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二十九章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自己人 (一)莫斯科的友人們——酒席上的談話——西歐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葉·科爾什）波克羅夫之行，在那兒度過的安靜的夏季，成了我們莫斯科生活中意氣風發、生動活潑的那個優美階段的開始，它延續到我父親去世，也可以說，到我們出國為止。在彼得堡和諾夫哥羅德的緊張不安的情緒消失了，內心的風暴平靜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這種對不久前的創傷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這種對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覆議論，現在也已結束了。相信自己並無罪愆的思想，經過這一番波折之後，使我們能更嚴肅、更正確地對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齣戲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經歷的結束語。警察的監視是唯一的外來壓力；我不能說它很嚴重，但是意識到有一根警棍隨時可以打到我的頭上，這感覺總不是愉快的。新的友人對我們的接待比兩年前熱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們前面的是格拉諾夫斯基，他在這五年中居於領導地位。奧加遼夫幾乎常年都在國外2。格拉諾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們應該為當時那些美好的時刻感謝他。這個人身上具有一股偉大的愛的力量。我與許多人在觀點上更為一致，然而與他更為親密——這是出自靈魂深處的一種感覺。格拉諾夫斯基和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勞動，有的在大學講課，有的寫論文和編雜誌，有的研究俄國歷史。這個時期是我們以後所做的一切的開始。我們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歲。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活動會把我們帶向哪兒，但是我們沒有停止。我們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地走著我們的路，我們的步子是安詳的，沉著的，它是經驗和家庭生活薰陶的結果。這並非表示我們老了，不，我們依然那麼年輕，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學講台的時候，另一些人在發表文章或出版報紙的時候，每天都冒著被捕、撤職和流放的危險。這類天賦不凡、學識淵博、多才多藝、純潔無疵的人，以後我在任何地方，不論在政界的頂端或文學藝術界的頭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見過。我跑過不少地方，經歷過各種生活，結識過不少人，革命還把我帶到了號稱最為文明的國土，但是憑良心說，我還是沒有改變我這觀點。西歐人最後形成的那種孤芳自賞的個性，起先我們覺得它與眾不同，繼而又發現它片面單調。他們始終躊躇滿志，他們的自負使我們氣憤。他們從不忘記個人的得失，他們的處境一般並不順遂，心力大多花費在生活瑣事上。我並不認為，這兒的人從來就是這樣；西歐人不是處在正常的狀況——他們正在退化。沒有成功的革命風起雲湧，沒有一次能使他們脫胎換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跡，攪亂了人的觀念，於是歷史的潮流順理成章地把污濁的市民階層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擠走了被剷除的貴族階段，扼殺了民間的幼苗。謝天謝地，市民精神與我們不能相容！我們無所用心也罷，精神不夠深邃，行動不夠堅定也罷，教育方面太幼稚，修養方面太貴族化也罷，但是我們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藝術，另一方面也比西歐人單純得多，我們不如他們那麼與眾不同，然而比他們更全面。我們這裡有識之士不多，但這些人才華橫溢，氣度恢弘，決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卻完全不同。那兒，即使氣質上與我們最為接近的人，我們接談之下，也總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語言，無法統一。他們這種固執己見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態度，使我們不由得對這個業已定型的世界感到無能為力。我們之間理論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義，促進了交換思想的需要，使我們的頭腦更活躍，步伐更迅速。我們是在這種互相爭論中成長的，它實際上增強了我們小組的凝聚力3——這是蒲魯東對機器勞動所作的出色說明。我懷著眷戀的心情，要談一下這個時期，這是同心協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濟、英勇鬥爭的時期，也是我們青春時代的最後幾年！…… 我們的小組人不多，常常在這個或那個人家中，特別是在我的家中集會。除了談笑逗哏、吃喝取樂之外，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識的最活躍、最迅速的場合。各人把讀到聽到的公諸同好，通過辯論統一認識，使一人之所得變成眾人的財富。在任何知識領域，文學藝術的任何方面，沒有一個重大現象會不引起我們中某一個人的注意，並被立即傳達給大家。我們的集會的這種性質，正是那班愚鈍的學究和迂闊的文人所無從理解的。他們只看見酒肉，其餘什麼也看不見。宴飲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現，拘泥小節者往往是枯燥無味、自私自利之輩。我們不是僧侶，不能過隱士生活，酒酣耳熱，豪情滿懷，更促進了我們的才幹，我們的成就不會比那些在科學後院從事苦役的君子們遜色。朋友們，無論是你們還是那個光輝燦爛的時期，都是我所珍愛的；每當我回憶起這些，總是不勝依戀，幾乎難割難捨。