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六章

《民族論壇》——密茨凱維奇和拉蒙·德·拉·薩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隊——巴黎的霍亂——離境 1847年秋我離開巴黎後，沒有與任何人保持聯繫；文學界和政治界對我還是完全陌生的。原因很多。沒有出現直接的機會，我又不想尋找這種機會。僅僅為了結識名流，便登門拜訪他們，我認為這未免有失體面。何況我很不喜歡法國人對俄國人那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他們稱讚我們，鼓勵我們，誇獎我們的發音和我們的富裕；我們容忍這一切，像是有求於他們，甚至為自己表示歉疚，如果他們出於禮貌，把我們當法國人對待，我們便大喜過望。法國人向我們滔滔不絕，隨口講話，我們卻不敢造次，總在考慮怎麼回答，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錯誤，他們的無知，卻不好意思當面提出——他們正好利用這一點，自欺欺人，大言不慚。 如果要在另一種方式上與他們來往，就得讓他們尊重你，為此必須具備各種條件，而我當時還不具備，等我有了這些條件我便馬上加以利用了。 此外，還不應該忘記，要與法國人成為點頭朋友，那是最容易的，然而要使他們與我們真正坦誠相見，卻是最困難的。法國人喜歡拋頭露面，表現自己，向別人誇誇其談，在這一點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他們與英國人截然相反。英國人與別人交往是因為他覺得寂寞，他像坐在戲院裡看戲，利用人們為自己解悶，既可散心，又可聽到各種消息；英國人總是在發問，法國人卻總是在回答。英國人覺得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得仔細想想，法國人卻一切都知道，一切都了解，他本身已完整無缺，不需要再探聽什麼；他只喜歡高談闊論，說教和訓話。至於講什麼，向誰講，這都一樣。他不需要個人的接觸，一杯咖啡對他已足夠了；他像列彼基洛夫，儘管恰茨基已換了斯卡洛祖布，扎戈列茨基已代替了斯卡洛祖布，他還是在談他的議會和陪審員，談他的拜倫（儘管他照法國人的發音說成了「貝倫」）和各種重要的話題。1 從義大利回來後，我還沒有從二月革命中冷靜下來，便遇到了5月15日，後來又經歷了痛苦的六月和全市戒嚴。這時我對伏爾泰說的老虎和猴子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我甚至不想結識共和國中這些頭面人物了。 統一行動的可能性出現過一次，它也許會使我認識不少人——但這事最後未能成功。克薩韋里·布拉尼茨基伯爵3拿出了七萬法郎辦一份報紙，它主要討論國外的政治形勢，其他民族、尤其是波蘭的問題。顯然，這樣的報紙是有益的，及時的。法國報刊很少注意法國以外的一切，也不大理解；在共和國時期，它們認為，它們的職責只是用各民族團結的口號鼓勵各國，向它們許願，說等國內大局安定之後，法國就會根據博愛的原則建立一個世界共和國。新報紙定名為《民族論壇》4，它的條件使它可以在國際運動和進步的事業中成為「指導力量」。它的成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各國共同的報紙——《泰晤士報》和《辯論日報》5登載過一些很好的文章，論述各國的專門問題，但缺乏系統，斷斷續續，不夠經常。《奧格斯堡總匯報》6確實可以成為一份國際性的報紙，可惜它的黑色和黃色傾向太刺目了，使人覺得有些眼花繚亂。 但是1848年的一切良好開端，註定了早產的命運，在長出一顆牙齒以前便宣告夭折。報紙辦得很不順利，沒有朝氣，最後，在1849年6月14日，便與其他無辜的報紙一起被扼殺了。 報社租定了房子，購置了鋪綠呢檯布的大桌子和各種小斜面寫字檯，指定了一個瘦瘦的法國作家負責各國文字的正字工作，成立了由從前波蘭的志士仁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任命了密茨凱維奇擔任總負責人，並由霍耶茨基7做他的助手，總之，一切準備就緒，只等正式成立了，那麼，最合適的日期不是2月24日的周年紀念日，最合適的方式不是舉辦晚宴嗎？ 晚宴由霍耶茨基主辦。我去時，發現已到了不少客人，其中幾乎沒有一個法國人，然而其他民族，從西西里人到克羅埃西亞人都有，因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我個人感興趣的只有一個人——亞當·密茨凱維奇，我以前從未見過他。他站在壁爐前面，把一隻胳膊彎支在大理石爐頂上。凡是在他的作品的法文本上見過他的肖像的（那大概是根據大衛·當熱8作的胸像浮雕複製的）馬上可以認出他，儘管這些年他的面貌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臉型看，他不像波蘭人，倒像立陶宛人，臉上流露出無窮的憂慮和悲戚。他頭上是濃密的灰白頭髮，目光倦怠，整個外表給人的印象是經歷了過多的不幸，內心感受著苦悶和強烈的憂鬱——這是波蘭命運的形象化體現。後來沃爾采爾9的臉也給過我類似的印象，不過儘管他滿面病容，他的臉還是顯得比密茨凱維奇的生動而親切。密茨凱維奇似乎被什麼吸引著，控制著，有些精神恍惚；這「什麼」便是他那奇特的神秘主義，他在那中間已越陷越深了。 我走到他前面，他向我打聽俄國的情形；他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對普希金以後的文學運動知道得很少，還停留在他離開俄國的時期10。儘管他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團結，他又是這種思想最早的倡導者之一，然而他仍對俄國懷有一定的敵意。不過在經歷了沙皇和沙皇的總督們的一切暴行之後，這是不足為怪的，何況我們所談的正是尼古拉恐怖統治飛揚跋扈的時期。 第一件使我驚異和不快的事，是追隨他的那些波蘭人對他的態度：他們在他面前就像修士見了修道院長那麼低聲下氣，誠惶誠恐，有的還吻他的肩膀。也許他對這種頂禮膜拜的方式已習以為常，因此顯得滿不在乎。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承認，看到自己對他們的影響和他們對自己的愛，這是每個把全部身心獻給自己的信念，並以這種信念為生命的人都指望的；但是同情和尊敬的外在表現叫我無法接受：它們破壞了平等、因而也是自由的原則；何況在這方面，與那些大主教、部長大臣、將軍長官們相比，我們還望塵莫及呢。 