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四十章

歐洲委員會——俄國駐尼斯總領事——致阿·費·奧爾洛夫的信——對孩子的偵查—— 福格 特一家——從七等文官變為賦稅農民——沙特爾鄉的接待 （1850—1851） 我們從巴黎到達尼斯後一年，我寫道：「我的悄然遠遁只是空歡喜了一場，我在住處門口畫五芒星符籙1也是白搭：我沒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沒有找到安靜的避風港。五芒星符籙只能防惡鬼，防惡人任何符號也不管用——也許除非躲進與世隔絕的地洞才成。 「在1848年這一站和1852年這一站之間，我經歷了一個枯燥而沉悶的、完全空白的時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什麼新事物也沒有，有的只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種個人不幸；生活的車輪又脫落了一個。」 《法意書簡》（1851年6月1日）2 確實，回顧那段時期，我便不禁悲從中來，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禮，一場大病，或者一次手術。即使不觸及那覆蓋在層層烏雲下的內心生活，政治形勢和報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進荒原了。法國像一顆墜落的行星，飛速走向了12月2日3。多災多難的、被出賣的匈牙利，把德國送到了尼古拉的腳下。4各國僱傭的警察在一起開會，密謀策劃，要為國際暗探事業採取共同的措施。5革命者依然只是做空洞的宣傳。由於希望落空，站在政治運動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科蘇特從美國回來後，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擁戴。馬志尼在倫敦聯合賴德律-洛蘭和盧格，組織了歐洲中央委員會6……然而反動勢力已越來越猖狂。 我和馬志尼自從在日內瓦，後來在洛桑會面後，1850年又在巴黎碰頭了。他是秘密進入法國的，住在一個貴族家裡。他派了一個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談了在倫敦建立國際組織的事，問我是不是願意作為俄國人參加；我沒有作出肯定的答覆。過了一年7，奧爾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歐洲中央委員會的綱領和幾份宣言交給我，還帶來了馬志尼再度邀請我參加的信。我不想參加委員會，當時我與整個俄國已完全隔絕，我還能代表俄國生活中的什麼力量呢？但這不是唯一原因，我對歐洲委員會的不滿另有緣故。我覺得，它沒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礎，內部不統一，甚至也沒有這種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錯誤的。 委員會所代表的運動的那個方面，即恢復各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在1851年還不夠強大，不應公開成立組織。這種委員會的存在只是證明英國立法當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國內閣不相信它有什麼力量，否則它勢必對外國人通過一項法令，或宣布對他們不適用人身保護法8，予以取締。 歐洲委員會除了嚇唬各國政府以外就毫無用處，可是他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最認真的人也極容易陶醉在形式主義中，讓自己相信他們在做著什麼，例如定期開會，編寫文件、會議記錄，討論問題，投票表決，作出決議，印製宣言，發表政治主張等等。革命的官僚主義正如我們的文牘主義，把行動變成了文字和形式。在英國，形形色色的團體不計其數，它們都要召開隆重的會議，出席的有公爵和勳爵，教士和大臣。司庫募集捐款，作家編寫文章，所有這一切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這些聚會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們一方面提供了消閒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使從事世俗活動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倫敦不可能始終保持這種溫順、和平的性質。這是大聲宣告的秘密活動，敞開大門進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說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動必須是秘密的。只有在英國和美國，秘密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數派，有群眾中的先知先覺，企圖把他們所理解的思想付諸實施，又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集會的權利，那裡就必然形成秘密團體。我這麼講是毫無偏見的；自從少年時期的企圖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終以後，我再也沒有在任何時候參加任何秘密組織，但這完全不是因為我認為把力量用在個人奮鬥上更好。我不參加是因為我還沒遇到一個組織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裡發揮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團體，我會毫不猶豫地參加進去。 委員會的另一個錯誤或另一個不幸，在於它缺乏統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匯集到一個中心，只有在可以發揮集體力量的真正的統一下才能辦到。如果參加委員會的每個人只代表自己這個唯一的民族，這還妨礙不大，因為他們對一個主要敵人——神聖同盟的仇恨是統一的。但是如果他們的觀點只在兩個否定的原則（否定君主政體和社會主義）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並不一致，那麼為了統一，讓步是必要的，但這種讓步勢必損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單方面利益，為了大合奏只觸動某幾根弦，結果這幾根弦發出的聲音特別響，這支混合樂隊奏出的和聲也變得不和諧、不協調、不平穩了。 看過奧爾西尼帶來的文件後，我給馬志尼寫了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馬志尼！我真誠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 陳述 我的意見。不論如何，請您耐心地、寬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當代主要的政治活動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觀點，您的行動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過去，1848年和1849年的羅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著偉大的鰥居生活，等待著革命形勢把預言革命必將到來的戰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為這樣，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與一些毫無作為、只能敗壞整個事業的人的名字，與那些給我們造成過災難、也只能造成災難的人的名字，並列在一起。 「這可能成為怎樣一個組織？這只是一群烏合之眾。 「無論是您還是歷史，都不需要這些人，對他們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寬恕他們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護他們，您指望他們分享您的影響，您的過去，可是他們能給予您的只是他們的不得人心，他們的過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麼新的東西？在那裡能看到2月24日10以後的嚴峻教訓嗎？這只是從前的自由主義的繼續，不是新的自由的開始——這是尾聲，不是前言。為什麼在倫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組織？因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確的目標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為基礎，可是這基礎在哪裡呢？ 「你們的宣言是你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是完全真誠的，然而誰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為名義發表的宣言後面，讀到阿爾諾德·盧格的名字而不啞然失笑呢？11盧格從1838年起一直在宣傳哲學的無神論，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維還合乎邏輯的話），上帝的旨意應該便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源頭。這個讓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們的敵人的辦法。何況這一切並非必要。宣言的神學部分純粹是多餘的，它無助於闡明觀點和獲得群眾的支持。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會。自然神論是理性主義者的宗教，這是代議制在信仰上的應用，包含在無神論形體中的有神論。 「就我而言，我宣傳與不徹底的革命者的徹底決裂，離他們兩百步還能嗅到反動的氣息。他們的肩上背著千百個錯誤的包袱，可是直到現在他們還在為自己辯護，最好的證明便是他們仍在重複這些錯誤。 「《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樣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無味的炒冷飯，既幼稚又枯燥，簡直叫人難以下咽。 