心我的健康，關心科利亞的耳聾……」 1月27日：「我終於沒有力量注視這臨終前的痙攣了，它們繼續得太久了，而生命卻這麼短促；利己主義主宰了我，因為我覺得自我犧牲毫無意義，它無非只能證實一句諺語：『與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國去……我們所相信的，我們認為可能實現的，其實只是一種預言，一種過早的預言。多麼痛苦，多麼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樣大哭一場。什麼是個人的幸福？……社會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你，這空氣里充滿的只是臨終前的瘟疫的氣息。」 2月1日：「N17……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們私人生活的大門外，一切是多麼黑暗，多麼悲慘！啊，如果能關起大門，待在屋裡，除了這個狹小的圈子，忘記一切…… 「那無法忍受的紛亂，它的後果可能會影響幾個世紀；我這人太懦弱了，無法超越這一片混亂，望見遙遠的將來——我的生命在縮小，在消失。」 這封信的最後是：「我但願我這麼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為當我感到它的時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調和……」 預 兆 反動勝利了；從蒼白陰暗的共和國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國民自衛軍到處搜捕勞動者，警察局長把爪牙派進了樹林和地下避難所，緝拿逃亡者。軍警以外的人員則負起了告密和偵探的責任。 秋天以前，我們還生活在自己人中間，我們用本國的語言生氣和嘆息：圖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19也在我們這裡，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著遠方，我們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戀，雖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離開21，也許這是為了擺脫精神上的苦悶，擺脫六月的印象，然而這魅影籠罩在各人心頭，再也不會消失了。 為什麼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災難，我也不必把那麼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許多東西，呈獻在殘酷無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們跟圖奇科夫一家，跟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分離的日子，像烏鴉的叫聲一樣，成了我生活中一種不祥的預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個信號一樣，沒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經歷過許多艱難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時刻，一些幾乎難以覺察的細節，轉折便是從那時開始，風向也是從那時改變的；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們只是後果，是準備進入生活的事物的開始顯現，正在暗中觀望的、已經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們卻不理會這些心理預兆，嘲笑它們，仿佛看到別人撒落了鹽碟或者弄熄了蠟燭，因為我們總是違背事實，誇大個人的獨立性，驕傲地指望自己駕馭自己的生活。 在我們的朋友們動身的前夕，他們和另外三四個親密友人聚集在我們家裡。他們要坐早上七點鐘的火車走，睡覺太沒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過這最後幾個小時。起先大家很起勁，情緒顯得激動，這是每當分離時必然會有的現象，但逐漸烏雲籠罩了大家的心……談話變得索然無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強說笑並不能帶來歡樂。有人看到天色發亮，拉開窗帷，青白色的光線射在各人臉上，像庫圖爾22畫中一群飲酒作樂的羅馬人。 大家悶悶不樂，憂鬱憋得我喘不出氣。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發上，圖奇科夫的小女兒跪在她前面，把臉埋在她的胸口——她把這個女孩子稱作「我的心靈的康素埃洛」23。她熱愛我的妻，離開她到偏僻的鄉村去是出於無奈。她的姐姐憂鬱地站在旁邊。康素埃洛一邊哭，一邊小聲說著什麼；瑪·費憂鬱地坐在離她們兩步遠的地方，一言不發，她早已習慣了向命運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簡單的「別了」，而從兩位少女的眼淚中透露的卻是「再見」。 後來我們去送他們。高大空曠的石造車站裡寒冷徹骨，門砰砰作響，猛烈地開關著，穿堂風從四面吹入。我們坐在牆角的一張長凳上，圖奇科夫正忙著照看行李。突然門開了，兩個喝醉的老漢吵吵鬧鬧走進候車室。他們的衣服沾滿了污泥，臉上的肌肉扭歪了，給人一種粗野放蕩的印象。他們進屋時邊走邊罵，一個想揍另一個，另一個閃開了，卻揮起拳頭，用盡全力，正打在那人臉上，老頭子喝醉了，一個踉蹌倒在地下，頭撞在石板上，發出了尖厲刺耳的響聲；他大喊一聲，抬起了頭，血流在花白的頭髮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驚，趕緊把另一個老人攔住。 從昨晚起我們一直情緒激動，心潮起伏，在緊張的狀態中勉強支持著，現在大廳中頭顱骨碰到地上的駭人聲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應。我們的家和整個生活圈子一向平靜安詳，從來沒有「哭叫吵鬧的現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們受不了，我感到渾身戰慄，我的妻幾乎昏厥，幸好這時鈴聲大作——「時間到了！趕快！」於是一眨眼，我們已孤零零地留在柵欄外面了。 對於告別的人，沒有比法國警察在鐵路沿線所實行的辦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氣的了；他們剝奪了送行者最後的兩三分鐘……他們人還在這兒，機車的汽笛還沒有響，火車還沒有開動，然而你們之間已被一道障礙，一個柵欄，一些警察的手隔開——儘管你希望看到他們怎麼坐下，火車怎麼開動，然後望著它怎麼遠去，變成一片塵土，一陣煙，一個黑點，你要注視著它，直到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默默地坐車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輕輕哭著，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離開感到傷心，不時把圍巾裹一裹緊，問我道：「你記得這聲音嗎？它還在我的耳邊。」 到了家中，我勸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兒讀報；我讀了巴黎報紙的社論欄，還有小品文，雜文欄，看看錶，還沒到十二點，這麼長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內也要動身了；我與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讀報更無聊，只覺得這麼憂鬱……仿佛良心的譴責在折磨著我。「到我家裡吃飯吧。」我對他說，我們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淒涼寂寞，興味索然。 「那麼已經決定了，」分別時我問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動身？」 「決定了。」 「您在俄國不會愉快。」 「有什麼辦法，我不能不走；我不會待在彼得堡，我要到鄉下去。說真的，這兒怎麼樣也只有天知道，說不定您留在這兒也會後悔的。」 那時我還可以回國，船還沒有被我燒毀，雷比勒奧和卡利埃還沒有寫秘密報告24，但是我在心裡已經決定了。儘管這樣，安年科夫的話還是觸痛了我敏感的神經，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後悔，也只能後悔那天在莫伯特廣場的街壘上，一個工人把槍給我時，我沒有接受。」 在絕望和軟弱的時刻，當痛苦使我無法忍受，覺得我的一生只是繼續不斷的錯誤，當我懷疑自己，懷疑最後一線希望，懷疑所有的一切時，我的頭腦里許多次閃過這樣一些話：「為什麼在街壘上，我不從工人手中接過武器來？」要是那時給流彈打死了，我至少還可以帶著兩三個信念走進墳墓…… 時間又慢慢拖下去……過了一天又一天……憂鬱，苦悶……有時來幾個人，相處一兩天，然後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見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國的流亡者相繼出現，這是從其他遇難船隻上逃生的水手；他們還充滿著信心和希望，認為在全歐洲掀起的反動浪潮，只是偶然吹過的一陣狂風，暫時的挫折，他們等待著明天，等待著一星期後東山再起…… 我意識到他們錯了，但是他們的錯誤叫我高興，我儘量使自己糊塗一些，我與自己鬥爭，在煩躁不安中打發日子。這段時間在我的記憶中，就像生活在煤煙瀰漫的屋子裡……我苦悶得走投無路，我想從書本中尋求解脫……在喧譁中，在不問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會中尋找精神寄託，但是總覺得缺少什麼，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煩惱，音樂刺痛心靈，歡樂的談天最後總是以憂鬱的沉默結束。 內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給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顯的矛盾，一片混亂；一再的幻滅，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礎又成了問題；嚴峻的事實從四面八方升起，駁斥著它們。懷疑把自己沉重的腳踹到了最後的財富上；它要摧毀的不是教會的聖器室，不是學究的長袍，而是革命的旗幟……它從一般的觀念滲入了生活。理論上的否定與變成行動的懷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為思想是勇敢的，語言是大膽的，它可以輕易說出內心害怕的話；信仰和希望的火焰還沒有完全熄滅，智慧已跑在前面搖頭。心落後了，因為它戀戀不捨，當智慧在判決和懲罰時，它還在告別。 也許，在青年時期，一切還在燃燒，奔騰，一些信仰的喪失只是為另一些掃清道路；也許，在老年時期，由於厭倦，一切已變得漠不相干——對於這些人轉折是輕鬆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 最後，這難道是鬧著玩的嗎？那神聖的一切是我們所愛過的，嚮往過的，為之作出過犧牲的。生活欺騙了我們，歷史欺騙了我們，為它自己的利益欺騙了我們；它需要瘋狂的人作媒介，至於他們清醒以後怎麼樣，這與它無關，它只是利用他們，然後讓他們在殘廢收容所里了結一生。這是恥辱，令人懊喪的恥辱！可是在你的身邊，心地單純的朋友們聳聳肩膀，對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訝異，他們等待著明天，他們想望的、從事的永遠是同一些事，他們什麼也不理解，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停止，他們一直在走——然而始終沒有前進一步……他們批評你，安慰你，指責你——這多麼無聊，多麼叫人受不了！ 他們自稱是「信仰的人，愛的人」，把他們與我們這些「懷疑和否定的人」相對立；他們不明白，把一生撫育的希望連根拔除意味著什麼，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為真理而痛苦，他們從未為任何珍寶「號啕大哭」，像一位詩人說的那樣： 我從受傷的心裡挖出了鮮血淋漓的它， 我號啕大哭，拋棄了它。26 這些永不清醒的瘋人是幸福的——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內心鬥爭，他們的痛苦只來自外在的原因，來自兇惡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們的內心始終是完整的，良知始終是平靜的，他們對一切心安理得。正因為這樣，咬齧別人的內心的苦悶，在他們看來只是奇談怪論，只是思想閒得無聊的消遣，只是無病呻吟。他們看到傷員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結論，認為手術對他算不得什麼；他們從未想到，他為什麼未老先衰，鋸斷的腿遇到天氣變化，遇到颳風下雨，如何隱隱作痛。 我這場病的合乎邏輯的自白，我的病歷——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寫在一系列文章中，它們便是《來自彼岸》。我在那裡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後的偶像，我為我的痛苦和受騙，用諷刺向它們作了報復；我嘲笑的不是別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於是我又摔了跤。我對言語和旗號，對奉為神明的人類，對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會，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著幾個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潰，我希望得救，開始新的生活，隨著兩三個人一起離開，迴避和不再接觸那些多餘的人和事……在最後一篇上，我高傲地寫上了我的題目：「我之所有盡在我身」27！ 在事變的深淵中，在公共事務的漩渦中，生活瓦解了，燒傷了，一半腐爛了，它變得無所作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時期，可是那已是沒有青春、沒有信仰的青年時期。我把賭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終於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確實，我沒有遇難，但我失去了一切…… 傷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兒28病了。她覺得不舒服已好久，接著開始發低燒，後來燒似乎退了。給她看病的是名醫雷厄，他認為她應該坐車到外邊兜兜風，儘管那是冬季。這天氣候晴朗，但並不暖和。她回家時臉色異常蒼白，要吃些東西，但沒等湯煮好，已在我們旁邊的沙發上睡熟了。過了幾個小時，她還沒醒。自然科學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學醫的，正好在我們家。他說：「你們瞧這孩子，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臉上死一般的蒼白，有些發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額上——額頭冰涼的。我親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來了。孩子還沒醒，雷厄抱起她，使勁搖晃，還要我大聲呼叫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睛，說了一兩句話，又閉上眼睛，死一般地睡著了，幾乎看不出她還在呼吸。她在這種狀態中繼續了幾天，變化很小，不吃，也幾乎不喝，嘴唇發黑，指甲發青，身上出現了皮疹——這是傷寒症。雷厄幾乎什麼也沒做，只是等待，觀察病情的變化，這不能給我們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駭人的，看來她隨時可能死去。妻面色蒼白，默不作聲，日夜守在床邊，眼睛上蒙著一層珍珠似的光澤，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經極度緊張的表現。一次，夜裡一點多鐘，我仿佛覺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飾心頭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頭腦發暈，」她對我說，「給我一點水。」 我把杯子給她時，她沒有一點知覺。這時屠格涅夫在我們家，與我們一起分擔這些悲傷的時刻，他趕往藥房買阿摩尼亞水，我一動不動，站在兩個失去知覺的人中間，望著她們，束手無策。使女給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陽穴。過了幾分鐘，她醒過來了。 「怎麼樣？」她問。 「塔塔好像睜開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說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聲叫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睛，用幹得裂開的發黑的嘴唇笑了笑。從這時起，她逐漸復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險，給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們，但最壞的還是那種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蝕你的精力，使你疲憊不堪，讓你感到委屈，感到無能為力，只得扮演旁觀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親手摟抱過一個嬰孩，感到過他怎樣逐漸變冷，變重，變成石頭的人，凡是聽到過他最後的呻吟，意識到那虛弱的身子在祈求憐憫，祈求拯救，希望讓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過放在桌上、裹在粉紅緞子裡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過鑲花邊的潔白外衣把蠟黃的臉色襯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會想：「恐怕又有一個小棺材要出現在桌上了吧？」 災難是一所不祥的學校！當然，一個人經歷的災難多了，忍受能力也會增強，但這是由於他的心靈創傷多了，感覺遲鈍了。一個歷盡坎坷的人卻不能不對他經歷的一切心有餘悸。他失去了對明天的信心，而沒有這種信心便什麼事也做不成；他變得無動於衷，因為習慣了各種駭人的思想；終於他害怕災禍，也就是害怕再度經歷那一連串痛苦的煎熬，一連串心靈的刺激，那是不會隨著烏雲一起從記憶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這種內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慄，我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克服這種純粹神經質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過去後，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達；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結了薄薄一層霜，但是儘管天冷，儘管時間還早，林蔭道上已到處是人，報童們在大聲叫嚷——五百多萬張選票已把繩索捆綁的法蘭西放在路易-拿破崙的腳下。29 無依無靠的奴僕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這多災多難的緊張時刻，一個人進入了我們的圈子，帶來了另一類的不幸，它們對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對公眾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這個人很快接近了我們，在我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以前，已擠進了我們中間……在平時，我與人認識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時，我再說一遍，與平時不同。 神經全部暴露了，變得敏銳了，無關緊要的會面，無足輕重的回憶，也會引起身心的強烈震動。例如，我記得，炮轟以後三天，我在聖安東郊區一帶漫步，一切還讓人看到激烈的戰鬥剛剛過去，到處是斷垣殘壁，街壘還沒拆除，女人和孩子膽戰心驚，臉色蒼白，在瓦礫中翻檢，不知要尋找什麼……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館門口的椅子上，懷著沉痛的心情觀看這一幅駭人的畫面。過了一刻鐘，有人輕輕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這是杜維亞特30，一個年輕的鼓動者，從前在德國像盧格一樣熱心宣傳一種新的天主教，於1847年去了美國。 他面色蒼白，臉上的肌肉在抽搐，頭髮又長又亂，身上穿著旅行的服裝。 「我的天！」他說，「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您什麼時候到的？」 「今天。我在紐約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歐洲發生的一切，馬上變賣了所有的東西，湊了一筆錢，坐上了輪船，心裡充滿了希望和喜悅。昨天在勒阿弗爾，我知道了最近的變化，但我的想像力不足，還不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又彼此端詳了一會兒，兩人的眼中都充滿了淚水。 「我不想在這個該死的城市裡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杜維亞特激動地說，樣子真的像一個年輕的利未人31的先知。「我要離開這兒！馬上就走！再見，我到德國去！」 他走了，但被關進了普魯士的監獄，在那裡蹲了六年多。 我還記得《喀提利納》這齣戲32，那是剛強果敢的大仲馬在自己的歷史劇院33中上演的……要塞里擠滿了戴鐐銬的犯人，容納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關押，或者被流放，親人們從一個警察局跑到另一個警察局，像幽靈似的哀求警察告訴他們誰死了，誰還活著，誰給槍斃了，但大仲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羅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我去看了戲。起先沒什麼。賴德律-洛蘭是喀提利納，西塞羅是拉馬丁，講的全是堆砌辭藻的典雅句子。叛亂被鎮壓了，拉馬丁帶著「死亡」走過舞台，場面換了。廣場上遍地屍體，遠處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間，還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鮮血……我感到窒息。