我們與蘇巴朗4筆下那些疲憊虛弱的修士不同，不會為塵世的罪孽啼哭；我們只是同情它的苦難，準備含笑迎接一切，對未來的災禍毫無畏懼。整天哭喪著臉的苦行僧，我總覺得可疑；如果他們不是矯揉造作，他們的頭腦或腸胃一定有了毛病。你是正確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確的5……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確的——比柏拉圖正確得多，你不曾在花園中，在遊廊上對我們說教，因為我們這兒戶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們大講「泛神論的」享受；你說，靜觀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傾聽舒伯特的樂曲和草菇煮火雞的香味，能同樣得到這種享受；聽了你這番高論，我才首次發現，我國語言具有這麼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聲音一樣訴諸聽覺。你離開馬羅謝卡街是有收穫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飪藝術的偉大，你從瓜達爾基維爾河不僅帶回了對腳的崇拜，也帶回了對至高無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過西班牙，但他的收穫是什麼？他遊歷這個歷史上沒有法制的國家，卻是為的要對普希塔8和薩維尼9的著作進行法學分析，他關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羅那的暴動11（它的結局與任何卡楚查舞12一樣，即毫無結局）；回國之後，他大講這次暴動，弄得學監大人斯特羅戈諾夫直搖頭，瞅著他那條瘸腿，只是嘟噥什麼街壘，仿佛在懷疑這位「偏激的法學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勒斯登13，從馬車裡摔到地上跌傷的。「真是太不尊重科學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歡這麼開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說，其實根本沒有生氣。「這很……很可……可能，」葉·科爾什結結巴巴地回答，「可你為什麼要把自己與科學等同起來，難道跟你開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學？」「算了，今天沒時間談了。」列德金接著道，便像埋頭研讀羅特克14全集一樣專心喝湯了，但一邊卻在聽克留科夫15講那些大有古典風味的委婉精緻的俏皮話。這時大家的注意力已經離開他們，集中在鱘魚肉上。謝普金親自講解，看來他對現代魚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對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邊講一邊眯縫著眼睛，輕輕搖頭——他搖頭不是左右搖擺，而是前後晃動的。唯獨凱切爾堅持原則，對塵世的一切奇蹟無動於衷，自顧自吸菸，談其他事物。不要為這幾行廢話生我的氣，我不再往下講了。它們不過是我想起我們莫斯科的酒會，無意之間寫下的；我一時間忘了不應該浪費篇幅，因為這些話只對我，對極少幾個殘存者才有意義。每當我追憶往事，我便不寒而慄—— 曾幾何時，那壯懷激烈的崢嶸歲月，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的拉撒路17們又在我的眼前復活了，但不是帶著死亡的氣息，而是變得更年輕了，充滿著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維奇一樣，在遠離祖國的地方亡故的，這就是加拉霍夫18。他的話常使我們啞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時所引起的那種笑。克留科夫和葉·科爾什的俏皮話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樣層出不窮，但這是精力過剩的表現。加拉霍夫的幽默卻是陰沉的，這是一個與自我、與環境經常不能協調的人的幽默，他如饑似渴地盼望安寧及和諧，但看不到出路。加拉霍夫是在貴族家庭長大的，很早進了伊斯梅洛夫團，也很早退伍，退伍後才真正開始接受教育。他才氣橫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舉手解決真理問題，而且是要實用的、馬上可付諸實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數法國人那樣，不理解真理只能通過一定的方法獲得，而且與後者不可分割；真理作為結果，不過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懷著謙遜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論他的發現對他本人如何，他尋找的正是可以給他帶來快慰的東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總是從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為此煩惱，生氣。這類人不習慣於否定和分析，解剖學與他們格格不入，他們要尋找現成的、完整的、定型的東西，那麼，加拉霍夫能從我們這個時代，這個處於尼古拉皇朝統治下的時代，找到什麼呢？他到處摸索，甚至求助於天主教會，但是他活躍的心靈受不了它那陰森的氣息，那潮濕的墳墓，那淒涼的監獄似的隱修室。他拋棄了舊的耶穌和新的耶穌——畢舍19，想研究哲學；但它那陰冷森嚴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幾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葉主義上。法倫斯泰爾20的現成組織、嚴格結構和有些像兵營的制度，如果說對批判的人沒有什麼吸引力，那麼毫無疑問，對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們幾乎含著眼淚，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樣，把他們摟在懷中，好讓他們安然入睡。傅立葉主義有一個固定的目的，勞動，共同勞動。