「請不要以為，我這麼講是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會無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著太多的血，性格中有著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觀的角色。從十三歲起我就在為一個思想奮鬥，站在一面旗幟下——反對一切專制政權，反對一切奴役，維護人的無條件的獨立。我希望繼續從事我小小的游擊戰——做一個真正的哥薩克……像德國人說的，自己做事自己負責；在革命的大軍沒有真正形成以前，暫時不做它的正規戰士。 「在等待它的時候，我便寫作。也許這等待會延續很久——人們的發展變化莫測，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但是講話、呼籲、勸導卻是我能辦到的，我要全心全意這麼做，決不動搖。 「親愛的馬志尼，請原諒我寫得這麼坦率，這麼長，繼續保持對我的一點喜愛，不要把我當作一個背棄了您的事業，因而也是背棄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於尼斯」 馬志尼為這信回答了幾行友好的話，他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只是說必須團結一切力量，以便統一行動，對大家的不同觀點表示憂慮等。 就在馬志尼和歐洲委員會想起我的那個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反歐洲委員會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僕露出有些擔心的臉色向我通報道，俄國領事在樓下，問我能不能接見他。我本來認為我同俄國政府的關係已經結束，因此對領事的來訪不免有些吃驚，猜不出他對我還有什麼貴幹。 進來的是一個像德國人的官員，屬於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閣下。」 「儘管我毫不知情，」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麼性質，我幾乎相信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請坐下吧。」 領事紅了臉，有些不安，然後在沙發上坐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把它攤開，念道：「宮廷侍從將軍奧爾洛夫伯爵通知涅謝利羅德伯爵14，皇……」念到這裡又站了起來。 幸好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們的大使館中，秘書向薩佐諾夫宣讀沙皇命令他回國的聖旨時，曾肅然起立，當時薩佐諾夫不知這是為什麼，也機械地站了起來，其實秘書這麼做是出於職務上的需要，因為臣子在講到皇上時必須肅立，把頭微微俯下。這樣，隨著領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發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願他能看到，一邊向他點點頭，說道： 「往下念吧，我在聽呢。」 「皇上命令，」他繼續念，重又坐下，「某某人應立即回國，並向該人宣布，不論其提出何種不能立即動身之理由，一概不准延期。」念完後他便不再作聲。 我也一言不發。 「我該怎麼回復上面？」他問，一邊折好了紙。 「我不打算回國。」 「為什麼？」 「不為什麼，就是不想回國。」 「您考慮過沒有，這一步……」 「考慮過了。」 「那怎麼這樣……請問我怎麼復函？根據什麼理由？……」 「不是不准提出任何理由嗎？」 「我是說我該怎麼復函，要知道，這是違抗聖旨！」 「那您就這麼回復吧。」 「這是不可能的，我永遠不敢這麼寫，」於是他的臉更紅了，「說實話，您還是改變主意的好，趁現在這事還沒鬧到外邊去。」（領事先生大概以為第三廳是與外界隔絕的。） 不論我的博愛精神怎麼強烈，我還不能為了減輕駐尼斯領事回復上司的困難，甘願坐進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 羅隱 修室，或者奔赴涅爾琴斯克，何況那時葉夫帕托里亞的敗績和尼古拉·帕夫洛維奇的肺炎16還沒有一點影子呢。 「難道你到這兒來的時候，」我對他說，「一秒鐘也沒懷疑過我會回國嗎？您不妨忘掉領事的身份，替我想想。我的領地已收歸國家管制，我母親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這一切時從沒問過我一聲，我想不想回國。在這以後我還回國，這不是發瘋了嗎？」 他不知說什麼好，臉仍紅紅的，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聰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我無法想像……」他說，「我理解您的困難處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為懷的！」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臉又漲得通紅了。「再說，您為什麼不給自己留一些餘地呢？您不妨給我寫一封信，說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轉呈伯爵。」 「這已經是老花招了，況且我沒有必要說謊。」 「好吧，那麼勞您大駕，給我寫個書面答覆吧。」 「可以。您把念過的公文留一份給我好嗎？」 「這不符合規定。」 「很可惜。讓我自己回憶吧。」 儘管我的書面答覆十分簡單，領事還是怕得要命，好像他會因此被調到一個偏僻地方，例如貝魯特或的黎波里，以致直截了當對我說，這樣的答覆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轉呈。我再三告訴他，這件事他什麼責任也不用負，他還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寫一份。 「這不成，」我反對道，「我採取這一步不是開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謬的理由，我的答覆就是這信，您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 「對不起，」那位自從尤尼烏斯·布魯圖和卡爾帕尼烏斯·貝斯蒂亞以來最仁慈的領事說道17，「您這信不是寫給我的，是寫給奧爾洛夫伯爵的，我不過代為轉呈而已。」 「這並不困難，只要把『親愛的領事』改成『親愛的伯爵』即可，這我同意。」 我抄信時忽然想到，為什麼給奧爾洛夫的信要用法文。如果用俄文寫，那麼他的辦公室或第三廳里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讀到此信，它還可能送往樞密院，那麼年輕的秘書課長也可能把它拿給文書們看，我為什麼不讓這些人都讀到這信呢？於是我重抄時把它譯成了俄文。這就是信的內容： 「親愛的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伯爵閣下： 「帝國駐尼斯領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國。儘管我願意回國，但在我的處境尚不明確以前，我礙難照辦。 「一年多以前，我還沒有收到要我回國的任何通知，我的產業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沒收，從莫斯科匯給我的一萬法郎也被扣留了。對我採取的這些嚴厲的非常措施說明，我不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經任何查詢、任何審問之前，已認定我有罪，並剝奪了我的一部分財產作為對我的懲罰。 「我不可能指望，單單回國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慘後果。我覺得我的一切行為很容易解釋，但是在這樣的案件中要審問的是我的觀點和理論，判決也得根據它們做出。那麼我能夠，或者我應該讓自己和家庭接受這樣的審問嗎？…… 「閣下想必能諒解我的答覆的單純和坦率，並向皇上轉呈我不得不繼續留在國外的原因，儘管我對回歸祖國具有真誠而深刻的願望。 1850年9月23日於尼斯」 我確實不知道，怎樣才能答覆得更客氣一些，更簡單一些，但是我們一向習慣了奴性的沉默，因此連這封信，尼斯的領事也認為大逆不道，奧爾洛夫本人大概也是這樣。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規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頌，也不譴責，既不高興，也不悲傷，這便是專制制度的理想，每個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經照辦；但這是通過什麼途徑做到的呢？我給大家講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閱兵時，看到排頭的一個年輕人戴著一個十字勳章，便問他：「這是在哪裡得到的？」不幸這個兵是淘氣的中學生出身，想趁機賣弄一下自己的口才，於是回答道：「在陛下戰無不勝的鷹旗下取得的。」尼古拉嚴厲地看了他和將軍一眼，氣呼呼地走了。將軍跟著他，經過士兵面前時，舉起拳頭在他臉前揚了揚，說道：「當心我把你這個狄摩西尼18釘進棺材！」 在這樣的獎勵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揚眉吐氣！ 擺脫了皇帝和領事之後，我得設法改變沒有護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樂觀……我可能死，那個臉紅的領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證件，想到這一點，我不得不考慮在什麼國家取得國籍的問題。不言而喻，我選擇了瑞士，儘管正是在這個時期瑞士的警察對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後大約一年，我們吃驚地發現他完全沒有聽覺。醫生的多次診斷和試驗很快證明，恢復聽覺已不可能。這時出現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樣聽其自然，讓他也成為啞巴。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學校，根本不能叫我滿意。用手勢和符號交談，這不是談話，談話就得用口腔和嘴唇。從書上我知道，在德國和瑞士，有人進行了實驗，讓聾啞人像我們一樣講話，並從嘴唇的形狀得知別人講的話。