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三十章

對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義——霍米亞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薩科夫——彼·雅·恰達耶夫 是的，我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我們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我們像伊阿諾斯1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2 《警鐘》第90期（紀念康·謝·阿克薩科夫專號） 1 除了自己的夥伴，我們還有對立面，那些我們友好的敵人3，或者準確些說，敵對的友人4，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義者。 我們之間的爭論早已結束，我們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們的對立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忠於各自的原則，必須這麼做。他們對我國歷史童年時代的幼稚崇拜，我們本可置之不問，但由於把他們的正教精神看得過於認真，由於他們在宗教上的偏執情緒（它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對科學和對分裂派的態度上），我們覺得必須起而反對他們。我們認為，他們的學說是給沙皇塗抹的新的聖油，給思想加上的新的鎖鏈，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會奴役制度發出的新的投降書。 我們長期不能理解俄羅斯民族及其歷史，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惡果。他們那種聖像畫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煙霧，妨礙了視線，使我們看不清民族的風習和農村生活的基礎。 斯拉夫派的東正教，他們那種復古的愛國主義，那種過甚其詞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極端的結果。他們的觀點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質方面，根本不在於東正教和獨特的民族性，而在於俄羅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這是他們從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保守思想，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傳統，對抗外來的影響。它含有猶太人的種族優越性觀念，貴族對純正血統和世家門第的自我吹噓。民族性作為旗幟，作為戰鬥口號，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外來壓迫的時候，才帶有革命的光輝。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誇張之辭，在義大利和波蘭是充滿詩意的，然而在德國卻是卑鄙的。 向我們證明我們的民族性，比向德國人證明他們的民族性更為可笑，因為連咒罵我們的人也並不懷疑它的存在，他們因恐懼而憎恨我們，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義大利一樣否定我們。我們需要用民族性來對抗德國化的政府及一切喪失民族氣節的人。這種內部鬥爭不可能達到史詩規模。斯拉夫主義作為一種流派，一種特殊的學說，它的出現完全合乎邏輯；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沒有東正教的神幡作旗幟，沒有《家訓》6及彼得大帝前純粹俄國式的艱苦卓絕的生活作理想，那麼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時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魎。他們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裡。他們的寶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價值不在於容器，也不在於形式。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把它們分開。 談到本國的歷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種族的其他各國。我們的斯拉夫派對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持同情態度，認為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記在那裡排外的民族主義才是深受外來壓迫的民族的呼聲。西方的泛斯拉夫主義誕生之初，即為奧地利政府當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風雨如晦的維也納會議7時期獲得了發展。這是一切復古和復舊的時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發臭的殭屍還魂的時期。這時出現了日耳曼主義，鼓吹要重建巴勃羅薩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太平盛世」，同時也出現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10。各國政府歡迎這一動向，它們本來就鼓勵各民族間的仇恨。人民群眾重又按種族關係結合，種族的紐帶收得更緊了，改善生活環境不再成為普遍的要求。國境變得更難跨越，民族間的聯繫和同情逐漸中斷。理所當然，得以抬頭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極無為、軟弱無力的方面，而且它們的活動只能限於考古性的學術研究和 詞源 學上的論爭。在米蘭和波蘭，民族性不可能局限於文字之爭，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義激發了俄國的斯拉夫種族觀念。 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不是作為一種理論，一種學說，而是作為一種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種模糊的回憶和忠貞的本能而出現的，這是對風行一時的外國影響的反抗，這種影響從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鬍鬚的時候就開始了11。 對彼得堡恐怖主義教化的反抗從未間斷；反抗者被處死，被肢解，被掛在克里姆林宮的雉堞上，由緬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當場射殺，這便是那些叛亂的狙擊兵14的命運——被投進彼得堡要塞的監獄中毒死，這也是阿列克謝太子15的遭遇。後來，這種反抗又表現為彼得二世時期的多爾戈魯基集團16，比龍時期的反德情緒17，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普加喬夫起義，在普魯士霍爾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當政時期，它還表現在葉卡捷琳娜二世這位德國東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現在依靠當時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麗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為她加冕之時，會殺盡一切德國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義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又是另一類斯拉夫主義者。 士兵們要求撤換巴克萊·德托利21，因為他的姓是德國姓，這些人是霍米亞科夫及其同夥們的前輩。 1812年的戰爭大大加強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但1812年的愛國主義沒有維護斯拉夫舊傳統的性質。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亞歷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們都能看到。一切強大民族遭受外來侵略時，都會激發一種力量，實際上愛國主義就是這種本能的表現；同時，這也是高昂的勝利感，進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論是貧乏的；愛國志士為了使人愛俄國歷史，不得不按照歐洲的方式表現這種感情。他們一般從法文中把希臘羅馬式愛國主義搬進俄文，這不外是這樣的詩句： 對於高尚的心，祖國是多麼寶貴啊！22 確實，希什科夫23當時已在喋喋不休，要復活古文體，但他的影響極其有限。至於真正的民族體裁，大概只有寫過告民眾書之類傳單的半法國人羅斯托普欽伯爵才知道。24 隨著戰爭之被遺忘，這種愛國主義也漸告平靜，最終或者蛻化為《北極蜂》25那種卑鄙下流、厚顏無恥的阿諛奉承，或者墮落成庸俗無聊的扎戈斯金26式愛國主義，把舒亞城吹成我們的曼徹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們的拉斐爾，大言不慚地誇耀刺刀，誇耀從冰天雪地的托爾尼奧綿延至叢山峻岭的塔夫利達的遼闊疆域……29 在尼古拉統治下，愛國主義變成了某種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為了適應它的世界主義性質，這股野蠻的風氣愈演愈烈，最後出現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風格發明的國歌30，按照席勒的風格描繪的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嚇怕了，為了與歐洲，與文明，與革命切斷聯繫，他從自己這邊樹起了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這三位一體的大旗。他按照普魯士軍旗的式樣繡制這面旗幟，把一切都拿來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說，粗俗的聖像畫，粗俗的建築術，烏瓦羅夫32，對合併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國》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與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義的匯合，對於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東正教作避風港。它們之間除了文字便毫無共同之處。莫斯科斯拉夫派誠然偏激和荒謬，但是沒有利害打算，與第三廳或當地警察局也毫無關係，當然，這對它並無幫助，它仍是非常荒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義者加伊35路過莫斯科，這個人後來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羅埃西亞族的鼓動家，但同時又與耶拉契奇36長官過從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輕信一切外國人；加伊不單是外國人，也不單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後者。因此他極易打動我們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們對達爾馬提亞及克羅埃西亞苦難深重的東正教弟兄的命運的同情。37幾天之內他就募集了一筆巨款，此外，莫斯科人還以支持全體塞爾維亞人和羅塞尼亞人的名義設宴款待加伊。席間，一位聲調及職業均屬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誠的東正教信徒，大概因頻頻為黑山族領袖，為一切偉大的波士尼亞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舉杯祝酒，以致熱血沸騰，即席吟詩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飲馬扎爾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頭腦還沒糊塗的人聽了這句話都很反感。多虧聰明機智的統計學家安德羅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詩人；他從椅上一躍而起，拿起餐刀說：「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離開一會兒；我忽然想起，我的房東，製造樂器的老技師迪茨是德國人，我得趕緊去宰了他再來喝酒。」 一場哄堂大笑使憤怒化為烏有。 就是在這一群要以鮮血來祝酒的夥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諾夫哥羅德期間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熱的，一般說來喜歡論爭，在別林斯基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後39，這種特點尤其有所發展；但在這以前，恰達耶夫的《書簡》轟動一時40，已使他們不得不緊密團結，大聲提出自己的意見了。 