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西方小品
第一集1.夢
朋友們，還記得那冬季的一天，那陽光燦爛的美好日子嗎？那時六七輛三駕馬車直送我們到黑土站，我們在那兒最後一次碰了杯，然後含著眼淚告別了。
天已黃昏，馬車開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們依依惜別，目送著遠去的我們，但決不會想到這是送葬，是永訣。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個人——那個好友中的好友，唯獨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為了免得看到我的離開。
這是1847年1月21日。1
從那時起已過了七年2，這是怎樣的七年啊！其中包括了1848年和1852年3。
這段時期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一切都完了——公的和私的，歐洲的革命和我的家庭，世界的自由和個人的幸福。
從前的生活沒有留下一塊磚瓦。當年我還處於精力充沛的發展時期，我以往的生活給我提供了未來的保證。我懷著輕率的自信，懷著對生活的雄心壯志，勇敢地離開了你們。我匆匆告別了小小的集體——這些緊密團結在一起的人是互相親近的，深刻的愛和共同的苦難把他們聯合在一起，但是我嚮往遠大和廣闊的生活，公開的鬥爭和自由的言論，我尋找著獨立的論壇，我希望在自由的天地中嘗試自己的力量……
現在我已不再等待什麼，在我看到和經歷過的一切之後，什麼也不能引起我特別的驚異和衷心的歡樂了：驚異和歡樂已被對往事的回憶和對未來的恐懼所壓倒。在我眼中，幾乎一切都沒有差別，我既不希望明天死去，同樣也不希望長久不死；讓結束像開端一樣來得那麼突然，那麼毫無意義吧。
然而我得到了我所尋找的一切，甚至得到了自以為是的舊世界的承認，但與此同時，我也失去了一切信念，一切幸福，我看到的是背叛，是從陰暗的角落發出的冷箭，總之，是你們所想像不到的精神墮落。
在開始這部分的時候，我覺得很困難，非常困難；我暫時丟開它，完成了前面的三卷，但現在終於不得不面對它了。把軟弱拋在一邊吧，能夠經歷這一切的人也應該有勇氣回顧這一切。
從1848年下半年起，我已沒有什麼可以講了，有的只是痛苦的磨難，無法洗雪的冤屈，不應得到的打擊。留在記憶中的只是傷心的形象，自己的和別人的過錯——個人的過錯，整個民族的過錯。在可能挽回的地方，死亡卻把道路切斷了……
……隨著我羅馬生活中最後一些日子的到來，我回憶中的光輝部分也結束了，它是從童年時期的思想覺醒，從少年時期在麻雀山上的誓言開始的。
1847年的巴黎驚醒了我，我很早就睜開了眼睛，但是又被周圍洶湧澎湃的事件陶醉了。整個義大利在我眼前「覺醒了」！我看到那不勒斯國王怎樣順從民意，教皇怎樣謙卑地向人民乞求慈愛4；旋風捲起了一切，也帶走了我；整個歐洲打起背包跟著前進——這一陣夢遊症的狂熱被我們當作了覺醒。等我清醒的時候，一切都消失了——夢遊病人給警察一嚇，滾下了屋頂，朋友們星散了，或者不顧一切地互相廝打……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站在棺材和搖籃中間——我要做它們的守衛者、保護人和復仇者，然而什麼也做不成，因為我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
現在我坐在倫敦，偶然的機會把我拋到了這裡——我留了下來，因為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陌生的人群在我周圍蠕動，奔走，海洋的沉悶氣息包圍了一切，世界變得一片混沌，籠罩在迷霧中，失去了鮮明的輪廓，連火光也成了一些昏暗的光斑。
……然而那個國家，周圍是深藍的海洋，上面是深藍的天空……只有它依然是一片光明的地帶，是在墓園的另一邊。
啊，羅馬，我多麼想回到你的懷抱中，我懷著眷戀的心情，回顧著那一天天的經歷，那些令我陶醉的日子！
……黑夜。科爾索大道上人山人海5，到處是火炬。在巴黎，共和已宣布一個月了。消息從米蘭傳到6——那兒在搏鬥，人們要求宣戰，根據傳說，查理·阿爾貝特7已率軍出征。群眾憤怒的呼聲像浪濤時斷時續的呼嘯，一會兒以排山倒海之勢升起，一會兒又暫時歸於沉寂。
人群排成隊伍，擁向皮埃蒙特公使館，想知
道宣
戰的確實消息。
「到隊伍中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幾十個聲音同時喊道。
