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十五章
官僚世界——西伯利亞總督——陰險毒辣的警察局長——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縣長——傳播東正教的韃靼人——女性的男孩——馬鈴薯恐怖及其他
彼得大帝的改革的最不幸後果之一，就是官僚階層的形成。這個階層弄虛作假，不學無術，貪得無厭，除了當官做老爺什麼也不會幹，除了公文格式什麼也不懂。這是一批世俗的僧侶，法庭和衙門中的神父，他們貪婪，卑鄙，張開了千百張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開了一角帷幕，讓我們看到了俄國官僚的醜惡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對一切付之一笑，他的偉大喜劇天才壓倒了他的憤懣。何況俄國書報審查制度的枷鎖束縛了他的手腳，他幾乎很難接觸到這個骯髒地窖的悲慘底層，然而俄國的貧苦百姓正是在這裡度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在烏煙瘴氣的辦公廳，我們匆匆穿過的辦公廳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們不斷伏案書寫——在灰色紙上擬稿，在印花紙上謄正，要把個人、家庭、整個村子送進痛苦、恐怖和毀滅的深淵。於是父親被長期流放，母親關進了監牢，兒子給送去當兵——這一切災難都像晴天霹靂，突然降臨，可是大部分人是無辜的。原因何在呢？在於錢。快把分攤的款子收齊交清……否則就要對屍體進行偵查啦——其實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凍斃的。這樣，村長收錢，鄉長收錢，農夫拿出了最後一文錢。警察所長要生活，縣長也要生活，而且要養活老婆；省長更要生活，而且還要栽培子女——省長是模範父親呢……
官僚制度統治著俄羅斯東北各省和西伯利亞，它在那裡通行無阻，毫無顧忌……天高皇帝遠，大家參與分贓，掠奪成了共同的事業。皇帝的權力像霰彈，打不進這冰雪覆蓋的污泥坑，這遍布沼澤的溝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無濟於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騙，被愚弄，被蒙蔽，被出賣，而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進行的。
斯佩蘭斯基1曾試圖改善西伯利亞人民的命運。他在各地實施委員制原則，仿佛問題在於哪種盜竊好——是個人盜竊還是集體盜竊。他撤換了幾百名老騙子，又起用了幾百名新騙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員紛紛向農民行賄，怕他們檢舉揭發。但過了兩三年，官員們發現，對他們的升官發財，新制度不比舊制度壞。
還有一個怪物韋利亞米諾夫將軍2，他在托博爾斯克雷厲風行，幹了兩年，想消滅貪污舞弊，但看到毫無成效，只得草草收場，從此什麼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嘗試，他們發了財，也讓別人發了財。
一個白髮蒼蒼的農民，為了一件顯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狀，莫斯科省長謝尼亞溫3對他說：「我要根除賄賂。」老頭兒聽後不覺笑了。
「你笑什麼？」謝尼亞溫問他。
「老爺，請原諒，」農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們一個小伙子，他誇口說，他能舉起大炮，他還真的試了試，可惜沒有把大炮舉起！」
這個故事是謝尼亞溫親口講的，他屬於俄國官員中那種不切實際的人，他們以為講幾句正義之類聳人聽聞的空話，嚴厲懲辦幾個落網的騙子，就可以消滅在俄國監察制度樹蔭下自由繁殖的貪贓枉法的毒菌。
要消滅它只有兩個辦法：把一切公之於眾；徹底改組整個機構，重新實行仲裁法庭、口頭訴訟、地方官員民選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敵視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4
西西伯利亞總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處決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羅馬地方總督，而且是最野蠻的一個。他一貫在全邊區實行公開的掠奪，他的暗探封鎖了它與俄羅斯的聯繫。沒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檢查，任何人敢於對他的統治提出申訴，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會5的商人關了一年，鎖上鐐銬，親自審問。有的官員被他派往東西伯利亞邊境，兩三年不得回來。
人民長期忍耐著，最後，一個托博爾斯克小市民決定上告，向皇帝呈報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繞到恰克圖，又從那兒隨著茶葉商隊穿越西伯利亞邊境。他找到一個機會，在沙皇村向亞歷山大呈上了狀子，懇求他看一下。狀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亞歷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驚，把小市民叫來，與他談了好久，深信他的告發件件屬實，傷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
「現在回家吧，老弟，這案件會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現在不能回家。請陛下最好把我關在牢里。陛下與我的談話不可能保持秘密，我會給殺死的。」
亞歷山大震動了，轉身對當時任彼得堡總督的米洛拉多維奇說：
「你給我負責他的安全。」
「那麼，請准許我把他帶回家中。」米洛拉多維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兒待到了案件結束。
