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二十二章
我離開後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爾的平靜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來的消息打亂了。它們現在從各個方面向我衝擊，把我弄得憂心忡忡。為了說明這一切，必須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後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納塔利婭與我在墓園道別時，對我說：「明天見。」她等著我；到了幾位親戚，突然我的堂弟來了，把我被捕的詳情全部告訴了大家。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驚，她站起身，想躲進另一間屋子，但走了兩步，便暈倒在地上。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決心用所有的辦法阻止這剛露頭的愛情。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最近這段時間，即我畢業之後，她待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關於我們的自由思想方式，關於我背叛正教教會，參加聖西門「教派」的種種傳聞，激怒了她；從那時起，她總稱我為「國事犯」或「伊萬弟弟的不肖兒子」。多虧參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許納塔利婭前往克魯季茨兵營與我道別。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時間。「這個彼爾姆和維亞特卡在哪裡啊！他到了那裡，自己不送掉性命，也準會給人害死，不過主要是他在那裡會忘記她。」
但公爵夫人沒有如願以償，我的記性很好。她與我的通信瞞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後暴露了，她嚴禁僕人和使女送信給年輕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過了兩年，大家開始談我回去的事了。「看來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兒子會打開門闖進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後，遲疑不決，得趕快讓她出嫁，從那個不信上帝、沒有規矩的國事犯手裡挽救她。」
從前公爵夫人談到窮孤兒就唉聲嘆氣，說她幾乎一無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揀揀，但願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給她好歹找個歸宿。確實，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蟲，曾替一個沒有陪嫁的遠親好歹找過一門親事，嫁給一個書吏。溫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養，為了安慰母親，出嫁了。過了兩年她死了，但書吏仍活著，出於感激，繼續為公爵夫人奔走辦事。現在恰恰相反，孤兒根本不是窮新娘了，公爵夫人答應把她當親生女兒出嫁，單單現錢就有十萬盧布陪嫁，此外還打算留給她一份遺產。具備了這些條件，豈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況還有公爵的頭銜，以及女伴和雲遊四方的老虔婆們的幫忙呢。
