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八章

瑞士——詹姆斯·法齊和流亡者——羅莎峰 1849年的歐洲依然風雲變幻，動盪不定，住在日內瓦，要把目光局限於瑞士一地是很難的。何況那些政黨像俄國政府一樣詭計多端，往往弄得遊客眼花繚亂。一旦落到它們的影響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來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觀點的制約，逃不出它們的魔法圈子了。他的第一個印象總是偷天換日地硬加給他的，不是他本人的。在他毫無準備的時候，政黨的偏見已出其不意，乘虛而入，使他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虜。 在1849年，我只知道一個激進的瑞士，它實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離主義者聯盟。1後來我周圍的逃亡者逐漸增多，我接受了他們對畏首畏尾的聯邦政府的不滿，對它在反動的鄰國面前扮演的可憐角色感到憤慨。2 通過後來的幾次旅行，我才對瑞士有了較多較深入的認識，尤其是在倫敦時期。在1853和1854年苦悶而無所事事的日子裡，我增長了不少見識，也改變了對以前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許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過了一段艱苦的歷程。在全世界自由體制分崩離析後剩下的一片廢墟中間，在文明社會互相傾軋以致同歸於盡的斷垣殘壁中間，在人的一切生活條件，國家的一切形式，無不遭受粗野的專制暴政的摧殘而毀滅的時候，只有兩個國家依然像過去一樣。一個以海洋作掩護，一個靠高山作屏障，兩者都是中世紀的共和國，古老的生活習慣已深深植根在它們的土地中。 然而從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國和瑞士又多麼不同啊！如果瑞士處在群山包圍之中，顯得像一個孤島，那麼它的被包圍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艱難曲折地前進，另一方面也必須採取複雜的行動。在英國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們落後了三個世紀。英國的活躍部分只限於某些階層，大多數人民處於政治運動之外，連憲章運動3也幾乎沒有觸動他們，它涉及的僅僅是城鎮工人。英國站在一邊，易燃物一旦積累多了，它便把它們拋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順利地發展。思想不會從大陸蜂擁而入，只是慢慢滲進它的國土，並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語言表現自己。 瑞士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它沒有特權階級，甚至城市和鄉村的居民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區別。各州的宗法制貴族無力抵擋民主思想的任何衝擊。一切學說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無阻，留下了痕跡；它使用的語言有三種。加爾文在那裡傳過道，裁縫魏特林4在那兒作過宣傳，伏爾泰在那兒放聲大笑，盧梭在那兒誕生。在這個國家，從農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實行自治，儘管強鄰壓境，卻沒有常備部隊，沒有官僚階級，沒有獨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風雨和反動派的狂歡節之後，它仍像從前一樣是一個自由的共和制聯邦國家。 全歐洲僅有的平靜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國家，我不知道保守主義者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反之，例如，奧地利帝國是在社會動亂和政權更迭的基礎上，靠一系列政變維持的，法國的王位則是靠恐怖統治和消滅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國，甚至荒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長期保留，它們與自由結成一體，在它強有力的庇護下堅如磐石。 瑞士聯邦議會在奧地利和法國提出要求後，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驅逐出境，這行為是可恥的。但這責任完全應由聯邦政府承擔；人民對外交問題並不像對內政問題那麼關心。事實上，各國人民只關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們或者不想過問，或者認為只是玩弄辭藻，這些辭藻哪怕是真誠的，也很少實際意義。那個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聲世界的民族，儘管極少理會地理界線，卻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強烈、更狹隘的愛國主義精神。何況自然環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發展：崇山峻岭把他們圍困在祖國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只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樣，在沒有人侵犯他們的山谷時，他們可以保持沉默。 聯邦政府自作主張行使的驅逐流亡者的權利，其實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規定，瑞士的僑民問題是各州管轄的。瑞士的激進派受到法國理論的影響，竭力加強伯爾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錯誤。幸好中央集權的各項措施，除了具有明顯的實際利益的，如郵政和交通設施，幣制的統一等，其餘在瑞士都不得人心。中央集權在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共設施方面是大有可為的，但它與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變成一群飼養在畜欄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員精心訓練的一群獵犬。 