佩斯捷利幾乎經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羅馬的地方總督通常也是住在羅馬的。他靠他的在場和社會關係，尤其是靠瓜分贓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謠言和糾紛6。國務會議利用亞歷山大去維羅納或亞琛7的機會，聰明而公正地決定，由於密告涉及西伯利亞，應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處理，好在他在這兒。米洛拉多維奇、莫爾德維諾夫8和另外一兩個人，反對這意見。案件送到了參政院。
參政院對高級官員的案子包庇縱容，從不秉公辦理，它保護了佩斯捷利，卻把托博爾斯克省民政長官特列斯金削職流放，剝奪了貴族稱號。佩斯捷利只是罷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後，托博爾斯克來了個卡普采維奇9，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門下，生得瘦瘦的，脾氣急躁，天生是個暴君，又在軍隊中幹了一輩子，是一個辦事賣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納入軍事體制，宣布這是他的最高職責，其餘日常事務則交給手下一班強盜處理。1824年，皇上想訪問托博爾斯克。彼爾姆省有一條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車馬來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質本來就很結實。卡普采維奇在幾個月內照樣趕造了一條，通往托博爾斯克。當時春寒料峭，道路泥濘不堪，他卻驅使數千民工修路；村莊不論遠近，都得派工。結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貞之心勝過一切」，路還是修通了。
東西伯利亞當局更是荒謬絕倫，什麼也不管。這地方實在太遠，與彼得堡簡直音信不通。在伊爾庫茨克，布羅涅夫斯基總督每逢出外「散步」，總要鳴放禮炮，以壯觀瞻。另一位總督穿了全套法衣，與大主教一起在家舉行祈禱，卻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鬧和後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鎖消息和卡普采維奇的勵精圖治那麼有害。
西伯利亞治理得如此糟糕，確實可惜。總督的人選特別令人遺憾。我不知道穆拉維約夫10怎樣，他的聰明才幹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稱職。西伯利亞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地窖，那裡藏著不少黃金、皮毛和其他財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資料，沒有溝通各地的道路，沒有居民。這不是真的。
死氣沉沉的俄國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賦予西伯利亞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國的速度向前發展。但我們會看到，當阿穆爾河口開闢了航道，美國與西伯利亞在中國附近相會時，情況會變得多麼不同。
我早已說過，太平洋是未來的地中海。11在這個未來中，西伯利亞這塊處在太平洋、南亞和俄羅斯之間的土地，它的作用是異常重要的。當然，西伯利亞必須面向中國邊境。有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別廖佐夫和雅庫茨克就不會真的感到寒風凜冽，冷得發抖了。
西伯利亞俄國居民本身的特點，就具備了另一種發展的基礎。一般說來，西伯利亞種族是體魄健康、身材魁梧、聰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亞人，他們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權力。在西伯利亞沒有封建貴族，在城市裡也沒有特權階級。代表政權的文武官員，與其說像貴族，不如說像征服者派駐這兒的敵軍警備部隊。遼闊的區域拯救了農民，使他們不必經常與官吏接觸；金錢拯救了商人，使他們可以藐視西伯利亞的官吏，表面上對他們百依百順，實際上看透了他們，只是把他們當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務的掌柜。
尚武精神對西伯利亞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習慣於危險，習慣於機動靈活，使西伯利亞農民比大俄羅斯人更具有英雄氣概，更能隨機應變，更多反抗精神。由於教堂遙遠，他們的頭腦比在俄國更容易擺脫迷信的影響，他們對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數是分裂派教徒12。有些偏僻的村莊，神父一年只去兩三次，在那裡成批地施洗禮，主持葬儀和婚禮，聽取懺悔。
烏拉爾山脈這邊，一切還比較平靜，儘管這樣，幾年來我奔走在省長的辦公廳和餐廳中，仍聽到了不少貪官污吏濫用職權、營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寫，這是罄竹難書的。
一天，維亞特卡市警察局長與我
談天
，談到高興處便說道：「哦，我的前任局長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當然，人人可以這麼過活，但是你得天生有這能耐呵。這個人可算得出類拔萃，是我們中間的謝斯拉溫和菲格納13。」這個瘸腿少校是因負傷升任警察局長的，他想起光榮的前任，連眼睛都發亮了。
「那時離城不遠出現了一幫竊賊，他們不時作案，省里也收到了一兩次報告，什麼商人的貨物被盜啦，什麼包稅商的錢給偷啦。省長急壞了，一連發了幾道命令。可您知道，縣裡的警察都膽小如鼠，一個小偷他們會捉了送來，可這是一幫呢，而且大概還有武器。縣裡那些傢伙什麼也幹不了。省長於是把市警察局長叫去，對他說：『我知道，這不屬於您的職責範圍，但是您辦事幹練，我只得找您。』局長早已聽到這案件，回答說：『將軍，我過一小時就出發。土匪一定藏在某處某處，我帶一隊人到某處某處抓他們，不消兩三天，保證把他們鎖上鐐銬，關進省里的監獄。』好一位奧地利皇帝麾下的蘇沃洛夫！14真的，說到做到，他率領一隊人，果然把竊賊抓獲了，這些匪徒還沒來得及把錢藏好，局長沒收了一切，把他們押進了城。
「開始審問了。警察局長問：
「『錢在哪兒？』
「『我們已經給你啦，老爺，是交在你自己手裡的呢，』兩個土匪回答。
「『給我了？』局長說，露出驚訝的樣子。
「『給你了！』土匪喊道，『給你了。』
