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尼·赫·凱切爾（1842—1847）

我得再談一下凱切爾，這次要詳細得多。 從流放回來，我發現他還是住在莫斯科。看來他已與莫斯科結了不解之緣，無法分開了，我簡直不能想像沒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遷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滿六個月便走了，重又出現在涅格利納河畔巴扎諾夫的咖啡館中，向打檯球的軍官們宣傳自由思想，教演員們演戲，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管頭管腳地愛護從前的老朋友們了。不錯，他現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別林斯基和巴枯寧這些人；但是，雖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訓他們，在心靈深處他還是只有我們。 他那時已將近四十歲，但仍完全像一個老 大學 生。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正是我們需要探討的。 從各方面看，凱切爾屬於那種古怪人物，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國的邊緣地帶繁殖起來的，1812年後尤其多，他們像這個俄國的後遺症，犧牲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它的副產物。他們脫離了那條艱難困苦、光怪陸離的共同軌道，卻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途徑，他們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這被犧牲的行列中，情況千差萬別：他們不全是奧涅金或佩喬林，不全是多餘的人，遊手好閒的人，也有的勤勤懇懇，但一事無成——他們是失敗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畫那些與眾不同的形象，那些來自生活的獨特面貌，但是眾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筆。他們決非相似的動物，統一的商品，他們來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氣質，如果說他們有互相貫通的東西，那麼這只是他們的共同災難。端詳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從那裡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農奴，那流露在臉上的沒有發出的呻吟，那駛向西伯利亞的馬車，那在這條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頭髮的額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頭盔、肩章和帽纓……總之，一個彼得堡的俄國。他們的災難來自它，可是沒有力量改變它，也沒有力量擺脫它，或者促進它。他們想逃離這個背景，可是辦不到，他們的腳下沒有土地，他們想呼號，可是找不到語言……也沒有肯傾聽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這種喪失平衡的狀態中，不易產生實際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奮工作的人，卻能產生許多奇人怪物，這些人身上有好的、純粹人的東西，也有同樣多的不和諧的、反常的東西。 凱切爾的父親是器械製作師。他製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為人也正直無私，但很早去世，留給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敗落的家業。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談不到什麼與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聯繫，那種從吃奶時起就養成的、隨著最初的玩具而俱來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東西。外國的技師、手藝人、工匠和他們的老闆們，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天地，他們的生活習慣和趣味使他們與俄國的上層和下層都互相隔絕。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純潔得多，不像我們的商人那麼粗野專橫、荒淫無恥，也不像我們的小市民那麼不顧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們的官吏那麼狹隘、卑鄙，專干貪贓枉法的勾當。然而這些外國人與周圍的世界不通聲氣，他們一開始就帶來了另一種作風，另一些原則。 凱切爾的母親是俄國人，大概正因為這一點凱切爾才沒有成為外國人。我並不認為她關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們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也就是說，沒有樹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們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們就會完全德國化，走進這個或那個德國教堂，不自覺地加入某個與社會隔絕的、獨樹一幟的僑民組織，追隨它的教派，擁護它的宗教利益。俄國教會則不同，誰也不會強迫凱切爾進教堂，何況即使他小時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處異鄉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樣，具有蛛網般的粘結能力。 要知道，我談的這個時期，根本說不上什麼東正教的狂熱信仰。那時的教會與國家一樣，從不千方百計保衛自己，也不關心自己的權利，這可能是因為誰也不會侵犯它們。大家知道，這是怎樣的兩頭野獸，不會把手伸進它們的嘴巴。然而它們也不會把過路人抓進大門，責備他們背棄正教精神，或者懷疑他們的正統信仰。當莫斯科大學開設神學課程時，老教授海姆1，那位給我們留下了幾部寶貴辭典的人，在學校的大禮堂上惶惶不安地說：「俄國這所著名大學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馬格尼茨基和魯尼奇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種喪失理智的、煊赫一時的、特務式的、警察式的（與我們的一切一樣）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兇險的旋風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們，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銷聲匿跡了2。在中學和 小學 中，教義問答課只是一種形式，是應付考試的，因為考試總是從「神學」開始。 到一定的時候，凱切爾進了醫科大學。這也是純粹外國式的學府，沒有太多的東正教精神。在那兒教課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爾，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師，一位堅定的自由思想家，當時的傑出人才之一，正是這些人使德國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對於他們，科學還是一種宗教、宣傳和戰鬥，他們本人也剛擺脫神學的羈絆獲得自由，對鬥爭記憶猶新，但他們相信這勝利，並以此自豪。洛德爾始終反對按照菲拉列特的教義問答講授解剖學。他旁邊還有瓦爾德海姆·費謝爾和外科醫師希爾德勃蘭特，這些人我已在另一個地方3講過了。此外還有各種德籍助理、實驗員、解剖員和藥劑師。「聽不到一句俄國話，看不到一張俄國臉」4。俄國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們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凱切爾尊敬地懷念著他，看來他對學生們有著良好的影響。然而直到最近，醫科大學仍與其他大學不相往來，那裡的學生包括德國人和教會中學畢業生兩類，他們不問外事，只知道埋頭讀書。 但埋頭讀書對凱切爾是不夠的。這充分證明他不是德國人，他尋找的首先不是職業。 他的家庭對他沒有特殊的吸引力，從年輕時起他就喜歡獨自過活。周圍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厭惡。於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讀再讀。 凱切爾後來翻譯過莎士比亞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對他的影響。 席勒非常符合我們大學生的口味。波查和麥克司，卡爾·穆爾和斐迪南7，大學生，當強盜的大學生——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議，最早的憤怒。凱切爾熱血沸騰，感情勝過理智，席勒詩中反映的一切，對話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領悟和接受的。他廢寢忘餐，反覆閱讀，對他說來批判和懷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後過了幾年，他找到了另一種讀物，他的精神生活終於確定了。其餘的一切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再吸引他。