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二十五章

不諧和音——新的朋友們——狂熱的黑格爾主義——別林斯基、巴枯寧及其他人——與別林斯基的爭吵及和解——在諾夫哥羅德與一位夫人的辯論——斯坦克維奇小組 1840年初，我們告別了弗拉基米爾與可憐而狹小的克利亞濟馬河。離開我們結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預見到，那單純而深刻的內心生活不會再有了，必須多掛些帆，應付不同的風浪了。 不會再有那種孤獨而漫長的郊外散步，在那裡我們隱沒在大草原中，這麼鮮明地意識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們的春天…… 不會再有那種冬日的夜晚，在那時我們彼此緊挨著坐在一起，掩上書本，諦聽大雪橇的吱吱聲和鈴鐺聲，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們5月9日的旅行…… 不會再有了！ ……人們早已知道，也用各種方式歌唱過，「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來」1，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勞作，那路上的碎石，還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願的代數學中，青春漫不經心地向前飛馳，商數如何不必理會， 也無需考慮，只有愛情，啊，未知數找到了，一切歸結為一個人，一切得通過一個人，他們共同的就是可貴的，他們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餘一切都不在話下：只要他們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圍一片淒涼！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總要長出荊棘蕁麻，它們遲早會刺痛肌膚，鉤破衣衫。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把弗拉基米爾隨身帶走，可依然認為，五月尚未過去。我甚至覺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 大學 時期。周圍的一切也加深了這個幻覺。同樣的住宅，同樣的家具，這就是那間屋子，我和奧加遼夫曾在這裡鎖上房間，密謀策劃，儘管參政官和我父親近在咫尺——啊，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親，他老了，背駝了，但仍像當年一樣，隨時預備責怪我回家太遲。「明天是誰講課？測驗在哪一天？放學後得找奧加遼夫……」這是1833年啊！ 奧加遼夫真的在這裡。 他獲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幾個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會的中心，儘管從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還是同情地圍繞著他。 正如我已指出過的一樣，奧加遼夫天然賦有一種獨特的磁性，那種女性的吸引力。別人雖無明顯的原因，卻樂於靠攏和接近這些人。他們鼓舞、聯合和安慰人們，他們是公開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入席，從中汲取力量，獲得休息，提高勇氣和信心，然後作為一個朋友離開這兒。 熟人們侵占了他許多時間，有時他也為此苦惱，但並未關上大門，依然和顏悅色地迎接每一個人。許多人認為這是他的大缺點；不錯，光陰過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愛，不僅是親密朋友的愛，還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愛；要知道，這是抵得上讀書和各種活動的！ 我從來不能明白，為什麼要責備奧加遼夫這類人遊手好閒。工場和作坊的觀點在這裡未必合適。我記得，還在大學時期，一天，我們與瓦季姆一起喝萊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煩悶，突然，眼中噙著淚珠，背誦了唐·卡洛斯的話，而唐·卡洛斯是背誦尤利烏斯·愷撒的話：「二十三歲，不朽的業績還一事無成！」2這使他憂心忡忡，以致用盡力氣，一巴掌打在綠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塊。事情確實如此，但是無論愷撒，無論唐·卡洛斯和波沙3，無論我們與瓦季姆，都未曾說明，為什麼要干不朽的業績？有工作就應該去做，問題在於是為工作而工作，還是為了流芳百世？ 這一切還是模糊的；而且什麼叫工作？ 工作，事業4……官員們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認經商是工作，軍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時期從頭到腳武裝起來，叫作他的工作。我認為，成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紐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在被隔絕和被奴役的社會中。沒有人責怪我遊手好閒，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贏得許多人的讚美，可是他們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論爭，我們無所事事地躑躅街頭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熱、更為閒散的時刻？ ……但不久這環境中也吹來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經過去。當團聚的歡樂平息，酒筵散席，當重要的話題已經講完，應該繼續前進的時候，我們發覺，那無憂無慮的歡快生活，我們從回憶中尋找的一切，在我們的圈子裡，特別是在奧加遼夫家中，已不復存在了。朋友們高談闊論，爭爭吵吵，有時觥籌交錯，但並不愉快，較從前已大為遜色。每人都隱藏著內心的想法，不能暢所欲言；氣氛有些勉強；奧加遼夫看了傷心，凱切爾陰鬱地揚起了眉毛。在我們的和聲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那種刺耳的噪音；不論奧加遼夫的熱情和友誼多麼豐富，也無濟於事，無法消滅它們。 我顧慮重重、擔心了一年的事，畢竟發生了，而且比我預料的更糟。 奧加遼夫的父親已於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奧加遼夫結了婚。他結婚的消息使我很吃驚——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關於他妻子的流言蜚語，我也有所耳聞，對她不是很有利的5。雖然他的信寫得興奮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還是為他擔憂。 1839年初，他們到弗拉基米爾來過幾天。從奧蘭斯基向我們宣讀判決書以後，這還是我們初次見面。我不想多作評論，只記得開頭幾分鐘，她的聲音在我心頭引起了不愉快的反應，但這印象轉瞬即逝，消失在興高采烈的歡樂中了。是的，這是個人幸福完美無缺的日子，在這些日子中，人們接觸到了個人幸福的最高極限，卻根本不會想到它的最後邊界。沒有絲毫陰鬱的回憶，沒有一點不祥的預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誼，愛，充沛的精力，無限的能量，健康和遠大的前途。那時還沒完全消失的神秘主義情緒，也正如鐘聲、讚美詩和明亮的枝形燭台一樣，賦予我們的會見以莊嚴的節日氣氛。 我房中一張桌上，放著一個耶穌受難像的小鐵十字架。 「跪下！」奧加遼夫說，「為我們四人的團聚，讓我們感謝上帝吧！」 我們跪在他旁邊，一邊拭淚，一邊擁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個人未必需要擦眼淚，這就是奧加遼夫的妻子，她看到這場面有些驚訝；我當時以為這是矜持，但後來她親口對我說，她覺得這場戲是牽強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這樣，但為什麼她要站在旁觀的立場上，為什麼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獨她清醒，在這青春的激情中唯獨她老成持重呢？ 奧加遼夫回自己的莊園，她前往彼得堡，為他辦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過了一個月，她再度路過弗拉基米爾——這時是一個人。彼得堡和兩三家貴族客廳迷惑了她的頭腦。她愛好華麗的外表，嚮往富貴的生活。「她能與這人和諧相處嗎？」我想。這麼背道而馳的情趣，可能產生許多不幸。但財富、彼得堡和沙龍，對她都是新鮮的；也許這只是一時的誘惑——她生得聰明，又愛奧加遼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們擔心她的轉變不那麼容易。與文學藝術界人士的交往，相當迎合她的虛榮心，但這還不是她的主流。在貴族的沙龍中，給文人學士們留一角席位，她會同意，但同時卻盡力把奧加遼夫拉向空虛的世界，那個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親密的朋友開始覺察這一點，凱切爾早已皺起眉頭，現在嚴峻地發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極強的她，不習慣約束自己，侮辱了與她同樣容易激動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驁不馴，態度生硬，對人冷嘲熱諷，而且聲音怪腔怪調，初次見面就引起過我的不快，現在這一切招來了強烈的反擊。她與凱切爾爭吵了兩個月（凱切爾雖然在道理上是對的，方式方法卻總不對頭），又引起了幾個人的反對，這幾個人可能因物質地位不同，因而過分吹毛求疵；最後，她把矛頭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較量，以便最後判明，友誼和愛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們是勢不兩立的。這不僅是企圖通過任性的爭論達到自己的目的，這裡還包含一種意識，認為我是實現她的願望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涉及爭風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權力欲。她和凱切爾爭執到落眼淚，像兇惡的孩子罵街一樣，每天吵架，但並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對我，她卻一見就臉色發白，恨得發抖。她指責我自私自利，僭望獨占奧加遼夫的友誼，破壞她的幸福，指責我驕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裡。我覺得這不公正，因而也變得殘忍無情。五年之後，她自己向我承認，她一度曾想害死我，這就可見她恨我之深。她與納塔利婭6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愛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奧加遼夫是痛苦的。無論是她，無論是我，無論其他人，都不能諒解他。我們選擇了他的胸膛（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講的）作「戰場」，並不考慮，無論哪一邊戰勝，他都同樣痛心。他懇求我們和解，竭力緩和矛盾，我們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話，受辱的自尊心就會野性大發，觸痛的委屈感就會爆發成一場鏖戰。奧加遼夫驚恐萬狀，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毀，他所心愛的女人並不以他的神龕為神龕，她與他是兩種人，但他又不能不愛她。