正因為這樣，瑞士人討厭它，美國人和英國人也討厭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權國家瑞士，像許德拉5和布里亞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頭在哪兒，心臟又在哪兒呢？此外，沒有京城，就不可能想像有國王。瑞士決不會出現國王，正如紐約不可能制定俄國的官階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聯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種剛毅堅強的人，他們具有鮮明的個性，正如他們的山陵具有鮮明的地形，他們在群山環抱中建立的國家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一樣。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樣舉著本州的旗子，穿著本州的服裝，背著卡賓槍，匯集在聯邦的某個射擊比賽場上。他們為各自的特點和各自的團結自豪，從故鄉的山上來到這裡，彼此發出兄弟般的歡呼，也向聯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舉行比賽的城市中）歡呼，然而從來不會互相混雜。 在自由民族的這些節日中，在他們的軍事遊戲中，沒有君主國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沒有金碧輝煌的貴族排場，沒有五色繽紛的近衛軍，有的只是莊嚴和威武的儀表。到處聽到的都是自由的談話，喝的都是家釀的美酒，到處都在歡呼，歌唱，奏樂，大家感到肩上沒有沉重的負擔，那壓迫他們的權力…… 我到達日內瓦後不久，市里在學校放假前為所有的學生舉辦了一次宴會。州長詹姆斯·法齊7邀請我參加這次宴會。在卡魯日郊區的一塊空地上搭了一個大帳篷。議員和全州的名流都來到這裡，與孩子們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著制服，拿著槍，擔任榮譽警衛人員，這是每年輪流的。法齊的演說充滿激進派色彩，他祝賀了得獎的學生，在奏樂和禮炮聲中提議「為未來的公民」乾杯！這以後，孩子們兩個一排隨著他走進空地，那裡有各種娛樂活動，氣球和雜技表演等。武裝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們）夾道列隊，在學生行列開始經過時，他們便舉槍敬禮……是的，向小輩和孩子們，向州政府出錢培養的孤兒們敬禮……孩子是城市的尊貴客人——它的「未來公民」。這一切對我們這些參加過學校和其他慶祝活動的人說來顯得多麼新鮮。 還有一點也很奇怪：每個工人，每個成年的農民，飯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澤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務，參與各種活動，加入各個黨派。他們的語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萬別，如果日內瓦的工人有時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樂部的成員，那麼單純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爾周圍的人，但是這毫無關係，不論前者或後者都同樣熱烈地參加社會活動。在法國，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分支機構遍布各個城鎮，它們的成員關心革命問題，順便也會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實情況。然而這些組織以外的人，尤其是農民，卻什麼也不知道，也根本不關心法國全國或全省的事。 最後，我們和法國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員沒有任何特定的服飾和標誌，瑞士的政府沒有任何豪華的排場。州長和聯邦議會議長，國務部長（即內閣官員）和聯邦軍官，在咖啡館裡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飯，討論國家大事，和工人辯論，也當著大家的面與其他官員辯論；他們喝的是同樣的葡萄酒和櫻桃酒。 從我與法齊認識起，他單純的民主作風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後我才發現，在任何符合法律規定的場合，州政府絕不是軟弱無力的，儘管它沒有莊嚴的制服，鑲飾條的褲子，帶翎毛的帽子，拿錘形杖的司閽，留鬍子的衛隊長，以及其他一切華麗外表和毫無意義的君主國裝飾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難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聯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頭理論家手中，部長們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絕過路易-菲力普驅逐路易-拿破崙的要求的聯邦政府8，現在驚慌失措，按照後者的命令，開始驅逐在那裡尋找庇護的人，還以同樣的辦法討好奧地利和普魯士。當然，現在跟聯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願採取極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國王，而是手上的鮮血還沒有乾的、驕橫暴戾、不可一世的獨夫民賊。可是聯邦議會怕什麼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邊，它就會明白，那些鄰國的政府只是用殘暴和恫嚇在盡力掩蓋自己內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們沒有一個政府是充分穩定、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發動戰爭的。聯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們就不敢吭聲。