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四十一章

皮·約·蒲魯東——《人民之聲報》的出版——通信——蒲魯東的意義——補充 隨著六月街壘的失敗，印刷所也關閉了。 政論 家驚惶失措，噤若寒蟬。只有拉梅內老人1像法官的陰森黑影一樣升起，對六月的阿爾瓦公爵2——卡芬雅克3及其一夥，發出了詛咒，悲憤地告訴人民：「閉上你的嘴吧，你太貧窮，你沒有發言權！」4 戒嚴狀態的第一陣恐怖逐漸過去，輿論界又恢復了生機，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誣害早已嚴陣以待，代替暴力迎接著它。對編輯們施加壓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們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手段，重新登場了。它們的方法就是通過法律起訴，對被告處以監禁和罰款，從而消耗報刊的保證金；因為罰款是從保證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證金沒有補足以前，報刊不准發行，補足以後，新的訴訟馬上又會開始。這手段可謂萬無一失，因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權的人總是與政府一鼻孔出氣的。 賴德律-洛蘭，還有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後付過大筆的錢，想挽救《改革報》6，結果仍未能如願。社會主義者與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銳的機關報，都在這壓力下被扼殺了。其中最初便有蒲魯東的《人民代表報》，後來又有他的《人民報》。一樁訟案尚未結束，另一樁又已開始。 它的一個編輯（我記得是迪歇納7）三次因新的指控從監獄被傳到陪審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罰款。在《人民報》被扼殺前，最後一次對他宣判時，他向檢察官說道：「請問，一共多少？」確實，他的服刑期累計已達十年，罰款達五萬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後，蒲魯東的報紙被查封了（那時他已被捕入獄）。這一天國民自衛軍闖進了他的印刷所，搗毀了機器，攪亂了鉛字，仿佛在以武裝資產者的名義宣布，暴力統治和警察專政的時期已在法國到來。 但這位不可征服的鬥士，不畏強暴的貝桑松農民，不願放下武器，他馬上考慮發行一份新的報紙《人民之聲報》。為此必須繳付二萬四千法郎保證金。埃·吉拉爾丹9表示可以拿出這筆錢，然而蒲魯東不想接受他的制約，於是薩佐諾夫向我建議給他提供保證金。 我的思想發展受過蒲魯東很大影響，因此我考慮後同意了，儘管我知道，保證金維持不了多久。 蒲魯東的著作正如黑格爾的一樣，能使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啟發，掌握銳利的武器，它們提供的不是結論，而是方法。蒲魯東主要是一個辯證論者，社會問題的論爭家。法國人企圖從他身上尋找一個實驗主義者，結果既沒找到法倫斯泰爾10的模式，也沒找到伊加利亞11盡善盡美的管理方式，只得聳聳肩膀，把書撂在一邊了。 蒲魯東當然也錯了，他給自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12寫了這麼一條題詞：「我要拆毀這殿，另造一座」13；其實他的力量不在於建造，而在於批判現存的一切。但這錯誤是古往今來一切摧毀舊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歡單單破壞；在他開始破壞時，建設未來的某種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現在他的腦海中，雖然有時這只是拆毀牆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罷了。 在大部分社會理論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為理想幾乎無一例外，不是目前無從達到，便是僅僅歸結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們成為事實，依然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要解決的不僅是建立在經驗和信仰上的舊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還有片面的科學提示給意識的一切；不僅是建立在傳統法制基礎上的法理論斷，還有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一切結論。它所面對的是契約和市民經濟體制時代的理性主義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對著它，正如政治經濟學之直接面對著封建神權國家一樣。 這種對舊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壞，正是蒲魯東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爾一樣是辯證法的詩人，不同的僅在於一個堅守在科學運動平靜的山峰上，另一個卻闖進了人民運動的渾濁天地，短兵相接的黨派鬥爭。 蒲魯東標誌著法國思想界一群新人的開始。他的著作不僅在社會主義歷史上，而且在法國邏輯思想史上構成了一大轉變。從辯證精神的強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國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單純而聰明的人，如皮埃爾·勒魯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發點和他的方法。他們習慣於玩弄業已定型的思想，穿現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點。蒲魯東往往毫不猶豫地向前猛衝，不怕在路上踹壞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毀遇到的一切，也不擔心走得太遠。他沒有那種感傷精神，也沒有那種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貞潔癖，那種在法國人那兒頂替了新教虔誠派精神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間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懼，而不是信服。 人們認為蒲魯東具有德國人的頭腦。