我們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運遞給他的苦水，我們不能為他分擔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與她聯繫在一起，他無法粗暴地割斷這聯繫，也不能扼殺使我們結合的強烈共鳴。不論怎樣，他的血反正將因此流盡，他感到了這一點，力圖保留她，也保留我們，神經質地拉住她的手和我們的手，可是我們卻拚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劊子手一樣肢解他的身體！ 人是殘酷的，只有歷盡坎坷才能變得溫馴；孩子殘酷，因為他年幼無知；青年殘酷，因為他以純潔自豪；神父殘酷，因為他以聖徒自居；學究殘酷，因為他自負是飽學之士——我們全都鐵面無情，每當自恃有理的時候，更是寸步不讓。人心融解和變軟，通常是在遍體鱗傷之後，在翅膀灼傷之後，在意識到自己的沒落之後，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發現之後——當他獨自一人，沒有旁觀者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多麼軟弱而渺小。心變得溫厚了，於是他一邊揩乾驚懼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見，一邊為自己尋找辯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卻是別人的理由。從這時起，法官和劊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厭惡。 那時我還離此甚遠！ 敵對狀態時起時伏地繼續著。滿腹怨恨的女人在我們不知寬容的追擊下越走越遠，終於陷入這種糾紛中不能自拔，她掙扎，倒下，可是沒有改變。感到自己無力取勝，她為煩惱和委屈所苦，為沒有愛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亂的思想，毫無系統地取自喬治·桑的小說，取自我們的談話，從來沒有使她對任何問題獲得鮮明的概念，卻把她從一種謬誤引向另一種，引向她錯認為獨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徑，引向所謂女性的解放，根據它，她從現存的和公認的事物中，隨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滿的一切，又固執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了，但奧加遼夫仍對她戀戀不捨，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對她寄託著希望。當她身上有時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縷詩的氣息時，他便準備永遠忘記以往的一切，開始和諧、靜謐及愛的新生活；但她無法克制自己，再度喪失平衡，而每次的反覆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們之間的紐帶一絲一絲地痛苦地坼裂，終於無聲地磨破了最後一條線——他們決裂了。 在這一切中，有一個問題令人難以理解。奧加遼夫對周圍一切人產生的強烈影響，激發了共鳴，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業，偏偏在這女人心頭輕輕掠過，未留下絲毫有益的痕跡，這是為什麼呢？何況他熱愛她，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氣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並且她自己起先也是愛他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對這問題考慮過許久。開頭我當然責備一方，後來才逐漸明白，這個奇怪的反常的事實是可以解釋的，它本身並無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間發生影響，比對一個婦人發生影響容易得多。在教堂內傳道，在講壇上說教，在課堂上講學，比教育一個孩子容易得多。在講堂內，在教堂和俱樂部中，共同的志願和趣味占據主導地位，人們為了它們而匯集一堂，以便繼續發展它們。奧加遼夫小組的成員包括從前的大學同學，年輕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對於某些人，這信仰事實上並未成為他們的生命問題，他們就相繼離開，由另一些人所代替，這種自由選擇的親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鞏固了人們的思想和團結精神。 與婦人的接觸純粹屬於私人生活，它的基礎不同，那是一種神秘的生理親和性，一種自發的本能。我們先是接近，然後才互相認識。有些人，生活沒有一定的目標，思想沒有一定的準則，均勢是容易建立的；他們一切都無定論，他讓步一半，她讓步一半；即使不讓步，也不足為患。相反，一個忠於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發現她並非他所想像的那種人，便張皇失措。倉促間，他就想喚醒她，但在多數場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亂。她與舊的一切隔絕了，但思想並未獲得解脫，她只是被拋進了一個空無一物的峽谷，卻認為已經脫胎換骨，於是傲慢，自大，粗枝大葉地推翻舊事物，不加選擇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塗賬，一片混亂……這並不奇怪，韁繩丟開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們卻以為已經大功告成，站在講台上對她繼續說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於耐心地愛，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恆地、忠誠不渝地愛，這是比其他一切更為罕見的才能。關懷備至的母愛，說理充分的辯證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難道不是由於孩子不易教育才責罵他們嗎？有時對大人也是這樣，因為責罵是容易的。我們自己無能，卻用懲罰向他們進行報復！ 這是奧加遼夫當時就理解的；正因為這樣，大家（包括我在內）才會責怪他過於溫和寬厚。 ……聚集在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已經與以往不同。除了我們，只有兩個老朋友還在。調子，趣味，活動——一切都變了。斯坦克維奇7的朋友們占了主要地位；巴枯寧和別林斯基站在他們前列，他們每人手執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年輕偏激，而沒有這種偏激情緒，就不可能有殺身成仁的熱烈信仰。 德國哲學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移植到莫斯科大學內的。哲學教研室已於1826年撤銷。但帕夫洛夫講授的不是物理學和農業概論，而是哲學概論。聽他的課未必能學到物理學，也不能學到農藝學，然而他的講課使人獲益不淺。帕夫洛夫站在數理系門口向學生髮問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嗎？但什麼是大自然？知識又是什麼呢？」 這非常重要；我們的年輕人跨進大學時對哲學一竅不通，只有教會中學學生對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課堂上敘述謝林和奧凱恩9的學說，他講課具有雕塑似的明確性，沒有一個自然哲學家比得上他。如果說他還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徹明了，那麼過錯不在於他，而在於謝林哲學的晦澀難懂。帕夫洛夫應受責備的，毋寧說是他停留在這哲學的《摩訶婆羅多》10上，沒有經歷黑格爾邏輯學的嚴峻鍛煉。但他甚至對自己的專業也沒有超出引言和概論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學內容是這樣。這種停留在入門階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現象，這種沒有屋頂的房屋，沒有房屋的地基，這種通向簡陋住所的華麗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我們滿足於前室，不正因為我們的歷史還剛剛在叩門嗎？ 帕夫洛夫沒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個學生——斯坦克維奇完成了。 斯坦克維奇也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終生一事無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爾的第一個追隨者。他研究德國哲學，造詣極深，沒有功利觀念；他天賦的非凡才能，把許多友人引進了他所嚮往的活動。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們中間產生了一大群學者、文學家和哲學家，別林斯基、巴枯寧、格拉諾夫斯基11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們的小組和斯坦克維奇的小組不太融洽。他們不喜歡我們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傾向，我們也不喜歡他們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傾向。他們稱我們為投石黨分子12和法國人，我們稱他們為感傷主義者和德國人。我們和他們公認的第一個人是格拉諾夫斯基，他對雙方都伸出了友誼之手，以自己溫厚的愛與和解的天性掃除了彼此誤解的最後痕跡；但是當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他還在柏林，而可憐的斯坦克維奇在科摩湖邊13已奄奄一息，那時他才二十七歲。 斯坦克維奇體弱多病，天性文靜，是詩人和幻想家，這樣的人必然更喜愛直觀和抽象思維，不願接觸生活中純粹的實際問題。藝術的理想主義對他是合適的，在他夭折前年輕蒼白的額上，這成了一頂「勝利的桂冠」。其他人太強壯，也太少詩人氣質，不能長期留在理論思維中而不轉向生活。純思辨傾向是完全違背俄羅斯性格的，我們不久即會看到，俄國精神怎樣改造黑格爾學說，我們的現實天性，儘管已剃度為哲學的僧侶，仍要發揮作用。但在1840年初，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還沒有想到要為精神反對理論文章，為生活反對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獄的囚徒，從奴役或放逐中歸來的人，他們懷著尊敬和寬容的心情，歡迎我參加他們的行列，但同時毫不退讓，暗示他們是今天的，而我們已屬於昨天，要求我們無條件接受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而且尊重他們的解釋。 他們孜孜不倦地探討這些著作，三卷《邏輯學》，兩卷《美學》，以及《哲學全書》等，沒有一節沒有經過幾個通宵的熱烈論爭。彼此友愛的人們，由於對「無所不包的精神」的定義各執己見，整整幾個星期不相往來，由於對「絕對個性及其自我存在」看法不一致，彼此攻擊，相持不下。一切毫無價值的小冊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縣城出版的德國哲學書，只要提到黑格爾的，無不被一一搜羅來，在幾天之內讀到書頁破爛、脫落、沾滿污跡。弗朗凱爾14在巴黎聽說，俄國人公認他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整個年輕一代都在用他用過的那些字母，解決各次冪的方程式，他感動得哭了，那麼，一切湮沒無聞的韋爾德、馬海內克、米希勒、奧托、瓦德克、沙萊爾、羅森克蘭茨15，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稱之為「黑格爾哲學司閽者」的阿爾諾德·盧格16本人，如果知道，他們在莫斯科的馬羅謝卡街和青苔街17之間，如何引起激烈的戰鬥和論爭，大家如何誦讀和搶購他們的著作，他們一定也會失聲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績在於他的闡述深入淺出——淺顯卻並不損害德國思想的深度。