霍耶茨基告訴我，晚宴時他要提議為「紀念1848年2月24日」乾杯，然後由密茨凱維奇發表演說，闡明未來的報紙的觀點和精神；他希望我作為俄國人，向密茨凱維奇致答詞。我不習慣公開演講，何況毫無準備，因此謝絕了他的建議，但答應「為密茨凱維奇」祝酒，並向他講幾句話，正如在1843年為格拉諾夫斯基舉行的慶賀宴會上11，我第一次為這位波蘭詩人乾杯一樣。當時，霍米亞科夫舉起酒杯說道：「為偉大的沒能出席的斯拉夫詩人乾杯！」儘管沒提名字（因為不敢講），大家還是立即起立，舉起酒杯，默默地為放逐者的健康喝乾了酒。霍耶茨基表示同意，照這麼安排了我們的「即興表演」，我們便入席了。晚宴快結束時，霍耶茨基提議乾杯，密茨凱維奇站起來，開始講話。他的演說是經過斟酌的，顯得娓娓動聽，十分巧妙，那就是說巴爾貝斯12和路易-拿破崙同樣可以為它真誠地鼓掌；這使我厭惡。隨著他逐步闡明他的想法，我開始感到心情沉重；我只是在等待一個字，一個人的名字13，有了它就毫無疑問了；它不久果然出現了！ 密茨凱維奇的演說歸結為這些話：民主力量現在已形成新的公開的陣營，這個陣營以法國為首，它重又舉起鷹徽的旗子，那面曾使一切帝王和執政者驚恐失色的旗子，帶領一切被壓迫民族奔向解放了，領導它們的仍是那個由人民所加冕的皇朝的一個成員，仿佛上天的意願就是要這個皇朝把革命帶上權威和勝利的康莊大道。14 他講完後，除了他的兩三個追隨者鼓掌歡迎外，大多數人保持著沉默。霍耶茨基清醒地意識到密茨凱維奇犯了一個錯誤，想儘快消除演說的影響，拿了酒瓶走到我跟前，斟了一杯酒，小聲說道： 「您來發言好嗎？」 「在這演說之後，我什麼也不想講了。」 「隨便講幾句都可以。」 「不論怎樣也不講。」 沉默繼續著，有的人垂下視線看菜盤，有的人注視著酒杯，還有的在與旁邊的人小聲交談。密茨凱維奇的臉色變了，他想再講幾句，但一聲響亮的「讓我談談」結束了這個尷尬的局面。大家回頭看那個起立的人。這是一個身材不高的老人，七十來歲，滿頭白髮，外表正直端莊，朝氣蓬勃；他用哆嗦的手舉起了酒杯，那對黑黑的大眼睛，那激動的臉色，都流露出憤怒和不滿。這是拉蒙·德·拉·薩格拉15。 「我要為2月24日乾杯，」他說，「我贊成主人的提議。是的，為了2月24日，我們要打倒一切專制制度，不論它採取什麼名稱，是君主制，還是帝國制，是波旁王朝，還是拿破崙皇朝。我不能同意我們的朋友密茨凱維奇的觀點，也許作為詩人，他有理由這麼看，但我不能讓他的話在這樣的集會上通行無阻，不提出我的抗議……」他就這麼以西班牙人的全部熱情，以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全部權利，滔滔不絕地講著。 他講完後，二十多隻手，包括我的，都舉起酒杯伸向了他，要與他碰杯。 密茨凱維奇想挽回這局面，講了幾句解釋的話，但沒收到什麼效果。德·拉·薩格拉毫不讓步。大家紛紛離開餐桌，密茨凱維奇也走了。 對一份新的報紙說來，沒有比這更壞的預兆了，它勉強維持到了6月13日，它的存在和消失都無人注意。編輯部人心不齊；密茨凱維奇把自己那面拿破崙的旗子收起了一半，它已經威信掃地，但是別人又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子；在他和編委會的壓力下，許多人一個月後便退出了編輯部；我沒有給它送去過一個字。拿破崙的警察要是聰明一些， 《民族論壇》就不致為了6月13日的幾行字被查封16。密茨凱維奇的名字，對拿破崙的崇拜，神秘主義的革命精神，以及企圖在波拿巴家族的率領下靠槍桿子實現民主政治的幻想，可以使這家報紙成為總統手中的一張王牌，不清白的事業中的一件清白的工具。 天主教與斯拉夫精神格格不入，對它起了破壞作用：當波希米亞人沒有力量抵制天主教的時候，他們便沒落了；在波蘭人那兒，天主教促進了狂熱的神秘主義思想，使他們始終生活在虛無縹緲的世界中。如果他們不是處在耶穌會的直接影響下，他們就會為自己創造神祇，或者拜倒在某種幻象面前，而不是爭取解放。彌賽亞救世主義，這是弗隆斯基17的囈語，也是托維揚斯基18的震顫性譫妄症，可是它卻把千百個波蘭人，其中也包括密茨凱維奇，弄得暈頭轉向。對拿破崙的崇拜，首先就來自這種瘋狂狀態。拿破崙什麼也沒有為他們做過；他不愛波蘭，只愛在戰場上視死如歸、替他賣命的波蘭人，這些人曾為他組成著名的騎兵部隊，在索莫塞拉山口衝鋒陷陣。1812年，拿破崙對納博內19說：「我希望在波蘭看到的是兵營，不是會場。不論在華沙還是在莫斯科，我同樣不允許給鼓動家提供俱樂部。」可是波蘭人卻當他是上帝的軍事使者，把他與毗濕奴20和基督並列。 1848年冬季的一個深夜，我與密茨凱維奇的一位追隨者走過旺多姆廣場。到了紀念柱21旁邊，波蘭人便摘下了帽子。我心想：「難道這是真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種愚昧的行為，客氣地問他，他為什麼要脫下帽子？波蘭人指指皇帝的銅像。既然它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怎麼能指望人們不遭到壓制和迫害呢！ 在家庭生活中，密茨凱維奇並不愉快，一種不幸的、陰鬱的氣氛，那種「上帝的懲罰」，籠罩在他的周圍。他的妻子長時期處在精神錯亂狀態。托維揚斯基給她念咒語，似乎對她有所幫助，這使密茨凱維奇特別驚訝，然而症狀並未減輕……他們的情形很糟。偉大的詩人最後幾年的生活是悲慘的，只是在苟延殘喘。他死在土耳其，那是因為他懷著一個荒謬的想法，要在那裡建立一個哥薩克軍團——土耳其不准它用波蘭的名義。死前他寫了一首拉丁文頌詩，歌頌路易-拿破崙的光榮和偉大。22 這次參加報社工作失敗以後，跟我來往的人更少了，只限於幾個熟人，儘管由於新流亡者的到來，熟人多了一些。以前我有時上俱樂部走走，還參加過三四次宴會，那就是吃一點冷羊肉，喝幾杯酸葡萄酒，一邊聽皮埃爾·勒魯和老爺子卡貝23 談天 ，一邊隨著大家唱《馬賽曲》。現在連這種活動我也膩煩了。我懷著深沉的悲痛注視著一切，我發現崩潰在加快，共和制度、法國和歐洲在沒落。從遙遠的俄國看不到絲毫曙光，聽不到振奮人心的消息，也得不到朋友的問候。沒有人再給我寫信，親戚朋友的聯繫都中斷了。俄國無聲無臭，死一般的沉寂，像一個不幸的老婆子被主人鞭打得遍體鱗傷，躺在地上不動了。它那時跨進了這駭人的五年，直到現在24才隨著尼古拉的入土擺脫了那苦難的歲月。 