這是不對的，他的頭腦完全是法國式的，他有的是高盧法蘭克人傳統的才智，它曾出現在拉伯雷、蒙田、伏爾泰和狄德羅……甚至帕斯卡爾16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義論爭中的一切方法一樣；但是不論是黑格爾哲學還是天主教神學，都沒有成為他的著作的內容和特點——對他而言，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們來檢驗自己的理論，並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應用和改進這些工具，正如他為自己強大而充滿活力的思想應用法蘭西語言一樣。這樣的人過於堅強，總是用自己的腳站立，不會向任何事物屈服，讓自己被人牽著鼻子走路。 一個英國旅遊者對蒲魯東說道：「我非常喜歡您的體系。」 蒲魯東不滿地答道：「但是我沒有任何體系。」這是對的。 正是這一點使他的同胞們感到困惑，他們習慣了寓言後面的道德說教，習慣了有條不紊的公式和標題，習慣了包醫百病的抽象處方。 蒲魯東坐在病人床邊說，他已病入膏肓是因為什麼，因為什麼。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論，說他怎樣便能身體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薦一種儘管十分靈驗，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藥，那是毫無用處的。 對於他，金融世界的外在症狀和現象正如動物的牙齒之於居維葉17一樣，他可以循著這梯子深入到社會生活秘密的底層；他根據它們研究驅使病體走向毀滅的力量。18如果他在每個發現之後宣稱死亡又逼近了一步，這難道是他的過錯嗎？這裡沒有大驚失色的親屬——我們自己就在這死亡之列。人們憤怒地高呼：「拿藥來！拿藥來！否則就請你對疾病保持沉默！」可是為什麼要沉默？只有在專制統治下才不准談論穀物的歉收，瘟疫和戰爭的傷亡人數。藥顯然不易找到，從動盪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來，法國進行的試驗還少嗎？人們想用勝利和劇烈運動醫治它，強使它進軍埃及，進軍俄國，用議會制度和投機買賣，小共和國和小拿破崙19醫治它——它的病減輕了沒有？蒲魯東本人也根據自己的病理診斷作過一次嘗試，結果在「人民銀行」20上出了洋相——儘管從這一思想本身來看他是正確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語，要不然他會向每一個人大聲疾呼：「各民族的團結！各民族的聯合！全人類的共和國！全世界的團結！民主主義的偉大軍隊！」他沒有運用這些詞句，沒有寬恕革命的守舊派，正因為這樣，法國人才認為他是利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差點沒把他歸入變節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魯東的著作，從《論私有財產》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記得；他的思想變化很大——這是必然的，經歷了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能還像《聰明誤》中的普拉東·米哈伊洛維奇那樣依然吹他的A小調二重奏23。但正是在這些變化中，內在的統一特別顯著，從他在貝桑松學院寫的學位論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傷風敗俗所作的「駭人之歌」24，都貫穿著一脈相承的思想線索；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形態變化，只是客觀局勢的反映，這在論政治經濟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報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滯僵化屬於宗教界和學院派，他們寧可抱殘守缺，孤陋寡聞，不與人往來，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絕生活帶來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關心那一切。符合實際的真理必然處在形勢的影響下，既反映它們，又忠於自己，否則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脫離這個變化不定的世界的靜止的、籠罩在神聖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恆真理。27 有時我不免問，蒲魯東在什麼地方，什麼場合，違背過自己觀點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說，他在政治上的過錯，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誤，便是這樣。當然，他作為報刊編輯，應該對那些政治錯誤負責，但即使在這些方面他也沒有違背自己的觀點；相反，他的一部分錯誤正來源於他相信自己的原則，超過了對他所從屬的黨派的信任，因為形勢使他參加了那一派，但他與它毫無共同之處，把他與它聯合在一起的只是對共同敵人的憎恨。 政治活動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辯證法全副武裝起來的思想，也並不建立在那個基礎上。正好相反，到處都能清楚地看到，從老自由主義和立憲共和主義意義上說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種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東西。他所關心的不是政治問題，他準備作出讓步，因為他並不賦予形式以特別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它們不是本質。這正如拋棄了基督教觀點的人對宗教問題採取的態度一樣。我可以承認新教具有合乎憲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專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則，但我不會重視傳道和教會的問題；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錯誤，作出的讓步，往往是每個最普通的神學士或教區牧師也可以避免的。 毫無疑問，國民議會按照它的組成方式，對蒲魯東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他的個性在這個有產者的巢穴中得不到發揮。28蒲魯東在《一個革命者的自白》 中說 ，他在議會中很不自在。確實，像他這樣的人在那兒能做什麼呢？關於馬拉斯特憲法29，那隻由七百人花了七個月時間培植出來的酸蘋果，蒲魯東說道：「我投票反對你們的憲法，這不僅因為它是一部壞憲法，也因為它是一部憲法。」 