不久前在這戲院的牆外，在周圍的街上，我們看到的不正是這種情景嗎？只是那些屍體不是紙板糊的，鮮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顏料塗的，而是來自年輕的活人的血管……我在突然爆發的怒火中跑出了劇場，詛咒著那些瘋狂鼓掌的市民們…… 在這些煩躁不安的日子裡，人們不能坐在酒店和戲院裡，不能待在家中和書齋內，他們在瘋狂中帶著發熱的頭腦，苦悶的內心，走到街上，準備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在這種時候，每一句同情的話，每一滴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淚，每一聲為共同的憎恨發出的咒罵，都會發生駭人的力量。 共同的創傷使痛楚變得容易忍受了。 ……在我青年時代的初期，一本法國小說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後來我不曾再見到它，這小說名叫《亞米尼烏》。也許它沒有多大的價值，但當時它對我的影響是強大的，它一直在我頭腦中徘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它的大概。 我們從公元最初幾世紀的歷史中知道，兩個不同的世界怎樣相遇和衝突：一個是古老的正統世界，文化發達，但已腐朽和沒落；另一個是野蠻世界，它像森林的野獸，但是充滿著還沒覺醒的力量和混亂的、還不明確的意願——我這是說，我們知道這種接觸的政治的、社會的影響，但不知道它在瑣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處所造成的後果。我們知道群體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這些大事制約的個體的命運，那些在衝突中無聲無息地消滅和死亡的生命。在這裡，眼淚代替了血，毀滅的家庭代替了變成廢墟的城市，被遺忘的墳墓代替了戰場。《亞米尼烏》的作者（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企圖重現的正是兩個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一個世界正從森林走進歷史，另一個正從歷史走進墳墓。 世界歷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後，對我們便變得較接近，較容易理解，也較生動了。《亞米尼烏》吸引了我，以致我在1833年前後也模仿它寫了一些歷史小說片斷，它們卻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總監齊恩斯基的嚴厲批評。但是當然，我寫它們時，從未想到有一天我也會陷入這種衝突，我的家也會在兩個世界的歷史車輪的會合中給碾得粉碎。 不論別人的意見怎樣，我認為我們與歐洲人的關係也有類似的方面。我們的文明是表面的，腐敗是無孔不入的，我們的鬍子茬兒仍從香粉下突出，我們的黧黑皮膚仍在雪花膏下隱約可見，我們有的是野蠻人的狡猾，野獸的墮落，奴隸的機詐，我們這裡到處可以看到拳頭和金錢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風，那種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蓋醜惡行徑的能耐，我們卻是望塵莫及的。我們的智力發展35起著淨化與保證的作用。例外很少。直到最近我們的教育構成了一條界線，許多醜事和罪惡還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歐卻不是這樣。正因為如此，只要有人談到我們的神聖事物，了解我們內心的寶貴思想，敢於說出我們習慣於緘口不言，或者只在朋友耳邊小聲講到的想法，我們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我們沒有考慮到，那些使我們的心跳動，使我們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語，對於歐洲人說來，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談和漂亮的空話；我們忘記，有多少別的腐朽的感情，那種虛偽的、衰老的情緒，已侵蝕了屬於這垂死文化的現代人的心靈。他從小就想出人頭地，利慾薰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滿足的享樂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們面前，一切關係、一切感情都不在話下，他需要的只是扮演一個角色，表現一種姿態，只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滿足自己的欲望。我們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個打擊，兩個打擊，還常常不知道它們來自何方，給弄得目瞪口呆，過了好久才明白過來，於是像受傷的熊一樣向前猛撲，搗毀周圍的樹木，大聲怒吼，用腳爪刨起泥土亂扔——但是太遲了，這時連他的敵人都在指責他了……從這兩種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教育中，還會產生許多的恨，流出許多的血呢。 ……有一個時候，我嚴厲地、猛烈地申斥了那個破壞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個時候，我曾真正希望殺死這個人……從那時起七年過去了；作為我們的世紀的真正兒子，我逐漸失去了復仇的欲望，我經過長期的不斷的分析，頭腦冷靜了，不再感情用事。在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許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詛咒和辱罵，我要從心理病理學的觀點來敘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幾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發現屋裡有一個陌生人，他帶著憂鬱的臉色，有些不好意思，迎著我走來。 「原來是您！」我終於說，笑著向他伸出了手。「真沒想到！簡直認不出您了……」 這是黑爾韋格36，他修了面剪了頭髮，唇髭和鬢髯都剃光了。 他的運氣突然發生了大轉變。兩個月前，他還在崇拜者的簇擁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著舒適的轎式馬車，由巴黎出發，前往巴登參加戰鬥，宣稱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國。37現在他從戰場回來了，追隨著他的卻是一大堆漫畫，敵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責備……一下子什麼都變了，什麼都完了，不僅如此，從殘缺不全的布景背後還露出了破產的徵兆。 我離開俄國時，奧加遼夫給了我一封介紹黑爾韋格的信。他是在他聲名最盛的時候認識他的。奧加遼夫在思想和藝術問題上很深刻，但從來不懂得識別人。任何人只要並不無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藝術家尤其如此。我見到黑爾韋格時，他與巴枯寧和薩佐諾夫都保持著深厚友誼，因此我與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觸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義大利；回到巴黎後，我沒有見到他——關於他的不幸經歷，我是在報上看到的。幾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來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錯誤之後，他是首先在我這裡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後他便時常到我家中來。 起先有許多原因妨礙了我與這個人的接近。他缺乏那種單純、開朗的性格，那種凡是稟賦不凡、個性堅強的人無不具備的豁達爽直的氣質，而在我們俄國，這幾乎是與天才不可分割的。他不露聲色，城府很深，與人落落寡合，喜歡偷偷享受一切；他帶有一種男人所缺少的嬌氣，斤斤計較於日常的瑣事，舒適的生活，自私心漫無邊際，變得不顧一切，達到了幼稚的、厚顏無恥的地步。然而對這一切，我認為不應由他本人負責。 命運在他身邊安排了一個女人，她用自己頭腦里的全部愛情愛著他，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因而鼓舞了他的利己主義傾向，助長了他的弱點，使它們在他自己的眼中變得十分美好。結婚以前，他很窮苦——她給他帶來了財富和舒適的環境，成了他的保姆、管家和護士，他一分鐘也離不開的低級必需品。她在他面前只是一粒灰塵，對他崇拜得無以復加，始終效忠於這位「歌德和海涅的繼承者」。然而同時她又用資產階級奢侈逸樂的鴨絨被褥侵蝕和扼殺了他的才華。 他心安理得地做一個靠妻子供養的丈夫，使我很生氣；我承認，看到他們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產，我還是有些高興的，因此當埃瑪不得不把被我們稱作「燙金精裝本」的住所變賣，把那些「男女風流神」38（幸好這不是農奴，只是一些青銅製品）一個個半價出售時，老實說，我對她的啼哭簡直無動於衷。 我得在這裡停一下，先談幾句他們以前的生活和結婚，這件婚事帶有非常明顯的現代德國精神的印記。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女人，有不少頭腦里的熱情，也就是虛構的、幻想的、不自然的、文學故事中的熱情，一種誇大的、來自書本的、人為的、沒有熱情的熱情，她們總是沒有充足的原因便準備大驚小怪或者痛哭流涕——這倒不是弄虛作假，只是以假當真，一種心理上的失控狀態，審美上的歇斯底里症，它沒有什麼害處，只是給她們帶來了許多眼淚、歡樂和悲傷，許多消遣、感受和趣味！像貝蒂娜·阿爾尼姆39那樣聰明的女人，尚且終生沒有擺脫這種德國病。形式可能改變，內容可能不同，但是不妨說，對事物的心理處理方法卻是一樣的。它們無非是同一曲調的變奏，愛情泛神論的不同表現，也就是對大自然和對人的宗教式性愛關係和理論性鍾情態度；不論大自然的世俗女祭司，還是隱修院的「基督的新娘」40，那些從禱告中滿足自己的感情需要的女人，都是不排斥這種理想主義的貞潔和理論上的情慾的。她們全都希望真正成為有罪的婦女的結義姐妹呢。她們這麼做是出於好奇，也是出於對墮落的同情，儘管她們自己從來不敢這麼做，但別人的罪過，她們總是加以寬恕，哪怕別人並不要求她們寬恕。她們中間最熱烈的，儘管不敢親自嘗試，但體會到了情慾的整個過程，可以說她們是在間接狀態中「自覺自愿地」從別人的書本和自己的原稿中，經歷了一切罪惡的誘惑。 狂熱的德國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對天才和偉人的偶像崇拜，這種虔誠精神來自魏瑪，開始於維蘭德41、席勒和歌德的時代。由於天才不多，海涅遠在巴黎，洪堡42又太老了，太實際了，她們只得懷著如饑似渴的心情拜倒在一些較好的音樂家和不壞的美術家的腳下。李斯特像閃電一般射進每一個德國女人的心坎，在那兒烙上了一個高額角的、向後披著長頭髮的形象。 最後，由於沒有全德國的偉人，她們只得降低要求，尋找小有名氣的地方性天才；於是所有的女人都對他們趨之若鶩，愛上了他們，所有的姑娘都為他們發狂，給他們繡背帶和拖鞋，偷偷贈送各種紀念品，卻不留下自己的姓名。 40年代的德國，思想界異常活躍。這是不難理解的，這個民族像浮士德一樣在書齋中消磨了大半生，終於想走進市場，看一下花花世界了。現在我們知道，這只是枉費心機，新浮士德從歐白赫酒寮又返回了書齋。但當時還不是這樣，尤其德國人，革命精神的每一次跳躍都得到了他們的熱烈響應。正是在這個時代的高潮中，黑爾韋格的政治詩發表了。我在那些詩中從未發現多大的才華，只有他的妻子才會把黑爾韋格與海涅相提並論。但海涅尖刻的懷疑精神已不合當時思想界的口味。40年代的德國人需要的不是歌德，也不是伏爾泰，而是貝朗瑞的詩歌和按照萊茵河那邊的風格改編的《馬賽曲》。黑爾韋格的詩有時結尾只是原封不動的法文口號：「共和國萬歲！」這在1842年可以產生熱烈的效果，但在1852年，誰也不會理會它們。要人反覆誦讀這些句子是不可能的。 黑爾韋格是民主主義的桂冠詩人，在德國每到一地都有宴會歡迎他，最後他到了柏林。大家競相邀請他，為他舉辦晚宴和舞會，大家希望見到他，甚至國王本人43也產生了與他談話的願望，以致御醫申萊恩認為必須引見黑爾韋格，滿足這種願望。 在柏林離王宮幾步遠的地方，住著一位銀行家44。這個銀行家的女兒早已傾心於黑爾韋格，儘管她還沒見過他，也對他毫不理解，但是她讀了他的詩，覺得她的天職便是使他得到幸福，給他的桂冠增添一朵美滿家庭的玫瑰花。當她第一次在她父親舉行的晚會上見到他時，她終於相信這就是他，他也真的成了她的他。 一往情深、堅定不移的姑娘展開了大膽的進攻。起先，二十四歲的詩人聽到結婚，尤其是跟容貌奇醜，作風像容克軍官，講話粗聲粗氣的女人結婚時，他嚇得倒退了幾步；未來已向他敞開了金碧輝煌的大門，舒適的家庭和妻子對他算得什麼！……但是銀行家的女兒向他敞開的卻是現實的裝滿金幣的錢袋，義大利和巴黎的旅行，斯特拉斯堡餡餅和沃若牌名酒……詩人是窮光蛋，像伊洛斯45一樣。寄居在福倫46家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動搖了，動搖的結果便是……接受了婚事，甚至忘了向福倫老人（福格特的外公）告辭和致謝。 埃瑪親自告訴我，詩人為嫁妝問題作了詳細而明確的談判。他甚至從蘇黎世寄來了家具和窗帷之類的圖樣，要求在結婚之前運出這一切——這是他的條件。關於愛情，他什麼也沒考慮，因此必須用別的東西代替它。埃瑪明白這一點，決心靠其他手段鞏固自己的權力。在蘇黎世過了一段時間，她便把丈夫帶到了義大利，然後又一起住在巴黎。她在這裡給自己的「寶貝」布置了一間書房，裡面有柔軟的沙發，厚厚的天鵝絨窗簾，貴重的地毯，小小的青銅雕像，整個生活顯得安閒而空虛；這對他是新鮮的，他喜歡這種生活。就這樣，他的詩才暗淡了，創作的欲望消失了；她為此生氣，設法鼓勵他，但同時又日甚一日地把他拖進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泥坑。47 她本人其實並不愚蠢，而且精力充沛，比他能幹得多。她受的教育是純粹德國式的，讀書很多，五花八門，但都不是必要的；她什麼都學一點，又什麼都不精通。她缺乏女性的優美風度，這常常給人不愉快的印象。從刺耳的聲音到笨拙的舉動和粗俗的容貌，從陰冷的眼光到愛談輕薄話題的下流習慣——一切都帶有男性的氣質。她當著大家的面向丈夫討好，就像上了年紀的男人向年輕姑娘獻媚一樣；她總是注意他的眼色，還示意別人看他，給他整理圍巾和頭髮，不識時務地、不合分寸地誇獎他。在外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自己朋友中間，他根本不把這當一回事，仿佛主人一心在辦事，毫不在乎他的狗正熱心地舐他的皮鞋，向他獻媚。有時客人走後，這也在他們中間引起一些小爭執；但是第二天，一往情深的埃瑪又故技重演，開始用愛情來惹人討厭了，他也重又為了舒適的生活，為了她無微不至的關懷，忍受這一切了。 她把自己的寶貝慣壞到了什麼程度，下面這件小事便是最好的說明。 一天飯後，屠格涅夫上他們家，發現黑爾韋格躺在沙發上，埃瑪正替他揉腳。看到他進屋，她便住手了。 「你為什麼停下？你揉你的。」詩人懶洋洋地說。 「您病了？」屠格涅夫問。 「沒有，什麼病也沒有，我只是覺得這很舒服……嗯，有什麼新聞？」 他們繼續談話，埃瑪也繼續揉腳。 她相信大家佩服她的丈夫，因此嘮嘮叨叨，老是談他，既沒發覺這些話叫人討厭，也沒注意到關於他如何神經過敏、喜怒無常的故事，對他實際上有害無益。在她看來，這一切都非常有趣，應該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它們是決不會引起別人反感的。 「我的格奧爾格太自私，太淘氣了（我寵壞了他），」她常說，「但是誰比他更有權利淘氣呢？一切偉大的詩人從來都是隨心所欲的孩子，他們全都給慣壞了……前幾天他給我買了一束漂亮的山茶花，但到了家中他還捨不得給我，甚至不讓我看到，把花藏在柜子里，一直放在那兒，結果全部枯死了——這麼孩子氣！」 這是她的話，一字不差。 埃瑪的這種偶像崇拜把她的黑爾韋格帶到了深淵邊上，甚至他已掉進了深淵，即使還沒死，至少已弄得丟盡臉皮，出盡洋相了。 二月革命像一聲春雷，把德國驚醒了。從統一的、分割為三十九個部分的德意志祖國的四面八方傳出了議論聲，埋怨聲，心跳聲。在巴黎，德國工人組織了俱樂部，商量怎麼辦。臨時政府鼓勵他們——不是要他們起義，是要他們離開法國：他們在法國工人的影響下也變得不大安穩了。在弗洛孔48的歡送和祝福之後，在科西迪耶爾49致詞猛烈抨擊專制和暴政之後，當然想像得到，這些可憐蟲回到德國難免遭到槍殺，上絞刑架，或者被投入監獄判二十年徒刑，但是這與他們已經無關了。 巴登的遠征決定了，但是誰可以做救世主，這支由幾百名和平的工人和手藝人組成的新萊茵軍團50，由誰來率領呢？埃瑪心想，除了偉大的詩人，還有誰？身上背著豎琴，手中拿著劍，騎在他在詩中幻想過的「戰馬」上，這不正是時候嗎？他在戰鬥之後可以吟詩，在唱歌之後又可以去攻打敵人；他會被推舉為執政者，站在一群國君中間，為自己的德國向他們宣布命令；在柏林的菩提樹下大街會豎立起他的銅像，從銀行家的故居便可以望見它；人們世世代代會謳歌他——在這些歌曲中……或許也不致忘記善良的、自我犧牲的埃瑪，她充當過他的佩劍侍從、衛士和傳令兵，「在進軍中」保護過他。她在柏地尚新街尤曼的店裡定製了一套黑、紅、金三色的民族女式騎馬軍裝51，還買了一頂黑天鵝絨帽子，帽徽也是那三種顏色。 埃瑪通過朋友向工人們提出了詩人；他們正愁沒有合適的人選，想起了黑爾韋格那些號召起義的詩歌，立刻推舉他當了司令。埃瑪說服他接受了這稱號。 這個女人出於什麼原因，要把自己心愛的人推上危險的位置？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事件上表現過那種臨危不懼的精神，那種鎮靜自若、隨機應變的能力，那種敏捷的思考，那種遠大的目光，最後，還有那種外科大夫做手術，游擊隊長指揮作戰所不可缺少的勇氣呢？這個萎靡不振的人有什麼力量使一部分神經發揮加倍的作用，另一部分又被壓制到毫無知覺呢？但堅決和鎮定正來自這裡。尤其不能原諒的是她忘記了他聽到一點響聲便會心驚肉跳，遇到一點意外便會臉色發白，身體有一點痛楚便會灰心喪氣，碰到一點危險便會手忙腳亂。為什麼她要送他去接受可怕的考驗呢？要知道，到了那裡，是既不能弄虛作假，也不能靠散文或詩歌擺脫危險的；在那裡，一方面是散發著死亡氣息的桂冠，另一方面卻是臨陣脫逃和終生的恥辱。 她打的完全是另一種算盤——後來在談話和通信中，她自己無意之間泄露過這一點。巴黎的共和國幾乎未經戰鬥便宣告成立了，革命在義大利也占了優勢，從柏林、甚至維也納來的消息，都清楚地說明，這些王位已搖搖欲墜；很難想像，巴登大公和符騰堡國王抵擋得住革命思想的洪流。可以期待，自由的呼聲一起，士兵就會丟下武器，人民就會伸開雙臂迎接起義者，於是詩人宣布共和國成立，共和國又宣布詩人為獨裁者——拉馬丁不是做過獨裁者嗎？然後，作為獨裁者的詩人帶著頭戴黑紅金三色帽子的埃瑪，在凱旋遊行中走遍全德國，接受軍隊和公民的歡呼…… 可惜事實不是這樣。巴登和士瓦本52的愚昧士兵不知道詩人，也不知道共和國，卻非常熟悉軍紀和自己的伍長，他們天生就是奴隸，因此喜歡軍紀，盲目服從自己的校官和尉官。農民們毫無準備，看到自己的解放者突然闖了進來，卻拿不出切實的計劃，不禁大吃一驚。革命者中雖然有黑克爾53和維利希54那樣英勇的人，他們也無能為力，最後仍以失敗告終，只是他們沒有從戰場上逃走，因為幸好……他們身邊沒有熱戀的德國女人。 戰鬥開始後，埃瑪看到自己的格奧爾格嚇得臉色煞白，流下恐懼的眼淚，準備丟下軍刀，找個地方躲藏，立刻大力相助，終於完成了他的毀滅。她冒著槍林彈雨，站在他面前，呼籲同志們快救救詩人。官兵勝利了……埃瑪掩護丈夫逃跑，冒著受傷、被殺或者被俘，即先被鞭打，然後被送往施潘道或拉斯塔特55關押二十年的危險，總算把他救出了虎口。 戰敗之初，他躲在附近一個村子裡56，然後逃進一個農民的家，苦苦哀求，要他把他藏起來。農民沒有馬上答應，他怕官兵，最後把他帶進院子，向四周看看，然後把未來的獨裁者藏在一隻空木桶中，上面蓋了乾草，這是冒了房屋被燒毀，自己挨鞭打和坐牢的危險的。官兵來了，農民沒有出賣他，等埃瑪來找他時，才讓她把丈夫轉移到大車上，她也換了裝束，坐上駕車座，把他送出國境。 「這個救您的人叫什麼名字？」我們問他。 「我忘記問他。」黑爾韋格安詳地回答。 同志們對他非常生氣，現在紛紛攻擊不幸的詩人，他們憤憤不平也是因為他太富裕，住在「燙金精裝本」式的房子裡，過著貴族的舒適生活等等。可是他的妻子還毫不理解自己幹的好事，過了四個月居然發表了一本替丈夫辯護的小冊子，還大擺自己的功勞，忘記了單單這些事便足以使他大失人心了。 不久他受到的指責已不僅僅是臨陣脫逃，還有揮霍公款和中飽私囊等等。我認為，他不至於侵吞公款，但我相信這些錢是亂七八糟揮霍掉的，其中一部分便滿足了這對戰地夫婦隨心所欲的需要。安年科夫是見證人，他親眼看見他們在謝韋店裡大量購買香菇火雞和魚肉酥皮大餡餅，將軍的旅行馬車裝滿了各種名酒等等。錢是弗洛孔根據臨時政府的命令付的；總數多少，說法千差萬別：法國人說是三萬法郎，黑爾韋格卻要人相信，他拿到的連一半也沒有，臨時政府只是給了他乘火車的旅費。除了這些指責，回來的起義者還補充道，他們戰敗後沒有一個錢，到達斯特拉斯堡時衣衫；襤褸，饑寒交迫，只得找黑爾韋格要求幫助，可是遭到了拒絕，埃瑪甚至不讓他們進屋見他——但那時他卻住在豪華的旅館裡……「穿著黃色摩洛哥皮拖鞋」。為什麼他們認為這是奢侈的標誌，我不知道。但關於黃拖鞋的話，我聽到過十來次。 這一切像一場黃粱美夢。3月初，這些未來的祖國解放者還在巴黎設宴慶賀，到五月中旬，他們已一敗塗地，逃過了法國邊境。黑爾韋格回到巴黎清醒了些，他發現以前那條通向榮譽的花園小道原來遍地荊棘……嚴峻的現實使他想到了他的界限，他明白，作為自己的妻子的詩人和臨陣脫逃的獨裁者，他的地位實在不妙……他必須改弦易轍，否則只能徹底完蛋。我覺得（這正是我極大的錯誤），他性格中卑鄙的一面會得到改造。我還認為，在這方面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我比任何人更具備這條件。 這也難怪，我不能不這麼想，因為這個人天天講（後來還在信上寫）：「……我知道我性格中可憐的弱點——你的性格比我的開朗，堅強，請你支持我，做我的兄長，父親……我沒有親人——我把我的好感全部給了你；愛和友誼可以使我徹底改變，但不要太嚴厲，應該和風細雨，循循善誘，請你不要縮回你的手……我也不會放開它，我要抓住你……只有一點我不僅不會比你差，也許甚至超過你，那就是無限熱愛我的知心好友。」 他沒有撒謊，但這對他是毫無約束力的。要知道，他參加巴登起義之初，也沒有打算在戰鬥的時刻拋棄自己的同志，但是看到危險，他卻逃之夭夭。 在沒有任何衝突和鬥爭的時候，在不需要努力和犧牲的時候，一切可以安然無恙——整整幾年、整個一生都平安無事，但一旦路上遇到一點風波，災難、罪惡或恥辱便會接踵而至。 為什麼我當時不明白這一點呢！ 到了1848年底，黑爾韋格幾乎每天晚上都在我們家裡——他在自己家裡感到無聊。確實，埃瑪搞得他心煩意亂。她從遠征巴登回來後依然故我，毫無改變，內心也從未反省過發生的事；她仍像過去那樣沉浸在愛情中，志得意滿，喋喋不休，仿佛他們是凱旋歸來——至少身上毫無傷痕。她擔心的只是錢不夠，而且沒有指望馬上弄到錢。她幫了倒忙的革命，既未能使德國獲得解放，也沒給詩人帶來桂冠，只是造成了她的父親老銀行家的終於破產。 她總是千方百計要讓丈夫擺脫那些陰暗的思想，她從未想到只有這些憂鬱的思想才能挽救他。 淺薄、輕浮的埃瑪，從不感到需要這種深刻的內心活動，它給人帶來的顯然只是痛苦。她屬於那種只有兩種節拍的簡單性格，遇到任何疑難問題都用「非此即彼」的辦法解決，至於是此還是彼，這無所謂，只要能解開疙瘩，讓生活重新前進，至於向哪裡前進，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她喜歡在談話中插嘴，有時講個小故事，有時提出一些實際的意見，但那是一種最庸俗的實惠思想。她相信我們中間誰也不像她那麼實際，這是她得天獨厚的本領，因此非但不裝模作樣加以掩飾，還賣弄這套想法。