一般說來，人們往往樂於放棄個人的意志，只求終止動搖和猶豫。這種情況在日常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您今天是想看戲，還是上郊外玩兒？」對方回答：「隨便。」於是兩人都不知怎麼辦才好，等待著客觀環境替他們作出決定，究竟上哪裡。正由於此，卡貝21得以在美國建立他的教區，那個共產主義教派，直屬上帝的伊加利亞大寺院。不安靜的法國工人，經歷了兩次革命和兩次反動，終於精疲力盡，懷疑開始主宰他們，為了逃避這種精神上的苦悶，他們歡迎新的事物，自願放棄無目的的自由，屈從伊加利亞的嚴格紀律，那兒的上下關係決不比本篤會22各大修院的等級制度稍好一些。加拉霍夫過於有學問，不受約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葉主義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幾年。1847年我與他在巴黎會晤時，他對法倫斯泰爾所抱的感情，已與其說是信徒對教會的感情，不如說像我們對就讀多年的母校，對安度過幾年生活的家庭的懷戀。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顯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貴族天性，他的高貴的騎士意識，處處遭到傷害；他厭惡他周圍的市儈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見到油膩的食物一樣。無論法國人還是德國人，都不能迷惑他；當時的許多風雲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顧，非常簡單地指出他們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圖和自高自大。對這些人的鄙視，使他甚至帶上了與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談到他深惡痛絕的一個人，往往通過表情、笑容和眯縫的眼睛，只用「德國人！」這個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徵，以及日耳曼種族特有的許多庸俗、粗魯、笨拙的缺陷。他與一切神經質的人一樣，情緒時起時伏，極不平衡，有時他一言不發，沉思默想，有時口若懸河，慷慨激昂，以嚴肅的談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時又出其不意，用怪誕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簡單的幾筆，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複述這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講過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個不大的片斷，儘可能傳達一下。一天在巴黎，我們談到了離開國境時的不愉快感覺。加拉霍夫聽後，給我們講了他最後一次回自己領地的經歷——這真是一篇傑作。「……我到了邊界，天下雨，地上儘是泥漿，路上攔著一根大圓木，漆成一條黑一條白的。我們得等待，不能通過。這時只見對面來了個手執長矛的哥薩克，騎著馬。「『請出示護照。』「我給了他，說：「『老總，讓我跟你進守衛室，這兒雨太大。』「『不成。』「『為什麼？』「『請您安心等著。』「我想走回奧國的哨所，可哪兒成，剛轉身，只見又一個哥薩克站在我面前，仿佛從地底下鑽出來的，臉像中國人。「『不能回去！』「『為什麼？』「『請您安心等著！』可雨下個不停……軍士突然從值班室大喊：『升起！』於是鐵鏈軋軋直響，漆成條紋的紋刑架升起了；我們的車子從它下面駛過去，鐵鏈又軋軋直響，放下了圓木。嘿，我想，現在只得由他們擺布了！值班室里有個世襲兵在登記護照。「『這是您本人嗎？』他問；我馬上塞給他二十個克里澤23。「軍士正好進屋，那人什麼也沒講，可是我也馬上給了他二十個克里澤。「『一切無誤，請到海關去吧。』「我坐上車，動身了……可總覺得後面有人追趕。回頭一看，一個哥薩克拿了長矛，騎了馬，跟著車子。「『老總，什麼事？』「『護送您老上海關。』「海關上一個官員戴上眼鏡，檢查我的書。我給了他一個三馬克銀幣，說：「『您放心好了，這都是科學書，醫學書！』「『一點不錯！喂，守衛，把箱子關上！』「我又給了二十個克里澤。「終於放行了。我雇了一輛三駕馬車，穿過漫無邊際的原野；驀地天邊出現了一片紅光，愈來愈大……像晚霞。「『你瞧，』我對車夫說，『啊？失火啦。』「『沒什麼，』他回答，『大概一間小農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駕，駕，快跑，快跑！』「過了一兩小時，發紅的天空已到了另一邊。我不再問什麼，心想這不過是燒掉了一間小農舍或烘谷房。「……我在大齋節從鄉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過石板路，車燈在污濁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邊套馬把冰冷的泥漿大塊大塊地直拋到我的臉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剛一開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漿就會變成一陣陣灰土，刮進眼睛和鼻孔，一個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馬車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滿的神色，警察們則忙作一團，正在把各種碎磚瓦鋪到路上，防止灰塵！」加拉霍夫非常隨便，心不在焉，但這與科爾什的口吃一樣，不失為一個可愛的缺點。他時常出洋相，弄得很尷尬，有時他會因此發點小脾氣，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請他參加晚會，他卻跟我們一起上劇院聽《夏莫尼的林達》25，看完戲又一起上謝瓦利埃飯店，在那兒坐了一兩個小時，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點著一支蠟燭，堆著一些什物。他走進大廳——一個人也沒有；走進客廳，只見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兒，他剛從奔薩省回來，還沒脫下旅行服裝。加拉霍夫的來訪使他驚訝。