議會中的那些無恥之徒對他的一次發言大肆叫嚷：「把發言稿送往《總匯通報》30，把發言人送進瘋人院！」我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亞歷山大主教帶領他的修士們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義在普世教會會議上大打出手起31，到華盛頓的參議員們為了黑奴問題彼此棍棒相向為止32，議會中的這類風波還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這種場合，蒲魯東仍在一片謾罵聲中理直氣壯地挺身而出，給人們留下了光輝的印象。 梯也爾在反駁蒲魯東的財政計劃時，曾旁敲側擊地提到散布這類理論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墮落。蒲魯東立即走上講壇，挺起有點駝背的、在田野上長大的矮壯身子，聲色俱厲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說道： 「您可以談財政問題，但不要涉及道德問題，否則我可能認為這是人身攻擊，這點我已在委員會中向您聲明過了。如果您還不罷休，那麼我……我不會提出與您決鬥（梯也爾笑了笑）。不，您的死對我算不得什麼，它什麼也不能證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種戰鬥。就在這裡，在這個講壇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經歷全部講給大家聽，如果我忘記了什麼，或者隱瞞了什麼，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後請我的對手也這麼做，把他的一生講給大家聽聽！」 每個人的眼睛都轉向了梯也爾，只見他皺緊眉頭坐在那兒，笑容已從他臉上完全消失，他沒有再回答一個字。 心懷敵意的議員們不再作聲，蒲魯東露出鄙夷的目光望著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衛者，走下了講壇。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話中可以清晰地聽到新世界的聲音，它帶著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懲罰正在到來。 二月革命後，蒲魯東曾預言法國在走向何處，他千百次地反覆道：「當心，這不是鬧著玩的，站在你們門口的不是喀提利納34，是死亡。」法國人聳聳肩膀。骷髏，大鐮刀，沙漏35——死神的這套儀仗根本沒有出現，這怎麼是死亡，這只是「暫時的曲折，一個偉大民族的飯後瞌睡」！最後許多人終於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魯東不像別人那麼泄氣，也不太驚慌，因為他預見到了一切；於是人們不僅責備他心腸太硬，而且怪他說了不吉利的話才招來了災禍。據說，中國皇帝每年聽到宮廷占星官報告白天開始縮短時，總要揪他的頭髮。 蒲魯東的才能確實叫法國的空談家們大為惱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們。革命發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種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狹隘觀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話，凡是不按照這格式寫的一切都遭到愛國者的反對，就像俄國的法官一樣。除非碰到具有神聖傳統象徵的書籍，如《社會契約》和《人權宣言》36，他們的批評才只得停止。作為信仰的人，他們憎惡分析和懷疑；作為從事密謀活動的人，他們一切都共同行動，一切都為了黨派的利益。他們像仇視叛逆一樣仇視獨立的思想，甚至過去的獨創性見解也遭到他們的非議。路易·勃朗幾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誕才華。37這種高盧感情竭力用群體代替個體，他們追求平均，追求軍隊式的統一，追求集權，即追求專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法國人的褻瀆神明和尖刻評論，大多出自淘氣，任性，戲弄的快感，並非由於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靈的懷疑精神。他們有不計其數的小偏見，無關大局的信條，為了這些他們可以像堂吉訶德一樣奮不顧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樣固執。正因為這樣，他們不能寬恕蒙田和蒲魯東的自由思想和對公認的偶像的蔑視。他們像彼得堡的書報審查官，允許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爾丹在《新聞報》38上發表了一個勇敢的新見解，說權利的基礎不是永恆的，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斷變化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一陣叫囂——謾罵，喊叫，指責鬧成一片，紛紛攻擊它違反道德，這陣叫囂由《法蘭西公報》39發難以後持續了好幾個月。 參與重建《人民報》那樣的喉舌，這是值得作出犧牲的。我寫信給薩佐諾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證金。 那時以前，我與蒲魯東並無深交，只是在巴枯寧家遇見過兩次，但他與巴枯寧非常接近。那時巴枯寧和阿·雷海爾41住在塞納河對岸布爾戈尼街一幢非常簡陋的房子裡。蒲魯東時常上那兒聽雷海爾演奏貝多芬的樂曲和巴枯寧講黑格爾，但哲學辯論比聽交響樂時間更長。它們使人想起巴枯寧和霍米亞科夫當年在恰達耶夫家，在葉拉金娜家進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長談，那時談的也是那位黑格爾。1847年，卡爾· 福格 特也住在布爾戈尼街，也常去拜訪雷海爾和巴枯寧，一天晚上聽他們滔滔不絕地談論現象學，感到厭煩，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來找雷海爾，因為兩人要一起上植物園；他吃了一驚，發現儘管時間很早，巴枯寧的書房裡已有談話聲，他推開門，只見蒲魯東和巴枯寧仍坐在原處，面對著快熄滅的壁爐，正在用簡短的話結束昨天晚上開始的辯論。 起先我不想學俄國同胞的樣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聲下氣的角色，因此甚至不願同蒲魯東太接近，這態度看來不是完全錯的。他給我的回信很客氣，但也很冷淡，顯得有些矜持。 