「『瞧，好大的膽子，』警察局長對手下的警官說，氣得臉色都白了。『你們這些騙子，大概想讓人相信，我是跟你們一起搶劫的呢。好吧，我要叫你們知道，侮辱我局長行不行；我是槍騎兵軍官，我絕不讓你們破壞我的名譽！』
「他用鞭子抽了他們一頓：『快招認，招認就好，把錢藏在哪裡了？』那兩個傢伙起先還頂得住，但聽見他命令打兩袋煙，為首那個土匪就嚇壞了，大嚷道：
「『我們該死，錢都花光啦。』
「『早該講老實話，』警察局長說，『可你偏要胡說八道；老弟，哄我是不容易的。』
「『真的，我們應該向您老學習，不是您向我們學。我們算得什麼！』老滑頭嘀嘀咕咕，吃驚地看看警察局長。
「要知道，他為這案子得到了弗拉基米爾勳章呢。」
「對不起，」我說，打斷了他對偉大的局長的歌頌，「兩袋煙，這是什麼意思？」
「哦，這是我們警察的行話。您想，行刑時多無聊，於是就一邊命令鞭打，一邊吸菸斗；一般吸完一袋煙，刑罰也完了。可是遇到特殊情況，就得請客人多挨幾鞭，吩咐打兩袋煙了。警察干慣了，大致知道一袋煙該打幾下。」
關於這個菲格納和謝斯拉溫，在維亞特卡有各種各樣的傳說。他幹的事出神入化。有一次，我不記得是什麼原因，是御前侍從武官來了，還是大臣駕到，警察局長想露露臉，表示他沒有白穿槍騎兵軍裝，騎馬的本領也不比別人差，因此特地找當地一位富商馬什科夫采夫，要向他借一匹寶貴的灰色馬。馬什科夫采夫不肯。
「好吧，」菲格納說，「這點小事您不肯幫忙，可是您不借也得借，我好歹要把馬牽走。」
「嘿，咱們等著瞧吧！」有錢的人說。
「嘿，您等著瞧吧。」拿劍的人說。
馬什科夫采夫鎖上馬廄，派了兩人看守。這一回警察局長可不能得手了。
但這天夜裡，巧得很，包稅商們的空倉庫失火了，倉庫就位在馬什科夫采夫的住宅後面。警察局長帶了警員大顯身手，為了搶救馬什科夫采夫的家，甚至拆掉了馬廄的牆，把爭論中的馬牽出了馬廄，既未灼傷鬣毛，也未燒壞尾巴。過了兩小時，局長已神氣活現騎在白牡馬上，為救火的模範行為，去接受富商的嘉獎了。從此誰也不再懷疑，警察局長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
一天，省長雷赫列夫斯基開會回家，他的馬車駛到半路，來了一輛小雪橇，那個車夫不小心，把雪橇撞到了兩匹轅馬和兩匹前導馬中間的挽索上。這引起了一場虛驚，但並沒妨礙雷赫列夫斯基平安無事地回到府上。第二天，省長問警察局長，他知道不知道是誰家的車夫撞了他的挽索，應該教訓一下這個車夫。
「大人，您放心，他不會再來撞你的挽索了，我已經狠狠教訓過他。」警察局長笑笑說。
「他是誰家的？」
「庫拉科夫參事家的，大人。」
這時那位老參事正好來見省長（我在維亞特卡期間，他仍一直是省政府的參事）。
「請您不要計較，」省長對他說，「我們訓斥了您的車夫。」
參事感到奇怪，一點也不明白，疑惑地望著省長。
「昨天他把雪撬駛進了我的挽索中間。您明白，萬一撞在我的車上……」
「可是，大人，昨天我和內人都沒出門，車夫也一直待在家中。」
「這是怎麼回事？」省長問了。
「哦，大人，我昨天太忙了，頭腦昏昏沉沉的，把車夫的事給忘啦，真抱歉。我承認，我不敢向大人說明情由。現在我馬上去處理這事。」
「得啦，您不愧是一個警察局長，沒什麼好說的！」雷赫列夫斯基答道。
講過這個陰險毒辣的官員以後，我還得講講另一種相反的人物——一位溫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好商量的官員。
我的熟人中有一個體面的老人，原來是縣長，已被最高檢察院撤職，現在專給人寫狀子，包攬詞訟，幹著正好禁止他幹的事。他在衙門裡混了一輩子，跑過三個省，貪污盜竊，塗改文書，製造假證件，什麼都干，還兩度遭到過審問等等。這位縣政府的老油子喜歡講一些離奇的小故事，都是他本人和同事們的親身經歷；對新一代官員的退化，他公開表示不滿。
「這些人是浪蕩子，」他說，「當然，他們也得撈錢，不然沒法過活，可是既不懂竅門，又不通法律，什麼也不會。我講一個朋友給您聽聽，這才是好樣的。這人幹了二十來年法官，去年才死，他那頭腦喲！農夫沒一個講他壞話，他卻留下了一份家私。他的手段與眾不同。比方說，有個農民來找他求情，法官馬上把他請進屋子，態度那麼親熱，笑容可掬的。
「『怎麼樣，老大爺，你的名字，還有你爸爸的名字叫什麼？』
「農民低頭哈腰答道：
「『大人，我叫葉爾莫萊，我父親名叫格里戈里。』
「『哦，你好，葉爾莫萊·格里戈里耶維奇，你是從什麼地方來啊？』
「『咱是杜比洛夫村人。』
「『這地方我知道。你們的磨坊好像就在路右邊——大路右邊。』
「『不錯，老爺，磨坊是咱們村社的。』
「『你們的村子挺富裕呢，土地肥沃，是黑土。』
「『老天爺照顧，咱們沒什麼好抱怨的，老爺。』
「『這是應該的。那麼，葉爾莫萊·格里戈里耶維奇，你家裡人多不多啊？』
「『三個兒子，還有兩個閨女，大女兒招了個小伙子進門，快四五年啦。』
「『這麼說，已經抱孫兒啦？』
「『對，抱孫兒啦，這算不得什麼，老爺。』
「『恭喜你！生兒育女，子孫滿堂。嗨，葉爾莫萊·格里戈里耶維奇，你是遠道而來，咱們先干一杯白樺酒再說。』
「農夫執意不肯。法官給他篩酒，一邊說：
「『得啦，得啦，老弟，今天不是天父禁酒的日子。』
「『不是禁酒的日子，可是酒會引起一切災難呢。』於是在胸前畫了個十字，一邊鞠躬道謝，一邊喝下了白樺酒。
「『格里戈里伊奇，你這麼一家子人，日子不好過吧？大家要吃要穿，靠一匹瘦馬，一頭乳牛，對付不了，牛奶也不夠呢。』
「『說的是，老爺，一匹馬哪成啊；我有三匹馬呢，本來還有一匹黃褐色黑鬃馬，在彼得節前幾天給毒眼15一看就死啦——咱們的木匠多羅費，真糟糕，他恨別人的財產，可他生著一隻毒眼，誰碰上他都會倒霉。』
「『是的，是的，有這種人。那麼，你家的牧場不小吧，有沒有養羊呢？』
「『不多，養了幾頭。』
「『哎喲，我跟你談得忘了正事。葉爾莫萊·格里戈里伊奇，這是給皇上辦事呢，我該上法院啦。你有什麼貴幹啊？』
「『是的，大人，有點事。』
「『什麼事呢？跟人吵架啦？老大爺，快說吧，說吧，我得走啦。』
「『唉，老爺，我這把年紀還要遭殃……事情是這樣的，聖母升天節那天，我在酒店喝酒，跟鄰村一個農夫吵了起來，這不要臉的，偷砍咱們的樹林呢。他講啊講的，舉起手朝我胸口就是一拳。我對他說：你別在咱們村子裡撒野，也給了他一拳；我只是想教訓他一下，可我醉啦，或者是什麼鬼作怪，沒提防一拳正打在他眼睛上，唉，把他的眼睛給打壞啦。現在他帶了神父老爺上警察所告我，說要依法懲辦我呢。』
「他講的時候，法官簡直跟你們彼得堡的戲子一樣，神色越來越嚴肅，眼睛也變得這麼可怕，一句話不講。
「農夫看了，急得臉都白了，把帽子放在腳邊，掏出毛巾直擦汗。法官還是不吭聲，只顧一頁頁翻書。
「『老爺，就為這事，我才來找您呢，』農夫最後說，聲音也變了。
「『對這種事我能做什麼呢？這樣的案情！為什麼你偏要打他的眼睛啊？』
「『是啊，老爺，為什麼呢……大概鬼把我迷住啦。』
「『可憐，太可憐了！就為這件事，你會弄得家破人亡！唉，你那一家人沒了你，咋辦啊？都是年輕人，還有孫兒——還吃奶呢，還有你的老婆子，真怪可憐的。』
「農夫的腿開始哆嗦了。
「『怎麼辦呢，仁慈的老爺，我這會給判什麼罪呀？』