90年代8，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劇，以它詩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嚴的美德和光輝的理想，以它所表現的黎明和抗議的性質，吞沒了他。但在這裡凱切爾也沒形成明確的觀念。他把法國大革命當作聖經故事；他相信它，喜愛它的代表人物，對他們傾注了個人的好惡和愛憎，幕後的一切他還無暇過問。 1831年我與他在帕謝克家初次會面時，他是這樣；1847年我與他在黑土站分別時，他仍是這樣。 作為一個理想家（不是浪漫主義的理想家，不妨說是政治倫理的理想家），他在當時的醫科大學中恐怕很難找到他所要尋找的生活環境。他內心的苦悶不是醫學所能解決的。他脫離了周圍的人，愈來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圖從他們中尋找精神寄託。他到處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變得桀驁不馴了，習慣於皺眉頭，毫無必要地講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種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過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為「索科利尼基10的魯濱孫」。他家的小花園中有一個亭子，他搬進裡面，於是像當時尼·阿·波列沃伊調侃他的，「凱切爾醫師在那兒翻譯席勒醫師的作品了」11。亭子的門沒有鎖……屋內連轉身也困難。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園子裡翻土，種花，移栽樹木，免費給附近的窮人治病，校對《強盜》和《斐艾斯柯》12的校樣，讀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的演說辭，代替對夢想的未來的祈禱。總之，如果他少讀一點書，多拿一點鐵鍬，他就可以成為盧梭的理想人物了。 凱切爾是在1831年通過瓦季姆的關係與我們熟識的13。那時我們的小組除了他和我，還有薩佐諾夫、薩京、帕謝克和他兩個哥哥，以及兩三個大學生；凱切爾認為我們是實現他的神聖理想的種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莊稼地14上新長出的幼苗，因此滿腔熱情地靠攏我們。他比我們年長，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檢察官」的大權，我們每走一步，他總要提出意見，有時甚至是訓斥。我們相信他是實事求是的人，經驗比我們豐富，何況我們愛他，非常愛他。誰病了，凱切爾便來當護士，直到病人痊癒才離開。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人被捕後，凱切爾首先到監獄探望他們，安慰他們，替他們奔走，以致憲兵將軍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當心一些，別忘了自己的身份（軍醫官！）。納傑日金15「在理論上」愛上了一位小姐，想與她秘密結婚，因為她的父母堅決反對這門親事，於是凱切爾自告奮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義的私奔，親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紅里子黑斗篷，與新郎一起坐在聖誕林蔭大道的長凳上，等待那神聖的信號。信號老是沒有出現。納傑日金感到傷心和沮喪。凱切爾用斯多葛派的堅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絕望和安慰對納傑日金髮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著了。凱切爾皺緊眉頭，在林蔭道上悶悶不樂地徘徊。納傑日金半睡不醒地說：「她不來了，我們回家睡覺吧。」凱切爾把眉頭皺得更緊了，沒精打采地搖搖頭，扶著昏昏欲睡的納傑日金回家了。他們剛走，小姐從家中出來了，約定的信號重複了不是一次，而是十來次，她等了一兩個鐘頭；一切靜悄悄的，她也靜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閨房，大概哭了一場，然而也徹底治好了對納傑日金的相思病16。凱切爾一直不能寬恕納傑日金的瞌睡症，總是搖搖頭，張開顫抖的下嘴唇說：「他不愛她！」 我們坐牢的時候，凱切爾的關心，我結婚的時候，他對我的幫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談過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間，他幾乎是我們小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維護了它的傳統，使它沒有受到絲毫損害。他就這麼等到我們回來，我們有的是在1840年回來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與陌生世界的接觸，讀書和勞動，使我們變化很大；凱切爾這位靜止不動的我們的代表者，卻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譯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了。 老朋友們在莫斯科再度相會後，凱切爾異常興奮，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審判權」，只是他很久沒有發覺，它已不像以前那麼通行無阻了。他的責罵有時會使人生氣，這是從前沒有的，有時也使人厭惡。過去，生活熱火朝天，彼此毫無芥蒂，因此誰也不會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說的，時間使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個性也愈益鮮明和不同，善良而嘮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發笑，沒有任何意義。大家儘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誼、純潔的願望來解釋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種指摘性的愛，然而效果很壞。何況需要解釋、掩飾和提防，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開始就能制止他，也許不致發展成那些不幸的衝突，使我們的莫斯科生活終於在1847年初結束。 然而新朋友們就不像我們那麼寬宏大量了；別林斯基非常愛他，有時也克制不住，像凱切爾本人一樣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為了狠狠教訓他，便幾個月不再與他辯論。凱切爾從來不是冷靜或淡漠的人。他不是無情打擊，就是愛得發狂，往往從熱情洋溢的朋友一變而為鐵面無情的法官，不難想見，冷淡和沉默對他是最大的懲罰。 在爭吵和一系列嚴厲的譴責之後，凱切爾馬上平靜了，憤怒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他心裡對自己很不滿，但從來不承認這一點，相反，竭力使一切帶上開玩笑的性質，然後再度越過那條界線，使玩笑變得不再可笑。這是在伊萬·伊萬諾維奇和伊萬·尼基福羅維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鵝故事」的永恆反覆17。誰沒見過那些淘氣的孩子，像野馬一樣玩得靜不下來，明知要受到責罰，還是欲罷不能。他把一個人挑逗夠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這才覺得滿足了，重又恢復陰鬱的心情，揚起眉毛，跨著大步在屋裡踱來踱去，像席勒劇本中的悲劇人物，或者來自富基埃-坦維爾18的法庭的陪審員，用猛烈的聲調向我們大家發出一連串的指責，儘管這些指責毫無事實根據，最後他自己卻深信不疑，於是懷著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悶悶不樂地回家，丟下我們在那兒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瘋子一樣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凱切爾就安靜地、傷心地在屋裡踱方步，一邊拚命吸菸斗，等待我們中間誰跑去把他大罵一頓，然後和好如初。當然，和解時他還是不會放下架子，始終保持著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風。萬一沒有人來，凱切爾就會帶著一顆惶恐不安的心，垂頭喪氣地走進涅格利納河邊的咖啡館，或者那個安靜明朗的避風港——米·謝·謝普金的家，他在那裡總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於是他待在那裡，等到他所掀起的風暴平息為止。他自然要向米·謝訴苦，埋怨我們；好心的老人便罵他，說他亂彈琴，我們根本不是他講的那號壞人，還馬上會帶他來見我們。我們知道，凱切爾闖了禍自己也很痛苦，對他不肯直截了當找我們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諒解，或者不如說寬恕，三言兩語把爭吵一筆勾銷了。我們的讓步首先得歸功於夫人們，她們幾乎總是他的庇護者。她們讚許他心直口快（他對她們也不留情），雖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們的姑息態度，凱切爾相信，做人就應該這樣，這是可愛的，也是他責無旁貸的。 我們在波克羅夫村的辯論和爭吵，有時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們也留下了漫長的黑影，往往幾天不能消失。 「為什麼咖啡的味道這麼壞？」我問馬特維。 「它的煮法不對。」凱切爾說，介紹了他的煮法。咖啡還是那樣。 「把酒精和咖啡壺給我，我自己來煮。」凱切爾說著便動手干。咖啡毫無起色，我向凱切爾指出這一點。他嘗了嘗，馬上從眼鏡下注視著我，用激動的嗓音問道： 「那麼照你看，這咖啡沒有好一些？」 「沒有。」 