客人問了旅途平安，便在沙發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說，道路很壞，他非常疲倦。「瑪麗亞·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兒啊？」加拉霍夫問。「早已睡了。」「怎麼睡了？難道這麼遲了？」他問，開始猜到是怎麼回事。「四點鐘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四點鐘！」加拉霍夫重複了一遍，「對不起，我只是聽說您回家，特地來向您問好的。」另一次，也是在他們家，那是一次招待晚會，男的都穿著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沒有接到請柬，還是他忘了，總之，他是穿著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會兒，就著蠟燭點了一支雪茄，便開始高談闊論，根本沒留意客人們的服飾。過了一兩小時，他問我了：「你還要上哪兒？」「哪兒也不去？」「那你怎麼穿著燕尾服？」我不禁哈哈大笑。「咳，真是亂彈琴！」加拉霍夫嘟噥道，拿起帽子便走。我的兒子五歲那年，加拉霍夫給他的聖誕樹送來一個蠟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兒子那麼大，加拉霍夫親自讓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聖誕樹布置好了，門打開了，薩莎又驚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戀戀不捨的目光端詳那些彩色紙片和蠟燭，但驀地愣住，站在那裡，臉漲得通紅，然後驚叫著轉身逃走。「你怎麼啦，怎麼啦？」我們問他。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那兒有個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個孩子，以為這孩子要與他爭奪聖誕樹，因此非常傷心。但更傷心的還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轉身便走，此後好久不願再提起這事。 1847年秋，我與他在尼斯的會見是最後一次。當時義大利革命運動正如火如荼，他非常關心。他的目光雖然充滿譏刺，但心頭仍保持著浪漫主義的憧憬，對某些信念不勝嚮往。我們間的長談和爭論，使我想起應把它們寫成文字。《來自彼岸》就是以我們的一次談話開始的。26我把開頭幾節念給加拉霍夫聽過；那時他已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了。他臨終前夕，還寫了一封非常風趣的長信給我，這時我在巴黎。可惜信遺失了，否則我可引述幾段。離開他的墓前，我要憑弔另一個更令人懷念的、也是更新的墳墓了。（二）在友人墓前他的心靈純潔而高尚，他的性情溫柔如同慈母，他的友誼童話般令人難忘。27 ……1840年，我路過莫斯科，第一次見到格拉諾夫斯基。那時他剛從國外回來，準備在大學講授歷史。我喜歡他那文雅的舉止，沉思的外貌，緊皺的雙眉，憂鬱的眼睛，以及微帶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時留著長發，穿一件式樣別致的普魯士藏青大衣，領圈是天鵝絨做的，衣鈕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飾、黑髮，都使他顯得風度翩翩，優雅瀟灑；他當時正處在青春即將消逝、精力充沛的壯年即將開始的分界線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對他也不能毫不動心，何況我一向重視美，把它看作一種天賦和力量。我與他只匆匆見了一面，因此帶回弗拉基米爾的印象，不過是覺得他人才出眾，並根據這一點，相信他可以成為我未來的摯友。我的預感沒有欺騙我。過了兩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來，住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們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格拉諾夫斯基天性溫和，平易近人。他從不虛張聲勢，疾言厲色，也從不自以為是，他待人接物總是那麼誠懇，坦率，因此與他非常容易相處。他不以友誼壓人，而是赤誠相愛，決不把自己的觀念強加於人，也不因事不關己便採取「反正一樣」的態度。凡是真正投身於生活的人，難免有一些怕人知曉、不願聲張的弱點，我不記得，格拉諾夫斯基曾對這種「小節」做過粗暴的干預，或不恰當的指責。因此，有些話哪怕不能與最親密的人講（這些人雖然完全可以信賴，但是他們的某些難以聽到的心弦還是與你有著不同的音域），卻可以對他直言不諱，無須顧慮。他的心靈充滿著愛、寧靜和寬容，在那裡找不到無法調和的紛爭，聽不到盛氣凌人的聲音。他在我們中間，是聯繫許多事和許多人的環節，互相敵對的團體，瀕於決裂的友人，往往由於對他的同情而消除隔閡。格拉諾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完全不同，雖然他們同樣是我們中間最光輝、最傑出的人物。在昨天的俄國，那個艱難時世28的末期，一切都被打翻在地，只有官方的敗類可以大聲說話，文學成了一泓死水，科學被代之以奴才的理論，書報檢查機關對基督的教誨也不以為然，對克雷洛夫的寓言也要大加刪削29——在那個時期，看到格拉諾夫斯基屹立在講台上，心裡就會輕鬆一些。「如果他還在講話，那麼一切不致毫無希望。」大家這麼想，感到呼吸自由一些了。然而，格拉諾夫斯基既不是別林斯基那樣的戰士，也不是巴枯寧那樣的雄辯家。他的力量不在於尖刻的論爭，不在於勇敢的否定，而在於正面的道德感染，在於他引起的絕對信賴，在於他的藝術稟賦和平靜安詳的精神素質，在於他性格的純潔和對俄國現存秩序的深刻持久的抗議。不僅他的話，連他的沉默，也是一種力量：他的思想不能自由吐露時，就會鮮明地表現在他臉部的表情中，讓大家一目了然，因為在這個國家，狹隘的專制制度已使人們學會了理解言外之意，懂得隱晦曲折的語言。從1848年至尼古拉去世這個災難深重的時期中，格拉諾夫斯基不僅保住了自己的講台，也保全了自己的獨立思想方式，這是因為騎士的勇敢，堅如磐石的信仰，與女性的溫柔，靈活的形式，以及我們已講過的那種善於求同存異的天性，在他身上結成了和諧的統一體。格拉諾夫斯基給我講過宗教改革時期許多沉著穩健的革命傳教士，他們不像路德那麼狂熱，威嚴，不會「慷慨激昂，咄咄逼人」，但是開朗，慈祥，對桂冠與荊冠同樣泰然處之。