「『瞧這兒，葉爾莫萊·格里戈里伊奇，你自己念吧……啊，你不識字？嗯，你瞧，「關於殘害肢體」這條款……「應處以笞刑，並終生流放西伯利亞定居。」』
「『老天爺啊，別毀滅一個人吧！別害死基督徒吧！真的非這麼辦不可嗎？』
「『你這是什麼話！難道法律是可以反對的嗎？當然啦，事在人為。我們可以不打你三十下，只打五下。』
「『但是還得流放西伯利亞？……』
「『老弟，這可由不得我們做主啊。』
「農夫從胸口掏出一個小錢袋，從袋裡取出一個錢包，又從錢包里拿出兩三個小金幣，一邊低低鞠躬，一邊把金幣放在桌上。
「『你這是做什麼，葉爾莫萊·格里戈里伊奇？』
「『救救我吧，老爺。』
「『得啦，得啦，你這是做什麼？說來慚愧，我有時也收一些謝金；我的薪俸不多，不得不拿一些。但是收人錢財，總要替人消災呀。現在叫我怎麼幫忙呢？要是打斷了肋骨，打掉了牙齒，那還好辦，可你偏偏打了眼睛！還是請你把錢收回吧。』
「農夫束手無策了。
「『除非這麼辦，我先跟同事們商量商量，再跟省里打個招呼，怎麼樣？這事鬧到高等法院就糟了，不過那兒我也有朋友，他們神通可大呢；可是這些人跟咱們不同，三四個金幣辦不了事。』
「農夫放心一些了。
「『你不必給我什麼，真的，我是可憐你一家人。不過我那些同事，你至少得給他們兩張灰票子16才成。』
「『哎喲，老天爺在上，叫我上哪裡弄這麼一大筆錢啊，四百盧布呢，這年頭怎麼行呀？』
「『我也是這麼想呢，這確實有些困難。我們可以從輕發落，就說你有悔改表現，而且考慮到你喝醉了酒……再說，在西伯利亞，人們也照樣過活。至於你得走多遠，只有天曉得……當然，如果賣掉兩匹馬，加上一頭牛，再加上幾隻羊，可能也夠了。然而你們當農民的，今後再要積攢這麼多錢，可就難啦！不過從另一方面再想想，馬留著，你卻跑到鬼都看不見的地方去了。格里戈里伊奇，你考慮吧，時間還來得及，我們可以等到明天，現在我得走了，』法官最後說，把剛才謝絕的幾枚小金幣順手揣進了口袋，一邊道：『這完全是多餘的，不過不能辜負你的一片好心，我謝領了。』
「第二天早上，瞧，老吝嗇鬼帶了各種十字鈔票17，還有一些舊盧布票，一共三百五十盧布現鈔，來找法官了。
「法官答應替他從中調停；農夫給審問了一次，兩次，嚇得屁滾尿流，最後給從輕發落，或者無罪開釋，只是照例訓斥幾句：今後遇到類似情況得小心行事，或者在卷宗里寫上一筆：『留待繼續偵查』，便不了了之。農夫卻感恩不盡，終生為法官祈禱。
「從前就是這麼幹的，幹得天衣無縫，不露痕跡。」罷了官的縣長最後說。
……一般說來，維亞特卡的農民不完全是逆來順受的，因此官員們認為他們喜歡告狀，不守本分。對縣政府說來，真正的金庫是沃恰克人，莫爾多瓦人，楚瓦什人；這些民族可憐，膽小，沒有能力。凡是派到這些芬蘭族地區當縣長的，都得給省長孝敬雙倍的謝禮。
警察和官員對這些可憐的百姓真是為所欲為，叫人難以相信。
哪怕一個土地丈量員出差辦事，經過沃恰克人的村莊，也要停留一下，從車上拿下測量儀器，插上木桿，拉開測鏈量地。過了個把鐘頭，村里就亂開了。「量土地來了，量土地來了！」農民喊著，那神氣就像1812年喊「法國人來了，法國人來了！」村長趕忙前來請安。那傢伙還是量著，寫著。村長要求他別量了，別欺侮他們。土地丈量員便向他索取二十或三十盧布。沃恰克人高高興興湊齊了錢，丈量員於是到下一個沃恰克村去了。
有時縣長帶了警察所長出外，發現了一具死屍，就把它搬上馬車，利用天冷，在沃恰克人的各個村莊轉遊了兩個禮拜。每到一處，總說這是剛發現的，立刻在村里開庭審問。沃恰克人只得出錢了結這事。
我到這兒前幾年，有個縣長撈錢撈得忘了分寸，把屍體載到了俄國居民的大村莊裡。記得他是索賄二百盧布，村長召集居民商量，居民只肯出一百盧布。縣長不讓步。居民們惱火了，把他與兩個文書鎖在鄉公所內。現在輪到他們威脅他了，對他說要燒死他。縣長不相信；農民在屋子周圍堆了乾草，把一百盧布鈔票扎在木桿上，從窗口遞給他，算是最後通牒。縣長不愧是個英雄，仍堅持二百盧布。於是農民從四周點起了火，地方當局的三位穆西烏斯·斯凱沃拉18也終於葬身火窟。這案子後來鬧到了最高法院。
沃恰克人的村子一般比俄國人的村子窮得多。
「朋友，你生活得很不好啊。」我在沃恰克人的小屋子裡等馬時，對這家主人說。這屋子歪歪斜斜的，又沒煙囪，屋裡黑咕隆咚，窗開在背後，是對著院子的。
「老爺，有什麼法子，我們太窮，錢要留著應付困難日子呢。」
「得啦，還有比這更困難的日子不成，老大爺。」我對他說道，給他斟了一杯羅姆酒。「喝吧，解解悶。」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著酒杯，又懷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緊，喝吧。」
「請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幹什麼的？」他問，「從省里來辦事嗎？」
「不，」我回答，「我是路過這兒，是上維亞特卡的。」
他一聽，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後解釋似的對我說道：
「困難日子，那是指縣長和神父來的時候。」
關於後者，我想講幾句話。我們的神父已一天天變得像教會的警察了，這是我們的教會學會了拜占庭唯命是從的作風，我們的皇帝在宗教事務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後，必然帶來的後果。
芬蘭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經受洗，另一部分在伊麗莎白女皇時期領了洗禮，還有一部分仍是異教徒。在伊麗莎白時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兩三年，縣長或警察所長總要帶了神父，到各鄉視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誰齋戒祈禱，誰不，為什麼不。他們被處罰，關進監獄，鞭打，強迫交納聖禮費。縣長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尋找證據，證明沃恰克人沒有放棄從前的異教儀式。教會的密探和縣衙門的傳教士在那裡鬧得雞犬不寧，搜刮大量罰金，製造「困難日子」，然後一走了事，讓這裡一切照舊，以便過一兩年帶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臨，重演故伎。
1835年，神聖的東正教事務管理局認為，必須使維亞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車累米西族異教徒改造為東正教徒。
這個改革是俄國政府推行的一切偉大德政的典範，它粉飾門面，自吹自擂，弄虛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總結，使一些人大發橫財，另一些人吃盡苦頭。