「真奇怪，你在吃東西這種小事上也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 「問題不在我，在咖啡。」 「簡直太糟了，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對不起，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製造的咖啡壺……」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歡固執己見。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咖啡，真無聊，簡直是極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專制主義和自高自大使他大為惱火，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籃子，跑進了樹林。到傍晚他回來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歡採集食用菌，白菇、白樺蕈和牛肝菌的豐收，驅散了他的陰鬱心情；我當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讚美各種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問題，但我避開了。 我們爭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兒子的教育問題。 教育與醫學和哲學的命運是相同的，除了長期認真從事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對它們抱有固定的、明確的觀點。你問怎麼建造橋樑，怎麼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會坦率地說，他不是工程師，不是農藝師。但你談到水腫病或肺癆，他就會憑記憶推薦一些藥，有的是 道聽途說 ，有的是他伯父的經驗；談到教育，他更會滔滔不絕：「我有這樣一條原則，我始終堅持這個觀點。對於教育，我不愛開玩笑……這是一件太應該關心的事。」 凱切爾對教育持有怎樣的見解，這可以從我們描繪的他的性格中毫髮不爽地看到。在這方面他也是非常徹底的，一般談論教育的人卻不具備這種精神。凱切爾與《愛彌兒》19的觀點一致，堅信推翻現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從人為的生活中拯救出來，有意識地讓他重返野蠻狀態，那種原始的獨立狀態，在那裡一切都趨於平等，連人與猿猴之間的差別也再次消失。 我們自己離這種觀點也不太遠，但在他那裡，它正如一切東西一旦落進他手中一樣，變成了一種狂熱病，不容許絲毫的懷疑和反對。古老的、神學的、煩瑣的貴族教育，它那種教條主義，那種空洞理論，那種迂闊而墨守成規的古典主義精神，那種專重外表、不重實質的道德觀念，是應該反對的，也是必須反對的。不幸的是在教育問題上，正如在一切問題上一樣，急風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毀舊事物，不能給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讓·雅克20的門徒們嚮往的正常人物，卻懷著野蠻的偏見，要使孩子脫離歷史環境，變得對它一無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讓個人參與人類的發展歷程。 關於教育的爭論往往不會停留在理論範圍……它與實際太接近了。我的兒子那時七八歲，體質虛弱，常患感冒和痢疾。這一直繼續到我們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倫托遇到一位名醫為止，這位醫師改變了整個醫療和衛生方法。但當時凱切爾想一下子把他錘鍊成鋼鐵，我不同意，他便大發脾氣。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會葬送這個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變成弱不禁風的少爺，同時也是一個奴隸。」 孩子在母親生病時淘氣，吵鬧，我制止他；除了單純的必要性，我認為，要他為別人，為無限愛他的母親，約束一下自己，這是完全合理的。但凱切爾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煙，板起面孔，衝著我說道： 「你有什麼權利不讓他叫喊？他需要叫喊，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權思想！」 這種爭執，不論我怎樣不以為意，還是使我們的關係變得緊張了，嚴重地威脅著我們與凱切爾的親密友誼。一旦友誼破裂，他會比大家更痛苦，因為他還是與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難過孤獨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內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沒有朋友。他幹的工作是經常與另一個人談話，這另一個人就是莎士比亞。工作了一個上午，他會感到厭倦；夏天他還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園中種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駱駝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爾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們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於他缺乏內心活動，缺乏論證和分析能力，不能對事物形成明確的概念和提出問題。對於他，問題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決，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顧右盼。如果他是干實際工作，那也許還好，可是並無實際工作供他做。直接參與社會活動是不可能的：我們這兒只有三個上層階級有權過問這些。於是他把渴望活動的心情傾注到了朋友間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靠理論工作擺脫那種折磨他的空虛感的，可是他對待一切問題都是一鍋煮，不分青紅皂白，這樣或那樣——在他看來反正一樣，一旦決定，他便一直朝前走，決不回頭，始終固執地忠於自己的決定。 儘管這樣，1846年前我們的關係沒有真正破裂。納塔利婭非常愛凱切爾，對1838年5月9日21的回憶是無法與他分開的。她知道，他表面上雖然像刺蝟，心中卻懷著溫柔的友情；但她不願看到這些刺生長，變得愈來愈多。與凱切爾的爭吵，她覺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們整個青年時代緊緊拴在一起的鏈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銼刀銼它，日子長了，也能把它銼斷，一旦各個環節一個接一個斷了，整條鏈子也就散開了。在彼此攻擊、各不相讓的當口，我往往看到她臉色蒼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拋開暫時的煩惱，向他伸出手去。有時凱切爾很感動，但他仍強作鎮靜，竭力表示實際上他並不在乎，他準備和解，不過，很抱歉，他還是會繼續爭論…… 這種譴責和退讓的友誼，它們那反常的、搖擺不定的關係，本可繼續多年，但是新的情況使凱切爾的生活複雜化了，這種關係也急轉直下地變了。 他也有他的戀愛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麼奇怪，把他迅速地拖進了無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凱切爾的生活本來非常簡單，他像無牽無掛的大學生在人間漂流，只有一些起碼的需要，現在這一切突然變了。他的家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或者不如說，他有了個家，因為那兒有了個女人。這以前誰也不能想像凱切爾會結婚，會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羈，隨隨便便，走路時吃東西，吃飯時一邊喝湯、吃牛肉，一邊吸菸，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薩科夫取笑他，說「凱切爾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別人是用膳，他是吃東西」。可是現在他忽然有了一個窩，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 事情是這樣的。 幾年前，凱切爾每天要經過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間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個窮苦的、幾乎衣衫襤褸的姑娘；她疲倦，憂鬱，是從一家作坊打這條路回家去。她並不漂亮，顯得膽怯、羞澀而且可憐；她的存在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誰也不會同情她。她是孤兒，沒有一個親人，多虧基督的照顧，給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隱修所中，長大之後，便去做苦工，一個人無依無靠地在世上過活。凱切爾開始與她攀談，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詢問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經歷。他是第一個給予她同情和溫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誠對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單乏味的，儘管他經常與朋友們飲酒作樂，高談闊論，還不時出入莫斯科的大劇院和巴扎諾夫的咖啡館，他的內心是空虛的；當然，他不承認這一點，甚至對自己也不承認，但那是無法掩蓋的。