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七章

巴別塔1——德國的造反派——法國的紅色山嶽派——義大利流亡者在日內瓦——馬志尼，加里波第，奧爾西尼等——羅馬和日耳曼的傳統——在「拉傑茨基公爵號」上的旅行 有一個時期，我在滿腔怒火、哭笑不得中，曾打算按照格蘭維爾2的繪畫風格，寫一本小冊子《流亡者的自我表現》。幸好我沒有這麼做。現在我的心情平靜一些了，不再苦笑，也不再憤怒。再說，流亡生活也拖得太久，幾乎壓得人透不出氣了…… 然而即使現在我仍得說，流亡若不是抱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由於敵對陣營的勝利不得不然，那麼它只能使發展中斷，使人們脫離現實的鬥爭活動，陷入幻想的世界。他們懷著內心的仇恨離開祖國後，總在指望明天返回家園，這樣便不能前進，只能沉湎在對過去的回顧中；這種希望叫人無法安心從事長期的工作。憤怒和空洞而激烈的爭論，使人們不能超越他們所熟悉的那些問題、思想和回憶，這一切對他們構成了傳統的強制性壓力。任何人，尤其是離群索居的人，對事物的形式方面，對行會作風，對職業外表，總是具有特殊的愛好，以致立即接受了這方面的一套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切流亡者與原來習慣的生活環境隔絕之後，便閉上眼睛，不願看到痛苦的真實狀況，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閉的小天地，陶醉於沒有前途的回憶和不切實際的憧憬中。除了與一切非流亡者疏遠的狀態，如果再考慮到那種憤世嫉俗、猜疑成性、落落寡合、牢騷滿腹的心情，那麼這些固執不變的新以色列人3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849年的流亡者還不相信敵人的勝利能維持長遠，他們仍沉醉在不久前的勝利中沒有清醒，群眾歡樂的歌聲和掌聲仍在他們耳邊繚繞。他們堅信，他們的失敗只是暫時的挫折，因此不肯從箱子裡取出衣服，掛進衣櫃。然而巴黎落到了警察的監視下，羅馬在法國人的打擊下陷落了4，巴登成了普魯士國王的兄弟宰割的地盤5，而帕斯克維奇按照俄國的辦法，靠賄賂和許願打敗了格爾蓋伊，占領了匈牙利6。日內瓦到處都是逃亡者，成了1848年革命的科布倫茨7。義大利各國的人，逃避博沙爾8的迫害和凡爾賽的審判的法國人，在古斯塔夫·施特魯沃9率領下，排成整齊的隊伍退入日內瓦的巴登民軍，維也納起義的參加者10，波希米亞人，波茲南和加利西亞的波蘭人11——所有這些人都聚集在貝爾格飯店和郵局咖啡館中。其中最明智的部分已有所覺察，知道流亡不可能是短期的，於是想起了美國，到那兒去了。然而大多數人卻相反，尤其是本性難移的法國人，每天都在等待拿破崙的去世和新共和國的誕生——對於一些人，這應該是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對於另一些人卻只是民主主義共和國，與社會主義絕對無關。 我到達後過了幾天，在派基鎮散步，遇到了一位先生，這人年紀已經不輕，樣子像俄國的鄉村教士，戴一頂寬邊低頂禮帽，穿一件發黑的白外套，神色像要去行臨終塗油禮；與他在一起的那個人身材又高又大，像是由幾塊巨大的身體和四肢胡亂拼湊而成。我與青年作家弗·卡普12在一起。 「您認識他們嗎？」他問我。 「不認識，但是如果我沒有講錯，這大概是挪亞或羅得正在跟亞當一起散步13，只是亞當披在身上的不是無花果葉，而是七拼八湊的衣服。」 「這是施特魯沃和海因岑14。」他笑著答道。「想認識他們嗎？」 「非常想。」 他介紹了我。 談話無關緊要；施特魯沃正要回家，邀我們上他家坐坐，我們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擠滿了巴登的流亡者，一個高大的女人，從遠處看很漂亮，坐在他們中間，她那濃密的頭髮蓬蓬鬆鬆，以獨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圍。這是著名的阿瑪利亞·施特魯沃，他的妻子。 施特魯沃的臉一開始就給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現了一種嚴峻的精神，那種狂熱的信仰賦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這剛毅堅實的前額，安詳的目光，蓬亂的大鬍子，有些花白的頭髮，以及那整個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覺得，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軍隊中碩果僅存的某個狂熱派教士，或者宣傳悔罪和實行兩種方式同領聖餐的塔波爾派教士16。海因岑的外表陰沉粗獷，像德國革命陣營中的索巴凱維奇17，他精力旺盛，手腳笨拙，總是氣呼呼地皺緊眉頭瞧人，不愛說話。後來他寫道，只要在地球上殺死兩百萬人，革命事業就會成功。凡是見過他一面的人，對他這麼寫都不會奇怪。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談一下，這是與這種殺人狂有關的。日內瓦有一個全世界最和善的醫生P，他至今還活著。這人在精神上與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總是熱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給他們醫病從不收費，還招待飲食。不論我怎麼早走進郵局咖啡館，大夫總在那裡，而且已讀過三四份報紙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過去，湊在我耳邊說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熱烈得很。」 「為什麼？」 「我不能告訴你，我是聽誰說的，不過這人是賴德律-洛蘭的親信，他剛路過這兒……」 「算了，親愛的醫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發生什麼事變嗎？」 「這有什麼，羅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這咖啡館裡，跟這位醫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談到了海因岑剛發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綱領。 我對他說：「為什麼您的朋友要胡說八道，發表這種有害的廢話？這就難怪反對派要大喊，瞧，這是個化身成德國人的馬拉！再說，為什麼要兩百萬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願背棄朋友。 「聽著，」他最後說，「您也許忽略了一點：海因岑談的是整個人類，在這數目中至少包括二十萬中國人呢。」 「哦，照這麼說就不一樣了，他們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這以後我每逢想起這個自我安慰的理由，總覺得非常荒謬可笑。 我們在派基鎮認識後過了兩天，我住的貝爾格飯店的茶房走進我的房間，鄭重其事地通報道： 「施特魯沃將軍帶著副官們駕到。」 我心想，大概什麼人故意支使這小傢伙來跟我開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錯了，但是不然，這時門開了， 古斯塔夫·施特魯沃 邁著從容不迫的步子進屋了……18 他帶著四位先生，兩人全副武裝，那是他們那支義勇軍的裝束，還戴著大大的紅袖章和其他標誌。施特魯沃向我介紹了他的隨從，按照民主精神稱他們為「流亡中的兄弟們」。我很滿意，發現其中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樣子像剛讀過一年多 大學 的學生，已經榮任了代理內政部長的要職。 施特魯沃馬上向我宣講他關於七大災禍的理論，這「七大災禍」便是：教皇，神父，國王，士兵，銀行家等等，還談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問題。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決於我們的意願，最好我們什麼也別管，把這件事交給上帝處理，按事物的本質而論，這件事也與上帝關係最大。我們發生了爭論。施特魯沃提出了關於世界精神的一些說法，我回答他，儘管謝林對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說明，稱它為「飄在空中的東西」，我還是無法理解。他從椅上跳了起來，走到我面前，幾乎碰到我的臉，說了聲：「對不起，請原諒」，便伸出手指，在我頭上亂摸，擠壓，好像我的頭顱是由風琴的琴鍵組成的。 「確實，」他朝流亡中的兄弟們接著道，「赫爾岑公民沒有崇敬的骨節，一點也沒有。」 大家對我缺乏「崇敬的骨節」表示滿意，我也不例外。 於是他向我說明，他對顱相學作過深刻研究，不僅寫過書論述高爾19的體系，而且選擇阿瑪利亞做試驗，根據這學說檢查過她的顱骨。他告訴我，她幾乎沒有情慾的骨節，它們存在的顱骨後部完全是扁平的。正是這個可作 離婚 原因的理由，使他決定娶她為妻。 施特魯沃是個大怪物，只吃素菜，加些牛奶，也不喝酒，他的阿瑪利亞也得與他保持同樣的飲食。他覺得這還不夠，她每天還得與他一起在阿爾沃河游泳，那裡的河水是從山上奔流而下的，從來不熱，夏季也只能達到八度。 後來我與他偶然談到了素食問題。我提出了一般的反對意見：牙齒的結構，蔬菜的纖維朊在消化過程中熱能大量消失等等，指出食草動物的頭腦便不太發達。他心平氣和地聽著，沒有生氣，但仍堅持自己的觀點。臨到末了，他似乎為了出奇制勝，對我說道： 「您可知道，經常吃素的人可以使身體內部非常乾淨，死後也不致發臭？」 「這太好了，」我反駁道，「但這對我有什麼好處？我並不想在自己死後聞自己的屍體。」 施特魯沃甚至沒有笑，只是心安理得地說道： 「總有一天您會不這麼講的！」 「大概等我長出崇敬的骨節以後吧。」我答道。 1849年底，施特魯沃寄給我一本他為自由德國新編的曆書。日子和月份全都改用了一種難懂的古日耳曼語；它取消了聖徒的名字，每天紀念兩個名人，例如華盛頓和拉斐德20，然而第十日卻留給了人類的公敵，如尼古拉和梅特涅。紀念最大的偉人的日子便是節日，這樣的偉人有路德，哥倫布等等。在這本曆書上，12月25日不再是聖誕節，施特魯沃把它獻給了阿瑪利亞，成了她的節日！