在柏林我第一次見到了對聾啞人所作的講話教育，還聽到了他們怎樣朗誦詩歌。這比勒佩神父19的方法已前進了一大步。在蘇黎世，這種教學又獲得了很大改進。我的母親非常寵愛科利亞20，決定帶他到蘇黎世住幾年，讓他上那兒的學校。 這孩子天然具備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恆的寧靜籠罩著他，使他活躍而熱烈的天性集中向內，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同時這也養成了他異常敏銳的造型上的觀察能力，他的眼睛總是閃動著智慧和專注的光芒；到了五歲，凡是到過我們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還故意誇大某些特點，變得像漫畫似的那麼有趣，使人不能不發笑。 他進了學校半年已獲得很大進展。他的聲音低啞，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暢地講德語，別人對他講的話，只要音節分明，他也都能理解。一切進行得再好沒有，我途經蘇黎世時向校長和教務委員會表示了謝意，說了不少感激的話，他們也對我很好。 但是我離開後，蘇黎世市的長老們發現，我根本不是俄國伯爵，只是俄國的流亡者，而且還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激進派的朋友，與他們所仇視的社會主義者有來往；比這一切更壞的是我沒有宗教信仰，並且公然承認這一點。最後這個事實是他們從那本可怕的書《來自彼岸》上讀到的，這本書仿佛故意捉弄他們，是在他們鼻子底下由蘇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得知此事後，他們認為接受一個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羅耀拉21的人的兒子在那兒上學，這是他們的恥辱，因此便尋找辦法，要擺脫這個孩子。由於這個問題與上帝的旨意有關，上帝馬上向他們指出了一條道路。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驗孩子的護照，我從巴黎覆信時，認為這只是官樣文章，因為科利亞確實是我的兒子，在我的護照上已註明這一點，只是由於我與俄國大使館的緊張關係，我沒有為他單獨申請護照。但警察局不滿意，威脅要從學校和該市驅逐孩子。我在巴黎講了這事，一個熟人把它登上了《國民報》。警察局怕張揚出去有失體面，便聲明它不是要驅逐孩子，只是要我繳付一筆不大的「保證金」，擔保孩子不是別人，而是他本人。幾百法郎怎麼就能保證呢？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我的母親和我付不出這幾百法郎，難道孩子就應該被驅逐嗎？（我通過《國民報》提出了這問題。）在19世紀，在自由的瑞士，卻發生了這種事！這以後，我已不想再讓孩子待在這個驢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麼辦呢？幸好學校中有一個最好的教師，是熱心於聾啞人教學的年輕人，具有十分廣博的知識，他不同意猶太教公會式警察局的意見，而且又是引起蘇黎世州長老們義憤的那本書的忠實讀者。我們建議他辭去學校的職務，到我母親家中教書，然後跟她一起前往義大利。他當然滿口答應。學校當局氣壞了，但沒有法子。我的母親帶了科利亞和施皮爾曼到了尼斯。動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證金，他們藉口科利亞還在瑞士，沒有給她。我從尼斯寫了信。蘇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證明科利亞已在皮埃蒙特22獲得了合法居留權…… 這太過分了，我給蘇黎世州州長寫了下面這封信： 「州長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歲時，我把他送進了蘇黎世聾啞學校學習。過了幾個月，蘇黎世警察局向我母親要他的護照。由於在我們本國從不查看嬰孩和在學校讀書的孩子的身份證，因此我的兒子沒有單獨的護照，只是附在我的護照上。蘇黎世警察局不滿意這解釋。它要保證金。我的母親為了免得孩子遭受蘇黎世警察局這種莫須有的懷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繳付了該款。 「1850年8月，我的母親打算離開瑞士，要求發還保證金，但遭到蘇黎世警察局的拒絕；它得確切知道孩子業已離境之後才予發還。我的母親到達尼斯之後，便委託阿維陀爾先生23和舒爾特格斯先生24領取該款，同時提交了證件，說明我的被懷疑的六歲的兒子已在尼斯，不在蘇黎世。蘇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發還保證金，這時它要求的是另一種證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證明，我的兒子已『正式獲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爾特格斯先生把這意見通知了阿維陀爾先生。 「看到這種在蘇黎世警察局中發生的有趣的怪現象，我拒絕了阿維陀爾先生勸我提交新證件的建議，儘管他極其關切，願意親自為我領取。我不想滿足蘇黎世警察局的這個要求，因為它雖然權力極大，還是無力行使國際警察的職權，也因為它的要求不僅是對我的侮辱，也是對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長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許一個六歲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確實不明白，對蘇黎世警察局的這種要求該作何解釋——是對我們的奇怪的捉弄，還是對保證金具有特殊的愛好？ 「州長先生，我把這事提請您明斷，並要求閣下，如再度拒絕，務請費心向我說明原由，因這事過於離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認為我沒有義務不向全社會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寫信請舒爾特格斯先生匯交此款，並可大膽向您保證，不論是我的母親，是我，還是我被懷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難之後，都決不會再存絲毫重回蘇黎世的奢望。在這方面已毫無危險可言。 1850年9月9日於尼斯」 不言而喻，這以後，蘇黎世警察局儘管具有統治全世界的野心，還是發還了保證金…… ……除了加入瑞士國籍，我不想在歐洲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取得國籍。主動歸順任何國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樂意的。我離開一個壞老爺，不是為了投靠一個好老爺，而是要擺脫奴役地位，成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兩個國家供我選擇：美國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國，我相信它有遠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過去加倍接近歐洲，但是美國的生活令我厭惡。很可能，那些倔強的、粗獷的、嚴峻的氣質在那兒形成另一種性格。美國還沒有定型，還沒有建成，工人和技術人員穿著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兒扛木材，抬石塊，有的鋸，有的砍，有的釘，忙忙碌碌……為什麼外國人要住進這幢還沒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第說的，美國是一個使人「忘記祖國的國家」，那麼讓那些對祖國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兒吧，他們應該離開自己的墓園。但是對我說來卻正好相反，隨著我對拉丁-日耳曼的歐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對俄國的信心重又恢復了——當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國，那是荒謬的。 這樣，我只剩了一條路：與海爾維第聯盟25的自由人士聯結在一起。 法齊在1849年已答應讓我在日內瓦取得國籍，但一直拖延沒辦，也許他不願由於我的入籍使他州內又多出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叫我厭惡。我不得不度過這一段困難時期，最後幾堵牆壁已搖搖欲墜，隨時可能倒在我的頭上，危機一觸即發……卡爾·福格特26建議我為加入國籍的事寫信給尤·沙勒27，他當時是弗里堡州州長和當地激進派的領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談談他是何許人。 在德國單調、狹隘、寧靜的生活之流中，有時像對它的補償似的，會出現一些茁壯剛強的家庭，它們充滿生機、毅力和才華。那些天資聰穎的人一代接一代誕生，他們人數極多，連綿不斷地保持著發達的智慧和體魄。當你在一條偏僻陰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並不顯眼的、建築古老的房子時，你很難想像，一百多年來，有多少年輕人從它磨光的台階上下來，肩上掛著背包，包里裝著用頭髮和攀折的花朵製作的各種紀念品，那些由母親和姐妹含著淚水贈予他們、祝他們一路平安的禮物……走進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學上出人頭地，成為著名的醫生、自然科學家或文學家。他們離開後，那幢瓦頂的小房子裡又會出現新一代的 大學 生，準備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來中為自己開闢一條道路。 儘管這裡什麼也沒有，但是有值得繼承的範例和血統。每個人一開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時候，老奶奶就會送他走下石台階——這位老奶奶曾親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給他們洗澡，然後滿懷希望地送走他們；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對他充滿信心，相信他會有所成就……一定會有所成就！ 