一開始我就想讓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發瘋的俄國王公，我掏出錢來不是因為覺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個對法國政論界名流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兩萬四千法郎贈款，我便會感激不盡，最後，我更不是一個顢頇無知的匿名投資者，認為給《人民之聲報》這樣的報紙繳納保證金是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我要讓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麼，我有我自己的明確目的，因此我希望對報紙發生真正的作用；由於我無條件贊同他對金錢的一切論述，我要求，首先，有權發表自己的和別人的文章，其次，有權主持整個外國部分，為它推薦編輯、記者等等，並要求在刊載他們的文章後付給稿酬。最後這點看來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擔保，如果某個外國人敢於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 《國民報》和《改革報》一定會瞠目結舌，大為驚異。它們會認為這是冒犯或發瘋，仿佛外國人在巴黎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不應該 支取充足的報酬。42 蒲魯東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們還是使他有些不高興。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內瓦給我寫信道：「就這樣，事情決定了：報紙由我全面負責，您參與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經任何審查予以登載，除非編輯部不得不堅持自己的意見，擔心引起法律責任的，才不在此例。我們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發生在論斷上。至於對國外事件的評論，我們可以完全讓您決定。您和我們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會看到我們在一切討論中採取的路線，您是必然會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遠不必糾正您的意見；如果那樣，我將認為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說，報紙的一切成功取決於我們的一致。必須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到建立歐洲聯盟的高度來看。假定我們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於假定我們沒有發行報紙的必要條件，因而還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這份嚴格的咨文之後，我便匯出了二萬四千法郎，並寫了一封長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堅定的；我說，儘管我在理論上完全同意他的話，我還是得附帶說一下，我是一個粗野的人，我樂於看到舊世界的崩潰，認為我們的使命便在於把它面臨的覆滅通知它。「您的同胞們離接受這種想法距離還很遙遠。我知道一個自由的法國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們是不自覺的基督徒，他們在為共和制度戰鬥，但他們是君主主義者。您一個人從科學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變革的問題，也是您首先向法國說明，從傾覆的大廈內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沒什麼值得拯救，它關於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滲透著保守思想和反動觀念。確實，政治上的共和主義者在憲政問題上所唱的調子，不過是把基佐43和奧迪隆·巴羅44之流所唱的調子稍加變化而已。這便是在分析歐洲的形勢時，在抨擊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敵人（這些敵人是非常容易對付的）的陣營，而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陣營的反動勢力、天主教、君主主義時，必須遵循的觀點。必須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間互相依賴的關係。既然我們不怕觸犯戰勝者，我們也不必為了虛偽的溫情主義不敢去觸犯被戰勝者。 「我深信，只要我們的報紙不被共和國的宗教裁判所處死，它就能成為歐洲最好的報紙。」直至現在我還堅信這一點。但是我和蒲魯東怎麼會設想，從來不講客氣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這樣一份報紙？這是難以解釋的。 蒲魯東接到我的信很滿意，在9月15日從孔斯耶爾熱里監獄45寫信給我道：「我非常高興能與您合作，從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寫了一點類似革命哲學的東西46，書名是《一個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裡也許不會找到您那種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國哲學賦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記，我是為法國人寫的，他們儘管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應該承認，完全不足以擔當自己的角色。我的觀點不論有多大的局限，它還是比我國新聞界、學術界和文學界所能達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過十年，我依然是他們中間的巨人。 「您對那些所謂共和主義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這只是空頭理論家中的一個變種。關於這類問題，我們沒有什麼需要互相說服的。您將發現，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與您攜手並進的…… 「我也認為，經濟科學和歷史哲學所要求的那種通過不知不覺的轉變來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驟，對於革命說來已不再可能；我們需要激烈的衝擊。但是作為預告未來災禍的新聞工作者，我們不應把災禍說成不可避免的，理所當然的，否則人們將會仇視我們，把我們趕走，可是我們必須生活……」 報紙十分成功。蒲魯東從監獄中巧妙地指揮著自己的交響樂。