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我，除了別的事，他說道，應該在日內瓦發行一份雜誌，它屬於所有的流亡者，用三種語言印行，它可以跟「七大災禍」鬥爭，支持目前已被反動派所撲滅的各民族的「神聖火焰」。我回答他，這當然很好。 出版雜誌是那時的流行病，每隔兩三星期總會出現一份計劃，印行幾本「試刊」，分發一些緣起，但出過兩三期以後便壽終正寢，無聲無息。有些人什麼也幹不成，卻認為自己能辦刊物，拼湊了一兩百法郎，用它們出了第一期，但也成了最後一期。因此施特魯沃的打算，我絲毫不覺得奇怪，但是第二天早上七點他的登門拜訪，卻使我大吃了一驚。我以為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幸，誰知施特魯沃安詳地坐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一邊預備念，一邊說： 「赫爾岑公民，由於我們昨天一致認為應該出一份雜誌，今天我特地來向您宣讀它的發起書。」 念完以後，他宣稱他還要找馬志尼和其他許多人，請他們上海因岑家開會商量。我也到了海因岑家：他惡狠狠地坐在桌後的椅子上，用一隻大巴掌拿著筆記本，把另一隻伸向我，用粗啞的嗓音嘟噥道：「公民，請坐！」 在座的有八個德國人和法國人。法國立憲議會的一個前人民代表在編制支出預算，寫的字歪歪斜斜的。馬志尼進屋後，施特魯沃提議宣讀海因岑寫的發起書。海因岑清了清嗓子，開始用德文念了起來，儘管只有法語才是大家都懂的。 由於他們沒有任何新的思想，發起書只是民主主義高調千百次變奏中的一次，這種用不同文字編譯的革命詞句，跟教會按照《聖經》傳道一樣。海因岑為了防止被指責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旁敲側擊地說道，民主共和制度本身能在各方面普遍滿意的基礎上解決經濟問題。一個在兩百萬人頭面前不知道發抖的人，竟然害怕他的機關報被認為帶有共產主義性質。 他宣讀後，我對這一點提出了異議，但從他支吾其詞的回答中，從施特魯沃的插話和那位法國代表的手勢中，我開始明白我們被請來開會，是要我們接受海因岑和施特魯沃的發起書，根本不是要對它進行認真的討論。不過，這跟諾夫哥羅德省長埃爾皮季福·安季奧霍維奇·祖羅夫的理論，可說不謀而合。21 馬志尼聽了雖然有些不快，還是同意了，幾乎第一個簽字認購了兩三股。我像席勒的《強盜》中的舒夫特勒一樣，心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對」22，於是也簽了名。 然而認股的人太少，不論那位代表怎麼計算，怎麼加減，錢還是不夠。 「先生們，」馬志尼說，「我有個主意可以解決困難：雜誌開頭只出法文版和德文版，至於義大利文版，凡是優秀的文章可以登在我的《人民義大利》上，這樣，你們就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的開支了。」 「說真的，這太好了！」 馬志尼的建議立刻被一致通過。他很高興。我簡直忍不住要笑，因此想讓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在耍什麼花招。我走到他跟前，找個沒人在旁邊的機會，對他說道： 「您幹得很妙，擺脫了這雜誌。」 「但是您要知道，」他說道，「義大利文版實在是多餘的。」 「其他兩種版本也一樣！」我補充道。笑影在他臉上一閃，隨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沒有出現過。 那是我第二次見到馬志尼。他知道我在羅馬的經歷，希望跟我談談。一天早上，我和列·斯皮尼一起到派基鎮拜望他。23 我們進去時，馬志尼正悶悶不樂地坐在桌邊，聽一個年輕人談話。年輕人生得相當高，容貌端正漂亮，淡黃頭髮，這是加里波第的戰友，瓦斯切洛區的英勇保衛者，羅馬義勇軍的領導人賈科莫·梅迪契24。還有一個年輕人坐在那裡想心事，對周圍的一切毫不在意，臉色有些憂鬱，顯得心不在焉，這是馬志尼的三人首腦之一，他的同志馬克·奧列利·薩斐25。 馬志尼站起身來，用銳利的目光注視著我的臉，友好地伸出了雙手。即使在義大利，這麼嚴肅而又優美的、完全符合古典風格的臉型也是很少見的。在這張臉上，有時會露出粗暴、嚴厲的表情，但只是一會兒，它馬上又會變得柔和、明朗。那雙憂鬱的眼睛中閃動著活躍的、深思的光芒；它們和額上的皺紋都顯示出無窮的意志和堅強的決心。那多年的操勞，不眠的夜晚，暴風驟雨的歲月，各種強烈的情緒，或者不如說，一種強烈的情緒，以及那種狂熱的、也許是禁欲主義的精神，無不在他的容貌上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馬志尼的態度非常單純，非常親切，但是統治一切的習慣是明顯的，特別是在辯論中；聽到針鋒相對的意見，他幾乎掩蓋不住內心的不滿，有時甚至不想掩蓋。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因此對一切顯示獨裁權威的外在標誌公開表示蔑視。那時他的聲望極高。他在日內瓦自己的小房間裡成天銜著雪茄，然而卻跟從前教皇在阿維尼翁一樣26，手裡握著千萬條無形的心理電報線，它們通向整個義大利半島，控制著一切。他了解自己政黨的心臟的每一次跳躍，感覺得到最微小的震動，對一切都能作出迅速的反應，以驚人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對每個人和每件事發出普遍的指示。 作為狂熱而有條不紊的領導者，他在義大利各地普遍建立了秘密組織，它們構成了一張彼此息息相關的網，奔向一個目標。這些組織像不可察覺的動脈，伸向各地，越來越細，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亞平寧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中，消失在王公貴族的豪華宮殿中，消失在義大利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那是任何警察都無法滲透的。鄉村教士，長途馬車的管理員，倫巴第的王公，走私販子，酒店老闆，婦女，強盜——一切都為了一個事業，一切都是一根鏈條上的環節，而這根鏈條便通向他，接受他的領導。 從門諾蒂27和班迪耶拉弟兄28的時代起，熱情洋溢的青年，精力飽滿的平民，慷慨激昂的貴族，有時甚至還有老人……便前赴後繼，一批接一批地跟著馬志尼前進——馬志尼是博納羅蒂老人29的弟子，博納羅蒂又是格拉古·巴貝夫30的同志和朋友——這些人進行著力量懸殊的鬥爭，不怕鐵鏈和斷頭台，有時在臨刑前除了高呼「義大利萬歲！」還高呼「馬志尼萬歲！」 這樣的革命組織從來沒有過，除了義大利，也許還有西班牙，恐怕哪兒也不可能有。現在它失去了從前的力量、從前的統一，十年的苦難使它耗盡了精力，流盡了鮮血，在期待中變得奄奄一息，它的思想衰老了，然而在這裡還是出現了響亮的呼聲，光輝的榜樣： 皮亞諾利，奧爾西尼，皮扎卡尼！31 我並不認為，殺死一個人便可以從法國目前的墮落狀態中喚醒這個國家。32 我也不贊成皮扎卡尼策劃的那種登陸行動，33我覺得這是冒險，正如那以前米蘭的兩次行動34一樣。但是問題不在這裡，我想談的只是他們那種捨生取義的精神。這些人以自己視死如歸的壯烈行為，以自己駭人聽聞的毅力，使任何人都無權批評他們，指責他們。不論在希臘人那兒，在羅馬人那兒，在基督教或宗教改革的殉難者那兒，我都沒有看到更偉大的犧牲精神！ 一群意氣風發的人乘船駛向不幸的那不勒斯海岸，以自己的行動發出了號召，作出了榜樣，向人們生動地證明，整個民族還沒有完全死亡。年輕漂亮的領袖高舉著旗子，首先倒下，其他的人也跟著倒下，或者更壞，落進了波旁王朝的魔掌。35 皮扎卡尼的死和奧爾西尼的死，是在沉悶的黑夜發出的兩聲震驚人心的響雷。拉丁系統的整個歐洲震動了36——野豬驚慌失措，躲進了卡塞塔城，藏在自己的洞裡37。把法國載向墳墓的喪車的駕車人嚇得臉色發白，在駕車座上哆嗦不已。38 皮扎卡尼的登陸行動在人民的詩歌中獲得了反映，這是不奇怪的39。 在1849年馬志尼是權威，難怪那些政府怕他；那時他光芒四射，正處在全盛時期——但已接近尾聲。他的光芒本來還可維持相當一段時間，慢慢變得暗淡，但是在一再失敗和多次重蹈覆轍之後，他的聲望終於迅速衰落了。 馬志尼的朋友們，有的靠近了皮埃蒙特王國，有的靠近了拿破崙40。馬寧41走上了一條狹隘的革命道路，成了分裂派，在義大利人中，聯邦思想抬頭了。 加里波第不得不對馬志尼作出了嚴厲的批評，在後者的敵人的影響下發表了一封信，從側面指責了他。42 就這樣，馬志尼衰老了，頭髮白了；也由於這樣，他的臉上增加了牢騷不平、甚至憤世嫉俗的神色。但這樣的人是不會屈服、不會退讓的，他們的事業越是困難，他們的旗子也舉得越高。馬志尼今天失去了朋友和金錢，勉強逃脫了鎖鏈和絞刑架，明天他會變得更堅定，更倔強，籌集起一筆新的錢，尋找到新的朋友，放棄自己的一切，甚至放棄睡眠和飲食，通宵達旦地考慮新的辦法，事實上他也每次都能找到出路，重新投入戰鬥，又重新被打敗，然後懷著不屈不撓的意志再開始行動。 這種永不屈服的毅力，這種不 論事 實如何始終堅定不移的信念，這種永不衰竭的、在失敗面前再接再厲知難而上的活動能力，是一種偉大的、不妨稱之為瘋狂的精神。往往正是這種狂熱的因素構成了勝利的必要條件，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吸引了人們。一個直接參加行動的偉大人物，必然是偉大的狂熱分子，在義大利人這種熱情的民族中間，尤其如此，他們是把民族思想當作宗教觀念在保衛的。誰也不能預料，馬志尼那些過多的失敗經歷，會不會使他喪失吸引義大利群眾的磁鐵般的力量。領導人民的不是理智和邏輯，而是信念、愛和恨。 義大利的流亡者不論才能和教養都不比別國人高，他們大多除了自己的詩人，自己的歷史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但是他們與法國墨守成規的民主主義者不同，沒有那種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思想模式（這些人的議論、觀點、情緒和感覺都是相同的，表現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也與迂腐粗野、帶有小市民庸俗習氣的德國流亡者不同。法國平庸的民主主義者是未來的資產階級，德國的革命者正如德國的大學生，也是市儈，只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已。義大利卻與眾不同，具有更多的個人特色。 法國人是用同一個模子成批製造的。但是扼殺個性的辦法並非現在的政府所創造，它只是掌握了這個秘密，因此完全按照法國的精神安排社會教育——這是指整個教育事業，因為法國沒有家庭教育。在帝國的每一個城市，在同一天，同一時間，教的是同一本書。