有時，過了許多年，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會團聚在老房子裡，他們老了，但他們是掛在小客廳中的那些畫像的本人，儘管在畫像中他們還戴著大學生的制帽，裹在大髦里，被畫師以倫勃朗的筆法渲染得栩栩如生。這時屋子裡變得熱熱鬧鬧，兩代人彼此見了面，相聚一堂……然後又各自迴轉工作崗位。當然，這種會面總會使哪一個對另一個產生持久不衰的好感，當然，在這種場合，感傷、眼淚、意外的饋贈、甜甜的果漿餡餅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小小的漣漪在現實生活的詩歌面前會逐漸平息，那是充滿活力和行動的詩歌，在貴族階級退化的病態的孩子中間已很難見到，在必須嚴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賬目生育相應數量孩子的資產階級中，更是難以見到了。 這種具有古日耳曼風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 福格特的父親是伯爾尼一位非常卓越的醫學教授；母親出身於福倫家族，這是個獨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時。福倫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學生協會29時期，在卡爾·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熱時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領袖人物。福倫家一個人曾因瓦特堡紀念路德的活動被捕入獄，31他確實作了煽動性演說，接著又把耶穌會圖書和反動書報，以及專制和天主教權力的一切象徵付之一炬。大學生們幻想把他推上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國的皇位。在1849年，他的外孫卡爾·福格特真的當了這個帝國的「代理攝政」32之一。 在福倫家的外孫和伯爾尼教授的兒子的血管里，一定流動著健全的血。要知道，歸根結底一切都在於化學成分，在於元素的性質。關於這一點，卡爾·福格特是不會與我爭論的。 1851年我路經伯爾尼。一下驛車，我就帶著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親了。他在學校里。我見到了他的妻子，一個殷勤、愉快、非常聰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為她兒子的朋友接待，馬上帶我觀看他的畫像。她的丈夫最早要六點鐘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見到他，後來又去了，但他已出門為一個病人會診。老太太第二次見到我已像個老朋友，帶我走進飯廳，要請我喝一杯酒。一張大圓桌占據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板上不能移動的；我早已聽福格特談起過這張桌子，因此見到它覺得特別親切。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繞著一根軸轉動，那上面放著各種食品：咖啡和酒，還有進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鹽等等，因此不必麻煩別人，也不用僕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東西，如火腿或果醬，轉到自己面前。只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講得太起勁，否則難免要芥末時卻把匙子伸進了糖缸，因為別人可能也在轉動桌面。在這個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親戚會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時間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誰回到家中，想吃什麼，就可以坐到桌邊，把桌面轉向左邊，轉向右邊，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母親和姐妹們只要在旁照顧一下，吩咐送上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兒等候，法齊和沙勒當時在伯爾尼，晚上要來找我。我答應如果我還能耽擱半天，我會再去看他們；臨走前，我邀請福格特的小兄弟，一個法學家，上我那兒吃晚飯。我沒有請老人，因為時間已這麼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煩他。但是將近十二點時，茶房領著一個人小心翼翼推開了門，通報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馬上從桌後站了起來，迎上前去。 老人進屋了，他身材相當高，容貌聰慧，富於表情，顯得精神矍鑠，生氣勃勃。 「您的來訪對我真是加倍可貴，」我對他說，「在您勞累一天之後，我沒敢請您這麼晚出門。」 「可我不願在伯爾尼錯過見到您的機會。我聽說，您已到我家去過兩次，又邀請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見到您非常非常高興，不僅卡爾在信上談到了您，而且不是說恭維話，我很想認識《來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謝您，這兒是椅子，請坐吧，我們正在吃晚飯，您要點什麼？」 「我不想吃什麼，但很願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談吐和舉止，顯得那麼從容不迫，它們流露的不是那種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堅強自信的人所表現的溫厚心理。他的出現絲毫沒有使我們感到拘束，相反，還使氣氛更活躍了。 我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但不論談什麼，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對答如流，妙趣橫生，有自己的見解。有人提到了聯邦音樂會，它是這天上午在伯爾尼大教堂舉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參加了。音樂會規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樂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匯集到了這兒。音樂當然是聖樂，演奏的海頓的名作《創世記》技巧純熟，表現深刻。聽眾全神貫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時，像做了禮拜出來。我不知道他們的虔誠精神怎樣，但情緒是不高的。我自己也是這種感覺。由於一時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幾個熟人談到了這一點；不幸這些人都是虔誠的學者，熱情的音樂家，他們聽後便攻擊我，宣稱我是門外漢，不適宜聽深刻、嚴肅的音樂。「您只喜歡蕭邦的圓舞曲。」他們說。我想，這還問題不大，但我承認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法官，因此沒有申辯。 必須有極大的勇氣才能承認自己的印象與普遍接受的觀點或偏見相反。長期以來，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開說，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無味， 《新愛洛伊絲》34使我無法讀完， 《赫爾曼與竇綠苔》35雖然是一部傑作，但枯燥得叫人討厭。我向福格特談了這樣的意思，告訴了他我對音樂會的看法。 「那麼，」他問，「您喜歡莫扎特吧？」 「非常喜歡，無條件喜歡。」 「這我理解，因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生活在現代的人怎麼能矯揉造作到這種地步，以致在那樣的宗教情緒面前會感到其樂無窮，十分自然呢？對於我們，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學一樣，也不可能有虔誠派音樂——它們在我們眼裡只有歷史意義。相反，莫扎特表現的是我們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發自內心豐富的感覺和熱情，不吐不快，不是為了祈禱。我記得，當《唐璜》，當《費加羅的婚禮》36剛出現時，它們使人多麼興奮，帶給了我們多少新的歡樂的源泉！莫扎特的音樂開創了一個新世紀，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樣，是人類智慧的革命。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紀的啟蒙思想和塵世生活闖入了音樂；隨著莫扎特的出現，革命和新世紀走進了藝術中。是的，在《浮士德》之後，誰還會讀克洛卜施托克37的詩歌，沒有信念的人誰還會去聽音樂中的這種禮拜儀式？」 老人娓娓而談，講得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我在他的酒杯里又斟了兩次酒，他沒有拒絕，也不忙著喝。最後他看了看錶。 「哎喲！已經兩點了，再見，九點鐘我還得去看一個病人。」 我懷著真誠的友誼送他回家。 過了兩年，事實證明他那蓋滿白髮的頭腦還多麼清醒有力，他的理論還多麼接近真理，那就是說多麼接近實際。庫德利赫醫生38是維也納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個女兒求婚，父親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務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證件。他是流亡者，當然不可能從奧地利弄到證件，因此他提交了對他進行缺席審判的判決書。本來這事只要有福格特一人證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爾尼的虔誠派教徒出於對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視，堅持要出生證。於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爾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們宣布了這件事，然後把女兒和庫德利赫叫來，拿起他們的手，給他們主持了婚禮，向在場的人說道： 「朋友們，我請你們作證，我作為父親祝福這婚姻，並根據我女兒本人的意願，把她嫁給這個人。」 