公爵夫人關懷備至的情義，通過流言蜚語和竊竊私議，通過使女們，傳進了不幸的犧牲者的耳中。她對女伴說，她絕對不接受任何人的求親。於是不斷的侮辱，毫不留情的粗暴迫害開始了；每一分鐘，每做一件小事，每走一步路，每說一句話，她都會遭到指責。
「……你想，惡劣的氣候，可怕的寒冷，風，雨，無法形容的陰霾天空，非常討厭的小房間——仿佛有個死人馬上會從那裡抬出來……」「這些孩子卻在這裡沒有目的、甚至沒有樂趣地唧唧喳喳，吵吵鬧鬧，破壞和侮辱周圍的一切；如果可以單單作一個旁觀者，那還好，可有時不得不參加她們的談話。」這是她一封信上的話，那是夏季，她隨公爵夫人到鄉下去了。那封信繼續道：「三個老太婆坐在這裡，講的都是她們的先夫怎樣得了癱瘓症，她們怎樣照料他們——可是沒有這些也已經夠冷的了。」1
現在除了這種處境，又出現了有計劃的迫害。已經不僅是公爵夫人，連那些卑賤的老婆子都不斷折磨納塔利婭，勸她出嫁，辱罵我了。她對她忍受的許多不快，在信上大多不提，但有時痛苦、屈辱和寂寞占領了她。她寫道：「我不知道，除了她們絞盡腦汁加給我的壓力之外，還能使出什麼其他花招？你知道嗎，她們甚至不讓我走出這間房子，甚至在這間房子裡換個位置也不行。我已好久不彈鋼琴，有時我要了一盞燈，走進客廳，心想，她們也許會發善心吧？不成，我給趕回房間結毛線。真的，哪怕坐在另一張桌邊也好，在她們身邊我受不了。然而這成嗎？不成，一定得坐在那兒，坐在神父太太旁邊，讓你聽，讓你看，讓你講，可她們談的無非是菲拉列特，另外就是議論你。一會兒我就厭煩了，氣得臉色發紅，沉重的憂鬱驀地壓在我的心上，但這不是因為我必須對她們屈服，不……我非常可憐她們。」
正式開始說媒了。
「今天來了一位太太，她愛我，正因為這樣，我不愛她……她竭力要替我安排終身大事，叫我太生氣了，我在她後面唱道：
我寧可包上裹屍布躺進墳墓，
不願沒有愛情披上繡花頭紗。」
過了幾天，即1837年10月26日，她寫道：「我的朋友，你不能想像，我今天怎樣受了一天罪。我給打扮整齊，送往C太太家，她對我的親熱，我從小就受夠了。з上校每星期二到她家打牌。想想我的處境：一邊是圍著牌桌的老婆子，另一邊是一群醜惡的俗物和他。他們的談話和外貌，對我都是這麼陌生、荒謬、討厭，這麼陰暗、卑鄙；我自己與其說像一個活人，不如說像雕像；這兒發生的一切，在我看來只是一場痛苦的
噩夢
，我像一個孩子，不斷要求回家，但沒有人理睬。主人和客人的關心使我窒息，他甚至拿起粉筆，用花體組合字寫我的名字，寫了一半，我的天，我再也忍耐不住，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讓我依靠；我獨自站在懸崖旁邊，一大群鬼怪用盡力氣，要把我推下深淵。有時我感到疲倦，缺乏力量，你又不在旁邊，在看不到的遠方；但一想起你，我的精神又振奮了，我穿上了愛情的盔甲，準備重新投入戰鬥。」
然而上校獲得了所有的人的歡心，參政官喜愛他，我的父親認為「這樣好的未婚夫找不到第二個，應該知足了」。納塔利婭寫道：「甚至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2閣下對他也很滿意。」公爵夫人沒有直接對她說什麼，但壓力增加了，步伐加快了。納塔利婭企圖在他面前裝成什麼也不懂的「傻姑娘」，以為可以嚇跑他。一點也不，他來得更勤了。
她寫道：「昨天埃米利婭來看我，她這麼對我說：『如果我聽到你死了，我會高興得畫十字，為你感謝上帝。』她的話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對，她心裡只有悲傷，因此她完全理解我內心的痛苦，但是愛情給我心中帶來的幸福，她卻是無緣得知的。」
但是公爵夫人也不悲觀。「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公爵夫人把з認識的神父請來，問他，違背我的意願讓我出嫁，是不是罪孽？神父說，為孤兒安排歸宿，甚至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我派人找我的懺悔神父，我要向他說出一切。」納塔利婭最後寫道。
