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長——伏爾加河——彼爾姆
4月10日清晨，憲兵隊的軍官把我帶到總督衙門。在那裡辦公廳的一間秘密小屋中，我可以與家屬告別。
不言而喻，這一切是不好受的，痛苦的：密探虎視眈眈，辦事員穿梭不斷，負責押送我的憲兵按照向他宣讀的指示行事，談話必須在監視下進行；總之，比這更令人感到屈辱和悲痛的場合，是很難想像的。
最後，馬車終於沿著弗拉基米爾大道出發了，我嘆了口氣。
從我這裡走進苦惱之城，
從我這裡走進罪惡之淵……1
在驛站的一個地方，我題了這兩行詩，它適用於地獄的大門，也同樣適用於通向西伯利亞的大道。
離莫斯科七俄里有一家飯館，名叫「彼洛夫」。我的一位好友約我在那兒見面。我向憲兵提議在這裡喝幾盅酒，他同意了；這兒離城已很遠。我們走進飯店，但我的朋友不在。我用盡辦法拖延時間，但憲兵等得不耐煩了，趕車的也急著出發，突然一輛三套馬車向飯館直駛而來，我奔到門口……兩個不相識的商人子弟出外遊樂，正嘻嘻哈哈跳下車子。我向遠處眺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沒有一個人影，沒有一輛車子……我只得痛苦地坐上車走了，給了車夫二十個戈比。車子像離弦的箭，飛馳而去。
我們一路都不停留；憲兵奉命一晝夜至少走兩百俄里。這本來是可以辦到的，但不是在四月初。現在路上不是冰雪，就是污泥和積水。而且隨著與西伯利亞的接近，路也一站比一站壞了。
第一件旅途趣聞發生在波克羅夫城。
河上的冰正在融化，切斷了兩岸的聯繫，我們為此耽誤了幾個鐘頭。憲兵很焦急，可是到了波克羅夫驛站，站長卻聲稱沒有馬。憲兵拿出驛馬使用證，上面寫著：如無驛馬，可使用緊急官馬。站長回說，內務副大臣立即駕到，這些馬要留給他使用。憲兵當然與他爭吵，站長只得上居民中找馬，憲兵跟他去了。
驛站的屋子太髒，我不願在那裡等他們，便走出大門，在屋前溜達。九個月的監禁之後，我這是第一次沒有士兵監視在屋外散步。
過了半個小時，突然從對面走來一個人，穿著制服大衣，沒有肩章，脖子上掛一條藍勳章帶。他一眼不眨，盯著我瞧，走過我身邊後，又馬上回過頭來，用粗魯的態度問我：
「您是由憲兵送往彼爾姆的？」
「對。」我回答，沒有站住。
「不行，不行，他怎麼敢……」
「請問閣下是誰？」
「我是本地的市長。」陌生人回答，那口氣表示，他對自己高貴的社會地位頗為得意。「太糟了，我正在恭候副大臣，他隨時可能駕到，可是政治犯卻在大街上溜達。這個憲兵是頭蠢驢！」
「對不起，您有話請跟憲兵本人談。」
「我不是要跟他談話——我要逮捕他，下令打他一百棍子，另派警察送您走。」
我不等他講完，便點一點頭，三步並作兩步跑回了驛站。後來我聽見他在窗外跟憲兵發脾氣，嚇唬他。憲兵賠不是，但聽來他並不怎麼害怕。過了三四分鐘，兩人進屋了，我坐在那兒，臉朝著窗，沒理睬他們。
從市長向憲兵提的問題中，我立即發現，他急於打聽我是因什麼案件，判什麼罪，怎樣流放的。我堅決不開口。市長只得自言自語，不知是在向我還是向憲
兵說
話：
「誰也不會設身處地替我們想一想。難道我樂意跟一個兵吵嘴，或者刁難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不成？這是責任！市長就是一市之長。不論什麼事都得他負責；金庫失竊，我有責任，教堂失火，我有責任，街上酒鬼多了，我有責任，酒喝少了，我也有責任（最後這句話他很滿意，因此口氣變得愉快了）；你們幸虧遇到我，要是給大臣撞見，他正好也這麼走過，那就得問了：『怎麼，政治犯在這兒散步？把市長抓起來……』」
他這麼滔滔不絕，終於叫我忍不住了，我回頭對他說：
「您的職務要您怎麼幹，您就怎麼幹得了，但是請您別向我大發議論。您的話我看無非是要我向您求情。我從來不向陌生人求情。」
市長有些不好意思了。
A.A.常說：「我們這兒總是這樣，誰頭一個發脾氣，開始叫嚷，誰就占上風。跟當官的談話時，如果您讓他提高嗓門，您就輸了；他聽到自己的喊聲會變成一頭野獸。如果聽到第一句粗暴的話，您就壓過去，他一定會害怕，退讓，相信您個性堅強，不宜惹您生氣。」
市長打發憲兵去打聽馬，回頭對我道歉似的說道：
「我這麼做主要是為那個兵，您不了解我們的兵是什麼貨色——一點也放縱不得，但是請您相信，我是能夠識別人的……請問，是什麼不幸事件……」
「案件結束時，我們已奉命不准議論此事。」
「既然這樣……當然……我不該……」他的目光中出現了好奇心得不到滿足的痛苦神色。沉默了一會兒以後，他又道：「我有個遠親，在彼得保羅要塞關過一年，他也是受了牽連——對不起，我總是不放心，您好像還在生我的氣吧？我是個軍人，養成了嚴格的脾氣；從十七歲起我就進了部隊，我的性子急躁，但過一會兒便沒事。我不會跟您的憲兵為難，也犯不著……」
憲兵進來報告，至少要過一小時，馬才能從牧場趕到。
市長向他宣稱，他因我的請求寬恕了他，然後又轉身向我道：
「為了證明您不再生我的氣，請您務必接受我的邀請，到我家中吃頓便飯；寒舍便在附近，離這兒只有兩幢房子。」
我們的邂逅如此收場確實滑稽；我到市長府上，叨光吃了他的干鹹魚脊肉和魚子醬，喝了他的伏特加和馬德拉酒。