不過應該說，她在任何方面都沒表現過嚴肅的實際觀念。她忙忙碌碌，嘮嘮叨叨，談的無非是物價和廚娘，家具和衣料——這跟辦事能力毫不相干。她家裡一切都雜亂無章，因為一切都處在她的偏執狂的支配下；她總是小心翼翼，看丈夫的眼色行事，家庭中一切必要的活動，甚至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都得服從他反覆無常的想法。 黑爾韋格自然不願待在家裡，要在我們這兒尋找平靜與和諧。他認為我們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歡這兒的一切，他崇拜這兒的每個人，包括孩子在內。他幻想著怎樣跟我們一起跑得遠遠的，然後在那裡安靜地觀看歐洲這台黑暗的戲劇，一直看到最後一幕。 儘管這樣，除了對一般的事我們持有同樣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們很少共同之點。 黑爾韋格似乎認為世上的一切都是為他存在的；他專為自己打算，要求別人理解他；他既膽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時又自命不凡。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裝模作樣，喜怒無常，有時故意做得憂心忡忡，悲天憫人，有時又冷若冰霜。他經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種既是奴僕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瑪充當的角色），這種人在他不需要的時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麵孔和他的申斥，但當他一旦需要，他們又得馬上為他奔走，裝出笑臉，不折不扣地執行他的命令。 我也尋求愛和友誼，尋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這種效果，但我從來不會像女人和貓那樣裝出一副苦悶和委屈的媚態，也不會老是要別人理解自己，體貼自己。也許，我行為中的自然真誠、過度自信和健全純樸，那種聽其自然的態度，也是一種自尊心的表現，儘管我會因此招來災禍，也置之不顧。在歡笑和悲痛中，在愛和互相關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誠的，我感到快樂和憂愁不是因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強壯的肌肉和神經，我可以獨立自主，不必依賴別人，我準備向別人伸出熱情的手，但我不會像乞求施捨似的乞求別人的幫助和支持。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不難想像，我和黑爾韋格之間有時會發生不愉快的衝突。但是首先，他對我比對別人謹慎得多；其次，他承認錯誤的傷心自白總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裝。他不是申辯，而是在友誼的名義下請求我寬恕他的軟弱性格，這是他自己也知道並且加以譴責的。我扮演著一種保護人的角色，在別人面前衛護他，同時批評他，他也總是馬上認錯。他的屈服使埃瑪大為掃興——她為此嫉妒，總要取笑他幾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亂 到了1849年，我在黑爾韋格身上逐漸發現了各種變化。他反覆無常的性格顯得更突出了。有時無法忍受的憂鬱會突然襲擊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麼辦好。他的丈人終於破產了，勉強保留的一點錢還得養活家裡的其他人，貧窮更加來勢兇猛，叩擊著詩人的門……他想到這一點便心驚膽戰，失去了一切勇氣。埃瑪在使勁掙扎，東奔西跑借債，抵押和變賣物品……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讓他看到他們的真實處境。她不僅放棄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給孩子添置衣服，而這只是為了讓他可以在「普羅旺斯兄弟」57飽餐一頓，買些無用的小玩意兒。他向她要錢，不知錢是哪裡來的，也不想知道。我為此與她爭吵，說她會毀了他，也向他指出這一點，可是他堅決不聽，她卻生我的氣，結果一切照舊。 雖然他害怕貧窮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憂鬱卻另有原因。 他發牢騷的時候，反反覆覆講的是同一套話，這終於使我厭煩了。我有些生氣，聽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軟弱，同時責備我不需要體貼和溫存，可他卻由於得不到親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說他這麼孤獨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還說他非常尊重埃瑪，但是他那顆柔弱的心與她的氣質迥然不同，她的粗魯庸俗，「甚至她的大聲說話」都叫他受不了。然後他又嘮叨說，他對我的友誼懷有熱烈的信心……從這種神經質的狂熱狀態中，我慢慢發現了一種感情，它使我吃了一驚——為他也像為我一樣。我覺得，他對納塔利婭的友誼已超過了一般的程度……我無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為此擔憂，預見到這將使我們迅速走上一條災難的道路，我們的生活出現了危機……一切都破滅了。 不斷談論失望，不斷祈求別人理解，祈求溫存體貼，說一切全賴於它，然後啼哭，抽泣——這些對一個女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何況這個女人剛失去了好不容易獲得的寧靜狀態，正為我們周圍那帶有深刻悲劇意義的環境忍受著痛苦。 納塔利婭對我說：「有一個角落跟你是無緣的，這對你的性格非常合適：你不了解那種渴望得到母親、朋友、姐妹的體貼關懷的心情，黑爾韋格目前的痛苦便是這樣。我了解他，因為我也有這種感覺……他是個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點小事就可以使他傷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會為一句冷酷的話難過得要死，我們應該體諒他……然而一點小小的關心、溫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盡……」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談以前應該先對我說……我會嚴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話，可惜的是他沒有找我談…… 一個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訴任何人，不過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談自己的愛情，那麼他不可能對一個在心靈上與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況這秘密與這個人有著切身利害關係——這麼說，他還沒有談。我這時忘記了以前讀過的那本小說《亞米尼烏》！ ……1849年底，我從蘇黎世到了巴黎，為我母親那筆被俄國政府扣留的錢奔走。在離開日內瓦時我與黑爾韋格分別了。現在我順路到伯爾尼探望他。 我發現他正把《來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樣念給特里爾的西蒙58聽。他一見我便撲了上來，好像我們已好幾個月不見。我當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鐘也不肯離開我，一再重複那些熱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話。為什麼那時他沒有勇氣直截了當把心裡的話向我公開呢？……那時我的心情很溫和，一切都會合乎人情地解決。 他送我到驛站，告別之後，驛車駛出了大門，他還把身子靠在大門上，站在那兒擦眼淚……這幾乎是我還真正愛這個人的最後一分鐘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個字，它老是不離開我的頭腦：「災害，災害！……這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我的母親不久離開了巴黎，我暫住在埃瑪家，但實際上只有我一個人。這種冷清對於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獨自一人考慮怎麼辦。納塔利婭寄來的信談到了她對黑爾韋格的同情，這給了我藉口，我決定寫信給她。我的信是悲傷的，但很冷靜；我安詳地要求她仔細檢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對待自己和對待我；我提醒她，我們的過去和全部生活把我們緊緊聯繫在一起，沒有什麼事是不能談的。 納塔利婭回信道（這封信還保存著，其餘的信在政變59時幾乎全都銷毀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現在也坐著，總是在想：『這是為什麼？』我哭了又哭。也許一切全是我的錯，也許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覺得，我與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後給你寫信的時候並無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問心無愧，我沒有聽到我的內心發出一聲責備。我生活在對你的愛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樣，沒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拋出這個世界——我能到哪兒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樣與我不可分割，我從它而來，仍回到它那裡。我一分鐘也不能有其他感覺。這世界是廣闊的，豐富的，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內心世界更豐富的，它也許太廣闊了，使我的整個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無限的擴展；在這樣豐富的狀態中，有一些時刻（那是從我們一起生活以來便出現的）我覺得，在我的內心深處似乎有一種頭髮那麼細的東西在攪亂我的心靈，但不久一切又歸於平靜了。」 在另一封信中，納塔利婭又寫道：「這不滿足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它給撇在一邊，它在尋找另一種同情，而在黑爾韋格的友誼中找到了它。」 我覺得這還不夠，於是又給她寫道：「不要迴避對內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尋找託詞，詭辯不能使你擺脫漩渦——它還是會把你捲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種新的音調，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憂鬱的音調，是另一種……現在一切還在我們手裡……我們要有勇氣徹底解決它。想想吧，在我們把困惑我們心靈的秘密形諸語言以後，黑爾韋格必然成為我們的和聲中一個錯誤的音符，否則便是我。我準備帶著薩沙前往美國，然後看看情況究竟怎樣……我會難受，但我要儘量忍耐；在這兒我會更難受，而且無法忍耐。」 她用恐怖的號叫回答了這封信；與我分離的思想從未在她頭腦中出現過。「你怎麼啦！……怎麼啦！……我，我與你分開，這怎麼可能！不，不，我要來找你，馬上來找你——讓我收拾一下行李，過幾天就帶孩子們到巴黎來。」 從蘇黎世動身那天，她又寫信道：「正如在暴風雨中觸礁之後，我又要回到你的身邊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國，充滿著信心，充滿著愛。但願你的心情也像我現在一樣！我會比什麼時候都幸福。我還是那麼愛你，但是對你的愛我已有了更深的認識；生活的賬全部結清了——我不再期待什麼，不再指望什麼。那些誤會！——我感謝它們，它們向我說明了不少事，而它們本身卻會過去，像烏雲一般消失。」 我們在巴黎的會面並不愉快，但是貫穿著一種感覺，就是我們真誠而深刻地意識到，風暴不能真正拔起我們深入地底的樹根，要我們分開是不容易的。 在當時漫長的談話中，我發現了一件事，它使我驚訝，我研究了幾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對的。儘管還保留著對黑爾韋格的熱烈同情，納塔利婭對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蠱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輕鬆，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覺得他的靈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無邊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這裡尋找支持和保護。 我和納塔利婭的通信談些什麼，黑爾韋格一無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對他不利。確實，除了其他，我對他非常不滿。埃瑪在掙扎，啼哭，儘量向他討好，替他弄錢，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錢。他給我的信還保存著，它們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獨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著眼淚責備我對他冷淡，懇求我不要拋棄他，沒有我，沒有以前那種充實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詛咒誤會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瑪）的干預；他渴望開始新的生活——在遙遠的地方，與我們在一起；他又稱我是他的父親，他的兄長，他的孿生弟兄。 對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調子：「想想吧，你可能開始新的生活嗎？可能脫胎換骨……戰勝腐朽的文化帶給你的邪病嗎？」有兩次我還提到了阿樂哥，老茨岡人對他說：「離開我們吧，驕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為了你自己！」60 他用責備和眼淚回答我的信，但並未透露什麼。他在1850年寫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幾次談話，成了駭人的揭發材料……揭發什麼？欺詐，狡猾，虛偽？……不，如果那樣，那就不稀奇了——應該說，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譴責的西歐人那種精神退化的兩面作風。我時常思考我們這齣悲劇中的各個細節，總不免感到詫異，這個人怎麼沒有一次，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直接的內心活動，暴露過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與我坦誠相見，怎麼還想方設法，要與我越來越接近，在談話中接觸到心靈中那些神聖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懷坦白、毫無隔閡才能接觸到，不致引起褻瀆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懷疑後，不僅依然保持緘默，還變本加厲，要我確信他的友誼；與此同時，他又用他的絕望加緊了對那個給他弄得心亂如麻的女人的進攻；他一方面用消極的沉默繼續欺騙我，另一方面又懇求她（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不要用不謹慎的言語使他失去我的友誼——這樣，從這個時候起，他走上了罪惡的道路。 罪惡！……是的……後來的一切災難不過是它不可避免的後果——這些災難是不會由於死亡而了結，也不會由於悔恨而終止的，因為它們不是懲罰，只是後果；它們會傳到下一代——已經做過的事是鐵面無情，無法消滅的。懲罰可以贖罪，使一個人與自己、與別人和解，悔恨也能贖罪，但後果會沿著自己可怕的道路發展。為了避免它們，宗教發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驅逐出巴黎後，差不多同時埃瑪也被驅逐了。我們打算在尼斯（當時它屬於義大利）住一兩年，埃瑪也到了那裡。過了一段時候，也就是將近冬天，我的母親也不得不來到尼斯，黑爾韋格與她一起來了。 為什麼我和納塔利婭去的正好是那個城市？這問題在我和別人的頭腦中都出現過，實際上它無足輕重。且不說無論我到哪裡，黑爾韋格都會跟蹤而至，即使不是這樣，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麼用，它們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爾韋格來了以後，兩三個星期一直裝出一副絕望到了極點的維特61的神氣，而且那麼明顯，以致一個路過尼斯的俄國醫生相信他馬上要發瘋了。他的妻子總是眼淚汪汪的——他對她的態度非常粗暴。她在納塔利婭的房間裡一哭就是幾個鐘頭，兩人都相信，他隨時都會投海自盡，或者用手槍打死自己。納塔利婭臉色蒼白，神態惶惶不安，舉止重又變得焦急煩躁，甚至在對孩子的態度上也表現了出來，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內心的緊張活動。 還沒有說出一個字，但是從表面的平靜中，一個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漸逼近，它像樹林邊上出現的兩點亮光，一會兒消失，一會兒顯現，這證明一隻野獸正在走來。一切在迅速奔向結局。然而奧莉加的誕生推遲了它的到來。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納塔利婭給我看一幅水彩畫，那是她向畫家居約63定購的，畫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裡孩子們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納塔利婭本人站在平台的遠處。我以為這畫是給我的，但納塔利婭說，這是她想送給黑爾韋格的新年禮物。 我很不高興。 「你喜歡它？」納塔利婭問。 「我非常喜歡這幅水彩畫，」我說，「如果黑爾韋格不介意，我要照樣定購一幅。」 從我蒼白的臉色和口氣，納塔利婭明白，這些話是挑戰，也是內心強烈激動的證明。她瞧了我一眼，淚水湧上了眼睛。 「那麼你就拿去吧！」她說。 「笑話，我不會這麼做。」 我們沒有再談什麼。 1851年的新年我們是在我母親那兒度過的。我心裡氣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邊，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時講些尖酸刻薄的笑話。福格特哈哈大笑，黑爾韋格卻悶悶不樂地望著我，皺起了眉頭。他終於明白了。為新年祝酒後，他舉起酒杯說道，但願「未來的一年不致比過去的一年壞」，他全心全意希望這樣，但沒有把握，相反，他覺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潰，毀滅」。 我沒有作聲。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我以前寫的小說《誰之罪》，讀了柳邊尼卡的日記和最後幾章。難道這是我的命運的預言，正如奧涅金的決鬥是普希金的命運的預兆？……但內心的聲音對我說：「你算得什麼克魯采費爾斯基，他又怎麼比得上別利托夫64——他身上哪裡有一點高尚真誠的影子，我又怎麼會含著眼淚犧牲自己？」我相信納塔利婭只是一時受了迷惑，因此我更加認為，我應該與他周旋到底，我不能讓他把我從她心中趕走。 ……事情正如我所預料的，納塔利婭主動提出要和我談談。在水彩畫事件，以及我母親家的新年宴會以後，這再也不能拖延了。 談話並不順利。我們兩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麼站得高了。她有些為難，怕我出走，也怕他離開，想獨自回俄國住一年，又遲疑不決。我看到了動搖，看到他的自私將會毀滅她——她沒有力量反抗。我開始對他的沉默感到憤怒。 我複述了我的話：「我再一次把我的命運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請你權衡一切，考慮一切。我還準備接受你的任何決定，準備等待一天，一個星期，只希望你的決定是最後的決定。」我說：「我覺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後限度；我還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長期這麼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著眼淚說，「這叫我受不了。」這樣的話她不是輕易說的。「應該走的是他。」 「納塔利婭，不要急，不要急於作出最後的決定，因為這必須是最後的決定……多考慮考慮吧，隨你考慮多久都可以，但必須給我一個確切的回答。我無法忍受這樣反覆不定……我給弄糊塗了，變得束手無策，快發瘋了……你要怎麼辦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乾脆一些……」 這時我母親帶著科利亞來了，邀我們去芒通65玩。我們出去坐車，發現少一個座位。我向黑爾韋格指指座位。他平時從不客氣，這時卻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關上了車門，吩咐車夫：「走！」 只剩了我們兩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壓著一塊石板，他也沒開口，臉色白得像紙，避免接觸我的目光。為什麼我不對他直說，也不從岩石上把他推進海里？我心神不定，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向我談詩人的痛苦，說生活這麼不合理，以致詩人到處給人帶來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問他讀過喬治·桑的《荷拉斯》嗎？66他說他不記得了，我勸他讀一下。 他便上維斯康第的書店去買書了。我與他從此沒再見面！ 到六點多鐘，大家準備用餐時，他沒來。他的妻子走進屋子，眼睛哭得紅紅的。她說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作聲。我覺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進她的胸口。 他關在樓上自己的房間裡。這是裝模作樣，自絕於人，我對他沒有責任。最後，外人走了，孩子們也睡了，我們又剩了兩人。納塔利婭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裡踱來踱去；我覺得頭腦發漲，喘不出氣。 「他要走了！」她終於說。 「照我看這完全沒有必要——該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你不怕後悔嗎？聽我說，救救我們大家。