10月30日。「這兒是外衣，明天的服飾，那兒是神像，戒指，大家忙於張羅，準備，可不對我講一個字。納薩金一家3和其他人都出動了。他們要給我準備意外的禮物——我也要給他們準備意外的禮物。」
晚上。「他們正在密謀策劃。列夫·阿列克謝耶維奇（參政官）也來了。你勸我堅強一些，這是不必要的，我會擺脫這些駭人的醜惡把戲，即使用鐵鏈把我鎖住也不成。你的形象照耀著我，不必為我擔心，我的憂鬱和痛苦是神聖的，它們有力地、緊緊地摟住了我的心，拉開它們只會造成更大的痛苦，使傷口裂開。」
然而不論他們怎樣掩飾，怎樣遮蓋事實，上校不能不看到，新娘對他毫無好感；他推說有病，來得少了，甚至暗示要增加嫁妝，這使公爵夫人非常生氣，但她居然委曲求全，又給了莫斯科附近的一片莊園。這讓步大概連他也沒料到，因為從此他就不再登門了。
兩個月平靜地過去。突然傳出了我移居弗拉基米爾的消息，於是公爵夫人為親事作了最後的絕望掙扎。她的一個熟人的兒子是個軍官，剛從高加索回來；這人年輕有為，而且作風正直。公爵夫人撇開傲氣，親自托他的姐姐向弟弟「試探」，看他想不想求親。他接受了姐姐的暗示。年輕的姑娘不願再度扮演無聊的討厭角色，看到事情發生嚴重的轉折，便寫信給他，直截了當地公開告訴他，對方愛著另一個人，信任那人的正直，要求別給她增添新的痛苦。
軍官彬彬有禮地退了場。公爵夫人失敗了，受了侮辱，決定調查事實真相。納塔利婭親自與軍官的姐姐談過，後者向弟弟保證，絕不向公爵夫人泄露半句話，但把一切告訴了女伴。當然，那個女人馬上告發了。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差點沒氣死。她不知怎麼辦，命令年輕姑娘回樓上房間，不想再看見她。但她覺得這還不夠，吩咐鎖上她的房門，還派了兩名使女看守。然後她寫信請幾個弟弟和一個外甥去商量對策，說她太生氣，太傷心了，沒有心思對付她遭遇的不幸。我父親拒絕了，說他自己事情繁忙，而且也不必這麼大驚小怪，再說，他也不是婚姻糾紛的合適的法官。參政官和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第二天晚上應召去了。
他們商量了好久，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最後要見見被拘留的人。年輕的姑娘去了，但這已不是他們熟知的那個沉默寡言、羞羞答答的孤兒。她的臉色鎮靜高傲，透露了堅定不移和至死不渝的決心。這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在保衛我與她的婚姻自主權的婦女。
「被告」的態度使神聖的法庭無能為力。大家有些尷尬，最後，德米特里·帕夫格維奇作為「家族發言人」，長篇大論地說明了他們聚會的原因，公爵夫人的憂慮，她安排養女終身大事的心愿，以及養女方面的奇怪反對，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她的利益。參政官頻頻點頭，伸出食指，表示贊成外甥的話。公爵夫人默默坐著，掉轉了頭聞嗅鹽。
「被告」聽完這一席話，簡單地問，現在對她有何指教？
「我們根本不想強迫您接受什麼，」外甥答道，「我們應姨母的邀請來到這兒，是為了向您提出真摯的勸告。您的對方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
「我不能接受這婚事。」
「請問原因何在？」
「您自己知道。」
家族發言人有些臉紅了，嗅了嗅鼻煙，眯縫起眼睛，繼續道：
「這件事有不少方面是可以反對的，我得請您注意，您的希望並不可靠。您與我們的亞歷山大已經這麼久沒有見面，他這麼年輕，偏激，您能信任他嗎？……」
「我信任。而且不論他的心愿怎樣，我不會改變我的心愿。」
外甥用盡了自己的口才，最後只得站起來說道：