但是那些空頭理論家寧可採取膽怯的退讓政策，對無處藏身的人進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幾個州，包括日內瓦在內，對聯邦議會作過長時間的反抗，但最後連法齊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捲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動。 他的地位對他十分不利。從一個秘密活動者變成一名政府官員，不 論事 情如何自然，仍包含著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實上應該說，不是法齊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齊，儘管這樣，從前的密謀者與現在的州長不可能毫無矛盾。他有時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開違背聯邦的法令，或者採取十多年來他一貫反對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隨機應變，有時這麼辦，有時那麼辦，結果使雙方都對自己不滿。 法齊是一個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國務活動家，但是過於像法國人，喜歡採取強硬手段，喜歡集中，喜歡權力。他一生都在政治鬥爭中度過。在他的青年時代，我們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壘上，後來又與反對拉斐德9和銀行家們的那些年輕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廳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和拉菲特11認為，「最好的共和主義者」便是奧爾良公爵，於是他當了國王，而法齊走上了極端共和主義反對派的立場。這時他與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和馬拉斯特13，與人權協會和燒炭黨人站在一起，參加了馬志尼對薩瓦的進軍，出版了雜誌，可是當局按法國方式用罰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後，他相信他在法國已無事可做，於是想起了祖國，把全部精力，全部作為政治活動家、 政論 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經驗，轉移到了日內瓦州，要在那裡貫徹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進的改革方案，並在那兒付之實施。日內瓦展開了反對舊政權的活動；辯論、進攻和回擊，從室內和報紙上走進了廣場，法齊成了全市叛亂群眾的首腦。正當他發號施令，指揮武裝的弟兄們的時候，一個白髮老人從窗口探出了腦袋，他作為職業軍人，不能不對人員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勸告。法齊聽從了他的話。勸告是切實有效的——但這軍人是誰呢？他是奧斯特曼-托爾斯泰伯爵14，庫爾木戰役的聯軍總司令，尼古拉登基後便離開了俄國，此後幾乎一直住在日內瓦。 在這個變革時期，法齊表明他不僅足智多謀，判斷正確，而且具備聖茹斯特認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幾乎沒有流血便挫敗了保守派，他來到州議會，宣稱它已被解散。議員們想逮捕他，憤怒地問道：「你憑什麼敢這麼講？」 「我憑日內瓦人民的名義，他們討厭你們的腐敗統治，跟我站在一起。」於是法齊拉開門口的布幔，荷槍實彈的人群擠進了大廳，只要法齊一聲令下，他們就會舉起槍來射擊。「貴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爾文派信徒們大驚失色。 「趁現在還來得及，趕快走開！」法齊說，於是他們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齊坐到桌後，動手書寫法令和「決議」，宣布日內瓦人民消滅了舊政權，準備進行新的選舉，通過新的法典，在這一切實現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齊以行政權力。這便是霧月18日15，只是它是為民主和人民實行的。雖然他自己選舉自己當了獨裁者，但選舉是無可指責，十分成功的。 從那時起，也就是從1846年起，他便統治著日內瓦。由於按照憲法，州長任期為兩年，不得連任，因此每隔兩年，日內瓦人得從法齊那些平庸的追隨者中選出一人接替他，這樣，事實上他仍是州長，保守派和虔誠派教徒只好望洋興嘆，永遠當他們的少數派。 法齊在執政期間表現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財政狀況都獲得了很大進展；他堅決執行激進派原則，贏得了人民的擁護，這表明他不僅是有力的破壞者，也是有力的組織者。日內瓦由於他而日益繁榮。對我這麼說的不僅有他的朋友，還有與他完全無關的人，例如，庫爾木戰役的那位著名的勝利者奧斯特曼-托爾斯泰便是其中的一個。 法齊為人嚴峻激烈，辦事雷厲風行，始終保持著帶有專制色彩的共和派特點。他習慣於獨斷獨行，有時專製作風會壓倒一切。此外，他對1848年後的事件和思潮毫無準備，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勢後面。瞧，這個共和國不就是他與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爾曼·卡雷爾16所想望的嗎？……看來它還存在問題。他從前的同志馬拉斯特現在當了國民議會議長，卻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時，當著秘書的面」談論天主教是不謹慎的，應該對宗教採取慎重態度，不要惹怒神父們；當《國民報》17這位前主編從一間屋子走進另一間時，兩個崗兵得向他敬禮。法齊的另一個朋友和追隨者走得更遠18，自己成了共和國的總統，但他已經不想再同從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當拿破崙了。「共和國在危險中！」然而工人和先進分子對它不再感興趣，他們都在談社會主義。對，這正是問題所在，於是法齊怒氣沖沖、固執己見地攻擊社會主義。這說明他已到達自己的極限，德國人所說的「頂點」，開始走下坡路了。 他和馬志尼在社會主義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會主義者，現在當它從一般的嚮往變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時，他們卻成了它的敵人。我常與兩人爭論，我驚奇地發現，當一個人不願被說服時，邏輯簡直無能為力。