他們鎮定沉著，剛毅堅決，從不意氣用事；這種人叫法官畏懼，覺得不好對付；他們那種寬容和解的笑，也使劊子手事後受到良心的譴責。科利尼30本人便是這樣，吉倫特派31的優秀分子也是這樣；確實，從精神特徵和浪漫主義氣質來看，從不愛走極端來看，格拉諾夫斯基更像胡格諾派32教士和吉倫特黨人，不像再浸禮派33教徒或山嶽黨人34。格拉諾夫斯基對莫斯科大學和整個年輕一代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歷久不衰；他在身後留下了漫長的光輝。我特別感動的，是看到他當年的學生把自己的書，作為對他的紀念呈獻給他；他們在序言中，在報刊的文章中，熱情洋溢地談論他；他們懷著年輕美好的願望，要把自己的新著作與友好的故人聯繫在一起，要借書前的題詞來撫慰他的英靈，公認他是他們思維活動的淵源。格拉諾夫斯基的發展與我們不同。他小時在奧廖爾讀書，後來進了彼得堡大學。父親給他的錢不多，他從非常年輕的時期起就得為雜誌「特約」撰稿。那時他認識了葉·科爾什，從此直至他去世，他們保持著最親密的友誼，並一起為先科夫斯基35工作，後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沒有經驗的青年為他賣力，以便把他們真誠的作品攙進《讀書文庫》淡而無味的水酒中兜攬生意。嚴格地說，他一生從未尋歡作樂，從未荒唐過一天。畢業後，他就由師範學院派往德國。在柏林，他遇見了斯坦克維奇——這是他青年時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凡是認識這兩個人的都會明白，格拉諾夫斯基和斯坦克維奇必然立即成為親密朋友。在性格、年齡、志趣等等方面，他們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胸部也同樣潛伏著註定早死的種子。但是對親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誼而言，僅僅相似是不夠的。只有可以互相補充的愛，才是深刻而鞏固的。對於卓有成效的愛，相異與相似同樣必要；沒有相異之處，感情便會萎縮，衰退，變成只是一種習慣。兩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極不相似。斯坦克維奇早年就受過黑格爾辯證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說他把美學因素帶進了自己的思維中，那麼毫無疑問，他也把同樣多的哲理帶進了自己的美學。格拉諾夫斯基熱烈擁護當時的科學潮流，但對抽象思維既不愛好，也無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賦，選擇了歷史作為他的終生事業。他永遠不可能成為抽象思想家，或傑出的自然科學家。邏輯學的冷若冰霜，鐵面無私，大自然冷酷無情的客觀性，都叫他不能忍受；為了思想忘記一切，為了觀察摒棄自我，他辦不到；相反，他無限關注人世間的一切。難道歷史學不就是這種思想和這種氣質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現？格拉諾夫斯基想的是歷史，學習的是歷史，後來又以歷史作宣傳手段。斯坦克維奇則不僅把現代科學的觀點，也把它的方法，作為優美的禮品贈給了他。學究們對此表示懷疑，他們是用汗水和氣喘病測量思想活動的成績的……然而，我們要問，那麼蒲魯東和別林斯基呢？難道他們對黑格爾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頭髮脫落、滿臉起皺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嗎？然而這兩人誰也不懂德文，誰也沒讀過一本黑格爾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門人的論文，他們僅僅與他的弟子們探討過他的方法。格拉諾夫斯基在柏林與斯坦克維奇一起度過的日子，根據前者的敘述和後者的書信，是他一生中光輝燦爛的時期之一。那時他們風華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熱情第一次得到表現，他們互相善意地調笑戲謔，同時進行著嚴肅的學術探討。這一切是溫暖的，充滿熱烈深刻的友誼，那種僅僅青年時代才有的友誼。過了兩年他們分開了。格拉諾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學講課，斯坦克維奇在義大利醫治肺病，後來死了。斯坦克維奇的逝世，使格拉諾夫斯基深為悲痛。過了好久，他收到了故友嵌肖像的紀念品，那時我正好在場，我很少看到更為沉痛的默默無言的憂傷。這是在他婚後不久。和諧、安靜、融洽的新生活，給蒙上了一層哀悼的黑紗。這個打擊的痕跡長期不能消除，我不知道，它最後有沒有完全消失。他的妻子非常年輕，還沒完全成熟。她身上還保存著少女時代不夠溫順，甚至冷漠的特色，這是淡黃頭髮的少女，特別是日耳曼血統的少女所常有的36。這種個性大多能幹、剛毅，但覺醒較遲，長期處於昏睡狀態。促使這位少女甦醒的動力如此溫柔，缺乏任何痛苦與鬥爭，又出現得這麼早，使她幾乎沒有覺察。她的血繼續在她心臟中緩慢而安靜地流動。格拉諾夫斯基對她的愛是平靜親切的友誼，與其說熱烈，不如說深沉，溫柔。一種安詳的、動人心弦的寧靜，籠罩著他們的小家庭。有時看到埋頭工作的格拉諾夫斯基身旁，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伴默默無聲地沉浸在愛情和幸福中，這是非常愉快的。我看到他們，立即想起新教創始者們那些光輝的、貞潔的家庭，這些人無畏地唱著殉道者的讚美詩，隨時準備手挽著手，沉著堅定地走上宗教裁判法庭。在我眼中，他們像兄妹，特別因為他們沒有孩子。我們很快接近了，幾乎每天見面，有時通宵達旦，無話不談……正是這些夜闌人靜的時刻，使人們產生了密不可分、難割難捨的友情。後來我們與格拉諾夫斯基在理論和信仰上長期存在分歧，想起這一點，我感到遺憾和痛心。何況它們之於我們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真實的生活基礎。但是我得趕緊聲明：如果時間證明，我們可以產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責，那麼更多的時間將會加倍地證明，我們不可能分裂，我們的友誼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無力辦到。確實，好久以後，格拉諾夫斯基和奧加遼夫這兩個互相熱愛的好友中間，除了理論上的分歧，也產生了不和諧的音調，但我們會看到，它最後也完全消失了。