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三章
警察所長充當聽差——警察總監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無秩序」——再一次會見杜貝爾特——護照
……我父親逝世前幾個月，奧爾洛夫伯爵接替了本肯多夫的職務。那時我寫信給奧莉加·亞歷山德羅夫娜，問她能不能替我弄一張出國護照，或者想個辦法，讓我自己上彼得堡辦理這事。奧·亞回信說，第二點較易辦到；過了幾天奧爾洛夫寄來了「皇上的許可」，允許我暫時上彼得堡料理家事。我父親的病，他的去世，使我真的必須料理一下家務，但我在別墅住了幾個月，這樣拖到了冬天。11月底我才動身，事先並向總督提出了護照申請書。我知道他不會批准，因為我還處在警察的嚴密管制下，我只是希望他把我的申請書轉送彼得堡。
動身那天早上，我派人上警察局領通行證，但通行證沒拿到，卻來了個警官，說這事有些困難，所長會親自找我。所長來了，要與我單獨談話；他向我秘密宣布了一個消息，說五年前我已被禁止進入彼得堡，沒有皇上的特准，他不能簽發通行證。
「這問題可以不勞費心。」我笑笑說，從口袋中掏出了信。
警察所長大為驚訝，看了一遍信，要求讓他轉呈警察總監。兩小時後，他送來了通行證和我的信。
必須說，所長與我談話時，一半用的是非常純粹的法語。警察所長以及一般俄國警察，因懂得法語而吃到的苦頭，這位先生是有深刻體會的。
幾年前有個旅行家從高加索到達莫斯科，這人是法國正統的保王派，名叫普祿騎士。他到過波斯，到過喬治亞，見過世面，因此不加檢點，在高加索猛烈攻擊當時的軍事行動，特別是行政當局。高加索總督怕他到了彼得堡也這麼胡說八道，為了慎重起見，向陸軍大臣打了報告，說普祿是法國政府派來的最危險的軍事間諜。普祿在莫斯科過得逍遙自在，被德·弗·戈利岑公爵奉為上賓。一天，公爵突然接到命令，要他派警官把普祿從莫斯科押送出國。對一個熟人這麼無理、這麼粗暴，總是比較困難的，戈利岑躊躇了兩天，才把普祿請到公館，經過一番委婉曲折的開場白之後，才告訴他，一定有人從高加索誣告他，因此皇上下令要他離開俄國，而且還得派人護送……
普祿很冒火，向公爵指出，由於政府有權命令他出境，他可以走，但不需要護送，他不是犯人，用不著押解。
第二天，警察局長去找普祿時，那人拿了手槍斬釘截鐵地說，他不允許警察踏進他的房間，或者他的馬車，如果誰強行進入，他就打穿他的腦袋。
戈利岑一般說是非常文雅的，因此很為難，只得把法國領事韋耶爾請來商量對策。韋耶爾想了個主意：戈利岑找一個會講一口流利的法語的警官，由他當作旅客介紹給普祿，要求在後者的馬車中占一席位置，並付一半驛馬費。
韋耶爾一講，普祿就猜到是怎麼回事了。
「我的馬車不是做生意的。」他對領事說。
「這人會很失望。」
「好吧，」普祿說，「我可以讓他免費搭車，只是他得聽我差遣，干一些小事。這人不會不聽使喚吧？否則我得把他丟在路上。」
「這是世界上最聽話的人，您儘管吩咐他做事好了。我代他向您道謝啦。」於是韋耶爾趕去報告戈利岑，已經大功告成。
晚上，普祿和那位假旅客出發了。一路上普祿一言不發，到了第一個驛站，他走進房間，躺在沙發上。
「喂，」他對那個夥伴說，「到這兒來，替我把靴子脫下。」
「算了吧，您何必這樣呢？」
「我對您說：脫下靴子，否則我便把您丟在路上，要知道我是不會留您的。」
警官替他脫下了靴子……
「把灰塵撣掉，刷乾淨。」
「真不像話！」
「那麼，再見！……」
警官刷乾淨了靴子。
到了下一站又用衣服如法炮製，就這樣，普祿把他捉弄到離開國境為止。為了獎賞這位間諜活動的「受難者」，皇上對他特別開恩，後來提升他當了警察所長。
我抵達彼得堡的第三天，警察要管院子的來問我，「我到彼得堡持有什麼證件？」我的唯一證件就是退職證，已在申請護照時交給總督了。我把通行證給管院子的看，他退還了我，說這隻適用於離開莫斯科，不適用於進入彼得堡。這時來了個警察，請我上警察總局。我到了科科什金的辦公廳（那兒白天也點著燈！）；過了一小時，他來了。科科什金是這類人中的佼佼者：對皇帝忠心耿耿，盲目服從，作為顯赫一時的奴才，他既無良心，也無頭腦，因此他之升官發財正如鳥會唱歌一樣自然。
佩羅夫斯基1曾對尼古拉說，科科什金貪贓枉法，十分嚴重。
「是的，」尼古拉答道，「但是想起他在彼得堡當警察總監，我便覺得可以高枕無憂。」
他跟別人講話時，我端詳著他……那張臉多麼蒼老，顯得酒色過度；頭上戴著捲曲的假髮，與松垂的皮膚和皺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他操著德語，正與一些德國女人談話，那麼不拘形跡，那些女人也嘻嘻哈哈，交頭接耳的，顯得他們是老相識了。她們走後，科科什金找我講話了，他瞧著地面，用相當生硬的聲音問道：
「皇上不是禁止您進入彼得堡嗎？」
「是的，但我得到了批准。」
「證明呢？」
「在我身邊。」
「拿給我看——一份證明怎麼可以用兩次？」