如果這對他們兩人只是策略，臨時的必要讓步，那麼當初怎麼會那麼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談話中也表演得那麼淋漓盡致呢？不，這裡包含著對新學說的一種仇恨，因為這是在他們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稱也叫他們不滿。有一次我向法齊提議，在我們的談話中用「克莉奧帕特拉」代替社會主義這名稱，免得這個詞惹他生氣，它的聲音妨礙他對它的理解。馬志尼反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後來帶給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傑茨基帶給他的更多——不過現在且不談這個。 一天我回家時，看到施特魯沃的一張條子，他告訴我，法齊要驅逐他，而且來勢洶洶。聯邦政府早已發出了驅逐施特魯沃和海因岑的命令，法齊一直只限於把這事通知他們。那麼發生了什麼新情況呢？ 法齊不希望施特魯沃在日內瓦發行自己的「國際性」雜誌；他的擔心也許是對的，他認為他和海因岑發行這種危險的囈語，只能重新引起法國的威脅、普魯士的咆哮和奧地利的切齒仇恨。作為一個實際的人，他怎麼會認為這雜誌真能辦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向施特魯沃提出，要麼放棄雜誌，要麼離開日內瓦。施特魯沃那時對雜誌抱著瘋狂的幻想，認為它可以最終撲滅「人間的七大災禍」，因此放棄這個計劃是這位巴登的革命家所萬難同意的。於是法齊派了一名警察帶了命令去找他，要他立即離開本州。施特魯沃板著臉接見了警官，宣稱他目前不準備走。法齊為警官生氣了，命令警察局驅逐施特魯沃。不經法院許可是不能進入市民家的；伯爾尼採用的是警察手段，沒有通過法院（也就是法國人所說的「公共安全措施」）。警察了解這一點，但希望討好法齊，可能也是為了對不友好的接待進行報復，預備了一輛馬車，帶了一個同伴，坐車來到離施特魯沃家不遠的地方，停在一棵椴樹下。 施特魯沃對迫害和苦難的時代的重又開始，心中還暗暗得意，他抱著先入之見，相信對他無可奈何，把發生的事通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希望引起他們的熱烈同情和強烈憤怒，後來等得不耐煩了，便去找海因岑，海因岑也收到了來自法齊的有趣的通知。由於海因岑住得不太遠，施特魯沃穿了便服，趿著拖鞋，逍遙自在地信步走去。他剛走到椴樹旁邊，早已恭候在那兒的加爾文的狡猾信徒便攔住了他的去路，出示了聯邦政府的命令，要他跟他走。在場的還有兩個憲兵，這證明他的邀請不懷好意。驚訝的施特魯沃大罵法齊，把他歸入了「七大災禍」的範疇，坐進馬車，與警察一起向沃州19疾馳。 從法齊執政以來，在日內瓦還沒發生過類似的事。這一切顯得粗暴，不必要，甚至可笑。我知道後很生氣，晚上十一二點回家時，在貝爾格橋遇到法齊，他與幾個義大利人說說笑笑，正經過那兒。 「啊，您好，有什麼新聞嗎？」他見到我便說。 「新聞很多。」我回答，故意裝得冷冰冰的。 「都講些什麼？」 「嗯，比如，日內瓦變得跟巴黎一樣，在街上就可以逮捕人，強行劫走，以致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再覺得安全；我怕今後連走路也……」 「您這是講施特魯沃的事……」法齊回答，還是不免生了氣，聲音也不連貫了。「對這些狂妄的傢伙，您叫我怎麼辦？我實在厭煩了，只得讓這些先生明白，藐視法律意味著什麼，公然違抗聯邦議會的命令……」 「您大權在握，自然可以為所欲為。」我笑道。 「難道瘋人院的人闖到街上，給全州和我個人造成了威脅，我也不管？何況目前是什麼形勢？而且，他們從不說一聲『謝謝』，只知道撒野。先生們，你們想想，我派了警官找他，可是他就差沒把他轟出來罷了——這簡直叫人難以容忍！他們不明白，官員（地方治安官）是依法辦事，應該受到尊敬。是不是？」 法齊的朋友們點點頭，表示同意。 「我不同意，」我對他說，「我根本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只因為是警官，是來向我宣布由 傅雷 爾或者德魯埃20在伯爾尼簽發的廢話，我便應該向他表示敬意。客氣一些是可以的，但既然他是作為敵人來的，而且有暴力做後盾，我何必跟他講什麼禮貌？」 「我有生以來還沒聽到過這種話。」法齊說，聳了聳肩膀，迅速地瞥了我一眼。 「您覺得新鮮，因為您從未考慮過這一點。認為官員神聖不可侵犯，這完全是君主制思想……」 「您不願理解尊重法律和奴顏婢膝之間的區別，這是因為在您國內，沙皇和法律是一回事，但這完全是俄國人的觀念！」 「那麼在您這兒，尊重法律便等於尊重警察或憲兵，這算什麼觀念呢？」 「親愛的先生，您可知道，我派出的警官不僅十分正直，而且也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我看見他辦事……」 「對，在家裡還是最好的父親，」我繼續道，「但這跟我和施特魯沃毫無關係；我們不認識他，他也不是作為一位模範市民，而是作為一位專制暴政的執法者去找施特魯沃的……」 「好啦，好啦，」法齊越講越生氣，說道，「這個施特魯沃跟您什麼相干？您不是昨天講到他還哈哈大笑嗎？」 「可是今天如果您要絞死他，我不會笑。」 「您知道我怎麼想嗎？」他停頓了一會兒。「我認為他只是一個俄國間諜。」 「我的天，真是胡言亂語！」我說，哈哈大笑。 「什麼胡言亂語！」法齊嚷得更響了。「我這是很嚴肅的話！」 我知道我這位日內瓦的獨裁者脾氣暴躁，容易發火，我也知道，儘管他氣勢洶洶，實際上他比自己的話好上一百倍，心眼是不壞的，因此儘管他大聲嚷嚷，我本來不會計較；但這時我們旁邊有人，而且他是一州之長，我卻是個沒有護照的流亡者，與施特魯沃一樣，這使我放開嗓門，用洪亮的聲音回答他道： 「您以為您是州長，您講什麼，別人就得相信什麼嗎？」 我的叫嚷發生了作用，法齊的聲音馬上變輕了，但是他舉起拳頭拚命捶打橋欄杆。 「要知道，他的叔父古斯塔夫·施特魯沃是俄國在漢堡的外交代辦。」 「這無非是《狼和綿羊》21的故事。我還是回家的好。再見！」 「確實，與其爭吵，不如睡覺，要不，我們會吵個沒完。」法齊說，勉強笑了笑。 我回貝爾格飯店，法齊和他的義大利朋友們過橋去了。我們在那兒大聲爭吵，旅館的幾扇窗都打開了，不少茶房和旅客聽到了我們的爭論。 可這時警察局中那位押送施特魯沃的十分正直的公民卻回來了，而且不是一個人，仍帶著施特魯沃。原來到了沃州的第一個城鎮，便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裡離斯塔爾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22居住過的科佩不遠，警察所長是熱烈的共和主義者，聽了施特魯沃被捕的原因，聲稱日內瓦警察的行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僅拒絕繼續押送犯人，而且要他們立即返回日內瓦。 法齊剛在我們的談話中受到奚落，現在又聽到施特魯沃已平安無事地回到日內瓦，可以想像他有多麼惱火。