只有你能做到這一點。他完了，精神徹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對他意味著什麼；他那失去理性的愛，失去理性的友誼，還有他意識到的他對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壞的……因此他希望走，從我們面前消失……但完全沒有必要使事情變得更複雜，否則他離自殺就不遠了。」 「你相信嗎？」 「我相信。」 「他自己這麼說的？」 「是的，還有埃瑪。他把槍都擦過了。」 我哈哈大笑，問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槍？他應該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髒了。不過你告訴埃瑪，我可以擔保他決不會死，我願意接受他的人壽保險，多少數目都行。」 「當心，不要為你的取笑後悔。」納塔利婭說，愁容滿面地搖搖頭。 「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去勸他別走。」 「這一切還能有什麼結果？」 「結果嘛，」我說，「很難預料，更難避免。」 「我的天！我的天！孩子們，可憐的孩子們，他們怎麼辦？」 「應該早些想到他們！」我說。 這當然是我說過的最殘忍的話。我太氣憤了，不能合乎情理地明白這句話的意義；我覺得胸口和頭腦似乎在抽搐，也許我不僅能說出殘忍的話，還能幹出流血的行為呢。 她窘得無地自容。沉默降臨了。 過了半小時67，我決心把苦杯喝乾，向她提出了幾個問題，她作了回答。我覺得再也忍耐不住；報復、嫉妒、被侮辱的自尊心，形成了一股瘋狂的怒火，把我吞沒了。審問和絞架變得不再可怕——我的生命在我眼裡已分文不值，這是干出駭人聽聞的瘋狂行為的主要條件之一。我一言不發，站在客廳的大桌子前面，兩手合抱在胸口……我的臉大概完全變形了。 沉默繼續著——我驀地抬頭一看，嚇了一跳：她的臉變得死一般蒼白——白中帶青，嘴唇沒一點血色，嘴半張著，不斷翕動；她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用暗淡的、迷惘的眼光望著我。這苦難重重的表情，這無聲的悲痛，一下子使我那無法控制的感情鎮靜了，我變得可憐她，眼淚淌下了我的面頰，我準備跪在她的腳下，請求寬恕……我坐在沙發上，她的旁邊，握起她的手，把頭靠在她肩上，開始用輕輕的、親昵的聲音安慰她。 我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我覺得我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成了劊子手……這有必要嗎？這是對一個朋友的幫助嗎？這是同情嗎？我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到哪兒去了，居然可以一怒之下，為了嫉妒，這麼折磨一個不幸的女人，變成了藍鬍子拉烏爾這樣的角色！ 過了幾分鐘，她才說了句什麼，才能開口，然後她突然抽抽搭搭撲在我的脖子上；我讓她在沙發上躺下，她已經精疲力竭；她能說的只是：「不要怕，我的朋友，這是有益的眼淚，感動的眼淚……不，不，我永遠不與你分開！」 由於激動，由於痙攣性的啼泣，她合上了眼睛——她暈過去了。我把花露水灑在她的頭上，擦她的太陽穴，她安靜了，睜開了眼睛，握住我的手，進入了半睡眠狀態；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我一直跪在她旁邊。她睜開眼睛時，遇到了我那悲戚而平靜的目光——眼淚仍在我的臉頰上滾動，她朝我笑了笑…… 這是轉機。從這時起，強大的魔力減弱了——毒藥的作用開始變小了。 「亞歷山大，」她好轉一些以後說道，「讓事情了結吧，你要向我起誓（我需要這樣，否則我沒法生活），向我起誓，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情況下結束一切，想想孩子吧……想想沒有你和我，他們會變得怎樣……」 「我向你保證，我會盡力做到一切，防止各種衝突，作出巨大的犧牲，但是我有一個條件：他明天必須離開這兒，嗯，至少到熱那亞去也好。」 「這可以辦到。讓我們開始新的生活，一切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 我緊緊擁抱了她。 第二天早上，埃瑪來找我。她披頭散髮，眼睛紅腫，非常難看，身上穿一件罩衫，腰裡束一根帶子。她滿臉傷心的樣子，慢慢走到我跟前。換了別的時候，我對這種德國式鬧劇表演會哈哈大笑。現在我沒有心思笑。我讓她站著，完全不想掩飾我不歡迎她的光臨。 「您有什麼貴幹？」我問。 「是他要我來找您的。」 「如果有事，」我說，「您丈夫可以親自來，難道他已經自殺了不成？」 她把雙手合抱在胸前。 「您是他的朋友，居然講這種話？想不到您會這樣！難道您還不了解在您眼前演出的這場悲劇？……跟她的分手和跟您的決裂，都使他柔弱的身體支撐不住。是的，是的，跟您的決裂！……他為他帶給您的煩惱整天啼哭，他要我向您轉告，他的生命聽候您的發落，他要求您殺死他。」 「好一齣喜劇！」我說，打斷了她的話，「嘿，誰會用這種方式請人殺死他，尤其是通過自己的妻子。這只是庸俗的鬧劇中的玩意兒，我討厭它們——我不是德國人……」 「赫爾岑先生……」 「黑爾韋格太太，為什麼您要擔任這麼難辦的差事？您可以料到，您不會從我這兒聽到愉快的答覆。」 「這是命中注定的災難，」她停了一會兒說，「對您和我同樣不幸……但是您瞧，您的憤怒和我的忠誠，這多麼不同……」 「太太，」我說，「我們扮演的角色不同。請不要拿它們作比較，否則您難免會臉紅的。」 「我永遠不會臉紅！」她發怒道。「您不知道您在說什麼。」然後又道：「我要帶他走，在這種狀況中他已不適宜留下，您的願望會得到滿足。但是在我眼裡，您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我非常尊敬的人，那個被我當作格奧爾格最好的朋友的人了。是的，如果您是那個人，那麼您就應該跟納塔利婭分開——放她走，也放他走，我可以留在這兒照料您和您的孩子。」 我大笑起來。 她的臉色和聲音都氣呼呼的，懊喪和憤怒使她不住哆嗦，她問我道：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您要在嚴肅的問題上開玩笑？」我對她說。「不過夠了，這是我的最後通牒：您立刻親自找納塔利婭單獨談談，如果她想走，就讓她走，我不會妨礙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一點（請您原諒），那就是您不必留在這兒；家裡的事我自己會安排。但是聽著：如果她不想走，那麼我跟您的丈夫在同一幢房屋裡居住，這已是最後一夜；我們不能同時活著待在這裡，多一夜也不成！」 過了一小時，埃瑪回來了，板起了臉通知我，那聲音似乎想說：「這是你的粗暴壓力造成的結果！」 「納塔利婭不走，她出於自尊心，扼殺了一個偉大的生命，但是我會拯救他！」 「是嗎？」 「是的，我們一兩天就走。」 「怎麼一兩天？這是什麼意思……我說的是明天早上，您忘記我的條件了嗎？」 （我重複這些話，不是要改變我對納塔利婭的諾言，只是我完全相信，埃瑪會把他帶走。） 「我想不到您會這樣，我看錯了人，真糟糕。」這個乖僻的女人說完就走了。 現在她的外交使命容易辦了——過了二十分鐘，她又來通知我，他一切都同意：同意走，也同意決鬥，然而同時他吩咐她轉告我：他起誓決不朝我的胸口開槍，只準備死在我的手下。 「您瞧，他總是跟我們開玩笑……要知道，法國國王68也只是由劊子手，不是由好朋友來行刑的。好吧，那麼你們明天動身？」 「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們還什麼也沒準備。」 「一夜工夫可以準備好一切。」 「護照還得辦理簽證。」 我按了鈴，羅卡進屋了，我對他說，埃瑪太太請他立刻替他們辦一下去熱那亞的簽證。 「可我們還沒預備好路費呢。」 「到熱那亞要用多少錢？」 「六百法郎。」 「我會給你們的。」 「我們還欠了這兒店鋪一點錢。」 「大約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用擔心；好啦，一路平安！」 這樣的口氣叫她受不了。自尊心幾乎是她最重要的感情。 「為什麼您這麼跟我講話？」她說，「您沒有權利恨我，也沒有權利瞧不起我。」 「那麼除了您，我是有這權利的？」 「不，」她說，又掉眼淚了，「不，我只是想說，我曾經像姐妹一樣真心愛過您；我不希望離開的時候不跟您握握手，我尊敬您，也許您是對的——但您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如果您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誰叫您甘心一輩子當奴隸呢？」我對她說，伸出了手；這個時刻我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您活該得到這樣的命運。」 她一扭身走了，用手掩住了臉。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一輛長途馬車裝滿了各種箱籠物品，載著詩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前往熱那亞了。我站在打開的窗口，可是他一下子溜進了車廂，我連他的影子也沒看見。她跟廚子和使女握手告別後也上了馬車，坐在他旁邊。資產階級的出門，我看恐怕沒有比這次更丟臉的了。 納塔利婭情緒很不好，我們兩人一起坐車到城外散心，但並不愉快；創口還沒癒合，仍在流血。回到家中，我們遇到的第一個人是黑爾韋格的兒子戈拉斯，孩子九歲，很淘氣，還會偷東西。 「你從哪裡來的？」 「從芒通來。」 「出了什麼事？」 「這是媽媽給您的條子。」 她寫道（好像我們中間什麼也沒有發生）：「親愛的先生，我們得在芒通停兩天，旅館的房間太小，戈拉斯妨礙格奧爾格，請您允許他在您那兒待幾天。」 這麼不知趣實在叫我吃驚。同時埃瑪還寫信給卡·福格特，要他去商量事情——這樣，她把局外人拉了進來。我請福格特把戈拉斯帶走，告訴他們這兒沒有地方住。 埃瑪又通過福格特捎話給我道：「我們的房間還有整整三個月的租期，我可以支配它們。」 這完全不錯，但房租是我付的。 確實，這齣悲劇跟莎士比亞的作品一樣，除了驚心動魄的聲音，除了隨著生命的消失、最後一點火星的熄滅和思想的終止而來的呻吟以外，還有市場上的爭吵聲、粗俗的笑聲和小販的詐騙活動。 埃瑪有個使女叫讓妮特，是法國普羅旺斯省人，生得漂亮，也很正派，她還得在這兒留兩天，以便帶了他們的物品搭輪船去熱那亞。第二天早上，讓妮特輕輕推開門問我，她是不是可以進來跟我單獨談談。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我想她大概是要些錢，我準備給她。 這個善良的普羅旺斯女人把臉漲得通紅，噙著眼淚，把埃瑪在一些店鋪里欠下的各種賬單遞給了我，又說道： 「太太還吩咐我辦一件事，可我覺得不先問您一聲，無論如何不能這麼做。事情是這樣的，太太要我在店裡採購各種物品，然後把它們統統加在這些賬單上。我不跟您說一聲，不敢這麼做。」 「您這麼辦很對。她要您買什麼呢？」 「這是單子。」 單子上開列著幾匹麻布，幾打手帕和大批小孩的內衣。 據說，愷撒可以同時讀文件、寫字和口授命令，這個女人一定也有同樣充沛的精力：當家庭瀕臨毀滅，薩圖恩69的鐮刀的冰冷刀鋒已快接觸到人們的時候，她還能考慮怎樣不費分文弄到麻布和孩子的襪子。德國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五 我們又單獨在一起了，但這已與以前不同——一切帶上了暴風雨的痕跡。信任與懷疑，厭倦與焦躁，煩惱與憤怒折磨著心靈。特別令人痛苦的是生活的線斷了，那種神聖的無牽無掛的心情消失了，生活不再顯得輕鬆愉快，世上似乎已沒有不可動搖的事物。既然發生了那一切，那麼什麼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回憶使我對未來不寒而慄。好幾個晚上我們孤零零地走進餐室，可是什麼也沒吃，也沒講一句話，然後一邊拭淚，一邊離開餐桌，眼看著好心的羅卡板著臉，一邊搖頭，一邊收拾菜盤。空閒的日子，失眠的夜……愁悶，煩惱。我變得什麼酒都喝：威士忌，白蘭地，老培勒；夜裡我一個人喝，白天我與恩格爾松70一起喝，而這都是在尼斯那樣的氣候中。俄國人的借酒澆愁，確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壞。酒後的酣睡，總比煩惱的失眠好，翌日早上酒醒後的頭痛也比空著肚子愁眉不展好。 黑爾韋格寫了一封信給我，我沒看便丟開了。於是他一封接一封的給納塔利婭寫信，後來又給我寫了一封信——我把原信退回了。我為這事發愁。現在應該是深刻反省的時期，平靜和避免一切外界干擾的時期。可是有了這些信，還談得到什麼平靜，什麼與外界隔絕？這個人裝得瘋瘋癲癲的，不僅威脅要自殺，甚至說要不惜犯罪殺人。例如，他寫道，有時他簡直瘋了，他想殺死自己的孩子，把他們的屍體丟出窗外，然後帶著他們的血跡來見我們。在另一封信里又說，他要來當著我的面自殺，告訴我：「這都是你造成的，你把一個這麼愛你的人逼上了絕路！」與此同時，他又懇求納塔利婭設法使我與他和解，並作為自己的意見，建議請他擔任薩沙的家庭教師。 他十多次提到了上膛的手槍，可是納塔利婭卻相信這一切。他說他只要求她為他的死祝福；我勸她寫信告訴他，她終於同意了他的話，相信除了死沒有其他出路。他回信道，她這些話來得太遲了，目前他已改變了主意，他覺得他沒有足夠的力量實行這件事，但是既然大家拋棄他，他要遠走埃及，離開大家。這封信使他在納塔利婭眼裡的地位一落千丈。 這以後，奧爾西尼從熱那亞來了；他一邊笑，一邊講這對夫婦打算自殺。奧爾西尼得悉黑爾韋格在熱那亞以後便去拜訪他們，正好遇到黑爾韋格在大理石堤岸上散步，後者告訴他，他的妻子在家，他便去看她。她一見面就對他說，他們決定用絕食的辦法自殺，這是他為自己選擇的方式，但她希望分擔他的命運，她要求奧爾西尼照料戈拉斯和埃達。 奧爾西尼驚奇得愣住了。 「我們已有三十個小時沒吃東西，」埃瑪繼續道，「請您勸他吃點什麼吧，免得人類的偉大詩人夭折！」她抽抽搭搭地哭了。 奧爾西尼走到平台上瞧了一會兒，馬上帶回一個好消息：黑爾韋格正站在街角上吃薩拉米熏腸。埃瑪高興極了，立刻按鈴，吩咐僕人給她端一缽子肉湯來。這時丈夫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一句沒提薩拉米熏腸，但是桌上的肉湯卻是無法掩飾的。 「格奧爾格，」埃瑪說道，「我聽奧爾西尼說，你在吃東西，我太高興了，決定也叫僕人把肉湯端來。」 「我覺得噁心，便吃了一小塊薩拉米熏腸；不過這實在沒有意思，餓死太痛苦了，我還是服毒的好！」於是便開始喝湯了。 妻子抬頭看看天空，又看看奧爾西尼，似乎在說：「您瞧，沒有法子救他。」 奧爾西尼現在死了，但他講的這件事，還有幾個證人活著，例如，卡·福格特，莫爾蒂尼·卡爾·埃德蒙。 這些花招把納塔利婭弄得很尷尬。她為他蒙受了恥辱，我也為他蒙受了恥辱，這使她感到很痛苦。 春天黑爾韋格前往蘇黎世，把妻子打發到尼斯來（這又是沒有禮貌、不合情理的行為）。發生了那一切以後，我只想休息。我利用入瑞士國籍的機會與恩格爾松去了巴黎和瑞士。納塔利婭寫給我的信是平靜的，心情仿佛輕鬆了一些。 回來的路上，我在日內瓦遇到了薩佐諾夫。他與我一起喝酒時忽然用心平氣和的態度問我，我家裡一切都好嗎？ 「一切都好。」 「要知道我了解全部事實，我問你只是出於朋友之間的關心。」 我吃了一驚，有些哆嗦，默默望著他，但他什麼也沒發覺。這是怎麼回事？我還以為這是秘密呢，可現在突然有一個人在跟我喝酒時談起了它，仿佛這是一件十分平常、無關緊要的事。 「你聽到什麼，從哪裡聽到的？」 「全部事情都是黑爾韋格本人告訴我的。老實對你說，我認為你做得根本不對。為什麼你不放你的妻子走，或者為什麼你自己不離開她？請原諒，這是軟弱，你應該振作精神，開始新的生活。」 「可你為什麼認為她想走呢？難道你相信我可以放他或不放她嗎？」 「你對她施加壓力——當然不是在肉體上，是在精神上。不過我很高興，我發現你比我預料的平靜得多，因此我願意與你開誠布公談談。黑爾韋格離開了你們的家，這是因為，第一，他是膽小鬼，他怕你像怕火一樣；第二，你的妻子向他保證，等你平靜一些，她就到瑞士來。」 「這是最無恥的謊言！」我喊道。 「這是他的原話，我可以用名譽向你擔保。」 回到旅館以後，我仿佛病了，心煩意亂，沒脫衣服便倒在床上，有些像精神錯亂或者快死了。我相信還是不相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說我完全不相信薩佐諾夫的話。 我反覆自言自語道：「好得很，我的詩意生活就這麼給斷送了——斷送在欺騙中，半路上斷送在歐洲人的流言蜚語中了……哈哈哈！……這是他們可憐我，愛惜我，是他們的惻隱之心，好讓我有個喘息的機會，就像鞭打士兵時，發現他脈搏微弱，便趕緊把他送進醫院，認真醫治，以便等他痊癒後繼續執行另一半的鞭打。」我受了欺負，感到委屈和羞恥。 在這樣的心情中，我連夜寫了一封信，這信一定帶有瘋狂、絕望和猜疑的痕跡。現在我為我在背後對她所作的侮辱，為我寫的這封惡劣的信，感到後悔，深深的後悔。 納塔利婭的回信是非常悲傷的。 她說：「我還是死了的好，你的信心動搖了，現在每句話只能使你想起過去的一切。這叫我怎麼辦，怎麼向你證明呀？我除了哭還能怎樣！」 黑爾韋格說了謊。 後來她的信都是溫順而悲痛的，她可憐我，想醫治我的創傷，可是她自己忍受著多大的委屈啊…… 為什麼有人要向我複述這個誹謗呢？為什麼我在罪惡的狂熱中寫了那封信，卻沒有人來阻止我發出這信呢？ 六 海洋之夜71（1851年） 172 ……7月7日至8日的夜裡一點多鐘，我坐在都靈的卡里尼亞諾宮的台階上，廣場上空空蕩蕩，離我不遠有一個乞丐在打瞌睡，一個哨兵慢慢地踱來踱去，一邊哼著什麼歌劇里的一支曲子，槍不時鏗鏘作響……夜是炎熱的，空氣暖和，充滿著西洛可風73的氣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這已經很久沒有了——我又感到我還年輕，渾身是勁，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滿著愛，就像十三年前一樣。我的心跳動著，這是最近這段時間我已喪失了的感覺。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著大衣，站在波瓦爾大街的路燈柱子旁邊等待凱切爾時，我的心跳個不住，今天它還是這麼跳躍著。 現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約會，要會面的也還是那個女人，我等待著，也許還懷著更熱烈的愛情，雖然這愛中已摻雜了憂傷的、陰鬱的調子，但在這個夜裡，我聽不到它的聲音。我路過日內瓦時襲擊過我的悲哀和絕望，經歷了瘋狂的危機以後，現在變得好一些了。納塔利婭那些親切的信充滿著哀怨、眼淚、痛苦和愛，使我恢復了健康。她寫信說，她要從尼斯到都靈來接我，打算在都靈住幾天。她是對的，我們必須再一次互相認識，互相洗淨傷口的血跡，拭乾眼淚，最後明確地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有共同的幸福——為了這一切必須單獨在一起，甚至離開孩子們，而且得在另一個地點，不是在那個環境中，因為那裡的家具、牆壁都可能不合時宜地勾起我們的回憶，在我們耳邊提起已快忘記的話…… 驛車應該在一兩點鐘從滕達山口方向駛來，我在陰森的卡里尼亞諾宮門口便是等它，車子到了離此不遠的地方一拐彎便可看到了。 這天上午我才從巴黎經過塞尼山到達這裡；我在費德爾旅館借了一套寬敞高大、陳設相當漂亮的房間，包括起居室和臥室。我喜歡這種節日的華麗外表，它很合適。我預定了簡單的晚餐，便出外閒逛，等待天黑了。 馬車駛近驛站時，納塔利婭認出了我。 「你在這裡！」她說，從窗口向我點頭。我拉開車門，她撲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緒這麼興奮、愉快，流露了對我的愛和感激，我的頭腦中突然閃過了她信中的一些話：「我這次回來，像輪船經歷了暴風雨、觸礁和災禍以後，回到自己親切的海港中——船雖然百孔千瘡，但得救了。」 一個眼神，兩三句話便完全夠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釋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掛在背上，一隻手挽了她，我們便沿著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館。那兒除了門房，全都睡了。桌上鋪好了檯布，放著兩支還沒點火的蠟燭，還有麵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誰，我們點亮蠟燭，坐在空桌旁邊，彼此瞧著，驀地想起了弗拉基米爾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紗連衫裙或短衫，這是在路上穿的，因為天氣非常熱——我流放回來與她第一次見面時，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結婚禮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臉也流露出提心弔膽、憂慮、沉思和痛苦的明顯痕跡，使我想起她那時的面容。 我們還是原來的兩個人，只是現在我們握手時不再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自以為是，充滿自信，也彼此信任，相信我們的命運會與眾不同了，我們像兩個在生活的洪流中考驗過自己的力量，也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的歷盡坎坷的老兵……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沉重的打擊和不可挽回的錯誤。我們要重新踏上旅途，不咎既往，共同挑起過去的悲慘重擔。在這重擔下，我們的步子不得不更謹慎，但是瘡痍滿目的心靈中仍蘊藏著成熟而穩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由於那可怕的一頁，那內心的痛苦，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歲月、環境、異鄉客地的生活和我們的孩子，已把我們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了。 一切通過這次會見結束了，裂開的傷口又癒合了，不是沒有疤痕，但已變得比以前更牢固——有時斷裂的骨頭便是這麼重又結合在一起的。悲痛的淚水在眼睛裡還沒有干，但它們成了聯結我們的新的紐帶——一種互相憐惜的深刻感情。我看到了她的掙扎，她的磨難，看到她多麼衰弱睏倦。她也看到我多麼軟弱，不幸，受了侮辱，也侮辱了別人，準備犧牲，也準備犯罪。 我們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不能不明白，我們彼此多麼重要，多麼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寫道：「在都靈的那些日子是我們的第二次婚禮，它的意義也許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們終於充分意識到了它的全部責任，把它重又貫徹到了相互的關係中，而這是通過那些痛苦的經歷完成的……」 愛情奇蹟般經受住了這次本可以毀滅它的打擊。 最後幾朵烏雲也逐漸消散了。我們談得很多，很久……仿佛闊別多年之後的重新相逢。當我們從空桌子後起立時，一縷縷曙光早已透過關閉的百葉窗射進屋裡了…… 三天後我們一起經過里維埃拉返回尼斯——熱那亞一閃而過，芒通一閃而過，那是我們時常懷著不同的心情遊覽的地點，最後，摩納哥也過去了，它那天鵝絨似的草坪，天鵝絨似的沙灘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們眼中都那麼親切，像口角後重又見面的老朋友，這裡到處是葡萄園，玫瑰樹叢，酸橙林，大海就鋪展在屋前，孩子們在海濱玩耍……瞧，他們認出了我們，奔了過來。我們到家了。 我感謝命運給了我這些日子，給了我以後的四個月光陰——它們以莊嚴的光輝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後階段。我感謝命運，這個永恆的巫婆把秋季絢麗多彩的花環獻給了註定要作犧牲的人……儘管時間不長，但她把自己的罌粟花和香氣散布到了他們的周圍！ 隔開我們的深淵不見了，大地已連成一片。難道這不就是那隻終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嗎，難道這不就是一度被淚水弄得渾濁的目光嗎？