這個行動嚇壞了瑞士的虔誠派教會，它又恨又怕，因為開創這先例的不是頭腦發熱的年輕人，不是無家可歸的流亡者，而是一個無可指責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現在我得丟下父親，談他的大兒子了。 我與他是1847年在巴枯寧家認識的，但直到我們住在尼斯的兩年才特別接近。他不僅思想豁達，而且在我見過的人中，性格也是最開朗的。如果我知道他不致活得太久，我還會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運是不可預測的，它讓他一直活到了現在，然而它給予他的卻只是偏頭痛。他的天性是實際的，活躍的，對一切都開誠布公；他具有獲得幸福生活的許多條件，永遠不致煩惱的全部條件，幾乎沒有什麼會引起他內心的痛苦，他也不會讓不滿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論上既沒有懷疑和困惑，在現實生活中也沒有憂慮和不能實現的理想。他是自然美的熱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學工作者，一切在他看來都輕而易舉，毫不費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學究，他像藝術家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樂趣；從性格上說他是激進的，從氣質上說他是現實的，但是從他對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諷刺態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他的生活環境再也確切不過地可以應用但丁的那句話：「這兒的人是幸福的。」39 他過著朝氣蓬勃、無憂無慮的日子，什麼地方都不退縮，什麼地方都站在第一線；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觀察水螅和海蜇一樣觀察著人們，除了人們所能給予的，他從不向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觀察並不膚淺，但他覺得沒有必要超過一定的深度，因為在那個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確，可以說事實上已脫離了實際。人們以痛苦為樂的那種神經質的漩渦對他沒有吸引力。他對生活抱著單純而明朗的態度，這從他健康的觀點中排除了那種既悲傷又興奮的詩意，那種病態的幽默感，儘管這是我們所喜愛的，正如我們喜愛一切驚險和刺激的東西一樣。我已說過，他的諷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個會對自己的戲弄發出由衷的微笑，然而這些笑談卻弄得那些教授學究和聖保羅大教堂40議會中的同人們大為掃興，損害了他們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樂趣。 這種對生活的實際態度是我們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們聯繫在一起，儘管我們的生活和發展千差萬別，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沒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種和諧與統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規，正如我的毫無系統一樣；無論從家庭的淵源看還是從理論的成長看，他都是一脈相傳，繼承了家庭的傳統。父親始終作為榜樣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邊；遵照他的樣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學。在我們那兒，兩代人之間通常是有隔閡的，沒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聯繫。從早年起，我就與周圍一切人的觀點相對立，在育兒室中已成了反對派，因為我們的長輩，我們的祖先不是福倫們，而是地主和參政官。走出育兒室以後，我又以同樣的憤慨投入了另一場鬥爭，後來剛結束大學生活，又走進了監獄，接著便是流放。科學研究到此中斷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種研究工作——研究這個一方面災難深重、另一方面卑鄙無恥的世界。 由於對這種病理現象的厭煩，我如饑似渴地投入了哲學研究，而福格特卻對哲學懷有無法遏止的反感。讀完醫科大學之後，他取得了醫生的證書，只是他不想開業，說他對這種醫學魔法缺乏足夠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學的研究。他的著作不僅立刻引起了德國學術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學院的注意。他成了吉森大學的比較解剖學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後來與他在化學神學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論爭），然而就在這時，1848年的革命風暴把他從顯微鏡旁邊吹走，送進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進的一邊42，發言十分尖銳和大膽，使溫和的進步分子，有時也使並不溫和的普魯士國王43不能忍受。他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可是客觀形勢使他成了反對派的「領袖」之一。當擔任帝國攝政的約翰大公44終於撕下仁慈和平民派（這是由於他娶了一個驛站長的女兒，有時穿穿燕尾服才獲得的聲望）的假面具時，福格特和四個同事被推選組成五人攝政團代替了他。這時，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個政府已達到目的，贏得了必要的時間（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議會便不符合它們的利益了。被驅逐出法蘭克福的議會像鬼魂一樣在斯圖加特遊蕩了一個時期，獲得了「影子國會」的可悲名稱之後，便被反動勢力扼殺了。45等待攝政們的只是監獄和苦役，他們只能一走了事……福格特翻山越嶺到了瑞士，撣掉法蘭克福大教堂的塵土，在旅客登記簿上寫的是：「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國攝政團成員，在流亡中」；他又恢復了泰然自若、無牽無掛的愉快心情，對自然科學不知疲倦的工作熱情。為了研究海生植形動物，他於1850年到了尼斯。 儘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走過不同的道路，我們是在科學上清醒的成年時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麼始終如一，是不是那麼清醒地對待生活？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不過我不知道，從清醒開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許多災禍，但也可以使人喪失對生活中一些美好時刻的感覺。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幸好對每個人說來，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質和形勢決定的。從理論上說我已獲得解放，我並不想保留各種不一致的信念，但是它們會自行留在我的心中——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對進步和人類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學信條更加頑強；即使我也克服了它們，在我身上仍會殘留著對個人的崇拜，對兩三個人的信仰，對自己和對人的意志的信心。這中間當然存在著矛盾；內在的矛盾會導致不幸，這是特別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為它們先期剝奪了人的最後安慰——在自己面前證明自己無辜的理由……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奮從事工作……地中海邊溫暖平靜的海灣為各種海上生物提供了豐富的孳生地，以致隨處可以找到它們。到了夜裡，它們的磷光閃閃爍爍，像壟溝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槳的後邊，紐鰓鱒46幾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隨意撈到。因此這裡有取之不盡的材料。從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對著顯微鏡坐下，觀察，繪圖，記錄，閱讀，到了五時，便去游泳（他在水裡像魚一樣靈活），有時跟我一起，然後上我家吃飯；他永遠是愉快的，隨時準備進行學術論爭，或做各種小事，跟著鋼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給孩子們講故事，他的話總是那麼生動，孩子們會一動不動接連聽幾個小時。 福格特具有傑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裡半真半假地給女士們講過幾次生理學。他講的一切都這麼有趣，這麼單純，表達得這麼鮮明生動，而他為了達到這種明確性所經歷的漫長路程，卻沒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務正在這裡——為了使科學變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簡單的、普通的語言說明自己。 沒有不能懂的科學，只有不能懂的敘述，那就是還沒有消化的語言。學者的語言是程式化語言，與符號無異，這是一種速寫，一種代用品，只適合於學者；內容隱藏在代數公式中，是為了在揭示規律時不必千百次重複同一些話。在通過一系列煩瑣的方法時，科學的內容身上長滿了這類學院的雜草，而教條主義者習慣了這套乖僻的語言，不會使用別的語言，它對於他們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後，他們甚至覺得這種語言非常寶貴，這是他們用血汗掙到的收穫，與庸俗的語言是不同的。