在書面和口頭把這位「暴君」痛罵一頓之後，施特魯沃便跟海因岑轉移到了英國；海因岑在那裡提出了他的「兩百萬人」高見之後，便跟他的皮拉得斯23一起悄悄去了美國，起先他們的目的是要在那兒辦一所女子學校，後來又想在聖路易斯城出版《拓荒者》雜誌，可那是連上了年紀的男子有時也不敢看的。 橋邊的談話後過了五天，我在郵局咖啡館又遇到了法齊。 「怎麼好久沒見到您？」他問。「還在生氣不成？說真的，我承認，這些流亡者成了我的一個大包袱，簡直傷透了腦筋！聯邦政府的照會一份接一份壓下來，熱克斯區的該死區長也故意待在這裡監督對法國人的拘捕工作。我儘量滿足每一個人的要求，可是為了這一切我自己的人民卻生我的氣。現在又出了一件麻煩事，十分棘手；我知道大家要罵我，可我有什麼辦法？」 他在我的桌邊坐下，壓低嗓音，繼續道： 「這已經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社會主義，簡直是盜竊了。」 他遞給我一封信。有個德國的邦主訴說，在民軍占領他的城鎮時，洗劫了各種值錢的東西，其中有一件稀世珍寶——一隻古色古香的聖餐杯，它落在民軍從前的隊長布倫克爾24手中，現在公爵得到消息，布倫克爾住在日內瓦，因此他要求法齊合作，為他找回失物。 「您說怎麼辦？」法齊用鄭重其事的口氣問道。 「這算得什麼。在戰爭時期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那麼您認為該怎麼辦呢？」 「把信扔掉，或者給這個小丑寫封回信，告訴他，您不是他派在日內瓦的偵探，他的杯子跟您什麼相干？布倫克爾當初沒有絞死他，已經便宜了他，他居然還想找他的身外之物。」 「您是個危險的詭辯家，」法齊說，「可您就不想想，這種勾當是給我們這派人臉上抹黑……這不能置之不理。」 「我不明白，您為什麼如此關心這種事。在這世界上比這可怕的事多著呢。談到黨派和它的榮譽，您也許又該說我是詭辯家了，但您不妨想想，難道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就能增加它的榮譽嗎？您根本不必理睬公爵的申訴，只當它是誹謗便行了。如果您派人搜查，謠言會更多，萬一不巧被您找到了什麼，那麼布倫克爾和他的夥伴就更難為自己辯白了。」 法齊聽了我的話，對俄國人的無法無天公開表示了驚異。 布倫克爾事件結果非常圓滿。他不在日內瓦；他的妻子在警察局和法院的檢察人員出現時，安詳地讓他們看了各種東西和錢，說明了它們的來源；聽到杯子的事，她自動把它找了出來，這是非常普通的一隻杯子，是民軍的一些年輕人拿到的，他們把它送給了自己的隊長，留作勝利的紀念品。 法齊後來向布倫克爾表示了歉意，承認這件事辦得太魯莽。喜歡不遺餘力地追根究底，抓住刑事案件中的枝節問題不放，用殘酷手段審問被告，要把他們統統繩之以法——這一切純粹是法國人的毛病；對於他們，法律訴訟無異是一場殘忍的遊戲，正如鬥牛之於西班牙人一樣。檢察官有些像矯捷的鬥牛士，如果被追逐的野獸幸而脫險，他們便覺得受了委屈，悶悶不樂。在英國卻沒有這類事，法官對被告非常冷靜，不是非把他們判罪不可，如果陪審團不能作出有罪的裁決，他們也心安理得。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確實在跟法齊搗亂，把他弄得不能安生。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對此不宜過分苛求。在革命運動中，大家熱情洋溢，這樣的熱情不可能由於失敗便歸於平靜，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時，會表現為一種乖張任性的作風。他們正是在應該沉默的時候拚命想大聲講話，在應該退入幕後銷聲匿跡、進行反省的時候，卻恰恰相反，竭力賴在舞台上，用盡一切辦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們編寫小冊子，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在集會上演講，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傳播謠言，宣稱即將發生叛亂，嚇唬愚蠢的政府。他們大多只是毫無危險的革命合唱隊員，可是那些膽怯的政府卻以無知對待無知，相信他們的力量，由於聽不慣自由勇敢的言論，便大叫危險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鈞一髮，要求聯邦當局驅逐這些可怕的叛亂者和破壞者。 聯邦政府最早採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崙特別討厭的那些流亡者轉移到離法國邊境較遠的地方。實行這個措施，法齊覺得十分棘手；他幾乎認識所有的人。向他們宣布離開日內瓦的命令以後，他便裝聾作啞，不想知道誰走誰沒有走。不走的人還必須不再踏進主要的咖啡館，不經過貝爾格橋——可是連這些他們也不願做到。這就發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見到的場面：從前的人民代表，頭髮花白的老人，四十多歲的知名作家等等，與瑞士自由州的州長和不自由的鄰國警察局的代表，出現在同一地點，卻彼此視而不見，裝不知道。 有一次我親眼見到，熱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氣問法齊： 「州長先生，某某人還在日內瓦嗎？」 「早已走了。」法齊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說，然後繼續走路。法齊緊張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邊一個安詳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聲音向我說道： 「瞧，這就是他！我們到另一邊去，免得跟這個強盜碰面。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這就是那個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貝爾格橋旁邊轉悠，而這地點在日內瓦便是我們莫斯科的特維爾林蔭大道。 我在日內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國政府策劃的對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離開那兒，前往蘇黎世搶救我母親的財產，因為那位「永遠難忘」的皇帝25正把御爪伸向那裡。 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時期，是兩次驚雷中的暫時平靜狀態，災難隨時可以降臨，儘管表面上平安無事……咄咄逼人的預兆已經出現，只是我儘量不理會它們。