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二章

最後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論上的決裂——緊張的處境——到那裡去！到那裡去！1 1840年我與別林斯基和解之後，我們這不多幾個朋友之間沒有再發生重大的分歧。差別是有的，個人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來自共同原則的東西還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遠保持不變，我沒有想過。但我們必然會到達那個界限，遇到那些障礙，於是有的人跨了過去，有的人卻被攔住了。 過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發現，從同一些原則出發，我們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不是由於我們對這些原則理解不同，而是由於大家並不全都喜歡它們。 起先這些爭論帶有半開玩笑的性質。例如，列德金竭力從邏輯上論證精神的個體的存在，我們便取笑他，說這是小俄羅斯人的固執。談到這裡，我想起和藹可親的克留科夫最後講過的一句笑話。那時他已病重，我與列德金坐在他的床邊。這天天氣陰沉，突然電光一閃，接著雷聲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簾。 「為什麼要放下窗簾？」我問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絕對精神的個體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沒，萬一這個個體要用雷電打他的時候，便看不到他在我這兒了。」 可以想見，觀點上的這種實質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說笑階段。 在我當時的日記中，有一頁上寫著下面這幾句話，它們顯然不是無所指的：「私人關係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見。由於尊重人們的某些優秀品質，我們往往放棄對他們的激烈批評。必須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著眼淚，在卡米爾·德穆蘭的判決書上簽字。」2 這種對羅伯斯庇爾的毅力的讚美，已經孕育著1846年劇烈爭論的種子。 我們接觸到的問題不是偶然的；它們註定要發生，騎了馬也無法逃避。這是認識道路上的花崗石障礙，一切時代都存在著，它們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躍躍欲試。徹底的自由主義必然使人走到面對社會問題的一步，科學也是這樣，只要一個人信賴它，不停滯不前，它必然會把他帶到這古老的礁石上；從古希臘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爾，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過這經歷。但大家不是簡單地說明問題，而是幾乎都想迴避它們，結果徒然給它們蒙上了一層新的符號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們仍可怕地屹立著，舟子們不敢駛近它們，便自我安慰，說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覺中的霧影。 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們的力量和意志，況且他們不像別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與他在辯證法的迷宮中打轉，最後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們眼前卻有我們的先例，手中還有費爾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願相信的事，最後也只得相信了：我們的友人們儘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論證方式，實際上與他還是比與我們更為接近，他們的思想雖然獨立不羈，有些真理卻是他們所害怕的。除了別林斯基，我與所有的人，與格拉諾夫斯基和葉·科爾什，距離都逐漸遠了。 我為這發現悲痛萬分；使他們絆倒的門檻，一度曾形諸談笑，現在卻再也不能提了。論爭是出於重新獲致統一的內在需要，因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誰站在哪裡。 在我們自己明確我們理論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經察覺了，他們是非常接近我的觀點的。