「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過去了，我們依然是那些年輕、神聖、光輝的歲月中的我們！」 她給俄國的一位女友寫道：「……你也許知道那場災難的深度，現在它終於過去了，充滿幸福的另一些時刻來臨了；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全部信念不僅依然完好，而且戰勝了可怕的考驗，沒有喪失新鮮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輝、新的力量開出了花朵。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幸福。」 當然，過去也留下了殘渣，觸動它不能不受到懲罰，這是內心的某種創傷，一種敏感的睡著了的惶恐和苦楚。 過去不是一張可以修改的校樣，它是斷頭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許多東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復原狀的。刀痕像金屬鑄成的，形狀分明，不可改變，像青銅那麼黑黝黝的。通常人們忘記的只是不值得記住，或者不理解的東西。一個人只要忘記兩三件事，某些細節，某個日子，某些話，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氣和力量，而有了它們，他便會像一把鑰匙一樣沉入底。不必像麥克白那樣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74，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譴責，唯有記憶中無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樣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記；這是軟弱，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欺騙。過去有自己的權利，它是事實，應該面對它，而不是忘記它——我們便以一致的步伐朝這目標走去。 ……有時，局外人一句無關緊要的話，眼中偶然瞥見的一件事物，會像刀子一樣划過心頭，於是流出了血，感到無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時我也遇到了驚慌的眼光，它帶著無限的悲痛在向我說：「是的，你是對的，不可能不是這樣，但是……」於是我盡力驅散匯集的烏雲。 和解的時刻是神聖的，我透過眼淚回憶著它…… ……不，這不是和解，這個詞不貼切。文字像現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所有同樣身材的人，然而並不能對每一個人完全合身。 我們不需要和解，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我們使彼此痛苦，但並沒有分開。在最陰暗的時刻，兩人都毫不懷疑的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著。我們與其說像和解的人，不如說像兩個大病之後剛才清醒的人：昏迷狀態過去了，我們睜開有些虛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著。經歷的痛苦記憶猶新，睏倦還能感到，但是我們知道，噩夢已經過去，我們又平安無事了。 ……以前偶爾在納塔利婭心頭出現的思想，現在逐漸占有了她。她希望寫下她的自白書。她對它的開頭不滿，燒毀了那幾頁，只保存了一封長長的信和一小頁紙。75從它們可以看出，銷毀的部分多麼重要……讀了它們，我覺得不寒而慄，仿佛我的手接觸到了一顆痛苦而溫暖的心，聽到了那些無聲的秘密的聲音，它們一直隱藏在深處，只是在意識中剛剛甦醒。從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艱苦的掙扎怎樣轉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樣轉化成思想。如果這作品沒有突然中斷，它可以成為一件珍貴的記錄，一切便不致湮沒在女人含糊其詞的緘默和男人自以為是的保護人態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擊已朝我們的頭頂打來，終於什麼都完了。 2 在無底的海中，在無月的夜裡，永埋在喪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這麼結束了。我們又幾乎單獨在一起了。我的母親帶著科利亞和斯彼爾曼77前往巴黎，在馬·卡78家做客。我們跟孩子們安靜地過著日子。仿佛暴風雨完全過去了。 到了11月，我們收到了母親的信，她即將離開那裡，後來又接到她寄自馬賽的信，信上說，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們搭輪船回來。在她外出期間，我們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邊，屬於聖海倫娜郊區。這幢房子有一個大花園，我們已給母親安排了住處，現在用鮮花布置了一下，我們的廚子和薩沙買了些中國燈籠。把它們掛在牆上和樹上。一切準備好了，孩子們從三時起就沒有離開陽台，到了五點多鐘，一縷黑煙終於從遙遠的海面上升起，過了幾分鐘已可看到輪船，像一動不動的黑點，但在逐漸擴大。一家人開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飛也似的跑往碼頭，我坐上馬車，也向那兒駛去。 我抵達碼頭時，輪船已經到達，幾隻小船靠在它周圍，等待檢疫官員允許旅客下船。一隻小船駛回了浮碼頭，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麼，」我問，「你已經回來了？」 他沒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臉色發青，整個身子都在哆嗦。 「怎麼回事？」我問，「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開了我的目光，「只是我們家的人沒有到。」 「怎麼沒有到？」 「輪船在那兒出了點事，因此旅客沒有全部到達。」 我跳上小船，命令馬上開船。 輪船上鴉雀無聲，迎接我的是一種不祥的哀痛氣氛。船長親自在等我，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著可怕的消息。船長對我說，輪船經過耶爾島和大陸之間的海面時，跟另一艘船相撞，沉進海底了，我的母親便在那船上，他這艘船和另一艘路過的輪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這船上只有兩個年輕姑娘是你們家的。」他說，帶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陰森的沉默中讓開了路。我跟著他，毫無知覺，甚至沒問一句話。在我母親那裡做客的她的侄女，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頭髮濕濕漉漉的；她的旁邊是照料科利亞的使女。年輕姑娘看見我，想坐起身子說什麼，但辦不到，便別轉了頭，嚶嚶啜泣。 「到底出了什麼事？他們在哪兒？」我問，發瘋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她答道，「輪船沉了，我們給撈出水面時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國太太拿衣服給我們換了。」 船長傷心地望著我，握著我的手說道： 「不要絕望，您不妨到耶爾問問，也許還能在那兒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爾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喪魂落魄似的坐車趕回家中；我的頭腦亂極了，心在發抖，我但願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樹木中間出現了亮光，它越來越多，這是孩子們把燈籠點亮了。門口站著僕人們，納塔利婭帶著塔塔，抱著奧莉加也在那兒。 「怎麼你一個人？」納塔利婭平靜地問我。「你至少應該把科利亞先帶來。」 「他們不在，」我說，「他們的輪船出了點事，只得換乘另一條船，那船載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們不在！」納塔利婭喊道。「現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臉色，你的眼睛暗淡，整個臉都變形了。我的天哪，這是怎麼回事？」 「我這就上耶爾找他們。」 她搖搖頭，接著又道：「他們不在！他們不在！」然後默默把額頭撲在我的肩上。我們沿花園小徑走去，沒有講一句話；我送她到飯廳，遇見羅卡時小聲對他道：「行行好，那些燈籠。」他明白我的意思，趕快跑去把它們吹滅了。 飯廳內一切都準備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親的座位前面放著一束花，科利亞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紛紛趕到我們家裡，福格特，泰西埃80，霍耶茨基，奧爾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來了，有的想打聽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還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勸告，不過大多只是廢話。但我不是毫無心肝的，那時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確實深深感動了我。在命運這種不可理喻的打擊面前，人們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間的聯繫。 我決定當夜趕往耶爾。納塔利婭要求跟我同行，我勸她留下了，何況氣候突然變壞，吹起了密史脫拉風81，它冷得像冰，還帶來了暴雨。我得領取法國的入境許可證才能通過瓦爾橋，因此先得找法國領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劇，我與霍耶茨基上包廂見他，這以前皮勒已聽到一些消息，他對我說： 「我無權同意您的要求，但在這種情況下，拒絕意味著犯罪，因此我願意自行負責，給您簽發一張需要通過邊境的證明，請您過半小時到領事館來領取。」 到過我們家裡的十來個人在戲院門口等我，我告訴他們，雷昂·皮勒已答應發給證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為什麼事奔忙。」他們異口同聲說，「其餘的事我們會辦，等拿到證明後，我們給您辦理護照的簽證，同時預定幾匹驛馬。」 我的房東也在這兒，他跑去找馬車；旅館老闆願意免費把馬車借給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點鐘，我在大雨滂沱中出發了。這是可怕的一夜，有時風力這麼大，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剛把人們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幾乎看不見了，但它仍在奔騰和咆哮。我們上了愛斯特勒山，雨變成了雪，馬磕磕絆絆地行走，幾乎在冰上滑倒。趕車的筋疲力盡，幾次冷得支撐不住，我把我帶的一瓶白蘭地給了他，答應給他雙倍驛馬費，只要求他快走。 這是為什麼？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們中間哪一個，或者哪一個還活著嗎？從聽到的一切推測，那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到出事地點找一下，看一下，搜尋一下殘留的物品，會見一下目擊者，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證實的確已經沒有指望，需要做點什麼，而不是待在家裡，我要讓自己平靜下來。 在愛斯特勒山上換馬的時候，我走下馬車，我的心收縮了，我望著周圍的一切，幾乎失聲痛哭，這旁邊不就是1847年我們住過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嗎？我想起了它周圍那些綠葉成蔭的大樹，現在鋪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時一切籠罩在升起的陽光中，而現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義大利的鉛灰色雲層，下面則是白雪皚皚的大地。 那時的情景，那一切細節，仿佛還在眼前，我想起老闆娘用兔肉款待我們，裡邊加了大量蔥蒜，沖淡它的臭味，蝙蝠在臥室中飛來飛去，我在路易莎的幫助下用一塊毛巾驅趕它們，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濕氣流…… 那時我寫道：「從阿維尼翁起，南方的感覺便明顯了。對於一個長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與南方大自然的接觸洋溢著莊嚴的歡樂感——你覺得年輕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這麼明朗，光亮，愉快，富饒。過了阿維尼翁，便得翻越濱海阿爾卑斯山了。我們在月夜登上愛斯特勒峰，下山時太陽已開始升起，綿延不斷的山巒從清晨的霧氣中逐漸顯露，陽光染紅了白得耀眼的積雪的山頂，周圍是一片明朗的綠色，還有鮮花，輪廓鮮明的陰影，參天古木和懸崖峭壁，峭壁上覆蓋著一層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氣清澈異常，令人陶醉，顯得光彩奪目，錚錚有聲，以致我們的話音，鳥的歌唱也比平時響亮。驀地路一拐，從不大的轉角處露出了山麓下一條發亮的緣飾，那便是銀光閃閃的地中海。」82 現在已過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後，我們才趕到耶爾，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長，然後與他和憲兵隊長一起找港務專員。他那兒放著各種撈起的物品，我沒有找到他們的東西。於是我們又上醫院，一個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訴我，他們看到一個老婦人，一個五歲左右的孩子，還有一個年輕人，淡黃頭髮，絡腮鬍子……但看到他們時已到了最後一刻，大概他們像別人一樣也沉入海底了。但這時又出現了問題：這些講話的人雖然也像路易莎和那個使女一樣，記不清自己是怎麼得救的，但他們終究還是活著。 撈起的屍體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們從醫院去到那裡，護士們用教堂的蠟燭給我們照路。地窖里放著一排新釘成的木箱，每隻箱子裡有一具屍體。專員命人把木箱打開，但它們好像都釘緊了。憲兵隊長派憲兵找來了鑿子，然後命令他撬開一隻只蓋子。 這麼檢查屍體簡直使人無法忍受。專員拿著本子，每隻箱蓋打開時，他便操起莊嚴的官腔問一聲：「您能當著我們的面證明您不認識這屍體嗎？」我點點頭，他便用鉛筆勾一下，吩咐憲兵重新蓋上。我們又檢查下一隻箱子。憲兵撬開蓋子，我懷著一種恐懼感瞧了死者一眼，發現這是不認識的面貌時才鬆一口氣，但實際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個人就這麼無影無蹤地消失了，就這麼長埋在海底，聽憑波浪的衝擊。屍體沒有棺木，沒有墳墓，已經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況現在連死者的屍體也沒有。 我什麼也沒找到。一具屍體給了我難忘的印象，這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很漂亮，穿著華麗的普羅旺斯服裝，胸部裸露著（她懷裡本來有個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捲走了），乳汁還滴在胸口。她的臉一點沒有變，那曬黑的皮膚使她顯得像活著一樣。 憲兵隊長不禁說道：「啊，多麼漂亮！」專員沒有搭腔，憲兵關上蓋子後，對隊長說道：「我認識她，這是本地郊區的一個農婦，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讓他等著吧！」 我的母親，我的科利亞和我那善良的斯彼爾曼就這麼無影無蹤地消失了，他們什麼也沒留下。撈起的物品中沒有一塊布是屬於他們的；然而不相信他們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爾，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輪船上。船長是為了安慰我才那麼說的。 在耶爾我聽到有一個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願留在醫院裡，便步行走了，身邊沒有一個錢，神氣像發瘋似的；還有兩個英國少女去找英國領事，她們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這時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車。臨走前，侍者帶我到海邊一塊突出的礁石上，指給我看輪船出事的地點。海水仍在奔騰，咆哮，顯得白茫茫的，還沒從昨夜的風暴中平靜下來；遠處有一個地方似乎特別污濁，像一泓亮晶晶的、較濃的液體。 「輪船載了一批油，您瞧，它還浮在水面上，這便是出事的地點。」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跡便是一切。 「這兒的水深嗎？」 「大約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會兒，早晨非常冷，特別在海邊。密史脫拉風還像昨天一樣刮著，天空布滿了俄國那種秋天的雲。再見！……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跡！ 誰也不知道你們的命運，可憐的死難者們！ 你們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漂蕩， 暗礁碰傷了你們的額角……83 我帶著可怕的確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剛有點起色的納塔利婭受不了這個打擊。從我母親和科利亞遇難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沒有復原。驚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時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幫助，會對我說： 「科利亞，我忘不了科利亞，可憐的科利亞，他一定多麼害怕，他一定多麼冷，那麼多的魚，還有大螯蝦！」 她拿出他的一隻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於是沉默降臨了，生命便在這中間流逝，像水從打開的閘門流走一樣。看到她的煩惱在向神經衰弱症發展，看到她那發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龐，我第一次對能否挽救她產生了懷疑……日子在這種失去信心的痛苦中過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儘管有時還抱著希望，但確實知道死亡已萬難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們是在納塔利婭的床邊迎接它的，她的身體終於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爾松夫婦、福格特和兩三個親密朋友在我們家裡。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鉛一樣壓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淵，都已滾下山坡，再也阻擋不住，改變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聽其自然，任憑一切脫離軌道，掉進茫茫的黑暗中。 十二點鐘照例喝了慶賀的酒，臉上露出勉強的笑容，心裡卻只有死亡和恐怖，誰也不好意思為新年說一句祝願的話。展望未來比回顧過去更可怕。 症狀已很明顯——左邊肋膜發炎。 她在生與死之間度過了十五個可怕的日子，但這一次生命戰勝了。在最危急的時刻我問邦費斯大夫，病人能度過這一夜嗎？ 「毫無疑問。」邦費斯說。 「您談的是真話？請您千萬別騙我！」 「我向您保證，這是真話……」他停了一下，「我保證三天內沒有問題，如果不信，您問福格特好了。」 這違反赫德遜·洛84的意願的復原太好了。 病逐漸痊癒，隨著她的好轉，我們驚慌不安的生活中隱隱出現了一線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復……有一些時刻是令人驚奇的，那是樂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後幾個和音…… 在病情出現轉機的幾天以後，一天清早我回到書房，在沙發上睡了一會兒。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沒聽到有人進屋。醒來時，我發現桌上放著一封信。那是黑爾韋格的筆跡。他為什麼寫信，在發生了那一切以後他怎麼還敢寫信給我？我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於是拿起信，預備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寫著：「內為挑戰書」，我拆開了信。 信是卑鄙無恥的。他說，我對他的誹謗擾亂了納塔利婭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軟弱和我對她的影響，使她背叛了他。最後，他把責任推在她身上，又說命運已在我和他之間作了判決，「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後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認為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結的時候，您曾希望用流血來解決。現在我準備好了，我要求決鬥。」85 這封信是我出生以來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傷的野獸跳了起來，氣得發瘋似的。為什麼這個混蛋不在尼斯？為什麼一個垂死的女人偏在這時躺在走廊對面！ 我用涼水沖了兩三次頭……我下樓找恩格爾松（我母親去世後，他住在她的房間裡），等他的妻子出去後，對他說我收到了黑爾韋格的信。 「那麼他真的給您寫信了？」恩格爾松問。 「難道您知道他要寫信？」 「是的，」他說，「這是昨天聽到的。」 「什麼人說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頭，覺得快發瘋了。我們對這件事始終保持絕對的沉默，連我的母親和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也從不向我提起一個字。恩格爾松與我比別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對他講過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時，他問起我跟黑爾韋格決裂的原因，我才簡單說了一下。