所有的考試出的是同一些題目，舉的是同一些例子；凡是脫離書本內容，或者改變教學大綱的教師，馬上會被解除職務。這種沒有生氣的刻板的教育，只能把頭腦中原有的一切不合規範的東西，統一到強制的、傳統的方式上去。這是形式上平等的民主觀念在智力發展上的應用。在義大利情形完全不同。義大利人天生是兼容並蓄論者和藝術家，一切軍營規則，單一風格，幾何學的精確性，他們都深惡痛絕。法國人是天生的士兵，他們喜愛隊列，口令，軍裝，喜愛恐怖手段。義大利人如果也走這條路，他們多半會成為強盜，而不是士兵——我這麼講絲毫沒有惡意，並不想貶低他們。他們不願奉命殺人，寧可冒殺頭的危險，按照自己的意願殺死敵人，而且決不把責任推給第三者。他們情願在深山中過簡陋的生活，掩護走私販子，也不願出賣他們，在憲兵隊過體面的生活。 義大利人受的教育和我們一樣，他們是在生活中，在自己的感情和偶然接觸到的書本的影響下，自發成長，獲得這樣或那樣的觀念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和他們都有一些缺陷和弱點，在許多方面都不像法國人那麼受過完整的訓練，也不像德國人那麼具備深奧的理論，然而我們和義大利人卻保持著較鮮明的色彩。 我們和他們甚至有共同的缺陷。義大利人也像我們那樣好逸惡勞，他們從不認為工作是幸福，也不願為工作而操心、勞累和忙碌。義大利的工業幾乎像我們的一樣落後；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地下藏著大量寶物，卻不想開採。新的市民階級思潮在義大利不能像在法國和英國那樣，深刻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義大利市民階層的歷史，與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的發展完全不同。富裕的市民，那個發跡的階級的子孫，不止一次在與封建貴族的角逐中取得勝利，成為城市的執政者，然而他們不是像其他國家的暴發戶那樣脫離平民和農民，而是更接近他們。法國人所說的資產階級，在義大利相當於一個獨特的階層，它是從第一次革命後形成的，按照地質學的觀念，不妨稱之為皮埃蒙特地層。43這個階層在義大利的特點，與在整個歐洲大陸一樣，那就是在許多問題上始終保持自由派立場，可是在一切事情上害怕人民，害怕有關勞動和工資的過激言論，此外，它只會向上面的敵人讓步，從不向下面的自己人屈服。 義大利的流亡者形形色色，包括社會的所有各個階層。在馬志尼的身邊，既有來自古老世家的人，他們的姓在圭恰爾迪尼44和穆拉托里45的編年史中出現過，是人民耳熟能詳的，如利塔，博羅梅奧，德爾-韋爾梅，貝爾賈約索，納尼，韋斯孔蒂等46，也有來自阿布魯齊深山老林的半野蠻的海盜羅米奧47，那種橄欖色皮膚的英勇不屈的小伙子！此外還有教士，如西爾托里48，這是個英雄，威尼斯剛打響第一槍，他便脫下了教士的長袍，拿起了武器，在馬蓋拉被圍的保衛戰中，他始終冒著槍林彈雨，戰鬥在最前線；還有光輝的那不勒斯軍官們，如皮扎卡尼、科森茲49和梅佐卡帕弟兄50等；還有特拉斯脫韋爾區的平民51，他們是在貧困的生活中接受過考驗的忠誠戰士，臉色嚴峻，從不叫苦，謙遜而不可制服，如皮亞諾利；與這些人在一起的，還有聲音柔和、然而視死如歸的托斯卡尼人。最後，還有加里波第，那完全是來自高爾奈利·內波斯52著作中的人物，像孩子一樣單純，又像獅子一樣勇猛，還有菲利契·奧爾西尼，他那個美好的頭顱不久以前剛從斷頭台上滾下。 但是提到這些人，我不能不停一下。 我與加里波第是在1854年認識的，那時他剛從南美洲航行回來，他是船長，船停靠在西印度碼頭。53他在羅馬戰爭中的一個同志和奧爾西尼帶我去看他。加里波第穿著厚厚的淺色外套，脖子上圍著鮮艷的圍巾，頭上戴著鴨舌帽，在我眼中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海員，不像羅馬志願軍的著名領導人，儘管世界各地都在出售他那裝束奇特的小雕像。他對人和善單純，一點沒有架子，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使我對他發生了好感。他的船員幾乎全是義大利人，他是船長也是領袖，我相信他是嚴厲的，但所有的人都愛他，與他相處得很愉快，把這位船長看作自己的光榮。加里波第在船長艙中招待我們吃便飯，特地煮了從南美帶來的牡蠣，還有乾果，葡萄酒；這時他突然一躍而起，說道：「等一下！跟你們應該喝另一種酒！」於是跑上甲板，過一會兒，一個水手拿了一瓶酒來，加里波第看看瓶子，笑了笑，給我們各斟了一杯……一個從海外回來的人，什麼怪事不會做呀？這是真正的別列牌酒，他的家鄉尼斯54的出品，他從美洲帶到倫敦來的。 這時在單純而不拘形跡的 談天 中，他逐漸變得意氣風發，慷慨激昂；他不講空話，沒有陳詞濫調，但顯示了曾經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經沙場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領袖的本色，從這個船長身上人們不難看出這是一頭受傷的獅子，哪怕在羅馬陷落之後的撤退中，他仍步步反撲，在夥伴們大多陣亡之後，他還在聖馬利諾、拉文納、倫巴第、蒂羅爾和特契諾，重新召集士兵、農夫、強盜和一切可以召集的人，一再向敵人展開攻擊，他的妻子在艱苦和飢餓的行軍生活中死了，但他仍在她的屍體旁邊戰鬥。 在1854年，他和馬志尼在觀點上已有很大分歧，儘管他們還保持著友好關係。他曾當著我的面對馬志尼說，不應該觸怒皮埃蒙特，當前的主要目標是推翻奧地利的統治；他對馬志尼建立統一的義大利共和國的主張，表示十分懷疑，認為條件還不成熟。55他完全反對起義的一切企圖和嘗試。 他把船駛往泰恩河畔紐卡斯爾裝煤以後，將從那裡直駛地中海；他動身前，我對他說，我非常喜歡他的航海生涯，在所有的流亡者中，他選擇了一條最美好的道路。 「誰叫他們不這麼做呢？」他熱烈地回答道。「這一向是我心愛的理想生活；您要笑就笑吧，但我至今仍喜愛它。在美洲大家知道我，我還可以搞到三四條這樣的船，歸我率領。我這些船可以容納所有的流亡者，他們可以當水手，大副，工人，廚師——全部由流亡者擔任。如今在歐洲還能做什麼？死心塌地過奴隸生活，背棄自己的信念，或者在英國討飯。移居美國更糟——這是末路，它是『忘記祖國』的國家，是新的祖國，它的利益與我們的不同，一切都不同，定居在美國的人就離開了我們的隊伍。還有比我的主意更好的嗎？」這時他的臉發亮了。「我們團結在一起，掌握著幾條船，在海上航行，在水手的艱險生活中鍛煉自己，與大自然搏鬥，與危險搏鬥。這是海上的革命陣營，隨時可以停靠任何口岸，獨立自主，不受侵犯！」 這時我覺得他像古代的英雄， 《埃涅阿斯紀》56中的人物……要是他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他也會有自己的史詩，自己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 奧爾西尼完全是另一種人。他那粗野的力量和駭人的勇氣，已於1858年1月14日在勒佩勒蒂埃路得到了表現57，它們使他在歷史上永遠留下了偉大的名字，也把他三十六歲的頭顱送上了斷頭台。我與奧爾西尼是1851年在尼斯認識的，有一些時候我們還非常接近，後來分開了，重又接近，最後，在1856年，我們之間產生了嫌隙，後來雖然和解了，但已不能再像以前那麼看待對方。 奧爾西尼這樣的人只有在義大利才能出現，然而在義大利，他們卻在任何年代、任何時候都能成長，這些人既是陰謀家又是藝術家，既是殉難者又是冒險家，既是愛國者又是僱傭兵，既是特維里諾58又是里恩佐59，反正他們什麼都是，唯獨不是庸俗的、平凡的小市民。這種人在義大利各個城市的編年史上都有鮮明的表現。他們的善良使人驚訝，他們的兇惡也使人驚訝，他們以感情的強烈、意志的堅決令人嘆服。不安的酵母從早年起就在他們身上蠢動，他們需要危險，需要榮譽、桂冠、讚美，這是純粹南國的性格，他們的血管里流著沸騰的血，他們具有我們所幾乎不能理解的激情，為了得到一種獨特的快感，他們準備忍受一切困難，一切犧牲。自我犧牲和忠誠，在他們身上是與報復和偏執結合在一起的；在許多事上他們天真單純，在許多事上又狡猾詭詐。他們不擇手段，也不怕危險；他們是羅馬「貴族世家」的後裔，耶穌會神父忠於基督的孩子，得到過古典精神和中世紀黑暗時代傳統的教育，古代世界的道德觀念和天主教的罪惡習性，在他們的心靈中糾結在一起。他們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一回事，也不把別人的生命當一回事；他們那種堅如磐石的精神可以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固執己見並駕齊驅。一方面，他們對外表的一切充滿天真的喜愛，自尊心達到了虛榮的程度，成了對權力的渴望，對掌聲和榮譽的陶醉；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羅馬式英雄氣概。 只有斷頭台才能遏止這些人的旺盛精力，否則，剛從撒丁王國憲兵手中脫身，他們又會冒著奧地利禿鷲的魔爪組織新的密謀；從曼圖亞監獄神奇地越獄之後，第二天他們又會用跳樓時割破的手，開始起草炸彈計劃，然後毫無懼色地面對著危險，把炸彈丟到馬車底下。60就在失敗之中，他們長成了巨人，他們的死帶來的震動超過了炸彈的威力…… 奧爾西尼落進格列高利十六世61的秘密警察手中時還是個年輕人，他因為參加羅馬的示威運動被判處苦役，在獄中一直待到庇護九世的大赦。他與走私販子，與職業打手，與殘餘的燒炭黨人關在一起，這段生活使他對民族精神獲得了廣泛的了解，鍛煉了鐵的意志。那些人與壓迫他們的社會作著永恆的、每時每刻的搏鬥，他從他們學會了克制自己的藝術，不僅在法官面前，而且在朋友面前保持沉默的藝術。 奧爾西尼這樣的人對別人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的孤僻性格令人嚮往，又令人感到不自在：人們在他們面前既緊張又高興，還有些惴惴不安，仿佛在欣賞雪豹的優美動作與柔和的跳躍姿勢。他們是孩子，不過是兇惡的孩子。他們在「鋪設」但丁的地獄之路，但不僅他們，所有由他的恐怖詩篇和馬基雅弗利62的邪惡智慧所灌溉的年代，都充滿了這些人。馬志尼正如科西莫·梅迪契63一樣，奧爾西尼也像喬凡尼·普羅奇達64一樣，他們都屬於這個家族。甚至偉大的「海上探險家」哥倫布，以至新世紀最偉大的「強盜」拿破崙·波拿巴65，應該說也是這一類人。 奧爾西尼漂亮得驚人，整個外表勻稱而優雅，使人不禁會對他另眼相看。他文靜，沉默寡言，也不像他的同胞那樣時常揮動胳臂，從不大聲說話。那一把長長的黑鬍子（他在義大利總是留著鬍子）使他的容貌有些像埃特魯里亞地方66的祭司。他的整個頭部顯得俊美動人，只是鼻子的線條有些缺陷，似乎不太規則。67儘管這樣，在奧爾西尼的臉上，在他的眼睛中，在那不時出現的微笑中，那親切的聲音中，卻有一種叫人不敢接近的東西。