他的文章充滿獨到的見解，監獄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拿破崙時寫道：「總統先生，請問您是什麼人？是男人，女人，兩性人，野獸還是魚？」可是我們大家還以為，這份報紙可以存在下去呢！ 訂戶並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萬五千至四萬份。最好的幾期甚至脫銷，例如，登載蒲魯東的文章的那幾期便銷路激增，編輯部把它們印了五萬至六萬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賣到一法郎，而不是一個蘇。47 但是儘管這樣，到了3月1日，也就是過了半年，不僅出納處已沒有一個現錢，連保證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罰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魯東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來。情況是這樣的：一天我在聖佩拉吉監獄48他的住處，看到阿爾頓舍49和另外兩個編輯也在那兒。阿爾頓舍是法國貴族，曾當面頂撞帕凱厄50，把所有的貴族弄得大驚失色：當帕凱厄問他：「您難道不是天主教徒嗎？」他卻從講壇上大聲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許我還是個自然神論者呢。」 他對蒲魯東說， 《人民之聲報》最近幾期不夠充實；蒲魯東看了一下它們，臉色越來越不高興，最後變得氣呼呼的，對編輯們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我在監獄裡，你們便趁此機會在編輯部睡大覺。不成，先生們，這樣我就得與報紙脫離關係，我要在報上聲明這一點。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們踩進污泥里；你們非得有人站在背後，監督每一行字不可。讀者卻把這看作我的報紙，不行，這種情形必須結束。明天我給你們寄一篇文章，讓它消滅你們的粗製濫造給報紙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報紙應該具有什麼精神。」 從他怒氣沖沖的樣子看，大家以為他的文章一定火氣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萬歲！》簡直是一篇諷刺的頌詞——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訴訟，政府還按照自己的方式對蒲魯東作了報復。他被調到了糟糕的獄室，那屋子比原來的壞多了，窗上一半釘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裡什麼也看不到，還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門口設了特別崗哨。哪怕要使一個十六歲的淘氣孩子變規矩，這些辦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當局卻用它們來對付本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從蘇格拉底的時代起，從伽利略的時代到現在，人們沒有變得聰明一些，只是變得更加淺薄了。不過這種對天才的藐視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興起的新現象。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種保障：不論是斯賓諾莎還是萊辛，都沒有被送進過黑房子，或者罰站牆角；這些人有時會受到迫害，遭到殺戮，但誰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們，他們可以上斷頭台，但不能進勞教所。 資產階級的帝制的法國喜歡平等。 蒲魯東遭到迫害後，依然帶著鐐銬在掙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繼續發行《人民之聲報》，但這努力很快失敗了。我的保證金已給攫奪得分文不剩。這個在法國唯一還有話想說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與蒲魯東最後一次在聖佩拉吉見面，是在我被趕出法國的時候——他還有兩年刑期未滿。我們的告別是悲痛的，誰也看不到最近會面的任何希望。蒲魯東心事重重，沉默不語，我滿腹煩惱；兩人都有不少話要說，但誰也不想開口。 我時常聽人談到他的嚴厲，他的粗魯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沒有這種體會。溫柔的人所說的他的強硬，那是戰士結實的肌肉；他那緊皺的雙眉只是顯示了思想的緊張活動；他在發怒時令人想起聲色俱厲的路德，或者面對殘餘國會51發出嘲笑的克倫威爾。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視這一切。他知道，人們認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聽米什萊52談了我母親和科利亞的不幸遭遇後53，從聖佩拉吉寫信給我時，除了別的還寫道：「難道命運還要從這個方面來打擊您嗎？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靜。我愛您，把您深深藏在這兒，藏在這顆心中，儘管許多人認為它是石頭做的。」 從那時起，我沒見過他54。1851年，由於萊昂·福適55的照顧，我到巴黎待過幾天，那時他已被送往某個中央監獄。過了一年，我秘密路過巴黎，但蒲魯東這時在貝桑松養病。 蒲魯東有他的致命弱點，在這一點上他是無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樣，超過這一點他便成了保守派和傳統的俘虜。我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婦女問題上的觀點。 「我們的N多麼幸福，」蒲魯東常常開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麼愚蠢，以致不會燒味道鮮美的牛肉濃湯，也不那麼聰明，以致老是對他的文章信口雌黃。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魯東講的是笑話，但它確實表達了他對婦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關係上，他的觀念是粗俗的、反動的，不過它們表現的不是市民的資產者因素，寧可說是鄉下「一家之主」的頑固感情，他們高傲地認為婦女是從屬於他們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權獨攬的主人。 