這五年對我說來也是一生中創巨痛深的階段；我已沒有太多寶貴的東西可以喪失，也沒有太多的信念可以拋棄了…… ……霍亂在巴黎肆虐，沉悶的空氣，沒有陽光的酷暑，給一切罩上了一層陰影，不幸的居民人人自危，愁眉不展，柩車綿延不斷，爭先恐後地駛向墓園——整個景象與政治形勢那麼吻合。 時疫的犧牲者到處都是。我的母親與一位熟悉的夫人到聖克盧25去了一次，夫人二十五歲，回來後晚上就感到不舒服，我母親勸她留下過夜。早上七時左右，僕人告訴我，那位夫人得了霍亂；我去看她，不覺吃了一驚，她與昨天相比已判若兩人——她本來很漂亮，但現在臉上的肌肉全部萎縮了，乾癟了，眼眶下出現了黑影。我好不容易在醫學院裡找到雷耶26，把他請來。雷耶看了看病人，對我小聲道： 「您自己明白，這時還能做什麼。」他開了藥方便走了。 病人把我叫去，問道： 「醫生怎麼說？他對您說過什麼吧？」 「他叫我派人去取藥。」 她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她的臉更叫我吃驚：她變得那麼瘦，只剩了一層皮，好像從躺下起她已大病了一個來月——用充滿痛苦和恐懼的眼睛注視著我，囁嚅道： 「看在上帝分上，告訴我他怎麼說吧……我快死了嗎？……您不怕我吧？」她又說。 這時我非常可憐她；她一定十分害怕，這不僅是對死亡的畏懼，也是對傳染病會這麼快消耗盡她的生命感到的驚恐。到早上她死了。 屠格涅夫正想離開巴黎，他租的房子已經到期，便到我家過夜。飯後，他說他感到悶得喘不出氣，我說我早上洗過澡了，晚上他也去洗了個澡。回來後，他覺得不舒服，喝了一杯摻酒和糖的蘇打水，便上床睡了。夜裡他叫醒了我。 「我沒有指望了，」他對我說，「這是霍亂。」 他確實想嘔吐，渾身抽搐；但幸好過了十天，他的病痊癒了。 我的母親安葬了那位熟悉的夫人，便去了埃夫里市。屠格涅夫得病後，我把納塔利婭和孩子們也送往那裡，只留下我與他待在一起，等他病快好時，我也去了那兒。 6月12日27早上，薩佐諾夫到那兒找我。他非常興奮，說群眾運動即將爆發，成功是必然的，榮譽在等待著每一個參加的人，因此堅持要我去摘取桂冠。我對他說，他知道我對當前局勢的觀點，我覺得不是為了信仰，參加那些與我幾乎毫無共同之點的人們的行動是愚蠢的。 興高采烈的鼓動家聽到這話，便說，當然，躲在家裡寫些懷疑主義的論文，既很舒服，又無危險，不如讓別人在廣場上保衛自由和各民族的團結，從事其他許多有益的活動。 有一種情緒毫無價值，然而它曾在過去和現在驅使許多人干下重大的錯事，甚至犯罪，這時它也對我發生了作用。 「可是你怎麼認為我不肯去呢？」 「我是從你的話中得出這結論的。」 「不對，我說這是愚蠢的，可我並沒有說，我永遠不會幹愚蠢的事。」 「那好，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是喜歡你這種作風！好吧，不必浪費時間，我們這就去巴黎。今天晚上，德國人和其他流亡者要在九時集會，我們先找他們。」 「他們在哪裡開會？」我在車上問他。 「在羅亞爾宮的蘭勃林咖啡館。」 這是第一件叫我吃驚的事。 「怎麼在蘭勃林咖啡館？」 「革命者平常都在那兒集會。」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今天應該另找地方。」 「可是大家對那兒習慣了。」 「大概那兒的啤酒很香吧！」 在咖啡館裡，形形色色的革命老主顧一本正經地坐在十來張小桌子旁邊，從寬邊羔羊皮帽下，從鴨舌帽的小帽檐下，意味深長地、悲天憫人地望著周圍。他們是革命的珀涅羅珀28的永恆的求婚者，一切政治示威中必然到場的人物，他們構成了革命的「場面」和「背景」，遠看很可怕，像中國人拿來嚇噓英國人的紙糊的龍。 在社會變革和風雲激盪的混亂時代，國家長期動盪不定，脫離了平常的軌道，該時便誕生了一代新的人物，他們可以稱為革命的合唱隊；這是從顫動的火山地帶產生的、在動亂和一切工作中斷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從童年起就習慣了政治騷亂，愛上了它的戲劇性一面，它那種莊嚴而輝煌的景象。正如尼古拉認為步法操練是軍事訓練的主要方面，他們也認為，宴會、遊行、示威、開會、祝酒、旗子是革命的主要內容。 他們中間有正直的、勇敢的、真正忠誠的、準備在槍彈下壯烈犧牲的人，但是大部分卻是鼠目寸光、毫無見識的空頭革命家。實際上他們只是抱殘守缺的保守分子，與一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們的革命只能停留在口頭的綱領上，不會前進一步。 他們一生談的無非是不多幾個政治概念，應該說，他們知道的只是它們的辭藻方面，它們的神聖外衣，那些空洞的詞彙，他們讓它們像走馬燈中輪番出現的小鴨子似的，一會兒跑進報紙的文章中，一會兒跑進酒會的演說或議會的發言中。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談家以外，那些無人賞識的藝術家，生不逢時的文學家，讀完了 大學 、沒有拿到學位的大學生，攬接不到案子的律師，不會演戲的演員，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負遠大但缺乏刻苦耐勞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匯集到了這夥人中間。在平時給群眾充當領導的那種外在力量，到了動盪不定的時代便失去了它的權威性，群眾在沒人做主的狀況下變得無所適從。這時年輕的一代突然發現，在革命時期，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一舉成名，至少表面上是這樣，於是他們紛紛投身在空洞的政治 吶喊 中，學會了豪言壯語，卻喪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館和俱樂部的生活引人入勝，生動活潑，既可滿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遲到，也不必花力氣，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革命的合唱隊有些像希臘悲劇的合唱隊，可以分成兩部分，如果用植物分類法予以命名，一部分不妨稱為隱花植物，另一部分稱為顯花植物。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永遠從事隱蔽活動，不時更改住處和鬍子的式樣。他們秘密召集各種非常重要的會議，如果可能，總在夜間或某個不方便的地點舉行。在公開場合遇到朋友，他們不愛點頭，只是使個意味深長的眼色。