「但願上帝保佑您，不致後悔莫及！我非常為您的前途擔憂。」
參政官皺緊了眉頭；現在不幸的姑娘對他說話了。
「您一直是對我表示同情的，」她說，「我要求您救我，隨您怎麼辦，但是不要讓我再過這種生活。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沒有要求過任何東西，也沒有耍過任何手段，我只是不願欺騙別人，毀滅自己，只是不願嫁給他。我因此受的苦是無法想像的；我很抱歉，只能當著公爵夫人的面這麼說。我不能忍受她的女伴的侮辱，那些氣人的話和暗示。我不能，也不應該允許別人因我而侮辱他……」
她控制不住，眼淚潮水般湧出了眼眶；參政官坐不住了，激動地在屋裡來回走動。
這時女伴恨得無名火三丈高，按捺不住，對著公爵夫人說道：
「好一個大家閨秀——這就是她對您的報答！」
「她在講誰？」參政官厲聲說。「啊？姐姐，鬼知道這個人是什麼東西，您怎麼能讓她當著您的面這麼講您兄弟的女兒？再說，這個婆娘為什麼要在這裡？她也是您請來的？她與您是什麼親戚？」
「親愛的兄弟，」驚慌失措的公爵夫人回答，「你知道她是我的什麼人，是給我做什麼的。」
「對，對，這很好，那麼讓她侍候您服藥，替您辦事好了；問題不在這裡，姐姐，我是問您，為什麼我們商量家庭事務，要她在場，而且她居然可以信口胡謅？由此可見，一切都是她在搗鬼，然後您卻向我們訴苦。喂，吩咐套車！」
女伴哭哭啼啼，漲紅了臉，跑出了屋子。
「為什麼您讓她這麼放肆？」憤怒的參政官繼續說道。「她以為她是在茲韋尼哥羅德的小酒店當掌柜呢，您怎麼不覺得她討厭？」
「別說啦，我的朋友，請別說啦，我的神經都快炸裂了——唉！……你可以上樓待著了。」她轉身對侄女說。
「這種巴士底獄應該消滅了。這一切統統沒有用，不會見效。」參政官說，拿起了帽子。
臨走時，他上樓去了一次；納塔利婭正為發生的事悲憤異常，坐在安樂椅上，掩住了臉痛哭。老人拍拍她的肩膀，說道：
「冷靜一點，冷靜一點，一切都會解決的。你要儘量克制，讓姐姐不再生你的氣；她有病，應該讓她幾分，要知道，她總還是為了你好；哦，我們不會強迫你出嫁的，這我可以擔保。」
「不如進修道院，住寄宿學校，到坦波夫省找我哥哥，上彼得堡，什麼都比忍受這種生活好！」她答道。
「噢，算了，算了，儘量安慰安慰姐姐，那個蠢婆娘給我教訓了一頓，她不敢對你無禮了。」
參政官走過大廳時，遇到了女伴。他豎起一根手指嚇唬她，厲聲說道：「記住，不要得意忘形！」她一邊哭，一邊走進臥室，公爵夫人已躺到床上，四個使女正在給她揉手腳，用醋擦太陽穴，往糖上滴霍夫曼滴劑。
家族會議就這麼收場了。
很清楚，年輕姑娘的處境不可能好轉。女伴變得謹慎了，但現在懷了私仇，要為自己受到的呵斥和侮辱向她報復，用種種瑣碎的、間接的方法陷害她。不言而喻，公爵夫人參與了這種不光彩的行為，共同虐待無力自衛的姑娘。
這一切必須結束。我決定直接出面，寫了一封長信給父親，信寫得心平氣和，真誠坦率。我向他談了我的愛情，我料到他會怎麼答覆，因此又說，我根本無意催他，他可以慢慢觀察，看看這是不是一時衝動，我只要求他與參政官設身處地為不幸的姑娘想一想，希望他們記住，他們對她的事是與公爵夫人同樣有權干預的。
父親回信說，他不能干涉別人的事，公爵夫人在自己家中做什麼，與他無關；他勸我丟掉這些荒唐的想法，它們是「閒散無聊之流放生活所造成」，最好還是準備出國旅行一次。從前我常常要求他讓我出國遊歷，他知道我決心很大，便提出了種種困難，最後總是說：「你不如先讓我閉上眼睛，然後隨你要到哪裡都成。」流放後，我喪失了立即出國的一切希望，知道不易獲得批准，何況在被迫離家之後，再堅持自動離家，未免太不近人情。我還記得，當我動身去彼爾姆時，在老人的眼瞼上顫抖的淚珠……現在父親卻主動提出要我出國旅行！