這篇東西56寫成後過了一年半，蒲魯東出版了他的巨著《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 為了這部書，野蠻的法國又判了他三年監禁57。我認真地讀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時，陰鬱的思想壓得我透不出氣。 可怕的……可怕的時代！……它那腐臭的空氣毒害著最堅強的人…… 這個「勇猛的戰士」也支持不住，被壓垮了；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樣強大的論辯精神，同樣的氣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預先擬定的結果；這已不是在徹底意義上的自由論述了。直到書的最後，我仍注視著蒲魯東，就像肯特注視著李爾王，58等待他恢復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講越不知所云——像李爾一樣偏激，一樣狂熱，儘管也一樣「從頭到腳」洋溢著才華，但那是……「神經質的」才華。他抱著屍體奔跑，只是不是女兒的屍體，而是他認為還活著的母親的屍體！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懷疑又迷信，它總是以某些權威的名義推翻另一些權威，很少走得更遠，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論爭中大膽而忠實地掙脫身上的全部繩索，像本書一樣。在這裡，它不僅擺脫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論，也擺脫了哲學上精巧的二元論；不僅拋棄了天上的幻影，也拋棄了人間的幻影；它跨越了感傷主義的對人類的神化崇拜，對進步的天命觀念，在那裡已見不到對博愛、民主和進步的永恆不變的祈禱，那種在紛爭和暴力中間顯得既可厭又可憐的祈禱。蒲魯東為了真正理解革命，犧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語言，給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實的地基——人的內心，它只承認理性，不承認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這一切之後，偉大的偶像破壞者卻對解放了的個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後，他重又陷入了形上學，賦予了它實際上不存在的意志，但對它無法處理，只得把它獻給非人的上帝，那冷若冰霜的正義的上帝，那均衡、沉靜、安謐的上帝，那要求消除一切個性，溶化和長眠在無邊的虛無世界中的婆羅門的上帝。 天平放到了空虛的祭壇上。這將成為人類新的考地安岔道60。 他所嚮往的正義甚至沒有柏拉圖共和國那種人為的和諧，沒有情慾和犧牲的優美平衡。這位高盧政論家沒有從「虛無主義的、輕鬆活潑的希臘」吸取任何東西，卻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把一切個人感情踹在腳下，不想為它們尋找與家庭和社會的要求協調的途徑。在他眼中，「自由的」個人便是永不停息的守衛者和工作者，他承擔著勞務，必須堅守崗位，直到死亡來臨才服役期滿；他必須扼殺一切個人的情慾，一切責任以外的東西，因為他不是他自己，他的意義、他的本質在他自身以外，他只是正義的工具，他像聖母馬利亞一樣，註定要懷著他的思想走過苦難的歷程，為了拯救國家，把它在世上付諸實行。 家庭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正義的主要搖籃，它註定要從事永恆的、無休無止的勞動；它必須成為清除個人要求的祭台，情慾在這裡毫無容身之地。作為現代工場組成部分的嚴峻的羅馬式家庭，便是蒲魯東的理想。基督教使家庭生活變得溫情脈脈，它看重馬利亞，輕視馬大，61看重夢幻者，輕視主婦，一個女人由於沉湎在愛情中，犯了過錯，它便寬恕她，向懺悔的她伸出手去；但在蒲魯東的家庭中，愛情是沒有地位的。不僅如此，基督教還把個人看得比家庭關係重要得多。它對兒子說道：「拋棄你的父母，跟我走吧」，但在蒲魯東看來，為了體現正義，應該把這個兒子重新放在毫無保留的父權的管束下——兒子在父親面前沒有自由意志可言，在選擇妻子的問題上尤其如此。他必須接受奴役的錘鍊，以便將來成為自己的孩子們的主宰者，生養這些孩子是他的義務，是為了家族的延續，不是出於愛情。在這樣的家庭中，結婚是不能 離婚 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樣冷淡；婚姻本身便是對愛情的勝利，在主婦-妻子和勞動者-丈夫之間，愛情越少越好。黑格爾右派這些古老而陳舊的怪論，在蒲魯東的筆下再一次出現了！ 感情被驅逐了，一切停滯不動，沒有色彩，只剩了現代無產者枯燥乏味、固定不變、沒有出路的勞動——古羅馬的貴族家庭是建立在奴隸制度基礎上的，它至少不必承擔這種勞動；教堂的詩意，信仰的痴語，對天堂的嚮往，一切都不見了，按照蒲魯東的信念，這時人們連詩歌也「不想寫了」，然而勞動卻「擴大了」。為了個性的自由，行動的自主，為了獨立的人格，可以犧牲宗教的催眠曲，然而為了體現正義的思想，卻可以犧牲這一切——這是何等荒謬！ 人的命運就是勞動，他必須勞動到最後一息，然後兒子從父親冰冷的手指中接過刨子或鐵錘，繼承這永恆的勞動。嗯，如果在兒子們中間出現了一個比較聰明的人，他放下鑿子，問道： 「然而我們這麼辛辛苦苦勞動，這是為了什麼？」 「為了正義的勝利。」蒲魯東這麼對他說。 可是新的該隱62回答道： 「那麼是什麼人規定我要為正義的勝利如此勞動呢？」 「怎麼什麼人？難道你的全部使命，你的整個生活，不就是為了體現正義嗎？」 「那麼這目的又是誰規定的呢？」該隱便說。「這太古老了，沒有上帝，還要奉行他的戒條！正義不是我的使命，勞動也不是我的義務，只是由於必要；對於我，家庭根本不是終生的桎梏，只是我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你們要我安於奴役地位，可我要反抗你們，反抗你們這杆天平，正如你們一生都在反抗資本、刺刀和教會，也像法國所有的革命家反抗封建主義和天主教傳統一樣。難道你們以為，在攻占巴士底獄以後，在恐怖時代以後，在戰爭與飢餓之後，在有產者的國王和有產階級的共和國之後63，我還會相信你們，只因蒙太古和凱普萊特兩家的老傻瓜們世世代代爭吵不已，羅密歐便無權愛朱麗葉，哪怕我到了三十歲或四十歲，仍不能不經父親同意選擇自己的終身伴侶，而一個不忠實的女人必須受到懲罰和侮辱？你們把我當作了什麼人，認為我會接受你們這些教條？」 可是我們從我們的辯證觀念出發，除了支持該隱，還得補充一句：蒲魯東關於目的的整個觀念全是無稽之談。目的論，這也是神學；這是二月革命——就是說這仍是那個七月王朝，只是少了一個路易-菲力普而已。這種預定的目的論與天命觀念有什麼不同？64 蒲魯東在解放個性超過最後限度時，感到害怕了，他望望自己的同時代人，為了使這些苦役犯人，這些假釋出獄的人不致闖禍，又把他們關進了羅馬家庭的牢籠中。 