在日內瓦，我聽到薩佐諾夫談起這混蛋講的胡話時還十分吃驚。我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我們身邊，在周圍，我們的房門外面，大家都知道這事，還在竊竊議論，我卻以為這是秘密，只有幾個人了解……但是人們不僅知道，還知道我即將收到的信！我們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訴我，兩天以前埃瑪給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說，他要給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從納塔利婭給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丟盡臉皮，哪怕為此必須從孩子們的屍體上跨過去，使我們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後，他給自己的妻子寫道（她把這一切全給福格特、卡爾·埃德蒙和奧爾西尼看了！）：「只有你一個人是清白的，無罪的，你應該做懲罰的天使」，那就是說，應該殺死我們大家。 有些人說，他由於熱戀，由於與我的決裂，由於自尊心受到了損害，已經發瘋了，這全是胡謅。這傢伙從未採取過一個危險的或者不謹慎的行動，他的瘋狂只限於言語，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現在文字上。他的虛榮心受了損傷，對於他，沉默比任何丟臉的事更不好受，我們的生活恢復了平靜，這是他萬難容忍的。小市民正如喬治·桑筆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愛的女人，向他稱作兄長和父親的人報仇；於是他作為德國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風格的鬧劇台詞對你進行恐嚇。 但在他給我寫那封信，給他的妻子寫那些發瘋的信時，他卻在靠路易-拿破崙拋棄的從前的情婦，一個在蘇黎世無人不知的蕩婦86養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錢擺闊氣，坐她的馬車兜風，一起出入大飯店尋歡作樂……不，這不是瘋狂。 「您打算怎麼辦？」最後恩格爾松問我。 「用槍把他像狗一樣打死。他是個膽小鬼，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麼能去？……」 「問題也正在這裡。請您先寫封信給他，對他說，現在不是他向我要求決鬥，而是我要制裁他，我會選擇制裁的方式和時間，但我不會為此丟下生病的女人，他的無禮不值得我理會。」 我照這意思寫信給薩佐諾夫，問他在這件事上肯不肯幫忙。恩格爾松、薩佐諾夫和福格特都熱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鑄成了大錯，它給了他藉口，使他後來可以說我接受了挑戰，後來又拒絕決鬥。 拒絕決鬥是不容易的，這需要極大的勇氣，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時代的決鬥觀念在新時代中仍牢不可破，這暴露了我們的時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為了維護貴族的榮譽觀和好戰的虛榮心而樹立起來的這個神聖法則，很少人敢於觸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獨立精神，能夠不受懲罰地蔑視這個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膽怯的指責。 決鬥的荒謬是不用證明的；在理論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劍術教師，誰也不認為這是對的，但在實踐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證明（天知道向誰證明）自己的勇敢。決鬥最壞的方面在於它可以為一切壞蛋恢復名譽——它使他得到光榮的死，或者成為一個光榮的殺人犯。一個人被人懷疑在賭博中舞弊，於是他要求決鬥，仿佛他不怕手槍就不會舞弊。把指責者和賭棍等量齊觀，這是對人的極大侮辱！ 決鬥有時可以成為逃避絞刑架或斷頭台的手段，但在這方面道理也是說不清的，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怕斷頭台的斫刀，但必須不怕敵人的劍鋒，否則便應該受到大家的蔑視。 死刑有個優點，在判刑前必須經過審問，法庭可以判處一個人死刑，但不能剝奪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敵人的權利……決鬥卻是嚴格保密的——它屬於那個好鬥成性的時代的法則，那時手上的血是不大會幹的，以致佩戴殺人武器被認為是高貴的標誌，練習殺人技術也被當作應盡的職責。 只要還是軍人統治著世界，決鬥就不會絕跡；但是我們應該勇敢地提出，讓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是不是繼續向我們所不相信的偶像低頭，還是作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僅敢於與上帝和當權者鬥爭，還敢於向中世紀靠流血決定是非的辦法挑戰。 ……多少人帶著自豪而莊嚴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種種災難，監獄和貧窮，犧牲和勞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後卻由於一個不務正業或卑鄙無恥的小人的狂妄挑釁，死於非命。 這些人犧牲得太不值得了。一個人應該根據一定的原則行事，但這原則必須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麼不論他怎麼勇敢，他只是這個原則的奴隸。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絕決鬥。對我說來，對黑爾韋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體上必要的——我在頭腦中搜索報復的可靠方式，但必須是不致提高他的榮譽的。至於是用決鬥，還是乾脆用刀子達到這目的，對我來說無關緊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給他的妻子寫信道（她照例把它給朋友們看了），儘管發生了那一切，他認為，我還是比我周圍那些笨蛋高出一頭，我只是給福格特、恩格爾松、戈洛溫87那班人帶壞了，只要他能夠與我單獨見面，一下子可以解釋清楚一切；他說：「只有他（也就是我）一個人了解我。」可這封信卻是在他給了我那封信以後寫的！詩人最後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爾岑接受沒有證人的決鬥。我相信我們一開始談話就會互相擁抱，把一切拋到九霄雲外。」想不到決鬥竟是煙幕，它隱藏著一個戲劇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當時可以走開五天或一個星期，我一定會前往蘇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獨自去找他——那麼他就活不到現在了。 在那封信以後，過了幾天，早上九點奧爾西尼來找我。他不知出於什麼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熱戀著埃瑪；我始終不能理解，在這個熱情、純潔、年輕的南歐美男子與那位醜陋而毫無生氣的德國女人之間有什麼共同點。他的清早到來使我大感驚奇。他沒有拐彎抹角，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黑爾韋格的信傳出後，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滿，雙方認識的許多熟人提議對他成立榮譽法庭。同時他替埃瑪辯護，說她完全沒有過錯，除了埃瑪一味寵愛丈夫，對他百依百順，慣壞了他。他說他是證人，可以證明這一切使她多麼痛苦。他說：「您應該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懲罰有罪的人，但也必須給無辜的女人洗刷冤屈。」 我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奧爾西尼很精明，自然明白我不會改變主意，因此不再堅持。 奧爾西尼談到榮譽法庭88時還對我說，他已寫信把整個事件告訴馬志尼，徵求他的意見。這不又是咄咄怪事？互相串聯，草擬判決書，寫信給馬志尼——一切都背著我，可是促使他們這麼做的原因，一星期前還沒一個人敢當著我的面吭一聲呢！ 送走奧爾西尼後，我便拿起信紙，給馬志尼寫信。我現在遇到了一種獨特的韋默法庭89，它自己硬要干預我的事。我給馬志尼寫道，奧爾西尼告訴了我他的信，我怕他沒有完全如實反映情況，因為他從未直接聽我談過這事，我想親自向馬志尼談談，請他提出他的看法。 馬志尼立即回了信。他寫道：「最好保持沉默，不再聲張，但現在您恐怕辦不到了，那麼還是勇敢地站在原告席上，由我們來裁決吧。」 當時我還相信成立這樣的法庭是可能的——這也許是我最後一個幻想。但我錯了，我為這錯誤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在收到馬志尼的信時，我也收到了豪格的信，因為馬志尼（他知道我與豪格很熟）把我和奧爾西尼的信通知了他。自從在巴黎與我初次見面後，豪格一直在加里波第手下當差，在羅馬城外英勇地戰鬥過90。這個人有許多優點，但也有不少幼稚和荒謬的地方。他一直在兵營中做著奧國中尉的好夢，匈牙利人的起義和維也納的街壘從夢中驚醒了他。他拿起了武器，但不是攻打人民，而是站在人民一邊。這轉變太突然了，顯得有些不自然和不成熟。他富於幻想，又有些孟浪，然而光明磊落，忠誠不渝，自尊心強烈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他既是大學生，又是軍官學校學生，還是陸軍中尉。他真心實意地愛著我。 豪格在信上說，他馬上到尼斯來，要求在他來以前我什麼也別干。「您拋棄祖國，像弟兄一樣來到我們中間；不要以為我們會允許我們的任何人在用誹謗幹了一系列背叛行為以後會不受懲罰，允許他用狂妄的挑釁掩蓋那一切。不，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相互包庇。夠了，俄國已經有一個詩人倒在西歐冒險家的槍彈下91，我們不會讓俄國的革命家也這麼倒下！」 我給豪格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這是我的第一篇自白，我向他講了發生的一切，準備等他到來。 ……與此同時，在臥室中，一個偉大的生命經歷了與病魔，與可怕的預感的生死搏鬥，已剩了奄奄一息，生命之火即將熄滅。我白天黑夜都是在病床旁邊度過的——她喜歡我給她服藥，替她調製橙汁飲料。夜裡我生起了壁爐，當她平靜地入睡後，我又萌發了救活她的希望。 但是有的時候苦惱是無法忍受的……我感到她的手又燙又瘦，我看到她的目光憂鬱而消沉，帶著祈求和希望瞧著我……我聽到的是可怕的話：「我只得丟下孩子了，他們會成為孤兒，一切都完了，你別指望了……為了孩子，你把一切丟開吧，不要再為受到的侮辱操心，讓我來，我來保護你——給你洗刷得清清白白，只要我的身體能好一點……但是不成，不成了，我不會復原了。不要丟下孩子們！」於是我一再向她重複我的保證。 在一次這樣的談話中，納塔利婭突然對我說： 「他寫信給你了？」92 「是的。」 「把信給我看。」 「為什麼？」 「我想知道他還會對你怎麼說。」 她提到了信，我幾乎有些高興——我極想知道，他講她的話有幾分是真的。我永遠無法提出這問題，但現在她自己談到了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因為每逢我想到，一旦她的嘴閉上了，我的懷疑還是存在，也許還會增加，便不寒而慄…… 「我不想給你看信，不過你告訴我，你有沒有說過類似這樣的話？……」 「你怎麼會這麼想？」 「這是他寫的。」 「我簡直不能想像，他會親筆寫出這種話。」 我把信折起一隻角，露出那一段給她看……她看了一眼，停了一會兒才傷心地說道：「卑鄙！」 從這時起，她的蔑視變成了憎恨，以後她再沒說過一句寬恕他的話，也沒有表示過一點原諒他的意思。 這次談話後過了幾天，她給他寫了下面這封信： 「您的迫害和您的卑鄙行徑，使我不得不再一次當著證人的面，把已向您寫過多次的話重複一遍。是的，我受到的迷惑很深，以致看不清一切，但是您離開以後，您那種背信棄義的性格，那種猶太人的卑鄙性格，那種肆無忌憚的自私心理，已露出了全部醜惡的面目，然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亞歷山大的正直和忠誠卻在與日俱增。我那不幸的迷戀只是成了一個新的台座，使我對他的愛在那上面變得更高了。您想朝這台座扔污泥，但是您什麼也做不到，我們的結合是牢不可破的，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不可動搖。您的誣衊，您對一個女人的誹謗，只能引起亞歷山大更大的鄙視。您這些卑鄙的做法只是玷污了您自己。您那種信誓旦旦的所謂對我的意願的無條件尊重，對孩子們的熱愛，都到哪兒去了？曾幾何時，您不是還在說，您寧可從地面上消失，也不願給亞歷山大帶來一分鐘的痛苦嗎？我不是經常對您說，我一天也不會與他分開，如果他丟下我，甚至死了，我也會一人度過這一生嗎？……至於我允諾過什麼時候再與您見面（確實，我這麼講過），那只是出於當時對您的憐憫，我希望合乎人情地與您分手，現在您的作為使我無法履行這諾言了。 「從您離開的一天起，您就開始折磨我，一會兒要我允諾這個，一會兒要我允諾那個。您說只要能給您最微弱的希望，您願意走開幾年，到埃及去。當您看到不能如願時，又提出了一連串荒謬的、不可能實現的、可笑的要求，最後甚至用公開一切威脅我，指望我與亞歷山大終於鬧翻，指望迫使他動手殺您，與您決鬥，最後還威脅要不惜一切，甚至犯法也不怕！這些威脅對我已不起作用，因為您講得太多了。 「我向您再說一遍我最後一封信上的話：『我仍要留在我的家裡，我的家就是亞歷山大和我的孩子們』，如果我不能留在這裡作母親和妻子，我也要作為保姆，作為僕人留在這裡。『我與您之間沒有任何橋樑』。您使我甚至對過去也厭惡了。 納·赫 1852年2月18日於尼斯」 過了幾天信從蘇黎世退回了，黑爾韋格沒有拆閱便原件退回，它是掛號的，蓋了三個戳子，現在只是信封上多了幾個退信的字。 納塔利婭說：「既然這樣，應該念給他聽。」 她把豪格、泰西埃、恩格爾松、奧爾西尼和福格特請來，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我多麼希望為亞歷山大辯白，但我不能起床，怎麼辦得到呢？也許我這病不會好了，請你們讓我安心死去，相信你們會完成我的遺願。這個人把信退回了，我希望你們中間誰能在有證人的場合把信念給他聽。」 豪格握住她的手，說道： 「只要我還活著，您的信一定會念給他聽。」 這個簡單而強烈的行為感動了所有的人，連懷疑分子福格特離開時也像狂熱分子奧爾西尼一樣激動。奧爾西尼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始終保持著對她的尊敬。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857年末他動身去巴黎前，他懷念地想起了納塔利婭，也許還隱藏著一點責備的意思。其實我們兩人誰也沒有批評過奧爾西尼道德敗壞，言行不一致…… ……一天很晚了，或者不如說深夜，我和恩格爾松悶悶不樂地討論了很久。最後他回他的房間，我上了樓。納塔利婭睡得很安靜，我在臥室里坐了幾分鐘，走進了花園。恩格爾松屋裡的窗子還開著，他心裡煩悶，坐在窗口吸雪茄。 「看來，命運就是這樣！」他說，向我走來。 「為什麼您不睡，要到這兒來？」他問，聲音有些激動、發抖。然後他拿起我的手，繼續道：「您相信我無限愛您，相信我在世上沒有比您更親近的人嗎？把黑爾韋格交給我，用不著什麼法庭，也用不著豪格——豪格是德國人。把為您報仇的權利交給我——我是俄國人……我考慮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但我需要您的信任，您的委託。」 他站在我面前，合抱著手，臉色蒼白，剛出現的朝霞把他照得亮亮的。我非常感動，差一點含著眼淚撲在他的脖子上。 「您也許不信，但我寧可死，寧可從地面上消失，也不能讓這件與我的神聖事業有關的事遭到玷污，只是我不能沒有您的信託。請您坦率告訴我，成還是不成。如果不成，那麼再見吧，讓一切見鬼去，我和您也一刀兩斷！我明天就走，從此不再來往。」 「我相信您的友誼，您的真誠，但我擔心您幻想太多，容易衝動；您能不能實事求是，我不放心。在這兒您跟我比誰都接近，但是我向您承認，我覺得您會惹出事端，害了您自己。」 「那麼照您看，豪格將軍就有實際的才幹啦？」 「我沒有這麼說，但我想，豪格比您實際一些，就像我認為奧爾西尼比豪格實際一些一樣。」 恩格爾松不想再聽什麼，一邊用一隻腳跳舞，一邊唱歌，最後他冷靜了一些，對我說： 「這回您可沒有猜到點子上！」 他把一隻手搭在我肩上，壓低了嗓音說道： 「告訴您，這全部計劃還是您那位全世界最實際的人奧爾西尼跟我一起商量的。好啦，天上的父，祝福我們吧！」 「您能向我保證，沒同我講以前，不採取任何行動嗎？」 「我保證。」 「現在把您的計劃告訴我。」 「這辦不到，至少現在不成……」 沉默降臨了。他想怎麼辦，這是不難明白的…… 「再見，讓我想想，」我說，但不由自主又說道：「為什麼您要跟我談這事？」 恩格爾松明白我的意思。 「該死的軟弱啊！不過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我向您講過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們便分開了。 我為恩格爾松擔心，生怕出什麼亂子，這一定會使病人的身體遭到致命的打擊，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計劃付諸實行。奧爾西尼看到這情形便直搖頭，表示惋惜……這樣，我非但沒有制裁黑爾韋格，還救了他，但當然，這不是為了他，也不是為了我！這裡談不到溫情，也談不到寬容…… 確實，對這個反派英雄談得到什麼寬容或同情呢？埃瑪卻嚇壞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為他談起她的格奧爾格時很不客氣；她又要求卡爾·埃德蒙寫信給黑爾韋格，勸他安靜地待在蘇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則會自討苦吃。我不知道卡爾·埃德蒙寫了什麼——這事不好辦，但是黑爾韋格的答覆非常妙。首先他說，他「不想責怪福格特，也不想責怪卡爾·埃德蒙」，然後又道，他和我之間的紐帶是被我掐斷的，因此一切都應該由我負責。他談到了所有的事，甚至還為他的兩面派作風辯護，最後他這麼說：「我甚至不知道，這一切是不是可以稱作背叛？這些無賴還談什麼錢——為了永遠結束這種無聊的指責，我不妨公開聲明，赫爾岑為了我們在這個苦悶的時期里一起度過的那些愉快而歡樂的時刻花費幾千法郎，這是不能算貴的！」卡爾·埃德蒙說道：「講得天花亂墜，漂亮極了，不過這是卑鄙無恥！」 卡爾·埃德蒙給他回了信，他說，對這樣的信應該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這麼辦。 黑爾韋格不再作聲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時間已經坐在安樂椅上，可以自己梳頭了——自從生病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最後，她還可以聽我念書，不覺得吃力了。我們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維利亞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願自己快些痊癒，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從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對夫妻的良心也已發覺，他們已走到人們很少到達的極端，超過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納塔利婭還沒有，也不急於下樓，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樓。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準備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給她定購了一件銀鼠皮斗篷。兩三天前，納塔利婭親自寫或由我代寫了她要邀請的客人名單，除了恩格爾松夫婦，這便是奧爾西尼、福格特、莫爾蒂尼和帕切利夫婦93。 我生日前兩天，奧莉加開始傷風和咳嗽了。城內發現了流行性感冒。夜間納塔利婭兩次起床，穿過臥室到育兒室去。這是溫暖的夜，但起了風暴。早晨醒來，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厲害，到了傍晚便發燒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辦不到：夜裡發燒以後，她變得非常虛弱，病情惡化了。一切剛才露頭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滅了。不自然的咳嗽聲向我們發出了不祥的預告。 納塔利婭怎麼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會。到了兩點鐘，我們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邊坐下，她沒有參加。 帕切利夫人帶來了她丈夫為我作的詠嘆調獨唱曲。這是一個憂鬱、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種悲傷壓在她的心頭，也許那是對貧窮的詛咒，或者她覺得生活許諾給她的應該不僅僅是沒完沒了地教些音樂課，得到一個平凡、軟弱、承認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愛。 在我們家中，她覺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溫暖。她以南歐人的熱情愛著納塔利婭。 便宴結束後，她在病人身邊坐了一會兒，出來時臉色白得像紙一樣。客人們請她唱她帶來的詠嘆調。她在鋼琴前坐下，彈了幾個和音，剛開始唱，突然驚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淚。她把頭撲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生日便這麼結束了。客人們告別時幾乎沒有說一句話。我回到樓上，心裡像壓著一塊石頭。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繼續。 這是葬禮的前奏曲。 而且是兩次葬禮！ 我的生日過後兩個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騎驢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驢子在義大利習慣於夜間爬山，不會失足；這次在大白天，驢子卻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驢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當場便在駭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盧加諾得到這消息的。那麼她也消失了……跟著來吧——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呢？ ……後來一切都籠罩在煙霧中——陰森、迷茫的黑夜降臨了，記憶變得模糊不清，什麼也不記得，也無從敘述；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時期，感覺遲鈍了，不再意識到恐怖、精神的崩潰和體力的可怕掙扎。 家裡一切都變了樣子，顯得特別混亂，沒有秩序，僕人東奔西走，忙亂不堪，而且隨著死亡的即將到來，也出現了新的謠言，新的醜事。命運不再給我的苦丸塗上糖衣，人們也不再憐惜我——據說，好在我的肩膀硬實，讓我挑起這副擔子吧！ 在納塔利婭去世前三天，奧爾西尼捎來了埃瑪給她的一張條子。埃瑪要求她「寬恕一切對不起她的事，寬恕所有的人」。我對奧爾西尼說，這條子不能交給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寫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僅如此，我還在最後一些平靜時刻小聲告訴納塔利婭： 「埃瑪請求你的寬恕。」 她露出了譏諷的笑，沒有回答一句話。她比我更了解這個女人。 晚上，我聽到彈子房裡有人高聲談話——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裡聊天。我走進屋裡，發現大家爭得很熱烈。福格特在叫嚷，奧爾西尼作著解釋，臉色比平時更蒼白。我一去，爭論便停止了。 「你們在做什麼？」我問，相信出了什麼新的問題。 「這樣，」恩格爾松接口道，「談不到什麼秘密，這件事太妙了，簡直像一朵德國的鮮花，我敢打賭，要是哪裡還有這樣的事，我可以用腦袋走路……女騎士埃瑪委託奧爾西尼轉告您，既然您寬恕了她，為了證明這一點，希望您把她寫給您的一萬法郎借據退還她，就是您替他們還債的那筆款子……這價錢太貴了，太貴了！」 奧爾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補充道： 「我認為她發瘋了。」 我取出她的借條，交給奧爾西尼，對他說道： 「請您告訴這個女人，她要的代價太高了；儘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萬法郎！」 奧爾西尼沒有收下借條。 在通往喪事的途中，我還不得不踩過這一片骯髒的污泥。那是什麼，是瘋狂還是罪惡，是墮落還是愚昧？ 這是很難回答的，正如你很難回答，這家人是從瘋人院中逃走的，還是掙脫了拘束衣出來的。 4月29日晚上，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到了。納塔利婭每天都在等她，寫了幾次信請她來，她怕撫養孩子的責任落到恩格爾松太太手裡。她每小時都在等她，我們收到信後，她便打發豪格和薩沙到瓦爾橋接她。儘管這樣，與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的會面使她非常激動。我記得她的聲音多麼虛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聲：「瑪莎！」就再也講不出什麼了。 納塔利婭發病時已經懷孕幾個月。邦費斯和福格特都認為，這種特殊情況對治癒肋膜炎是有利的。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的到來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預料的好，孩子活著生了下來，但體力消耗完了，出現了可怕的虛脫。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嬰孩抱給她，還想召集別的孩子。醫生叮囑過，要保持絕對的安靜。我勸她別這麼做。 「亞歷山大，你也聽他們的話？」她說。「當心，你剝奪了我這個時刻，以後不要後悔；我現在好一些了，我希望親自把嬰兒介紹給孩子們。」 我把孩子都叫來了。 她沒有力氣抱嬰兒，把他放在身邊，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臉色，對薩沙和塔塔說道： 「你們又有了一個小弟弟，你們要愛他。」 孩子們高興地撲上去吻她和嬰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納塔利婭望著孩子們背誦的詩句： 但願有年輕的生命 歡笑在我的墓門之前……94 我望著臨終的母親這莊嚴的一幕，心頭充滿了憂鬱。孩子們走後，我請她別再講話，休息一會兒。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淚奪眶而出，淌下了面頰。 「記住你的保證……啊，想起他們即將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沒有母親，又在異鄉客地，多麼可怕……難道我沒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絕望的目光注視著我。 這種從可怕的絕望到希望的反覆變化，在最後這段時間裡難以形容地撕裂著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漸失去信心的時刻，她握住我的手對我說道： 「不，亞歷山大，不可能這樣，這太沒意思了——我們還要活下去，但願虛弱只是暫時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過，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無比憂鬱而平靜的絕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時候，一切自會走上軌道的。」她說。「現在我不能想像，你們沒有我怎麼過活，孩子們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實他們沒有我也會長大，一切都會照常進行，仿佛向來就是這樣。」 她又說了幾句，談到了孩子們和薩沙的身體；她很高興，他在尼斯強壯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這一點。 「要愛護塔塔，對她必須特別謹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較孤僻。」接著又道：「唉，但願我能活到我的納塔利婭96到達的一天……孩子們睡了嗎？」過了一會兒她問道。 「睡了。」我說。 從遠處傳來了孩子的聲音。 「這是奧莉加，」她說，笑了笑（這是最後一次），「你去看看她怎麼樣。」 到夜裡，她變得非常煩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頭擺得不好，但不論我怎麼放，她還是覺得不舒服，露出煩惱、甚至不滿的神色，改變頭部的姿勢。後來她便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個手勢，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餵她喝橙子汁，裡邊摻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齒咬得緊緊的——這時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後，我拉開了窗帷，頭腦亂極了，我帶著絕望的心情端詳她的臉，發現在幾小時內她不僅嘴唇，連牙齒也發黑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著什麼，那黑色又是為什麼？ 邦費斯醫師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廳中。我下了樓，向福格特談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開我的目光，沒講一句話便上樓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脈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動。 將近中午，她恢復了知覺，又要孩子們來，但沒說一句話。她覺得屋裡太暗，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問我為什麼不點蠟燭（兩支蠟燭已點在桌上），我又點了一支，但她還是看不到，說房裡太暗。 「唉，我的朋友，頭多麼痛。」她說，還說了兩三句什麼。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臉上。我向她說話，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覺，從此再沒恢復…… 啊，再說一句話吧……一句話……難道一切就這麼完了！這種彌留狀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從5月1日正午或一點鐘到5月2日早上七點。多麼殘酷、多麼可怕的十九個鐘頭啊！ 有時她處在半昏迷狀態，明確地表示，她要脫下那件法蘭絨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換連衫裙，但以後便不作聲了。 我幾次開口對她說話，她似乎聽到了，但講不出一個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過了她的臉。她兩次攥緊我的手，這不是痙攣性的，是有意識的——我深深相信這一點。到了早上六點，我問醫生還剩多少時候？「不到一小時。」 我走到花園中叫薩沙。我希望他母親的最後幾分鐘能在他腦海里留下永恆的印象。他隨我走上樓梯時，我告訴他什麼不幸在等待著我們——他從未想到情況有這麼嚴重。他臉色蒼白，幾乎暈倒，跟我一起走進了房間。 「讓我們並排跪下吧。」我說，指指床頭的地毯。 她滿臉都是臨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脫下。幾聲痛苦的呻吟，幾個不連貫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臨終狀態；接著一切沉寂了。醫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記不清開頭髮生了什麼。我衝出屋子，進了大廳，遇見卡爾·埃德蒙，我想對他說話，但從我的胸口發出的是一種我所不熟悉的聲音……我站在窗前，注視著那一望無際的閃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不明白。 後來我想起了那句話：「要愛護塔塔！」我覺得害怕，孩子一定嚇壞了。起先我不讓告訴她什麼，但是這怎麼成呢？我吩咐把她找來，與她關在書房裡，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讓她思想上有所準備，最後才告訴她，「媽媽」死了。她渾身哆嗦，臉上湧起了紅暈，眼淚滾滾而下…… 我帶她上樓。那兒的一切都已變了。死者像活著一樣，躺在堆滿鮮花的床上，她的旁邊便是同一天夜裡死去的嬰孩。房間蒙了白布，到處是鮮花，一切帶有義大利人的優雅風味，它給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層柔和的色彩。 這優美的環境感染了受驚的孩子。 「媽媽在這兒呢！」她說，但是當我抱起她，她的嘴唇接觸到那冰冷的臉時，她發瘋似的哭了。我再也忍受不住，走出了屋子。 過了一個半小時，我又獨自坐在那個窗口，又漫無目的地望著海洋和天空。門開了，塔塔一個人走進屋子來到我面前，偎在我身上，害怕地小聲對我說道： 「爸爸，我懂事了，我沒有多哭。」 我無限心酸地望著這個孤兒。「是的，你應該懂事了。你不能再得到母親的撫慰，母親的寵愛了。它們是什麼也不能代替的；你的心上會留下一塊空白。你不會再感受到人間最美好最純潔的、唯一無私的感情了。你將來也許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誰也不會給你這種感情了，父親的愛怎麼能與母親痛苦的愛相比呢？……」 她完全給鮮花覆蓋著，百葉窗放下了，我坐在椅上，那張坐慣的床邊的椅子上。周圍靜悄悄的，只有窗外的海水在潺潺低語。臉上的黑紗似乎隨著微弱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在輕輕起伏……悲哀和煩惱溫順地平息了——痛苦仿佛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是無憂無慮的、自己也不知道代表誰的紀念像。我依然望著，整夜望著，是的，要是她果真醒來呢？她沒醒。這不是夢，這是死。 那麼這是真的！…… ……地板上，樓梯上，到處撒滿了橘紅色的天竺葵。這香氣到現在還會使我像觸電似的發抖……我想起了一切細節，那每一分鐘，我又看到了掛著白布幔的房間，罩上黑紗的鏡子，她身旁那同樣埋在花叢中的嬰兒的蠟黃身體，他也睡著了，不會醒了，她的額頭冷了，可怕地冷了……我無意地、無目的地快步走進花園，只見我們的弗朗索瓦躺在草地上，像孩子一般哭著，我想跟他說點什麼，可是講不出話，我又跑回那兒。一個不認識的太太全身穿著黑衣服，帶著兩個孩子，輕輕推開了門。她要求允許她念一段天主教的祈禱文，但我甚至準備與她一起禱告呢。她跪在地上，背誦拉丁文的禱詞，孩子們輕輕跟著她念。然後她對我說： 「他們也沒有母親，而父親在遙遠的地方。您參加過他們的祖母的葬禮……」98 這是加里波第的孩子。 ……過了一晝夜，一群群流亡者聚集在我們的院子裡，花園中，他們是來送葬的。福格特和我把她放進棺材。棺材抬走了。我緊緊跟在後面，牽著薩沙的手，心裡在想：「人們給送上絞刑架時也會看到這麼些群眾吧。」 兩個法國人（一個我還記得，那是沃蓋伯爵99）帶著憎恨和嘲笑在街上向我們指指點點，因為我們沒有神父。泰西埃便吆喝他們，我怕鬧事，趕緊做手勢制止他：肅靜是必要的。 棺材上放著一個大花圈，那是用小小的紅玫瑰花編成的。我們每人摘了一朵花，它像一滴血，滴在各人身上。我們走上山崗時，月亮升起了，海面上水波粼粼——它也參與過對她的殺害。她的墓在突入海中的小山坡上，一邊可以望見愛斯特勒，另一邊可以望見科爾尼舍。墓周圍是個花園，它代替了那一床鮮花。 過了大約兩周，豪格想起了她的最後意願和他的保證，打算和泰西埃一起前往蘇黎世。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要回巴黎。大家主張我把塔塔和奧莉加交她帶走，我自己帶了薩沙去熱那亞。我不忍與孩子們分開，但不知怎麼辦，心想也許這真的好一些，既然好一些，那就這麼辦吧。我只要求不要在5月9日（公曆21日）前帶走孩子們，我希望與他們一起慶賀我們結婚的十四周年紀念日。 紀念日過後的翌日，我送她們到了瓦爾橋。豪格陪她們上巴黎。我們望著海關官員、憲兵和各種警察盤問旅客。豪格丟了我送給他的手杖，氣呼呼地到處尋找。塔塔哭了。售票員穿著制服，坐到了趕車的旁邊。驛車朝著德拉吉尼揚方向駛走了，我與泰西埃和薩沙走回橋這邊，坐上馬車，返回我居住的地方。 我不再有家了。隨著孩子們的離開，家庭生活的最後痕跡也消失了——一切都顯得冷冷清清。恩格爾松夫婦過兩天也走了。一半房間空關著。泰西埃和卡爾·埃德蒙住到了我這裡。全家沒有一個女人。只有薩沙以他的年齡和容貌使我想起，這兒還住過一個人……想起有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了！ 附記 ……葬禮後過了五天，黑爾韋格寫信給他的妻子道：「這消息使我深為悲傷，心中充滿了陰鬱的思想；請你馬上把烏戈·福斯科洛100的《塚》寄給我。」 在下一封信中他又寫道101：「現在到了與赫爾岑和解的時候了——我們不和的原因已經消失……只要我見到他，我們面對面站著——他是唯一能夠了解我的人！」 我確實了解他！ 增補 豪格 一天早上在蘇黎世，豪格和泰西埃來到了黑爾韋格住的旅館。他們問他在不在，茶房回說在，他們便命令他立刻帶他們上他的房間，不必通報。 黑爾韋格一見他們，臉色頓時白得像紙，渾身哆嗦，他站起身子，默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的樣子真難看——恐懼的表情把他的臉扭歪了。」後來泰西埃這麼對我說。 「我們是為了實現亡友的意願來找您的，」豪格對他說，「她生前在病床上寫了一封信給您，您藉口它是被迫寫的，不代表她的本意，沒有拆閱便把它退回了。這位故世的朋友委託我和泰西埃·迪莫丹向您證明，這信是她自願寫的，並向您宣讀這信。」 「我不想聽……不想聽……」 「請坐下，聽我念！」豪格說，提高了嗓音。 豪格拆開信，取出了……黑爾韋格親手寫的一張字條。 原來我寄信時特地掛了號，信退回後，我把它交給恩格爾松保管。恩格爾松向我指出，兩個郵戳是重疊的。 「您可以相信，這壞蛋已讀過信，正因為這樣才把它退回。」他說。 他把信舉在蠟燭光前照給我看，信封內有兩張紙，不是一張。 「誰封的信？」 「我。」 「除了信，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於是恩格爾松取了同樣的紙，同樣的信封，蓋了三個火漆印，跑到藥房，把兩封信稱了一下，發出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回到家裡，他手舞足蹈地對我嚷道：「我猜對了，猜對了！」 豪格取出字條，大聲念了信，然後看看字條，那是用謾罵和指責開頭的。他把它拿給泰西埃，問黑爾韋格道： 「這是您的筆跡吧？」 「是的，這是我寫的。」 「那麼，是您把信重新封上的？」 「我沒有義務向您作出說明。」 豪格撕碎字條，扔在他的臉上，又道： 「您多麼卑鄙無恥！」 黑爾韋格嚇壞了，抓住打鈴的繩子，使勁打鈴。 「怎麼，您瘋了不成？」豪格說，拉住了他的手。 黑爾韋格掙脫了手，奔到門口，開門大喊： 「救命！救命！」 聽到猛烈的鈴聲和喊叫聲，許多人奔上樓梯，跑進他的房間，其中有茶房和住在這條走廊兩邊房間中的旅客。 「快叫憲兵！憲兵！他們要殺人了！」黑爾韋格在走廊上大喊。 豪格走到他面前，狠狠打了他一記耳光，對他說道： 「聽著，混蛋，這是你叫憲兵的報應！」 泰西埃回到房裡，寫了姓名和住址，一句話不說，交給了他。樓梯上擠了不少看熱鬧的人。豪格向老闆表示了歉意，便與泰西埃一起走了。 黑爾韋格趕到警察局，要求法律保護，因為仇人派了兩個兇手企圖殺害他。他問，他是否可以為這一記耳光提出控訴。 局長當著旅館老闆的面查問了各個細節，說兩個人這樣在大白天來到旅館，又沒有隱瞞姓名和住址，他們是不是派來的兇手，他表示懷疑。至於提出控訴，他認為這很容易，他確實相信，豪格會被判罪，罰幾個錢，在牢里關幾天。「但您的案件有點麻煩，」他又道，「因為要給這位先生判罪，您必須當眾證明，他確實打了您一記耳光……我覺得，為您考慮，這種事還是不必計較的好，天知道這會牽涉什麼別的內情……」 局長這一席合情合理的話起了作用。 我當時在盧加諾。我考慮了一下這件事，有些擔心：我相信黑爾韋格不會要豪格或泰西埃與他決鬥，但豪格是否會就此罷休，安靜地離開蘇黎世，我卻沒有把握。如果豪格提出決鬥102，這在性質上顯然違反我希望採取的辦法。泰西埃的聰明正直，我是完全信任的，但這人又太多法國人的氣質。 豪格固執到了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那樣意氣用事。他老是跟別人吵吵鬧鬧，霍耶茨基，恩格爾松，奧爾西尼和其他義大利人，都和他鬧過彆扭，最後還真的反目了。奧爾西尼談到他總要搖搖頭，露出無可奈何的苦笑，滑稽地說道： 「啊，他是將軍，豪格將軍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爾·福格特，他的觀點一向鮮明而實際；他對他寸步不讓，挖苦他，罵他，但豪格聽他的話。 「您掌握了什麼秘訣，居然能征服我們這位孟加拉將軍？」有一次我問福格特。 「您也知道這秘訣，」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這一點。我能制服他，是因為他是將軍，而且相信自己是將軍。將軍必須懂得紀律，不能違抗長官的命令：您不該忘記，我是帝國的攝政呢。」 福格特說得完全對。過了幾天，恩格爾松毫不在意，也沒想到有誰在場，便脫口而出道： 「這麼混賬的事只有德國人才幹得出。」 豪格生氣了。恩格爾松要他相信他這是隨口講的，這種蠢話根本不值得當一回事。豪格卻指出，重要的不在於他當他的面講這話，而在於他對德國人抱著這樣的偏見，說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後者還沒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國遭到的侮辱告訴他，要求他作決鬥的證人，向恩格爾松下戰書。 「您怎麼啦，以為我也像您一樣發了瘋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慣這種侮辱。」 「他沒有侮辱您。他不過是講錯了話，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國……應該讓他看到，當著我的面侮辱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懲罰。」 「難道只有您才是德國的代表嗎？」福格特朝著他大叫道。「難道我不是德國人？難道我不是像您一樣，甚至比您更有權利干預這件事？」 「毫無疑問，如果您肯負責，我就把它交給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請您安心坐在這兒，我去了解一下，恩格爾松的意見是否真的這樣，還是僅僅無意之間講錯了話。就這樣，我把您的挑戰書撕了。」 過了半小時，福格特來找我，我還一點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進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對我說道： 「您那位恩格爾松還在到處闖禍嗎？我把我那位將軍鎖在家裡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為恩格爾松講了那些骯髒的德國人的壞話，要與他決鬥呢。我說服了他，讓我來處置他。事情解決了一半。現在該您來說服恩格爾鬆了，免得他再發高燒。」 恩格爾松根本沒想到，豪格會氣成那個樣子；起先他打算親自向豪格作些解釋，還準備接受他的挑戰，但後來讓步了，我們便派人把豪格找來。這天早上，帝國攝政丟下了水母和紐鰓鱒，一直坐在那裡等候豪格和恩格爾松握手言歡，一起喝酒，吃米蘭式肉丸。 我從盧加諾到達盧塞恩以後，又面臨了一個新的難題。我到達的當天，泰西埃便告訴我，豪格寫了一篇回憶錄，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後後講了一遍，預備在報上發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勸住了他，對他說這種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沒有不同意的理由，這才決定等我。 「您必須盡一切努力，不讓這個不幸的插曲登在報上。」泰西埃對我說。「它會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親人，以及我們大家，永遠成為人們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給我。泰西埃說得對。這樣的打擊會弄得無法收場。一切都是出於對我、對亡故者的熱烈而真誠的友情，可一切又那麼可笑——哪怕在這個流淚和絕望的時期，仍使我覺得那麼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語調寫的——只是用了散文。一個能夠寫出這種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經過鬥爭，他是不會讓步的。我的任務並不輕。文章全是為我寫的，是出於對我的友誼，充滿了善意、真誠和正義，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徹底剷除他頭腦里那個他自鳴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讓。我考慮了好久，決定給他寫一封長信，感謝他的友誼，但請他不要發表這篇回憶錄。「如果非把這件駭人的事公諸報端不可，那麼只有我一個人才有這傷心的權利。」 我把信封好後，在早上七時送給豪格。