總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幹練的神父去做傳教士，他名叫庫爾巴諾夫斯基。這人患了俄羅斯病——虛榮症，一下去就雷厲風行，決心不顧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給車累米西人。起先他試圖傳道，但不久就厭煩了。事實上，靠這種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車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來了。這些教士粗野、狂熱、機靈，經過長時間的談判之後，對庫爾巴諾夫斯基說道：
「森林裡有白樺，高大的松柏和雲杉，也有矮小的香檜。上帝同樣允許它們生長，沒有命令香檜變成松柏。我們應該也像一片樹林，彼此相安無事。我們可以是白樺，我們照舊是香檜。我們不妨礙你們，我們為皇上祈福，繳稅納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們的神。」20
庫爾巴諾夫斯基看到，跟這些人沒法商量，他也當不成基里爾和梅福季21的角色，於是去找縣長。縣長高興極啦，他早想向教會表示自己的忠誠——他是沒有受過洗禮的韃靼人，即正統的伊斯蘭教徒，名叫傑夫列特-基爾傑耶夫。
縣長帶了一隊警察，以上帝的名義包圍了車累米西人。幾個村莊領了洗禮。聖徒庫爾巴諾夫斯基做完感恩禱告，便去恭恭敬敬地領取大司祭的法冠了。韃靼聖徒也因推廣基督教有功，由政府授予了弗拉基米爾十字勳章！
不幸這位韃靼傳教士與馬爾梅日地區的毛拉22不和。毛拉對一個信仰《可蘭經》的穆斯林這麼賣力宣揚福音書，大為不滿。在伊斯蘭齋月，縣長把十字勳章掛在紐扣上，大搖大擺地走進清真寺，當然，站在大家前面。毛拉剛開始用鼻音讀《可蘭經》，突然停了，說他不能繼續念經，因為有一個穆斯林戴著基督教勳章走進了清真寺。
韃靼人鬧了起來，縣長混在人群中溜走了，或者取下了勳章。
我後來在內務部的刊物上，讀到過車累米西人改信正教的這一光輝事跡。文章表揚了傑夫列特-基爾傑耶夫的熱誠合作，可惜忘了加上一句，說明他愈是堅信伊斯蘭教，他對教會的忠誠愈顯得大公無私。
在我的維亞特卡生活結束之前，國有財產管理總署的貪污盜竊達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因此對它成立了清查委員會，並派人到各省進行檢查。對國家農民23的新管理辦法，便是從這時開始實行的。
省長科爾尼洛夫24必須指派兩名官員參加檢查。我便是其中的一個。檢查組裡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有的悲慘，有的可笑，有的卑鄙。有些案件的標題就使我驚訝不已：
「關於鄉公所房屋不知去向及該屋地基圖已被老鼠咬毀案」。
「關於22筆國家免役金下落不明案」。這相當於十五俄里土地。
「關於一名農家男孩瓦西里改為女性案」。
最後這個案子特別有意思，我馬上從頭至尾讀了一遍。
這個假想的男孩瓦西里的父親，在呈交省長的狀子
中說
，十五年前他生了一個女兒，想給她取名瓦西里薩25，但是神父「喝醉了」，給這個女孩施洗禮時，把她叫做瓦西里，並寫進了出生登記冊。這個情況起先顯然沒有引起農民的注意，但是當他明白，徵兵和人頭稅26馬上要輪到他的家庭，他只得為這個「人頭」向警察所提出說明。警察認為這事相當複雜，為了免得麻煩，便說這事已相隔十五年，時間太久，無法受理。農民去找省長。省長決定進行莊嚴的檢驗，派醫師和產婆查證……同時發函與宗教事務所聯繫，但那個喝醉了酒、貞潔得連性別也分不清的神父已經死了，只得由繼任的另一個神父到場。這樣，案件拖了幾年，說不定至今還有人懷疑這個女孩是男性呢。
不要以為，這荒謬的推論是我當笑話講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國專制體制的精神。
在保羅一世統治時期，有個近衛軍軍官進了醫院，團長在這個月的匯報中卻把這個軍官報了死亡。不幸的是軍官沒有死，恢復了健康。團長要求他先回自己的莊園住一兩年，希望找機會訂正事實。軍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軍官的繼承人從公報中看到親屬死亡，無論如何不肯承認他還活著，眼睜睜遭受損失，堅決要求接管財產。活著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報中，而是死在飢餓中，於是到彼得堡向保羅提出申訴。保羅親手在他的狀子上批道：「鑒於該軍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訴礙難受理。」
這比我們的瓦西里薩-瓦西里一案更妙。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實算得什麼？保羅不愧是詩人和獨裁制度的辯證學家！
這片官場的沼澤不論怎樣骯髒，怎樣遍地泥濘，我還要講幾句話。對於無聲無息地死於憂患的受難者，這些揭發不過是一點微不足道的、無足輕重的補償。
政府喜歡把無主空地賜給達官貴人。這並無大害，雖然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這些土地，更加恰當。賜予土地的範圍規定得相當詳細：不准侵占航道兩側、建築木材林、河流兩岸，最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兼併農民業已開墾的土地，儘管農民對這些土地除了長期使用外，別無其他權利可言……27
這一切當然只是一紙空文。事實上，把土地劃歸私人占有，已成為盜竊國家財富和迫害農民的萬惡根源。
獲得了租賃權的達官貴人，通常把自己的權利出售給商人，或者千方百計通過省政當局，違反規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奧爾洛夫伯爵領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薩拉托夫省的一條大路和一片飼養牲畜的牧場。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縣達羅夫鄉的農民突然發現，從打穀場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劃歸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這些商人是從坎克林伯爵28的一個親戚那裡買到租賃權的。商人們規定了土地的租金。從此開始了訴訟。