莫斯科 大學 和皇村學校的青年，都競相閱讀我的《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態度》和《論研究自然的信》，連神學校的學生也不例外。後面這一點，我是從謝·斯特羅戈諾夫伯爵處聽到的，因為菲拉列特向他大發牢騷，威脅要採取精神防衛措施抵制這類有毒的食物。 大約在這同一時候，我從其他方面也聽到了它們在教會學校學生中獲得的成功。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這裡談幾句。 我認識莫斯科近郊的一個神父，他的兒子大約才十七歲，幾次來找我要《祖國紀事》。這個靦腆的小伙子幾乎什麼也不講，紅了臉，顯得手足無措，拿了書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臉聰明而開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後我打破了他那種缺乏自信的稚氣，與他談起了《祖國紀事》。他非常仔細和孜孜不倦地閱讀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學論文。他告訴我，高年級學生怎樣如饑似渴地讀我對各種體系的歷史敘述，他們在受到布爾梅斯特和沃爾弗4的哲學的薰陶之後，讀到我這些文章感到多麼驚訝。 青年人從此不時來找我，我有充分時間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 「畢業後您打算做什麼？」一天我問他。 「出家做教士。」他紅著臉回答。 「要是您想當教士，那等待著您的命運，您認真考慮過嗎？」 「我不可能選擇，我的父親堅決反對我從事世俗職業。我會得到充分的時間來讀書。」 「請您不要生我的氣，」我說，「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見坦白告訴您。您的談吐，您毫不加以掩飾的思想方法，您對我的著作的讚許，加上我對您的命運的真心關懷，以及我的年齡，使我似乎有權對您說這些話。穿上教士的長袍之前，您要鄭重考慮。脫下比穿上難得多，可是穿著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您說，您學的神學中是否有一條教理是您絕對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視線，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謊——沒有！」 「我知道這樣。現在您想想您的未來吧。您這一輩子不得不每天當著眾人的面大聲撒謊，背棄真理，而這是違反宗教精神的罪惡，一種明知故犯的、有意識的罪行。您當得成這種兩面派嗎？您的全部社會存在都將成為弄虛作假。您有何顏面面對誠心祈禱的人，如何用天堂和靈魂不滅來安慰垂死者，如何為人贖免罪過？何況還要您開導分裂派教徒，審問他們！」 「這多可怕！多可怕喲！」青年人說，垂頭喪氣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來了。 「我來找您是為了告訴您，」他說，「您的話，我再三考慮過了。您完全正確，我不能擔當神職。您放心，我寧可當兵也不做教士。」 我與他熱烈握手，答應有機會時盡我的力量勸他的父親。 這樣，我也為挽救一個生靈盡了我的責任，至少我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學生的哲學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聽了整整一學年比較解剖學。在課堂和解剖室中，我認識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們的傾向完全是現實主義的，即是徹底科學的。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皇村學校學生都是這種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氣沉沉的專制統治把皇村學校攆出了美麗的花園5，但它仍是培養人才的偉大溫床，普希金的遺言，詩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蠻粗暴的打擊更強大。6 我要為來到莫斯科大學的皇村學校學生歡呼，這是新的堅強的一代。 就是這些大學青年，懷著年輕人的熱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剛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現實主義新天地，以他們朝氣蓬勃的清醒意識看出了我是怎麼講的，我們與格拉諾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裡。他們熱愛他，但是開始反對他的「浪漫主義」了7。他們無疑希望我說服他站在我們一邊，認為別林斯基和我才是他們的哲學觀點的代表者。 