隨著我們從學生走向實際知識，桁架和腳手架就變得討厭了，我們要求單純的敘述。誰沒有看到，初學者使用的艱難術語總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學上晦澀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教學者的不良用心，他們企圖掩蓋一部分真理，迴避危險的問題。科學懷有某種目的，而不是傳播真正的知識，它就不是科學。它應該具備直言不諱的勇氣。誰也不能指責福格特不夠坦率，畏縮退讓。倒是「感情脆弱的人」會責備他過於直截了當，過於直截了當地說明他所認識的、與公認的謊言針鋒相對的真理。基督教觀念使我們習慣了二元論和理想的思維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東西反而引起我們的不快。我們的智慧經過許多世紀的歪曲，看不慣毫不掩飾的美和日光，需要陰暗的粉飾。 不少人讀了福格特寫的東西十分氣憤，認為他滿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銳的結論，輕易拋棄了公認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氣，便企圖調和神學與生物學，仿佛神學根本不在他的話下。 確實，福格特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從來不改變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變，他那直率的現實主義便來源於此。神學的詰難對他只具有歷史意義；從他樸素的觀點來看，二元論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屑與它展開認真的論爭，正如他的對手們（化學神學家和生理學聖父們）也不可能鄭重其事地去駁斥魔法或占星術。福格特只是以嬉笑怒罵的方式答覆他們的攻擊，但是不幸，這是不夠的。 他面對的那些無稽之談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嚴重的。人腦的童年時期正是這樣，它不能接受簡單的真理；對於不明事理、迷惘、混亂的頭腦而言，只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講普通的老百姓，就連文學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識界，政府和革命家們，也爭先恐後地支持人類世代相傳的荒唐見解。正如七十年前嚴峻的自然神論者羅伯斯庇爾之處死阿納卡西斯·克洛斯47一樣，今天的某些瓦格納48們也會把福格特送上斷頭台。 戰鬥是不可能的，優勢在他們一邊。面對這一小群學者、自然科學家、醫生、兩三個思想家和詩人的是整個世界：從庇護九世和他的《聖母無原罪成胎諭》49，到馬志尼的「共和制上帝」50；從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義政客，到拉多維茨中將51——他臨死時還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學教授瓦格納：靈魂是不滅的，必須保衛它，這是一件從來沒有人想到要寫進遺囑的事；從美國召喚亡靈的巫師，到英國騎在馬上向列隊的印第安人宣講上帝教誨的上校傳教士。自由人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對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來幾代人身上…… ……有人企圖證明，這種精神錯亂，這種宗教狂熱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為了讓人能平靜地生活在別人旁邊，必須使雙方失去理智，嚇唬他們，而這種瘋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創造歷史，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 我記得有一幅法國漫畫，那是針對傅立葉主義者和他們的熱烈追求的，畫上是一頭驢子，驢背上縛著一根直立的木桿，杆子上掛著一束乾草，驢子看到乾草，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這樣，乾草當然也朝前移動了，驢子永遠落在它的後面。這善良的牲口也許會永遠這麼走下去，但是難道它會永遠受愚弄嗎？ 現在我得談另一件事了：正當一個地方毫無理由地把我攆走時，另一個地方卻熱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應福格特為我的國籍問題幫忙，那就是物色一個願意接納我的公社52，然後向聯邦議會提出。取得瑞士國籍必須先找到一個鄉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這個規定是完全符合每個州和每個城鎮鄉村實行自治的原則的。莫拉（墨頓）湖邊的沙特爾鄉答應了，只要向鄉里繳納一筆不多的錢，它就可以接納我的家庭作它的農村居民。這個鄉離墨頓湖不遠，勇敢者查理53便是在這裡被擊敗身死，後來奧地利（接著又有彼得堡）書報審查機關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羅西尼的歌劇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爾的名字。54 事件提交給聯邦議會，兩個耶穌會議員表示反對我，但沒有辦法阻撓。其中一人說，應該先查明我為何被流放，是什麼激起了尼古拉的憤怒。有人回答道：「這件事本身已說明了一切！」結果哄堂大笑。另一個為了謹慎起見，裝出客氣的樣子，要求增加保證金，免得萬一我去世，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和生活費用落在窮苦的鄉民們身上。沙勒的回答滿足了這位耶穌的門徒的要求。我的公民權獲得了極大多數的通過，於是我從俄國的七等文官一變而成了墨頓湖畔沙特爾鄉的賦稅農民，弗里堡州文書在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該人原籍為莫拉附近之沙特爾鄉。」 其實改變國籍並不影響在本國的升遷，眼前我就有兩個光輝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過圖爾高維亞的公民55，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是達姆施塔特的市民56，可是在他們取得這些公民權之後，依然當上了本國的皇帝。當然，我的前程不會這麼遠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權獲得批准以後，少不得要去一次與新同鄉見見面，表示感謝。何況正是在這時我迫切希望獨自清靜一下，以便對自己進行反省，一方面回顧過去，一方面展望籠罩在迷霧中的未來，因此我很歡迎這個外在的推動力。 在我離開尼斯的前夕，當地公安局長約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內務大臣的命令：立即離開撒丁王國的領土。這個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態度隨和、辦事圓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過了1850年巴黎對我的逐客令。而且這事來得無緣無故，莫名其妙。 據說，這是多虧了兩三個住在尼斯的俄國大忠臣的關心才發生的，我願意指出，其中一個是司法大臣帕寧。他不能容忍一個弄得皇上非常生氣的人不僅安然無恙地活著，還與他住在同一個城市裡，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歡他的文章，他仍照寫不誤。據說，司法大臣到了都靈，向阿澤利奧大臣57提出，要求為了他們的友誼驅逐我。阿澤利奧大概還記得，我關在克魯季茨兵營時，為了學習義大利語，拜讀過他的《巴萊塔的騎士比武》（一部「既非古典的、也非舊式的」58小說，儘管同樣枯燥無味），因此沒有採取行動。不過他之不肯馬上驅逐我，也可能是因為他覺得，在達成這種友好的諒解以前，俄國先得派出大使，可是當時尼古拉還在為查理·阿爾貝特的叛逆思想生氣呢。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長官和都靈的大臣們便會利用對我的誣衊。在我被驅逐前幾天，尼斯爆發了「人民騷亂」——船夫和小店主在銀行家阿維陀爾花言巧語的煽動下，提出了抗議，反對壓制這個自由港，態度相當強硬，他們宣稱尼斯公國是獨立的，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整個王國普遍實行的低關稅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沒有尊重「尼斯公國的獨立地位」和「記載在歷史文件上」的權利。60 阿維陀爾，這位帕隆河（一條流經尼斯的乾涸的小河）邊的奧康內爾61被捕入獄，尼斯街頭夜裡還出現了巡邏隊，人民也出動了，雙方唱著歌，但唱的是同樣的歌——這就是一切。對於這件關稅和稅率的兄弟鬩牆之爭，無論我或其他外國人都不會介入，這還用說嗎？然而行政長官卻聲稱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動了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政府為了表示根除禍亂的決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離境。 我去見行政長官（一個耶穌會教徒），向他指出，對一個本來即將離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舉，何況我口袋中還揣著經過簽證的護照，因此問他這究竟是為什麼？他向我聲明，他也像我一樣感到奇怪，這是內務大臣採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沒有與他聯繫過。他的態度這麼客氣，使我不能絲毫懷疑，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把我與他的談話寫信告知了反對派的著名代表洛倫佐·瓦列利奧62，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奧在向政府提出的質問中猛烈攻擊了那位大臣，要求對我被逐一事作出答覆。