生活很不穩定，很不平靜，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這主要得感謝瑞士偉大莊嚴的大自然。 遠離鬧市的地方和優美的大自然，可以發生驚人的醫療作用。我的體驗使我在《被損害的》26中寫道：「當心靈承擔著巨大的憂傷，當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對過去耿耿於懷、無法心平氣和地理解一切時，他需要空曠和高山，海洋和溫暖清新的空氣。有了這一切，憂鬱才不致變成痛苦，變成絕望，他也不致變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時我已對許多事感到厭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騷亂和紛爭的中心，在接連不斷的煩惱中間，在一幕幕流血慘劇，一場場駭人的墮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過了一年半，它們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許多痛苦、憂鬱和睏乏的記憶。諷刺帶上了另一種色彩。格拉諾夫斯基讀了我那時寫的《來自彼岸》，寫信給我道：「你的書我們看到了，我讀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諱言，那裡包含著一種厭倦的情緒，你過於孤獨了，也許你會成為偉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國大家曾從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種生動的、令人神往的東西，似乎在異國的土地上消失了……」薩佐諾夫在1849年我離開巴黎前讀了我兩年前寫的《責任先於一切》27的開頭部分以後，對我說道：「這篇小說你寫不完，而且不會再寫這樣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聲和善意的戲謔。」 但是經歷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難之後，一個人怎麼還能保持原樣呢？我自己也感到了這種變化。只有在家中，在沒有外人的時候，有時還能出現從前那樣的時刻，但這已不是「明朗的笑聲」，而是「明朗的憂鬱」了；想起過去，想起我們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羅馬生活的場景，坐在安睡的孩子們的床邊，或者望著他們玩樂，我才能像從前某個時期那樣感到心情舒暢，仿佛一股清新的氣流，一種洋溢著親切和諧感覺的青春詩意湧上了心頭，我覺得安詳，平靜，而在這種夜晚的影響下，生活才可以輕鬆一兩天！ 這種時刻是不多的；沉悶而並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礙它們——我們身邊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愛麗舍田園大街上我們小小的會客室便擠滿了陌生人。這大部分是新近到達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們，但親密的只有一個……而且那是怎麼變得親密的啊！28…… 我離開巴黎是高興的，但在日內瓦我們仍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只是換了一些人，範圍也狹小了一些。那時在瑞士，政治席捲了一切，不論飯店和咖啡館，鐘錶師和婦女，都分成了派別。一切以政治為轉移，這在那種總是隨著革命的失敗而到來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厭煩，它只能使人意識到一切毫無結果，徒然為過去發出一些單調的怨言。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處都是灰塵，炎熱，缺少空氣，太陽從蒼白的樹木中間射到街上，牆壁發出強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變得熱辣辣的。充滿活力的人渴望空氣，那種沒有經過千百萬人呼吸過的空氣，只有在那裡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頭那麼索然無味，也沒有嘈雜的噪音，渾濁霉爛的氣息，繼續不斷的敲擊聲。 有時我們真的跑出日內瓦，來到萊芒湖29邊漫步，來到勃朗峰30的山麓下遊覽，那裡峰巒環抱，雲霧瀰漫，大自然以它美麗的景色洗滌了塵世的一切煩惱，給心靈灌注了清新的氣息，給身體帶來了從永恆的冰雪中飄出的涼爽氣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願意永遠留在瑞士；我們這些生長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過了一段時間便會與山地格格不入，它們太高，太近，給人以擁擠、限制的感覺，但是有時生活在它們的陰影下是很舒適的。何況山上住著純潔善良的居民——他們貧窮，但不是不幸的，他們沒有太多的需要，過慣了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生活。文明的沉積物，它的銹斑不會侵蝕這些人；歷史的變革像白雲一樣從他們腳下飄過，很少觸及他們。羅馬世界還在格勞賓登31繼續存在，農民戰爭的時代在阿彭策爾32也幾乎還沒有過去。也許，在庇里牛斯山和其他山脈中，在蒂羅爾州33，還能找到這類健康茁壯的居民，但是一般說來，在歐洲早已絕跡。 不過在我國東北部，我也看到過類似的情形。在彼爾姆和維亞特卡，我遇到過與阿爾卑斯山居民同樣氣質的人。 我和一個同伴一起登上采爾馬特山地34，為了讓馬歇一會兒，我們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記得，那裡已比聖尼古拉峰更高了。老闆娘上了年紀，瘦瘦的，但強壯結實，身材高大，屋裡只她一個人。看到客人，她馬上忙開了，一邊抱怨儲藏的食物太少，一邊到處尋找，終於端來了一瓶櫻桃酒，一塊硬得像石頭的麵包（麵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東西，它們是用驢子從山下運來的），同樣硬的熏羊肉，還有乳酪、羊奶等，然後又去煎蛋，還加了糖什麼的，弄得我怎麼也咽不下。但是羊肉、乾酪和櫻桃酒不錯。老婆子把我們當貴賓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臉色端來了一切，還是一迭連聲表示歉意。我們的嚮導也跟我們一起吃喝。臨走時，我問老婆子該給她多少錢。她尋思了好久，甚至還上另一間屋子算了一會兒，然後講了幾句開場白，說物價怎麼昂貴，運輸怎麼困難，最後才冒險報了價：五法郎。 「怎麼，」我說，「連馬料也在內？」