顯然，他一直處於戒備狀態，從來不會完全放鬆，總是驚人地控制著自己；顯然，從這微笑的嘴唇中吐出的每一句話都不是隨口講的，那對目光向內的眼睛後面幾乎深不可測；在我們一般人猶豫和退縮的地方，他卻露出微笑，面不改色，也不提高嗓門，毫不遲疑、毫不反悔地繼續坦然走去。 1852年春，奧爾西尼在等一封重要的家信；他日夜盼望著，但總沒收到，還向我提到過好多次，因此我知道他這些天心神不定。一天用膳時，兩三個外人在場，郵差走進了前室，奧爾西尼托人問一下有沒有他的信，結果確實有一封是給他的，他看了看信，便把它揣進了口袋，繼續談天。過了一個半小時，只剩了我們三個人，奧爾西尼說道：「啊，謝天謝地，總算收到回信了，一切很好。」我們知道他在等信，可沒想到他會那麼平靜地拆開信封，看過後便把它揣進口袋；這種人是天生的秘密工作者，他一生都保持著這樣的作風。 然而他憑自己的精力干成了什麼呢？加里波第憑他的大無畏精神又能幹什麼呢？皮亞諾利靠他的手槍又干出了什麼68？還有皮扎卡尼和一切血還沒冷卻的殉難者們呢？也許至多讓皮埃蒙特從奧地利人手中解放義大利，讓大胖子繆拉趕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可是兩者都處在波拿巴的保護下。69啊，神聖的喜劇！——也許只是喜劇！它們的意義與教皇基亞拉蒙蒂在楓丹白露向拿破崙講的話一樣！70 我剛才講到我第一次拜訪馬志尼時，有兩個人在座，這兩人後來與我也很接近，尤其是薩斐。 賈科莫·梅迪契是倫巴第人。在早年，他為義大利沒有希望的地位苦悶，去了西班牙，後來又到了蒙得維的亞和墨西哥；他參加過克里斯蒂娜71的軍隊，似乎當過隊長，最後在馬斯塔伊·費雷提72當選教皇后，才回到祖國。義大利覺醒了，梅迪契投入了政治運動。在羅馬被圍時，他領導民軍，創造了英勇的奇蹟，但是法國侵略軍還是踹在無數高尚的犧牲者的屍體上進入了羅馬——其中也有拉維隆73的屍體，他仿佛是為了替自己的民族將功贖罪，抵抗它的入侵，在羅馬城門口被法國子彈打死的。 梅迪契是民眾領袖和戰士，在人們的想像中他似乎應該像僱傭兵，成天生活在硝煙和烈日中，因而變得皮膚黝黑，面貌粗獷，講話簡短生硬，嗓音洪亮，表情強勁有力。實際上這人臉色蒼白，頭髮淡黃，容貌溫和，眼神和藹可親，舉止文雅，倒像一輩子生活在婦女中間的人，不像西班牙的游擊隊員和鼓動家；他是詩人，幻想家，當時正在熱戀，他的一切都顯得優美，惹人喜愛。 我與他在熱那亞一起度過的幾個星期，使我得益不少，那正是1852年我最悲痛的日子，我的妻子埋葬後的一個半月。我失魂落魄，看不到航行的方向和路標，我不知道，我那時是不是和奧爾西尼在《回憶錄》 中說 的一樣，像一個瘋子74，但我確實心灰意冷。梅迪契可憐我；他沒有這麼講，但有時會在深夜十二時上我住處敲門，坐在我的床邊跟我閒談（有一次我與他這麼聊天時，還在被子上抓到了一隻蠍子）。有時他在早上六七點鐘便來敲門，說道：「外邊天氣好極了，讓我們到阿爾巴洛街去」——那兒住著一位美麗的西班牙姑娘，她便是他的情人。他並不指望局勢會很快改變，展望前途只是流亡的歲月，一切會變得更壞，更暗淡，但他身上呈現出一種年輕的、樂觀的精神，有時還顯得很天真；我發現，這類人幾乎都具有這特點。 我離開的一天，幾個接近的朋友與我一起用飯，其中有皮扎卡尼，莫爾蒂尼75，科森茲…… 「我們的朋友梅迪契生著淡黃頭髮，」我開玩笑道，「相貌像北方的貴族，可是他使我想起的卻是凡·戴克畫中的騎士，不是義大利人。」 「這很自然，」皮扎卡尼接著開玩笑道，「賈科莫是倫巴第人，他是德國騎士的後裔。」76 「弟兄們，」梅迪契說道，「我的血管中可沒有一滴德國人的血，一滴也沒有。」 「您講得倒好，不行，您得拿出證據來，說明您為什麼生得像北方人。」那人繼續道。 「別胡扯，」梅迪契說。「如果我像北方人，那麼一定是我哪個老奶奶有過一個相好的波蘭人！」 在非俄羅斯人中，我沒有遇到過比薩斐更純潔、更老實的人。西歐人大多只因頭腦遲鈍，才顯得老實巴交的不夠靈敏，但有才能的人很少是老實的。在德國人中，除了對實際生活幼稚無知的人以外，沒有人是老實的，這種老實叫人討厭；在英國人中，老實往往來自缺乏敏捷的思想，這些人仿佛還沒睡醒，不能清楚地理解一切。然而法國人卻總是別有用心，一直在跟人演戲。他們不僅不老實，還有別的缺點：他們全都是蹩腳演員，不能扮得天衣無縫。裝模作樣、吹牛皮、講漂亮話的習慣，已經深入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以致他們不惜為了演戲赴湯蹈火，犧牲生命，然而他們的犧牲還是虛偽的。這種事顯得駭人聽聞。許多人不願把它們直言不諱地公之於眾，但是自欺欺人更加可怕。 正因為這樣，在這群自命不凡的庸人，這群矯揉造作、自吹自擂的才子中間，遇到了一個堅強的人，一個沒有絲毫偽裝、不會自以為是、不會狂妄自大、不會像刀刮盤子一樣刺刺不休的人，心裡會覺得多麼痛快，多麼輕鬆。仿佛看了一場日戲，從悶熱的、燈光照耀的戲院裡走進了陽光中，眼前已不再是硬紙板糊的木蘭花，帆布製作的棕櫚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椴樹，呼吸到了健康的新鮮空氣。薩斐便屬於這一類人。馬志尼、阿爾梅利尼老人77和他，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三執政。薩斐主管內政部的工作，直到與法國人的戰鬥結束，他一直站在最前列——這在當時便意味著經常處在槍林彈雨下。 他逃亡後曾再一次越過亞平寧山：這不是出於信念，而是出於責任感，出於偉大的獻身精神，是為了免得一些人傷心，免得自己的出走成為臨陣脫逃的例子。他在波倫亞待了幾個星期，在那裡他一旦被捕，便會在二十四小時內被槍決；然而他的任務不僅是潛伏，他還得展開活動，為起義作準備，等待米蘭的消息。78我從未聽他談起過這段生活的細節。但另一個人告訴過我不少情況，這個人是有資格對英勇的行為做出評判的，而且我聽到這一切時，正是他們的私人關係已瀕於破裂的時候。薩斐是在奧爾西尼的陪同下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據後者說，薩斐當時那麼安詳平靜，泰然自若，心情幾乎是愉快的；他們步下高山時，儘管隨時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敵人，薩斐卻無憂無慮地唱著民歌，吟哦但丁的詩句……我想，他一定也會這樣唱著歌、吟著詩走上斷頭台，不把自己的英勇行為當一回事。 在倫敦，不論在馬志尼那裡，或者在其他朋友那裡，薩斐大多保持沉默，很少參加辯論，有時他情不自禁講了幾句，馬上又沉默了。大家不理解他，這我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會自我標榜的人……但是在那些後來離開了馬志尼的人中，我從未聽到一個人說過一句半句反對薩斐的話。 一天晚上，我與馬志尼在談到萊奧帕爾迪79時發生了爭論。 萊奧帕爾迪的一些詩篇贏得了我的熱烈讚揚。他像拜倫一樣，內省的情緒嚴重損害了他的詩歌，但也像拜倫一樣，他的詩句有時跟刀一樣犀利，可以刺痛心靈，喚起我們心靈的悲痛。這樣的字句和詩行在萊蒙托夫那裡有，在巴比埃80的某些抑揚格詩篇中也有。 萊奧帕爾迪的詩集是納塔利婭讀的最後一本書，她臨死前還在翻閱它…… 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宣傳和鼓動群眾的人，不會理解這些痛苦的沉思，這種消磨意志的懷疑。他們在那裡看到的只是無益的呻吟，軟弱的悲戚。馬志尼不可能同情萊奧帕爾迪，這我早已料到；但沒想到他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攻擊他。我感到惋惜；不言而喻，他之所以對他生氣，是因為他不能為他的宣傳服務。同樣，腓特烈大帝也可能對……我不知道說誰好，哦，例如，對莫扎特生氣，因為他不適合做他的勤務兵。這是令人氣憤的扼殺個性的行為，要把人們納入特定的範疇和模式，仿佛歷史的發展與鄉村警察攤派徭役一樣，不必徵求意見，不用考慮身體強弱，願意與否，一律得聽候支配。 馬志尼生氣了。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道： 「我覺得，您對可憐的萊奧帕爾迪如此不滿，是因為他沒有參加羅馬的革命，可是他有一個為自己辯護的重要理由，您卻把它給忘了！」 「什麼理由？」 「那就是他早在1836年就死了81。」 薩斐忍不住為詩人辯解，因為他比我更愛他的詩，當然也比我理解得更深；他是從審美的、藝術的感受出發，對詩人進行分析，這涉及的只是一個人的某些氣質方面，而不是他的思想方面。 這次和其他幾次類似的談話使我明白，他們實際上不是一條路上的人。一個人只是在為自己的思想尋找實現的方法，他的一切考慮都集中在這上面——這不妨說是為了逃避懷疑；他渴望的只是對他的活動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這其實是一種消極的表現。另一個人重視的卻是客觀真理，他的思想還沒停滯；此外，對於具有藝術情趣的人，藝術本身便是寶貴的，不論它與現實的關係如何。 離開馬志尼後，我們還談了很久萊奧帕爾迪，當時我的口袋裡便揣著他的詩集；我們走進咖啡館，又一起誦讀了我心愛的幾首詩。 這已經夠了。人們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細微的差別丟在一邊，對許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顯然，他們的大方向和總目標是一致的。 談到梅迪契時，我提起過一個充滿悲劇性的人物——拉維隆；我跟他認識不久，他只是像影子似的從我身邊經過，然後便消失在血的雲霧中了。拉維隆讀完了工藝學校的課程，是工程師和建築師。我與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認識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間，那時他是國民自衛軍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沒有任何雜質，那是朝氣蓬勃的、必要時鐵面無情的、溫和敦厚的、愉快而樂觀的90年代高盧法蘭克人的血。我猜想，建築師克萊貝爾82開頭一定也是這樣的，那時他曾和青年演員塔爾馬83一起用手推車運泥土，為慶祝聯邦節清理場地。84 拉維隆是沒有為2月24日的勝利，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在戰鬥時站在街壘上，戰鬥結束後，當沒有戰鬥的人在推選獨裁者時，他卻待在市政大廈中。當新政府像「自天而降的神」出現在市自治局時，他大聲對選舉提出了抗議，與其他幾個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責問道：它是哪裡來的？