這朵無人注目的可憐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懷中，他把它接住了，沒有考慮後果，可能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怎麼重要。 在婦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總是具備一定的當選資格的，比這低一等的階級也自然被認為是活該犧牲的。對這一切我們誰也不以為奇……因此大概也沒有人會提出指責。 孤兒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凱切爾。這也難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隱修所中長大的，她從那兒帶來了狂熱的獻身精神，偶像崇拜，堅定不渝的信念和無邊的忠誠。她所愛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懼和服從的一切：基督和聖母，聖徒和靈驗的神像——這一切現在都集中到了凱切爾身上，他是第一個憐憫她和愛護她的人。這件事是半公開的，秘密的……他們不敢把它公之於眾。 ……她生了一個孩子，當時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鞏固他們關係的紐帶斷了。凱切爾對謝拉菲瑪變得冷淡了，不大與她見面，最後拋棄了她。這個靦腆的女孩子「不會輕易了卻相思債」22，這是可以斷言的。除了這愛情，她在世上還有什麼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進莫斯科河。可憐的姑娘白天幹完了活，披著單薄的衣衫，不顧天氣陰霾，冒著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幾個小時，只為了見他一面，目送他經過，然後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牆角邊，但有時也向他問候，與他搭訕幾句。只要聽到一兩句親切的答話，她就驚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關於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愛，她羞於啟齒，也不敢講。這樣過了兩年多。她默默地、毫無怨言地忍受著自己的命運。1845年，凱切爾遷移到了彼得堡。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遠處也望不見他，不能目送他經過，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異鄉客地，卻不知道他身體可好，有沒有遇到什麼災禍——這是她無法忍受的。她告貸無門，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積錢，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個目標上，這樣過了幾個月，她終於動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餓的她，找到了凱切爾，哀求他不要拋棄她，要寬恕她，此外她一無所求，她會給自己找到一個棲身之所，她會去做苦工，過貧困的生活，只要能與他待在一個城市裡，有時可以見他一面。直到這時，凱切爾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躍著怎樣一顆心。他感到震驚，喘不出氣。憐憫和悔恨，以及意識到自己在這麼被她愛著的心情，改變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她可以留在他這兒了，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護人。她的理想實現了；那些陰冷的秋夜過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記了，那嫉妒的眼淚，悲痛的飲泣，再也不會有了：她已與他在一起，從此不再分開。在凱切爾回莫斯科以前，沒人知道這故事，除了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如今不能掩蓋，也不必掩蓋了，我們兩人和我們的全體朋友，都張開了雙臂，迎接這個完成了英雄業績的靦腆孩子。 這位姑娘充滿著愛，懷著毫無保留的忠誠和馴順，然而正是她給凱切爾造成了無窮的危害。她身上存在著無產者——尤其是俄國的無產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禍患。 從我們來說，我們帶給她的危害也幾乎與她帶給凱切爾的一樣多。 然而雙方都是無意識的，在主觀意圖上是絕對純潔的！ 她終於毀壞了凱切爾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畫面上亂塗，自以為是在美化它。在凱切爾和謝拉菲瑪之間，在謝拉菲瑪和我們小組之間，存在著可怕的深淵，而且兩岸峭壁嶙峋，既無橋樑，也無渡口。我們與她屬於人類發展過程的兩個階段，兩種結構形態，世界史上不同的兩章。我們是新俄羅斯的子弟，來自大學和研究院，那時正嚮往西方的政治光輝，在宗教上不信神，公開反對教會；她卻是在舊禮儀派的隱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國長大的，充滿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熱信念，懷著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見，嚮往著俄國古代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她吃盡辛苦，才把斷裂的繩子重新結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這個結不放。 凱切爾已經無法逃脫，他也不想逃脫。他為過去責備自己，真心想悔過自新。謝拉菲瑪的行動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現在輪到他做出犧牲了；他的天性本來非常正直高尚，他把這種犧牲看作贖罪，毫無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質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實際的限制；至於另一方面：一個老大學生懷著席勒的理想，與一個女人同居，可是對於這個女人，不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這種矛盾，他卻從未想到過。 不管怎麼說，「門當戶對」的格言是完全正確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結婚時已播下了不幸的種子。這句話包含著許多愚昧的、傲慢的、資產者的東西，但它的實質是不錯的。一切不相稱中最壞的莫過於修養的不相稱，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互相教育；但這需要兩種罕見的才能：需要一方善於教育，另一方善於接受教育，這樣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後跟隨。然而勝利的往往是沒有修養的人，沉浸在家庭瑣事中，此外別無其他愛好和興趣的人；對方給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勞中屈服了；不知不覺，他變得庸俗了，狹隘了，他覺得不自在，但無形的網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於現狀。時常還有那種情況，即雙方勢均力敵，於是同居變成了長期的鬥爭，永恆的角力，兩人的關係便固定在這種狀態，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維護原來的立足點，雙方就這麼無休無止地進行著無益的努力。這種勢均力敵的鬥爭可以吞沒生命，最堅強的性格也會給弄得筋疲力盡，終於在路上倒斃。但首先倒下的總是修養高的一方；他的審美感情在這種二重結構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輝燦爛的美好時刻給破壞了……狂熱的人總是要求大家不僅接近他們，也與他們保持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宗教觀念。這可以說是一種偏執心理。對於他們，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們的傳道和宣傳工作的繼續；如果別人不理解他們，尤其是不願理解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幸福感便破滅了。 對成熟的婦女進行補課，是非常困難的，在同居不是愛情關係的開始，而是它的終結的場合，尤其困難。那種由一時的輕薄、草率開端的關係，很少能超越臥室和廚房的範圍。共同的家庭建立太遲了，這裡已談不到學習，除非有什麼可怕的災禍驚起了沉睡的、但還能甦醒的心靈。大多數小婦人23永遠不會變「大」，永遠不會同時既是妻子又是姐妹。她或者是情婦兼賣淫婦，或者是廚娘兼情婦。 同居在一所屋子中，這件事本身就是危險的，婚姻的一半即在這上面毀滅。兩人廝守在一起，彼此這麼接近，什麼都一覽無餘，毫無遮蓋，於是花冠上的花在不知不覺中一朵朵凋謝了，那詩情畫意也消失了。但教育程度相等，還能在許多方面彌補這種缺陷。如若不然，空閒的時間又太多，沒有那麼多廢話好講，也不能天天商量家務或談情說愛，這時，如果這個女人是介乎姬妾和女僕之間的一類人物，是肉體上接近而思想上疏遠的那種人，那麼能把她怎麼辦呢？白天不需要她，她卻非在這兒不可；丈夫關心的事，她無從關心，丈夫不關心的流言蜚語，她卻對他喋喋不休。 沒有受過教育的婦人與受過教育的丈夫一起生活，使我想起大利拉和參孫24：她可以使他喪失力量，他卻永遠無法在她面前自衛。