相反，現在一些年輕哲學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術語，不把它們譯成俄語，卻全部照搬，為了方便省事，還原封不動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只是加上斯拉夫語尾，按俄文七格變位而已。 我有權利這麼說，因為我也被卷進了當時的潮流，我自己就是這麼寫的，著名的天文學家佩列沃希科夫把這稱為「鳥的語言」18，我還覺得奇怪呢。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反對這樣的句子：「抽象思想在雕塑領域的具體化，表現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階段，在此階段它為使其自身得到明確化，從自然內在性還原為在和諧範圍內的美之形象化。」很清楚，這裡的俄國話，正如葉爾莫洛夫19講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將軍們的談話一樣，比拉丁文更外國化。 德國科學習慣於使用矯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煩瑣哲學語言，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於它生活在學院中，生活在唯心主義的大寺院中。這是科學上神父的語言，為信徒們使用的語言，沒有一個入門者會懂得它；它像密碼電報，必須掌握了密碼才能理解。這些密碼今天已不是秘密，人們了解它，因而驚訝地發現，科學闡述的道理有條不紊，那些深奧的措辭實際上非常簡單。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話的。 機械模擬德國經院學究的行話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於我 國語 言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十分靈活。它一切都可以表達：抽象的思想，內心的抒情感覺，「耗子的擾攘奔突」20，憤怒的呼聲，妙趣橫生的戲謔和驚心動魄的情慾。 除了語言晦澀，還有一種錯誤更為嚴重。我們的青年哲學家們不僅損害詞句，也曲解了實質。生活和現實的關係，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關係，這種對普通事物的學究式理解，歌德曾通過靡非斯特菲勒斯與大學生的對話，給予天才的嘲笑。21一切本來直接明了的東西，各種尋常的感覺，都被提高為抽象的範疇，再從那裡折回時已沒有一滴鮮血，成了蒼白的代數學符號。這在他們還不失為一種天真作風，因為他們是完全真誠的。在他們看來，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麼這是為了領略泛神論樂趣，讓自己感到與宇宙已融為一體；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喝醉的士兵或一個女人與他談話，那麼這位哲學家不僅是與他們談話，而且是在通過直接的、偶然的現象，確認人民的實體。奪眶而出的眼淚也被嚴格分類屬於：「精神狀態」還是「內心的悲痛感」…… 在藝術中也這樣。歌德的知識，尤其對於《浮士德》第二部（也許正由於這一點，它比第一部遜色，或者艱澀難懂），是像衣服之於人一樣不可缺少的。在音樂中，哲學占了首要地位。理所當然，羅西尼不值一談，莫扎特還差強人意，雖然也被認為幼稚和貧乏，可是貝多芬的每一個和音都被進行了哲學分析，舒伯特則被推崇備至，我想，這與其說是因為他那些優美的樂章，不如說因為他採用了哲理的主題，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與義大利音樂同樣被打入冷宮的是法國文學和一切法國產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傾向性。 由此不難理解，我們必然會遭遇並進行廝殺的戰場在哪裡。論爭如果只限於歌德是客觀的，但他的客觀性是主觀的，而席勒是主觀的詩人，但他的主觀性是客觀的，或者相反，一切都會太平無事。然而更激烈的問題不久終於出現了。 黑格爾在柏林擔任大學教授時期，部分地由於年老，但雙倍重要的是因為滿足於自己的地位和聲譽，故意把他的哲學架空到地平線之上，讓它浮在空中，在那裡一切當前的利益和情緒都變得模糊不清，正如從氣球上俯瞰房屋和村莊一樣。他不願觸及這些可惡的實際問題，它們很難處理，而且必須正面給予回答。在科學中強行推銷這種曖昧二元論，其荒謬是一目了然的，因為科學的出發點就是要取消二元論，使它變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爾是耶拿大學的那個樸實的教授，荷爾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崙進城時曾把自己的《現象學》藏在衣襟內24的哲學家，那時他的哲學還不是印度的無為主義，也不是對現存社會形式的辯護，又不是普魯士式的基督教；那時他不是在宣講自己的宗教哲學，而是在寫天才的作品，如後來刊載在羅森克蘭茨寫的傳記上的《論劊子手及死刑》25。 黑格爾停留在抽象的領域，是為了避免與經驗的結論及實際的應用發生接觸，為此他非常巧妙地選擇了美學這片風平浪靜的海洋；他很少走進新鮮的空氣中，偶爾涉足也只一會兒，還得像病人一樣裹緊衣衫，而且哪怕這時仍要把當代人最關心的問題留在辯證法的迷宮中。簇擁在他身邊的一群低能兒（只有甘斯26可說是例外），把文字當作事實，喜歡侈談辯證法。也許，老頭兒看到自己的學生過分自滿而又淺薄無知，有時也難免覺得痛心和慚愧。辯證法如果不能體現事物本質的發展，培養這種思想可以說只是純粹把它作為一種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納入範疇的體系，這是一種邏輯操練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臘詭辯學派和阿伯拉爾27以後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那裡一樣。 有一句哲學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國的保守派企圖用它調和哲學與德國的政治狀況，它便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28，這只是充足理由律29、邏輯和事實統一的原則的另一說法。黑格爾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學上體現了基督教的吉倫特黨人30保羅說的話：「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31。但如果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如果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麼反對它的鬥爭只要也是現實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從形式上看，這兩句箴言純粹是同義反覆，但不論是否同義反覆，它直接引導到承認當前的政權，使人停止鬥爭，而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們所期望的。這種觀點不論怎樣違背俄國精神，我們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們卻公然奉為至理名言，跟著它走上了歧途。 別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躍、最容易激動、最富於辯證精神的勇猛戰士，那時他鼓吹的不是鬥爭，而是印度的靜觀哲學和理論研究。他信仰這種觀點，面對任何後果而毫無懼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說教低頭，在可以使沒有主見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別人的議論面前，他絕不退縮一步；他不知膽怯為何物，因為他是堅強的，真誠的，他的良心是純潔的。 「您可知道，」我對他說，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後通牒使他懾服，「從您的觀點來看，您可能證明壓在我們頭上的醜惡的專制政體是合理的，應該存在的。」 「毫無疑問。」別林斯基回答，給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32。 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我們的爭執影響了別人，小組分裂為兩個陣營。巴枯寧企圖進行調停，勸解，講得苦口婆心，但沒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別林斯基一怒之下，帶著不滿情緒去了彼得堡，從那裡向我們發出了最後一批炮彈，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為《波羅金諾周年紀念》的文章。 這時我與他斷絕了一切往來。巴枯寧雖然爭論激烈，但開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邊。別林斯基責備他軟弱，退讓；他的偏激情緒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驚。但是群眾站在別林斯基一邊，他們瞧不起我們，驕傲地聳聳肩膀，認為我們已經落伍了。 在這場內訌中，我看到必須追本溯源，認真從事黑格爾的研究。我甚至想，沒有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蒲魯東的《社會經濟矛盾》33中接受過考驗，沒有經歷過這熔爐的錘鍊的，都算不得完備的現代人。 等我習慣了黑格爾的語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發現，我們的觀點比黑格爾的追隨者的觀點，與黑格爾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這樣，凡是他才氣橫溢、一往直前、忘記了「布蘭登堡門」34的時候，都是這樣。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它空前解放了人，徹底摧毀了基督教世界，摧毀了過時的傳統世界。但它（也許是故意的）採取了艱澀的表達方式。 正如在數學中（只是那裡更有權利這麼做）人們不會回頭去確定空間、運動、力的定義，只會讓它們的性質和規律繼續進行辯證的發展，在哲學形式的理解上也是這樣，一旦習慣了那些原則，人們就只是繼續從那裡推演出結論。一個新手還不能使方法變成習慣，與它打成一片，因此總是把這些教條和慣例當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早已熟諳此道，因此不可能毫無偏愛的人們，便難免奇怪，這麼「明擺著」的事物，為什麼別人偏不理解。 怎麼能不理解如此簡單的真理，例如：「精神是不滅的，只有個體才會死亡」——這個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35。還有一個真理更為簡單，即絕對精神是通過世界認識自己，同時其本身也能進行自我認識的個體。 所有這些事物，在我們的朋友們看來都如此簡單明了，以致他們嘲笑「法國人」的反駁，使我有一個時期感到壓力極大，只得刻苦鑽研，務必把他們的哲學「行話」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虧煩瑣哲學也像神秘主義一樣，與我極少因緣，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緊，結果弦斷了，情況也清楚了。奇怪的是，使我達到這一點的是我與一位夫人的辯論。 一年後，我在諾夫哥羅德認識了一位將軍，我與他來往是因為他最不像一個將軍。 他的家庭是陰鬱的，空氣中含著眼淚，顯然死神剛從這裡經過。白髮過早覆蓋了他的頭頂，慈祥悽惻的笑容比皺紋流露出更多的憂患。他五十來歲。在他妻子蒼白消瘦的臉上，摧殘一切生機的命運，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跡。