這樣到了1846年。格拉諾夫斯基開始了新的公開講學。整個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講台周圍，他那娓娓動人的、含意深刻的講演再度震動了人們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講學的飽滿熱情和興奮情緒已大為遜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種他還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礙了他。我們很久以後看到，事情確實這樣。 在3月份的一次講演中，我們共同認識的一個朋友急匆匆跑來報告：奧加遼夫和薩京從國外回來了。 我們已幾年不見，也很少通信，不知他們……怎麼啦？我與格拉諾夫斯基懷著激烈跳動的心趕往他們所在的雅爾飯店。啊，這是他們，終於回來了，變得多了，鬍髭那麼長，幾年不見……我們問長道短，開始閒聊，雖然心裡想講的是另一些話。 我們小組的人終於又幾乎全部會面——現在又可以像從前那麼生活了。 1845年夏，我們住在索科洛沃的別墅中。索科洛沃，這是莫斯科縣美麗的一角，離城二十來俄里，在通往特維爾的大道旁邊。我們租了那兒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圍像一片花園，一直鋪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邊是我們大俄羅斯種滿莊稼的遼闊田野，另一邊是一望無際的優美風光，難怪主人把那兒的一所亭子題名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來屬於魯緬采夫伯爵家。他們在18世紀是豪富的貴族地主，儘管有各式各樣的短處，在欣賞能力上他們卻高人一等，為他們的後輩所望塵莫及。莫斯科河邊這些古老的貴族莊園和鄉村無比美好，尤其是那些還未經最近兩代子孫改建和翻修過的地方。 我們在那兒過得很愉快。沒有出現過遮沒夏日天空的任何濃厚烏雲；在這花園中，我們盡情工作，盡情玩樂。凱切爾的嘮叨少了，雖然有時他還要把眉毛揚得老高，帶著強烈的表情說一些叫人難堪的話。格拉諾夫斯基和葉·科爾什幾乎每逢周末必然來耽擱一夜，有時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謝8也租了一所別墅，離我們的不遠。他常常徒步走來，像拿破崙在朗伍德那樣9戴一頂闊邊帽子，穿著白上衣，手提一籃採集的蘑菇，說說笑笑，唱些小俄羅斯曲子，講幾則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終生為世界的罪孽以淚洗面的約翰10，聽了這些故事也會破涕為笑的…… 我們常常坐在花園邊上的一棵大椴樹下促膝談心，那時唯一遺憾的只是奧加遼夫不在。現在他回國了；1846年我們重遊索科洛沃時，他也去了，格拉諾夫斯基整個夏季租了一套小廂房，奧加遼夫被安置在閣樓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個失去了一隻耳朵的海軍少校。 儘管這樣，過了兩三星期，一種不明確的感覺在我心頭誕生了，似乎我們的別墅生活並不美滿，而且無法改善。凡是籌備過酒宴的人，都會為朋友們未來的歡樂預先感到高興；後來客人到了，一切順利，沒有出亂子，可是預期的歡樂並未實現。只有當你不感到血液怎樣在血管中流轉，不想到心臟在怎樣跳動的時候，生活才是輕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個跳動都會在頭腦中引起反應，那麼眼看就要生病，和諧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們回國後的最初一段時期，大家沉醉在節日的歡樂和興奮中；但這段時間還沒過去，我的父親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務，使我暫時忘記了理論問題。但在寧靜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們的分歧勢必要表現在談話中。 奧加遼夫與我四年未見，但在思想上我們仍是一致的。我們從不同的道路，經歷了同樣的階段，最後又來到了一起。納塔利婭也站在我們一邊。我們那些嚴肅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結論，並未使她膽怯，她賦予了它們一種特殊的詩的色彩。 爭論越來越多，通過千百種方式反覆出現。一天，我們在花園中用膳。格拉諾夫斯基讀了《祖國紀事》上我論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記得是談百科全書派的），感到非常滿意。 「你讚許它的什麼呢？」我問他。「除非是它的辭藻吧？它的內在意義你是不可能贊同的。」 