許多人不泄露自己的住址，不把出門的時間通知別人，也不說明要上哪兒；哪怕報上公開登載的消息，他們也要用暗號或者化學墨水傳遞。 一個法國人告訴我，在路易-菲力普時期，Э卷進了一場政治事件，隱藏在巴黎；這種生活儘管有趣，日子長了，也使人感到厭倦、寂寞。當時擔任巴黎警察廳長的是德勒賽，此人有錢，喜歡吃喝玩樂，他當官不是出於需要，而是為了好玩，因此有時仍不免尋歡作樂。他與Э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一天，他正像法國人說的那樣陶醉在「梨酒和乾酪之間」29，一個朋友對他說道： 「您老是不放過可憐的Э，這何苦呢！我們失去了一個談笑風生的朋友，他也只能像犯人一樣躲在屋裡。」 「對不起，」德勒賽說，「他的案子早已過去了。他幹嗎還躲著？」他帶著諷刺的意味向朋友們笑了笑。「我馬上派人通知他，他這是多此一舉，你們不必擔心。」 回到家中，他把他的一個暗探頭目叫來，問他道： 「Э在巴黎嗎？」 「在巴黎。」暗探回答。 「躲了起來？」德勒賽問。 「躲了起來。」暗探回答。 「在哪裡？」德勒賽問。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後講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對他說，他不必擔心，我們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無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實執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訪後過了兩小時，Э秘密通知自己的親戚朋友，他得離開巴黎，躲到外地一個城市裡，因為巴黎警察廳發現了他藏匿的地點！ 正如密謀活動者要竭力給自己披上一層神秘的透明紗幕，用沉默宣傳自己的秘密，那些顯花植物則儘量表現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講個沒完。 他們是咖啡館和俱樂部的常任宣講員；他們在那兒不斷向一切表示不滿，為一切仗義執言，甚至沒有的事也能講得天花亂墜，至於真有的事，更會像地圖模型上的山脈一樣，把它擴大兩倍，甚至三倍。大家見慣了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發生騷亂，或者示威遊行，或者舉行盛大的宴會時，都不禁會到處尋找他們。 ……對我說來，蘭勃林咖啡館的情景還是新鮮的，那時我對革命的後院還所知不多。確實，我在羅馬到過藝術咖啡館30，在廣場上參加過集會，也到過羅馬俱樂部和人民俱樂部31，但那時羅馬的運動還沒出現政治上蛻化變質的跡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敗之後才加速發展的。契切洛瓦基奧和他的朋友們光明磊落，他們那種南國人的表情在我看來像言語一樣鮮明，而他們的言語又像朗誦一樣響亮，但他們正處在熱情洋溢的青年時期，他們還沒有從三個世紀的沉睡中完全甦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奧根本不是職業政治鼓動家，他並不想撈取什麼，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裡安靜度日，作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羅馬公民，與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圍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現庸俗無聊、廢話連篇的假革命症狀，那種在法國不幸流傳極廣的潰瘍病。 不言而喻，在談到咖啡館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漢時，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類解放的堅強活動家，那些民族獨立的熱情宣傳者，那些不論監獄、流放、驅逐、貧窮都不能使他們閉上嘴巴的、為人類的愛而殉難獻身的人，那些政治運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正是這些人以鮮血、眼淚和言論開創了歷史的新秩序。我們這裡談的是那個騷擾不安的邊緣地帶，那裡生長的是不能結果的空花，對這些人說來，鼓動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們喜歡的是人民起義這個過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魯什卡喜歡的是讀書這個過程32，尼古拉喜歡的是步法操練本身一樣。 在這個問題上，反動派沒什麼好高興的——它那裡生長的雜草和毒菌更壞，而且不僅在邊緣地帶，到處都是。這包括他們所有的人：在長官面前瑟瑟發抖的官員，到處刺探消息的奸細，準備為這邊也為那邊殺人的職業兇手，以及形形色色醜態畢露的軍官——從普魯士容克地主到殺人不眨眼的法屬阿爾及利亞人，從近衛軍官兵到宮廷少年侍從為止。我在這裡還只接觸到世俗的反動力量，沒有提到靠化緣度日的苦行僧，專搞陰謀的耶穌會教士，充當警察幫凶的教士，以及各種等級的天使和天使長。 如果說在反動陣營中也有與我們的革命空談家相似的人物，那麼這就是在典禮上擺樣子的朝臣，在洗禮、婚禮、加冕禮和葬禮中跑龍套、壯聲勢的角色，那些為官服，為金邊，為顯示權力的光輝和尊貴而存在的人們。 在蘭勃林咖啡館裡，冒險家們濟濟一堂，面前放著大大小小的酒杯。這時我才發現，他們沒有任何計劃，運動也沒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綱領。一切得靠靈感，就像從前使徒等待聖靈的降臨一樣。只有一點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帶武器參加大會。經過連續兩小時的空談之後，大家約定明天早上八時在水塔街對面的滂努佛爾林蔭道上集中。這以後，我們便前往《真正共和報》的編輯部了。 主編不在家，他去找「山嶽派」33要指示了。編輯部的接待室和會議廳設在一間發黑的大房間裡，那兒光線暗淡，家具更顯得簡陋，屋裡大約有二十來人，大多是波蘭人和德國人。薩佐諾夫拿了一張紙，動手便寫，寫完後念給我們聽：這是以各國流亡者的名義對攻占羅馬提出的抗議書34，它聲稱大家準備參加示威運動。