恰達耶夫的《書簡》仿佛是最後的判決，一條界線。這是黑夜中發出的槍聲；也許它宣告了什麼東西的覆滅和死亡，也許它是信號，求救的呼聲，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來的通知，但不論怎樣，必須醒來了。 一份評論月刊上的兩三頁篇幅，能起什麼作用呢？然而語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個不習慣於發表獨立見解的、沉默無聲的國家內，幾頁文字便發生了這麼大的力量，恰達耶夫的《書簡》震動了整個俄國思想界。它對此是當之無愧的。《聰明誤》之後，沒有一部文學作品發生過這麼強烈的影響。它們之間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時期已兩面碰壁。堅強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亞，留下的空白點後繼無人。思想在苦悶中探索，但還一無所獲。講話是危險的，而且也無話可說，就在這時，一個陰鬱的影子驀地悄悄升起，要向公眾安詳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拋在後面吧41。 1836年夏，我靜坐在維亞特卡的書房中，郵車驛員給我送來了最新一期《望遠鏡》。只有嘗過流放的滋味，在窮鄉僻壤生活過的人，才會理解 新書 的意義。自然，我丟下一切，動手裁開《望遠鏡》的書頁。《哲學書簡》是寫給一位夫人的，沒有署名。腳註 中說 ，這些信是一個俄國人用法文寫的，即是說，它是譯文。這一切使我對它不感興趣，我開始讀「評論欄」和「雜文欄」。 最後才輪到《書簡》。讀了二三頁，我已被它那嚴肅悲痛的語調吸引住了：每句話都散發出一種已經冷卻、但仍余恨未消的鬱積的憂憤情緒。只有經過長期思考、反覆思考、感受過許多切身體驗的人，才能這麼寫；這不是從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得到的觀念……我往下讀， 《書簡》變得高大了，成了對俄羅斯的陰森逼人的控訴書，一位歷盡憂患、想把心頭積壓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議書。 我兩度掩卷嘆息，讀不下去，想讓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後重新往下讀。這篇用俄文發表的無名作者的文章……幾乎使我發狂。後來我把《書簡》讀給維特貝格聽，讀給維亞特卡中學的青年教師斯克沃爾佐夫聽，然後又獨自誦讀。 同樣的情形很可能也發生在各省各縣，發生在首都和老爺們的住宅中。幾個月之後，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長期與人民隔絕的那部分俄國人，在單調乏味、無所作為、不能提供任何補償的桎梏下，默默無聲地忍受著苦難。每人感到了壓力，每人有話要說，然而大家沉默著。最後來了一個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講出了這些話。他的話句句沉痛，沒有一線光明，他的觀點也沒有一線光明。這就是恰達耶夫的《書簡》，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聲，對彼得的俄國的譴責——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難道這種現狀曾憐惜和寬容過作者或任何人嗎？ 自然，這聲音必然引起人們的反對，否則它就變得完全正確了，它是這麼說的：俄國的過去是一片空白，現在暗無天日，將來也毫無希望，這是「喪失理智，是給人民的嚴峻教訓，表明閉目塞聽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責難；預知消弭矛盾的辦法，這不屬於懺悔和抗議的責任，否則認罪變得無關緊要，贖罪也只是虛偽的空話了。 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一時間，這兇險的聲音驚醒了所有的人，連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嚇了一跳。大家驚訝不安，多數人覺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來個人向作者大聲喝彩，熱烈鼓掌。客廳的議論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繼之而來。首先發難的是德國人出身的俄國愛國者維格爾，他是因普希金的諷刺詩才從反面名噪一時的。43 雜誌隨即被封閉；擔任圖書審查官的莫斯科 大學 老校長博爾德列夫被撤職；發行人納傑日金44被流放到烏斯季瑟索利斯克；恰達耶夫則由尼古拉下令宣布為瘋子，並被迫具結永不寫作。每逢周末，醫師及警察局長務必光顧一次，為他檢查身體，向上呈報，即根據皇上的詔令，提出由本人簽字的五十二份假診斷書；這不失為聰明而合乎道義的辦法。他們當然受到了懲罰；恰達耶夫對他們怒目而視，毫無懼色，把這種把戲看作獨裁政權實際已經發瘋的表現。醫師和警察局長始終不敢透露他們光顧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與恰達耶夫見過一面。那是在奧加遼夫被捕的當天。我已談過，這一天米·費·奧爾洛夫家舉行宴會。賓客到齊後，進來一個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與眾不同，顯得風度翩翩，個性鮮明，這必然會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奧爾洛夫拉住我，給我介紹；這便是恰達耶夫。這初次會面，我印象不深，對他也並未留意；他與平時一樣，態度冷漠，嚴肅，才氣煥發，憤世嫉俗。飯後，奧爾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婭對我說： 「您為什麼這麼悶悶不樂？唉，青年人，青年人，你們現在怎麼都變得這樣啊？」 「您以為，」恰達耶夫說道，「我們現在還有青年人嗎？」 他留給我的印象就是這些。 回到莫斯科後，我與他接近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保持著最友好的關係。 恰達耶夫那憂鬱而獨特的姿態，在暗淡沉悶的莫斯科上流社會中顯得很不調和，似乎是對它的一種悲痛的譴責。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輕浮的樞密官、滿頭白髮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廢物中間，我喜歡看到他。不論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馬上可以發現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齡而變形，穿得總是十分整齊；當他沉默不語的時候，他那柔和蒼白的臉毫無表情，仿佛這是蠟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額像禿頂一樣大」45，灰藍的眼睛露出傷感的神色，同時顯得那麼善良，薄薄的嘴唇卻相反，總是掛著譏嘲的微笑。十年來，他合抱著雙手，站在某個圓柱旁邊，站在林蔭道的樹木下，站在客廳、劇場和俱樂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議一樣，凝視著周圍那擾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眾生，他變得喜怒無常，性情怪僻，與社會落落寡合，又無法與它決裂，於是他講出了心中的話，而把熱情安詳地隱藏在冰層下，就像把它隱藏在麵皮下一樣。接著他又沉默了，又顯得怪僻、不平、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視著莫斯科社會，但依然無法拋棄它。不論年老的，年少的，都覺得與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辦；不知為什麼，大家怕接觸他那毫無表情的臉，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憂傷的嘲笑，那鄙視而寬容的神態。是什麼使他們接待他，邀請他……甚而登門拜訪他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恰達耶夫並不富裕，特別是在晚年；他也沒有地位，不過是退職的騎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庫爾姆鐵十字勳章。他確實像普希金說的： 在羅馬可以成為布魯圖46， 在雅典可以成為伯里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權的壓制下， 他只是一名驃騎兵軍官……48 與他來往，在手握生殺大權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個人的名譽。他的聲望從何而來？為什麼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磣的小書齋，會使英吉利俱樂部的「名流」，特維爾林蔭大道的顯貴趨之若鶩？為什麼時髦的夫人們要走進陰沉的思想家的隱修室？為什麼對文人的事一竅不通的將軍們，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必須登門拜訪這位老人，裝模作樣冒充斯文，然後又把恰達耶夫針對他們講的話拿來鸚鵡學舌？為什麼那位古怪的「美國人」托爾斯泰49，那位踐踏波蘭文化的野蠻的侍從將軍希波夫50，也會出現在他的家中？ 恰達耶夫不僅不對他們讓步，還捉弄他們，使他們隨時感到他與他們之間的距離。51當然，這些人去拜訪他，邀請他出席自己的晚會，是出於虛榮心，但問題不在這裡；主要是這無異於公開承認，思想已成為一種力量，應該受到尊重，哪怕它違背聖上的旨意。「精神錯亂」的騎兵大尉恰達耶夫成了公認的權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錯亂」的權力就降低一分。 恰達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點，他憤世嫉俗，放任不羈。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獨尊，我看是舉世無雙的，正因為這樣，它有些像外省社會，顯得鼠目寸光，自以為是。在這裡，一個五十歲的老人，幾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無財產，整天苦思冥想，牢騷滿腹，怎麼會沒有自己的習慣，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謝苗諾夫事件52發生時，恰達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記得，那時皇上在維羅納或亞琛參加會議53。瓦西里奇科夫派恰達耶夫呈送報告，他不知怎麼遲到了一兩個鐘頭，落在奧地利公使勒布采爾騰54的使者後面。沙皇那時完全醉心於梅特涅的反動政策，而梅特涅對謝苗諾夫事件抱著幸災樂禍態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對恰達耶夫極不客氣，一邊罵一邊生悶氣，後來自知失禮，下令讓他當侍從武官；恰達耶夫謝絕了這種榮譽，只提出一個要求：辭職。當然，這極不得皇上的歡心，但辭職被批准了。 恰達耶夫放棄繡金制服之後，並不急於回俄國，卻開始研究學問了。亞歷山大駕崩，發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達耶夫不在國內，使他避免了必然會遭遇的厄運55，他是在1830年前後回國的。 在德國，恰達耶夫與謝林來往密切；後來他之傾向神秘主義哲學，大概謝林的影響是一個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來源於這種哲學，並成為他終生的信仰。在《書簡》中，他把俄國的災難一半歸罪於希臘教會，歸罪於它脫離了無所不包的西方統一體。 這種意見不論我們看來如何奇特，但不應忘記，天主教本身具有極大的伸縮性。拉科代爾56一面宣傳天主教社會主義，一面仍是多明我會57修士，他的助手謝威仍是《人民之聲報》58的編者。其實新天主教不比修辭上的自然神論遜色，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種溫和的神學，屬於受過教育的市民的思想範疇，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無神論」。 如果在1848年之後，在費爾巴哈和蒲魯東之後，在庇護九世59和拉梅內60之後，還可能有龍格61和畢舍62的追隨者，如果一個最強大的政治派別也得在自己的旗幟上塗上神秘主義的色彩，如果直到現在還有密茨凱維奇和克拉辛斯基63這些人在繼續宣傳彌賽亞救世主義，那麼恰達耶夫從20年代的歐洲，把這類學說攜帶回國，就毫不足怪了。我們對那時的歐洲已有些忘記，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貝爾64的《歷史》，摩根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亞尼66的《回憶錄》，拜倫和萊奧帕爾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這是一個烏雲密布的歷史時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宮，一面是野蠻的君主主義在無恥地誇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義在以憲章為遮羞布，偽裝貞潔。至多只能偶爾聽到幾聲希臘民族解放鬥爭的歌聲，坎寧68或魯瓦耶-科拉爾69的幾句慷慨激昂的言辭。 