談到我們的爭論，那麼這是格拉諾夫斯基使它結束的。1849年8月25日，他從莫斯科寫信到日內瓦，向我講了下面這段話。我懷著虔敬和自豪的心理在這裡引述它們：「我對你們兩人（即對奧加遼夫和我）的友誼，包含著我心靈中最美好的力量。其中感情是一個部分，正是它使我在1846年不由得傷心落淚，責備自己無力斬斷那顯然已難以為繼的關係。我幾乎懷著絕望的心情發現，你們與我的心緊緊拴在一起，要割斷這些紐帶勢必損傷我的血肉。這段時間對我不是毫無益處的。我在與我的缺陷方面的鬥爭中勝利了。你們所指責的我的那種浪漫主義，已蕩然無存。然而我天性中的一切浪漫因素，貫穿在我的個人愛好中。你記得我讀了你的《克魯波夫》37後寫給你的信嗎？它是在一個難忘的夜晚寫的。籠罩在我心靈上的黑紗落下了，你的形象重又光輝地出現在我眼前，我向遠在巴黎的你伸出了手，我感到欣慰，溫暖，正如在我們莫斯科生活中那些神聖美好的日子一樣。對我起作用的不僅是你的才華，從這作品中我看到了整個的你。有一次你羞辱我，說：『不要寄任何希望於個人因素，要相信集體的力量。』而我總是過多地重視個人因素。但對於我，個人因素和集體力量正是在你身上合而為一。我因此才毫無保留地愛你呢。」在我談到我們的爭執時38，但願讀者看了會想起這幾行…… 1843年末，我發表了一組論文：《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態度》39。它們的成功使格拉諾夫斯基像孩子一樣興奮。他帶著《祖國紀事》到朋友家串門，親自朗讀、解釋，如果誰不表示歡迎，他就憤憤不平。此後我也看到了格拉諾夫斯基的成功，而且更大。我這是指他的首次公開講學，講的是英法兩國的中世紀史。40 恰達耶夫聽完第三和第四講走出擠滿全莫斯科的紳士淑女的講堂時，對我說：「格拉諾夫斯基的講學是有歷史意義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話。格拉諾夫斯基把講堂變成了客廳，變成了上流社會41聚會的場所。他沒有為此給歷史穿上華麗的衣衫，繡金的服飾，恰恰相反，他的語言是嚴肅的，一絲不苟，充滿力量、勇氣和詩意，它們有力地震撼了聽眾，喚醒了他們。他的仗義執言所以平安無事，不是由於妥協，而是由於他天然具有的那種溫和的表達方式，他不喜作法國式的箴言，畫蛇添足地在寓言後面附上幾句說教。他只是敘述事實，巧妙地安排材料，讓它們自己說話，使他沒有明言的思想變得十分清楚，聽眾也因此更感到親切，仿佛這是他們本人在思想。第一次講座圓滿結束，他獲得了真正的成功，這在莫斯科大學也是盛況空前的一件事。當他講完之後百感交集地向聽眾致謝時，大家如醉似狂地跳了起來，夫人們揮手帕，其餘的人擁向講台，與他握手，向他索取相片。我親眼看見，青年們漲紅了臉，含著淚水高呼：「好極了，好極了！」離開是不可能的，格拉諾夫斯基站在那裡，微垂著頭，合抱著手臂，臉色白得像紙；他還想說幾句，但說不出口。震天動地的鼓掌聲，瘋狂的讚揚聲，愈演愈烈，大學生們排列在樓梯上，把講堂讓給來賓們去歡呼叫好。格拉諾夫斯基疲憊不堪，穿過人群，走進會議室。過了幾分鐘，人們看見他出來了，於是又響起了連續不斷的鼓掌聲；他轉過身子，向大家揮手致意，帶著萬分激動的疲乏神色走進了辦公室。這時我撲到他身上與他擁抱，我們默默無言地流下了眼淚。 ……這樣的眼淚我還流過一次，那是在夕陽殘照的科洛西姆鬥獸場上，那時英雄契切洛瓦基奧把未成年的兒子獻給了羅馬武裝起義的人民，但幾個月後，這父子兩人就被一個戴皇冠的孩子非法殺害，死在武裝劊子手們的槍彈下了！42 是的，這是珍貴的眼淚：一次我為俄國的希望灑下，另一次灑在革命的怒潮中！但革命在哪兒？格拉諾夫斯基又在哪兒？全都與那披著烏黑鬈髮的少年，那肩膀寬闊的平民，那些我們所尊敬的他們的夥伴們，一起消失了。然而對俄國的信心還沒有動搖。那麼難道它有朝一日也得破滅嗎？為什麼不可理喻的偶然性奪走了格拉諾夫斯基，這位正直的活動家，這個深受苦難的人，而且正當俄國另一個時代開始的時候——儘管這個時代我們還不清楚，但總之是另一個時代了；為什麼它不讓他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這新鮮空氣正向我們吹來，它至少已沒有那種強烈的刑房與兵營的氣息了！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為震驚。我收到信時在里士滿，正要上火車站。我一邊走一邊看信，真的，一時間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坐上火車，不願重新讀信：我怕它。周圍的人進進出出，臉那麼愚蠢，難看；汽笛響了，我向車內掃了一眼，心想：「對，這是胡謅！怎麼可能？這個人正當壯年，他的笑容，他的神態，還在我的眼前，難道他已不在人世？……」我昏昏欲睡，身上非常冷。到了倫敦，我遇到阿·塔朗迪埃43；跟他問好之後，我說我收到了一封不祥的信，我仿佛剛才聽到噩耗，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最近這段時期，我們很少聯繫，但是我需要知道，在那遠方，在我們的祖國，這個人還活著！沒有他，莫斯科變得空虛了，又一條紐帶斷了！……什麼時候我才能獨自跑到那遙遠的地方，憑弔他的墳墓——它埋葬著這麼豐富的力量和生命，這麼遠大的前途，這麼多的愛和思想——就像我曾站在另一個他不完全陌生的人44的墓前一樣！我要在那裡為他念這些憂鬱的、和解的詩句，它們對我是如此親切，我要求把它們呈獻給我們的回憶。致亡友在蕭瑟的秋季，在墓園的瓶飾和碑石中間，又出現了一堆黃土—— 不久前你在這裡安眠。你的學生們向你獻上愛的禮物，憂傷的禮物，那鮮花和綠葉編成的花圈，一個個安放在你的墓上。墳塋的永恆的守衛者，那蒼勁的青松，隨著肅殺的秋風，漠然搖拂頭頂陰森的綠葉，附近小溪沖刷著兩岸，水波平靜，不見漣漪，沿著無盡的河床，潺潺流動不息。我久已生活在遠方，得不到你溫暖的友情，聽不到從你口中發出的最後的問候。我們的爭執使你不快，可能還深感傷心。你也在無意中深深傷害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忘懷。我們誰也不會心懷惡意，只是生來固執任性，誰也不肯當面認錯，各人認為真理在他手中。現在我來向你請求和解，要把真情向你吐露，傾訴我誠摯的懺悔。並從你接受同樣的寬容…… 可惜已為時太晚…… 在那憂鬱的一天，在那蕭瑟的秋季，我獨自站立你的墓前，仍不能相信目睹的一切，故友真已永遠離我而去？你的雙目真已永遠合上？你的聲音已在痛苦中沉默？從今我再不能與你見面，接受你的擁抱？也再不能與你依依惜別？你的愛心也再不會傾聽我坦率的告白？一切過去了，永不復返了，真實竟如此冷酷可怕！我冰涼的嘴唇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語，渾身一陣陣戰慄，似乎有人在把我責怪，眼淚湧上我的心頭，我頭腦昏沉，目光晦暗，血管中的血在冷卻…… 快給我空氣！