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趕緊又說： 「那麼，四法郎也夠了。」 當我從彼爾姆給送往維亞特卡，在一個小村莊換馬時，我向坐在屋旁樹墩上的一個農婦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還是給你拿些土酒吧，那是過節的時候剩下的。」 過一會兒，她拿了一隻用破布包著的陶罐和勺子來了。我和憲兵喝了個痛快。把勺子還給老婆子時我給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銅幣，但她不肯拿，說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麼能要過路人的錢，何況你還是那個樣子。」她看了看憲兵。 「這有什麼，大娘，我們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給孩子們買點糕餅吃。」 「不，好先生，別在意，要是有多餘的錢，那就給窮人也好，或者給上帝買支蠟燭吧。」 在維亞特卡的大河那兒，我也碰到過一件類似的事。我上那兒觀看那個特殊的儀式——把尼古拉·赫雷諾夫的聖像送往那兒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與車夫走進農家去取燕麥，主人們和三個朝聖者正在吃飯；菜湯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輕的主婦用木碗盛了一碗湯給我，還給了我一塊麵包，又把高背大鹽瓶遞給了我。吃完後，我給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後腦勺，說道： 「你知道，這不成……你吃了兩戈比，要給二十五戈比……我怎麼好意思收下：這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在人們面前也對不起良心。」 記得我提到過，彼爾姆人有個風俗：夜裡要在窗口放塊麵包，放些克瓦斯或牛奶，萬一有不幸的人，也就是流放犯，從西伯利亞逃走路過這兒，又不敢敲門要吃的，便可悄悄地取食。類似的情形，我在瑞士山上也見到過，只是那兒附近沒有西伯利亞，因此這完全是為過路人準備的。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煙便稀少了，連石頭也像人的腦瓜一樣開始禿了，強勁的冷風把植物吹颳得跟乾枯的草藥差不多，但就在這裡我看到了一些空茅屋，它們的門開著，讓迷了路或遇到暴風雪的旅人隨時可以進入這些沒有主人的屋子棲身。那兒備有各種農家用具，桌上放著乾酪、麵包或羊奶。有的人吃過以後，便在桌上留下一些錢，也有的什麼也沒留下，但是很清楚，誰也不會偷什麼。當然，經過的路人非常少，儘管這樣，這些敞開大門的小屋子對城裡人還是相當新奇的。 談到山嶺和高地，我還得講一下我的羅莎峰35旅行。從七千英尺高的山頂上來結束關於瑞士的一章，不是最合適的嗎？ 那個老婆子讓我們四個人飽餐了一頓，還餵了兩匹馬，又給了整整一瓶櫻桃酒，卻不好意思接受五個法郎；我們離開她以後，沿著一條不到一米寬的彎彎曲曲的小徑上山，要在當天傍晚前趕到采爾馬特。習慣於登山的馬一步步小心走去，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選擇可以踩馬蹄的地方。趕馬的人不時提醒我們，別拉韁繩，要讓馬自己走。路的一邊是三千多英尺深的懸崖，咆哮的維斯普河在崖底以雷霆萬鈞之勢奔騰而過，仿佛急於尋找寬闊的河床，以便衝出石壁之間的峽谷。不時可以望見它那浪花飛濺、滾滾翻騰的水面；在山巒起伏的岸上生長著一叢叢松林，從我們經過的山頂往下望，仿佛那是一片片青苔。另一邊是光禿禿的巉岩峭壁，有的地方岩石突出，還直伸到你的頭頂上。走了整整幾個小時……馬蹄不斷擊打著山石，馬不時滑跤，維斯普河不斷嘯叫，但一邊還是同樣的岩石，除了岩石什麼也看不到，而另一邊的深淵已籠罩在蒼茫的暮色中；這使人不由得心煩意亂，又急又累……我但願不致時常遇到這樣的道路。 采爾馬特是這條路的終點，那兒聚居著幾戶人家；它仿佛位在鍋底，周圍給高山包圍著。有一家人家能接待稀少的旅客，我們在那兒遇到了一個蘇格蘭地質學家。在給我們準備晚餐時，天完全暗了；由於山太近，更顯得黑洞洞的。到了十點多鐘，女主人在窗口聽了一會兒，對我們說道： 「聽，這是蹄聲，還能聽到馬夫的吆喝聲……夜間仍在這種路上趕路，真不要命了。」 蹄聲逐漸近了，女主人提了一盞燈走到外屋，我跟著她；黑暗中出現了人影，幾個人走進了提燈的光線中，最後，兩個騎馬的人到了門口。一匹馬上坐著一個高大的中年婦女，另一匹馬上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夫人仿佛剛從海德公園散步回家，安詳地跨下馬背，走進了公用房屋。她與蘇格蘭人已在別處相遇過，因此馬上和他交談起來。吩咐給自己做些吃的以後，她便打發兒子去問嚮導，馬得休息多少時候。他們答道，兩個小時就夠了。 「難道您還要趕路，不等天亮？」蘇格蘭人問。「外面漆黑一片，何況您不熟悉下山的路。」 「我已預定了時間，必須趕到。」 兩小時後，英國夫人帶著兒子朝義大利那邊下山了。我們躺下睡兩三個小時。 天亮後，我們雇了第三個嚮導，一個草藥採集人，他認識所有的道路，一邊走，一邊哼著悅耳的阿爾卑斯山民歌，我們跟著他攀登最近一個山峰，那以後便是冰雪的海洋和蒙塞維納峰了。 起先灰白色的霧掩蓋著一切，給我們送來了濛濛細雨，我們上山，霧卻向下擴展，不久我們面前便出現了一片耀眼的光輝，顯得比平常更為潔淨，明亮。 雨果在一首詩中描寫過「山中的聲音」36，那山一定不高；我的印象卻正好相反，只覺得萬籟俱寂，什麼聲音也聽不到，除了雪塊的崩落帶來一些間斷的、不太響的隆隆聲，而且那也很稀少……一切籠罩在死一般的、透明的（我特地使用這個詞）沉寂中，而異常稀薄的空氣使這個無聲的世界，這永恆的、從史前時代開始的大自然的酣睡，變得似乎可以看到，可以聽到了。37 生活是喧譁熱鬧的，然而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山下被白雲覆蓋著；這兒已經連植物也不能生存，唯有蒼白的苔蘚在一些石塊上凝結成堅硬的表皮。再往上走，空氣更新鮮，進入了永不融化的冰雪世界；這已到了極限，那兒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切獸類中最好奇的幾種，偶爾越過界線，窺探一下這片空無一物的荒原，張望一下地球上這些制高點，然後趕緊下山，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中，那兒充滿了爭吵紛擾，然而那是它們的家。 我們在冰雪的海洋面前站住了，它鋪展在我們和蒙塞維納之間，陽光照耀的山嶺環抱在它的周圍，它本身又白得刺目，一眼望去，像一個冰雪的科洛西姆大鬥獸場。它的表面起伏不定，有些地方還被風吹出了一些窟窿，仿佛它正在翻騰的時候突然被凍結了，波浪從此被固定在那裡，不能再行平伏。 