在新教的德國，那時天主教派別形成了，施萊格爾70和利奧71改變了信仰，老楊恩72等人大談什麼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人們在中世紀和神秘主義中逃避現實，讀艾卡茨豪生73的書，研究催眠術和霍恩洛厄74的奇蹟。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敵，可是它的復興也得力於他，正如得力於對當時死氣沉沉的時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內一樣。 這種天主教對一個俄國人必然發生更大的影響。它表面上具備俄國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國與世隔絕，只是在物質權力的壓制下，靠自己的觸鬚在探索道路。西方教會那種嚴格的教規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種獨行其是的徹底性，那種實際的運用，那種堅守不渝的信念，那種認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恆幻景，自己的向羅馬和全世界75，自己對世俗權力的輕視，使一切矛盾化為烏有的假象，對一個熱血奔騰、在成年時期開始接受嚴肅教育的人，是極易發生壓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達耶夫回國時，在俄國遇到的是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氣氛。我儘管年輕無知，但我記得，隨著尼古拉皇朝的到來，上層社會的墮落如何怵目驚心，它變得更卑賤，更奴顏婢膝了。亞歷山大時期貴族的獨立精神，近衛軍的豪邁氣概，1826年後已蕩然無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長，但還缺乏自覺性，還像孩子一樣光著脖子在玩樂，或者在寄宿學校和皇村學校讀書。有些青年文學家已開始試探自己的力量，練習寫作，但還沒有嶄露頭角，環境也與恰達耶夫當年的社會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單影隻，後來與普希金在一起，成了兩人，最後與普希金和奧爾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這二人辭世後，恰達耶夫常指著沙發背後牆上兩個不大的黑影說，他們的頭就靠在這兒！ 把普希金給恰達耶夫的兩首書翰詩對照一下，真使人無限感傷，變化的不僅是他們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先是滿懷希望向前猛進，然後給無情地拋在後面。青年普希金對自己的友人說：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會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國會從酣睡中醒來， 而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人們會把我們的名字寫上。76 但是朝霞沒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寶座，於是普希金寫道： 恰達耶夫，往事可還記得？ 曾幾 何時我懷著青春的狂熱， 要把災難深重的名字， 呈獻到另一片廢墟上？ 如今心靈的火已被風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懶散和寧靜， 但在令人感奮的回憶中， 我要在神聖的友誼之石上， 刻寫我們的姓名！77 恰達耶夫那種絕望的觀念，是他對俄羅斯生活的一種報復，他對它發出了深思熟慮的、飽經憂患的詛咒，要用它總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和俄國歷史的一整個時期。對斯拉夫派說來，世上再沒有比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憤萬分地褻瀆了他們所寶貴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達耶夫常說：「每個外國人到了莫斯科，就給帶去參觀它的大炮和大鐘，但大炮已不能發射，大鐘也已搖搖欲墜。在這個驚人的城市裡，值得一看的竟只是這些破爛。也許，這座沒有鍾舌的大鐘便是這個默默無聲的大國的象徵，住在這裡的種族雖然自稱為斯拉夫人78，卻仿佛對人類之有語言感到十分驚訝。」79 俄羅斯生活像叫人納悶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視眈眈的監督下，在軍用大衣的覆蓋下蒙頭大睡，恰達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樣站在它面前，同樣發出了疑問：「今後怎麼辦？不能這麼生活下去：現狀的沉悶和荒謬已一目了然，再也無法忍受，但出路在哪裡呢？」 「沒有出路。」彼得時期的人80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亞歷山大時期相信俄國將沿著歐洲的道路發展，但現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個世紀的努力毫無實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壓迫手段，教會成了警察的保護傘，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壓迫再壓迫。「其他民族的歷史是它們的解放記錄，俄國的歷史卻是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發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們變得更壞，成了最可恥的東西：文明的奴隸。在這苦悶混亂的精神狀態中，我們受夠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們，政府打擊我們，現在該休息了，該讓和平降臨到心靈中，找個地方躺下了……這無異是說「該安息了」，於是恰達耶夫企圖在天主教會中，為一切歷盡辛酸苦難的人們找到許諾給他們的安寧。 從復辟時期81表現出來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從彼得的俄羅斯的角度看，這觀點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對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們的出發點是對人民活的靈魂懷著忠誠的信念，他們的直覺比他們的理性更敏銳。他們明白，俄國的現狀儘管已病入膏肓，但還不是絕症。恰達耶夫認為，個人的得救尚有一線希望，民族則不然，斯拉夫派卻明確表示，為現代生活所俘虜的個人必然滅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說：「出路在我們這兒，出路在於拋棄彼得時期，回到被外國文化和外國政府所隔絕的人民中去，恢復古風舊習！」 但歷史是不會倒轉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遠不需要舊的衣衫。一切復古，一切復辟，始終只是假面具。我們已見到兩次：法國正統派未能復活路易十四的時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復到熱月八日以前82。事實勝於雄辯，那是斧頭也砍不掉的。 何況我們也無古可復。彼得以前的俄國生活是醜陋的，貧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復的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雖然他們並不承認這一點。否則，他們的一切復古意圖，對古代風俗習慣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現代農民服裝，偏要恢復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該如何解釋呢？ 在整個俄國，除了斯拉夫派，誰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正如恰達耶夫講笑話時說的，康·阿克薩科夫穿著民族服裝在大街上走過，老百姓都以為他是波斯人。 他們對回到民間去的理解也極膚淺，與西方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個現成的固定的東西。他們認為，接受人民的偏見就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犧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發展這種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攏的偉大行動。由此就產生了對儀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盤照搬；在樸素的信仰中，這些儀式是動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圖，它們就成了對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間去之所以不切實際，最好的證明即在於他們絲毫沒有激起人民對此的同情。無論拜占庭教會，還是多棱宮84，都不能對斯拉夫世界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東西。回到農村和勞力組合，回到村社大會和哥薩克自由體，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這一切決不是為了使它們停滯不動，變成凝固的亞細亞社會，而是為了發展和解放它們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清除一切雜質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們上面的浮肉——當然，我們的使命便在這裡。但是不應該產生誤解，這一切已大大超出國家的範圍；莫斯科時期正如彼得堡時期一樣，對此極少幫助，它也決不比後者優越。彼得只是把諾夫哥羅德市民議會的大鐘85改鑄成大炮，把它從鐘樓上取下的還是伊凡·瓦西里耶維奇86；彼得的戶口調查87隻是鞏固了農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諾夫88開始實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沒有民選稅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體罰也淵源久遠，早在用樹條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錯誤在於他們認為，俄國有過獨特的發展道路，只是被各種事件掩蓋了，最後到了彼得時期才被切斷。其實這種發展道路俄國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那現在來到我們頭腦中的東西，那開始在思想和預感中閃現的東西，那未被意識到的存在於農舍和田野中的東西，只是現在才在歷史的園地上萌芽，而這片園地是經過了二十代人的鮮血、眼淚和汗水的灌溉的。 這是我國生活方式的基礎，它們不是回憶，不是寫在編年史上的東西，而是現實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們只是在建立統一國家的艱苦歷史過程中保全下來的，並在政府的壓力下幸免於難，然而沒有得到發展。我甚至懷疑，沒有經過彼得時期，沒有獲得歐洲文化的養料，它們是否具備發展的內在力量。 這種生活方式的基礎依靠本身是不夠的。印度自古以來直至今日，始終存在著以分配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共同體，與我們的村社極為相似。然而它並未使印度獲得遠大的發展。 只有西方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強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會中酣睡的種子發芽生根。勞動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製度，村民大會和以若干村莊聯合構成的自治性行政單位——這一切都是基石，我們未來自由村社的大廈就要建築在這些基石上。但基石畢竟只是基石……沒有西方的思想，我們未來的大廈將始終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會性的東西，命運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結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體中，便是成為共產主義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聖靈一樣，不能找到一個血肉之軀。 斯拉夫人敏於感受的天性，他們的「女性氣質」，缺乏首創精神，強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們首先成為需要依賴其他民族的一種民族，他們不能完全獨立。如果無依無靠，斯拉夫人便會像一位拜占庭編年史家所指出的，「為自己的歌聲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別人驚醒，他們即會緊跟到底；沒有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思想會這麼深刻而完整地吸收過來，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變，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們之間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斯拉夫族這種富於同情、易於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須獻出自己，追隨別人。 