給我光明吧！啊，這是多麼可怕…… 恍如噩夢或譫妄…… 我終於強忍悲痛，重又在世俗的悲歡中彳亍，但心頭的創傷不能癒合，談笑間仍淚水暗流。逝者業已永訣，只留給我一幅遺容，我目視這親如手足的形象，仿佛死神並未把他奪走。腦中驀地浮想聯翩，宛如一切只是一場幻夢，他眉目含笑，不過暫入睡鄉，明日仍會一覺醒來，發出正義的聲音，給青年帶來神聖的禮品，那自由的精神，還有思想的光，火熱的心…… 但憂鬱的回憶，又喚起累累的荒冢與墓碑，新墳的一抔黃土，墳頭堆積的花圈；蒼勁挺立的青松，那墓園的永恆守衛者，隨著肅殺的秋風，漠然搖拂頭頂陰森的綠葉；而溪水沖刷著河岸，不息地向前奔流。45 格拉諾夫斯基沒有受到迫害。他那悲憤的譴責目光，使尼古拉的爪牙也望而卻步。他是在新一代人的愛戴，整個俄國知識界的同情，以及敵人的讚譽聲中去世的。但我仍堅持我的意見：他經歷了不少苦難。扼殺生命的不僅是鐵鏈；我出國後，恰達耶夫在寫給我的唯一的一封信（1851年7月20日）中說道，他正在死亡和衰老，以迅速的步子邁向墳墓，這「不是由於那種促使人奮起反抗的壓迫，而是由於那種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力量，正因為這樣，它比前者危害更大」46。我面前放著三四封信，這是格拉諾夫斯基最後幾年寫的，那每一行都包含著多少辛酸和悲痛啊！「我們的處境一天天變得難以忍受了。」他在1850年寫道。「西歐的每次運動都在我們這裡引起了迫害的措施。密告成風。三個月中對我進行了兩次調查。但與普遍的災難及壓迫相比，我個人的安危還算不得什麼。大學面臨關閉的危險，只是眼前實行的還限於下列措施：提高學費和減少學生人數，規定每所大學不得超過三百人。莫斯科大學現有學生一千四百名，因此必須減少一千二百人，才能招收一百名新生。貴族學院停辦了，許多學校面臨著同樣的命運，皇村學校便是這樣。專制制度公然宣告，它與文明不能和睦相處。武備學堂制定了新的教學大綱。編制這份大綱的軍事教育家，可以使耶穌會教士也甘拜下風。按它的規定，神父應向武備學堂學生灌輸一種思想，這就是：基督的偉大主要在於服從政府。他被說成了服從命令、遵守法律的模範。歷史教員必須揭露古代共和國表面的光彩，闡明歷史學家還一無所知的羅馬帝國的優越性，這個帝國只有一個缺點：缺乏遺傳性！「……有些事簡直會叫人氣得發瘋。別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時死了。許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絕望，用麻木的平靜對待發生的一切——這個世界什麼時候崩潰呢！「我決定不提出辭呈，等待命運替我作出抉擇。我還可以做些事，讓他們自己把我攆走吧。「……昨天傳來加拉霍夫逝世的消息，前幾天還盛傳你也死了。人家把這話告訴我，我差點放聲大笑。然而這也難怪，為什麼你不該死呢？這種謠言是不足為奇的。」47 1853年秋他寫道：「想到我們從前（即與我在一起時）怎樣，現在又變得怎樣，心便發痛。我們依然照過去的方式喝酒，但不覺得愉快；只有對你的回憶使我的心變得年輕。如今我最美好、最快活的理想，便是再見到你一次，可是看來它已難於實現了。」48 在這些最後的信件中，有一封這麼說：「人們到處在低聲抱怨，但力量在哪裡？對抗的力量在哪裡？困難啊，朋友——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49 在我們的北國，人們在野蠻的專制暴政下迅速地死亡。我懷著惶恐的心情回顧那裡，仿佛那是一片戰場，到處躺著死去的和受傷的人…… 格拉諾夫斯基不是一個人，幾個青年教授與他在一起，他們都是我們流放期間從德國回來的。他們有力地推進了莫斯科大學，歷史是不會忘記他們的。這些孜孜不倦的學者，黑格爾、甘斯和李特50等人的學生，他們受業之時，辯證法的骨骼正開始生長血肉，科學也不再認為自己是與生活相對立的；那時，甘斯走上講堂時，手中拿的不是古籍巨著，而是巴黎或倫敦出版的最新雜誌。那時人們試圖以辯證法精神解決當代的歷史問題，這是不可能的，然而使事實在人們眼中變得更清楚了。我們的教授們隨身帶著這些珍貴的理想，對科學和人的熱烈信念；他們保持著全部青春的熱力，對於他們，講台是神聖的讀經台，他們的責任就是從那裡傳播真理。他們在講堂上不是學術工匠，而是人的宗教的傳教士。這一群學術界的燦爛明星（格拉諾夫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何在呢？卓越可愛、博學多才的克留科夫，只活了三十五歲便死了。佩切林51這位古希臘語文學家，在俄羅斯生活中掙扎了幾年，終於無法忍受，跑到了國外，他意氣消沉，心力交瘁，沒有錢，沒有目的，像無家可歸的孤兒在各地流浪，最後變成了耶穌會教士，在愛爾蘭焚燒新教聖經。列德金變成了世俗的僧侶，一面在內務部供職，一面寫神學論文，闡述經義。52克雷洛夫53——但是夠了。落幕了！落幕了！54 1 赫爾岑寫於1842年10月的一篇文章，後編入《任性與深思》中。 2 奧加遼夫流放回來後，於1841至1846年在德、意、法等國遊歷。 3 原文是法文。蒲魯東在《什麼是私有財產》一書中，談到集體勞動的特點時，作過這樣的說明。 4 蘇巴朗（1598—1662），西班牙畫家，所作繪畫主要反映宗教生活，表現修士自我懲罰的苦行精神等。 5 英國作家艾迪生所作劇本《卡圖》的主角卡圖所講的一句話。原話是：「你是正確的，柏拉圖，你是正確的。」 6 馬羅謝卡街是博特金在莫斯科的住處。瓜達爾基維爾河在西班牙，博特金在遊歷西班牙時寫的《西班牙來信》中，大談西班牙女人的舞姿和衣衫。 7 列德金（1808—1891），俄國法學家，赫爾岑小組的成員。 8 普希塔（1798—1846），德國法學家，羅馬法的權威之一。 9 薩維尼（1778—1861），德國法學家，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之一。 10 都是西班牙的民間舞蹈。 11 1842年11月西班牙第三次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巴塞羅那發生暴動，但不久即被殘酷地鎮壓。 12 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的民間舞蹈，以活躍的快節奏為特點。 13 德國的城市，當時在薩克森選侯和國王的統治下。 14 羅特克（1775—1840），德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及政治活動家。 15 克留科夫（1809—1845），莫斯科大學古羅馬文學教授，40年代的赫爾岑小組成員。 