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國外交上的任何影響，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長官的告發上，最後溫和地表示，如果內務部在這件事上操之過急，不夠謹慎，那麼它可以改變自己的決定。 反對派鼓了掌。因此事實上驅逐令已被取消，然而儘管我寫了信給內務大臣，他卻不予答覆。我在報上讀到了瓦列利奧的發言和對它的回答，因此從弗里堡回來時，我乾脆順路前往都靈。為了免得簽證發生問題，我沒有辦簽證；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邊境上，檢查護照不像法國憲兵那麼窮凶極惡。到了都靈，我便找內務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見了我，那是主管高級警政的蓬斯·德·拉·馬蒂諾伯爵，當地一個著名的人物，聰明而又狡猾，天主教黨的忠實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驚訝。他對我講了我想對他講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貝爾特的一次會見，只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帶些病態，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討厭，一臉兇相，顯得詭計多端，有些像教士，生著粗硬的灰白頭髮。我剛想說明我要面見大臣的原由，才講了十來個字，他便打斷了我的話： 「好啦，這有什麼疑問呢……您前往尼斯，前往熱那亞，留在這兒，都悉聽尊便，只要您不致懷恨在心，我們就滿意了……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長官搞的……您瞧，我們還是 小學 生，不習慣法制和憲法程序。如果您做的事觸犯了法律，那麼這兒有法庭，這樣，您就不會抱怨我們不公正了，是嗎？」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可是他們採取的措施卻令人不快……鬧得滿城風雨，其實毫無必要！」 說過這一席自己反駁自己的話以後，他立即拿起一張印有內務部字樣的公文紙，寫道：「茲特允准亞·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該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內務大臣，由S.馬蒂諾代為簽發，1851年7月12日。」 「這是以防萬一，您可以相信，有了這張紙就什麼也不致發生了。我很高興，我們總算跟您了結了這樁公案。」 由於這句話譯成普通的語言便是：「您可以走了」，因此我馬上離開了這位伯爵；我想像著尼斯那位行政長官見到我以後的尷尬臉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幫忙，這張臉我見不到了——他被調走了。 現在回頭再談弗里堡州的事。我在該州一位負責官員的陪同下坐上馬車，像到過那裡的每一個人一樣，在聽過著名的土炮聲，駛過著名的大橋以後，便朝著沙特爾鄉進發了。到了墨頓鎮，警察所長，一個精力充沛、思想激進的人，要求我們在他那兒稍等一會兒，他說鄉長希望他在我們路過時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達鄉里，而大家還在田間幹活，那麼他和其他家長會很不高興。這樣，我們在莫拉或墨頓閒蕩了一兩個小時，才跟警察所長一起前往。 幾個年長的農民在鄉長家門口迎接我們，站在大夥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莊的鄉長，他滿頭白髮，雖然背有些駝，仍顯得身板結實。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強壯的大手，稱我「親愛的老鄉」，然後用瑞士德語發表了一篇歡迎辭。這種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對我說的是什麼，同時我考慮，如果我隱瞞我聽不懂他的話，他也會隱瞞他聽不懂我的話，因此我大膽作了答詞： 「親愛的鄉長公民和親愛的沙特爾老鄉們！我感謝你們，因為你們的公社給我和我的孩子們提供了庇護，使我可以結束我無家可歸的流亡生活。親愛的公民們，我不是為了尋找另一個祖國才離開自己的祖國的，我全心全意愛俄羅斯民族，我離開俄國是因為我在它的壓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無動於衷；我是在流放之後離開它的，我經歷了尼古拉瘋狂的專制統治的迫害。它的手在一切有國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蹤著我，然而它不夠長，在你們的公社裡，它伸不到我的身邊！在你們這裡，在你們的庇護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風港，可以永遠平靜地生活下去。沙特爾的公民們，是你們接納了我，讓我走進了你們中間，儘管你們人數不多，你們卻制止了那位有著千百萬軍隊作後盾的俄國皇帝伸向我的手。你們比他更強大！你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你們保持著自由的、世代相傳的共和制度！我為參加你們的聯邦感到自豪！海爾維第共和國萬歲！」 「歡迎新的公民！……祝新公民長命百歲！……」老人們應和道，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動！ 鄉長邀請我們進他屋裡。 我們進屋後，在一張長方桌子旁邊的長凳上坐下，桌上放著麵包和乳酪。兩個農民把一隻非常大的瓶子抬進屋裡，它比我們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劑，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幾個冬季，讓它們在那裡發酵的傳統瓶子更大，瓶子裝在籐筐里，瓶內是白色的酒。鄉長對我們說，這是當地釀製的，但年代很久了，這一瓶他記得已有三十年，這種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場合才喝。所有的農民與我們一起在桌邊團團坐下，只有兩個人在大酒瓶旁邊忙碌。他們先把酒倒進大杯子，然後鄉長從大杯子中把酒斟進酒杯，每個農民一杯，他給我的是一隻漂亮的高腳水晶玻璃杯，同時對州里那位官員和警察所長說： 「這一次得請你們原諒了，這隻尊貴的酒杯今天得給我們的新居民了，你們與我們是自己人呢。」 鄉長朝酒杯斟酒時，我發現在場有一個人穿得不完全像農民，似乎很不平靜，他不時拭汗，臉紅紅的——他身體不大舒服。當鄉長舉杯為我祝酒時，那人突然鼓足勇氣一躍而起，對著我開始講話了。 「這是本鄉學校的教師公民。」鄉長帶著鄭重的臉色，在我耳邊小聲說。 我站了起來。 教師講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語，也不是普通的德語，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說家和文學家的語言，他提到了威廉·退爾，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奧地利和亞歷山大的戲劇審查官對此將怎麼辦，難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爾不成？），同時沒有忘記應用那個並不新鮮、但富於表現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鍍金的鳥籠，總有一天鳥會衝出囚籠；尼古拉·帕夫洛維奇被他挖苦得夠嗆：他把他與羅馬歷史上最邪惡的皇帝們相提並論。我聽了也幾乎想打斷他，對他說：「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預見到尼古拉即將進入這些人的行列，因此沒有作聲。 農民們伸長了曬黑的、布滿皺紋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搭在耳朵上，用心聽著。那位官員幾乎在打瞌睡，為了掩飾這一點，他第一個對演說者鼓了掌。 這時鄉長坐在那兒沒有閒著，熱心地給大家斟酒，像干慣了典禮官角色的人那樣不停地舉杯祝酒： 「為瑞士聯邦乾杯！為弗里堡和它的激進派政府幹杯！為沙勒州長乾杯！」 「為我親愛的沙特爾鄉鄉民們乾杯！」我提議道，終於發覺，這酒儘管甜滋滋的，酒力還是不小。大家起立了……鄉長說道： 「不，不，親愛的老鄉，滿杯，像我們為您祝酒一樣，把杯子斟滿！」老人們變得話多了，酒發揮了作用…… 「把您的孩子送來。」一個人說。 「對，對，」另一些人附和道，「讓他們來看看我們是怎麼生活的，我們都是純樸的人，不會教壞孩子，再說，我們也想看看他們。」 「一定來，一定來。」我回答。 這時鄉長已開始道歉，說他招待不周，這都得怪那位官員，他應該早一兩天通知他們，那麼一切都會不同了，他們可以舉辦音樂會，主要是可以迎接我，向我鳴槍致敬。我差點想按照路易-菲力普的觀念對他說：「算啦……這算得什麼？不過是沙特爾鄉多了一個農民而已！」 我們像老朋友一樣分手了。我有些奇怪，沒有看到一個女人、一個老太婆或者小姑娘，而且沒有一個年輕人。不過這是在勞動時間。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對他們說來是稀有的節日，他們沒有邀請一個牧師。 我認為這是他們做了一件大好事。牧師勢必把一切搞糟，他的愚蠢說教會大煞風景，他那道貌岸然的外表會像酒杯里的一隻蒼蠅，使你不把它弄走就不能安心喝酒。 最後，我們重又坐進了那位官員的那輛幾乎沒有車頂的小馬車，把警察所長順路送到了莫拉鎮，便朝弗里堡市疾馳而去。天空布滿了烏雲，我困得直打瞌睡，頭腦迷迷糊糊的。我儘量不讓自己睡著，心想：「難道這是由於他們的酒？」我對自己的酒量感到不滿……那位官員狡猾地笑笑，但後來他自己也打瞌睡了。開始下起了濛濛細雨，我蓋上外套便睡了……後來冰冷的雨點驚醒了我……大雨傾盆，烏雲仿佛在山頂上打出了火花。官員已站在過道上，一邊哈哈大笑，一邊跟佐林格旅館的老闆 談天 。 「怎麼，」老闆問我，「我們那些單純的農民請您喝的酒跟法國酒不一樣吧？」 「難道我們已經到了不成？」我問，像落湯雞似的走下了馬車。「這並不奇怪，」官員說，「奇怪的倒是您睡得連打雷也沒聽到，這麼大的雷聲已好久沒有了。難道您真的什麼也沒聽到？」 「沒聽到。」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普通的瑞士酒，你喝的時候根本不覺得它厲害，可是它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了巨大的力量，不習慣的人一喝便醉。官員故意不把這一點告訴我。再說，即使他講了，我也不會拒絕農民們的好心款待和祝酒，更不會只沾一下嘴唇，弄得大家索然無味。