為了形成一個公國，俄羅斯需要瓦蘭人90。 為了成為一個國家，它需要蒙古人。 歐羅巴主義使它從莫斯科王國發展成了龐大的彼得堡帝國。 「但是斯拉夫人儘管接受能力強，他們不是處處表明，他們完全無力建立當代歐洲的國家秩序，經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藥的專制主義，或是弄得混亂不堪，束手無策嗎？」 這種無能和不足之處，在我們看來，正是偉大的天賦優點。 整個歐洲現在已到了需要專制主義的地步，否則在力圖建立新秩序的社會思潮的進攻面前，它便無法維持當代的國家生活，因為儘管西方提心弔膽，百般防範，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這種新秩序。 曾有一個時期，半自由的西方對壓在沙皇寶座下的俄羅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則望著幸福的兄長們嘆息不已。這個時期過去了。大家已在向奴隸制度看齊。 我們現在面臨一大奇蹟：那些還保持著自由機構的國家，也對專制主義不勝嚮往。在君士坦丁大帝91時代，自由的羅馬人為了逃避苛捐雜稅，主動要求貶為奴隸，但那時以後，人類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專制主義或社會主義——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歐洲表明，它對社會變革已經完全無能為力。 我們認為，對這種變革，俄國還不致那麼無能為力，這是我們與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們對俄國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這上面。那是從1848年底起我就開始鼓吹的。 歐洲選擇了專制主義，挑中了帝國。專制主義便是軍事體制，帝國便是戰爭，皇帝便是軍事統帥。一切披上了戎裝，只等戰爭爆發，但真正的敵人在哪裡呢？國內——在下面，在底層；國外——在涅曼河92那邊。 戰爭現在開始了93，它可能出現休戰狀態，但在全面變革開始前不會結束，只有全面變革才是重新洗牌，開始新的一局。歐洲有兩大歷史巨人94，他們是開拓全部西歐史的沙場老將，兩個世界，兩個傳統，兩種原則——國家和個人自由的代表，現在卻有一個默默無聲、既無旗號、又無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時宜地站了起來，脖子上套著奴役的繩索，粗暴地企圖闖進歐洲的大門，歷史的大門，他一隻腳跨到德意志身邊，另一隻腳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稱要步拜占庭的後塵。對這個第三者，兩位沙場老將不可能聽其自然，不予以迎頭痛擊。 這三者能否和解，較量之後，能否決一雌雄？俄國將被瓜分，還是衰老的歐洲從此墮入拜占庭的深淵？它們能否彼此伸出手來，洗心革面，開始新的生活，攜手前進，還是將無休無止地廝殺？只有一點我們可以知道，而且也不會從未來幾代人的意識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羅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發展是與西歐社會主義的理想一致的。 2 我從諾夫哥羅德回到莫斯科，發現兩個陣營已壁壘分明。斯拉夫派戒備森嚴，作好了戰鬥部署；它的輕騎兵由霍米亞科夫率領，非常遲鈍的步兵則以舍維廖夫95及波戈金96為首，此外還有前沿狙擊兵和志願兵；它的雅各賓極左派否定基輔時期97以後的全部歷史，它的吉倫特溫和派則只否定彼得堡時期。他們在大學裡有自己的講台，在社會上有自己的月刊98，儘管這月刊常常拖到兩個月以後才出版，但總是出版了。這個大本營中有黑格爾派東正教徒，拜占庭神學家，神秘主義詩人，許多閨閣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們的戰爭成了莫斯科文學沙龍的重要話題。一般說來，俄國當時正進入對智力活動發生濃厚興趣的時期，那時因不能接觸政治，文學問題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優秀作品的誕生99是一件大事；批評和反批評爭論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從前的英國人或法國人注視議會的辯論一樣。社會活動的其他一切領域遭到壓制，知識階層只得在書籍世界中尋找出路，事實上也唯獨這個世界還隱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對尼古拉專制暴政的抗議，這種抗議在他死後才變得比較公開和響亮。 莫斯科社會通過格拉諾夫斯基，對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對解放頭腦並為此而進行鬥爭的思想，發出了歡呼。通過斯拉夫派，它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對彼得堡的比龍式傲慢態度發出了抗議。 在這裡我必須聲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兩個圈子，它們構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兩極，因此我談的也只限於它們。起先我的周圍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葉卡捷琳娜時期的近衛軍軍官，我父親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參政院當作避風港和養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後來我又認識了一個年輕的莫斯科，文學界的上流社會，我要談的只是這部分人。那些拿過筆和劍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級穿戴整齊之後走進墳墓，他們的兒子或 孫子 卻不想爭取任何官銜，一心「讀書和思想」，至於在這兩代人之間保持著或存在著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個中間地帶是真正的「尼古拉羅斯」，一個平凡庸俗的世界，既無葉卡捷琳娜時期的獨立精神，1812年的大無畏氣概，也沒有我們的追求和興趣。這是可憐的一代，被壓垮的一代，只有幾個殉難者在那裡掙扎，喘息，最後死亡。我談到莫斯科的客廳和餐廳，是指普希金曾經主宰過的那些地方；在那裡，我們還能聽到十二月黨人的聲音；在那裡，格里鮑耶陀夫發出過微笑；在那裡，米·費·奧爾洛夫和阿·彼·葉爾莫洛夫由於在宮廷失寵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後，在那裡，霍米亞科夫從晚上九時一直辯論到清晨四時；在那裡，康·阿克薩科夫拿著摩莫卡皮帽為莫斯科大聲疾呼，儘管誰也沒有攻擊它，每逢拿起香檳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禱，儘管大家知道這一點；在那裡，列德金為了增進黑格爾的榮譽，論證了上帝作為個體的存在；在那裡，格拉諾夫斯基侃侃而談，發出了堅定的聲音；在那裡，大家懷念著巴枯寧和斯坦克維奇；在那裡，恰達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蠟像似的柔和的臉，發出尖刻的諷刺，惹怒了驚慌失措的貴族和斯拉夫派東正教徒，他的諷刺總是具有獨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層冰冷的外衣；在那裡，老當益壯的亞·伊·屠格涅夫100談笑風生，歐洲的一切名流，從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謝林和拉埃爾·瓦恩哈根102，無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裡，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論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聽謝普金講故事；最後，別林斯基有時也會像康格里夫103的燒夷彈一樣突然飛進屋裡，把遇到的一切統統燒成灰燼。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與其說都市化，不如說更為鄉村化，只是老爺們的住宅彼此連接罷了。這兒的人當然不會千篇一律，不同時代、不同教養、不同階層、不同經緯度的俄國人，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們104在這兒安度晚年，但不僅他們，這裡還有弗拉基米爾·連斯基和我們的怪物恰茨基105，至於奧涅金，那太多了。他們可幹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閒，無憂無慮，得過且過。地主的放任不羈，說句老實話，我們是欣賞的；這中間包含著某種氣魄，是我們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種奴顏婢膝的買賣人氣質（在達什科娃的《回憶錄》中，維爾蒙特小姐曾提到這一點，我自己也還見到過）在現在談到的這些人中間是沒有的。構成這個社會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安慰親屬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學家和教授們。這個社會是自由的，各種關係還沒有凝固，各種習慣也還沒有成為清規戒律，因而與從前歐洲的生活不同；同時，它還保存著西方彬彬有禮的傳統，這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養，可是在西方已每況愈下；此外，它還雜有斯拉夫人隨心所欲、有時甚至放縱逸樂的脾性，這構成了莫斯科社會獨樹一幟的俄國特色，也使它十分傷心，因為它夢寐以求的就是與巴黎看齊，但這個願望大概只能是願望而已。 我們所知道的歐洲還是從前的歐洲。一提起它，我們就想到伏爾泰在巴黎的沙龍中執牛耳的時代，那時，聽狄德羅的辯論不過是家常便飯；那時，大衛·休謨106的蒞臨巴黎竟使整個社會為之轟動，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對他百般奉承，競相賣弄風情，致使她們的另一個寵兒格林107大為惱火，認為這簡直不成體統。我們的腦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爾巴赫男爵108的晚會， 《費加羅》初次上演的盛況，那時，全體貴族整整幾天站在那兒排隊買票，時髦的夫人們不惜以乾糧代替午餐，只為了要弄到一個座位，看一下一個月後將在凡爾賽宮上演的這齣革命戲劇（由普羅旺斯伯爵，即後來的路易十八109飾演費加羅，由瑪麗·安托瓦內特110飾演蘇姍娜111！）。 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不僅18世紀的那些客廳不復存在——這是一些奇怪的客廳，在珠光寶氣、花團錦簇中間，貴族用自己的縴手和乳汁哺育和養大了一頭小獅子，這就是後來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廳，例如斯塔爾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廳，也已收場了，在那裡聚會的是貴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學家和政治家。現在他們卻怕文學，而且文學也根本不再存在；黨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見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會集在一間屋子裡。 恢復原來意義上的「客廳」的最後一次嘗試失敗之後，它就隨著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爾芬·蓋113用盡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強相安無事，保持體面的和平。這種一觸即發的、緊張的休戰狀態，決不能帶給人任何快樂，主人送走客人之後，只覺得精疲力盡，倒在沙發上，感謝上帝，這一晚總算太平無事，沒有出什麼亂子。 確實，今天在西方，特別在法國，文人的清談，優美的風度，高雅的儀態，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馬蜂窩用皇帝的龍袍覆蓋之後，小市民將軍們，小市民部長們，小市民銀行家們便尋歡作樂，成百萬地賺錢，成百萬地花錢，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他們需要的不是輕快的談話，而是豐盛的酒肉，庸俗豪華的生活，在這裡，正如在第一帝國時期115一樣，黃金代替了藝術，賣淫婦代替了貴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學。 社會的瓦解不限於巴黎一地。喬治·桑在諾昂116是周圍一切鄰居活動的中心，凡是與她認識的，不論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禮節，隨隨便便，非常融洽地度過一個晚上。那裡有音樂，有朗誦，有戲劇即興表演，最重要的是喬治·桑本人也參加這些活動。