「我們是外國人。」
「那更好，上帝保佑，你們是我們的客人！」
於是我們參加了。
「讓客人走在前面，讓夫人們走在前面，讓外國的夫人們走在前面！」
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讓開了路。契切洛瓦基奧8和一個羅馬青年在一起，這青年是寫民間歌曲的詩人，他們舉著旗子向前開路。領導人與婦女們握了手，讓她們排在一萬或一萬二千人的前面——整個隊伍浩浩蕩蕩，有條不紊，這是只有羅馬的人民才能做到的。
前面的人走進了公使館，幾分鐘後，大廳朝陽台一面的門開了。公使出來安慰民眾，證實了宣戰的消息，他的話引起了熱烈的歡呼。契切洛瓦基奧站在陽台上，給火炬和枝形大燭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邊，在義大利國旗下，站著四個年輕婦女，她們全是俄國人9——這不奇怪嗎？我現在還仿佛看到她們站在大理石陽台上，下面是萬頭攢動的人群，在戰鬥的
吶喊
聲和對耶穌會的詛咒中，不時可以聽到「外國婦女萬歲！」的呼聲。
在英國，她們和我們會被噓下台，遭到咒罵，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國，我們會被當作煽風點火的陰謀分子。可是在這裡，尊貴的無產階級，馬略10和古羅馬護民官的後代，熱情而真誠地歡迎我們。我們被接納進了歐洲的鬥爭行列……只有義大利與我的愛、至少內心的懷念，保持著不能割斷的聯繫。
也許這一切只是……陶醉、囈語？這可能——但是我不羨慕那些對當時的優美夢境無動於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夢，現實生活的無情的麥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夢」切斷11，而
我的夢消失了——再也不會有了！12
2.在大風暴中
……6月24日晚上13，我從莫伯特廣場回來，走進了凱道賽濱河街的咖啡館。幾分鐘後，傳來了嘈雜的喊叫聲，聲音越來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見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隊伍正從郊外進入市區維持秩序，這些人笨手笨腳，面目可憎，一半像農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著破舊腌臢的軍裝，戴著老式高筒軍帽，邁著匆忙而雜亂的步子，一邊走一邊呼喊：「路易-拿破崙萬歲！」
我便是在這裡第一次聽到這不祥的喊聲的。我忍耐不住，等他們走近後，用盡全力喊道：「共和國萬歲！」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揚拳頭，一個軍官嘟噥了幾句，不知在罵什麼，一邊舉起指揮刀嚇唬我；過了好久，我還聽到他們在歡呼，在為這個企圖消滅半個革命，企圖扼殺半個共和國的人歡呼——他的出現是對法國的懲罰，因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棄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無產階級。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時，我和安年科夫14前往愛麗舍田園大街；夜裡聽到的大炮聲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槍射擊聲和鼓聲。街上空空蕩蕩，兩旁是站崗的國民自衛軍。協和廣場上駐紮著一支別動隊15，它附近有幾個掃地的窮苦女人，幾個撿破爛的，以及周圍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們全都愁容滿面，嚇得什麼似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靠在步槍上，正講著什麼，我們走上前去。他的夥伴也與他一樣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臉上沾滿火藥末子；幾夜不睡和酗酒使他們的眼睛紅腫了，不少人把下巴擱在槍口上正打瞌睡。
「嘿，當時那情形已沒法形容了，」他停了一會兒以後又接著道，「不過他們打得不壞，當然，我們還是為我們的夥伴報了仇！他們死了多少人喲！我就插上刺刀親手捅死了五六個傢伙——讓他們永遠記住！」他又說，竭力把自己裝扮成冷酷無情的歹徒。