哪怕用飯很遲，哪怕十點就上床，在用飯和上床之間還是隔著一大段時間，這時你既不想再做什麼，又不想睡覺，而衣服已經清點過了，賬目也審查過了，於是就在這幾個鐘頭，妻子把丈夫拉進了煩瑣的事務中，拉進了自尋煩惱、說長道短和搬弄是非的世界。這不能不留下痕跡。 有的夫婦教育程度不見得相等，但是同居關係維持得不壞，這是考慮到舒適，考慮到家庭需要，我幾乎得說，考慮到衛生的需要。有時這是勞動協作，一種雙方都滿意的互助；在大多數場合，妻子是作為護士，作為勤勞的主婦存在的，正如蒲魯東對我說的，這是「為了能吃到精美的菜餚」。古代的法學公式一點不假：「由於共同寢食」25——要不是同吃同住，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這種實用的婚姻，幾乎可算得最佳婚姻。丈夫每天干自己的事：教書，做買賣，上衙門，上事務所，坐店堂；妻子每天料理衣著食物。丈夫回家累了，一切都已為他準備就緒，天天有條不紊，按部就班，他們便這麼沿著父母的腳印，走向墓園的大門。這現象是純粹都市式的，26在英國比在別處尤為常見。這是那種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法國舞台上的道學先生們所鼓吹的，也是德國人所夢寐以求的。在這裡，大學畢業後過了一年，就可與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相安無事；在這裡，雙方分工合作，相敬如賓。丈夫，尤其是有產者，成了人民心目中所謂的「主人」，自己的太太的「當家人」。由於這樣，也由於相沿成習，他可以高枕無憂：每個女人始終是靠人養活的女人，不是靠外人養活，就是靠丈夫養活。她知道這個道理： 吃誰的麵包， 就唱誰的歌。 但是哪怕這種婚姻也有它一致的精神，共同的觀點，統一的目標。凱切爾沒有自己的目標，他當不成「主人」，同樣也當不成教育者。他甚至不能與謝拉菲瑪鬥爭——她反正總是讓步。他的叫喊和暴躁的脾氣使她害怕。儘管她的感情很發達，她的理解能力還是愚鈍而遲緩的，頭腦也不靈敏，正如我們在完全不習慣於抽象思維的人們身上常見到的那樣，這也是彼得以前的時代的特色之一。與自己的「親人和心肝」住在一起，她就什麼也不指望，什麼也不怕了。況且有什麼好怕的？怕貧窮？難道她的一生還不夠窮？難道她沒有忍受過饑寒，不是從窮苦和屈辱的生活中熬過來的？怕勞動？難道她沒有在工場裡，為了幾個銅板從早到晚地勞動？怕爭吵，遺棄？是的，後者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但她已經什麼都聽他支配，哪怕真的要與她爭吵也辦不到了；他的怪脾氣，她也能忍受，甚至打罵，她也決不反抗，只要她相信他至少還愛她，還不想與她分手。他也確實不想，這除了其他，還有一個新的原因。謝拉菲瑪憑自己的愛心清楚地覺察到了這一點。她隱隱約約意識到，她不可能完全滿足凱切爾的要求，因此便用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心彌補她所缺少的一切。 凱切爾已經四十出頭。他從未享受過舒適的家庭生活，一生幾乎就像吉爾吉斯人一樣過著遊牧生活；他沒有家私，也不想有，家中沒有任何設備，也不要求有。現在一切慢慢改變了，他的周圍出現了一張關切和殷勤的網，當他高興的時候，他可以看到孩子似的笑容，當他揚起眉毛的時候，他會看到驚慌和眼淚；而且從早到晚，天天如此。凱切爾待在家中的時間多了——老是丟下她一人有些於心不忍。況且，她的絕對馴服和我們越來越多的對抗，這二者的差別，他不能不一目了然。他發脾氣時，即使毫無道理，謝拉菲瑪也能逆來順受，像女兒一樣溫柔，用笑容掩蓋著眼淚，沒有一句怨言，等待著暴風雨的過去。 謝拉菲瑪像奴隸一樣唯命是從，戰戰兢兢，隨時準備淌著眼淚吻凱切爾的手，這對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退讓助長了褊狹情緒。 泰萊絲27，可憐而愚蠢的泰萊絲·盧梭，難道沒有使人類平等的預言家變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無時無刻不在斤斤計較自己的尊嚴？ 謝拉菲瑪對凱切爾的影響，論性質與狄德羅指責泰萊絲的完全一樣。盧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萊絲的影響下愈演愈烈，變得氣量狹小，吹毛求疵，與一些朋友爭爭吵吵，雖然她是無意識的，沒有什麼意圖。泰萊絲從來不肯認真讀書，從來連幾點鐘也弄不清楚，可是對盧梭的多心病，她卻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變成了精神失常的憂鬱症。 早晨，盧梭去看霍爾巴赫；僕人正在準備早餐，擺了三份餐具，這是給霍爾巴赫夫婦和格林的；談話中誰也沒留意這事，除了讓·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別走呀，在這兒用早餐吧。」霍爾巴赫太太說，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經太遲，無法改變了：盧梭氣得臉色蠟黃，跑出了屋子，一路上悶悶不樂，對人類大加詛咒，見了泰萊絲，便向她訴說：擺了三個碟子，明明是趕他走。這些話正中她的下懷，使她可以向他表示熱烈的同情，於是她與他站在一起，變本加厲地講別人的壞話，一會兒攻擊荷狄特太太28，一會兒咒罵大衛·休謨和狄德羅。盧梭粗魯地與人斷絕來往，寫無禮的、侮辱性的信，有時引起了可怕的答覆（例如從休謨那裡），最後被大家所拋棄，躲在蒙莫朗西29，由於沒有人，只得一邊餵麻雀和燕子，一邊罵它們。 我再說一遍：沒有均衡就沒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對丈夫從事的一切一竅不通，毫無興趣，也無從關心，這樣的妻子只是情婦，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義上的妻子。海涅談到自己的「泰萊絲」30時說：「她不懂，也永遠不會懂得我在寫什麼。」人們認為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誰也不想問一下：「為什麼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劇念給廚娘聽，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對丈夫作了報復，雖然完全是無意識的。在他飽經憂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許多朋友請進了家中，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過時的「茶花女」，那些由於臉上起了皺紋而變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們的朋友，那些乾癟的、兩腿麻木的白髮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張，丈夫愛什麼，做什麼，妻子也非得愛什麼，做什麼不可。妻子可以喜歡音樂，丈夫喜歡繪畫，這不會破壞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動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離，同來同往，總不免毛骨悚然，覺得既可笑又荒謬，他們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為什麼操練騎兵，必須歐仁妮皇后31出席呢？為什麼維多利亞32必須帶著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33，出席與他毫無關係的國會開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從來不帶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參加魏瑪的宮廷舞會。他們婚後生活的單調乏味，原因不在這裡，在於缺乏共同的活動領域，共同的趣味，那種可以在性的差別之外把他們聯結在一起的東西。 現在再談我們給可憐的謝拉菲瑪造成的危害。 我們犯的錯誤，不外是一切烏托邦思想和理想主義歷來所犯的錯誤。它們往往正確地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卻根本不考慮，這個方面與什麼生長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慮浮肉與整個機體存在著千絲萬縷的深刻聯繫。我們還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對癱子說一聲：「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會走路了。34 我們把修女謝拉菲瑪，這個從未見過生人的、半野蠻的謝拉菲瑪，一下子從她的山洞拉進了我們的圈子。她的純樸令人喜愛，我們希望她保持這種狀態，這就扼殺了她獲得發展的最後可能性，消滅了她對文化教育的興趣，使她相信，這樣也不壞。但完全維持原狀，她自己也不甘心。結果怎樣呢？我們這些革命家，社會主義者，婦女解放的保衛者，把這位天真純潔、忠誠坦率的女性變成了莫斯科的小市民！ 難道國民議會35，雅各賓黨人，以至公社36本身，不正是這樣把法蘭西變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變成了店鋪老闆的天地嗎？ 第一所在愛和溫暖中向她敞開大門的房子，是我們的家。納塔利婭親自找她，硬把她拖來了。一年中，謝拉菲瑪始終沉默寡言，迴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樣膽怯，羞澀，那時的她充滿了一種民間的詩意。她絲毫不希望她的奇怪舉止引起別人的注意，相反，她但願誰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動物一樣，她躲在納塔利婭的翅膀下，她的忠誠那時是沒有限度的。整整幾個小時，她與薩沙玩得津津有味，給他和我們講她童年的經歷，在分裂派教徒那兒的生活，在作坊中當學徒時吃的苦。 她成了我們中間的玩偶——她最終也樂於這樣；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與別人相提並論；從這時起，她消沉了，誰也沒有拉她一把。只有納塔利婭認真考慮過，怎樣提高她。謝拉菲瑪與一般女人不同，她沒有沾染各種各樣的壞習氣——她不愛打扮，對奢侈品不感興趣，對珠寶金銀也無動於衷，只要凱切爾不覺得窮困，不叫苦，其餘她都無所謂。