「什麼兩次？」
「我記得，您已來過彼得堡了。」
「我沒有來過。」
「您在這兒有何貴幹？」
「我有事找奧爾洛夫伯爵。」
「那麼，您見過伯爵嗎？」
「還沒有，但到過第三廳。」
「見到了杜貝爾特？」
「見到了。」
「但我昨天見過奧爾洛夫本人，他說，他沒有給過您任何許可證。」
「可是它在您手上呢。」
「上帝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寫的，它已經過期了。」
「然而，如果我沒有得到批准，我不會一到就去拜訪杜貝爾特將軍。」
「如果您不想自找麻煩，還是回莫斯科吧，而且得在二十四小時內動身。」
「我根本不打算在這兒多住，但我必須等候奧爾洛夫伯爵的答覆。」
「這不成，我不允許，況且奧爾洛夫伯爵對您私自來這兒也很不滿。」
「請您把我的信還我，我馬上去找伯爵。」
「它必須留在我這兒。」
「但這是寫給我的信，有我的名字，它是我在這兒的唯一證件。」
「信得留下，作為您到過彼得堡的證明。我正式通知您明天走，免得更糟。」
他點點頭走了。跟這種人是談不通的。
老圖奇科夫將軍2與政府機關打過一場官司：他的村吏承包一項工程，營私舞弊，得清理欠款。法院判決向地主追回贓款，因為是他把委託書給村吏的。但這項工程根本沒有發過委託書，圖奇科夫就這麼回復了。案件送到了參政院，參政院又判決：「由於退職中將圖奇科夫給予委託書……據此……」圖奇科夫又復文道：「由於圖奇科夫中將並未發給該項工程之委託書，據此……」過了一年，警察當局仍堅定不移地宣稱：「由於中將……據此……」老人又寫了復文。我不知道，這件趣聞最後怎麼了結。我離開了俄國，沒等到它的解決。
這樣的事根本不是個別的，它完全正常。科科什金拿著信，它的可靠性不容懷疑，上面有編號和日期，很容易查對，信上寫著，我被批准前往彼得堡，他卻說：「由於您沒有得到批准，請您回去。」信卻放進了他的口袋。
恰達耶夫談到這些先生時，他的話確實不錯：「他們都是會尋開心的孩子！」
我趕往第三廳，把經過告訴了杜貝爾特。他哈哈大笑。
「他們怎麼老是糾纏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報告，您沒獲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後來我向他說明了一切。現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馬上發個公文給警察局。不過關於您的事，伯爵認為，替您申請出國，恐怕不會成功。皇上已經拒絕過兩次，第二次是根據斯特羅戈諾夫伯爵的請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絕，那麼在這個朝代，您就再也別指望上礦泉療養了。」
「那我怎麼辦呢？」我擔憂地問，因為出國獲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紮下了根。
「您還是先回莫斯科；讓伯爵給莫斯科總督私人寫封信，說您要求出國為您的夫人治病，問他是否可以從您這幾年表現不壞這一點出發，考慮取消對您的監督？問題這麼提出，他總會同意的。我們就把您已撤銷監督的事報告皇上，於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樣領取出國護照，愛上哪兒便上哪兒了。」
我覺得這一切相當複雜，甚至可能是一個計策，目的是擺脫我。他們無法拒絕我，怕奧莉加·亞歷山德羅夫娜發脾氣，因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離開就不可能再回這個城市；跟這些先生寫信也沒用。我把我的疑慮透露了一些給杜貝爾特；他有些不高興，也就是說，眯縫著眼睛，笑得連嘴巴也合不攏了。
「將軍，」我最後說，「我不知道，甚至無法相信，斯特羅戈諾夫的呈文已轉給皇上。」
杜貝爾特打了鈴，吩咐把我的「案卷」拿來，同時對我殷勤地說：
「伯爵和我向您建議的那條獲得護照的途徑，我們認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辦法，也不妨試試。您放心，我們決不會從中阻撓。」
「列昂季·瓦西里耶維奇說得一點不錯。」一個陰沉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薩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這個第三廳接見過我，只是現在頭髮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勸您還是照他的意見辦好。」
我向他道了謝。