他們過得太寂寞了。將軍在研究力學，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給一些貧窮的女孩子上法文課，她們走後，她就讀書；這裡鮮花很多，也只有它們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陽光燦爛的時期；柜子里還放著玩具，只是已經沒有人玩了。 他們有過三個孩子，兩年前一個聰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歲；過了幾個月，另一個孩子患猩紅熱，又死了；母親想換換空氣，挽救最後一個孩子，跑到了鄉下，過了幾天她回來了，與她一起回來的是馬車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們的生活失去了意義，它已經結束，只是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延續著。他們彼此憐惜，相依為命，唯一的安慰只在於深信，一方的存在對於另一方是必要的，對於度過苦難的殘年是必要的。我很少見到更和諧的夫婦，但這已不是夫婦，聯繫他們的不是愛，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深厚感情；三雙冰冷的小手，充滿在他們周圍和前面的無望的空虛，把他們的命運緊緊拴在一起，不能分開了。 孤苦伶仃的母親完全沉溺在神秘主義中，和平肅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脫煩惱的避難所，宗教對人心的阿諛哄騙了她。對於她，神秘主義不是遊戲，不是幻覺，這是她再次獲得的孩子，保衛她的宗教就是保衛他們。但是作為一個智力特別發達的人，她喜歡挑起論爭，檢驗自己的力量。在此前後，我遇見過許多神秘主義者，他們形形色色，有維特貝格和托維揚斯基36的追隨者，那些把拿破崙看作神在戰爭中的化身，走過旺多姆圓柱37要脫帽致敬的人，也有如今已無人記得的「媽爸」38——此人曾親口對我說，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間的公路上遇見過上帝。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里症，他們刺激人的神經，利用人的幻想或心靈，把任意的符號與哲學概念混為一談，不願走進明朗的邏輯的田野。 拉·德39堅守虛無世界，毫無懼色。她這種雄辯的藝術才能從何而來，我不得而知。一般說來，女性的發展是個謎，從塗脂抹粉，跳舞，打情罵俏，看小說，做媚眼，流眼淚，往往猝然一變，變得意志剛毅，思想成熟，知識淵博。談情說愛的少女倏地不見，出現了泰羅昂·德·梅里庫爾40，屹立在講台上慷慨陳詞，鼓動人民群眾；出現了達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馬上，手持利劍指揮叛軍。 對於拉·德，一切都結束了，她沒有懷疑，沒有動搖，沒有理論上的薄弱環節。耶穌會教徒或卡爾文派教士，恐怕都不會像她那樣心安理得，堅信自己的學說。 「她失去孩子之後，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對死的全面謳歌——蔑視塵世，蔑視肉體，不可能有其他意義。因此它才壓制一切生命力，壓制現實精神，壓制享樂，壓制健康和歡樂，壓制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拉·德甚至發展到不愛歌德，也不愛普希金。 她對我的哲學的攻擊是別出心裁的。她譏笑我，要我相信，辯證法的一切表演和奧妙，不過是一場喧鬧的鑼鼓聲，懦夫們可以靠它來掩蓋良心的驚恐。 她說：「你們永遠不能靠任何哲學找到神的個體，找到不滅的靈魂，你們又沒有勇氣做無神論者，否定死後的生活。你們是徹頭徹尾的人，不可能不怕這些後果，不厭惡和迴避它們，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邏輯的魔術，以便轉移視線，達到簡單幼稚的宗教所要達到的目的。」 我反駁，爭辯，但內心覺得我沒有充足的論據，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個衛生局長42自告奮勇要幫助我，結果只是使我不得不徹底認輸。這人是好好先生，但屬於我所遇見的最可笑的德國人之一。他是奧凱恩和卡魯斯43的忠實信徒，談問題時引經據典，對一切都有現成的解答，從來不對任何事發生懷疑；他自以為與我完全一致。 醫生按捺不住，大發脾氣，特別因為沒有其他辦法取勝，便把拉·德的反駁說成女人的異想天開，還引證了謝林關於學院理論的講演44，念了布爾達赫45的生理學中的幾段話，企圖證明人身上確有永恆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內部潛藏著某種具有個體的「神靈」。 拉·德早已熟知這種泛神論的「老生 常談 」，把他駁得體無完膚，頻頻含笑向我使眼色。她當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見，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發笑，不免有些不滿。我十分關心這場論爭，因此重又發奮攻讀黑格爾的著作。我的疑慮痛苦持續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閃現，終於豁然開朗。我倒向了我的對手一邊，但並非像她希望的那樣。 我對她說：「您是完全對的，跟您爭論使我很慚愧；當然，沒有神的個體，也沒有不滅的靈魂，因此才無從證明它們的存在。您瞧，排除了這些先入之見的假設，一切就變得又簡單又自然了。」 我的話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鎮靜下來，說道： 「我為您感到惋惜，不過也許事情會逐步好轉，您在這條路上不會停留太久，因為它太空虛，太沉悶了。」她笑了笑，又道：「至於我們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藥，他不怕待在這迷霧中，連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 然而她的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了。 過了兩三個月，奧加遼夫路過諾夫哥羅德，給我捎來了一本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46。我剛讀了開頭幾頁，就高興得跳了起來。打倒偽裝的衣衫，打倒隱晦曲折，打倒拐彎抹角，我們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的奴隸，不需要把真理隱藏在神話中！ 在我的哲學熱的全盛時期，我著手寫了一系列文章，這就是《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態度》48，在那裡我順便鞭撻了一下醫師。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別林斯基。 他於1840年去彼得堡，過了幾個月我們也到了那裡。我沒有找他。我與別林斯基的爭執使奧加遼夫很傷心，他明白，別林斯基的荒謬觀點只是暫時性的疾病，我也這麼看，但奧加遼夫比我善良。最後，他寫信強使我們見面。我們的會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無論別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無關緊要的閒話中間，我提到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這篇文章。別林斯基從座位上一躍而起，漲紅了臉，非常坦率地對我說道： 「謝天謝地，您談到了這個問題，要不，我的牛脾氣真叫我不知從何開始才好……您勝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個月，比一切論證更能說服我。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訴您一個情況就夠了：前幾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隊軍官；主人問他，想不想認識我？軍官湊在他耳邊問：『這就是那篇關於波羅金諾周年紀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說：『是。』軍官冷冷地回答道：『謝謝，我不想認識他。』這一切我都聽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熱烈地握住軍官的手，對他說：『您是個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這還需要說什麼！」 從這時起直到別林斯基謝世之日，我與他都是手挽手前進的。 可以預料，別林斯基會用盡他尖刻的語言，不遺餘力地攻擊他先前的觀點。但他的朋友中有許多人是不夠光彩的，他們的保皇派立場超過了君主本人，他們不幸非常英勇，力圖保衛自己的觀點，儘管他們並不拒絕體面的停戰。 一切實事求是的有識之士都轉向了別林斯基一邊，只有頑固的形式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與他分道揚鑣。其中一些人鑽進了德國煩瑣的死科學的牛角尖，失去了與生活的一切聯繫，然後默默無聞地消失了。另一些人變成了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者。黑格爾和斯特凡·亞沃爾斯基49的結合，看似不可思議，實際上卻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學正是一種膚淺的決疑論，一套邏輯公式的遊戲，與形式主義地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並無二致。《莫斯科人》50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懷疑地證明，哲學與宗教的雞姦可以達到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 別林斯基揚棄了對黑格爾的片面理解，但絕對沒有拋開他的哲學。恰恰相反，哲學觀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這裡開始了它們那生動、精確、獨特的結合。我認為，別林斯基是尼古拉時期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在1825年後碩果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後，在恰達耶夫那些陰森的文章51之後，別林斯基那憤世嫉俗的否定從痛苦中誕生了；他熱烈干預一切問題，在一系列批評文章中，不管切題不切題，他無所不談，帶著始終不渝的憎恨攻擊一切權威，並經常上升到詩的靈感的高度。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只是為他的出發點提供一點材料，半路上他便拋開它，專談某一問題。《奧涅金》中一行詩句：「所謂親戚便是這麼一群人」52，已足夠他借題發揮，把家庭生活傳到法庭上，剝開親屬關係的畫皮。誰不記得他那些論《旅行馬車》53，論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論傑爾查文，論莫恰洛夫55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堅持原則，始終如一，無所畏懼，在書報審查制度的暗礁間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擊文化界的學閥，抨擊三個上層階級的作家，抨擊御用的文人學士、官僚政客，這些人隨時企圖把反對他們的人置之死地，軟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駁不成便用密告陷害。別林斯基無情地鞭撻他們，那些迂腐狹隘的風花雪月的謳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溫情的鑑賞家，他們淺薄的自尊心無不受到他的挖苦。他嘲笑他們視作珍寶的內心思想，他們在風燭殘年煥發的詩情畫意，他們靠安娜綬帶掩蓋的天真稚氣。為了這一切，他們對他真是恨之入骨！ 