「在思維科學上，」格拉諾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見正如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一樣，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我喜歡你的文章，正因為我喜歡伏爾泰或狄德羅的作品；它們生動而尖銳地提出了問題，喚醒人們，推動他們前進。至於你觀點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難道現在還有人大談伏爾泰的理論嗎？」 「然而真理就沒有一個標準嗎？我們喚醒人們只是為了對他們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嗎？」 我們的談話繼續了好久。最後我指出，科學的發展，它當前的狀況，使我們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我們一旦認識了它們，它們就不再是歷史的謎，而是不容置辯的確知的事實了，如歐幾里得的原理，克卜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質的不可分割等等。 「這一切遠不是必然的，」格拉諾夫斯基反對道，「所以，我永遠不會接受你們那種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體和精神看作統一體，從而使靈魂不滅觀念化為烏有。也許，你們不需要它，但是放棄這個信仰，對我來說犧牲太大了。我不能沒有個體不滅的觀念。」 「如果我們要什麼馬上就有什麼，」我說，「像童話中間一樣，可以使無變成有，那麼實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諾夫斯基，」奧加遼夫接口道，「這實際上是不敢面對災難呢。」 「你們聽我說，」格拉諾夫斯基回答道，臉色蒼白，但仍裝出無動於衷的樣子，「我求求你們，別再跟我談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話題多得很，何不談談它們，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聽便！」我說，感到臉色是冷淡的。奧加遼夫沒有作聲。我們大家彼此望了望，這目光已足夠了；我們太親密了，只要看到一點臉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對方的心思。沉默降臨了，爭論不再繼續。納塔利婭竭力掩飾，想挽回僵局。我們幫助了她。這種場合，孩子總是最好的救星，他們成了話題，大家在和睦的氣氛中吃完了飯，如果這時有一個第三者走來，他什麼也不會發覺…… 飯後，奧加遼夫騎上了自己的「短劍」，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動的駑馬「憲兵」。我們到了田野上，心情這麼沉悶，仿佛有個親人死了。這以前，奧加遼夫和我總以為我們還可調和，我們的友誼會把分歧像灰塵似的撣掉；但是最後那些話的聲調和意義讓我們看到了我們不願看到的東西，那存在於我們之間的距離。這就是界線，就是極限，也就是書報審查制度所允許的範圍！一路上，奧加遼夫和我都沒有講話。回到家中，我們傷心地搖搖頭，異口同聲地說：「看來我們又只剩下兩人了！」 奧加遼夫坐上馬車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寫了一首小詩，我曾用它的句子作過題詞。11 ……憂傷和寂寞不能使我沮喪， 世上本無不散的筵席； 我把嚴峻的真理在友人間宣講， 友人們卻帶著孩子似的驚慌走了。 那位被我當作骨肉同胞的人， 我所摯愛的人，他也離我而去！ …………………………………… …………………………………… 我們仍將踏上孤獨而憂傷的征途， 不倦地呼號真理， 哪怕希望揚長而去，人們毫不眷顧！ 第二天我與格拉諾夫斯基見了面，對昨天的事大家隻字不提，這又是不祥之兆。痛苦尚未消失，卻避而不談；無聲的痛苦無處宣洩，會像深夜的耗子把紐帶一絲一絲咬斷…… 過了兩天，我到了莫斯科。我和奧加遼夫一起去探望葉·科爾什。他對我們特別殷勤，親切中帶一點憂慮，仿佛有些可憐我們似的。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們犯了什麼過錯？我直截了當問葉·科爾什，他聽到我們的爭吵沒有？他聽到了，說我們為一些抽象事物爭得面紅耳赤，大可不必；勸我們不要自尋煩惱，人的觀點完全相同只是一種理想，根本不可能，人們的同情像化學親和性，有一定的飽和點，超過這點必然遇到一些東西，使人們重又分開。他取笑我們活了三十多歲仍那麼天真；他這麼講是出於友誼和好意——似乎他也在為這事苦惱。 我們和睦地分手了。我想到我的「天真」不免臉紅；後來，當我獨自躺在床上的時候，我覺得仿佛我的心給人撕走了一塊——在不知不覺中給人撕走了！ 以後沒再發生什麼……只是一切蒙上了一層黑影，變得暗淡了；朋友間無拘無束、開誠布公的氣氛消失了。大家變得拘謹，迴避某些問題，也即從「化學親和性的邊緣」實行退卻——正因為我們彼此真誠地、熱烈地愛過，這一切帶來的悲傷和痛苦也更多。 