「瞧，案捲來了。」杜貝爾特說，從官員手中接過了一大疊公文（要是讓我全部看一遍那該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辦公室中看過我的「檔案」，把它們對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陣，打開一頁給我看，這是收到斯特羅戈諾夫的報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國礦泉療養六個月之後，本肯多夫的簽呈。頁邊寫著大大的鉛筆字：「尚早」，鉛筆字上塗了光釉，下面是鋼筆寫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亞·本肯多夫伯爵」。
「現在您相信了吧？」杜貝爾特問。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話，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幾天，警察現在不會打擾您了，您走以前再來一下，我讓您看給謝爾巴托夫4的信。再見，祝您一路順風，如果我們不再碰頭的話。」
「一路順風。」薩赫迪斯基跟著說。
不用說，我們是在友好的氣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長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廠區的警察所。他問我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為……將軍說是今天呢。當然，總監大人會同意延長一天的，您讓我請示一下，好嗎？」
「可以，可以，那麼您先把通行證給我吧。」
「等我在所里寫好後，過兩小時送給您。您打算坐誰的車走？」
「坐謝拉平的車，如果有座位的話。」
「很好，萬一沒有座位，勞駕通知我一聲。」
「可以。」
晚上警察又來了，所長要他通知我，不能發給我通行證，要我明晨八時去見警察總監。
這又是什麼玩意兒，這麼麻煩！我未能準時到達，但還是在早上趕到了警察總監的辦公廳。所長在那兒，他對我說：
「您不能走，第三廳有公文來了。」
「什麼事？」
「不知道，將軍不讓發通行證給您。」
「辦公室主任應該知道吧？」
「他當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間屋子中的一個上校，那人穿著制服，掛著軍刀，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我問他是怎麼回事。
「不錯，」他說，「我們收到了公文，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遞給我。杜貝爾特寫道，我完全有權前來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們才不放我走？對不起，我實在覺得好笑，昨天總監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趕我走，今天又不准我離開，原因不過是因為公文上說，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顯，連這位上校秘書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經在驛車上定了兩個座位，為什麼要白花錢？您還是吩咐給我開通行證吧。」
「不成，我得請示將軍。」
科科什金命令給我發通行證。他走過辦公室時還責備我道：
「您這是算什麼，一會兒要留下，一會兒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說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聲也沒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馬車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無際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誠地宣誓，再也不踏進這個城市，這個由藍色的、綠色的、雜色的警察橫行霸道的城市，這個雜亂無章的警察天地，這個奴才揚眉吐氣、憲兵志得意滿的地方，這兒只有杜貝爾特還差強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廳的頭子。