從斯拉夫派說來，它是通過與別林斯基的鏖戰正式形成的；他盡情諷刺他們，連他們戴的農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過。只要想一下，別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國紀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歐羅巴人》；這些名稱最足以證明，開頭還沒有明顯的分歧，還沒有形成兩種理論和派別。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從每月25號起便如饑似渴地等待著別林斯基的文章。大學生們三番五次跑進咖啡館，打聽《祖國紀事》到了沒有；厚厚的雜誌一到便爭相翻閱。「有沒有別林斯基的文章？」「有。」於是懷著狂熱的同情，把它一口氣讀完，一邊讀一邊笑，一邊爭論……三四種不同的信仰和根據頓時化為烏有。 難怪彼得保羅要塞司令斯科別列夫一天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別林斯基，跟他開玩笑道：「您什麼時候駕臨我們的要塞啊，我已準備好一間溫暖的牢房供閣下居住。」 我在另一部書57中，已就別林斯基的發展和他的文學活動作了論述，這裡只想談一下他本人。 別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見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時候，他就會手足失措；他知道這一點，想要掩飾，結果反而弄得很滑稽。K58要他一起拜訪一位夫人；離她家越來越近，別林斯基也變得越來越不安，他問，可不可改天再去，說他頭痛。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藉口。車到門口，別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進了屋子。 他有時也上奧多耶夫斯基公爵59府，參加文學界和外交界的晚會。在那裡聚會的人，除了某種相互的猜忌和厭惡之外，沒有任何共同點。這些人形形色色，有大使館官員和考古學家薩哈羅夫60，也有畫家和亞·邁恩多夫61，還有學者出身的高等文官，北京來的雅金甫·比丘林62，半憲兵半文學家的人物，以及全部是憲兵而根本不是文學家的人物。安·克63在那裡始終保持沉默，以致將軍們都把他當作權威。主婦看到丈夫這些粗俗的座上客，心中不免暗暗叫苦，她之容忍他們，正如路易-菲力普登基之初，遷就自己的擁戴者，請他們參加杜伊勒里宮的舞會，讓吊襪帶技師、雜貨店老闆、鞋匠和其他可敬的公民擠滿整個底層一樣。 在這種晚會上，別林斯基總是心慌意亂，不知怎麼辦才好；他一邊是不懂一句俄國話的薩克森公使，另一邊是連別人頭腦中的話也懂得的第三廳官員。他每參加一次這樣的晚會總要病兩三天，把帶他去的人大罵一頓。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經離開，主人忽發奇想，要煮熱糖酒款待親密朋友。別林斯基本來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攔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麼被擠進了一個角落，前面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酒和杯子。茹科夫斯基穿了繡金邊的白官服褲，端坐在他斜對面。別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運毫無好轉的希望，便開始慢慢挪動桌子。桌子起先還聽話，後來忽然一晃，砰的一聲倒在地上，把一瓶波爾多酒潑了茹科夫斯基一身。他跳了起來，紅葡萄酒便順著褲子往下流。大家慌了手腳，一個僕役拚命用餐巾給他擦褲子，把沒沾酒的地方也弄髒了，另一個僕役拾掇打碎的酒杯……別林斯基趁騷亂當口一溜煙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愛的別林斯基！這類事件總是使他怨恨不已，幾天不能平靜，一想起來不是覺得好笑，只是覺得可怕，在屋裡踱來踱去直搖頭。 但是這個靦腆的人，這個虛弱的身體，卻具有一種強大的、鬥士般的性格；是的，這是一個堅強的戰士！他不善於說教，勸導，他需要論爭。沒有對手，沒有憤恨，他就語不驚人，但是一旦他覺得自己受了傷害，一旦他心愛的信念遭到觸犯，他的臉部肌肉開始顫動，聲音噴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頭小老虎，撲到對方身上，撕裂他的肢體，剝開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狽不堪，醜態百出，同時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詩意，闡明了自己的觀點。論爭結束之時，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臉色蒼白，氣喘吁吁，眼睛注視著與他談話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邊，緘默不語，為自己的體弱多病而深感苦惱和沮喪。每逢這種時候，我是多麼愛他和可憐他啊！ 他在經濟上受到文學包工頭的剝削，在精神上受到書報審查制度的摧殘，在彼得堡他的周圍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羅的海氣候對摺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變得愈來愈憤憤不平，容易動怒。他迴避生人，怕羞到閉門不出，有時幾個星期悶悶不樂，無所事事。於是編輯部一再寫條子來催稿，這位被奴役的文學家只得咬緊牙關，拿起了筆，寫出了那些憤激之情溢於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讀者心驚膽戰的起訴書。 筋疲力盡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連幾個小時躺在地板上，逗我兩歲的兒子玩兒。只有我們三個人的時候，一切都太平無事，但一旦傳來門鈴聲，驚悸的神色馬上會從他臉上掠過，他不安地四面張望，尋找帽子；後來由於斯拉夫人的弱點，又留下了。這時只要一句話，一個意見不合他的心意，便會引起一場別開生面的爭吵和辯論…… 一天他在一個文學家64那兒用膳，這時正是耶穌受難周的齋期，吃的是素餐。 「您幾時變得這麼虔誠的？」他問。 「我們吃齋也是不得已，」文學家回答，「總得為人表率啊。」 「為人表率？」別林斯基問，氣得臉色發白。「是做給那些僕人看吧？」他又說一遍，離開了座位。「您的僕人在哪裡？我要告訴他們，他們受騙了。這種對弱者、對無知者的愚弄，這種助長愚昧的假仁假義，比任何公開的罪惡更壞，更不人道。您以為您是自由人嗎？您與一切帝王、神父和剝削者不過是一丘之貉。再見，我不能為了愚弄人民吃齋，我不想為人表率！」 在那些已徹底德國化的俄國人中，有一個是我們大學的碩士，剛從柏林回來65；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藍眼鏡，墨守成規，拘泥禮節，已被哲學和語文學弄得頭腦遲鈍，冥頑不靈，再也不能有所作為了。可是這個有些迂腐的書呆子偏愛高談闊論。一次在那位恪守齋期、要為人表率的小說家的文學晚會上，碩士大放厥詞，發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穩的議論。別林斯基靠在牆角的躺椅上，我走過時，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說道： 「你聽見這個混蛋在胡謅什麼嗎？我的舌頭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給他點顏色看，想幾句話挖苦他，反正這是你的拿手戲，來吧，替我出出氣。」 我哈哈大笑，對他說，他慫恿我做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我與這位先生可說素昧平生，而且幾乎沒聽到他在說什麼。 晚會臨近結束時，戴藍眼鏡的碩士大罵科利佐夫66拋棄了人民的服裝，罵了一會兒忽然把話題一轉，談到了恰達耶夫的著名《書簡》，他的話庸俗無聊，口氣卻那麼妄自尊大，令人覺得好笑，最後他說道： 「不論怎樣，我認為他的行為是卑鄙的，可恥的，這種人為我所不齒。」 有一個在場的人是熟知恰達耶夫的，這便是我。關於恰達耶夫，我以後還有不少話要講，我始終愛他，尊敬他，也為他所愛，我不能對這種粗野的攻擊置之不理。我嚴厲責問他，他是否認為，恰達耶夫寫這文章是別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完全不是。」碩士回答。 這就開始了不愉快的對話，我向他證明，把「卑鄙」、「可恥」這類形容詞加在敢於直抒己見、並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這行為本身就是卑鄙可恥的。於是他向我大談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團結，破壞這種團結便是犯罪，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別林斯基打斷了我的話，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臉色像紙一樣白，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道： 「事情很清楚，他們要當審判官和檢察官，統治人民的思想……」於是他滔滔不絕說了下去。 他的話具有振奮人心的威力，在嚴厲的措辭中夾雜著匕首似的譏刺。 「瞧他們那副大義凜然的架勢！鞭打——他們無動於衷，流放西伯利亞——他們無動於衷，可是一旦恰達耶夫觸犯了他們的民族榮譽，他們就開口了：不准講話！講話就是大逆不道，奴隸從來沒有資格講話！在比較文明的國家，人們的感覺應該也比在科斯特羅馬和卡盧加發達一些，為什麼在那裡倒不怕人講話？」 「文明的國家裡有監獄，」碩士說，露出一副無與倫比的得意神色，「監獄可以把褻瀆全民族榮譽的瘋子囚禁起來……這麼做非常好。」 別林斯基挺直了身子，這時他像巨人一樣，神色是可怕的，他把兩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視著碩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在更文明的國家中有斷頭台，它可以處死那些認為這麼做非常好的人。」 說完這話，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樂椅上，不再作聲。聽到「斷頭台」，主人面色發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廳中一時鴉雀無聲。碩士被弄得十分尷尬，但人的自尊心在這種時候偏偏不肯善罷甘休。屠格涅夫勸人在卷進一場風波怒不可遏時，講話之前先把舌頭在嘴巴內捲動十來次。 碩士不懂得這個簡便的辦法，繼續喋喋不休，但這些廢話與其說是對別林斯基，不如說是對其他人講的。 「不論您如何偏激，」他最後說，「我相信有一點我還是與您一致的……」 「不！」別林斯基回答，「隨您怎麼花言巧語，我與您什麼也不會一致！」 大家笑了一會兒便吃夜宵去了。碩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物質上的匱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損傷了別林斯基虛弱的肌體。他的臉，特別是嘴角邊的肌肉 和凝 然不動的悲憤目光，都說明他內心活動的激烈，體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巴黎，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聲講話，從前的精力只是迴光返照似的偶爾重現一下。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寫了給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的消息傳到時，他還活著；直到臨終，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這一章68在1854年便是這麼結束的；那以後情況有了很大不同。我與那個時期已變得接近多了，這是由於我與這裡的人距離擴大了，也是由於奧加遼夫的到來69和兩部書的問世：安年科夫70的斯坦克維奇傳記和別林斯基文集的頭幾卷71。