我是坦率的，寫信時憐惜老人，提出的要求這麼低，他卻用嘲笑和詭計回答我。我對自己說：「他什麼也不願為我做，他像基佐4一樣，宣揚不干涉政策5；好，那我自己干，現在——一切讓步再見吧。」我從未考慮過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我相信，也知道，它屬於我，屬於我們，但把其他細節全都委諸命運；我們只要對愛情保持信念就夠了，最大的希望不過是片刻的會見。父親的信迫使我把未來握在自己手中。等待沒有用——先下手為強！我的父親不是感情脆弱的人，至於公爵夫人——
讓她哭她的吧……
何必為她操心！6
這時候，我的哥哥和凱切爾到弗拉基米爾看我。我與凱切爾通宵不眠，回顧往事，談到了天明；我們含著眼淚笑，笑得流下眼淚。他是我離開莫斯科後見到的第一個自己人。我從他那裡聽到了我們小組這幾年的變化，正在研究的問題，有些什麼人參加，離開莫斯科的那些人又在哪裡等等。一切談完之後，我把我的意圖告訴了他。他考慮了一會兒應該做什麼，怎麼辦，最後提出了一個建議，它的荒謬我事後才發覺。原來他希望儘量採取和平辦法，找我父親（他與他幾乎還不認識）認真談一下。我同意了。
凱切爾這個人好事壞事都會幹，唯獨不擅長外交談判，尤其不是我父親的對手。一切足以最後壞事的條件，他無不具備。他只要一露面，就勢必引起一切保守派的憂慮和猜忌。他身材魁梧，頭髮雜亂無章，沒有統一的梳法，臉上稜角分明，使人想起93年7國民議會的那些委員，尤其是馬拉8，嘴那麼大，嘴唇上那蔑視一切的線條那麼刺眼，臉上也是一副充滿仇恨的悲憤表情；此外，還有眼鏡，寬邊呢帽，非常暴躁的脾氣，響亮的嗓音，而且不知道克制自己，火氣一來，眉毛便越豎越高。他像喬治·桑的精彩小說《荷拉斯》中的拉臘維尼葉9，雜有一點「探路人」10和魯濱孫11的氣質，然而帶有純粹莫斯科人的特徵。光明磊落的天性使他從小就與周圍的世界直接發生衝突；他從不掩飾這種敵對態度，已習以為常。他比我們大幾歲，卻不斷與我們吵架，對一切都不滿，動不動訓人罵人，只是他那孩子般的忠厚抵償了這一切。他說話粗率，但感情溫和，我們對他從不計較什麼。
你們想像一下吧，就是這麼一個人，這個最後的莫希干人12，面孔像「人民之友」馬拉，居然登門拜訪我的父親。後來我多次逼他講過他們會見的細節，因為我的想像力不夠，無法勾勒這幅外交干涉的畫面。原來，由於事情來得突然，老頭兒起先莫名其妙，便向這位不速之客說明他的一切深謀遠慮，為何反對我的婚事，但後來想明白了，立刻改變聲調，問凱切爾，是何道理要勞駕他過問跟他毫不相干的事。談話帶上了慪氣的性質。外交家看到事態惡化，試圖用我的健康嚇唬老人，但已經太遲；可想而知，會見的最後結局只能是我父親方面的一連串尖刻諷刺和凱切爾方面的粗暴咒罵。
凱切爾寫信給我道：「不要對老人抱任何希望。」這是必然的。但怎麼辦，如何著手呢？我一天中考慮了十來個不同的方案，決不定哪個好。正在這時，我的哥哥打算回莫斯科了。
這是1838年3月1日。
1 這些話以及後面所有的話，均引自1837年1月至10月納塔利婭寫給赫爾岑的信。
2 赫爾岑的表兄，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爾岑的姑夫的兒子，1831年起曾先後任莫斯科學區副總監和總監。
3 公爵夫人的女兒的夫家，在她女兒死後，仍與她保持著來往。
4 基佐（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時期的著名外交家，1848年二月革命後下台。
5 原文是法文。
6 引自萊蒙托夫的詩《遺言》，引文與原文不盡符合。
7 指1793年的法國，當時的國民議會由激進的革命民主派雅各賓派控制。
8 馬拉（1743—1793），法國革命的左翼雅各賓派的領導人之一。
9 《荷拉斯》中的一個革命家。
10 指美國小說家庫珀（1789—1851）的小說《探路人》的主人公。
11 英國小說家笛福的小說《魯濱孫漂流記》的主人公。
12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原居住在新英格蘭一帶，因白人到來而逐漸消失。《最後的莫希干人》是庫珀的一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