他說，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與光榮的明天聯繫在一起的，都可以簽名。幾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簽了名。主編進來了，露出疲倦而煩悶的臉色，竭力裝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訴大家，可我相信，他什麼也不知道。 「公民們，」托雷35說，「山嶽派還在繼續開會。是的，成功是毫無疑問的，要堅持到底！」薩佐諾夫把歐洲民主派的抗議書交給了他，他看了一遍，說道： 「這很好，很好！法國感謝你們，公民們；但為什麼要簽名？人數這麼少，萬一失敗了，我們的敵人會把仇恨統統發泄在你們身上。」 薩佐諾夫堅持保留簽名，許多人贊成他的意見。 「我不能對這事負責，」主編反對道，「請原諒，我比你們更清楚，我們是在跟什麼人打交道。」 說完，他把簽名部分撕下，於是十多個不朽的候補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蠟燭上銷毀了。抗議書則隨即發排。 我們離開編輯部時已快天亮；各家報社門口的人行道上聚集著一群群衣衫檻褸的孩子和貧苦可憐的婦女，他們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躺著，正在等待報紙出版，報紙一到，一些人馬上把它們摺疊整齊，另一些人便帶了它們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們走到了林蔭道上——那裡靜悄悄的，只是偶爾出現一些國民自衛軍的巡邏隊，還有些警官在踱來踱去，狡猾地看著我們。 「這個城市睡得無憂無慮，」我的朋友說，「完全沒料到明天會給風暴驚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們，」我對他說，向上指指，那是德奧爾餐廳燈火通明的窗戶。「這太好了，讓我們進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說，現在吃點東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們在議會大廈里吃什麼，不過在孔斯耶爾熱里監獄裡伙食是很糟的。」 我們大吃了一頓冷火雞，從留下的骨頭看，誰也不會猜到霍亂正在巴黎猖獗一時，也不會想到再過兩個小時我們便要去改變歐洲的命運。總之，我們在德奧爾餐廳狼吞虎咽，吃得飽飽的，正如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戰役前夕蒙頭蓋腦，睡得香香的一樣36。 八點多鐘，我們來到了滂努佛爾林蔭道，那兒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顯然等得有些不耐煩，不知做什麼好，臉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從他們的特殊表情看，大多義憤填膺。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領導人，這一天是不致以鬧劇結束的。 有一瞬間似乎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一位先生騎了馬，從容不迫地經過林蔭道。人們認出這是內閣的一位官員（拉克魯瓦37），可想而知，他這麼早騎馬出門，不僅僅是為了呼吸新鮮空氣。人們在吶喊聲中把他拖下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後放了他，也就是說，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護送到了別處。人群越來越多，到十點鐘，可能已達到兩萬五千人。不論我們問誰，向誰打聽，誰都什麼也不知道。凱爾索西38是老一輩燒炭黨人，他通知我們，郊區群眾已在「共和國萬歲！」的口號聲中開進凱旋門。 民主派的老前輩們再一次告誡人們：「最重要的是別攜帶武器，否則就會改變這次行動的性質。無所不能的人民應該以和平的方式向國民議會莊嚴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不給敵人絲毫誣衊的口實。」 最後隊伍排好了。我們這些外國人被編成榮譽支隊，緊跟在領導者們後面。領導人中有身穿上校軍裝的艾·阿拉戈39，從前的部長巴斯蒂特40，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們在林蔭道上一邊走，一邊喊各種口號，唱《馬賽曲》。誰沒有聽到過千萬個聲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緒中，在走向戰鬥前必然出現的沉思中，怎樣齊聲高唱《馬賽曲》，他就不能理解這首革命的讚美歌驚天動地的力量。 這時遊行隊伍聲勢浩大，十分壯觀。在我們沿著林蔭道緩緩前進時，所有的窗戶都打開了，婦女和兒童擠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陽台，他們的父親和丈夫，那些有產者，卻躲在他們背後，露出了陰沉不安的臉向外張望，但看不到從四樓和頂樓上探出頭來的另一些人——窮苦的女裁縫和女工人，她們正向我們揮手帕、點頭和揮手。我們不時走過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這時各種口號聲便會騰空而起。 這樣我們到達了林蔭道與和平大街連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團的一個排封鎖了街口，我們的縱隊靠近時，他們突然像戲院的布景一樣向左右散開，尚加爾涅41騎著一匹小馬，帶著一隊龍騎兵來了。他沒有提出任何警告，沒有擂鼓，也沒有發出其他正式信號，便衝進前面幾排群眾，把他們與隊伍切斷，並命令龍騎兵擺開陣勢，迅速驅散人群。騎兵揚揚得意，在街上橫衝直撞，舉起軍刀用刀背砍殺，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轉了過來。