病房的窗戶突然打開，田野上的新鮮空氣吹進了屋子，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氣流…… 斯坦克維奇的書信沒有引起注意，它發表得不是時候。1857年底，俄國在尼古拉的葬禮之後還沒有清醒過來，還在期待和瞻望；這不是回憶的適當時機……但是這本書不會湮沒無聞。它將作為時代的罕見的紀念碑之一留在荒涼的墓園中，識字的人都能從這裡讀到當年被無聲無息地埋葬了的東西。從1825年延續到1855年的瘟疫時期，不久即將被徹底肅清；人的腳印在警察的蹂躪下可能泯滅，但未來的時代面對這空空蕩蕩的蕭瑟原野，儘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將不斷探索消失不見的思想發展的蹤跡，因為它們實際上並未中斷。從表面來看，血液已停止流動，尼古拉束縛了動脈，但是血仍通過周圍的各種孔道在滲透。正是這些毛細管在別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維奇的書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三十年前，未來的俄羅斯僅僅存在於幾個孩子之間，他們剛離開童年，還那麼微不足道，不易察覺，因此可以在專制制度的鐵蹄和土地之間的隙縫中盤桓發展，可是他們身上蘊藏著12月14日的傳統，全人類科學和真正人民羅斯的傳統。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長，正如青草會在尚未冷卻的火山口上頑強地繁衍一樣。 有一些不同尋常的孩子逃脫了惡魔的血盆大口；他們生長，發展，開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他們軟弱，微小，無依無靠，非但這樣，而且受盡摧殘，因此極易喪失生命，不留下一點痕跡，但他們活了下來，即使半途夭折，也不會一切都隨著他們死去。這是頭一批種子，歷史的萌芽，無人矚目，也難於發現，與一切幼芽相同。 他們中間逐漸形成了一些小組。不同的人向著不同的核心匯集，小組之間後來變得壁壘森嚴。這種分裂為它們提供了廣泛而多樣的發展，及至到達極限，不可能再發展時，各個支流又重新匯合，不論它們叫什麼名稱——斯坦克維奇小組、斯拉夫派或我們的小組。 它們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對官方俄羅斯，對周圍的環境，懷著深刻的否定情緒，力圖超脫這環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滅它。 反對者說，這些小組上不巴天，下不著地，不過是例外的孤立現象，與大局無關，這類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來品，進口貨，他們的觀點並不新鮮，不過是法國和德國思想的俄文翻版。我們認為，這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也許，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貴族中間出現過一批外國化的俄國人，這些人割斷了與民族生活的一切聯繫，但是他們既未發揮積極作用，也沒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組，也未創造自己的文學。他們無聲無息地消逝了。作為彼得一世脫離民族的方針的犧牲者，他們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這種人不僅並無必要，而且不值得憐惜。1812年的戰爭給他們敲了喪鐘，此後老的一代只是苟延殘喘，新的一代則已改弦易轍。把恰達耶夫歸入他們這一類，是大錯特錯的。 抗議，否定，對祖國的憎恨，與心平氣和的外國化，可以說完全具有不同的意義。拜倫抨擊英國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樣逃離英國，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國人。海涅出於對德國醜惡的政治現狀的憤慨，竭力使自己法國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國人。基督教是對猶太教的最大抗議，然而它仍充滿猶太教精神。北美合眾國與英國的決裂可能導致戰爭與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變成不是英國人。 人們要摒棄自己的生理烙印和傳統氣質，一般說來非常困難；除非此人淡泊恬靜，已喪失一切熱情，或者在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沒有個性的數學，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體，不致涉及這些精神方面，不會激起這種變化；但一旦我們觸及生活、藝術、道德等等問題，情況立即不同，在這裡人不僅是觀察者和研究者，同時也是參與者，於是我們發現，生理的局限多麼難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腦髓中印有搖籃曲，祖國山河、風俗習慣和周圍一切事物的痕跡，它們總要發生作用。 詩人和藝術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終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論他做什麼，對他的創作懷著什麼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現的，有意無意之間總會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氣質，而且會比民族歷史本身表現得更深刻，更顯著。甚至在拋棄一切民族色彩之後，藝術家仍不會喪失某些主要特徵，使人們可以據以看出，他系何許人。歌德在希臘式的《伊菲格涅亞》72中，在東方風味的《詩集》73中，仍是德國人。確實像羅馬人所說的，詩人是「先知」，但他們抒發的決不是烏有之物或偶然現象，他們只是把存在於群眾朦朧意識中尚未被察覺的、處於昏睡狀態的東西，形諸筆墨而已。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精神中自古以來存在的一切，都由一個人囊括無遺地作了表現；它的每一條纖維，每一個跡象，每一種世代沿襲的迫害，都無意之間在他那裡取得了形態和語言。 大約誰也不致認為，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特別是大多數民眾，都了解莎士比亞的作品；直至今日，他們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們對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國人走進劇場，由於意氣相投，本能上會了解莎士比亞，這是我毫不懷疑的。他聽戲的時候，隨著戲劇的進展，會覺得愈來愈了解，愈來愈明白。法國人聰慧敏銳，接受能力強，這樣的民族應該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亞。例如哈姆雷特，這是具有全人類意義的性格，尤其在充滿疑慮和苦悶的時代，在意識到某種罪惡勾當正在身旁進行，而德行遭到背棄，卑鄙宵小之徒飛揚跋扈的時代，很難設想誰會不理解這樣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與嘗試都無濟於事，對於法國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紀的貴族一貫鄙視俄國的一切，但事實上他們仍像俄國人，比僕役之像農奴還像得多。由此可見，青年人也決不會因為讀了法國和德國的科學著作便失去俄羅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著黑格爾的書走上極端斯拉夫主義道路的。 這裡要談的那些小組，它們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當時俄國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內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應。 1825年轉折之後的停滯時期，我已談過多次。社會的道德水平降低了，發展中斷了，生活中一切進步的、強大的因素被剷除了。剩下的是一些驚慌失措、軟弱無力、灰心喪氣的人，他們頭腦空虛，膽小怕事；現在，亞歷山大時期的廢物竊據了要津，他們逐漸變成了趨炎附勢的生意人，失去了對酒高歌、雍容華貴的豪邁詩意和任何獨立自主的尊嚴感。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並無雄才大略。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在這個貴族社會下面，民眾的廣闊世界保持著冷漠的沉默；對於他們，一切都沒有改變——他們的境況很糟，但並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擊不是落在他們傷痕累累的背脊上。他們的時代尚未到來。在這個屋頂和這個地基之間，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頭，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從未想到，這有多麼危險。但是不論怎樣，這些孩子驚醒了俄國，俄國開始思考了。 理論與客觀生活實際截然相反的矛盾，使這些孩子感到驚愕。教師、書本、學校講的是一回事——這「一回事」，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夠接受的。父母、親戚和周圍的人們所講的又是一回事，而這「一回事」，無論思想和感情都無法贊同，但是它卻得到執政當局的嘉許和物質利益的鼓舞。教育與習俗之間的這個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貴族的俄羅斯那麼突出。披頭散髮的德國大學生，把圓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腦瓜上，幹著驚世駭俗的越軌行為，然而他們與德國市儈階級的血緣關係，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之外。法國大學生由於競爭和虛榮心作怪，變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難看出，他們是未來善於鑽營投機的精明人物。 我們這兒，受教育的人總是十分罕見。但是有機會受教育的，他們獲得的與其說是淵博的知識，不如說是相當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個學生人化。然而「人」正是升官發財和振興地主家業所不需要的。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許多人正是這麼做的），或者暫停前進，捫心自問：「難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難道當地主真的很好嗎？」於是一部分比較軟弱、缺乏毅力的人，開始過閒散生活，他們以騎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隱居鄉間，穿長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則開始了考驗和內心活動的時期。他們不能生活在雙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對同樣折磨年輕一代的各種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解決方法，從而導致了分裂為不同的派別。 例如，我們的小組就是這麼形成的，在大學內，它遇到了已經存在的孫古羅夫小組。它的傾向與我們的一樣，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學術方面。斯坦克維奇小組也在那時形成，與兩者同樣接近，也同樣有距離。它走的是另一條路，它的興趣純粹在理論方面。 在30年代，我們的信念還太幼稚，太偏激和熱烈，不可能不帶有排外性。我們對斯坦克維奇小組保持著冷淡而尊重的態度，但不能融洽無間。