婦女們臉色發白，沒有作聲，一個管院子的說道：「活該，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這野蠻的意見沒有引起絲毫共鳴。這些人處在社會的最下層，不可能對屠殺和那個被培養成兇手的不幸孩子產生同情。
我們一言不發，悶悶不樂地向馬德萊教堂走去。在那裡，國民自衛軍的一隊哨兵攔住了我們，先是搜口袋，問我們上哪兒，然後放行了；但過了馬德萊教堂，第二道哨兵線卻不准通過，要我們往回走；我們回到第一道哨兵線，又給攔住了。
「可是你們看到，我們是剛過去的。」
「不准通過！」一個軍官說。
「怎麼，您是在跟我們開玩笑吧？」我問他。
「少跟我廢話，」穿軍裝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們，送往警察局，這個人（他指指我）我認識，在一次群眾集會上看見過他，另一個一定也是這路貨色；他們兩個都不是法國人，一切由我負責，開步走！」
兩個兵端著槍走在前面，兩個在後面，左右一邊一個，押著我們。我們遇到的第一個人紐扣洞上掛著一塊愚蠢的牌子，這是人民代表托克維爾16，寫過關於美國的書。我找他談了被捕的經過，因為這不是鬧著玩的，當時許多人未經審訊便被關進了監獄，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宮的地下室，甚至被槍殺。但托克維爾連我們是誰也沒問，只是彬彬有禮地行了個禮，發表了下面這句無恥的話：「立法機關無權干涉行政當局的活動！」由此可見，他後來當波拿巴的內閣官員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當局」帶著我們走過林蔭道，拐進昂坦馬路，前往警察局。這裡似乎應該順便講一下，不論在逮捕時，搜查時，或者在路上，我都沒見到一個警察：一切都由武裝的小市民在做。林蔭道上空無一人，所有的店鋪都關了門，居民聽到腳步聲便擁到窗口觀看，打聽我們是什麼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國暴亂分子。」於是好心的市民們便咬牙切齒地望著我們。
我們從警察局被送到了嘉布森大廈，那兒現在是外交部，但當時是一個什麼臨時警政委員會。我們被押進一間寬敞的辦公室，一個禿頂老頭子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他戴一副眼鏡，穿一身黑衣服，把警察局長問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你們的護照在哪裡？」
「我們出外散步時從來不帶護照……」
他拿起一個什麼本子，看了好久，顯然什麼也沒發現，又問押送的人：
「你們為什麼逮捕他們？」
「長官命令逮捕，我們就逮捕；他說這些人是嫌疑分子。」
「好，」老頭子說，「我會把事情弄清楚的，你們可以走了。」
等押送的人走後，老頭子要我們說明被捕的原因。我把經過講了一遍，又說，那個軍官也許在5月15日的大會上看見過我，接著還談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件事：我坐在柯馬丁咖啡館裡，突然發生了一場誤會。一隊龍騎兵飛也似的從街上經過，國民自衛軍在兩旁布置了崗哨；我和咖啡館裡的五六個人走到窗前，國民自衛軍的一個兵站在下面粗暴地喊道：
「沒有聽到叫你們關上窗嗎？」
他的聲調使我有權認為他不是在同我講話，因此我對他的話毫不在意，何況我不是一個人，只是無意之間站在前面罷了。那位秩序的保衛者17端起了步槍（因為這事發生在底層）想用刺刀扎我，我發現了他的意圖，便退後一步，對其他人說道：
「先生們，你們是見證人，我對他什麼也沒做；難道國民自衛軍便是這麼用刺刀對待外國人的嗎？」
「這太不對了，這不符合他們的稱號！」我旁邊的人這麼說。
咖啡館老闆嚇壞了，趕緊關上窗。一個軍士衝進屋子，露出一臉兇相，命令把所有的人趕出咖啡館。我覺得，這位軍士便是命令逮捕我們的那個先生；柯馬丁咖啡館離馬德萊教堂只有兩步路。
「這就對了，先生們，你們瞧，不謹慎會造成什麼後果。這種時候為什麼還要往外面跑，人們的頭腦在發熱，血在流……」
這時國民自衛軍士兵抓來了一個女用人，說她在把一封寄往柏林的信投進信箱時被長官看到，就被捕了。老頭兒收下了信，命令士兵回去。
然後他對我們說：「你們可以回家了，不過請注意，不要走原來幾條街，特別要繞過逮捕你們的那些哨兵。是的，等一下，我派個人送你們，他會把你們帶到愛麗舍田園大街，那裡是可以通行的。」