起先，她喜歡跟納塔利婭 談天 ，談個沒完，她信任她，仔細聽她的勸導，竭力照她的話做……但是與我們搞熟以後，習慣以後，也可能由於別人拿她的古怪舉止取樂，惹惱了她，她開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對任何評論也不再回答得那麼天真了：「我生來這麼倒霉……我哪裡還能改變，脫胎換骨？很清楚，我已經註定這麼愚蠢，什麼也不懂地走進墳墓。」這些話有意無意地表現了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情緒。她在我們中間不再覺得自由，漸漸不大上門。她說：「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納·亞，她不愛我這個可憐人了。」過度的親昵，女同學中交頭接耳的作風，與納塔利婭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導地位的是平靜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審美感。謝拉菲瑪不理解，納塔利婭對她的態度和別人對她的態度之間的差異的意義，忘記了是誰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摟在胸前的。隨著她，凱切爾也與我們疏遠了，他變得愈來愈陰沉，容易生氣。 他的猜疑也變本加厲，每一句不謹慎的話，他都認為是有意識的，包含著惡意，企圖侮辱他，而且不僅侮辱他一人，還要侮辱謝拉菲瑪。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運，為凱切爾難過，這樣，由於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裡。他那種譴責性的友誼變成了要在我們身上找過錯的情緒，變成了監視，警察的毫不鬆懈的偵查，結果，朋友們的小缺點在他眼中越積越多，終於掩蓋了他們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們純潔、明朗、成熟的友誼圈內，出現了女僕房的說長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譏刺挖苦。凱切爾的火氣變成了傳染病；經常的指責、解釋、調停，損害了我們的夜談和聚會。 這種腐蝕性塵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復一日地破壞了我們與朋友間的鞏固聯繫。我們大家都會受流言蜚語的影響。連格拉諾夫斯基也變得陰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凱切爾辯護，發脾氣。凱切爾對我和奧加遼夫有了意見，便找格拉諾夫斯基訴說。格拉諾夫斯基並不相信，但同情「體弱多病、心情苦悶、仍然充滿愛心」的凱切爾，因此袒護他，對我大加指責，說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這樣；這是一種病，是謝拉菲瑪的影響，她善良，但沒有知識，思想閉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這條不幸的道路，你卻與他爭吵，仿佛他是處在正常狀態。」 為了結束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舉兩個例子……它們清楚地說明，我們離波克羅夫村煮咖啡的理論已多麼遙遠。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們五個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 「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沒有？」 「還沒有，我沒錢，那兒是要預付租金的。」 「難道你一個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 「等一下再說，以後看吧。」 這就完了。誰也沒把這談話當一回事，過一會兒便轉入了別的話題。 第二天飯後，我們打算上科恩采沃，這是我們從小喜愛的地方。凱切爾、科爾什和格拉諾夫斯基想與我們一起去。大家動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獨凱切爾悶悶不樂，揚起了眉毛；但最後大家都弄得不歡而散。 春天的晚上沒有灼人的炎熱，但暖洋洋的；樹葉剛開始發青；我們坐在花園 中說 說笑笑。凱切爾沉默了半個來小時，驀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費麥法庭37檢察官的臉色，哆嗦著嘴唇，對我說道： 「你真不賴：昨天那麼巧妙地提醒米哈伊爾·謝苗諾維奇，他借了你九百盧布，還沒還你。」 我真的一點不明白，特別因為我總有一年沒想到謝普金的這筆欠款了。 「手段高明，沒有說的。老頭兒現在沒錢，帶著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亞，你卻當著五個人的面對他說：『我沒錢租別墅！』嘿，真不要臉！」 奧加遼夫替我辯護，凱切爾便攻擊他；荒謬的指責沒完沒了。格拉諾夫斯基想勸解，但勸不住，與科爾什先走了。我很生氣，覺得受了侮辱，也態度強硬，不肯讓步。凱切爾皺緊眉頭，看了看我，一言不發，獨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們剩下兩人，只得在沮喪和氣憤中坐車回家。 這次我打算重重教訓一下凱切爾，即使不絕交，也得暫時與他斷絕來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諾夫斯基從中調停，找納塔利婭談，顯得很傷心。我和解了，但並不愉快，對格拉諾夫斯基說：「這至多三天。」 這是一次郊遊，還有另一次。 兩個月後，我們住在索科洛沃。凱切爾和謝拉菲瑪晚上要回莫斯科。奧加遼夫騎了自己的切爾克斯馬「短劍」送他們；他們之間沒有爭吵，也沒有口角。 ……過了兩三個小時，奧加遼夫回來了；我們覺得一天這麼和睦地過去，很高興，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諾夫斯基來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園中遇到我，顯得心事重重，比平時憂愁，最後對我說，他很難過，想跟我談談。我們走過長長的林蔭路，坐在長凳上；那兒的風景，凡是到過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爾岑，」格拉諾夫斯基對我說，「如果你知道我多麼煩悶，多麼痛心……不論怎麼說，我愛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潰，心裡有多難過。好像故意要捉弄我們，那些小錯誤，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禮貌……」 「出了什麼事，你講吧，啊？」我問，真的有些驚慌。 「這樣，凱切爾對奧加遼夫非常生氣，說真的，也難怪他生氣；我盡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沒有辦法，特別是當事人什麼也不願做。」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這樣的，昨天奧加遼夫騎了馬送凱切爾和謝拉菲瑪。」 「我當時在場，奧加遼夫晚上回來，我還見過他，他什麼也沒講。」 「在橋上『短劍』耍性子，直立起來；奧加遼夫一邊馴馬，一邊氣火了，當著謝拉菲瑪的面罵罵咧咧的，她聽到了……凱切爾也聽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凱切爾問：為什麼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會這麼不知檢點？這話怎麼回答？……何況謝拉菲瑪雖然那麼單純，還是很會多心的，處在她的地位這也不足為奇。」 我沒作聲。這太過分了。 「這怎麼辦呢？」 「很簡單，」我回答，「對故意在婦女面前這麼放肆的壞傢伙，與他絕交就完了。與這種人交朋友是恥辱……」 「可他並未說，奧加遼夫是故意這麼做的。」 「那還談什麼？格拉諾夫斯基，你也是奧加遼夫的朋友，他的溫和有禮，你不是不知道，你卻重複一個瘋子的痴語，這個人是應該進精神病院的。你不覺得慚愧嗎？」 格拉諾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喲！」他說，「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我所愛的，只有在這些朋友這裡，我才能獲得休息和希望，擺脫令人窒息的沉悶環境，可是難道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憤怒中分手嗎？」 他用一隻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隻手，心裡非常難受。 「格拉諾夫斯基，」我對他說，「科爾什講得不錯：我們彼此太接近了，擠在一起，彼此會把別人的腳踹痛……安靜一些！我的朋友，安靜一些！我們應該透透空氣，讓頭腦清醒清醒。奧加遼夫秋天要去鄉下，我也快出國了。我們不致在仇恨和憤怒中分開。我們的友誼中一切正確的東西會保存下去，離別會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諾夫斯基哭了。沒有再為這件事向凱切爾作過任何解釋。 奧加遼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著我們也走了。 1857年寫於普特尼，月桂大廈。 1865年9月修訂於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後的恐怖使他們膽戰心驚，只得等待可靠的機會。但機會很少，護照幾乎已經停發。凱切爾幾年沒給我寫過一封信；不過，他是從來不愛寫信的。 在我遷居倫敦後，首先給我帶來消息的是皮庫林大夫39，那是1855年……凱切爾萬事如意，在歡迎塞瓦斯托波爾保衛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風頭，與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擁抱，與黑海艦隊的水兵擁抱，發議論，罵人，說教。奧加遼夫告別了格拉諾夫斯基的新墳，立即出國了，他講得很少，講的都是傷心的消息…… 又過了一年半。