也許我太急躁，辯論時盛氣凌人，回答時尖酸刻薄……這可能……但實質上我至今仍堅信，在真正親密的關係中，信仰的一致，主要理論觀點上的一致是必要的。當然，對於朋友間的親密關係，單單理論上的一致是不夠的；例如，我與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的感情便比與我們中的許多人好。另外，在某一問題上一致的人，可以成為忠實可靠的同盟者，但不必有相同的理論觀點；例如，我與馬志尼和沃爾采爾12的關係就是這樣，這些人是我無限敬重的，但他們與我有很大的分歧。我不想說服他們，他們也不想說服我；我們的共同點已足夠使我們走同一條道路，不致發生爭執。但是在我們一家人中間，在共同生活的骨肉兄弟之間，卻不允許出現深刻的分歧。 何況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把整個身心投入某種事業，在這事業中，我們的全部活動只是在思想領域內，在宣傳我們的信念方面……那麼怎能在這方面讓步呢？…… 我們友好的大廈的一堵牆上出現了裂縫，而裂縫總是要擴大的，一點細小的事故，一點誤會，在應該沉默的時候不必要的坦率，在必須講話的時候不合時宜的沉默，都會導致裂縫的擴大；而且這些事僅由心理狀態決定，並無規律可以尋找。 不久，裂痕也在夫人們中間出現了。13 這時一切已無可挽回。 走吧——走得遠遠的，愈久愈好，非走不可！但是，走也不是容易的。警察的監視仍像無形的鎖鏈縛在我的腳上，沒有尼古拉的批准，我不可能領到出國護照。 1 原文是德文。這是歌德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迷娘唱的歌「你可知道那檸檬樹開花的地方？」中的話。迷娘是義大利小姑娘，這是她在懷念義大利（「檸檬樹開花的地方」）。在這裡，這句話是指到國外去。 2 這是赫爾岑1844年日記中的一段話。德穆蘭是右翼雅各賓黨人，屬於丹東一派，1794年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由羅伯斯庇爾批准，而羅伯斯庇爾和德穆蘭是同窗好友。赫爾岑在這裡讚揚羅伯斯庇爾，實際上也是讚揚別林斯基。 3 傳說古希臘有七位哲人，他們的言論構成了生活中的各種格言。 4 布爾梅斯特（1709—1785）和沃爾弗（1679—1754）都是德國哲學家，他們的著作曾被用作俄國的教科書。 5 尼古拉一世於1844年把皇村學校從沙皇村遷到了彼得堡。 6 皇村學校一個學生怎樣進入莫斯科大學的故事，充滿了尼古拉時代的獨特風味，我不能不在這裡把它敘述一下。皇村學校每年都要慶祝它的校慶，這件事已因普希金的幾首詩而聞名天下。這一天由於同學的分離，畢業生的返校，通常是允許青年人飲酒作樂的。一次校慶時，一個還沒畢業的學生鬧著玩，把一個酒瓶扔到牆上，不幸正好扔在一塊大理石板上，那上面刻著金光閃閃的幾個大字：「皇帝陛下於某年臨幸巡視……」大理石打碎了一角。訓育員跑來，把學生大罵一頓，要趕走他。青年人當著同學的面，下不了台，又喝了酒，一時性起，把訓育員的手杖奪過來，抽了他一下。訓育員馬上向學校報告，學生被逮捕，關進了禁閉室。他的罪名是可怕的，不僅是毆打訓育員，而且是褻瀆和污辱了刻有聖上名字的石板。他極可能被送進兵營當兵，但一件不幸的事挽救了他。正在這時他的哥哥死了。母親悲痛萬分，寫信給他，說他現在是她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要他快些讀完書，回到她的身邊。皇村學校校長那時大概是布羅涅夫斯基，他看了這信很感動，決定搭救這個學生，不把這事報告尼古拉。他找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大公商量，大公命他把學生暗中開除，了結這事。青年人離校時拿到的證件規定他今後不得再進任何學校，這就是說，他的一切前途都給堵塞了，因為他不是很有錢的，而這一切只是因為損壞了一塊刻有皇帝名字的石板！何況這還是多虧上帝的特殊照顧，讓他的哥哥及時死了，才靠聞所未聞的將軍的慈悲胸懷，靠大公空前絕後的善良心腸辦到的！這位具有傑出才能的學生過了好久，才費盡周折爭取到了進莫斯科大學聽課的權利。——作者注布羅涅夫斯基（1797—1867），原為將軍，1840至1853年任皇村學校校長。 7 「浪漫主義」在這裡指唯心主義。赫爾岑一般用現實主義指唯物主義，用浪漫主義指唯心主義。 8 即米·謝·謝普金。 9 拿破崙於1816至1821年間流放在聖赫勒拿島時，常戴著闊邊帽、穿著襯衣在朗伍德海岬一帶徘徊。 10 指《聖經》中的使徒約翰。 11 指第二十九章《在友人墓前》的題詞。下面的詩句也引自《致伊斯坎德爾》（《我行走在空曠的平原上》）。 12 馬志尼（1805—1872），義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中民主共和派的領袖。沃爾采爾（1799—1857），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 13 指赫爾岑夫人與格拉諾夫斯基等的夫人之間發生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