「還有你，」他對女用人說，把信交還了她，沒有檢查，「把你的信投進另一隻信箱，得遠一些的。」
就這樣，警察從武裝的小市民手下保護了人們！
據皮埃爾·勒魯18說，6月26日至6月27日夜間，他曾找塞納爾19，要他對擠在杜伊勒里宮地下室中的人做出處理。大家知道，塞納爾是個極端的保守派分子，他這麼回答勒魯：
「國民自衛軍會在半路上殺死他們，誰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早來一個鐘頭，您還會在這兒遇到兩個團長，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告訴他們，要是這種恐怖活動再繼續的話，那麼我只得丟下議長的位子，站到街壘上去了。」
我回到家中過了兩小時，看門的帶了一個穿便衣的陌生人和四個工人打扮的人來了，不過他們還是露出了治安警察的尾巴和憲兵的面目。陌生人解開外衣和坎肩的紐扣，威風凜凜地讓我看他的三色圍巾20，說他是警察局長巴萊（後來在12月2日21的國民大會上，征服過羅馬的烏迪諾將軍22的衣領，就是這個人揪的），現在奉命要對我進行搜查。我給了他鑰匙，他便動手了，與1834年莫斯科警察所長米勒乾的完全一樣。
我的妻子進來了，局長也像當年杜貝爾特派出的憲兵軍官一樣表示了歉意。我的妻子安詳地直視著他的眼睛，等他終於把請求原諒的話講完以後，說道：
「如果我不能為您設身處地考慮，那未免太殘忍了，您由於不得不進行搜查已經夠痛苦的了。」
局長有些臉紅，但沒說什麼。他忙於看信，看過後把一疊信放在一邊，突然走到壁爐前面嗅了嗅，撥了撥灰燼，鄭重其事地回頭問道：
「您銷毀信件是什麼意圖？」
「我沒有燒過信。」
「對不起，灰還熱著呢。」
「不對，它不是熱的。」
「先生，您是在對一位政府官員講話！」
「這並不能使灰變熱。」我說，有些冒火，提高了聲音。
「難道我在胡說嗎？」
「您憑什麼權利懷疑我的話？……您帶著正直的工作人員，不妨讓他們檢查一下。再說，如果我燒毀了信件，那麼，第一，我有權燒毀，第二，您打算怎麼辦？」
「您另外沒有信了嗎？」
「沒有了。」
「我還有幾封信，都是非常有趣的，請到我屋裡看看吧。」我的妻子說。
「算了，您的信……」
「沒關係，請別客氣……您這是執行公務呢，請吧……」
局長去了，簡單看了一下信件，它們大多來自義大利；他想走了……
「那下面還有一封，您沒看到，那是從孔斯耶爾熱里23寄出的，是一個犯人的信，您瞧，您不想把它帶走嗎？」
「不必了，太太，」共和國的警官答道，「您的成見太深了，我根本不需要這種信。」
「您打算把這些俄文信怎麼辦呢？」我問道。
「請人譯成法文。」
「問題正在這裡，你們從哪裡找翻譯者？如果從俄國使館找，這無異是告密，會使五六個人因而遭殃。我希望你們從波蘭僑民中物色譯員；我把這作為正式要求提出，請你們考慮。」
「我想這是可以辦到的。」
「謝謝。我還有一個要求，您懂一點義大利文嗎？」
「懂得不多。」
「我給您看兩封信，它們沒有一個字提到法國；寫信的人現已落在撒丁王國的警察手裡，您從內容可以看到，如果這些信給撒丁的警察拿到，他們的情況會多麼糟。」
「您這是什麼意思？」局長答道，開始萌發了人的尊嚴。「您似乎認為，我們與專制王國的警察保持著聯繫。我們不管別國的事。但我們不得不管我們自己的事，當街上在流血，外國人想插手我們的事務時，我們得採取必要的措施。」
「那麼很好，您可以把信拿走。」
局長沒有撒謊，他對義大利文確實懂得不多，因此把信翻來覆去看了一會兒，便揣進了口袋，答應以後還給我。
他的訪問到此結束。第二天他便把義大利人的信退還了我，但其他信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過了一個月，我寫了一封信給卡芬雅克24，問他警察為什麼不把我的信歸還我，又不說明他們在信上發現了什麼問題——這件事對他們也許無關緊要，但對我的榮譽卻至關重要。
最後一點的根據是這樣：幾個熟人為我的事進行斡旋，認為警察局對我的搜查和扣留信件是不合法的。
拉摩里西爾25說：「我們是想證實他是不是俄國政府的間諜。」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卑鄙的猜疑；它簡直太新奇了，我一生完全公開，從無不可告人的事，就像生活在玻璃罩子裡，現在突然出現了這種莫須有的罪名，而且來自共和國的官員！
過了一星期，我被叫到警察總署，巴萊在等我，我們一起走進迪庫26的辦公廳，一個青年官員接待了我們，他的態度與彼得堡那種不拘形跡的科長並無不同。