為什麼它是政府？拉維隆始終如一，在5月15日帶領巴黎人民衝擊了資產階級議會，拔出軍刀，迫使議長允許人民的發言人登台演說。鬥爭失敗後，拉維隆躲了起來。他在缺席審判中被定了罪。反動派得意揚揚，認為自己足以應付一切，不久便可大獲全勝——這時六月的日子85到了，接著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護，流放，警察恐怖。就在這時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爾托尼咖啡館前面的林蔭道上，街上熙來攘往，各種人都有，也與巴黎平時一樣（不論這是開明或不開明的君主時期，還是共和國或帝政時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驀地一個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拉維隆。 「您好！」他說。 「您瘋了不成？」我小聲回答，抓住他一隻手，把他從托爾托尼門口拉走。「怎麼可以這麼出門，特別是現在？」 「如果您知道，關在家裡多麼寂寞，簡直會使人發瘋……我再三考慮，我得出外散散心。」 「那為什麼上林蔭道？」 「這算不得什麼，這兒認識我的人比塞納河那邊少一些，何況誰會想到我會跑到托爾托尼一帶來溜達？不過我要離開巴黎了。」 「上哪兒？」 「去日內瓦；現在一切這麼糟，這麼討厭，我們面臨著駭人的災難。墮落，到處是墮落，卑鄙，無恥。好吧，再見，再見，但願我們再見時會愉快一些。」 在日內瓦，拉維隆干起了建築營生，在蓋房子；突然宣布了「為教皇」進軍羅馬的戰爭。法國人背信棄義，在契維塔韋基亞登陸，向羅馬推進。拉維隆丟下圓規，趕到了羅馬。他向三執政宣稱：「你們需要工程師，需要炮兵專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國人，我為法國害羞，現在來和我的同胞作戰。」於是他作為贖罪的祭獻品，參加了羅馬人的隊伍。他視死如歸，站在戰鬥前列；當一切都已絕望時，他仍未停止戰鬥，最後被法國炮彈擊中，倒在羅馬城門口。 法國報紙對他的死發出了連篇累牘的謾罵，認為這是上帝對無恥背叛祖國者的懲罰！ ……一個人看慣了黑頭髮、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對淡頭髮、淡眉毛的神經質的蒼白面容，他的目光總會露出驚奇的神色，不能馬上接受這一切。他沒有想到的、已經忘記的差別，不可抗拒地、具體地出現在他面前了。 我從義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轉向德國流亡者的時候，情形也是這樣。 毫無疑問，德國人在理論方面比其他民族發達，但直至目前，這對他們並無多大好處。他們從狂熱的天主教轉向了先驗哲學的新教虔誠主義和語文學的詩歌主義，目前又有些在向實證科學轉變，由此可見，他們「在每個年級都勤奮學習」，這構成了他們的全部歷史；到了最後審判，上帝會給他們評定總分的。德國的平民百姓學習不多，吃的苦卻不少：他們為了信仰新教的權利，付出了三十年戰爭的代價，為了獨立生存的權利，即在俄國監督下苟延殘喘的權利，付出了與拿破崙作戰的代價。861814至1815年，德國得到的解放是徹頭徹尾的復辟，在熱羅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現了全國臣民之父88，他戴著撲粉的假髮，穿著閒置已久、形式照舊的禮服，宣布按順序將在下一天舉行——假定說第四十五次閱兵典禮（因為革命前舉行到四十四次為止），這時所有獲得解放的人民才發覺，他們一下子失去了現在，回到了另一個時代，每個人不免摸摸後腦勺，不知那裡是否長出了縛緞帶的辮子。人民老老實實、愚昧無知地接受了這一切，唱起了克爾納89的歌。科學又向前發展了。希臘悲劇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劇本也在魏瑪的舞台上紅極一時。 在德國，哪怕思想最激進的人，在私生活領域依然是市儈。他們敢於違背邏輯，不把思想貫徹到實踐中，以致造成了彰明較著的矛盾。在德國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樣，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當然，它不受條件限制，因而也與實際無關，他們滿足於掌握它的理論體系，認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變為事實，正如理解事實的意義一樣容易。 英國人與法國人充滿成見，德國人卻沒有；但不論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在生活中貫徹自己的信念——他們服從他們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謬的，只要得到他們的承認即可。德國人卻除了理性和邏輯，什麼也不承認，但他們服從許多東西，只要他們認為必要——這是為了利益出賣靈魂。 法國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們在行動上富於創造性，但思想上是貧乏的。他們按照流行的觀念、公認的形式思想，給鄙俗的觀念披上了時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新事物很難得到他們承認，儘管他們對它趨之若鶩。法國人壓制自己的家人，相信這是他們的義務，正如他們相信「榮譽勛位團」90，相信法庭的判決一樣。德國人什麼也不相信，只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會偏見。他們習慣於小康生活，習慣於舒適和平靜，從辦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臥室，他們便為睡衣、休息和飲食放棄自己的自由思想。德國人是享樂主義者，人們沒有發現這一點，只是因為那種簡單的娛樂和庸俗的生活並不引人入勝；但是愛斯基摩人可以為一點魚油犧牲一切，他們與盧庫盧斯91同樣是伊壁鳩魯主義者。何況德國人天生不愛活動，極易發胖，在原來的生活方式中已紮下千百條根子，凡是可以破壞他們的習慣的一切，都會在他們的市儈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應。 德國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克服了民族觀點」，可是又充滿著最激烈、最固執的愛國精神。他們準備接受世界共和國，消滅國家的界線，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但澤必須屬於德國。維也納的大學生甘心投奔拉傑茨基92麾下，前往倫巴第作戰，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議下，帶走了一門贈給因斯布魯克93的大炮。 在這種傲慢的、好戰的愛國主義精神下，德國從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終惶惶不安地注視著右邊，也注視著左邊。這邊是法國張開了戰旗想渡過萊茵河，那邊是俄國想渡過涅曼河，於是這個二千五百萬人的民族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罵，在恐怖中憎恨；為了安慰自己，他們根據歷史文獻，企圖從理論上證明，法國的存在已經不復存在，而俄國的存在還沒有真正存在。 在法蘭克福聖保羅大教堂召開的「戰鬥的」國民議會94，集中了「各界精英」：教授、醫生、神學家、藥劑師和語文學家，它一面向遠在倫巴第的奧地利士兵發出歡呼，一面加緊壓迫波茲南的波蘭人。它對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本民族問題！）的關心95，只是出於「日耳曼主義」的立場。在沉默幾個世紀之後，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們發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論，卻是針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這種對自由的不相適應，這些企圖保留不合理權利的愚昧行動，徒然招致人們的嘲笑：狂妄的野心只有在強大的實力配合下才能通行無阻，可是現在德國沒有這種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帶有冒進和妄動性質，但在法國和義大利幾乎沒有發生過可笑的事；在德國，除了維也納，它卻充滿鬧劇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劇《市民將軍》還可笑得多。 在德國，沒有一個城市和一個地方在起義時不想成立「公安委員會」96，於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時的活動家，如冷酷的聖茹斯特，陰沉的恐怖主義者，卡諾97式的軍事天才，都應運而生。我親眼見過兩三個羅伯斯庇爾，他們總是穿著乾淨的襯衫，不時洗手，剔指甲。然而也有披頭散髮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樂部中有人比別人更愛喝啤酒，毫無顧忌地追逐女招待，那麼這就是丹東，一個性格放浪不羈的人物。 法國人的弱點和缺陷，由於他們輕鬆活潑的天性而減輕了一部分。在德國人那裡，同樣的缺點卻獲得了某種持久的、穩定的發展，因而一目了然。必須親眼看到德國人在政治上力圖扮演「真正的巴黎孩子」，才能作出準確判斷。他們總是使我想起一頭本來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與生俱來的溫馴天性，現在卻要在草地上跳跳蹦蹦，表演各種淘氣的動作，以致臉色一本正經，只是舉起兩條後腿亂踢，或者斜著身子打轉，追逐自己的尾巴。 德勒斯登事件99後，我在日內瓦遇見了那裡的一個起義者，立即向他問起巴枯寧。他把巴枯寧捧上了天，說他自己就在他的領導下指揮過一個街壘的戰鬥。他越講越起勁，最後道： 「革命是狂風暴雨，在這裡不能心慈手軟，不能遷就一般的正義觀念……只有親自參加過這種活動的人，才能完全理解1794年的『山嶽派』。您不妨想想，我們突然發現保王派在暗中活動，企圖散布謠言，還出現了一些形跡可疑的人。我考慮了又考慮，決定在我這條街上實行恐怖統治。