豪格覆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給您和她樹立了一個紀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處，要是誰敢說個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這是您的事，您有權決定一切，如果您要寫，理所當然，我就讓您寫。」 他整天悶悶不樂，心煩意亂。到了晚上，一個可怕的思想出現在我的腦海中：萬一我死了，他仍會把那個紀念碑樹立起來，因此告別時我擁抱他以後說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氣，在這件事上確實沒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沒有生氣，我只是覺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氣，那麼把您的原稿留在這兒送給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從那時起豪格便在文風問題上對我產生了不滿，後來到了倫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給洪堡和麥奇生104寫的信文字過於雕琢，過於華麗。豪格聽後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辯證學家，您的文體充滿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詩需要另一種語言。」 我得再一次感謝命運：我不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動身去英國時還把它銷毀了。 打耳光的消息傳開了， 《蘇黎世報》上突然登出了黑爾韋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寫道，那記「著名的耳光」純屬向壁虛構，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牆上，背部還沾了一身白粉」；關於這一點，別的姑且不論，凡是知道豪格身強力壯、手腳靈活，巴登那位軍事首長卻笨手笨腳、身體虛弱的人，無不心中有數。接著他又說，這一切都是赫爾岑男爵用俄國金錢策劃的大陰謀，找他鬧事的兩個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當即在同一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嚴正聲明，講了事實的經過，文字簡短扼要、心平氣和。 我在文章後面附了一個說明，我說我從來沒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僕人和黑爾韋格，因為後者這兩年都在靠我養活，我在歐洲認識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筆債。這種手段本來與我無緣，但為了保護兩個被誣衊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爾韋格又在同一報紙上對此作了反駁，說按照他的境況，他從來不必向我借錢，也從來不欠我一個戈比。確實，錢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與此同時，蘇黎世的一個醫生寫信通知我，黑爾韋格委託他向我提出決鬥。 我通過豪格答覆道，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我都認為黑爾韋格不配提出這要求，對他的制裁已經開始，我要繼續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爾韋格一邊的只有兩個人（除埃瑪外）：這個醫生和理查·瓦格納105，一個未來的音樂家。這兩人對黑爾韋格的為人其實並無好感；醫生在發出挑戰書時附帶寫道：「至於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蘇黎世對自己的朋友們說：「我想，他恐怕不會真的決鬥，只想藉此機會造造聲勢。不過我不會讓他捉弄我，跟我開玩笑。我對他說，我的口袋裡也有一支裝好子彈的手槍，這是為他準備的！」…… 至於瓦格納，那麼他向我寫信埋怨道，這都怪豪格太沒有禮貌；他說，他不能對一個「他所愛和所憐憫」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這個人需要的是關心；也許他還能重整旗鼓，擺脫萎靡不振的生活，從放浪不羈的落拓境況中恢復力量，成為一個新人。」106 儘管經歷了一系列災難，我多麼不願再對錢的問題舊事重提，我還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為這是資產階級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國的整個輿論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視的。 一萬法郎的借據還在我手裡，這是黑爾韋格太太寫給我，後來又想用幾句說得太遲的後悔的話收回的。我把它拿給了公證人。 公證人一手拿著報紙，另一手拿著借據，找到黑爾韋格，要他作出解釋。 黑爾韋格說：「您瞧，這不是我的簽名。」 於是公證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說，錢是為他借的，並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也從未要她借錢，您不妨寫信向我的妻子查問，她在尼斯，這事與我無關。」 「那麼您絕對不記得，您曾委託您的妻子辦這件事？」 「不記得。」 「非常抱歉，這麼一來，這件普通的債務訴訟就完全改變了性質，您的對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詐騙罪。」 詩人聽後毫不氣餒，仍勇敢地答道，這與他無關。公證人把他的答覆通知了埃瑪。後來這事不了了之；他們當然也沒有付錢。 「怎麼，」豪格說，「現在到倫敦去！……不能讓這個混蛋就此逍遙自在……」 過了幾天，我們已站在莫利旅館四樓窗口眺望倫敦的大霧了。107 1852年秋季的遷居倫敦，結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慘的時期，我的故事也暫時告一段落。 （1858年寫畢）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當年站在墓邊的人在哪裡呢？一個也不在這兒……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遙遠——不僅是地理上的遙遠。 奧爾西尼的頭鮮血淋漓地滾下了斷頭台……108 恩格爾松作為我的仇人死了，遺體安葬在拉芒什海峽109的一個島上。 化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麼親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類的迷信活動。 卡爾·埃德蒙成了拿破崙親王的朋友，盧森堡宮的圖書館館長。110 依然故我、忠於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見過豪格。1854年，他為一些小事跟我鬧翻了，後來不辭而別，離開倫敦，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倫敦便托人轉告：「她安葬已過了十年，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生氣是可恥的；神聖的記憶把我們連在一起，如果他忘記了，那麼我還記得，他曾經隨時準備向我伸出友誼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向他靠攏。他很高興，感動了，然而這次會見比任何分離更令人傷心。 起先我們談到了一些人和事，回憶了一些細節，後來便沉默了。顯然，我們彼此已沒有什麼好談的，我們變得完全陌生了。我儘量搜尋話題，豪格也竭力這麼做，他在小亞細亞旅行的各種見聞打破了僵局。講完它們以後又開始冷場了。 「啊，我的天，」我掏出懷表突然說，「五點了，我還有個約會，只得走了。」 我撒謊——其實什麼約會也沒有。豪格好像也丟下了思想包袱。 「真的五點了嗎？我今天還得上克拉彭參加一個宴會呢。」 「上那兒得一個小時，那麼我不再留您了。再見。」 走到街上，我真想……哈哈大笑？不，我真想哭。 過了兩天，他來我家吃早飯。情形還是一樣。他說，明天他得走了；其實他還待了好幾天。但我們都很滿意，從此不想再見面。 出發之前 在諾夫哥羅德時期，奧加遼夫常常唱：「親愛的地方，我又見到你們了。」111現在我也又要見到它們了，我想起要見到它們便覺得害怕。 我循著原路，經過愛斯特勒前往尼斯。那是我們1847年走過的地方，從那兒下山後，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義大利。1851年我又經過那裡前往耶爾，尋找我母親和兒子的蹤跡，但什麼也沒找到。 不易衰老的大自然還是那個樣子，但是人變了，這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跨越濱海阿爾卑斯山的時候還在尋找生活和樂趣……留在我後面的是幾片不大的烏雲，悽慘的青色籠罩著祖國，但是前面碧空無雲——我還年輕，三十五歲，無憂無慮，只覺得精力旺盛。 第二次經過那裡時，我的心上蒙了一層霧，精神恍惚，我要尋找屍體，沉沒的輪船——不僅可怕的陰影在後面追逐著我，前面也是一片黑暗。 第三次……我為了探望孩子，為了掃墓又得經過那裡——現在我的要求已經不高，我只想讓頭腦得到一點休息，只希望周圍多一點和諧的氣氛，我要尋找安寧，我感到疲倦和衰老，只想說：「不要碰我。」112 1863年8月於特丁頓113 到達之後 9月22日我來到墓前。周圍靜悄悄的，大海也一樣，只有風在整條路上吹起一陣陣灰土。那沉寂的墓石，那柏樹輕微的簌簌聲，都使我感到可怕，陌生。她不在這兒，這裡沒有她——她活在我的心裡。 我離開墓地，走進兩所住宅——蘇家的房子和杜伊斯家的房子114。它們都空關著。為什麼我又要找這些無聲的證人發出我的控訴呢？……那是屋前的平台，我曾懷著悲痛在那兒的葡萄園和玫瑰叢中徘徊，望著那荒涼的遠方，瘋狂地、膽怯地期待著安慰和幫助，我在人們中找不到它們，只得在酒中尋找…… 沙發上現在蓋滿了灰塵，堆著一些鏡框——在那個坦率交談的可怕的夜晚，她便是疲憊不堪地坐在這沙發上失去了知覺。 我拉開杜伊斯的房子中那間臥室的百葉窗——瞧，還是原來的樣子……我轉過身來，這是床，床墊取下了，放在地板上，仿佛出殯才幾天……這屋子已變得多麼暗淡，淒涼！可憐的受難者——儘管我多麼愛她，她的死我也是有責任的！ 1·指赫爾岑和格拉諾夫斯基等人的分歧。 2·指格拉諾夫斯基的妻子伊麗莎白·波格丹諾維奇，她當時還很年輕。 3·1848年5月15日巴黎十五萬人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制憲議會的一系列反動措施。示威被國民自衛軍驅散，領導人被逮捕。 4·引自《法意書簡》第九信。——作者注 5·貝多（1804—1863），法國將軍，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1848年指揮政府軍鎮壓六月起義。 6·指《國民報》作為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在六月起義中充當了屠殺工人階級的劊子手，指揮這次鎮壓的人不少來自《國民報》這一派。 7·1848年鎮壓六月起義的指揮者。 8·巴黎的工人居住區，六月起義的主要根據地。 9·巴黎的著名建築，法國革命後作偉人的紀念堂。 10·指拿破崙一世戰敗後俄普聯軍占領巴黎的時期。 11·指拜倫的敘事長詩《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見該詩第二章第二十六節。 12·以上幾段均引自作者的《來自彼岸》第二篇《暴風雨之後》，但引文與原文稍有出入。 13·拉歇爾（1820—1858），法國著名悲劇演員。 14·赫爾岑的長子和長女。 15·即娜塔莎，赫爾岑的長女。 16·引自俄國著名詩人科利佐夫的詩《鷹之歌》。 17·這是指納塔利婭·圖奇科娃（1829—1913），她是赫爾岑夫人的好友，1850年與奧加遼夫結婚，成為他的第二個妻子。以上幾段也都摘自赫爾岑夫人給她的信。 18·指前面提到的圖奇科娃和她的父親、姐姐等。她的姐姐是尼古拉·薩京的妻子。 19·即瑪麗亞·科爾什，葉·科爾什的姐姐，與赫爾岑一家一起出國。 20·俄國文學評論家。 21·指返回俄國。 22·庫圖爾（1815—1879），法國著名畫家，這裡指他的代表作《帝國末期的羅馬人》。 23·喬治·桑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一個溫柔善良、心靈純潔的少女，她的愛人稱她「康素埃洛」，這是義大利文，意思是「安慰」，即他的心靈的安慰。 24·雷比勒奧和卡利埃都當過巴黎警察局長。 25·但丁的《神曲》第一行，指人生的中年。 26·引自席勒的詩《捨棄》。 27·原文是拉丁文。這是《來自彼岸》中第七篇的題目。 28·即赫爾岑的長女娜塔莎，她當時四歲。 29·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以五百四十三萬票的壓倒多數當選為法國總統，實現了他在法國恢復帝制的野心計劃的第一步。 30·當時德國的革命家，曾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1848年後參加共產主義運動。 31·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主要從事宗教職業，在基督教的儀式中具有重要地位。 32·《喀提利納》是大仲馬的歷史劇，寫古羅馬貴族喀提利納發動叛亂的事。當時西塞羅任羅馬共和國執政官，對叛亂實行了血腥的鎮壓。但西塞羅是在捍衛共和國的名義下進行的，赫爾岑在這裡只是把歷史上的兩次屠殺作了對比。 33·大仲馬於1847年在巴黎建立的劇院。 34·在馬賽，這裡都是寫六月起義被鎮壓後的情形。 35·寫於1857年。——作者注（按：這時沙皇尼古拉一世已死，赫爾岑對俄國重又燃起了希望。） 36·黑爾韋格（1817—1875），德國革命詩人，他的詩歌始終充滿著對專制制度的仇恨，在人民中獲得廣泛流傳。但赫爾岑的家庭悲劇主要是他所造成，因此赫爾岑對他抱著一定的偏見，在指責他破壞他的家庭幸福的同時，也否定了他對革命民主運動的嚮往和貢獻。 37·1848年3月黑爾韋格在巴黎組織了一支由德國和法國工人組成的武裝隊伍，進入德國巴登地區，並於4月在那裡發動了起義，但起義立即遭到了鎮壓，參加的人大部被占有絕對優勢的政府軍所俘虜。這次冒險行動曾遭到馬克思的堅決反對。 38·引自喜劇《聰明誤》第二幕第二場，原來是指從事演劇活動的男女農奴。 39·一個熱戀歌德的浪漫女作家。 40·即修女。 41·維蘭德（1733—1813），德國啟蒙運動的重要作家。 42·德國科學界的權威人士。 43·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44·黑爾韋格未來的丈人齊格蒙德是富裕的綢布商，不是銀行家。 45·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中的乞丐，在奧德修斯回到家中後，被後者打敗。 46·指奧格斯特·福倫（1794—1855），德國詩人，黑爾韋格曾長期住在他家中（在蘇黎世），並得到他的資助。 47·有一件事足以說明她對他的關心達到了什麼程度。一次在義大利，黑爾韋格抱怨他用的香水不好。他的妻子馬上寫信給讓-瑪麗·法利納，托她買一盒最上等的香水寄往羅馬。然而過了不久，他們離開了羅馬，交代郵局把信件和包裹轉寄那不勒斯；但就在這時，他們又離開了那不勒斯。這樣過了幾個月，他們才在巴黎收到了這個裝著香水的郵包，然而由於長途轉寄，他們不得不為它付出了相當大的一筆錢。——作者注 48·弗洛孔（1800—1866），法國政治活動家，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848年革命後成為法國臨時政府成員，支持黑爾韋格的這次巴登行動。 49·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也支持了黑爾韋格的行動。 50·1789至1794年法國革命政府派駐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支軍隊。 51·黑紅金三色是德國大學生協會和1848至1849年德國民族統一運動的標誌。 52·德國巴登和符騰堡一帶的古代名稱。 53·黑克爾（1811—1881），德國共和派革命家，參加了巴登起義，失敗後逃亡瑞士及美國。 54·維利希（1810—1878），普魯士軍官，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1853年流亡美國。 55·德國的許多革命家都被囚禁在這兩個地方的監獄中。 56·這裡講的一些事在黑爾韋格的各種傳記中都沒有找到根據。 57·巴黎的一家高級餐廳。 58·西蒙（1810—1872），德國革命家，1849年後流亡瑞士。特里爾是德國南方城市，西蒙的家鄉。 59·指路易·波拿巴的政變。 60·見普希金的敘事詩《茨岡》。 61·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主人公。 62·赫爾岑的第二個女兒出生於1850年11月。 63·居約（1810—1876），義大利畫家。 64·克魯采費爾斯基和別利托夫都是《誰之罪》中的人物，前者是柳邊尼卡的丈夫，後者是她後來愛上的第三者，她為此痛苦，她的日記表現了她內心的鬥爭，後來別利托夫走了，克魯采費爾斯基消沉了，柳邊尼卡生活在絕望中。 65·尼斯附近的海邊遊覽區。 66·《荷拉斯》的主人公荷拉斯是一個誇誇其談、虛偽自私的資產階級利己者。赫爾岑曾說：「荷拉斯是給歐洲帶來災禍的主要罪人。」 67·這裡有些話是從我1852年3月給豪格的信中摘錄的。——作者注豪格，德國革命家，1848年維也納起義的參加者，流亡後與赫爾岑有密切交往。赫爾岑在給他的信中主要承認有過殺死妻子的衝動。 68·指1793年被處死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69·羅馬神話中的播種和收割之神，以鐮刀為象徵，因而這裡以他作為死神的代表。 70·恩格爾松（1821—1857），俄國流亡者，與赫爾岑曾有密切來往。 71·原文為拉丁文，系雨果的詩集《光與影》中一首詩的篇名，雨果則是借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中的原文。 72·這一段（它還從未發表過）屬於《往事與隨想》中我打算很久以後才發表的那個部分，儘管我寫其他部分還是由它引起的。但是奧爾西尼在《回憶錄》中提到了1851年11月15日發生的駭人事件，他對我這意外的不幸遭遇給予了最熱烈的同情，這促使我把第二節在1859年的《北極星》上發表了。——作者注按：所謂「打算很久以後才發表的」部分，即指《家庭悲劇》。《家庭悲劇》在赫爾岑生前並未全部發表，直至1919至1925年蘇聯出版《赫爾岑作品及書信全集》時，才根據赫爾岑的長女納塔利婭提供的手抄本予以編入。奧爾西尼的《回憶錄》出版於1857年，其中記述了赫爾岑的母親及兒子在海上遇難的事。原注中所說第二節，即指本章的第二節。 73·從北非沙漠吹往歐洲南部的一種帶沙土或帶雨的熱風。 74·見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第三幕第四場，麥克白派人殺死班柯後，班柯向他顯靈，從此弄得麥克白神魂不定。 75·一封信是寫給馬·卡·雷海爾的，一小頁紙是赫爾岑夫人打算寫的自傳的提綱。 76·引自雨果的詩《海洋之夜》。 77·科利亞的家庭教師。 78·即馬·卡·雷海爾。 79·赫爾岑家的廚子。 80·法國革命者，後來做過赫爾岑家的家庭教師。 81·從羅訥河谷吹往法國南部的一種乾冷強風，風速極大。 82·引自《法意書簡》第五信，文字略有改動和刪節。 83·引自雨果的《海洋之夜》。 84·赫德遜·洛（1769—1844），英國將軍，在拿破崙流放聖赫勒拿島時任該島總督，對拿破崙實行嚴格管制，在其病重期間，仍不允許改善其生活條件，以致後來拿破崙的醫生奧馬拉指責這種管理妨礙了對拿破崙的治療。這裡只是說這次病情的好轉是出乎意料的。 85·這信我只看了一遍，以後也只打開過一次。1853年舊曆10月23日納塔利婭誕辰紀念那天，我沒有讀它便把它燒毀了。——作者注 86·路易·波拿巴流亡瑞士時的情婦，據赫爾岑在一封信中說，這是一個名叫「科赫太太」的女人。 87·戈洛溫（1816—1890），俄國流亡者，政論家。 88·榮譽法庭沒有組成，但我後來收到了一封信，它具有裁決黑爾韋格有罪的意義。在信上署名的有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殉難者皮扎卡尼，莫爾蒂尼，奧爾西尼，貝爾塔尼，梅佐卡帕，梅迪契，科森茲。——作者注貝爾塔尼（1812—1886），義大利醫師，一直參加馬志尼和加里波第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按：所謂榮譽法庭是在同志之間對某人的道德品行作出公意裁決。 89·德國中世紀的一種秘密刑事法庭，往往採取暗殺等手段執行它的判決。 90·指1849年羅馬共和國的保衛戰。 91·指普希金的死。 92·關於發生的一切，已傳進了她的耳中，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瑪麗亞·卡斯帕羅夫娜在給她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信，而她是在巴黎從尼·亞·梅利古諾夫那兒聽到的。——作者注梅利古諾夫（1804—1867），俄國作家及評論家，在國外時與赫爾岑等常有接觸。 93·當地的一對義大利夫婦。 94·引自普希金的詩《每當我在喧鬧的大街上漫步》。 95·這部分原稿是三年前寫的。——作者注 96·指納塔利婭·圖奇科娃，據說赫爾岑夫人擬把孩子們託付給她，因此一直在等她到來。 97·指帕謝克，他是赫爾岑的好友，又是「柯爾切瓦的表姐」的丈夫，因此也是赫爾岑的親戚。 98·赫爾岑參加過加里波第的母親的葬禮，她於1851年死在尼斯。加里波第的妻子是在行軍途中去世的。 99·法國正統派政治活動家。 100·福斯科洛（1778—1827），義大利詩人，小說家。《塚》是他為抗議拿破崙禁止刻寫墓碑而作的一首詩，全詩充滿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他的代表作。 101·這兩封信都在尼斯流傳過。——作者注 102·豪格確實這麼做了，當然，黑爾韋格沒有應戰。——作者注 103·席勒的同名劇本的主人公，一個反抗專制暴政的人物。 104·麥奇生（1792—1871），蘇格蘭的著名地質學家，英國地質學會主席。 105·即德國著名作曲家瓦格納（1813—1883），他當時還只是一個普通的樂隊指揮，因參加1848至1849年的德國革命運動，逃亡在外，住在蘇黎世，他的許多著名歌劇都是在這以後寫的。 106·見附錄中瓦格納的信。——作者注按：瓦格納的信寫於1852年6月30日，赫爾岑本想把它附在《家庭悲劇》後面，作為證件之一。但大概由於這部分稿件在赫爾岑生前未正式發表，因此迄未附入。 107·赫爾岑於1852年8月中旬離開瑞士，8月24日到達倫敦。 108·奧爾西尼於1858年因行刺拿破崙三世被處死。 109·法國人稱英吉利海峽為拉芒什海峽。 110·拿破崙親王（1822—1891），拿破崙一世之弟日洛姆·波拿巴之子，1851年被拿破崙三世承認為他的繼承人，但由於拿破崙親王的自由主義思想，引起了拿破崙三世的不滿。盧森堡宮在巴黎，藏有各種藝術珍品及文獻。 111·義大利歌曲的歌詞，原文為義大利文。 112·原為耶穌復活後對人講的話，見《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節。這裡是借用，只是「別打攪我」的意思。 113·離倫敦不遠的一個地方，當時赫爾岑移居這裡。 114·這是赫爾岑在尼斯住過的兩幢房子，蘇和杜伊斯是它們的房主，赫爾岑先住在蘇的房子裡，後來住在杜伊斯的房子裡，他的妻子即死於這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