16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動物學家和地質學家，在研究冰川活動和絕種魚類方面作出過巨大貢獻。 17 《聖經》中的人物，見《約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後，耶穌使他復活，走出了墳墓。 18 加拉霍夫（1809—1849），赫爾岑的友人，19世紀40年代赫爾岑小組的成員。 19 畢舍（1796—1865），法國歷史學家，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 20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設計的理想社會組織方式，又稱法朗吉。 21 卡貝（1788—1856），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一切改革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即可完成。著有空想小說《伊加利亞旅行記》，描繪他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伊加利亞」。19世紀40年代，卡貝企圖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建立他的「伊加利亞」，成員是法國工人，最後以失敗告終。 22 天主教的一派，由義大利人聖本篤創建。本篤會的隱修院有嚴格的組織和教規。 23 從前奧匈帝國的銀質輔幣。 24 霍夫林娜（1801—1877），19世紀30至40年代莫斯科的女名流，與文學藝術界人士交往密切，經常在家中舉辦晚會。 25 義大利作曲家杜尼采蒂所作的歌劇。 26 指《來自彼岸》的第一章《暴風雨前》。這一章赫爾岑寫於1847年底（即1848年革命風暴的前夕），是以他與加拉霍夫1847年秋在尼斯的談話為基礎的。赫爾岑把加拉霍夫作為當時俄國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中「多餘人」的一種典型加以敘述，這種人有才能，但脫離實際，充滿浪漫主義幻想，終於一事無成。在《暴風雨前》中，赫爾岑與加拉霍夫就革命前途問題展開了爭論。 27 引自奧加遼夫的詩《致伊斯坎德爾》（《我行走在空曠的平原上……》）。 28 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尼古拉一世死於1855年。 29 據赫爾岑當時收集到的消息，俄國在1848年成立的「秘密書報檢查機關」，曾不同意全文印行《聖經》的《福音書》，並要從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刪去十二篇寓言。 30 科利尼（1519—1572），法國政治家，宗教戰爭時期胡格諾派的領袖。 31 法國大革命初期溫和的共和派，在國民議會中構成右翼，反對審判國王路易十六。 32 16至18世紀法國的新教教派，從信仰上看大多屬於加爾文宗，在宗教改革中態度比較溫和。 33 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流行於德國、瑞士、荷蘭等地的教派，具有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反對教會等級制度，在德國農民戰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34 即雅各賓派。 35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國批評家及雜誌編輯，《讀書文庫》的主編，別林斯基與他展開過多次論戰。 36 格拉諾夫斯基的妻子是德國家庭出身，比他小十一歲，他們結婚時，她才十七歲。 37 指赫爾岑的中篇小說《克魯波夫醫生》。 38 赫爾岑與格拉諾夫斯基的爭執主要是理論問題引起的，因此後者覺得感情上無法割斷他們之間的聯繫。 39 赫爾岑的哲學論文集，共四篇，最後一篇，即第四篇發表於1843年12月的《祖國紀事》上，但其他三篇發表在該年上半年。 40 格拉諾夫斯基的這次學術講演主要說明，人類的發展儘管矛盾曲折，但總是不斷前進的，這無異宣告了當時俄國落後的專制農奴制度之必然滅亡。赫爾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格拉諾夫斯基的講學，並兩次撰文談論此事。 41 原文是法文。 42 這是指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件事。1848年3月，義大利人民在羅馬的科洛西姆鬥獸場上召開大會，募集志願軍，預備攻打倫巴第，支援米蘭的起義者，打擊奧地利占領軍。義大利革命者契切洛瓦基奧當場把自己十五歲的兒子獻給了志願軍。這位少年後來犧牲在戰場上，他的父親也於次年革命失敗後，被奧軍槍決。所謂「戴皇冠的孩子」，是指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他於1848年登基，當時才十八歲。 43 塔朗迪埃（1822—1890），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8年法國革命的參加者，1851年後流亡倫敦，與赫爾岑友善。 44 指赫爾岑的妻子，她死於1852年。 45 這是奧加遼夫寫的一首詩。 46 恰達耶夫這信寫於1851年7月26日，原信見本書最後的《舊信選編》，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7 這前三段引自格拉諾夫斯基1849年6月給赫爾岑的信；第四段引自1849年7月的信。兩信均見本書最後的「附錄」，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8 這封信的原信沒有編入本書的「附錄」中。 49 這些話也是引自1849年6月的那封信。 50 李特（1791—1869），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 51 佩切林（1807—1885），莫斯科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後皈依天主教。 52 列德金後來當了大官僚。此處所謂「寫神學論文」，指他寫的許多教育論文，因其中大量引用了《聖經》。 53 尼·克雷洛夫（1807—1879），曾任莫斯科大學教授，後變節成為沙皇的書報檢查官。 54 原文是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