『夥計們！』我對我的隊伍說，『我以軍事法庭的名義（你們知道，在非常時期，它隨時可以判處違抗命令者死刑）命令你們：任何人，不分性別、年齡、職業，凡是想通過街壘的，都得予以拘留、在嚴格的監督下押送到我這兒。』這樣搞了一晝夜多。如果送到我這兒的市民是真正的愛國者，我便放他過去，但如果是可疑分子，我就向警衛人員使個眼色……」 「那麼他們呢？」我問，有些駭然。 「他們便送他回老家。」恐怖分子得意而自豪地答道。 談到德國解放者的特點，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小故事。 我說過，我在拜訪古斯塔夫·施特魯沃時，看到過一個署理內政部長職務的年輕人。幾天以後，他寫信給我，要我給他找一個工作。我建議他為我謄寫《來自彼岸》，那是我根據俄 文原 稿用德語口誦後，由卡普手寫的。年輕人接受了我的建議。過了幾天他對我說，他跟各種民軍人員擠在一起，房子狹小，又不安靜，無法工作，要我讓他在卡普的房間裡抄寫。但到了那裡事情並未好轉。部長每天早上十一點鐘才到，躺在沙發上抽雪茄，喝啤酒……天一黑便上施特魯沃家開會和聚談。卡普是世界上最寬容的人，也為他感到害羞。這樣過了大約一個禮拜，卡普和我還是保持沉默，但那位前部長忍不住了，寫了一張條子給我，要我預付一百法郎工資。我回信答覆他，他工作得這麼慢，我不能預付這麼一筆數目的錢，但是既然他迫切需要錢用，我可以寄給他二十法郎，儘管他已抄寫的部分還不值十個法郎。 晚上部長在施特魯沃處開會，報告了我這不友好的行為，說我濫用財產。可敬的部長認為，社會主義不在於組織社會生活，而在於毫無意義地瓜分毫無意義地取得的財產。 儘管驚人的混亂主宰著施特魯沃的頭腦，他作為一個正直的人，還是能判斷是非的，他說，我完全沒有錯，也許那位「公民和同志」最好抄得快一些，預支的錢少一些。他勸他不必大叫大嚷，鬧得滿城風雨。 「那我把錢退還他，我才不在乎呢。」部長說。 「這又何苦！」一個民軍人員說。「如果同志和公民不想拿錢，那麼我提議，馬上用它買酒喝，讓我們乾杯，預祝有產者的滅亡。同意嗎？」 「對，對，一致同意，好極了！」 「我們要喝酒，」那位演說家喊道，「但是我們宣誓，我們決不再理睬那個侮辱我們的同志的俄國貴族。」 「對，對，根本不必理睬。」 確實，酒喝了，從此也不再理睬我。 德國人這一切可笑的缺點，加上違反常情的粗魯作風，使義大利人那種南國的性格不能容忍，激起了他們出自本能的民族仇恨。最壞的是，德國人的優良方面，也就是哲學修養方面，義大利人毫不在乎，也不理解，可是他們的庸俗鄙陋方面卻經常叫義大利人看不順眼。義大利人往往過著無所用心、遊手好閒的生活，但是具有藝術家的優美風度，正因為這樣，他們比誰都受不了德國人在興高采烈時開的笨拙玩笑和不拘形跡的親熱表現。 盎格魯-日耳曼種族比法蘭克-羅馬種族粗魯得多。對此無可非議，這是它的生理特徵，為此生氣是可笑的。現在已應徹底理解，不同種族的人正如不同類別的動物一樣，具有不同的特點，他們對此並無過錯。牛不如馬漂亮，不如鹿敏捷，但誰也不能因此生牛的氣，馬的裡脊肉不如牛的可口，但誰也不能因此責怪馬；為了動物界的和平共處，我們只能要求它們友好地生活在同一塊草地上，不要彼此用角牴觸，或者用蹄踹踢。在自然界，大家只能得到它們力所能及的一切，取得它們可以取得的形態，然後接受各自的種屬特徵；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這一點，增加另外一點，然而要求馬提供牛排的味道，或者要求牛也會遛蹄——這卻是荒謬的。 為了具體理解歐洲各族人民中兩種相反傳統的差別，不妨看一下巴黎街頭和倫敦街頭的孩子；我選擇他們，因為他們是不會弄虛作假，掩飾自己的粗魯行為的。 你們瞧，巴黎的流浪兒童如何嘲笑古怪的英國佬，倫敦街頭的兒童又如何戲弄法國人，這小小的例子可以突出說明歐洲兩大種族彼此對立的特徵。巴黎的流浪兒童無所顧忌，糾纏不清，也許會使人不能忍受，但是第一，他們的調皮搗蛋只限於講些俏皮話，他們既滑稽，又叫人氣惱；其次，有些話也會使他們自己感到臉紅，因此馬上住口，也有些話他們永遠不會講。你用暴力很難制止他們，如果受了欺侮，馬上針鋒相對舉起手杖，那麼我不能保證後果如何。還應該指出，法國孩子一定得有什麼逗起他的好奇心，例如藍條紋的紅背心，磚紅色的短燕尾服，與眾不同的頸巾，拿著鸚鵡或抱著狗的聽差，以及英國人一切獨特的表現——當然只是在英國國外才顯得獨特。僅僅外國人還不足以引起追逐或者嘲笑。 倫敦兒童的搗亂比較簡單，他們看到一個外國人，只要他留著小鬍子或大鬍子，或者戴著闊邊帽，馬上會粗魯地起鬨，100大喊大叫，反覆一二十次：「法國豬！法國狗！」如果外國人與他們對著幹，那麼嘲笑和叫喊就會變本加厲；如果他避開他們，他們就會在後面追趕，於是他只得採取最後手段：舉起了手杖，也許還真的打到了前面靠近他的人身上。這樣，孩子們馬上抱頭鼠竄，一邊罵一邊逃走，有時還從遠處朝他扔泥巴或石子。 在法國，成年的工人、店員或者女小販，從來不會與孩子們一起捉弄外國人；在倫敦卻不然，一切邋遢女人，一切成年店員，都會給孩子們助威，一起戲弄你。 在法國有件護身法寶，它可以使最大膽的頑童馬上停止惡作劇，那便是貧窮。然而在一個把乞丐視作最可恥的稱呼的國家101，外國人越是窮，越是無依無靠，他受到的欺侮也越大。 有一個義大利流亡者，從前在奧地利騎兵中當過軍官，戰後衣食無著，離開了祖國，到了冬天，只得穿著軍用大衣上街。他每天都得路過一個市場，這套裝束便在市場上引起了鬨笑，人們喊道：「這是哪個裁縫做的？」說完便哈哈大笑，弄到最後竟然揪他的領子，義大利人只得丟下大衣逃走，身上只剩一件上裝，冷得瑟瑟發抖。 這類粗暴的街頭惡作劇，這種毫無憐憫之心、不知適可而止的行為，從一個側面說明，為什麼毆打婦女的事在英國比任何地方多，比任何地方嚴重，102為什麼在英國父親不惜凌辱女兒，丈夫不惜凌辱妻子，在法庭上控告她們。 街上的這種不文明行為，起先曾使法國人和義大利人極為氣憤。德國人卻相反，只是哈哈大笑，用同樣的咒罵回答它們，以致彼此罵個沒完，這使他心滿意足。雙方都覺得這很痛快，不失為有趣的遊戲。傲慢的英國人氣呼呼地罵他：「大混蛋！」德國人便答道：「約翰牛大混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 這樣的對罵不僅街上有，只要看一下馬克思、海因岑、盧格一伙人的論爭就知道了，這從1849年起就沒停止過，直到現在還在大洋彼岸繼續著。103我們的眼睛看不慣報刊上的這些詞句，這種指責方式，那簡直什麼也不放過：人格，榮譽，家庭私事，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統統遭到了攻擊。 在英國人那裡，隨著知識水準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粗魯作風會逐漸減少；但在德國人那裡，這永遠不可能。在德國，最偉大的詩人（除了席勒）也不能完全避免粗野庸俗的習氣。 德國人的作風之所以粗俗，原因之一在於德國沒有我們所說的那種教育。德國人也讀書，而且讀得不少，但根本談不到教育，哪怕在貴族中也是兵營和軍官習氣占上風。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審美能力。法國人則是失去了這種能力，正如他們失去了優美的文風一樣；今天的法國人寫信用的大多是生意人和惡訟師的口吻——櫃檯和營房敗壞了他們的性格。 在結束這種比較之時，我還得談一件事，通過這件事，我清楚地目睹了橫亘在義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間的鴻溝，不論你怎麼號召忘記一切罪愆，怎麼為各民族的友愛大聲疾呼，要建成一座溝通雙方的橋樑還為時尚早呢。 1852年，我和泰西埃·迪莫丹104一起從熱那亞前往盧加諾；我們在夜間到達了阿羅納，打聽輪船的消息，得知第二天早上八時開船後便去睡了。到了早上七點半，旅館僕役送走了行李，我們抵達碼頭時行李已在船上。儘管這樣，我們沒有立即上船，卻露出遲疑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 在嘈雜和搖晃的輪船上空，飄著一面雙頭鷹的大白旗105，船尾漆著幾個字：「拉傑茨基公爵號」。昨晚我們忘了問這是哪一國的船，是奧地利的還是撒丁的？泰西埃是經凡爾賽法庭缺席審判判處流放的。儘管這跟奧地利無關，但它不會以此事為藉口，哪怕為了偵查，把我們扣留六個月嗎？巴枯寧的例子說明，他們也可以同樣對待我們。根據與皮埃蒙特的協定，對不在倫巴第境內上岸前往馬格第諾（它已屬於瑞士）的旅客，奧地利無權查看護照。但是我想，只要可能，他們不會放棄這種可以抓到馬志尼或科蘇特的簡單辦法。 「怎麼辦？」泰西埃說，「向後轉是可笑的。」 「那就向前進吧！」於是我們上了甲板。 解纜啟航時，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包圍了旅客。這為什麼，我不知道。還有兩尊小型大炮用特殊的方法固定在船上。輪船離岸後，士兵散開了。船艙壁上掛著航行規則，它證實不在倫巴第上岸的旅客不必出示護照，但又補充說，如果這些人中有行為不軌，觸犯「皇帝和君主」的治安規則的，可按奧地利法規給予懲處。這樣，凡是戴卡拉布里亞寬邊帽或三色帽徽的，在奧地利人眼中都成了罪行。直到這時我才清楚，我們落進了什麼人的手掌。然而我對這次旅行毫不感到後悔，因為一路上什麼意外事故也沒發生，相反，我還增進了不少閱歷。 甲板上坐著幾個義大利人：他們板起了臉，默默抽雪茄，不時懷著隱藏的仇恨瞟一眼那些穿白上裝的、淡黃頭髮的軍官。這些人毫無必要地跑東跑西，瞎管閒事；應該指出，他們大多是年輕人，有的還是才二十來歲的孩子，我現在還仿佛能聽到他們那種尖細而刺耳的粗野嗓音，那種像咳嗽一般的淫蕩笑聲，尤其是那種奧地利口音的難聽的德國話。我再說一遍，沒有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但我覺得，他們站在我們的鼻子跟前卻背對著我們，這姿勢本身便是在向我們裝模作樣地示威：「聽著，我們是勝利者，你們得聽我們的！」單單為了這一點就應該把他們扔進海里；我甚至感到，要是當真發生這種事，我一定會幸災樂禍，唯恐不把他們淹死。 要是誰願意花些工夫對這兩種人看上五分鐘，他一定會明白，在這些人之間是根本談不到調和的，他們的血液中就包含著彼此的仇恨，要使它溶化，緩解，消失在無害的種族差別中，恐怕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 到了午後，一部分旅客進艙去了，另一部分人叫了菜在甲板上用膳。這時，種族的區別更加鮮明了。我驚奇地發現，他們的舉止沒有一點是相同的。義大利人吃得少，帶有他們天生的優雅而自然的風度。那些軍官卻狼吞虎咽，嚼食物有聲音，還亂丟骨頭，把盤子推來推去，有的人撲在桌上，又快又熟練地用調羹舀了湯，呼啦呼啦往嘴裡送，還有的人用刀子直接吃白脫油，不用麵包也不蘸鹽。