我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一匹馬已到了我眼前，馬的鼻息直撲到我臉上，那個騎兵朝我大罵，舉起刀背嚇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說不定會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邊，一下子卷進人群中，給擠到了城根街的柵欄上。我們的隊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魯賓42一人在我身邊，這時龍騎兵用馬隊迫使前面的人後退，他們無路可走，便向我們擠來。艾·阿拉戈跳進城根街，滑了一跤，腳脫了臼，我和斯特魯賓跟著也跳到了那兒，我們怒氣沖沖，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魯賓猛地旋轉身子，大聲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個穿工裝的人抓住他的領子，把他拖到另一邊，說道： 「怎麼，你瘋了不成？……瞧那兒。」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這兒移動。 「快走，趁他們還沒聽到你的話，還沒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說，握緊了拳頭，哼著歌，仿佛什麼事也沒發生，飛也似的溜走了。 我們走到了協和廣場。愛麗舍田園大街上根本沒有郊區來的隊伍；其實凱爾索西也知道沒有，這是他虛張聲勢的手段，然而誰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說不定連命都會送掉。 對手無寸鐵的群眾發動的無恥進攻，引起了極大的憤怒。當時要是確實作了準備，有人領導，那麼爆發真正的戰鬥可以說易如反掌。然而「山嶽派」聽到無所不能的人民被騎兵可笑地驅散之後，不是挺身而出，卻是躲進了雲端。賴德律-洛蘭找吉納德43商量。吉納德是國民自衛軍的炮兵司令，他本人願意參加示威，也願意給人，還同意給大炮，但是說什麼也不肯提供炮彈，仿佛他認為單憑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敗敵人；福雷斯蒂埃44對自己的軍隊也是這樣。這對他們的幫助多大，我們從凡爾賽的審判45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為，但誰也不願冒風險；最有遠見的還是一些年輕人，他們在新秩序剛露出希望時便未雨綢繆定製了官服，但示威一失敗，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縫只得把它們掛在店堂里出售。 當資產階級共和派臨時拼湊的政府駐在國立工藝博物館時，工人們卻帶著疑問的目光在街頭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沒聽到號召。他們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國的這些「山嶽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們也許還咽下了眼淚，像那個穿工裝的人一樣在說：「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為「山嶽派」搬演的這場鬧劇暗暗覺得好笑。 但是賴德律-洛蘭的優柔寡斷，吉納德的迂腐顢頇，這一切還只是失敗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剛強的性格和順利的境況在需要它們的時候也必然會出現一樣。內在的原因在於那個作為示威的動力的共和思想的貧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著拐杖苟延殘喘，甚至還可以像基督一樣，在死後向信徒顯靈一兩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導生活了。它們已無法左右一個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無能的人了。要是「山嶽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麼辦呢？他們心裡什麼新東西也沒有。至多把1793年那個倫勃朗或薩爾瓦多·羅薩46風格的燦爛而陰鬱的時代，複製成蒼白無力的畫面，既沒有雅各賓人，也沒有戰爭，甚至也沒有幼稚的斷頭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義47失敗之後，大逮捕開始了，市長帶著警察走進了我們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盧格；我們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爾熱里監獄已人滿為患，一間不大的屋子要關六十來人，中央放著一隻便桶，一晝夜抬出去清理一次——這一切都發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亂猖獗的時期。我不想再在這種安樂窩裡待上兩個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個摩爾多瓦-瓦拉幾亞人借了一張護照，上日內瓦去了。49 那時法國的交通還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鐵路上行駛的是長途馬車，我記得，到了沙隆，馬車便離開鐵路，到了另一個地方又駛上鐵路。與我一起坐在車廂里的有一個瘦瘦的男子，臉曬得黑黑的，留著剪短的鬍子，外表很叫人討厭，他老是懷疑似的瞧著我。他帶的提包不大，還有一把用漆布包著的劍。顯然，這是喬裝改扮的警官。他從頭到腳仔細打量了我一遍，然後縮在角落裡，不講一句話。到了第一個車站，他把乘務員叫來，說他忘了一張出色的地圖，請他給他一張紙和一個信封。乘務員告訴他，離打鈴只有三分鐘了；警官匆匆跳下車，回來後更加懷疑地打量著我。四小時在沉默中過去，甚至他要吸菸時向我打招呼也不開口，我用同樣的辦法對待他，向他點點頭，使個眼色，然後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黃昏時刻他問我： 「您是上日內瓦？」 「不，去里昂。」我回答。 「啊！」談話便這麼結束了。 