我做得很對，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那就是一年後我從伯爾尼去日內瓦時，在一個驛站上又遇到莫拉鎮的警察所長。 「您可知道，」他對我說，「我們的沙特爾人非常喜歡您呢？」 「不知道。」 「他們直到現在還懷著自豪的心情在講，一位新老鄉喝了他們的酒，睡得連打雷都沒聽到，從莫拉到弗里堡被雨淋成了落湯雞也不知道呢。」 就這樣，我成了瑞士聯邦的自由公民，給沙特爾鄉的酒灌得爛醉如泥！63 1 中世紀一種避邪的符號。 2 引自《法意書簡》第十三信。 3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變。 4 1848年匈牙利爆發革命後，沙皇為擴大俄國在德國的勢力，並防止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意圖，積極幫助奧地利鎮壓匈牙利的革命，在俄軍的強大壓力下，革命的左翼領袖科蘇特被迫出走，匈軍統帥格爾蓋伊宣布投降，出賣了匈牙利革命。 5 1848至1849年歐洲各國爆發革命後，普魯士、法國、比利時、奧地利等國的警察便召開了聯合會議，策劃採取統一行動，撲滅歐洲的民主和民族解放運動。 6 1850年7月，根據馬志尼的倡議，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在倫敦成立，以便把各國流亡者組織起來，促進民族和民主運動。但馬志尼起草的綱領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以致後來委員會內部矛盾重重。 7 根據後面赫爾岑給馬志尼的覆信的日期（1850年9月13日），這應該不是一年，只是幾個月。 8 法律中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則及各種規定，這裡是指英國議會於1679年通過的《人身保護法》，它成為保障英國公民權利的一項基本法令。 9 歐洲委員會的機關報。 10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中「臨時政府」成立的日子。 11 歐洲委員會的宣言中提出了「上帝和人民」的口號，意即人民的意願等於上帝的意旨，它便是在這名義下否定階級鬥爭，保護私有財產，反對社會主義的。 12 路易·勃朗在流亡期間發行的一種法文報紙。 13 指尼古拉一世的沙皇辦公廳第三廳。 14 奧爾洛夫是當時沙皇第三廳長官，涅謝利羅德是內政部大臣。 15 即杜貝爾特，他作為第三廳的辦公廳主任，憲兵團的所有監獄都由他負責。 16 在克里米亞戰爭中，1855年2月俄軍在葉夫帕托里亞附近的戰役中大敗。據說這使尼古拉一世憂憤成疾，得了肺炎，隨即於這年3月去世。赫爾岑對尼古拉一世的死一直抱有幻想，認為這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俄國的專制政治。 17 布魯圖是羅馬最早的執政官。貝斯蒂亞也是古羅馬較早的執政宮。「領事」一詞來源於拉丁文，與「執政官」是同一詞，因此這裡才這麼說。 18 古希臘的雄辯家。 19 勒佩（1712—1789），法國教士，曾改進手勢字母教學，並於1770年在巴黎建立了聾啞學校。 20 即赫爾岑的次子尼古拉，科利亞是他的愛稱。 21 羅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天主教耶穌會的創建人，死後被羅馬教廷追諡為聖徒。 22 當時尼斯屬於撒丁-皮埃蒙特王國。 23 尼斯的銀行家。 24 蘇黎世的銀行家。 25 即瑞士聯邦。1798年法國征服瑞士後，在今瑞士聯邦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海爾維第共和國，由於內部派別林立，矛盾迭起，於1802年由拿破崙予以改組，建成了瑞士聯邦，又經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被確認為永久中立國。 26 福格特（1817—1895），德國自然科學家，庸俗唯物主義者，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後成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議會被解散後，流亡至瑞士。他與赫爾岑關係密切。但馬克思曾指責他後來成了拿破崙三世的密探。 27 沙勒（1817—1871），瑞士弗里堡州州長，後擔任瑞士聯邦議會副議長。 28 意為「道德同盟」，1807年6月在德國建立的一個政治組織，目的為反對拿破崙在德國的統治，曾獲得群眾的廣泛支持。1809年被拿破崙下令解散。 29 德國學生組織，1815年在耶拿大學成立，1817至1818年展開過大規模的活動，1819年被政府取締後，轉入地下，後曾積極參加1848年的德國革命運動。 30 德國大學生協會的重要成員，他對科策布的行刺成為德國政府鎮壓大學生協會的導火線。 31 瓦特堡是德國歷史上著名城堡，屬薩克森公國。這裡所說福倫家的人指奧古斯特·福倫，他是德國詩人及 政論 家，曾在瓦特堡領導示威運動。 32 德國在中世紀設立的一種職位，在皇帝年幼、臨時外出或患病時代理國政。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曾推選五人代理攝政團，福格特是其中之一。 33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詩人塔索（1544—1595）的敘事長詩。 34 盧梭的書信體小說。 35 歌德的長篇敘事詩。 36 這裡的《唐璜》和《費加羅的婚禮》都是指莫扎特的歌劇。 37 克洛卜施托克（1728—1803），德國著名詩人，詩歌以宗教題材為主。 38 庫德利赫（1823—1917），1848年維也納革命的參加者。 39 引自但丁的《神曲·煉獄篇》第三十歌。 40 指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聖保羅大教堂，1848至1849年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便在這裡開會。 41 李比希（1803—1873），德國著名化學家，對化學作出過重大貢獻。 42 福格特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屬於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羅伯特·勃魯姆為首的左翼，主張在德國成立聯邦共和國，但並不十分徹底。 43 指腓特烈·威廉四世，曾被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選為德意志皇帝，但未接受，思想傾向保守。 44 約翰大公（1782—1859），奧地利皇族，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上被選為德意志帝國攝政，曾表現一定的自由主義思想，後轉向反動。 45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於1949年5月被勒令遷移到斯圖加特，一個月後即被當地軍警解散。 46 一種小型膠質無脊椎動物，常見於南半球海洋中。 47 克洛斯男爵（1755—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民主派，後來羅伯斯比爾指責他為「非基督教化分子」，企圖徹底摧毀宗教，因而被送上斷頭台。阿納卡西斯是他的化名。 48 瓦格納（1805—1864），德國生理學家，活力論和唯靈論者。 49 教皇庇護九世於1854年頒布《聖母無原罪成胎諭》。 50 指馬志尼在歐洲委員會宣言中提出的「上帝與人民」的口號，根據這口號，他認為共和制是上帝的意旨。這與君權神授具有針鋒相對的意義。 51 拉多維茨（1797—1853），普魯士保守派政治家和將軍，1850年曾擔任普魯士首相。 52 公社本是中世紀西歐實行自治的城鎮，社員之間必須互相保護和幫助。後來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公社的自治權便逐步縮小。 53 勇敢者查理（1433—1477），勃艮第公爵為建立勃艮第王國，脫離法國獨立，屢次與法王路易十一作戰，最後於徵服瑞士各州後，在莫拉附近的戰役中被路易打敗身死。 54 義大利作曲家羅西尼根據席勒的劇本創作的歌劇《威廉·退爾》在奧地利和俄國上演時，被改名為《勇敢者查理》，情節也作了適當變動，用諸侯爭霸代替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 55 圖爾高維亞在瑞士圖爾高州，路易·波拿巴青年時代曾流亡瑞士，1832年在圖爾高州取得了瑞士國籍。 56 達姆施塔特在德國黑森州，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登基前於1841年娶了黑森-達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兒馬利亞為妻，因而取得了該公國的公民權。 57 阿澤利奧（1798—1866），義大利政治家、作家和畫家，曾任撒丁王國首相兼外交大臣。都靈當時為撒丁王國都城。 58 借用普希金的長詩《努林伯爵》中的句子。 59 撒丁國王查理·阿爾貝特年輕時曾對義大利的燒炭黨運動發生過興趣。1821年又支持過皮埃蒙特的革命活動，登基後又於1848年首先頒布了憲法，並向奧地利宣戰，表示了維護民族獨立的意願，因此取得了「開明君主」的聲譽。這一切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滿，於1849年與撒丁斷絕了外交關係。 60 尼斯是個古城，中世紀時屬於熱那亞，後來由於不斷的戰爭，它的歸屬問題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1814年才劃歸撒丁王國，1860年又劃歸法國。 61 奧康內爾（1775—1847），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著名的演說家。這裡是對阿維陀爾的諷刺，阿維陀爾不僅是銀行家，也是皮埃蒙特議會的議員。 62 瓦列利奧（1810—1865），撒丁王國議會議員。 63 我不得不附帶說一下，我修改這一頁時正好也是在弗里堡，也住在那個佐林格旅館中。旅館老闆還是那個相貌堂堂的老闆，餐廳也還是1851年我與薩佐諾夫一起吃飯的餐廳，房間也還是一年後我寫遺囑，並委託卡爾·福格特做我的遺囑執行人的那個房間；這一頁使我想起了這麼多的往事……十五年過去了！我的心中不知不覺地、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恐怖……1866年10月14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