這時期我寫完了這一章，首先讀給了哪一個不相干的人聽呢？真的，書有書的命運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倫敦來。我們焦急地等待著他；他曾經是格拉諾夫斯基的得意門生之一，科爾什和凱切爾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們的自己人。我們聽說過，這人不好相處，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發空論，但他還年輕……時間會磨光他的稜角。 「我再三考慮，要不要來拜訪您。現在拜訪您的俄國人這麼多，真的，不來比來需要有更大的勇氣……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遠不是在一切問題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談話是這麼開始的。 他來找我不是沒有目的，沒有企圖的，他懷中揣著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聲音帶著挑戰和傲慢的調子，顯得可怕而討厭。他一開口，我已覺察到這不是對立面，而是敵人，但我克制了內心的警告，與他談了起來。 談話馬上轉入了回憶，我向他打聽消息。他講了格拉諾夫斯基生前最後幾個月的情形；他走時，我對他比開頭滿意了一些。 第二天飯後，我們談到了凱切爾。他是奇切林所喜愛的一個人，談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徑時，奇切林並無惡意。從他講的這些細節中，我知道，那種對朋友的指責性的愛仍在繼續，謝拉菲瑪的影響已發展到引起許多人的反對，他們對她群起而攻之，不讓她參加集會等等。我為這些故事和回憶所吸引，提議給奇切林念一下我寫的凱切爾，那時這一章尚未發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我為這事多次感到後悔，不是因為他惡意利用了我念給他聽的一切，而是因為我覺得痛心和煩惱：我這個四十五歲的人，居然把我們的過去講給這種冷血動物聽，使他以後可以肆無忌憚地嘲笑他稱之為我的「氣質」的東西。 我們在觀點和氣質上存在的距離，馬上暴露了。從頭幾天起爭論即已開始，顯然，我們在各方面都不一致。他擁護法國的民主政體，不贊成英國沒有秩序的自由。他認為皇權是民族成熟的標誌，宣揚國家第一，個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很清楚，這些思想應用在俄國問題上結果會怎樣。他是政府至上主義者，認為政府比社會及其願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幾乎便是俄國所需要的理想君主。這種學說完全來自武斷的理論，根據這套理論，他隨時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學。 「您為什麼想當教授，上講台？」我問他。「您應該當大臣，進衙門。」 我一邊爭論，一邊送他上了火車，我們分手了，什麼也沒取得一致，只是彼此尊重而已。 過了兩星期，他從法國寫信給我，讚美那兒的工作人員和政府機構。我覆信道：「您找到了您要找的東西，而且很快。這就是有現成理論的好處。」接著我提議與他公開通信，並開始撰寫一封長信。 他不干，說他沒有時間，說這種論爭有害無益…… 《警鐘》上有一篇短評，是談一般的空頭理論家的，他以為是講他；自尊心受了傷害，他向我送來了「控訴書」，這在當時曾轟動一時。 奇切林打敗了——對於我這是毫無疑問的。他的信發表在《警鐘》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學界引起了普遍的憤怒。我收到了幾十篇文章和來信，發表了一篇。我們那時還處在蒸蒸日上的階段，卡特科夫44式的滾木是絆不倒我們的。盛氣凌人、自命不凡的語調可能比內容更使我，同樣也使讀者感到不滿：他當時還是新手。然而給奇切林撐腰的人也不少：葉連娜·帕夫洛夫娜45——冬宮的伊菲格涅亞46，第三廳長官季馬舍夫，以及尼·赫·凱切爾。 凱切爾落到了反動勢力一邊，開始以同樣響亮的聲音，同樣不加掩飾的憤怒，可能還以同樣的真誠，反對我們，正如當初反對尼古拉、杜貝爾特和布爾加林一樣……這不是因為他「認為格蘭迪遜比勒夫瑞斯好」47，而是因為他沒有自己的方向盤，只是靠小組牽著走路，自以為忠於它，卻沒有發覺它已駛往對岸了。這個盲從的人，對於他是站在誰的旗幟下就講誰的話，而不是相反。 他從來沒有獲得過一個明確的觀念，一種堅定的信仰，只是憑良心行事，一直蒙著眼睛在打敵人，沒有發現位置變了，以致在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們，打了別人，直到現在他還在打人，卻自以為這是在干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這裡，這是為了展開友誼性的論戰，我打算寫給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檢察官的起訴書使我打消了主意。這封信如下： 博學的朋友： 與您辯論我無能為力。您見多識廣，您的頭腦中擁有的一切既鮮明又新穎，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堅定地等待著事態的合理髮展，使科學揭示的綱領得以證實。您跟現狀不可能發生牴觸，您知道，既然過去如此這般，現在必然如此這般，並向如此這般的未來發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釋，可以與現實和平相處。您獲得了神父的令人羨慕的命運，能用您的科學的永恆真理，用對它們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們。這一切利益均來自理論，因為理論排除了懷疑。懷疑是提出問題，理論是了結問題，解決問題。因而凡屬理論都是排他的，堅定不移的，而懷疑永遠不能達到這種完美無缺的境界；它之所以為懷疑，正在於它準備同意別人的觀點，或從別人的話中虛心尋找意義，以致喪失了為準備反駁所必需的寶貴時間。理論是從一定的角度看待問題，並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懷疑卻要求擺脫一切角度，全面觀察，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它對真理的謙恭態度往往使它喪失一切活動能力。博學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向哪裡走，如何引路，我卻不知道。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觀察和學習，而您卻是要教導別人。真的，我們能說不應該怎麼樣，能喚醒人們，引起思想的不安，讓它擺脫鎖鏈，認清各種幻象——教會和拘留所，科學院和刑事法庭——但也僅此而已；您卻能告訴人們，應該怎麼樣。 理論對事物的態度是宗教性的，即從永恆的觀點看的；暫時的、轉瞬即逝的東西，無論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進科學的聖墓，如果進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軀，成為植物標本似的邏輯影子。理論的普遍意義確實可以使它生存於一切時代；它生活於當代，也像生活於歷史中，不會由於身歷其境，便喪失理論上的客觀性。它知道，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門48一樣端坐在高處，為永恆犧牲暫時的一切，為普遍的觀念犧牲生動的細節。 一句話，理論家是最大的歷史家，我們和群眾則是你們的基礎；你們是「自為的」歷史，我們是「自在的」歷史。49你們向我們說明，我們害了什麼病，但害病的是我們。你們埋葬我們，在我們死後褒獎我們或懲罰我們……你們是醫師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們。 這種對立並不新奇，它對社會的演變，人類的發展，大有益處。如果人類完全相信你們，大家可能會變得合乎理性，但也會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斃。故世的菲利蒙諾夫50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頂帽子》中寫過一句題詞：「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麼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了。」 理論像幾何一樣枯燥，像代數一樣沒有個性，因而可以進行廣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奧古斯都那樣，要命令克莉奧帕特拉放下面紗51。但對於積極的干預，熱情比理論更為必要，而人在代數中是找不到熱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愛或恨的還是個體。斯賓諾莎以他直言不諱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須確認實際存在的只是蟲蛀不壞的、永恆的、不變的東西，即物質，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個別的事物上。這在原理上誰不明白？但是人接觸的只是局部的、個別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這兩大極端中取得平衡，讓它們獲得和諧的結合，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離開這種就我們的對立觀點所作的一般論述，接觸到具體事物，我們儘管意圖一致，仍能發現同樣大的對立，即使在開頭一致的場合亦不可避免。這舉例較易說明。 我們對宗教的態度完全一致；但這種一致只存在於否定天上的宗教時，一旦面對塵世的宗教，我們間的距離便不可以道里計了。您從神香瀰漫的陰森的寺院走進了敞亮的衙門，從蓋爾非黨走進了奇伯林黨52，天國的級別在您那裡變成了國家的級別，人為神而存在變成了人為國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權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認為這種變化是進步，是勝利，我們卻認為是新的鎖鏈。