稅務局已被商人收買，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親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農民不肯罷休，推派了兩名能說會道的代表進京告狀。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發現農民是對的，但不知道怎麼辦，便向坎克林請示。坎克林直截了當承認土地劃分錯了，但認為已無法歸還原主，因為從那時以後，這片土地可能已經轉賣，它的所有人對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種改進。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國家土地，他願意用另一邊同等數量的土地賠償農民。這麼辦皆大歡喜，只有農民不滿意。首先，開墾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邊的土地其實是不適宜耕種的沼澤地。達羅夫鄉的農民主要從事穀物耕種，不是靠打野雞山鷸過活的，因此他們重新上訴。
這時稅務局和財政部把新案子與舊案子分開，單獨處理，找出了一條法律，根據這條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數量。這樣，它們下令除沼澤以外，再劃出半個沼澤給達羅夫農民。
農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還沒審理，土地丈量局已送來了新土地的平面圖，圖樣照例是彩色精裝的，用星號標明風向，還附有各種斜方形符號的相應說明，但主要是註明每俄畝應付款若干。農民們發現，不僅不給土地，還向他們趁機勒索，便乾脆拒絕付錢。
縣長報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維亞特卡市警察局長帶了警察去強制執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幾個農民，打了一頓，平息了事端，還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審問。一星期中，警察局長喊啞了嗓門。幾個農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亞永久流放。
兩年後，皇太子路過達羅夫鄉，農民們向他遞了訴狀。他下令調查案件。我為此編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這次審查結果如何，我不知道，只是聽說，流放者赦回了，至於土地是否物歸原主，則不得而知了。
最後，我還要講一下著名的馬鈴薯暴動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帶給流浪的吉卜賽民族。
俄國農民不願種馬鈴薯，這和從前全歐洲的農民沒有什麼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訴他們，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長力氣，也不能增強體質。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許多國有村莊，在馬鈴薯恐怖發生前很久，已開始種「地蘋果」了。但是俄國政府歷來反對「自發傾向」，一切必須服從它的指揮棒，按照軍法精神統一行動。
喀山省和一部分維亞特卡省的農民種了馬鈴薯。馬鈴薯收成時，部里忽發奇想，要在各鄉建立中心地窖。地窖計劃制訂了，命令下達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時節，農民懷著沉痛的心情把馬鈴薯運進中心地窖。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強迫他們種凍壞的馬鈴薯時，他們拒絕了。的確，驅使人們去干顯然毫無意義的蠢事，這是對勞動最粗暴的侮辱。這種反對便被說成暴動向上呈報了。基謝廖夫大臣29從彼得堡派了一個官員來，這人聰明能幹，在第一個鄉里向每人收一盧布，准許他們不種凍壞的馬鈴薯。
到了第二個、第三個鄉，他仍照此辦理；但到了第四個鄉，鄉長堅決拒絕了，他既不種馬鈴薯，也不給錢。他對官員說：「你寬恕了某某鄉某某鄉，很明顯，也應該寬恕我們。」官員想靠恐嚇和鞭打解決問題，結果農民拿起棍棒，把一隊警察趕跑了。總督派出了哥薩克。可是附近幾個鄉支援他們。
最後當局動用了槍炮，可見事態的嚴重。農民離開家，分散到森林中。哥薩克把他們像野獸般趕出叢林，捉住後戴上鐐銬，送到了科茲莫傑米揚斯克的軍法處。
事有湊巧，軍法處內部警備隊的老少校是個忠厚正直的人。他好心地說，一切都是彼得堡來的官員造成的。結果他遭到圍攻，大家罵他，不許他講話，恐嚇他，甚至羞辱他，說他企圖「陷害無辜的人」。
審訊按照俄國慣用的程序進行：農民在審問時被鞭打，在判刑時被鞭打，在示眾時被鞭打，在勒索錢財時被鞭打，打完之後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亞。
值得一提的是：在審訊期間基謝廖夫赴各地視察，曾路過科茲莫傑米揚斯克。他應該可以到軍法處走一趟，或者召見一下少校的。
但他沒有這麼做！
……著名的杜爾古30看到法國人討厭馬鈴薯，就把它發給包稅商、供應商和他管轄的其他人，嚴禁命令農民種植。同時秘密通知他們，農民來偷馬鈴薯種子，不要攔阻。過了幾年，法國一些地區就種滿馬鈴薯了。
從一切考慮，帕維爾·德米特里耶維奇，這不是比用槍彈好嗎？
1836年，一群吉卜賽人來到維亞特卡，在田野上紮營居住。這些人從遙遠的古代起就過著自由的流浪生活，帶著不朽的熊學究和一字不識的孩子，帶著醫馬術和星相占卜，幹著小偷小摸的勾當，走南闖北，最遠達到托博爾斯克和伊爾比特。他們逍遙自在地唱著歌，偷著雞，可就在這時省長突然奉到皇上命令：凡無身份證之吉卜賽人（從來沒有一個吉卜賽人有過身份證，這是尼古拉和他的大臣們都很清楚的），限於某月某日前，在公文到達時之屯居地，就近向當地城鄉政府辦理登記。
限期屆滿後，又來了一道命令：全部適齡壯丁應即徵召入伍，其餘人員，除男性兒童另行安置外，一律送往西伯利亞永久流放。
這道發瘋的命令，使人想起《聖經》上關於整個種族遭到殺戮和懲罰，全部男丁慘遭屠殺的記載31；連秋法耶夫本人看到這公文也覺得有些棘手。他一邊向吉卜賽人宣讀這荒謬的命令，一邊復文彼得堡，表示無法執行。為了登記，需要錢，需要得到當地居民同意，而當地居民不會輕易接受吉卜賽人落戶，何況吉卜賽人是否肯在當地長期定居，也還不得而知。考慮到這一切，秋法耶夫要求部里給予寬容，延期登記，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功績。