過了一會兒，乘務員打開車門，讓一個人上車，這人禿頂，穿著寬大的豌豆色大衣和顏色鮮艷的坎肩，拿著一根粗手杖、一隻袋子和一把傘，肚子大大的，好不容易擠進車門。等這位典型的和氣大叔在我和警官之間坐下以後，我沒等他喘過氣來，便問道： 「先生，您不反對吧？」 他一邊咳嗽，一邊擦汗，把一塊綢手帕包在頭上，回答道： 「沒關係，請便，我的兒子經常抽菸，他現在到阿爾及爾去了，他整天吸菸呢。」這以後他便開始輕鬆地閒談和聊天了。過了半小時，他已問完了問題，知道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聽到我從瓦拉幾亞來，便帶著法國人特有的禮貌說道：「啊，這是一個美麗的國家51。」其實他並不知道，這地方究竟是在土耳其還是在匈牙利。 我那位旅伴對他的問話回答得非常簡單。 「先生是軍人嗎？」 「是的，先生。」 「先生到過阿爾及利亞？」 「是的，先生。」 「我的大兒子也去過，他現在還在那裡。您也許到過奧蘭？」 「沒有，先生。」 「貴國也有長途馬車嗎？」 「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之間有公共馬車。」我回答得滿有把握，毫不含糊。「只是我們的長途馬車是用犍牛拉的。」 這使我的夥伴非常驚訝，他一定會起誓說我是瓦拉幾亞人。在這個幸運的細節之後，連警官也放鬆精神開始聊天了。 到了里昂，我拿起手提箱，馬上走進了另一個驛車辦事處，爬上車頂座位，五分鐘後，馬車已奔馳在通往日內瓦的大路上。到了邊境前的最後一個大城市，警察局前面的廣場上坐著局長和文書，旁邊還有幾個憲兵，他們要在這裡先行檢查護照。我完全不符合護照上記載的特徵，因此趕緊爬下車頂，對一個憲 兵說 ： 「朋友，我跟您可以在哪兒馬上弄到一杯酒喝？請告訴我，天氣熱得叫我受不了啦。」 「瞧，就在那兒，只有兩步路，那是我的親姐姐開的咖啡館呢。」 「那麼護照怎麼辦？」 「您給我，我把它交給我的夥伴；待會兒他會拿給我們的。」 一分鐘後，我已與憲兵坐在他親姐姐的咖啡館裡，開了一瓶博訥葡萄酒大喝起來。五分鐘後，他的夥伴把護照送還我，我也請他喝了一杯，他向我敬了禮，於是我們像朋友一樣走回馬車。我第一次這麼順利。到了邊境，那是一條河，河上有橋，橋那邊便是皮埃蒙特的海關。法國憲兵在沿岸各處巡查，尋找早已出境的賴德律-洛蘭，至少也要找到費利克斯·皮亞52；不過後來皮亞也像我一樣拿了瓦拉幾亞護照逃出了國境。 乘務員對我們說，這是要最後查驗證件，需要很長時間，大約半小時，因此他勸我們到驛站的飲食店吃些東西。我們進屋後剛坐下，另一輛里昂的長途馬車便到了，旅客開始下車，第一個下車的便是我的警官。哎喲，糟糕透了，我對他說過我是到里昂的。我冷冷地朝他鞠躬，他也還了禮，似乎有些驚訝，但沒有說一句話。 憲兵來了，發還了護照，這時馬車已經到了河對面。 「先生們，請各位步行過橋。」 我想，好，現在要出事了。我們出了飯店……上了橋——沒有出事，過了橋——也沒有出事。 「哈哈哈！」警官笑得前仰後合地說道，「終於出境了，真有意思，好像丟下了一塊大石頭。」 「什麼，」我說，「您也……」 「看來您也一樣吧？」 「得啦，」我打心裡覺得好笑，答道，「我是直接從布加勒斯特來的，坐的是牛車呢。」 「算您幸運，」乘務員對我說，伸起一根手指警告我，「以後得小心一些。為什麼那個小孩領您到了驛車辦事處，您要給他兩法郎酒錢？還好，他也是我們的人，他馬上告訴我：『那人一定是革命黨，在里昂一分鐘也不停留，弄到了座位這麼歡天喜地的，給了我兩法郎酒錢。』我對他說：『別嚷嚷，這不關你的事，要是給哪個混蛋警察聽到，他就上不了車啦。』」 第二天我們到了日內瓦，這自古以來就是被迫害者的避風港……米什萊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談到16世紀時寫道：「國王死後，一百五十戶人家逃到了日內瓦；過了一些時候，又走了一千四百家。法國的流亡者和義大利的流亡者構成了日內瓦真正的基礎，這是三個民族之間的出色避難所；這些人得不到任何援助，又怕瑞士本地人，只能依靠本身的精神力量維持生存。」 那時瑞士是一個集合點，歐洲政治運動中幸免於難的人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兒。革命失敗後，它們的一切代表人物便在日內瓦和巴塞爾之間流浪，一群群起義者越過了萊茵河，另一些人則通過聖哥達山口或者侏羅山脈到達這兒。膽小的聯邦政府還不敢公開驅逐他們，各州仍保持著作為避難所的古老而神聖的權利。 所有這些人都像接受檢閱似的成群結隊地路過日內瓦，在這裡逗留一下，休息一會兒，然後繼續前進，他們的名字成了街談巷議的中心，他們也是我早已仰慕的人，現在我便是急於想會見他們…… 1 列彼基洛夫、恰茨基、斯卡洛祖布和扎戈列茨基都是《聰明誤》中的人物，見該劇第四幕第五場。 2 見伏爾泰的《老實人》。老實人在遊覽巴黎後說道：「這簡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讓我快快逃出去吧……」 3 布拉尼茨基（1812—1879），波蘭貴族流亡者的領導人之一。 4 《民族論壇》的宗旨是推動歐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編輯部由各國代表組成，密茨凱維奇任主編。它以法文在巴黎出版，1849年3月15日出了第一期，幾個月後便夭折了。 5 法國資產階級日報，世界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創刊於1789年。 6 即德國的《總匯報》，創刊於1798年，1810至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因而有時被稱為《奧格斯堡總匯報》，報紙基本上採取了保守的或反動的立場。 7 霍耶茨基（1822—1899），波蘭作家，與蒲魯東和赫爾岑都有密切交往。 8 當熱（1789—1856），法國雕塑家，政治上為激進派。1829年他在魏瑪歌德家中認識了密茨凱維奇，應歌德的要求為密茨凱維奇作了胸像浮雕，後來成為廣泛流傳的密茨凱維奇的肖像。 9 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0 密茨凱維奇於1829年被迫離開俄國，在俄國時結識過普希金、雷列耶夫、茹科夫斯基、格里鮑耶陀夫等。 11 應是1844年舉行的慶賀格拉諾夫斯基講學成功的宴會。 