但是1852年後，氣氛開始變了，好心的貝里人已經不是為了休息和 談天 來串門，他們眼色兇惡，心中充滿怒氣，不管當面背後，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擔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種輕鬆愉快、說說笑笑、無拘無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經常忙於調停紛爭、解釋誤會的喬治·桑，對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討厭，終於取消了諾昂的這種晚會，把接待的客人縮小到只限於兩三位老朋友…… ……據說，現在莫斯科（年輕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沒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後，它的大學也退化了，而在農奴解放問題面前，它的地主性質又顯得過於刺目，它的英吉利俱樂部也愈來愈缺少英國風味，索巴凱維奇在那裡大叫大嚷，反對解放運動，諾茲德廖夫117則聲嘶力竭，要保衛貴族「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這樣的，這個莫斯科曾積極參與擁護或反對男用平頂皮帽的活動；太太小姐們細心閱讀非常枯燥的文章，靜聽漫無止境的辯論，還親自發言，擁護康·阿克薩科夫，或者擁護格拉諾夫斯基；她們覺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薩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諾夫斯基則太缺少愛國精神。 在一切文學和非文學性晚會上，論爭一再展開。我們在這些晚會上見面，一星期大約兩三次，星期一在恰達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韋爾別耶夫118家，星期日在葉拉金娜119家。 除了參加辯論的人，除了持一定觀點的人，還有些人是出於好奇心出席晚會的，其中甚至有婦女。他們坐到深夜兩點，看這些鬥牛士怎樣廝殺，誰勝誰敗。他們來聽辯論，就像從前去看拳擊，或者上羅戈日門外的競技場一樣。 在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一邊，眾人矚目的穆羅姆人·伊利亞120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霍米亞科夫，正如他的手下敗將莫羅什金121說的，他是「當代的雄辯家高爾吉亞」122。這人頭腦發達，靈活，辦法多，而且不擇手段，記憶力強，思想敏捷，一輩子就是在熱烈而不知疲倦地與人論爭。這個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殺，進犯和追擊，諷刺挖苦，引經據典，威脅恐嚇，直至把對方逼進森林，不討饒就休想脫身——總之，為信仰戰鬥的，只得放棄信仰，為理論戰鬥的，只得拋棄理論。 霍米亞科夫確實是危險的對手，一個老練的、喜歡爭鬥的辯證法家，對方的一點疏忽，一點退讓，都會被他利用。這個才能非凡、學識淵博的人，像中世紀的騎士守衛聖母一樣，連睡覺也不卸下武裝。不論白天黑夜，他隨時準備迎接錯綜複雜的辯論，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觀點旗開得勝，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從拜占庭神學的決疑法，到中世紀法學家詭計多端的奧妙花招。他的反駁往往披上偽裝，把人弄得眼花繚亂，無計可施。 霍米亞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經常運用這種力量。他是靠口若懸河征服對方，靠博古通今壓倒對方，靠冷嘲熱諷威脅對方，使他們終於對自己的觀念和信仰產生動搖，發生懷疑：我自己的東西果真完美無缺嗎？他善於把半路停頓的人捉住，放進雄辯的熔爐中折磨，嚇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們手足無措；在這一切進行中間，他臉上總是露出仿佛真誠的微笑。我說「仿佛」，因為他那張略帶東方情調的面孔，總有一種叫人捉摸不透的東西，那種幼稚的東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國式心計的混合物。一般說來，他以詭辯取勝的時候多，以理服人的時候少。 他的哲學論辯的實質在於：他否認靠理性獲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認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幫助幼芽或種子發展，而幼芽或種子本身則另有來源，而且已初具規模（即它們是神的啟示所給予，是信仰所產生）。如果理性無所依附，那麼它只能在空 虛中 徘徊，建立一些範疇，這樣，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則，但是永遠無法理解精神，也無法懂得不滅等等概念。霍米亞科夫就這樣打敗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學之間的人們。不論他們在黑格爾方法的程式中怎樣掙扎，建立什麼樣的體系，霍米亞科夫總是跟蹤追擊，最後，他們用邏輯公式蓋成的紙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們給他用腳一絆，不是栽倒在他們所恥與為伍的「唯物主義」上，便是落進他們簡直不敢設想的「無神論」中。霍米亞科夫勝利了！ 我聽過幾次他的辯論，發現了這種詭計。因此當我自己不得不與他較量的時候，第一次我就主動把他引向這些結論123。霍米亞科夫眯縫著斜眼，晃晃漆黑的鬈髮，預先露出了笑容。 「可您知道，」他突然說，仿佛這是一個新發現，「單靠理性不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發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無從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只是把它當作一種簡單的、接連不斷的，沒有目的的活動，它既可以繼續，也可以停止。既然這樣，您想證明，歷史不會在明天中斷，不會隨著人類和地球的滅亡而滅亡，就辦不到了。」 「我何曾對您說過我要證明這一點？」我回答他。「我完全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怎麼？」霍米亞科夫說，有些驚訝了。「您能接受殘暴之至的內在力量的這些可怕後果，居然無動於衷嗎？」 「我能，因為理性的結論不取決於我願意不願意。」 「哦，您至少是合乎邏輯的；然而，一個人要容忍您的科學的這些悲觀結論，聽其自然，內心會多麼痛苦啊！」 「您只要向我證明，您的『非科學』更為正確，我也會毫不掩飾、毫無畏懼地接受它，不論它把我引向哪裡，哪怕引向聖母大教堂也成。」 「這隻有信仰才能辦到。」 「但是，阿列克謝·斯捷潘諾維奇，您知道：『沒有是算不得過失的』。」 許多人（從前也包括我）認為，霍米亞科夫是為愛好辯論而辯論，其實他並無深刻的信仰。造成這錯覺的原因在於他的舉止，他那永恆的微笑，以及批評他的人的淺薄無知。我認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傳播他們的觀點方面，功勞都不如霍米亞科夫大。這個非常富裕、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獻給這種宣傳工作的。他笑也罷，哭也罷，都取決於他的神經，他的思維方式，他的環境對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應。這與信仰之是否深刻並無關係。 也許，霍米亞科夫靠永無休止的爭辯，靠既忙碌又清閒的論戰，填補了精神上的空虛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親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運，他們正是被這種空虛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歡樂的。 這兩個被尼古拉時代所斷送的人，他們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論戰的熱潮中，有時可能忘記這一點，而現在這已顯得無關緊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像悲傷的幽靈一樣，站在民族覺醒的大門口；他們得不到世人的承認，狷介不群，始終沒有拋掉身上的屍衣。 伊萬·瓦西里耶維奇那未老先衰的臉上，布滿苦難和掙扎的深刻痕跡，仿佛船舶沉沒之後，海上只剩下一片憂鬱而平靜的漣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記得在1833年，他曾滿腔熱情地編印《歐羅巴人》月刊124。已出的兩期是不錯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諾維科夫125的文章， 《朝霞》即被沒收，書報檢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獄。126《歐羅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嚴重損失，他意氣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發愁，周圍看不到一點出路，於是他忍耐不住，去了鄉下，克制著對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隱藏在心中。這個像鋼一樣純淨堅強的漢子，在可怕的時代中也生鏽了。十年後，他從與世隔絕的鄉村重返莫斯科時，成了神秘主義者和東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處境並不順遂。無論與他的朋友還是與我們，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與我們中間隔著一堵宗教的牆壁，而作為一個自由的嚮往者，作為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舊派教徒對歐洲全盤否定的態度。有一次他懷著深重的憂傷對格拉諾夫斯基說道： 「我的心與你們聯繫得更緊，但你們的信仰有許多我不能同意。我們的人在宗教觀念上與我比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與他們同樣存在不少分歧。」 事實上，他在家裡也悶悶不樂，十分孤獨。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維奇站在他身邊。弟兄倆在晚會或朋友的聚會中出現的時候，神色那麼憂鬱，仿佛眼淚還沒有干，仿佛昨天剛有災難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伊萬·瓦西里耶維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婦，或者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生活辜負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義，從前我與維特貝格在一起時也體驗過這種心情。他們兩人的神秘主義具有一種藝術意境，似乎真理並未因此消失，只是用離奇的形式和僧侶的長袍掩蓋著。沒有必要那麼冷酷，把一個人從夢中喚醒，除非他的精神錯亂採取了論戰的形式，或者與他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不協調都會引起痛心和不安的後果。 能講下面這種話的人是不應該反對的，他說：「一天我站在禮拜堂中，眼望著神靈的聖母像，思忖著那些向她祈禱的人們那種天真的信心；幾個生病的婦女，還有幾個老人跪在地上，畫十字，叩頭。後來我懷著熱烈的希望，諦視聖容，終於漸漸悟得了神力的奧秘所在。是的，這不僅是一塊畫像的木板……許多世紀以來，它繼續不斷地接受了這些誠摯的讚美，這些哀傷和不幸的人們的祈求，它必然充滿著力量，這力量從它發出，又反射在那些善男信女身上。它成了一種活的機體，創世主與凡人交會的地點。想到這裡，我又看了一眼那些老人，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婦女和孩子，那至高無上的聖像，這時我親眼看到，聖母的面容活了，她露出慈祥的笑容，望著這些平凡的人們……我不覺跪到地上，向她恭順地祈禱。」 彼得·瓦西里耶維奇更加不可救藥，在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路上走得更遠；他的天賦可能較低，但為人嚴正，一絲不苟。他與伊萬·瓦西里耶維奇或斯拉夫派黑格爾分子不同，不想在宗教及科學，西方文化及莫斯科民族精神之間和稀泥；恰恰相反，他否認一切和解。他獨立地、堅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既不挑起論戰，也不逃避論戰。他什麼也不怕，毫無保留地忠於自己的觀點，與它緊密溶合在一起，對當代俄國充滿憂慮和憐憫，這種忠誠使他心安理得。他的觀點正如他哥哥的一樣，萬難苟同，但也正如一切不知妥協的偏激之見一樣，是容易諒解的。我很久以後才能正確評價他觀點中的合理部分，這就是那種痛苦的、令人心灰意冷的對西歐社會狀況的認識，這是我們在1848年的風暴之後才明白的；但是他憑他悲天憫人的清醒頭腦預見到了這一點，憑他對彼得以西方的名義帶來的災禍的切齒痛恨和復仇心理領悟了這一點。因此，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與他的哥哥不同，他的東正教斯拉夫主義不想尋找什麼人道的宗教哲學，靠它來解決他對現實的不滿。不，他的陰森的民族主義全面而徹底地排斥西方的一切。 他們的共同不幸在於：他們生得太早或太遲。12月14日事件發生時，我們是孩子，他們已是青年。這點很重要。我們那時還在讀書，根本不懂得現實世界是怎麼回事，滿腦袋都是理論和幻想。我們是幼兒園中的格拉古128和里恩佐129，後來又局限於一個小圈子，在友誼中度過了幾年大學生活；走出高等學府的大門，我們又走進了監獄的大門。