大臣指示，期滿之後，尼布甲尼撒32的命令應即執行。秋法耶夫不得已，派出一隊兵包圍了吉卜賽人；包圍之後，警察局長率領一個警備營到達了那裡。這以後的情形是難以想像的，據說，婦女披頭散髮，號啕大哭，發瘋似的奔來奔去，倒在警察的腳邊，白髮老嫗拉住兒子不放。但是秩序勝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長奪走了孩子，帶走了壯丁，其餘的人被押送到各地定居。
然而孩子奪來以後產生了一個問題：把他們安置在哪裡？靠什麼錢養活他們？
從前各省的社會救濟署下面設有孤兒院，不必國庫花一文錢。但是尼古拉的普魯士貞潔觀念認為它們對道德有害，撤銷了這些機構。秋法耶夫只得自己墊錢，同時向部里請求撥款。部里辦事一向虎頭蛇尾，下令在未有處置辦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養老院，由老頭子和老太婆撫養。
讓小孩與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強使他們呼吸死亡的氣息，並委託需要安寧的老人免費照料孩子……
詩人的天才！
為了不致間斷，我把一年半以後的一件事放在這裡一起敘述。它發生在弗拉基米爾省我父親的領地上，那兒有個村長，是個聰明的農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運輸生意，自己有幾輛三駕馬車，在那個實行代役租的小村子裡已幹了二十來年村長。
我住在弗拉基米爾的那一年，鄰村農民托他送一個新兵；他自以為老於此道，帶著繩捆索綁的未來的祖國保衛者，滿有把握地驅車進城了。
「老爺，事在人為呢。」他曾對我說，用手指捋著已有幾莖銀絲的淡黃大鬍鬚。「前年我們要送一個小伙子去當兵，可這人生得這麼瘦小、虛弱，大夥擔心他不合格。嗯，我就說：『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車輪不上油是轉不動的，你們說說能出幾個錢吧。』大夥合計了一會兒，決定出二十五個金幣。我到了省里，在稅務局講了幾句話，便直接去找主任，這是個聰明人，我早認識了，老爺。他吩咐我進書房見他，原來他腳痛，躺在沙發上。我把一切都給他講了，他笑笑回答道：『行，行，你講吧，這東西帶了多少來？你是個守財奴，我知道。』我掏出十個金幣，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他把錢拿在手裡，掂了幾掂，說道：『可你知道，要錢的不是我一個啊，你還帶著多少呢？』我回答他，十來個金幣還辦得到。他說：『你看，這派得了什麼用場啊？你自己算吧：醫生兩個，新兵驗收員兩個，文書，嗯，還有其他各種費用，反正至少還得三個。這麼辦吧，你把剩下的十個統統給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麼你給他了？」
「當然給啦。就這樣，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順利。」
村長在這種扣除尾數的辦法的薰陶下，習慣了這樣的經濟手腕，大概還拿慣了那五個金幣（這些金幣的命運，他沒有提），因此對成功是充滿信心的。他沒有料到，在賄賂和接受賄賂的那隻手之間，也會發生許多不幸。這時派到弗拉基米爾主持徵兵事務的是侍從武官埃森伯爵。村長掏出一把金幣塞進他的手裡。可惜我們的伯爵像《努林》33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規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羅的海的貴族學校中長大的，那裡培養的是對俄羅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誠。埃森勃然大怒，大聲呵斥，最糟的是還打了鈴，文書跑進屋子，憲兵也來了。村長做夢也沒想到，世界上還有穿制服而不要賄賂的人，以致嚇得手足無措，沒有抵賴，也沒有發誓要請上帝做證，證明他從未行過賄，如果他有這念頭，就讓他的眼睛瞎掉，從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綿羊一般聽憑擺布，給送進警察局，大概心裡還在後悔，給將軍的錢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純潔而滿足，也未因倒霉的農民飽受驚嚇便善罷甘休，看來他是真的想在俄國根絕賄賂，懲辦罪行，樹立興利除弊的榜樣，因此為村長的險惡用心，給警察局，給省長，給徵兵機關，都發了公函。農民給關進了監牢，送上了法庭。我們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賄的農民（即使他是個老實人）和受賄的官吏，須同樣辦罪，因此案件變得很棘手，必須多方設法才能營救村長。
我趕去找省長，他拒絕過問這事。刑庭庭長和參議們怕侍從武官干預，直搖腦袋。倒是侍從武官本人首先變憤怒為親熱，說他「決不想難為村長，只是教訓教訓他，審問一下，然後釋放」。我把這話轉告警察局長，他對我說：「壞就壞在這裡，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應該簡簡單單把他送到我這裡，我會抽他一頓背脊，叫他今後沒有問清路切莫往前闖，然後放他滾蛋，這樣大家都省事；可現在，只得讓法院去磨洋工了。」
這兩種見解，巧妙而清楚地表達了俄羅斯帝國關於法律的觀念，我一直忘不了它們。
村長正好落在祖國法學的這兩大極端中間，那裡是最深的深淵，即刑事法庭。過了幾個月，法庭擬定了判決書，要把村長先行鞭打，然後遣送西伯利亞永久流放。他的兒子，他全家人，紛紛找我搭救他們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無妄之災。我重又找庭長和參議，向他們證明，他們對村長這麼嚴厲，結果只會害了自己；何況他們都很清楚，不行賄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的；最後還說，如果他們作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來自上頭，一切賞賜都來自天父」34，那麼他們也會兩袖清風，沒有飯吃。我這麼說情疏通，還打發村長的兒子去苦苦哀求，總算達到了一半目的。村長被判在獄中鞭打幾下，仍留原地居住，但嚴禁再為其他農民出頭辦事。
我看到省長和檢察官同意了這判決，才高興地鬆了口氣，前往警察局，要求他們鞭打時手下留情；警察一半因為我親自向他們求情，一半也因為可憐這個為司空見慣的小事吃盡苦頭的倒霉鬼，而且知道他是有錢的農民，這才答應我只走走過場。
過了幾天，一天早晨，村長回來了，他比以前瘦了，頭髮也更白了。我發覺他雖然很高興，還是心事重重似的。
「你還愁什麼啊？」我問他。