我下了馬，躺在一塊似乎被冰雪的波浪卷到岸邊的大岩石上……前面白茫茫的一片，一望無際，沒有聲音，也沒有活動……微風吹起了一些細小的白色粉末，挾帶著它們，不斷旋卷……然後落下，於是一切重歸平靜，還有兩次雪崩發出黯啞的隆隆聲，向遠處滾去，絆住在懸崖上，打得粉碎，化成了一陣雪的雲霧……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感覺是奇怪的，他仿佛是客人，是多餘的外人，但從另一方面看，他覺得呼吸更為自由，似乎在周圍白色的襯托下，他的內心也更潔白，更純淨……更嚴肅，充滿了某種虔誠感！ 如果在結束羅莎峰的這幅畫面時，我說，在這一片潔白、清新、靜謐的天地中，兩個徘徊在這高山上，彼此認為是親密朋友的人，卻有一個在策劃見不得人的背信棄義的勾當，那麼，我的話一定會被當作是誇大其詞的無稽之談！38 然而生活有時正是這麼變幻莫測，乖離常情，帶有戲劇性的突然變化，不符合正常的法則。 1 分離主義者聯盟是瑞士七個天主教邦於1845年11月組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由於瑞士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較為徹底，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督教新教在各邦占有優勢，但天主教也在一些邦中仍保持統治地位。19世紀初瑞士組成了鬆散的統一國家，聯邦政府廢除了一些封建特權，不少州制定了帶有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憲法。這一切引起了天主教各邦的不滿，它們成立了分離主義者聯盟，與聯邦政府對抗。聯邦政府乃於1847年頒布法令解散分離主義者聯盟，並粉碎了它們的軍事進攻。 2 1848年革命失敗後，各國革命者紛紛流亡到瑞士，於是法國、奧地利、普魯士等國政府便向瑞士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它驅逐了不少流亡到瑞士的各國革命者。 3 英國工人和手工業者為爭取普選權，在1837年擬定了「人民憲章」，要求政府予以實施，從而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直至1848年後才逐漸平息。 4 魏特林（1808—1871），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烏托邦平均共產主義理論家之一。 5 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它的頭砍掉一個後，又會生出一個來。 6 希臘神話中的百手巨人，有五十個頭，一百隻手。 7 法齊（1794—1878），瑞士政治家，激進共和主義者，1846年後曾兩度擔任日內瓦政府首腦。 8 路易·波拿巴為了恢復拿破崙皇朝曾在國外度過長時期的流亡生活。1837年他來到瑞士，宣傳波拿巴主義，法國七月王朝國王路易-菲力普向瑞士提出抗議，要求驅逐路易·波拿巴，遭到瑞士的拒絕。但後來路易-菲力普以戰爭相威脅，瑞士政府終於在1838年10月建議路易·波拿巴「自動」離開瑞士，於是他去了英國。 9 拉斐德是開明貴族領袖，站在大資產階級立場上擁護七月王朝，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 10 佩里埃（1777—1832），法國政治活動家和銀行家，七月王朝時期的內閣總理。 11 拉菲特（1767—1844），法國奧爾良黨人，大銀行家，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 12 卡芬雅克（1801—1845），法國政治活動家，共和主義者。 13 馬拉斯特（1801—1852），法國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的領袖之一。 14 奧斯特曼-托爾斯泰（1770—1857），俄國將軍，曾在波羅金諾戰役和庫爾木戰役中英勇作戰。庫爾木在維斯圖拉河邊，俄普聯軍在此與拿破崙進行過激烈戰鬥。 15 1799年11月9日（霧月18日）拿破崙發動政變，解散督政府，成立執政府，自任第一執政，開始了他的軍事獨裁統治，這裡是借用這名稱。 16 法國政論家。 17 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報紙，1848年二月革命後逐漸轉向保守。 18 即指路易·波拿巴。 19 瑞士西南邊境的一個州，與日內瓦毗鄰。 20 傅雷爾是當時瑞士聯邦的總統，德魯埃是副總統兼司法警務部長。 21 指拉封丹的寓言《狼和綿羊》：綿羊到河邊飲水，狼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它吞食了，意思是弱者在強者面前總是有罪的。 22 斯塔爾夫人在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曾避居瑞士的科佩。雷卡米耶夫人因反對拿破崙而被拿破崙放逐，在瑞士避難。 23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俄瑞斯忒斯的親密朋友，曾幫助後者報殺父之仇。 24 布倫克爾（1812—1863），德國革命家，1849年巴登起義的參加者，曾擔任民軍領導人，起義失敗後，流亡至瑞士，後去美國，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作出過卓越貢獻。 25 指尼古拉一世。 26 赫爾岑在1851年下半年寫的一篇小說。 27 赫爾岑在1847年離開俄國後不久寫的一篇小說。 28 指黑爾韋格，詳見本卷《家庭悲劇》部分。 29 即日內瓦湖。 30 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離日內瓦不太遠。 31 瑞士最東部的一個州，與義大利接壤。 32 瑞士東北部一個區域，講德語。農民戰爭指1524至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 33 奧地利西部的一個州，靠近阿爾卑斯山，大多系山區。 34 瑞士南部的山區，海拔五千多米。這裡的「同伴」即黑爾韋格。 35 瑞士和義大利之間的山脈，經年積雪，其中杜富爾峰是瑞士最高峰。 36 指雨果的詩《在山中聽到的》，見《秋葉集》（1831）。 37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莫斯科警察局長的一句名言是正確的，他說：「我能在沉默中聽到聲音！」——作者注 38 指赫爾岑與黑爾韋格之間的糾紛，見本書《家庭悲劇》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