他說：「卡芬雅克將軍命令警察總署退還您的信件，它們未經絲毫檢查。我們收集到的關於您的情況，已使這種檢查毫無必要，您已解除了任何嫌疑。這是您的公文包，是不是請您在這張寫好的紙上籤個字？」
這是一張收據，說明「全部信件完整無缺，業已退回本人」。
我遲疑了一下，問道，是否讓我先檢查一下更好？
「它們根本沒人動過。瞧，封條還封著。」
「封條是完好的。」巴萊說，要我放心。
「這不是我的封條。我也沒有貼過封條。」
「這是我封的，而且鑰匙在您那兒。」
我不想爭吵，只是笑了笑。這惹惱了兩個人，科長頓時變成了處長，拿起一把小刀，割開了封條，用相當粗暴的聲音說道：
「既然不相信，請檢查吧，不過我沒有這麼多時間奉陪。」說完便神氣活現地哈了哈腰，走出了辦公室。
他們的生氣使我相信，我的信件確實沒有檢查過，因此我只是稍稍翻了一下，便在收據上籤了字回家了。
1 本書第四卷第三十三章末引用了這幾段，因《夢》完稿於1853年末，較第三十三章為早。
2 本文寫於1853年末。——作者注
3 赫爾岑的妻子去世的一年。
4 指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二世和教皇庇護九世，他們在1848年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都曾表現一定程度的開明姿態。
5 1848年3月21日羅馬人民為聲援維也納的革命和米蘭的起義，舉行了示威遊行。
6 1848年3月18日米蘭人民舉行起義，反對奧地利統治，奧軍被迫逃離米蘭。
7 阿爾貝特（1798—1849），1831至1849年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國國王。為爭取撒丁王國在義大利的領導地位，阿爾貝特表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於1848年3月向奧地利宣戰，失敗後退位。
8 義大利革命者。
9 指赫爾岑夫人和她的三個女友，她們是與赫爾岑一家一起前往義大利的。
10 馬略（約公元前157—前86），古羅馬將領，曾任護民官和執政官。
11 見莎士比亞的劇本《麥克白》第二幕第二場。
12 引自拜倫的詩篇《夢》。
13 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的次日。
14 俄國文學評論家。
15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了加強武裝力量，在國民自衛軍外，又成立了「別動隊」，專事鎮壓工人的武裝起義。
16 托克維爾於1848年當選制憲議會議員，當時這些議員胸前佩有特殊標記，即這裡所說的「愚蠢的牌子」。在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時，托克維爾曾任外交部長。
17 路易·波拿巴為奪取政權，於1848年聯合保王派和大資產階級組成了「秩序黨」，以恢復社會秩序為名，行顛覆共和制、復辟帝制之實。這裡指拿破崙的爪牙。
18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二月革命後制憲議會議員。
19 塞納爾（1800—1885），二月革命後法國制憲議會議長，六月起義的鎮壓者之一。
20 藍白紅三色，代表法國的國旗，三色圍巾成為共和派的標誌。
21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解散立法議會，逮捕了反對他的議員。
22 烏迪諾（1791—1863），法國將軍，奧爾良派，第二共和時期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1849年率領法國干涉軍攻打羅馬共和國，導致義大利革命的失敗。1851年12月2日企圖組織力量，反對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被巴萊當場逮捕。
23 從前巴黎的一所著名監獄。
24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共和主義者。二月革命後成為政府首腦，對六月起義進行了血腥鎮壓。後因反對路易·波拿巴的政變，退出政界。
25 拉摩里西爾（1806—1865），法國將軍，在卡芬雅克內閣中任國防部長。後因反對路易·波拿巴遭到放逐。
26 迪庫（1808—1872），巴黎鎮壓六月起義後的警察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