他們在編制哲學體系，從事自我剖析，滿足於精緻的泛神論，然而並不排斥基督教。我們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黨人的範例，在俄國組織新的同盟，我們認為科學只是手段。政府的一切作為，都鞏固了我們的革命傾向。 1834年，孫古羅夫小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們被流放；五年後回來時，我們經受了鍛煉，增加了閱歷。青年人的理想已變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決心。這時正是斯坦克維奇小組的黃金時代。他本人我已經無緣得見——他已在德國；但正是在這時，別林斯基的文章開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來後，我們進行了較量。從雙方看，戰鬥是不平衡的；立足點、武器和語言都不一樣。論爭沒有結果，於是我們看到，現在輪到我們來認真對待學術問題了，我們開始研究黑格爾和德國哲學。當我們理解一切之後，這才發現，我們與斯坦克維奇小組其實無須爭論。 斯坦克維奇小組的解體應該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它對整個文學和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影響，只要舉出別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就夠了；它產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員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但是它要繼續保持獨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國純理論的道路，而這是活躍的俄國人所無法辦到的。 在斯坦克維奇小組旁邊，除了我們，還有一個小組，它是在我們流放期間形成的，它像我們的小組一樣，與它處在犬牙交錯的狀態；這個小組後來稱為斯拉夫派。「斯拉夫人」是從相反的方面去接觸我們共同關心的人生問題，他們對現實生活和當前鬥爭，比斯坦克維奇小組熱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維奇小組分別向斯拉夫派和我們的小組分化。阿克薩科夫弟兄75和薩馬林76參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亞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邊。別林斯基和巴枯寧轉向我們一邊。斯坦克維奇最親近的友人，與他關係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諾夫斯基，從德國一回來就參加我們的小組了。 哪怕斯坦克維奇還活著，他的小組也不能免於沒落。他本人也會轉向霍米亞科夫或我們一邊。 1842年，這個分化和組合的過程早已完成，我們的陣營與斯拉夫派進入了對峙狀態。關於這場鬥爭我將在別處加以敘述。 最後，我想就組成斯坦克維奇小組的分子再講幾句話；這將投下一道光線，讓人看到那些奇妙的地下暗流，怎樣在悄悄地哺育這個俄國德式機體的健壯肌膚。 斯坦克維奇是沃羅涅日省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起先在鄉下當少爺，自由自在，後來被送進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這在當時是異乎尋常的）。對於優良的天性，富人的、甚至貴族式的教育，也可以大有裨益。富足為一切發展和成長提供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廣闊的天地，使年輕的頭腦不必過早為生活操心，為前途擔憂，最後，讓人可以充分自由地從事他愛好的活動。 斯坦克維奇一帆風順，多才多藝；他的藝術與音樂稟賦，加上反應靈敏、觀察深入的天性，使他一進大學就嶄露頭角。他不僅理解力強，富有同情心，而且善於調和矛盾，或者如德國人所說，消滅矛盾，這種才能來源於他的藝術家氣質。德國人需要和諧、融洽、歡樂的生活，他們從不計較方法；為了抹殺陷阱的存在，他們用布把它覆蓋。布不能承受壓力，但深坑不再裸露在眼前。他們遵循這樣的途徑，走進了泛神論的清靜世界，在那裡安心睡覺。但是斯坦克維奇是有才能的俄國人，他不可能長期安於「平靜狀態」。 這從他一畢業便不得不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即可看出。 規定的學習時期結束了；他可以自己決定一切，不必聽從別人的支配，但是他不知道該做什麼。沒有事需要繼續干，周圍也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對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具有吸引力。於是他在離開學校之後便睜開眼睛，打量世界了，他發現他在當時的俄國就像一個旅人在荒野上一覺醒來，不論往哪裡看，只見到處是遺蹟，到處是死者的白骨，到處是野獸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空虛，在這裡滅亡是容易的，而鬥爭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繼續從事，不必違背良心和志趣的，便是研究學問。 於是斯坦克維奇埋頭鑽研理論；他認為他的使命是當一名歷史學家，他開始研究希羅多德79的著作。可以預料，這種研究是不會帶來什麼成果的。 他想上彼得堡，那裡似乎熱火朝天，那裡的戲劇活動也令他神往，而與歐洲又近在咫尺；他還想擔任奧斯特羅戈日斯克中學的名譽校長，決心「在這平凡的園地上」當一名園丁——這比研究希羅多德更難取得成效。實際上他嚮往的是莫斯科，是德國，是大學中的同窗好友，是他所憧憬的事業。沒有親近的朋友，他活不下去（這又可證明，他當時身邊沒有志同道合的人）。斯坦克維奇需要同情，這種心理如此強烈，以致他有時甚至憑空臆造，把人們根本沒有的同情和才能賦予他們，並讚賞不已80。 但是他具有一種能耐，使他不必經常乞靈於這種虛構，這就是他隨時都會遇到一些傑出人物，而他善於正確地對待他們，凡是得到他真誠相待的，總是終生成為他的知交，他也總是用自己的言行使他們獲益不淺，減輕他們的負擔。 在沃羅涅日，斯坦克維奇常上當地唯一的圖書館借書，他在那裡遇見一個貧窮的青年，這人是平民，謙遜，憂鬱。原來他的父親是牲畜商販，斯坦克維奇的父親也是他的主顧。牲畜商的年輕兒子獲得了斯坦克維奇的好感，他讀過許多書，喜歡談論學問。他們接近了。青年人露出羞澀而膽怯的神色，自稱他也在練習寫詩，還紅著臉說，他要把它們拿給他看。斯坦克維奇在偉大的天才面前愣住了，可是這個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才能，還沒有樹立信心。從這時起，他始終關心著他，直至科利佐夫的詩歌傳遍整個俄國，受到普遍讚美為止。這個貧窮的小牲畜商在父母的壓力下，得不到絲毫同情與溫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認，如果沒有遇到斯坦克維奇，很可能只得在伏爾加河邊驅趕著牲口，讓自己的詩歌湮沒在寂寞的草原上，而俄國也不會聽到這些美妙的、親切感人的詩歌。 巴枯寧從炮兵學校畢業後，進了近衛軍當軍官。據說他的父親由於對他不滿，親自要求把他調往作戰部隊。他隨著炮兵輜重車駐在白俄羅斯的偏僻村莊中，孤單寂寞，性 情變 得古怪而孤僻了；他什麼也不干，整天穿著皮襖，躺在床上。隊長同情他，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提醒他，應該或者工作，或者退伍。巴枯寧從未想到他有這權利，當即提出辭職申請。批准之後，巴枯寧到了莫斯科；從這時（大約1836年）起，巴枯寧開始了嚴肅的生活。從前，他什麼問題也不研究，什麼書也不讀，德文也很差。他天生擅長辯證的方法，具有堅韌不拔的、頑強的思維能力，憑著這些天分，他在沒有計劃、無人指導的狀況下，涉獵光怪陸離的各家學說，在自學的道路上摸索。斯坦克維奇了解他的才能，引導他專心研究哲學。巴枯寧從康德和費希特的著作中學會了德文，然後著手鑽研黑格爾，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論和邏輯學——而後來誰沒接受過他的教導啊！我們和別林斯基，夫人們和蒲魯東，都是這樣。 但是別林斯基同樣也直接從那個源泉汲取過力量；斯坦克維奇對藝術、對詩及其與生活的關係的觀點，在別林斯基的文章中，發展成了那種使人耳目一新的、強勁有力的批判，那種對世界和生活的新見解，它們震驚了俄國的整個思想界，使一切腐儒學究惶恐不安，望風而逃。斯坦克維奇不得不出來約束別林斯基，後者那種衝破一切樊籬的天才是熱烈而無情的，它疾惡如仇，與斯坦克維奇美學上穩健的 中庸 之道發生了牴觸。 與此同時，斯坦克維奇還得像兄長一樣支持和鼓勵格拉諾夫斯基；後者文靜，和藹，耽於沉思，當時正處在消極悲觀狀態。斯坦克維奇寫給格拉諾夫斯基的信是優美動人的，而格拉諾夫斯基也是多麼愛他啊！ 斯坦克維奇去世不久，格拉諾夫斯基寫道：「我還沒有從最初的打擊中甦醒過來。災難本身並不使我震動，我早已有了預感。但直至現在我還不相信這是真的——只是有時心裡悶得發慌。他帶走了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東西。我應該感激他的實在太多了，這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他對我們的影響是無窮的，美好的。」 ……可以這麼講的人有多少啊！——也許他們已經講了！…… 在斯坦克維奇的小組內，只有他和博特金兩人是富裕的，完全不必為衣食擔憂。其餘的人雖然千差萬別，其實都是無產者。巴枯寧的父母對他斷絕了接濟；別林斯基是琴巴雷地方小官吏的兒子，因「缺乏才能」被莫斯科大學開除，只得靠寫文章的微末收入餬口。克拉索夫81畢業後，到外省一個地主家當臨時家庭教師，但是與宗法制農奴主一起過活叫他受不了，於是他在嚴寒中背起背囊，跟著一些農民的大車隊，徒步跑回了莫斯科。看來，他們每個人在離開家庭接受父母的祝福時，父母（誰能因此責備他們呢？）說的都是：「唉，記著，要用功讀書；讀好書，給自己開拓一條道路，不要指望得到遺產，我們也沒什麼可以給你，你的命運靠你自己創造，但是不要忘記我們。」另一方面，斯坦克維奇聽到的大概是：從各方面看，他可以在社會上占有一個體面的位置，他的財富和門第也使他可以出人頭地。博特金也一樣，從老父親到掌柜的，家中所有的人都用言語和行為向他表明，應該儘量賺錢，使自己富上加富。 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前進不息。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 注意，這種超脫世俗利益的態度，絕不限於大學時代和青年時期的二三年歲月。斯坦克維奇小組最優秀的人物死了，其餘活到今天的也仍一如既往。別林斯基於努力工作和歷盡辛酸之後，作為一個戰士在貧困中死去。格拉諾夫斯基是為了傳布科學與人道，在走上講台時倒下的。博特金事實上沒有成為商人……他們誰也未曾飛黃騰達。 兩個兄弟組——斯拉夫派和我們，也是這樣。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見到這麼一群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科學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髮皓首的狂熱信徒嗎？ 請問，這種人在哪裡？我可以大膽向你們挑戰；你們只能舉出一個國家，它一度可算例外，那就是義大利。但我要劃定戰場的界線，即對方不得從統計的範疇溜進歷史的範疇。 布魯諾82和伽利略等是為理性和科學而受難的人，在他們的時代，人們對理論的興趣如何，對真理與宗教的熱情怎樣，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也知道，18世紀下半葉百科全書派的法國怎樣。但往後呢？往後就……無可奉告了！ 現代的歐洲沒有青春，也沒有青年。我這觀點已遭到復辟時期末年和七月王朝時期法蘭西最卓越的代表維克多·雨果的反對。他特別提出了20年代的青年法國，我也樂於贊同，承認我講得太絕對；83但除了這一點，我仍無法對他讓步。這有法國人的自白為證。只需讀一下阿爾弗雷德·德·繆塞84的詩歌和《一個世紀兒的懺悔》，回顧一下從喬治·桑的記載，當代的小說、戲劇和法院案卷中透露出來的法國，即可窺見一斑。 但是這一切證明什麼呢？