我們既不想當蓋爾非黨人，也不想當奇伯林黨人。您那種世俗的、國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為它喪失了一切詩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門的規章制度，用國家的偶像，代替了這一切，而這個國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劊子手。您希望人類從教會解放出來後，在衙門的前室中等待一兩百年，讓當了官的祭司和當了學者的僧侶來決定，人類怎樣獲得自由，獲得多少自由，像我們那些解放農民的委員會一樣。可是我們反對這一切；我們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讓，為環境做出犧牲，然而在您看來，這不是犧牲。當然，在這方面，您也比我們幸運。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無所有，您發現，對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這做得不壞）當作精神解毒丸和鎮靜劑向大家推銷。但是我們吞不下這種藥，我們憎恨您的衙門，您的集權政治，正如我們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導法典》一樣。 您明白這區別嗎？您作為教師，希望教育、管理和領導群眾。 我們作為正在覺醒的群眾，卻不願接受領導，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地方機關，自己的代理人，給我們辦事的自己的官吏。正因為這樣，政府的權力到處都使我們感到屈辱，可是您卻對它鼓掌歡迎，正如您的前輩（神父）也曾經歡迎世俗政權一樣。您可能與它有分歧，這與教士們和它有分歧相同，或者像同乘一條船的人發生了爭吵，不論彼此怎麼想分開，也不能跳到船舷以外，在我們這些俗人眼中，你們反正都是站在它一邊的。 世俗的宗教是把國家神化，這純粹是羅馬的觀念，在新世界中主要是法國的觀念。它可以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卻不能有自由的人民，可以有光榮的軍隊……但不能有獨立的公民。北美合眾國完全相反，它已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警察和行政機關的宗教性質……53 尾 聲 重讀關於凱切爾的這一章，我不禁想，在俄國真是無奇不有，會出現這樣的怪物！我國的文 明史 繁殖和孳生了多少畸形現象。除了莫斯科，在哪裡，哪個地方，哪個經緯度，還能找到凱切爾這種桀驁不馴、性情乖張、喜怒無常、狂妄自大、既善良又不善良、既慷慨豪爽又氣量狹小的人物？ 這類形形色色的怪物，我見過多少啊——從我的父親起直到屠格涅夫的「兒子」們54為止。 波戈金對我說：「用俄國爐灶煮東西就是這樣！」一點不錯，它煮出了多少奇蹟，特別是用德國烹飪法烤麵包時……有小巧玲瓏的圓麵包，長麵包，還有東正教式的黑格爾麵包，九三年55式的法國麵包！讓這一切別具風味的食物湮沒無聞，未免太可惜了。我們通常只把目光停留在大人物身上。 ……但在他們身上，俄國爐灶的作用不太明顯，它的特色已得到矯正、修補；他們有的主要是俄國的氣質和思想方式，不是俄國這隻熔爐的影響。從他們的旁邊，他們的後面，才能看到各種小人物在那兒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正是在這些人中間可以見到不少怪物。 他們像歷史發展中的毛細管，又像麵團中微不足道的一點酵母，它能使麵團發酵，但不是為了自己。這些人在黑夜中過早地甦醒了，摸索著尋找工作，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各種東西上，然而驚醒了別人去從事完全不同的活動。 ……今後我還想把兩三個這樣的人，從完全被遺忘的角落帶到台前來。目前他們已消失在灰濛濛的霧中，只有高山和峭壁仍呈現在我們眼前…… 1 他編過幾本俄德和俄法辭典。 2 馬格尼茨基和魯尼奇都是當時的反動官僚，曾任喀山和彼得堡的學區總監。福季是諾夫哥羅德的修士大司祭，伯爵夫人指奧爾洛娃。所有這些人都是充滿宗教狂熱精神的反動人物。 3 指本書第一卷第六章。 4 引自格里鮑耶陀夫的《聰明誤》第三幕第二十二場。 5 佳季科夫斯基（1784—1841），俄國醫學教授。 6 凱切爾曾用散文翻譯過全部莎士比亞的劇本，這是當時俄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 7 波查侯爵是《唐·卡洛斯》的主人公，麥克司是《華倫斯坦》的主人公，卡爾·穆爾是《強盜》的主人公，斐迪南是《陰謀與愛情》的主人公，他們都是席勒式的英雄人物。 8 指18世紀90年代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 9 拉方登（1758—1831），德國感傷主義小說家，《畸零人》是他的長篇小說。 10 凱切爾的居住地。 11 席勒是在軍事學校學醫出身的，畢業後還當過軍醫。 12 指席勒的《斐艾斯柯在熱那亞的謀叛》，這裡都是指席勒作品的俄譯本。 13 見《往事與隨想》第一卷第190頁。——作者注（按此處頁碼系1861年本書初版本的頁碼，在第六章）。 14 指1826年十二月黨人之被處死、監禁及流放。 15 當時的一個理論家。 16 這位小姐本是納傑日金的學生，後來成為女作家，筆名葉夫根尼·圖爾（即第四章中提到過的那個沙里阿斯·德·圖爾涅米爾），與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均有交往。 17 在果戈理的小說《伊萬·伊萬諾維奇和伊萬·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故事》中，只因一個伊萬罵了另一個伊萬是「公鵝」，便打了十多年官司。 18 富基埃-坦維爾（1746—1795），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檢察官，以鐵面無情著稱。 19 盧梭的教育哲理小說，在小說里盧梭具體論述了他所謂順乎天性的「自然教育」綱領。 20 即盧梭。 21 赫爾岑結婚的日子。 22 引自萊蒙托夫的詩《世俗的鎖鏈》。 23 原文是法文。這裡作同居者和妻子解。 24 參孫是《聖經》中的英雄，據說他力大無窮。非利士人之女大利拉嫁他後，逼他泄露了他力大無窮的秘密，因而被非利士人捉住下獄，最後與非利士人同歸於盡。見《舊約·士師記》。 25 原文是拉丁文。這是古代法學中對何謂夫婦的解釋，意思是不共寢食即不是夫婦。 26 不論無產者或農民，他們夫婦之間都不存在兩種不同的教育水平。他們的情況是：在勞動方面，夫婦有極其平等的權利，在統治關係方面，他們卻有極其不平等的權利。——作者注 27 盧梭的妻子泰萊絲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僕人，1745年與盧梭同居。 28 法國將軍荷狄特伯爵的妻子，與盧梭過從甚密。 29 巴黎附近的著名森林，以風景優美著稱。 30 指海涅的妻子馬蒂爾達·海涅。 31 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妻子。 32 1837至1901年的英國女王。 33 原文是法文。 34 《聖經》故事：人們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找耶穌醫治，耶穌對他說：「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能行走了，見《馬太福音》等。 35 指1792至1795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國民議會。 36 法國的基層行政單位，這裡指1792至1794年巴黎的革命自治政府，它也稱「巴黎公社」。 37 中世紀德國的秘密法庭，以嚴厲和殘忍著稱。 38 普特尼在倫敦西南郊，月桂大廈是赫爾岑在倫敦的住處之一。布瓦西埃在瑞士日內瓦郊外，赫爾岑於1865年春天起住在那裡。 39 皮庫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學教授，與赫爾岑等人有密切來往。 40 指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中，俄軍保衛塞瓦斯托波爾的戰鬥。 41 俄國大商人和金融家。 42 原文是拉丁文。 43 奇切林（1828—1904），莫斯科大學教授，作家。 44 原來傾向進步、後來倒向反動一邊的 政論 家。 45 俄國皇族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大公的夫人。 46 古希臘神話中一個自我犧牲的典型，阿伽門農的女兒。葉連娜·帕夫洛夫娜自稱為冬宮的伊菲格涅亞。 47 引自普希金的《葉夫根尼·奧涅金》第二章第三十節。格蘭迪遜和勒夫瑞斯都是英國小說家理查遜小說中的人物。 48 柱塔修士西門（356—459），古羅馬基督教禁欲主義修士。據說他常年坐在柱塔頂端，日夜不斷，進行苦修。在俄國，直至19世紀仍有不少人模仿這種苦修方式，稱為柱塔修士。 49 「自在」和「自為」是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概念，指尚處在蒙昧狀態的事物和已被認識的事物。 50 菲利蒙諾夫（1787—1858），俄國詩人和雜誌編輯。 51 克莉奧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以美麗著稱的女王，不斷利用自己的姿色擴張權力，先後嫁給愷撒和安東尼，在奧古斯都取得羅馬的統治權後，她又拋棄安東尼，向奧古斯都賣弄色相，為奧古斯都所拒絕，因而被迫自殺。 52 13至14世紀時義大利的兩個黨派。蓋爾非黨擁護教皇，主張在教皇的權力下統一全國；奇伯林黨擁護王權，主張在日耳曼皇帝的名義下統一全國。 53 這封信赫爾岑沒有寫完，原稿至此中斷。 54 指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的「子」。 55 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中的17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