我瞧著這些吃喝大師，不免朝一個義大利人看了一眼，笑了笑，他馬上領會了我的意思，也向我笑了笑，表示同感，還露出了一臉厭惡的神色。還有一點：我發現，義大利人不論要菜要酒，每次都會用頭或目光向侍者表示一下謝意，奧地利軍官卻傲慢不遜，像俄國的退伍少尉或准尉當著外人的面對待農奴一樣。 一個淡黃頭髮、瘦長條子的年輕軍官作了最後的表演：他把一個五十來歲的士兵（從臉型看，大概是波蘭人或克羅埃西亞人）叫來，為他的一個疏忽把他大罵了一頓。老頭兒按規矩站得筆直，等軍官罵完後，似乎想說什麼，但剛講了一聲「長官」，淡黃頭髮的軍官便厲聲喊道：「住口！向後轉，開步走！」然後向同伴們回過頭來，仿佛什麼事也沒發生，重又開始喝啤酒了。為什麼要當著我們的面這麼做？說不定是故意給我們看的。 船到馬格第諾，我們一上岸，再也憋不住那一肚子悶氣，隨即對著還停在那兒的輪船大喊：「共和國萬歲！」一個義大利人搖搖頭，與我們呼應道：「啐，這些畜生，畜生！」 我們這麼輕率地大談各民族的團結友愛，不是太早了嗎？掩蓋仇恨的一切努力，難道不僅僅是暫時的虛假的和解嗎？我相信，只有隨著民族特點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的逐漸消失，它對其他民族的侵凌性質也才會跟著消失；然而要使這種教養深入民族的整個心靈，需要很長的時間。當我望著福克斯通和布洛涅，多佛和加來時106，我不禁感到惶恐，心裡想說：還需要許多世紀。 1 《聖經》中的通天塔。據《創世記》第十一章，當時世人語言相同，他們要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華為防止這事，使他們語言彼此不通，城和塔終於未建成。因此巴別塔引申為語言混雜的地方。 2 讓·熱拉爾（1803—1847）的筆名，法國漫畫家和插圖畫家。 3 古代以色列王國於公元前8世紀被亞述帝國滅亡後，以色列人即流亡各地。 4 羅馬於1849年2月宣布成立共和政府。路易·波拿巴政府派法軍進行武裝干涉，於7月3日攻陷羅馬。 5 1849年5月巴登爆發起義，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的兄弟威廉親王鎮壓了巴登和普法爾茨的起義。 6 帕斯克維奇是俄國元帥，1849年帶兵鎮壓了匈牙利的革命。格爾蓋伊（1818—1916）是匈牙利著名軍事家，在匈牙利革命時期任領導人，1849年8月接替科蘇特任匈牙利元首，但兩天後即向俄軍投降，被科蘇特等指責為叛國投敵。 7 科布倫茨是靠近法國的德國城市，18世紀末年法國爆發革命後，貴族保王分子紛紛逃至此地，路易十六的大臣卡龍並在這裡成立了流亡政府。 8 博沙爾是法國君主派人物，制憲議會議員，負責對巴黎六月起義等的偵查起訴工作。 9 施特魯沃（1805—1870），德國革命家，1848年巴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10 1848年10月維也納發生起義，抗議奧地利皇帝派兵鎮壓匈牙利革命的軍事行動，起義隨即被鎮壓。 11 波茲南和加利西亞當時都處在普魯士的統治下，1848年先後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後來都陸續失敗了。 12 卡普（1824—1884），德國政治活動家和文學家。 13 挪亞、羅得和亞當都是《聖經》中人類的祖先。 14 海因岑（1809—1880），德國 政論 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5 即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1611至1632年的瑞典國王。 16 捷克宗教改革時期胡斯教派中的激進派，主張在聖餐中，教徒與主禮的教士一樣，可以用餅和酒兩種方式領受聖餐（在一般教儀中，主禮的教士可領餅與酒，教徒只能領餅，不得領酒），因此具有較明顯的民主精神和平民色彩。 17 果戈理的《死魂靈》中一個粗野笨拙的地主。 18 作者根據席勒的敘事詩《手套》中的句子改寫的。 19 高爾（1758—1828），奧地利解剖學家和生理學家，曾系統研究腦各部與人的心理的關係，企圖建立所謂顱相學體系。 20 18世紀末年的法國革命家，主張開明君主制度。 21 見《往事與隨想》第二冊。——作者注按：這是指赫爾岑1861年在倫敦出版的版本，在本書中為第四卷第二十七章。 22 見《強盜》第一幕第二場，但講這話的不是舒夫特勒，而是格利姆。 23 派基鎮在日內瓦郊區，1849年7月至10月馬志尼住在那兒。斯皮尼是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 24 梅迪契（1819—1882），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活動家，加里波第的志願軍中的重要人物。 25 薩斐（1819—1890），義大利革命家。 26 阿維尼翁在法國東南部，但在歷史上有一個時期它不屬於法國，在名義上是教廷的藩屬。由於權力鬥爭和政治形勢，1309至1377年，教皇把教廷從羅馬遷至阿維尼翁，在七代教皇長達七十年的統治時期，阿維尼翁成了天主教的王國的中心。 27 門諾蒂（1798—1831），義大利革命家，老燒炭黨人。 28 兄阿蒂利奧（1810—1844），弟埃米利奧（1819—1844），都是馬志尼的信徒。 29 博納羅蒂（1761—1837），法國革命家，出生在義大利。 30 巴貝夫（1760—1797），法國革命家，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傑出代表。 31 皮亞諾利（1827—1855），義大利革命家，1855年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處死。奧爾西尼（1819—1858），義大利革命家，亦因行刺路易·波拿巴被處死。皮扎卡尼（1818—1857），義大利革命家和軍事家。 32 指奧爾西尼和皮亞諾利行刺拿破崙三世的事。 33 皮扎卡尼於1857年與馬志尼一起制訂了一個在那不勒斯突然登陸，展開革命活動的計劃。 34 指1853年2月和1854年9月米蘭的兩次起義，這兩次起義都由於準備不足，沒有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而失敗了。 35 那不勒斯當時為兩西西里王國的一部分，處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統治下。 36 指拉丁語系（羅馬語系）的歐洲各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 37 「野豬」指兩西西里王國的國王菲迪南二世，卡塞塔在那不勒斯附近，是他的城堡所在地。 38 「駕車人」指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 39 這首詩用義大利文印在俄文原著上，已被中譯本編者從譯稿中刪去，詩的內容請見赫爾岑在此加的如下腳註：我把這些已成為民間傳說的美妙詩行，用貧乏的散文翻譯如下：「他們拿著武器上了岸，但沒有與我們打仗：他們撲在地上，親吻土地；我抬頭 望著他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他們的眼睛中都閃動著淚水，臉上都露出了笑容。據說他們都是強盜，是從匪窟中來的，然而他們什麼也不要，甚至沒拿一塊麵包，我們只聽得他們說：『我們是來為我們的國土而死的！』「他們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輕而強壯……可是全都死了！「走在他們前面的是金黃頭髮的年輕領袖，藍藍的眼睛……我鼓起勇氣，握住他的手問道：『你要去哪兒，美麗的領袖？』他望著我答道：『我的姐妹，我要去為祖國而死。』我的心悲痛已極，我說不出話，但是我想說：『願上帝保佑你！』「他們一共三百人，人人年輕而強壯……可是全都死了！」我也認識這個漂亮的領袖，不止一次與他談論過他悲慘的祖國的命運……——作者注這首詩系摘自盧·梅爾坎蒂尼（1821—1872）的《薩普里的刈麥女郎》，梅爾坎蒂尼是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詩人，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薩普里的刈麥女郎》是他較為著名的一首詩，詩中的年輕領袖便是皮扎卡尼。薩普里是他們登陸的地點，在那不勒斯附近。這次登陸行動的詳細情形便是通過這首詩流傳下來的。 40 在19世紀50年代，義大利民主主義革命派中發生了分化現象，一部分人主張在皮埃蒙特王國的領導下統一義大利，另一部分人在波拿巴主義的影響下，對拿破崙三世抱著幻想，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實現統一。 41 馬寧（1804—1857），義大利威尼斯復興運動領袖，1848年3月起義後成為威尼斯共和國總統，領導人民抗擊奧地利占領軍，失敗後流亡巴黎。1855年他公開要求在皮埃蒙特王國領導下統一義大利，放棄共和主義思想。 42 由於馬志尼組織的一些革命行動不斷遭到失敗，加里波第於1854年8月公開發表了對他的譴責信，就這類行動提出了不同看法。 43 赫爾岑在這裡所說的「第一次革命」系指1789至1794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赫爾岑把義大利資產階級稱作「皮埃蒙特地層」，是因為皮埃蒙特地區的資產階級比義大利其他地區的資產階級更為強大，赫爾岑下面指出的那些特點——溫和的自由派態度和對人民革命運動的畏懼，在這裡表現得更為明顯。 44 圭恰爾迪尼（1483—1540），義大利歷史學家，寫有不朽名著《義大利史》。 45 穆拉托里（1672—1750），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寫有《義大利編年史》等巨著。 46 這些人都是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利塔是歷史學家，貝爾賈約索是女作家，博羅梅奧、德爾-韋爾梅等是政治活動家。 47 羅米奧（1786—1862），義大利中部阿布魯齊山區的山民，後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在義大利南海岸的卡拉勃利亞起義中成為領導人。 48 西爾托里（死於1874年），義大利教士，後參加民族解放運動，1848年在威尼斯抵抗奧地利軍隊。