謝爾巴托夫勉強給奧爾洛夫回了信。他的秘書不是上校，是一個虔誠派牧師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為我是「無神論者和黑格爾主義者」。我親自找他商量。這位教士秘書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禱告似的向我說，總督對我一無所知，他毫不懷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應向警察總監查詢一下。他是想拖延時間，而且這位先生是不要賄賂的。俄國官場中最可怕的就是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們這兒也只有德國人才天真得無法收買，如果是俄國人卻不要錢，那麼他一定要你別的東西，而且肯定是個不好對付的大壞蛋。幸虧警察總監盧任對我的印象還不壞。
過了十來天，我回家時在門口遇到了一個憲兵。在俄國，警察的光顧就像瓦片落到了腦袋瓜上，因此我懷著緊張的心情等他開口。他遞給我一封公文，奧爾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銷對我的監督。這樣，我也獲得了領取出國護照的權利。
為我高興吧！我獲得了自由！
獲得了遠走他鄉的自由！
這會不會是夢中的幻景？
不會！明天付了護照費，
我就可以登上驛車，
從一站飛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兒將遇見什麼？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來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將給我什麼！
我惶恐地站在歐洲的大門前，
心頭充滿了熱烈的期望，
還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懷疑中
頻頻搖動愁容滿面的頭。
…………………………
（《感懷》第二卷）
「……六七輛三駕馬車直送我們到黑土站，我們在那兒最後一次碰了杯，然後含著眼淚告別了。
「天已黃昏，馬車開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們依依惜別，目送著遠去的我們，但決不會想到這是送葬，是永訣。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個人——那個好友中的好友，唯獨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為了免得看到我的離開。
「這是1847年1月21日。」6
十天後，我們到達了國境線。
……軍士把護照交還了我；一個瘦小的老兵戴著笨重的高筒軍帽，軍帽上遮著一塊漆布，提著異常大、異常重的步槍，拉起了攔路木；一個小眼睛、大顴骨的烏拉爾哥薩克牽著矮小的馬，馬身上的毛亂糟糟的，掛滿了冰錐兒，他走到我跟前，祝我「一路平安」；車夫是猶太人，又髒又瘦，臉色煞白的，脖子上圍了四道破布，登上了駕車座。
「再見！再見！」我們的老朋友卡爾·伊萬諾維奇7說，他是送我們到塔烏羅根的。接著塔塔8的乳母，一個美麗的農婦，也滿面淚痕地與我們道了別。
猶太人拉了拉馬，車動了，我回頭探望，攔路木放下了，風從俄國挾帶著雪吹向大路，把哥薩克的馬吹得尾巴和鬣毛都斜向了一邊。
乳母穿著長袍和坎肩，仍在後面望著我們啼哭；佐年貝格，這個老家的縮影，我童年時起就熟識的可笑人物，揮著綢手帕；周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再見，塔季揚娜9！再見，卡爾·伊萬諾維奇！」
看到界標了，界標上是飄滿雪花的瘦瘦的單頭鷹，它張開了翅膀……好得很——少了一個頭10。
再見吧！
1 1841至1856年的俄國內務大臣。科科什金是當時的彼得堡警察總監。
2 圖奇科夫（1775—1858），1812年衛國戰爭中的俄國將領。
3 卡利埃（1799—1858），法國第二共和時期的巴黎警察局長。
4 1844至1848年的莫斯科總督。
5 虔誠派是17世紀後流行於德國的路德宗教派，信徒均為德國人，懷有狂熱的宗教信念。
6 引自本書第五卷第三十五章《西方小品》之一《夢》。「好友中的好友」指奧加遼夫。黑土站是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大道上的第二個驛站，送行者一般到此告別。
7 即佐年貝格。
8 赫爾岑的大女兒，名納塔利婭，出生於1844年。
9 即塔塔的乳母。
10 鷹徽是普魯士的國徽，雙頭鷹是帝俄的國徽（鷹徽本來是歐洲各君主國普遍採用的國徽，據說俄國吞併波蘭後，加上了一個頭，表示兩國的合併，也有說這是伊萬三世於1472年開始使用的，因為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以此表示俄國要繼承拜占庭帝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