青年時代的監獄和流放，那無情的迫害和黑暗的歲月，對我們是極有益處的，這是一種鍛煉；監獄只能使軟弱的機體屈服，對於這類人，鬥爭只是年輕時期一瞬間的衝動，而不是一種才幹，一種內在的需要。對公開的迫害形成清醒的認識有助於增強反抗意志，成倍增長的危險也可以錘鍊毅力，鑄造個性。這一切使人深思，使人悵惘，使人激怒，使人憎恨，因此囚徒和流放犯不時會迸發強烈的憤怒，而從生活在庸俗沉悶的環境中的意氣消沉的自由人身上，往往只能看到那種無能為力、無動於衷的絕望和厭倦。 我們從流放地回來時，在文學界，在大學，在社會上，另一股潮流已開始興起。這是果戈理和萊蒙托夫的時代，別林斯基著書立說和格拉諾夫斯基等青年教授講學的時代。 我們的前人遇到的不是這樣一個時代；他們剛跨進成年時期，就聽到了警鐘聲，它向俄國宣告了佩斯捷利的死刑和尼古拉的登基。他們還太年輕，未能參與密謀，又已不是孩子，不能在學校安心讀書。他們遇到的那十年，是以恰達耶夫的陰森的《書簡》作尾聲的。當然，十年中他們不可能衰老，但是他們消沉了，睏乏了，被那個毫無生氣的、可憐的、懦弱的、卑躬屈膝的社會葬送了。這是青春的最初十年啊！於是他們不得不像奧涅金一樣羨慕癱瘓的圖拉省陪審官，像萊蒙托夫的佩喬林130一樣遠走波斯，像真的佩喬林131一樣皈依天主教；如果他們不想沉湎酒色，鞭打農奴，或者玩牌，那麼只得投進狂熱的東正教和發瘋的斯拉夫主義的懷抱。 霍米亞科夫一感到這種空虛，立即去歐洲遊歷，那是查理十世132治下那個醉生夢死、昏昏沉沉的時代。在巴黎寫完了已被遺忘的悲劇《葉爾馬克》之後，他回國了，在路上他與各種捷克人和達爾馬提亞人高談闊論，但回到國內，仍是那麼沉悶！幸而土耳其戰爭133爆發了，他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進了軍隊，前往土耳其。戰爭結束時，他完成了另一本已被遺忘的悲劇《冒名為王者德米特里》。還是那麼沉悶！ 在這沉悶，這憂鬱，這駭人的環境和駭人的空虛中，一個新的思想誕生了；它剛一露頭，便遭到了嘲笑；然而霍米亞科夫保衛它的決心更加強烈，與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的血肉關係也更加緊密了。 種子播下了；他們為培育和護理幼苗花盡了力氣。需要新的一代，那沒有受傷、沒有消沉的人，老師們歷盡艱辛苦難取得的思想，要由這些人予以繼承和發揚。一些青年人響應了他們的召喚，斯坦克維奇小組也有一部分人奔向他們，其中包括一些堅強的人物，如康·阿克薩科夫和尤里·薩馬林。 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不像霍米亞科夫一樣面帶笑容，也不像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一樣沉浸在沒有出路的悲嘆中。作為一個年富力強的小伙子，他急於創立事業。他的信仰中沒有探索者的猶豫彷徨，沒有荒漠中的傳教士的淒涼意識，沒有前途茫茫的哀嘆，沒有遙遙無期的憧憬，有的只是狂熱的信念，那種偏執、猛烈、片面、同時可以開拓勝利前景的信念。阿克薩科夫像一切戰士一樣，是片面的；懷著四平八穩的折衷主義是無法戰鬥的。他被敵對的環境所圍困，這環境是強大的，對他占有極大優勢，他必須從形形色色的敵人身邊殺出重圍，樹立自己的旗幟。在這裡是談不到寬容的！ 他的一生就是以俄羅斯民族不被承認的、受壓制的生活的名義，向彼得的俄羅斯，向彼得堡時期提出的無條件抗議。他的雄辯才能比不上霍米亞科夫，他也不是伊萬·基列耶夫斯基那樣的詩人式思想家，但是他可以為自己的信仰走進法場，走上斷頭台，而言語後面有了這點精神，它們就具備了驚人的說服力。他在40年代初大力宣傳農村共同體、村社和勞動組合。他使哈克斯特豪生134懂得了這一切，而且天真地身體力行，自己首先把褲腿塞進靴筒，穿上了斜領短衫。 「莫斯科是俄羅斯民族的首都，」他說，「彼得堡只是皇帝的駐蹕地。」 「請您注意，」我回答他，「它們的區別究竟多大：在莫斯科，我們得關進拘留所，在彼得堡，我們則被送進要塞的禁閉室。」 「阿克薩科夫終其一生都是熱情洋溢、光明磊落的小伙子；他容易激動，也容易使人激動，但他的心永遠是純潔的。1844年，我們的爭吵達到了頂點，不論是斯拉夫派還是我們，大家再也不願見面，一天，我在街上步行，康·阿克薩科夫坐了雪橇經過。我友好地向他鞠躬，他本想掉頭不顧，但突然喊住車夫，下了雪橇，向我走來。 「他說：『我見了您不理不睬，揚長而過，這會使我非常痛苦。您明白，自從您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之間發生了那一切以後，我不便再去看您。這非常可惜，但是沒有辦法。我希望與您握握手，互相告別。』他快步走回雪橇，但驀地轉身回來，我站在原地，心裡很憂鬱；他撲到我身上，摟住我緊緊親吻。我不覺流下了眼淚。在這個彼此失和的時刻，我多麼愛他喲！」135 這裡說的爭吵是我講過的那種論爭的結果。 格拉諾夫斯基與我在原則上不讓步，但還能與他們勉強和睦相處；我們沒有把不同意見當作個人問題。別林斯基的偏激和狂熱卻使他走得更遠，他的責備是辛辣的。他從彼得堡寫信給我道：「我天生是猶太人，不能與非利士人136同桌吃飯……格拉諾夫斯基想知道，我讀過他在《莫斯科人》上的文章沒有？沒有，而且也不想讀。你對他說，我不愛在骯髒的地點與朋友們見面，也不想在那兒與他們約會。」 但斯拉夫派也對他大肆攻擊。《莫斯科人》對別林斯基懷恨在心，對《祖國紀事》的聲望和格拉諾夫斯基講學的成就也十分惱火，因此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辯護，它特別不能寬恕別林斯基，直截了當地把他說成一個危險人物，破壞分子，「喜歡觀賞火災的人」。 然而， 《莫斯科人》主要是大學中斯拉夫派學究的喉舌。這一派人不僅可以稱作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稱作政府派。這是俄國文學界的一大新奇現象。我們的奴才們不是默不作聲，貪贓枉法，不通文墨，便是一邊詆毀別人的文章，一邊卻在效忠君主制的豎琴上大彈讚歌。 布爾加林和格列奇137不能作例子：他們騙不了誰，誰也不會把他們的奴才帽徽當作識別他們的意見的標誌。波戈金與舍維廖夫這兩位《莫斯科人》的編輯先生卻恰恰相反，是真心誠意的奴才。舍維廖夫不知是為了什麼，可能是受了他的一位祖先的感化，這位祖先在伊凡雷帝時期雖經嚴刑拷打仍口唱讚美詩，就差沒有恭祝暴虐的老皇上萬壽無疆了。至於波戈金，那是出於對貴族的憎恨。 歷史上，思想家與政府合作的事是有的，但這只是在政府起進步作用的時候，例如彼得一世時期，或者當它在保衛祖國的時候，例如1812年，或者當它在醫治戰爭的創傷，使它得到休養生息的時候，如亨利四世138時期，也可能在亞歷山大二世時期139。但是選擇俄國專制統治最沒有生氣、最缺乏遠見的時代，企圖以沙皇老爺作靠山，反對貴族個人的胡作非為，而這貴族又是同一沙皇政權所扶植和支持的——這做法本身就是荒謬而有害的。 有人說，忠於沙皇政府，取得它的保護，就可以更大膽地宣講真理。然而為什麼他們不講呢？ 波戈金作為教授是有益的；俄國歷史學已被卡切諾夫斯基140糟蹋得一無所有，現在波戈金給這片廢墟帶來了新的力量和並不全新的海雷恩141。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沒有多大意義，雖然他什麼都寫，甚至還用俄文寫過《葛茲·封·貝利欣根》142。他那生硬晦澀的文句，那種耳朵殘缺、肌膚不全、思想夾生的粗糙表現手法，從前不知怎麼感染了我，我模仿他的筆法寫過一篇《韋特靈君旅行筆記》。學區總監斯特羅戈諾夫看後說道： 「波戈金看了，也一定會以為是他自己寫的呢。」 舍維廖夫當了教授，可是大概什麼也沒幹成。至於他的文學論文，我簡直想不起其中有絲毫獨創的思想，獨立的見解。然而他的文體卻與波戈金的截然不同：浮誇空洞，像一塊海綿，一塊忘了加苦杏仁的沒有凝固的奶油杏仁凍，不過在他那層糖漿下還是潛伏著大量苦澀的、自命不凡的怨恨。讀波戈金的文章時，你老是以為他在罵街，不免要抬頭打量一下，屋裡有沒有夫人在場。讀舍維廖夫的文章，卻總覺得恍恍惚惚，像做夢一樣。 提起莫斯科雜誌界這一對難兄難弟的文章，不免要想起蓋奧爾格·福爾斯特143，他是庫克在桑威奇群島144的著名夥伴，也是羅伯斯庇爾在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145國民議會中的同志。這人在維爾諾擔任植物學教授時，聽到波蘭語有這麼豐富的子音，想起塔希提島的那些同伴幾乎只用元音講話，便說：「如果把這兩種語言混合起來，那將產生多麼響亮而流暢的語調啊！」 然而， 《莫斯科人》的這一對孿生子儘管文筆拙劣，仍不怕丟醜，不僅向別林斯基挑釁，還攻擊格拉諾夫斯基的學術講演。不幸的是他們總是那麼不知輕重，以致激起了所有正直人士的反對。他們譴責格拉諾夫斯基熱衷於西方的發展，熱衷於某種思想方式，而尼古拉正是為了要「糾正」這種思想方式才把人們套上鎖鏈，流放到涅爾琴斯克的。 格拉諾夫斯基接受了他們的挑戰，以勇敢而正直的反駁迫使他們羞愧得無地自容。他從講台上公開責問挑釁者：為什麼他應該憎恨西方，如果他憎恨它的發展，為什麼他還要在講台上講演它的歷史？格拉諾夫斯基說：「有人責備我把歷史只是作為闡述我的觀念的手段。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我有信仰，並把它們注入了我的講演中；如果我沒有這些信仰，我就不會站在各位面前，對古往今來的歷史事跡作多少引人入勝的敘述了。」 格拉諾夫斯基的回答如此簡單，如此英勇，他的講演又如此動人，使斯拉夫派的腐儒學究噤若寒蟬，而他們的年輕一代卻像我們一樣熱烈鼓掌。講學結束後，甚至有人試圖從中斡旋。我們設宴款待格拉諾夫斯基，祝賀他講演成功。斯拉夫派想與我們一起參加，推派尤·薩馬林做主持人（我們這邊是推我做主持人）。宴會是熱烈的，大家頻頻敬酒，不僅融洽無間，而且不斷乾杯；結束時，我們與斯拉夫派舉行了俄國式的擁抱和接吻。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只是要求我把我姓中的e換成БI，他說，這樣聽來更多些俄國味。但舍維廖夫連這一點要求也沒有，相反，抱住了我，用自己的尖嗓子一再說：「他有e也好得很，他有e也像俄國人。」雙方對和解都開誠布公，心口如一，但是自然，這並不妨礙一星期後我們的距離變得更遠。 一般說來，和解只有在不需要和解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就是說，雙方的仇視已經消失，或者意見已經接近，彼此見到時已沒有什麼可爭論了。否則，一切和解只能是互相削弱，使雙方都失去鮮明的色彩，變得暗淡無光。我們的凱納甲湖協議146不久即表明是一次失敗的嘗試，戰鬥以新的威力重又爆發了。 從我們這方面說，我們無法約束別林斯基。他從彼得堡給我們送來了嚴厲的通牒，把我們革出教門，斷絕往來；他在《祖國紀事》上發表的文章更加兇險。最後，他莊嚴地指出了斯拉夫派的各種「花招」，一再責備我們：「瞧，你們活該！」我們都低下了頭。別林斯基是正確的！ 一個曾經受到愛戴的詩人147，由於體弱多病變成了虔信者，又由於親屬關係參加了斯拉夫派，他想伸出垂死的手攻擊我們，不幸他還是選擇了警察的皮鞭。在題為《我們的對立面》的一本詩集中，他把恰達耶夫稱作東正教的叛教者，把格拉諾夫斯基稱為腐蝕青年的冒牌教師，我則是穿著漂亮的僕役制服，匍匐在西方科學面前的奴才，我們三人都是祖國的叛徒。當然，他沒有指名道姓——這是朗誦的人加上的，這些人帶了這本告密的詩集，起勁地從一個客廳走到另一個客廳。康·阿克薩科夫出於義憤，也用詩回答了他，痛斥了這種惡意中傷，同時把那些假借基督名義、充當憲兵角色的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派分子，也稱作「我們的對立面」。 這情況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大為惡化了。詩人的名字，一位朗誦者148的名字，跟他往來的朋友，為詩人搖旗 吶喊 的人們，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憤憤不平。 我們的爭論幾乎釀成大禍，使代表兩邊的兩個最純潔、最優秀的人物喪生：格拉諾夫斯基與彼·瓦·基列耶夫斯基相持不下，立即形成了決鬥的局面，多虧朋友們從中調停，始告無事。 處在這種狀況中，舍維廖夫對格拉諾夫斯基講學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怎麼也不甘心認輸，企圖在他本人的領域中打敗他，也宣布了公開講學的消息。他講的是但丁，是藝術中的民族性，科學中的東正教精神等等。聽眾很多，但反應十分冷淡。他有時也有創見，這得到了充分的評價，但總的說來，效果很差。只有一次講演給我留下印象，因為這次他講了米什萊149的著作《人民》和喬治·桑的小說《魔沼》，生氣勃勃地接觸到了當前的現實問題。吹噓東方教會的神學作家，頌揚俄國的希臘教堂，那是很難博得同情的。在舍維廖夫特別賣力讚美東正教會時，通常只有費奧多爾·格林卡和他的夫人150，那位寫過《論聖潔少女的乳汁》的葉夫多基婭，謙恭地低垂著雙目，坐在第一排上。 舍維廖夫的講學之所以失敗，與他的文章相同，是由於他攻擊的那些思想、書籍和人物，正是我們不惜冒坐牢危險加以保護的。 然而，「不論怎樣開動腦筋，尋找竅門」，他仍不能為《莫斯科人》打開局面。要把一份論戰性雜誌辦得生動活潑，必須具備時代感，那種靈敏銳利的觸覺，能把激動社會的一切立即反映在刊物上。《莫斯科人》的編者完全缺乏這種敏感性，無論他們怎樣大談可憐的涅斯托爾151和可憐的但丁，152他們最終仍不得不相信，在這個人心不古的時代，不論波戈金那種斬細剁碎的句子，舍維廖夫那種唱歌一般從容的辯才，都毫無用武之地。他們考慮再三，決定把主編職務讓給伊·瓦·基列耶夫斯基。不僅從智力和才能的角度看，而且從財務的角度看，基列耶夫斯基都是最合適的人選。我自己在這世上就最樂意與基列耶夫斯基做交易。 為了使讀者對他的理財哲學有個概念，我講下面一則小故事。他辦了個養馬場，馬是運到莫斯科後估價出售的。一天，一個青年軍官來買馬；他非常中意一匹馬，馬夫看出了這一點，便抬高價格；經過磋商，軍官同意了，去見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收了錢，查了價目，對軍官說，這匹馬定價是八百盧布，不是一千盧布，馬夫大概弄錯了。騎兵軍官聽了簡直不敢相信，要求再看一下馬；看過馬以後，他推讓道：「馬無疑是匹好馬，只是主人不好意思多收錢……」哪兒還能找到更好的編輯呢？ 他熱心辦事，花了不少時間，還為此遷居莫斯科，但是他的才幹無濟於事。