證明很多東西，不過最重要的是：德國制的中國靴子，俄國已穿了一百五十年，磨出了不少老繭，但顯然還沒損傷骨頭，因此只要舒展一下肢體，每次都會產生一些充滿生機的年輕活力。這雖然不能為未來提供任何保證，但已使這種變化顯得完全可能了。 1 引自席勒的詩《斷念》。 2 據傳說，愷撒把自己與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比較時，說過這麼一句話。後來在席勒的劇本《唐·卡洛斯》中，西班牙王儲唐·卡洛斯複述了這句話。 3 《唐·卡洛斯》中的人物，唐·卡洛斯的好友和導師。 4 原文是英文。 5 奧加遼夫的第一個妻子名瑪麗亞·列沃夫娜·羅斯拉夫列娃，兩人婚後感情並不融洽，她死於1853年。 6 本書中出現的「納塔利婭」，在俄 文原 著中均為法文，下面不再一一加注說明。 7 斯坦克維奇（1813—1840），19世紀30年代俄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大學內斯坦克維奇小組的領導人，崇奉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哲學。 8 莫斯科大學教授。 9 德國自然哲學家。 10 古印度的著名史詩，既是文學作品，又包含深刻的宗教、哲學寓意，以內容艱深、結構複雜、想像豐富著稱。 11 格拉諾夫斯基（1813—1855），歷史學家，莫斯科大學教授，19世紀30至40年代俄國西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爾岑的好友。 12 投石黨運動是17世紀法國貴族和資產階級反對專制王權的運動，目的在於限制國王的權力。 13 義大利米蘭城以北的一個湖泊，斯坦克維奇從佛 羅倫 薩前往米蘭時，死在那裡。 14 法國數學家，他編的教科書曾譯成俄文。 15 韋爾德（1806—1893），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和詩人。馬海內克（1780—1846），德國哲學家，右翼黑格爾派領導人。米希勒（1801—1893），德國右翼黑格爾派哲學家，柏林大學教授。奧托（1816—1897），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瓦德克（1806—1882），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及神學家。沙萊爾（1810—1868），德國哲學家。羅森克蘭茨（1805—1879），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及文學史家。 16 盧格（1802—1880），德國 政論 家，青年黑格爾派分子，資產階級激進派，曾與馬克思一起主編《德法年鑑》。海涅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序言中，稱盧格為「黑格爾學派司閽者」。 17 馬羅謝卡街是當時著名文學評論家及政論家博特金的住處，博特金也是斯坦克維奇小組成員，西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參加過《祖國紀事》和《現代人》的工作，與別林斯基友善，赫爾岑等經常在他的家中聚會。青苔街是莫斯科大學所在地。 18 見本書第七章的作者注。 19 俄國1812年衛國戰爭中的著名將領。 20 引自普希金的詩《失眠之夜有感而作》。 21 見《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書齋》。 22 阿特拉斯是希臘神話中肩負天體的巨神。舒伯特的音樂以抒情的浪漫主義風格為主， 《阿特拉斯》等不是他的主要作品。 23 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與謝林、黑格爾、席勒等均有密切來往。 24 拿破崙的軍隊於1806年10月間攻占了耶拿，當時黑格爾剛寫完《精神現象學》，匆忙間把稿本揣在口袋裡，去友人家躲避。 25 羅森克蘭茨著有黑格爾的傳記，其中輯錄了黑格爾的一些未發表的短文及手稿。 26 甘斯（1798—1839），德國黑格爾派哲學家。 27 阿伯拉爾（1079—1142），法國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和神學家。 28 見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序言，原來共兩句話：「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29 形式邏輯中的基本原理，最早由17世紀德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提出，他認為事實的實際存在即是其真理性的充足理由。 30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溫和的共和派。 31 見《聖經·保羅達羅馬人書》第十三章第一節。 32 1830年的波蘭起義遭到沙皇的殘酷鎮壓，1831年8月26日沙皇的軍隊攻占了華沙。這一天正是1812年波羅金諾戰役的周年紀念日，消息傳來，普希金便寫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一詩。普希金站在斯拉夫民族主義立場上，反對波蘭起義，因而歌頌了俄軍的勝利。赫爾岑與奧加遼夫對普希金的這些所謂「愛國主義詩歌」一直持否定態度，但別林斯基當時熱衷於黑格爾哲學，認為應對沙皇政權採取容忍態度，因而多次讚揚了這些詩。赫爾岑與別林斯基的爭執發生在1839年秋至1840年初。 33 指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 34 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在柏林修建的宏偉城門，它是普魯士精神的象徵，被稱為柏林的凱旋門。黑格爾晚年頌揚普魯士君主制，稱它為最完善最合理性的政體。 35 指米希勒於1841年出版的《關於神的個體及靈魂不滅的講演錄》。 36 托維揚斯基（1799—1878），波蘭民族解放運動中一個神秘主義教派的領導人，認為世上有許多「彌賽亞」（救世主），拿破崙便是其中的一個。 37 巴黎旺多姆廣場的圓柱，為紀念拿破崙而建立，上有拿破崙銅像（在巴黎公社起義時已被拆除）。 38 原名甘諾，法國神秘主義教派領導人，因主張男女平等，改名「媽爸」。他的活動在19世紀40年代曾轟動一時。 39 指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即那個將軍的夫人。將軍名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菲利波維奇。 40 原名安娜·泰羅昂，巴黎名妓，本來舉止輕佻，生活浪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她立即參加了攻打巴士底獄的行動，成為英勇的革命戰士，後遭受迫害而發瘋。 41 達什科娃（1743—1810），葉卡捷琳娜女皇的宮女，1762年參與了葉卡捷琳娜篡奪帝位的軍事行動。 42 指當時諾夫哥羅德的衛生局長季梅，他顯然也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追隨者。 43 卡魯斯（1789—1869），德國科學家。他與奧凱恩都是謝林派哲學家。 44 指謝林的著作《關於學院式研究方法的講演錄》。 45 布爾達赫（1776—1847），德國生理學家，著有《經驗科學生理學》等。 46 原文是德文。 47 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他的歷史著作主要依據神話和傳說，把它們看作事實，而不是對它們採取批判分析的態度。 48 赫爾岑在1842至1843年間寫的一部論文集，這是他研究黑格爾哲學和法國唯物主義思想的結晶。 49 亞沃爾斯基（1658—1722），著名的東正教神父和神學家。 50 1841至1856年間出版的帶有斯拉夫主義傾向的刊物。 51 指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 52 見《葉夫根尼·奧涅金》第四章第二十節。這裡指別林斯基在《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第八章中的論述。 53 俄國作家索洛古勃的小說。 54 屠格涅夫於1843年發表的敘事詩。 55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國著名悲劇演員，以飾演哈姆雷特等聞名。 56 斯拉夫派理論家。 57 指赫爾岑在1851年出版的《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 58 不知是誰，一般認為指凱切爾。 59 奧多耶夫斯基（1804—1869），俄國公爵，作家和音樂評論家。 60 薩哈羅夫（1807—1863），俄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和人種學家。 61 邁恩多夫（1798—1865），俄國大官僚和經濟學家。 62 雅金甫·比丘林（1777—1853），俄國東正教傳教士，漢學家，曾在華傳教多年（1807—1821），曾翻譯和撰寫有關中國歷史和風俗的著作。 63 指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國著名的政論家，《祖國紀事》的發行人，別林斯基主持該刊的批評欄達六年之久。 64 指伊·伊·帕納耶夫（1812—1862），當時的一個作家，1847年起與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編《現代人》，寫有著名的《文學回憶錄》。 65 指作家和教授涅韋羅夫，也是斯坦克維奇小組的成員。 66 科利佐夫（1809—1842），著名的俄國詩人，平民出身。 67 指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別林斯基於同年5月26日在彼得堡去世。 68 指1855年發表在《北極星》上的這一章，後來在編定《往事與隨想》的單行本時，赫爾岑把「斯坦克維奇小組」部分也編入了這一章。 69 奧加遼夫於1856年離開俄國前往倫敦，與赫爾岑一起主持《警鐘》的出版工作。 70 安年科夫（1812—1887），俄國自由派文學評論家及回憶錄作者。他所編寫的《斯坦克維奇，他的書信及傳記》於1857年在莫斯科出版。 71 《別林斯基文集》於1859年起在莫斯科出版，共十二卷。 72 指歌德的劇本《伊菲格涅亞在陶里斯》。 73 指歌德的《東西方合集》。 74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國政論家，早年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後轉向反動方面。 75 伊·阿克薩科夫和康·阿克薩科夫都是當時斯拉夫派政論家及作家。 76 薩馬林（1819—1876），斯拉夫派政論家。 77 斯拉夫派主要理論家。 78 指前面提到過的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他的弟弟彼·瓦·基列耶夫斯基，他們都是斯拉夫派理論家。 79 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臘歷史學家，號稱「歷史之父」。 80 克柳什尼科夫曾形象地指出過這一點，他說：「斯坦克維奇是一枚銀盧布，卻對五戈比銅幣的體積驚羨不止。」（見安年科夫的《斯坦克維奇傳記》第133頁）——作者注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國詩人。 81 克拉索夫（1810—1855），俄國詩人，斯坦克維奇小組成員。 82 布魯諾（1548—1600），義大利天文學家，無神論思想家，因捍衛哥白尼學說，反對宗教迷信，被宗教裁判所判處死刑，火焚而死。 83 維·雨果讀了德拉沃翻譯的《往事與隨想》，寫信給我，為復辟時期的法國青年辯護。——作者注按：《往事與隨想》第一卷的法譯本於1860年初在巴黎出版，赫爾岑送了一本給雨果，雨果讀後，在給赫爾岑的感謝信中，提到第七章中對法國青年的批評不夠公正，認為這是該書的「白璧之瑕」，並為此表示遺憾。 84 繆塞（1810—1857），法國著名詩人。在自傳體小說《一個世紀兒的懺悔》中，繆塞抨擊了復辟時期的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