馬蓋拉是威尼斯附近最後陷落的一個城堡，西爾托里是最後退出的人。 49 科森茲（1820—1898），義大利革命家，起先追隨馬志尼，後來主張在皮埃蒙特王國領導下實現義大利的統一。 50 兄盧依吉（1814—1886），弟卡洛（1817—1905），兩人都在1849年參加過威尼斯起義，又在羅馬參加過抗擊法國侵略軍的戰鬥。 51 特拉斯脫韋爾是羅馬西南部的工人居住區，在羅馬革命期間，這裡的工人和手工業者積極參加了保衛羅馬共和國的戰鬥。 52 內波斯（約公元前100—約前25），古羅馬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有《世界史》、 《名人傳》等。 53 加里波第於1848至1849年革命失敗後，第二次前往美國，先是在工廠做工，後來在商船上當船長，多次航行各地。1854年2月他的商船「共和號」來到英國倫敦，赫爾岑便是在這時與加里波第認識，但他們的初次會面不是在船上。 54 尼斯在歷史上長期屬於義大利，直到1860年才永久割讓給法國，成為法國的領土。加里波第對此曾提出了強烈抗議。 55 加里波第主張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國領導下完成義大利的統一。後來義大利基本上走了這條路，建立了義大利王國，這使義大利保留了君主制度和大量封建殘餘。 56 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史詩，寫特洛亞英雄埃涅阿斯的冒險經歷。下面的「我歌唱武器和勇士」是這部史詩的第一行詩句。 57 奧爾西尼於1858年1月14日在巴黎的勒佩勒蒂埃路行刺拿破崙三世，投了三顆炸彈，但沒有成功。 58 喬治·桑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一個天賦極高的義大利人，他嚮往自由，生活在大自然中，放蕩不羈，蔑視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物質福利。 59 里恩佐是義大利人民領袖，1347年任羅馬保民官時，與貴族展開過激烈的鬥爭，失敗後出走。一般認為，在1849年義大利革命中犧牲的契切洛瓦基奧便是里恩佐式人物。 60 這裡談的都是奧爾西尼一生的幾件重大經歷：1854年春，奧爾西尼與馬志尼計劃在義大利中部舉行起義，密謀失敗後，奧爾西尼遭到了撒丁王國警察的追捕；1854年下半年奧爾西尼又與馬志尼密謀在米蘭舉行起義，因而被奧地利警察逮捕，關進曼圖亞監獄，1856年3月越獄後即前往倫敦，計劃行刺拿破崙三世的行動，並開始製造炸彈。 61 1831至1846年的羅馬教皇。 62 馬基雅弗利（1469—1527），義大利最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 63 梅迪契（1389—1464），佛 羅倫 薩歷史上最大的統治者，曾以恐怖手段攫取佛羅倫薩的統治權，死後被授予佛羅倫薩「國父」的稱號。 64 普羅奇達（約1225—1299），西西里解放鬥爭的領導人，曾與法國占領當局展開英勇鬥爭。 65 拿破崙是科西嘉人，科西嘉一直由義大利各城邦所統治，直至1769年（拿破崙出生的一年）才併入法國版圖。 66 在義大利中部，這個地區重視複雜的祭祖和占卜活動。 67 奧爾西尼的腦袋給砍下後，據報載，拿破崙命令把它浸在硝酸中，使人無法用它拓成面模。先知約翰的頭是盛在金盤裡獻給希羅底的，從那時到現在，文明和化學已造成了多麼大的進步！——作者注關於先知約翰的事出自《聖經》：他得罪了猶太王希律的妻子希羅底，希羅底便唆使女兒莎樂美要求希律殺死約翰，把他的頭盛在盤子裡呈上，見《馬太福音》第十四章。 68 指1855年9月皮亞諾利用手槍行刺拿破崙三世的事。 69 義大利於19世紀60年代基本上實現了統一，但這是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國的薩伏依王朝領導下建立的義大利王國。在驅逐奧地利統治者時，撒丁王國得到了法國的支持，依靠兩國的聯軍才取得勝利。盧西恩·繆拉（1803—1878）是約希姆·盧西恩·繆拉之子，約希姆為拿破崙一世麾下名將，被封為那不勒斯王，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被處死。盧西恩為奪回王位，與拿破崙三世訂立密約，企圖利用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推翻波旁王朝在兩西西里的統治，取而代之，同時也使南義大利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 70 教皇基亞拉蒙蒂即庇護七世，1800至1823年的羅馬教皇。拿破崙一世為擴大權力，1809年宣布教皇領地併入法國，1812年，把庇護七世押送楓丹白露軟禁。1813年雙方訂立協議，教皇承認天主教會由法國皇帝領導。據梯也爾在《執政府和帝國時代歷史》中說，庇護七世在屈服於拿破崙的要求時，曾慨嘆命運的反覆無常和塵世權力的轉瞬即逝。 71 瑪麗亞·克里斯蒂娜二世（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33年國王死後擔任攝政。 72 即教皇庇護九世，他於1846年被選為教皇。 73 法國革命者，1848年參加法國革命，後來為幫助羅馬抗擊法國侵略軍，在戰鬥中陣亡。 74 奧爾西尼於1857年在英國出過一本《回憶錄》，其中談到赫爾岑「那幾天中幾乎像發瘋一樣」。 75 莫爾蒂尼（1819—1902），義大利1848至1849年民族解放運動的參加者。 76 倫巴第人本來是北方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直至公元6、7世紀才南移，在義大利北部定居；倫巴第這時仍處在奧地利帝國的統治下。 77 阿爾梅利尼（1777—1863），義大利政治活動家，於1849年的革命中當選為羅馬共和國的執政。 78 即前面提到過的兩次「米蘭起義」中的一次：1853年2月的起義。根據馬志尼的計劃，在米蘭起義的同時要在義大利中部也舉行起義，造成犄角之勢。由於米蘭起義沒有成功，波倫亞的起義被取消了。 79 義大利著名詩人。 80 巴比埃（1805—1882），法國詩人，他的詩集《抑揚格詩》抨擊了資產階級在法國七月革命中的叛賣行為，但情調低沉。 81 萊奧帕爾迪死於1837年6月。 82 克萊貝爾（1753—1800），泥水匠出身的法國將軍，1789年加入國民自衛軍，後成為拿破崙手下的一名大將，遠征軍司令。 83 塔爾馬（1763—1826），法國著名演員，共和主義者。 84 法國為慶祝革命勝利，決定在攻占巴士底獄一周年時在巴黎馬爾斯廣場慶祝「聯邦節」，為此需要群眾義務參加廣場的清理等工作，巴黎的居民，包括一些知名人士，都參加了這次勞動。 85 指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 86 指19世紀初在拿破崙的侵略面前普魯士不得不投靠俄國，參加反法聯盟。 87 拿破崙的幼弟，威斯特伐利亞的國王。 88 原文為德文。即國王，意為德國人自己的國王。 89 克爾納（1791—1813），德國愛國詩人，他的詩被譜成歌曲，在反抗拿破崙侵略的戰爭中極為流行。 90 拿破崙於1802年建立的一種榮譽組織，授予勳章。後來在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時期，均保持著這種勛位。 91 盧庫盧斯（約公元前117—前56），羅馬大將，以生活奢侈，講究享樂著名。 92 拉傑茨基（1766—1858），公爵，奧地利將軍，曾多次在義大利作戰，1850年後並在倫巴第地區任總督。 93 奧地利的城市。 94 指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它於1848年5月18日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大教堂召開。資產階級自由派企圖通過國民議會制定一部憲法，以此為基礎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但由於議會內部紛爭不已，最後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奧地利派和普魯士派，議會終於一事無成，於1849年6月被解散。 95 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是德意志北部的兩個公國，人民主要為日耳曼民族，但從中世紀起一直臣服於丹麥國王。拿破崙戰爭喚醒了民族感情，日耳曼人紛紛要求收回兩公國。至1848年後，兩公國爆發了革命，普魯士並出兵支持，使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成了德國一個重要的民族問題。 96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專政機構，任務為保衛國家免受內外敵人的侵犯，並對政府機關實行監督。 97 卡諾（1753—1823），法國革命家，公安委員會委員，軍事技術專家。 98 德布瓦（1749—1796），法國激進民主派，出身演員，曾擔任公安委員會委員。 99 指1849年5月的德勒斯登起義，這次起義由巴枯寧領導；起義失敗後，巴枯寧被判處絞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100 這一切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已大大改變了（1866年）。——作者注 101 指英國。 102 根據《泰晤士報》兩年前的估計，倫敦每個行政區（它們一共十個）每年平均發生兩百起毆打婦女和兒童的案件。可是沒有訴諸法律的毆打事件還有多少呢？——作者注 103 馬克思與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海因岑、盧格等的論爭開始於1847年。這年海因岑在報上撰文攻擊「共產主義的代表」，馬克思便在這年年底發表了長文《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論戰正式開始，直至1854年仍在美國等地進行。這些敘述包括了赫爾岑對馬克思的成見。 104 法國人，參加過1848年的革命，1852年在赫爾岑家擔任家庭教師。 105 當時奧地利帝國的國旗。 106 福克斯通和多佛在英國，布洛涅和加來在法國，它們都是隔海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