《莫斯科人》不能回答社會上普遍關心的任何一個現實問題，因此，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找不到其他讀者。失敗一定使基列耶夫斯基非常傷心。 在第二次的挫折之後， 《莫斯科人》再也無法重整旗鼓。斯拉夫派自己也明白，靠這條船是走不遠了。他們開始考慮另辦其他刊物。 但這一次勝利的也不是他們。輿論完全傾向我們一邊。在漆黑的深夜，當《莫斯科人》沉沒， 《燈塔》153不能再從彼得堡向它發出亮光的時候，別林斯基以自己的鮮血哺育大了《祖國紀事》又把它的過繼兒子154撫養成人；他賦予了二者巨大的生命力，使它們在今後幾年內，單靠幾個校對員和排印工，幾個文學界的稅吏和出版界的罪人，155便能繼續自己的道路。別林斯基的名字已足以使兩家店鋪門庭若市，並把俄國文學界的精華集中到他參與工作的編輯部中。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基列耶夫斯基的才華，霍米亞科夫的親身參與，都不能為《莫斯科人》打開銷路，找到讀者。 就在這時，我退出戰場，離開了俄國。雙方的爭執又爆發過一次156，但1848年的大事把一切問題都改變了。 尼古拉死了；新的生活使斯拉夫派和我們跳出了內訌的圈子，我們向他們伸出了手，但是他們在哪裡呢？都去世了！連康·阿克薩科夫也去世了，這些「比許多自己人更為親密的對立面」已永遠離開了我們。 生活不是輕鬆的，它使人像秋風中的蠟燭一樣燒化了。 當我初次寫這一章時，他們還全部活著。那麼這一次讓它用下面這幾行來結束吧，它們是安葬阿克薩科夫時我寫的悼詞中的幾段話。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霍米亞科夫和阿克薩科夫盡了自己的責任；他們的一生有長有短，但在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他們已做了他們要做的事；如果說，他們未能攔住彼得發出的那輛軍用三駕馬車，以致比龍仍得安坐車中，驅使車夫把車子駛進麥田，碾死百姓，那麼，他們已喚醒了迷惘的輿論，迫使一切嚴肅的人不得不進行嚴肅的思考了。 「俄國思想界的轉折點是從他們開始的。當我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應該不致被懷疑為有什麼偏心吧。 「是的，我們與他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我們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 「從早年起，一種強大而無法克制的、生理性的熾烈感情，已在他們和我們的心頭誕生；他們認為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們認為這是未來的先兆；這是一種無邊無際的、籠罩著整個生命的愛，對俄國人民、俄國生活方式、俄國思想氣質的愛。我們像伊阿諾斯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 「他們把全部的愛，全部的溫情，獻給了被壓迫的母親。我們則是在外邊長大的，因此這種紐帶削弱了。我們由法國家庭女教師哺育成人，很遲才知道，我們的母親不是她，而是受盡欺壓的農婦，我們還從容貌的相似上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覺得，她的歌聲比法國喜劇更為親切悅耳；我們非常愛她，但是她的生活太狹隘了。在她的小屋中，我們感到窒息：那兒只有聖像上那銀質的衣飾和發黑的臉，那喃喃祈禱的神父和教士，這些人只能使遭受士兵和文書折磨的不幸婦女觳觫不安。她為失去的幸福發出的永恆哀泣，撕裂著我們的心。我們知道，她沒有歡樂的過去；我們也知道，她的幸福是在未來。她的腹內孕育著一個胎兒，他是我們的弟弟，我們不要紅豆，就願意把長子權出讓給他157。至於目前： 母親喲，母親，放開我吧， 讓我在荒山野嶺上漫步！158 「十五年前，我們的家庭糾紛就是這樣。現在時光過去很久了，我們遇到山妖攔住了去路，他們碰見的也不是木乃伊世界，而是俄國的現實問題。我們的賬是算不清的，誰也沒有權利說自己絕對正確；時間、歷史和經歷使我們走到一起，不是為了讓他們把我們拉過去，也不是為了讓我們把他們拉過來，而是為了使我們在今天比當年在雜誌上激烈鏖戰的時候更接近真理，何況即使當年，我也不記得我們曾懷疑過他們對俄國的熱愛，或者他們曾懷疑過我們。 「這種相互的信任，這種共同的愛，使我們有權向他們的墳塋俯首哀悼，給安息在墓中的人們撒上我們的一撮黃土，對著他們發出神聖的祝告：但願在他們的墓上和我們的墓上，生長出一個繁榮昌盛的年輕的俄國！」159 1 古羅馬神話中的門神，有前後兩個面孔，朝著兩個方向。 2 引自赫爾岑所寫悼念康·阿克薩科夫的文章。 3 原文是法文。這是貝朗瑞的詩歌《姑娘們的想法》中的用語，原為巴黎皇宮區的妓女對敵軍士兵的稱呼。 4 原文是法文。 5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奧地利反動政治活動家，「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曾力圖鎮壓歐洲各國的，特別是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 6 俄國16世紀的一部作品，它規定了家庭生活的各項準則，要求家庭成員無條件服從家長，成了俄國家長制社會的法典。 7 1814至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各國戰勝拿破崙之後的分贓會議，它成了歐洲反動時代的開始。 8 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外號，意為「紅鬍子」。 9 1138至1254年的神聖羅馬帝國王朝。 10 泛斯拉夫主義運動最早是在布拉格形成的，並以捷克為中心。 11 俄國男子本來蓄鬚，彼得一世開始吸收西方文明，才強令貴族割下鬍鬚。 12 緬希科夫（1673—1729），彼得大帝的主要助手，據說是賣燒餅出身。他熱烈支持彼得，壓制貴族，積極參與改革俄國的工作。 13 彼得大帝少年時常與一些孩子作戰爭遊戲，後來即以這些少年為骨幹組成了兩個近衛團，習慣上稱為「少年兵團」。 14 狙擊兵是俄國的一種舊式常備陸軍，紀律鬆弛，腐敗無能。彼得對大帝的改革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於1698年發動叛亂，隨即被鎮壓，處死者達一千人以上。 15 彼得大帝的長子，因反對彼得的改革措施，陰謀發動政變，被彼得拘禁在要塞中，由特別法庭判處死刑。 16 彼得二世是1727至1730年的沙皇，彼得大帝之孫。多爾戈魯基公爵當時執掌大權，反對彼得大帝的各項改革措施，放逐了緬希科夫。 17 比龍本是德國貴族，在安娜·伊萬諾夫娜女皇統治時期獨攬朝政，大量任用德國人，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滿。 18 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女兒安娜嫁給德國的霍爾斯泰因公爵後生的兒子，因此實際上是德國人，登基後執行親德政策，引起普遍不滿，在位不到半年即被推翻。 19 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來是德國人，是德國一位親王的女兒，而且出生在德國，只是因為嫁給了彼得三世，才成為俄國的皇后，但她殺死了丈夫彼得三世，因此這裡稱她為「德國東正教徒」。 20 伊麗莎白是彼得大帝的女兒。1740年，安娜·伊萬諾夫娜女皇退位，指定由她的侄女的兒子繼承皇位，稱伊萬六世，而安娜·伊萬諾夫娜的丈夫本來是德國的公爵，因此她的侄女和伊萬六世也都是德國人。這引起了近衛軍的不滿，伊麗莎白便利用近衛軍發動政變，逮捕了伊萬六世，自立為女皇。 21 巴克萊·德托利（1761—1818），俄軍統帥，1812年與拿破崙作戰時，因採用敵進我退的戰略，不為部下理解，被指責為德國人。沙皇用庫圖佐夫代替了他，但庫圖佐夫實際上仍採用他的戰略。 22 原文是法文。這是伏爾泰的悲劇《唐克萊德》中的一句話。 23 沙皇的御用文人。 24 羅斯托普欽是1812年的莫斯科總督，發表過一些告示和傳單，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拿破崙的侵略。赫爾岑在此是諷刺這些文告所使用的假民間語言，羅斯托普欽實際上是一個崇拜法國文化的貴族。 25 俄國反動作家布爾加林所編的刊物。 26 以愛國主義自我標榜的反動作家。 27 舒亞是俄國的小城市，曼徹斯特是英國的大工業中心。 28 當時俄國的一個普通畫家，彼得堡美術學院教授。 29 托爾尼奧在今芬蘭北部，塔夫利達是克里米亞古代的名稱。這兩句是暗指普希金的詩《致俄羅斯的誹謗者們》，普希金在詩中提到了刺刀和「從彼爾姆到塔夫利達，從芬蘭的冰山到炎熱的科爾希達」等字句。這首詩與《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樣，都是在俄軍鎮壓波蘭起義後寫的，在當時即已引起爭論。 30 起先，大家只是隨口哼哼《上帝保佑國王》的曲調，此外幾乎從未唱過什麼國歌。這一切是尼古拉的新花招。波蘭戰爭後，當局規定在皇家節日及大音樂會上要唱國歌，即憲兵團上校利沃夫編寫的那支歌。亞歷山大一世皇帝是很有修養的，他不愛庸俗的奉承拍馬。當巴黎的院士們匍匐在勝利者腳下滿口甜言蜜語的時候，他聽了很討厭。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前室中見到夏多布里昂，就把剛出的《辯論日報》拿給後者看，並說：「我老實對您講，這種淺薄無恥的東西，在任何一份俄國報紙上，我從未見到過。」但在尼古拉統治下，出現了一些文人，他們沒有辜負皇上的信任，使1814年的法國報人，甚至1852年的一些官僚政客也相形見絀。布爾加林在《北極蜂》上寫道，莫斯科彼得堡鐵路所帶來的各種好處中，有一種使他不能不感激涕零，這就是：它使一個人可以早晨在彼得堡的喀山大寺院為皇上的龍體祈求安寧，而晚上即可在克里姆林宮參加另一次祈禱！這種駭人的廢話可說已經登峰造極，然而莫斯科卻有一位文人比布爾加林先生更勝一籌。尼古拉有一次駕臨莫斯科，那裡的一位學者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談到聚集在皇宮前的人民群眾時，學者寫道，只要皇上稍有表示，這前來瞻仰他的數千群眾，馬上會跳進莫斯科河中。這句話被謝·格·斯特羅戈諾夫伯爵刪去了，這個可愛的小故事就是他講給我聽的。——作者注按：《上帝保佑國王》是英國國歌。利沃夫是當時的作曲家，他寫了《上帝保佑沙皇》這支俄國國歌，當時他在沙皇特務機關第三廳供職。 31 《利亞普諾夫》在莫斯科初次上演時，我正好在場，看到利亞普諾夫挽起衣袖，講了這樣的話：「我要在波蘭的血泊中跳舞。」整個池座中發出了一片厭惡的嗡嗡聲；甚至憲兵、警官以及坐在不知怎麼磨掉了號碼的包廂中的人，也沒有勇氣鼓掌。——作者注這裡寫的是俄國反動劇作家格傑奧諾夫寫的劇本《利亞普諾夫之死》1846年在莫斯科上演的情況。利亞普諾夫是該劇的主人公。 32 沙皇的國民教育大臣。 33 正式名稱是「東儀天主教」，即原為希臘正教系統的教會，後來皈依了天主教，但仍保持東方教會的各種禮儀和典制。波蘭某些地方的正教教會在16世紀末便採取了這條路線，與天主教合併，形成了所謂「合併教派」。1830年波蘭起義時，天主教徒曾積極參加，因而在起義被鎮壓後，沙皇政府對東儀天主教也採取了鎮壓措施，並於1839年正式發布命令，取締合併教派，重建東正教的絕對權威。 34 俄國反動劇作家庫科爾尼克寫的劇本，以鼓吹所謂「愛國主義」為目的。 35 加伊（1809—1872），克羅埃西亞族政治家，泛斯拉夫主義者，主張克羅埃西亞族與塞爾維亞族聯合，反對匈牙利的馬扎爾人。 36 耶拉契奇（1801—1859），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1848年在加伊的支持下當選為克羅埃西亞地區行政長官，隨即在1849年參與鎮壓匈牙利革命運動的活動。 37 達爾馬提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後面提到的塞爾維亞人，羅塞尼亞人，黑山人，波士尼亞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均屬於斯拉夫種族，分布在今東歐各國。當時這些斯拉夫人大多處在奧匈帝國統治下。 38 安德羅索夫（1803—1841），斯坦克維奇小組成員，《莫斯科觀察家》的編輯。 39 別林斯基曾猛烈抨擊斯拉夫派，認為他們的理論是為沙皇專制統治服務，並責備赫爾岑對某些斯拉夫主義者採取了姑息容忍的態度。 40 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第一篇於1836年發表在莫斯科《望遠鏡》雜誌上，它引起了熱烈的反應，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瘋狂鎮壓，《望遠鏡》因而被查封，《書簡》的其餘各篇也直到幾十年後才得以問世。 41 原文是義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三章，地獄大門上的題詞。 42 引自《哲學書簡》的第一封信。 43 維格爾（1786—1856）是大官僚，曾就《哲學書簡》進行過密告，赫爾岑認為他的密告是一系列迫害的開始。但據後來的材料證明，沙皇政府早在收到這密告之前，已決定了對恰達耶夫等人的鎮壓措施。普希金的諷刺詩指他在1823年寫的一首詩《摘自致維格爾的信》（《萬惡的城市基什尼奧夫》）。 44 納傑日金（1804—1856），莫斯科大學教授，《望遠鏡》的發行人和編輯。 45 引自普希金的詩《統帥》。這句話原是形容巴克萊·德托利的。 46 布魯圖（？—公元前509），傳說中的羅馬共和國創始人，與專制主義進行過激烈的鬥爭。 47 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前429），古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雅典民主制度的捍衛者。 48 引自普希金的詩《題恰達耶夫畫像》。 49 一個粗野的地主。 50 沙皇的將軍， 曾參 與鎮壓1830至1831年的波蘭起義，後來又在波蘭擔任要職。 51 恰達耶夫常去英吉利俱樂部。有一次，海軍大臣緬希科夫走到他面前說：「彼得·雅科夫列維奇，您怎麼連老朋友也不認識啦？」「哦，這是您！」