「不如一下子幹完的好。」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是說，不知道他們多咱才給我行刑啊？」
「他們沒有鞭打你？」
「沒有。」
「那怎麼放你出獄啦？你現在不是回家嗎？」
「回家是回家，可心裡總放不下鞭打的事，秘書是這麼念的呢。」
我確實也給弄糊塗了，最後問他，有沒有發給他什麼證件？他拿給我看，上面寫著判決書，最後是這麼寫的：根據刑事法庭判決，在監獄牢房內鞭打之後，「發給本證明，並予釋放出獄」。
我哈哈大笑起來。
「要知道，你已經給打過啦！」
「沒有，老爺，沒有。」
「哦，如果你不滿意，不妨回去，要求他們補打一頓，也許警察會體諒你的苦衷呢。」
看到我發笑，老頭兒也笑了，懷疑地搖搖頭，說道：
「想不到有這麼奇怪的事！」
「真是不成體統。」許多人會這麼說，但是請他們想一想，要不是這麼不成體統，在俄國還能生活下去嗎？
1 斯佩蘭斯基（1772—1839），俄國平民出身的政治家，曾成為亞歷山大一世的親信大臣。斯佩蘭斯基主張在俄國建立君主立憲制，遭到貴族地主的反對，因而失寵，被流放。獲赦後於1819至1821年任西伯利亞總督。
2 韋利亞米諾夫（1771—1837），俄國軍人，1827至1833年任西西伯利亞省長。
3 謝尼亞溫（1801—1851），1840至1845年間的莫斯科省長。
4 這些辦法都是15至17世紀俄國宗法社會的制度。赫爾岑曾主張以俄國宗法社會的所謂村社為基礎，建立俄國的社會主義。1848年法國無產階級起義失敗後，赫爾岑的這種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得到了發展，但為時不久。
5 彼得大帝改革市政，把商人分為兩等，屬於一等行會的是大商人和醫師等，二等行會中是小商人和工藝師等。
6 這使羅斯托普欽伯爵有理由挖苦佩斯捷利。他們兩人在皇帝處用膳。皇上站在窗邊問：「那兒教堂頂上……十字架上面黑黑的是什麼？」羅斯托普欽答道：「我看不清楚，這得問鮑里斯·伊萬諾維奇，他的眼睛明察秋毫，能從這裡看到西伯利亞發生的一切呢。」——作者注
7 維羅納在義大利，亞琛在德國。1815年，俄、普、奧三國結成「神聖同盟」，鎮壓歐洲的革命運動，沙皇亞歷山大曾去這兩地參加「神聖同盟」的會議。
8 莫爾德維諾夫（1754—1845），沙皇的官員，經濟學家。
9 俄國將軍，1822至1828年任西西伯利亞總督。
10 穆拉維約夫（1809—1881），俄國將軍，1847至1861年任東西伯利亞總督。
11 我十分高興地看到，紐約的報刊曾多次提到這句話。——作者注
12 17世紀中葉，俄國為加強中央集權，按希臘教會統一宗教儀式，這遭到一部分堅決保衛「舊信仰」的神父及教徒的反對。這些人即被稱為「分裂派教徒」。
13 謝斯拉溫（1780—1858）和菲格納（1787—1813）都是1812年衛國戰爭中的著名軍官，游擊戰的組織者。
14 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1768—1835）於1799年與俄國組成第二次反法聯盟，俄軍統帥蘇沃洛夫沒有執行弗蘭茨的戰略，因而在義大利連連獲勝，但弗蘭茨本人的軍隊卻屢戰屢敗。
15 西方流傳極廣的迷信觀念，認為有的人生有「毒眼」，遇到它，人畜都得遭殃。
16 二百盧布的紙幣。
17 彼得大帝時期發行的紙幣，印有十字花紋。
18 傳說中的古羅馬英雄。據說，在伊斯特拉坎國王波塞納圍攻羅馬時，穆西烏斯·斯凱沃拉因行刺波塞納失敗被捕，在審問時，他為了證明自己英勇不屈，把手伸進祭台聖火中，眼看烈焰把手燒焦，仍不縮回。波塞納被他的勇氣打動，釋放了他。
19 他們的一切祈禱都歸結為一些物質上的要求：種族連綿不絕，五穀豐登，牲口無病無災等，此外別無其他。「優馬拉神啊，讓一頭羊生下兩頭，一粒谷長出五粒，讓我的孩子生下孩子。」這種對塵世生活和最低生活資料的憂慮，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悲慘不幸的被壓迫生活留下的印記。魔鬼在他們那裡與上帝同樣受尊敬。我在一個村里看到一次大火，那兒的居民是混雜的，有俄羅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羅斯人忙著搬東西，叫喊，有一個酒店老闆尤其突出。火不可能撲滅，但是在開始時搶救一些財物是很容易的。沃恰克人卻聚集在一個小山崗上，號啕大哭，什麼也不干。——作者注
20 類似的答覆（如果庫爾巴諾夫斯基沒有憑空編造），德國農民在被迫改信天主教時也說過。——作者注
21 基里爾（827—869）和梅福季（約815—885）是弟兄，都是斯拉夫人中最早的傳教士，為基督教在俄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22 對伊斯蘭教學者和宗教職業者的尊稱，與阿訇差不多。
23 從彼得大帝時起，俄國農民基本上分成兩類，一類是地主貴族私人所有的農奴，另一類是居住在國有土地上的農民，稱為國家農民。當時西伯利亞的農民大多是國家農民。新管理法主要是加強了對這些農民的管理工作。
24 從1837年8月起接替秋法耶夫的新省長。
25 瓦西里是男人的名字，瓦西里薩才是女人的名字。
26 人頭稅是彼得大帝時開始的，規定只向成年男子徵收。
27 在維亞特卡省，農民特別喜歡遷移。在樹林中，經常會突然發現三四塊新墾地。大片的土地和森林（其中的樹木一半已被砍伐）吸引了農民，他們便把這些拋棄不用的「無主物」收歸己有。財政部幾次被迫批准這些土地歸占有者所有。——作者注
28 俄國大官僚，1823至1844年任俄國財政大臣。
29 基謝廖夫（1788—1872），俄國大官僚，當時任國家產業部大臣。
30 杜爾古（1727—1781），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十六時期曾任財政大臣，進行各種改革，後因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失敗。
31 指古代各民族的互相殘殺，這些殘殺都是以上帝的名義進行的，在《聖經》的《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中均有所記載。
32 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約公元前630—前562），古代新巴比倫王國國王，曾攻占耶路撒冷，消滅猶太王國，因此在《聖經》中被描寫為一個殘暴專制的君主。
33 指普希金的長詩《努林伯爵》。
34 《聖經》中的話，見《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七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