修整一新的中庭65敞開了大門，在那裡看不到拉瑞斯和珀那忒斯66，但也不是無政府的世界，不是推翻了權力和國家的地方，它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別和集權制度，家庭關係的準則，財產的繼承和剝奪繼承權的懲罰；隨著它們，一切古羅馬的罪惡便睜著雕像般死氣沉沉的眼睛，從每一條隙縫中窺伺著。 古老的家庭自然會帶來古老的祖國的一切觀念，包括那狂熱的愛國精神，那殘忍的道德準則，它們使人們流的血比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使人們流的血更多出十倍。 人成為家庭的奴隸，於是也成了土地的奴隸。他的行動有一定的範圍，他的根基深入到自己的地面下，只有在這裡他才是現在的他。蒲魯東說：「住在俄國的法國人是俄國人，不是法國人。」於是不再有移民區，不再有海外商站，每人都住在自己的家鄉…… 奧倫治親王威廉67在恐怖年代說道：「荷蘭不會滅亡，它可以上船，航行到亞洲，而在這裡，我們可以打開堤壩。」這樣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英國人也是這樣，他們一旦受到壓迫，便向海外發展，在那兒建立年輕的、更自由的英國。當然，我們決不能因此便說他們不愛自己的祖國，或者他們缺乏民族感情。英國人向各地移民，分布到了半個世界，與此同時，喪失活力的法國卻丟掉了一些海外領地，對另一些也不知怎麼辦。它也不需要它們，法國心滿意足，越來越依附於自己的中心，而這個中心只想躺在主人的懷抱中。在這樣的國家能得到什麼樣的獨立呢？ 從另一方面說，怎麼能拋棄法國，那美好的法國？「難道它現在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難道它的語言不是最好的語言，它的文學不是最好的文學，難道它的音節詩不比古希臘的六音節詩更悅耳嗎？」何況它的世界性天才掌握了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思想和創造：「莎士比亞和康德，歌德和黑格爾——難道沒有都成為法國的財富嗎？」非但如此，蒲魯東忘記提到，它還對他們作了補充和修飾，正如地主把農民帶上宮廷時總得給他們打扮一番一樣。 蒲魯東以天主教的祈禱結束了自己的書，只是這祈禱是為社會主義做的；他只要把教會的詞句換上另一些話，摘下僧帽，戴上弗利基亞帽，於是拜占庭高僧的祈禱文便完全可以適合社會主義高僧的需要了。 好一盤大雜燴！蒲魯東擺脫了理性以外的一切，可是他仍希望自己不僅成為藍鬍子68式的丈夫，而且成為法國的民族主義者，維護文學上的沙文主義和家長的無限權力，因而在自由人堅定強大的思想背後，依然可以聽到一個瘋狂的老人的叫囂——他在口述自己的遺囑，希望給自己的孩子們保留下他花了畢生精力修建起來的那座破舊的廟宇。 拉丁世界並不愛好自由，只喜歡為它而鬥爭；它有時為了爭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遠不會為了保衛自由鞠躬盡瘁。這是可悲的，哪怕像奧古斯特·孔德和蒲魯東這樣的人物，他們最後向我們提出的，一個也只是某種官僚教階制度69，另一個則是苦役式的家庭和反人道的讚歌：哪怕世界毀滅，正義必須實現！70 1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 2 阿爾瓦公爵（1507—1582），西班牙將領和政治活動家，1567年在尼德蘭鎮壓人民起義，進行血腥屠殺。 3 法國六月起義的鎮壓者。 4 法國六月起義被鎮壓後，制憲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法律，規定凡發行報刊，必須繳納保證金，而保證金數目高達二萬五千法郎，許多民主主義報刊由於無力繳納保證金，只得停刊。拉梅內的《人民制憲報》也是這樣，在宣布停刊的最後一期上，拉梅內這麼說。 5 弗拉波利（1815—1879），義大利政治活動家，馬志尼的追隨者。 6 《改革報》是法國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機關報，起先由賴德律-洛蘭主編，後來由馬志尼派接辦。 7 迪歇納（1824—1876），法國新聞記者， 《人民報》的編輯。 8 指1849年6月13日法國共和派發動示威遊行，反對路易·波拿巴出兵鎮壓義大利革命。 9 吉拉爾丹（1806—1881），法國著名新聞記者，支持路易·波拿巴。 10 傅立葉的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 11 指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中描繪的理想社會。 12 即《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 13 引自《聖經·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八節，原文為：「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14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15 孔西德朗（1808—1893），法國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學生。 16 帕斯卡爾（1623—1662），法國科學家、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17 法國動物學家。 18 指蒲魯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什麼是財產？》。 19 小共和國指1848—1851年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小拿破崙指拿破崙三世，出自雨果的小冊子《小拿破崙》。 20 蒲魯東曾擬定了一個創辦「人民銀行」的計劃，打算把它作為人民互助的機構。這計劃起先曾獲得一些人的響應，但由於它不切實際，蒲魯東只得在各種藉口下宣布撤銷這計劃。 21 即《什麼是財產？》。 22 即《交易所投機指南》。 23 見《聰明誤》第三幕第六場。 24 指《交易所投機指南》。 25 指《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 26 指《一個革命者的自白》。 27 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新著作《論自由》中，對這種一勞永逸地解決的真理作了傑出的表達：「一個果斷的觀點的酣睡狀態」。——作者注穆勒（1806—1873），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功利主義者。 28 蒲魯東於1848年6月被選為制憲國民議會議員。這議會的絕大多數議員屬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和改頭換面的貴族保王派分子。 29 指1848年11月通過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憲法，當時馬拉斯特任制憲國民議會議長。