恰達耶夫回答，「真的不認識啦。您怎麼穿上黑領子啦？以前好像是紅的啊？」「一點不錯，您難道不知道，我如今是海軍大臣啦。」「是嗎？可我想，您從來連小舢板也不會駕馭呢。」「不是神仙才能燒陶器的。」緬希科夫回答，有些不高興。一位大法官向他叫苦，說他太忙了。「忙什麼呢？」恰達耶夫問。「真不得了，天天是看不完的公文，案卷。」大法官在離地一俄尺高的地方比畫了一下。「可您實際沒有看呢。」「不，有時候是非看不可的，而且往往需要我提出意見。」「不過照我看，根本沒有這種需要。」恰達耶夫說。——作者注 52 1820年近衛軍謝苗諾夫團在彼得堡發生兵變，抗議團長的暴虐行為，後為沙皇所鎮壓。瓦西里奇科夫（1775—1847），俄國將軍，1817至1823年任近衛軍司令。 53 指1820年亞歷山大一世出國參加「神聖同盟」第二次會議（會議實際上在西里西亞的特羅保舉行，史稱特羅保會議）。 54 勒布采爾騰（1774—1854），奧地利外交官，當時任駐俄國公使。 55 我們現在已完全清楚，恰達耶夫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這可查閱雅庫什金的《回憶錄》。——作者注雅庫什金（1793—1857），十二月黨人，他的一部分回憶錄曾發表在《北極星》上。 56 法國傳教士。 57 天主教四大修會之一，由13世紀的西班牙教士多明我（多明尼克）創建，主張實行嚴格的苦修生活。 58 1849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報紙，由蒲魯東主編。謝威（1813—1875）是法國新聞記者和 政論 家。 59 1846至1878年的羅馬教皇。 60 拉梅內（1782—1854），法國神父，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 61 龍格（1813—1887），德國神父，德國天主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62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 63 克拉辛斯基（1812—1859），波蘭詩人，浪漫主義作家。 64 沃拉貝爾（1799—1879），1848年法國國民教育部長，寫有《兩次復辟的歷史》。 65 摩根夫人（1783—1859），愛爾蘭女作家。 66 安德利亞尼（1797—1863），法國革命家，參加過義大利和法國的革命運動，寫有《一個國事犯的回憶錄》。 67 萊奧帕爾迪（1798—1837），義大利著名詩人。 68 英國政治活動家。 69 魯瓦耶-科拉爾（1763—1845），法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制度的擁護者。 70 施萊格爾（1772—1829），德國作家，反動浪漫主義理論家。 71 利奧（1799—1878），德國反動歷史學家。 72 楊恩（1778—1852），德國反動政論家，但在體育運動上有傑出貢獻。 73 艾卡茨豪生（1752—1803），德國神秘主義作家。 74 霍恩洛厄（1794—1849），德國神秘主義者，研究用魔術治病的「方法」。 75 原文是拉丁文。這是教皇在重大場合向全體教徒表示祝福的用語。 76 引自《致恰達耶夫》（1818年）。 77 引自《致恰達耶夫》（1824年）。尼古拉是在1826年才正式登基，赫爾岑把這詩的寫作時間定在尼古拉統治時期，是一個錯誤。據說，當時有人向赫爾岑指出了這一點，赫爾岑也承認了，但後來並未更正。普希金這詩是在克里米亞遊覽黛安娜神廟廢墟時寫的，因此詩中有「另一片廢墟」之語。 78 在俄語中「斯拉夫人」與「語言」發音近似，來自同一語源。 79 他曾當著霍米亞科夫的面，對我說：「此外，他們自詡具有語言才能，可是整個民族中只有霍米亞科夫一個人在講話。」——作者注 80 指恰達耶夫，即贊同彼得大帝的改革的人。恰達耶夫一般被認為傾向西歐派。 81 指1814至1830年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 82 指法國大資產階級於1794年7月27日（法國共和曆熱月9日）發動熱月政變以前革命民主派專政的時期。 83 18世紀前俄國人戴的一種平頂毛皮帽。 84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中的宮殿，建於1487至1491年。在彼得大帝遷都彼得堡以前，沙皇便在這裡召見大臣，商議國事。 85 諾夫哥羅德是俄國最早的城市之一，在12、13世紀是一個公國的中心。市民議會是古代羅斯的一種地方機構，大鐘是用來召集市民議會的。 86 即伊凡雷帝，曾對俄國的統一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87 彼得一世為了應付龐大的國家財政開支，建立了人頭稅制度，凡成年男子均得交付人頭稅，為此進行了戶口調查，制定了農奴名冊。但戶口調查作為建立農奴制度，確定農奴身份的措施，早在這以前已經實行。 88 戈杜諾夫（1551—1605），原為伊凡雷帝的大臣，1598年留里克王朝絕嗣，經貴族議會選舉，成為沙皇。 89 俄國在1649年編訂的法律全書，《法典》嚴格規定了農民的地位，因此一般把1649年作為俄國正式實行農奴制的日期。 90 古代斯拉夫人稱北歐斯堪的納維亞人為瓦蘭人。據說古代諾夫哥羅德人厭煩戰亂局面，請瓦蘭人去實行統治，這就形成了留里克王朝，它一直存在到1598年。留里克王朝建立了以基輔為中心的基輔公國。在蒙古人入侵（1240年）之後，它又逐漸演變成莫斯科大公國，於15至16世紀開始發展成統一的民族國家。 91 公元306至337年的羅馬帝國的皇帝。 92 俄國當時邊境的河流，在今立陶宛境內。「涅曼河那邊」指俄國。 93 寫於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作者注 94 指英、法兩國。下面的「第三者」指俄國。這裡談的即當時英法聯合對付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 95 舍維廖夫（1806—1864），莫斯科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和斯拉夫派理論家，曾與別林斯基進行過激烈的論戰。 96 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論家之一，莫斯科大學教授。 97 指以基輔為中心的古代俄羅斯，即公元9至12世紀的基輔羅斯。 98 指《莫斯科人》雜誌，它出版於1841至1856年。 99 在初版中，「一本優秀作品」之後有「例如《死魂靈》」幾個字。《死魂靈》於1842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並立即引起了熱烈論爭。 100 亞·伊·屠格涅夫（1785—1846），俄國歷史學家，與普希金、恰達耶夫等友善，曾遊歷歐洲各國，收集俄國歷史資料。 101 雷卡米耶（1777—1849），法國一個銀行家的妻子，她的沙龍曾是巴黎政治和文學活動的中心，夏多布里昂等名流經常出入其中。 102 瓦恩哈根（1771—1833），德國女作家，她的家在19世紀初期成為柏林的文學沙龍，海涅等人經常在那裡露面。 103 康格里夫（1772—1828），英國將軍，燒夷彈的發明者。 104 拉林是《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地主，法穆索夫是《聰明誤》中的官員和貴族。 105 連斯基是《葉夫根尼·奧涅金》中一個理想主義的青年，恰茨基是《聰明誤》中一個進步的貴族青年。 106 休謨（1711—1776），英國重要哲學家，主觀唯心主義者，不可知論者。 107 格林（1723—1807），德國文學家及外交家。 108 霍爾巴赫（1723—1789），法國百科全書派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無神論者。 109 路易十五的孫子（1755—1824），1814年法國波旁王朝復辟後成為國王，稱路易十八。 110 路易十六的妻子（1755—1793），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 111 《費加羅的婚禮》的女主人公。 112 斯塔爾夫人（1766—1817），法國著名女作家，她的家曾成為巴黎的文學沙龍。 113 德爾芬·蓋（1804—1855），法國女作家。 114 指普希金的小悲劇《石客》中的石客，這裡是指革命。 115 即1804至1814年拿破崙稱帝時期。 116 法國貝里省的諾昂是喬治·桑的家鄉。 117 索巴凱維奇與諾茲德廖夫都是《死魂靈》中的地主。 118 莫斯科的貴族，斯拉夫派和西歐派常在他家的晚會上展開辯論。 119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倆的母親，1830至1840年莫斯科文學沙龍的主持人。 120 俄國古代民間壯士歌中的英雄，農民之子，體現了勇敢、純樸等美德。 121 當時莫斯科大學的法學教授。 122 高爾吉亞（約公元前483—前375），古希臘所謂「智者派」的代表之一，奴隸制民主派政治家，詭辯學家。 123 指前面否定理性的結論，這是斯拉夫派理論的核心。他們認為西方教會是理性的，東方教會是直覺的，非理性的，歐洲文明是在西方教會的精神中發展的，而俄羅斯民族是在東方教會的傳統中成長的，因此從彼得大帝開始的吸收西歐文明的道路是錯誤的，俄國必須回到它原來的東方傳統中去。 124 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刊物。 125 諾維科夫（1744—1818），俄國諷刺作家，發行過《雄蜂》《畫家》等雜誌，對俄國進步思想的形成發生過較大影響。 126 《朝霞》是183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種文集，但這裡講的與事實略有出入，《朝霞》並未被查禁，而《歐羅巴人》出版於1832年。 127 引自萊蒙托夫的詩《摘自歌德》（《山頂》）。 128 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古羅馬的護民官，曾為維護農民的利益英勇鬥爭，以身殉職。他的弟弟蓋約繼承了他的事業。因此歷史上一般把他們並稱作「格拉古兄弟」。 129 里恩佐（1313—1354），中世紀羅馬政治家，曾為統一義大利與封建主進行艱苦的鬥爭。 130 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的主人公。 131 指莫斯科大學教授佩喬林。 132 1824至1830年的法國國王。 133 指1828至1829年的俄土戰爭。 134 哈克斯特豪生（1792—1866），德國經濟學家，1843年在俄國遊歷，並寫了論俄國土地使用制度的書。 135 見《警鐘》第90期。——作者注 136 《聖經》中記載的與猶太人對立的古代民族；「非利士人」又有市儈、庸人等意義。 137 這二人都是當時的反動文人，著名的雜誌編輯。 138 1594至1610年的法國國王，也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君主，當時法國正處在胡格諾戰爭之後，國內民生凋敝，矛盾重重，亨利四世不得不全力整頓，使它擺脫危機。 139 寫於1855年。——作者注（這年尼古拉一世去世，亞歷山大二世登基。） 140 卡切諾夫斯基對俄國歷史持懷疑主義態度，因此作者這麼說。 141 海雷恩（1760—1840），德國歷史學家，著有《論古代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聯繫及貿易》。這裡指波戈金關於該書的講演錄。 142 指波戈金翻譯的歌德的劇本《鐵手騎士葛茲·封·貝利欣根》。 143 福爾斯特（1754—1794），德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曾隨同英國著名航海家庫克船長作環球航行。他同情法國大革命，因此在1793年又曾代表德國共和派革命家到巴黎活動，後來德國革命失敗，他便留在巴黎。 144 夏威夷群島的舊稱。後面的塔希提島也是太平洋中的島嶼。 145 法國1793年的憲法規定法國為「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146 凱納甲湖在今保加利亞。1768至1774年俄土戰爭結束時，兩國在此簽訂凱納甲湖條約，結束了長達六年的戰爭。 147 指俄國詩人亞濟科夫（1803—1846），他年輕時曾是普希金、雷列耶夫等的朋友，享有一定聲譽，後來傾向斯拉夫主義，攻擊西歐派。他與霍米亞科夫是姻親。 148 即前面提到過的那個「因普希金的諷刺詩從反面名噪一時」的維格爾。 149 米什萊（1798—1874），法國著名歷史學家。 150 格林卡（1786—1880），俄國詩人，十二月黨人，1826年被流放，後赦回。他的妻是專寫宗教性作品的女作家，《論聖潔少女之乳汁》系指她的《聖母傳》。 151 涅斯托爾（約1056—1113），基輔山洞隱修院修士，俄國最早的歷史學家之一。 152 指《莫斯科人》上不斷刊載的關於俄羅斯古代史的材料，以及但丁的《神曲》等。 153 1840至1845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它完全站在官方立場上攻擊一切進步事物。 154 指《現代人》。《現代人》於1836年由普希金創辦，普希金死後由於編輯不善，每況愈下，讀者寥寥。1847年在別林斯基的支持下，涅克拉索夫和帕納耶夫接辦了這雜誌。 155 這裡「稅吏」和「罪人」指普通人和小人物，出自《聖經》。 156 康·卡韋林的文章和尤·薩馬林的答覆。關於此事，見《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作者注康·卡韋林是當時的自由派政論家，1847年在《現代人》上撰文攻擊斯拉夫派。薩馬林隨即在《莫斯科人》上進行反擊。 157 出自《聖經》的故事：雅各之兄以掃因腹飢難忍，向雅各索取紅豆湯吃，雅各乘機索取長子權。以掃即以長子權賣給雅各，換了紅豆湯，見《創世記》第二十五章。 158 引自席勒的詩《山地射手》。 159 見1861年1月15日《警鐘》。——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