12 巴爾貝斯（1809—1870），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曾積極參加1848年的革命，因5月15日事件被捕入獄，1854年獲釋後即流亡國外，未再參加政治活動。 13 指路易·波拿巴的名字。 14 當時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些領導人大多把拿破崙看作革命的象徵（鷹徽旗便是拿破崙的旗子），密茨凱維奇在一篇文章中便說過：「拿破崙是掌握合法政權的革命。」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當選為總統後，這種幻想更為強烈，他們指望依靠他完成波蘭的解放，認為他是拿破崙一世的事業的繼承者。 15 薩格拉（1798—1871），西班牙自然科學家和社會學家，無政府主義者，1848年起住在巴黎，參加了二月革命，宣傳蒲魯東的觀點。（這裡赫爾岑說他「七十來歲」，顯然只是憑印象寫的。） 16 1849年6月13日，《民族論壇》發表文章，反對路易·波拿巴派出軍隊幫助教皇鎮壓羅馬共和國，因而被當局查封。 17 弗隆斯基（1778—1853），波蘭神秘主義哲學家。 18 波蘭神秘主義者。 19 拿破崙的將軍和副官。 20 婆羅門教的主神。 21 指拿破崙紀念柱。 22 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密茨凱維奇幻想依靠英法對抗沙皇俄國，因而前往土耳其，組織波蘭軍團。行前，他聽到英法聯合艦隊在波羅的海勝利的消息，便寫了《頌拿破崙三世》，把波蘭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路易·波拿巴身上。密茨凱維奇在君士坦丁堡感染霍亂，於1855年11月26日在那裡去世。 23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24 寫於1856年。——作者注 25 巴黎西郊的住宅區。 26 當時巴黎的著名醫生和教授，寫過一些醫學著作。 27 1849年6月13日示威遊行的前夕。這次示威系由法國小資產階級共和派所發動，它的失敗導致了共和派的崩潰。赫爾岑在下面寫的便是這次示威的情形。 28 希臘神話故事中奧德修斯的漂亮妻子。奧德修斯去特洛伊遠征後，不少人盤踞在她的宮中向她求婚達二十年之久，從未使她動搖。 29 法文「在梨酒和乾酪之間」的意思是「在飯後閒談時」。 30 當時羅馬進步的作家和藝術家聚集的地方。 31 羅馬俱樂部是當時解放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人民俱樂部則系契切洛瓦基奧所組織，參加者大多為工人和手藝人。 32 見果戈理的《死魂靈》第一卷第二章，彼得魯什卡是乞乞科夫的僕人。 33 1793年前後法國國民議會中的左派，即雅各賓派，稱為「山嶽派」（因他們在議會中的席位最高），1848至1849年革命中，以賴德律-洛蘭為首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因堅持實行共和等較為激進的立場，被稱為「新山嶽派」。 34 羅馬人民在起義後於1849年2月宣布建立共和國，這引起了各國保守勢力的反對，教皇庇護九世要求法國出兵干涉。路易·波拿巴於5月向義大利發兵，7月初攻陷羅馬。「抗議書」即針對這次的出兵而言，這次抗議活動系由資產階級共和派所發動。 35 托雷（1807—1869），法國左翼共和黨人，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真正共和報》的發行人和主編。 36 據說，拿破崙在1805年的奧斯特里茨戰役前夕，把一切部署完畢之後，便美美地睡了幾個鐘頭，然後精力充沛地開始指揮戰鬥。 37 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後任命的內閣官員。 38 凱爾索西（1798—1874），法國革命家。 39 阿拉戈（1803—1892），法國共和派革命家，《改革報》的創辦人之一。 40 巴斯蒂特（1800—1879），法國政治活動家，曾在卡芬雅克內閣中任外交部長。 41 尚加爾涅（1793—1877），法國奧爾良派將軍，1848年6月起任國民自衛軍巴黎衛戍部隊司令。 42 米勒-斯特魯賓（1810—1893），德國革命家，參加過1848年的柏林起義，起義失敗後流亡巴黎。 43 吉納德（1799—1874），法國二月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 44 福雷斯蒂埃（1787—1882），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當時任國民自衛軍第八軍團司令。 45 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被鎮壓後，路易·波拿巴的政府取消了立法議會中「山嶽派」三十三名代表的議員資格，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賴德律-洛蘭逃到了英國。 46 倫勃朗（1606—1669），荷蘭著名畫家。羅薩（1615—1673），義大利巴羅克畫家。 47 1849年6月15日裡昂人民為了響應巴黎6月13日的示威，舉行了起義，起義也以失敗告終。 48 布林德（1826—1907），德國 政論 家，1848年參加巴登革命，後以巴登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駐在巴黎。 49 我的擔心是正確的，因為我離開後過了三天，我母親在埃夫里的寓所便遭到了警察的搜查。他們拿走了她所有的信件，包括她的使女和我的廚子的來往信件。關於6月13日的經過，我當時認為還不宜發表。——作者注 50 在巴黎經營長途馬車的兩個車行老闆。 51 瓦拉幾亞當時是多瑙河下游的一個公國，現屬羅馬尼亞。 52 費利克斯·皮亞（1810—1889），法國劇作家及新聞記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至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系「山嶽派」成員，後逃亡倫敦。1870年回法國，成為巴黎公社的領導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