這部憲法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使路易·波拿巴在當選總統後可以順利地登上皇帝的寶座。 30 法國政府的機關報。 31 亞歷山大主教指基督教阿里烏派神學家西里爾，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脫利提出，不應把童貞女馬利亞稱為「上帝之母」，與西里爾展開了論爭。西里爾手下的修士們便在教會會議上毆打對方，企圖以武力取勝，因而引起了騷亂。最後西里爾一派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32 美國的廢奴運動者薩姆納於1856年任參議員期間，在參議院抨擊維護奴隸制度的參議員們，以致對方率領眾人闖入參議院，用棍棒將薩姆納打成重傷。 33 蒲魯東於1848年7月在法國國民議會財政委員會上發表演說，提出了一些帶有小資產階級空想性質的理想，馬克思在《論蒲魯東》中談到這事時說：「他（蒲魯東）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雖然表明他對當前的情況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極力稱讚的。在六月起義以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 34 喀提利納（約公元前108—前62），羅馬共和國末期貴族，曾陰謀發動叛亂，反對共和制度，兵敗身死。 35 古代的計時器。 36 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民約論》）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於1789年8月發布的《人權宣言》。 37 見《法國革命史》。——作者注按：《法國革命史》是路易·勃朗的名著。 38 吉拉爾丹在巴黎發行的一份報紙。 39 法國當時的反動報紙。 40 波蘭作家。 41 雷海爾（1817—1897），德國音樂家，赫爾岑最接近的朋友之一，他的妻子即第四卷第三十一章中提到的瑪麗亞·埃恩，與赫爾岑家有密切來往。 42 引自歌德的敘事敘曲《歌手》（1782）。 43 法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44 巴羅（1791—1873），法國政治家，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後，巴羅成為他的第一屆「秩序黨」內閣的總理。 45 蒲魯東因撰文批評路易·波拿巴，於1849年3月被法庭判處三年徒刑，他因而逃往比利時。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開始前幾天，他又秘密回到巴黎，隨即被捕入獄，直至1852年才刑滿出獄。蒲魯東是在獄中領導《人民之聲報》的。 46 那時我的《來自彼岸》剛開始出版。——作者注 47 我對多諾索·科特斯的演說的答覆，印了五萬份，全部售罄。兩三天以後，我想要幾份，編輯部只得再去各個書報攤購買。——作者注科特斯（1809—1853），西班牙作家和外交家。1850年1月在馬德里制憲議會上發表演說，攻擊社會主義和蒲魯東等，遭到赫爾岑的駁斥。 48 巴黎的監獄，蒲魯東關在這兒時有單獨的獄室，並可接待朋友，讀報，寫文章等。 49 阿爾頓舍（1810—1874），法國貴族，1848年參加了二月革命，成為蒲魯東的朋友。 50 帕凱厄（1767—1862），法國奧爾良派政治家，1848年前任貴族院議長。 51 指英國歷史上的長期國會在被克倫威爾解散前的最後階段，這時議員的大多數已因擁護國王被驅逐，只剩了六十多人，因此稱「殘餘國會」。1653年，「殘餘國會」被解散，克倫威爾實行了軍事專政，任護國主。 52 法國歷史學家。 53 指赫爾岑的母親和兒子科利亞1851年在海上遇難的事。 54 在本文寫成後，我與他在布魯塞爾見過面。——作者注 55 福適（1803—1854），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及政治活動家，馬爾薩斯派經濟學家，本為奧爾良黨人，後成為波拿巴主義者，任內務部長等職。 56 指赫爾岑的這一章，這以後的部分繫於1858年後補寫的，全章最早發表於1859年的《北極星》上。 57 《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是蒲魯東的重要著作之一，但出版後立即被當局沒收，認為它「侮辱了教會，褻瀆了宗教」。蒲魯東因此又被判三年徒刑。 58 以下全部是借用莎士比亞的劇本《李爾王》中的情節。「從頭到腳」見該劇第四幕第六場，系李爾的台詞，全句為：「從頭到腳都是君王。」 59 我已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蒲魯東這部著作的看法（1866年）。——作者注 60 義大利南部貝內文托境內的一個峽谷，公元前321年羅馬向南擴張，與薩莫奈人作戰，在考地安岔道陷入埋伏，被迫投降。 61 馬利亞（不是聖母馬利亞，是另一個馬利亞）和馬大是姐妹，一天耶穌來到她們家，馬大忙於家務，接待耶穌，馬利亞則坐在耶穌腳前一心聽他講道。耶穌因此批評了馬大，表揚了馬利亞，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節。 62 《聖經》中的第一個叛逆者，亞當和夏娃的長子。 63 前者指路易-菲力普，後者指1848至1951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64 蒲魯東自己說過：「只有事實的邏輯最符合預定的目的。」——作者注 65 古羅馬住宅中央開天窗的大廳，正式的會客地點，家庭生活的中心。 66 拉瑞斯是古羅馬的家神，珀那忒斯是家庭守護神，按照傳統它們都供奉在中庭上。 67 奧倫治親王威廉一世（1533—1584），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英雄，終生為荷蘭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戰。恐怖年代是指當時西班牙總督阿爾瓦公爵在荷蘭實行殘酷統治的年代。威廉在推翻西班牙統治後，被選為荷蘭世襲執政。 68 法國童話作家佩羅（1628—1703）寫的《藍鬍子》中的人物，曾連續殺死六個妻子。 69 法國實證主義創始人孔德（1798—1857）在晚年建立了實證主義宗教——人道教，為此規定了各種宗教儀式和教階制度，自任「教主」，並編寫了《實證主義教義問答》。因此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說，孔德「甚至在科學範圍內也是等級制度的代言人……他是一部新的教義問答的作者，這部教義問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聖徒代替了舊教皇和舊聖徒」。 70 原文是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