喝酒時，他大獻殷勤，把他的家庭瑣事，甚至老婆生了七年病等等，都告訴了我。吃過飯，他露出揚揚得意的自豪表情，從桌上的花瓶內抽出一封信，讓我讀他兒子的「詩」，這是在武備中學考試時當眾朗誦過的。他對我表示這種無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他乘機把話題一轉，又旁敲側擊，向我探聽我的案情了。這次我滿足了他一部分好奇心。
這位市長使我想起我們的謝普金2講的一位縣法院秘書：這個縣換了九個縣長3，秘書卻巍然不動，照舊統治著全縣。謝普金問他：「您與上司都這麼融洽，有什麼訣竅嗎？」他說：「沒什麼訣竅，只是靠上帝照顧，好歹還能對付罷了。有的開頭確實脾氣不小，動不動拍桌子跺腳，大叫大罵，一會兒說要撤你的職，一會兒說要向省里報告。不過，我想，咱們的責任是服從，你別作聲也就完了，日子一長，他的火氣自然煙消雲散！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果然，後來他就變得乖乖的，跟誰都客客氣氣……」
……我們到達喀山時正當春水泛濫，伏爾加河一望無際，亮閃閃的；從烏斯隆到喀山整整一站路只能坐平底船，河水溢出岸邊十五俄里以上。這天陰雨連綿。渡船停駛了，成群的大車和各種車輛等在岸邊。
憲兵去找驛站長要木船。站長勉強答應了，可是說最好等一等，現在過河危險。但憲兵不聽勸告，因為他喝醉了，而且想顯示一下自己的權力。
我們把馬車駛上小木船以後，便出發了。天氣似乎已經好轉，過了半小時，韃靼人升起了帆，可是剛開始平靜的暴風雨突然捲土重來。木船向前直衝，碰在一根大圓木上，訇然一聲，破舊的平底船撞了個窟窿，水湧上了甲板。情況很不妙，韃靼人把船駛到了淺灘上。
一艘貨船從前面經過，我們大喊，要它派小船過來。縴夫聽到了，可什麼也不管，照舊拉著船向前走去。
一個農夫帶了老婆，搖著小划子來了，問我們是怎麼回事，說道：「這算得什麼？把窟窿堵上就可以放心趕路啦。還值得愁眉苦臉的？你們韃靼人就是這樣，啥也不會幹。」說罷，他便跳上了我們的平底船。
韃靼人確實嚇得心慌意亂。首先，憲兵正睡大覺，給水一淋便醒了，馬上跳起來，揍了韃靼人一頓。其次，木船是公家的，韃靼人老在嘀咕：
「糟啦，船要沉了，叫我怎麼得了呀！怎麼得了呀！」
我安慰他，對他說，船要是沉了，他也會淹死。
「老爺，淹死倒好了，可要是不淹死呢，那咋辦呀？」他答道。
農夫和幾個工人用各種東西堵住了窟窿；農夫又掄起斧子，把一塊木板釘在上面，然後站在齊腰的水裡，與別人一起把木船拖下淺灘。我們馬上又進入了伏爾加河的航道；波濤滾滾，風雨挾帶著雪花，打在臉上寒冷徹骨。但不多一會兒，伊凡雷帝4的銅像便從迷霧和激流中出現了。危險似乎已經過去，這時韃靼人忽然又用哭哭啼啼的聲音喊了起來：「漏了，漏了！」真的，水又從塞住的窟窿向船中衝擊。我們正在河中心，木船越來越慢，眼看即將沉沒。韃靼人摘下帽子，只顧祈禱。我的聽差5嚇傻了，一邊哭一邊嘟噥：「再見，我的媽媽，我再也見不到您啦。」憲兵破口大罵，說上了岸非狠狠揍他們不可。
起先我也很怕，何況風雨交加，更顯得天昏地暗，十分恐怖。但我突然想到，我還什麼也沒有做，我不可能死，這太荒謬了；這樣，青年人的「你怕什麼？愷撒在你的船上！」6占了上風，我終於安靜了，等待著危險過去，相信我不致淹死在烏斯隆和喀山之間。生活後來使我們拋棄了這種豪邁的自信心，並為此受到了懲罰；正因為這樣，青年是勇敢的，充滿英雄氣概，一旦上了年齡，便變得謹小慎微，庸碌猥瑣了。
……大約過了一刻鐘，我們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牆邊，渾身濕漉漉的，凍得直哆嗦。我一看見酒店，便進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盤煎雞蛋，這才前往驛站。
農村和小城市的驛站，有房間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館，驛站沒地方給旅客住。我給帶到驛站辦公室，站長讓我看他的房間，裡邊住著女人孩子，一個老頭兒病在床上，連換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寫了封信給憲兵將軍，要求他安排一個房間，哪裡都行，供我取暖和烤乾衣服。
過了一小時，憲兵回復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間。我等了兩個來小時，毫無動靜。我又派憲兵去問。他帶回的答覆是：將軍把這事交代波爾上校辦理，但波爾上校這時正在貴族俱樂部打牌，房間只能明天安排。
這簡直是蠻不講理，我又寫信給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讓我立刻動身，我說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經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報。沒法可想了；我脫下濕衣服，裹著站長的大衣，睡在郵政局的辦公桌上，用一本厚書墊幾件內衣代替枕頭。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飯。官吏們陸續到了。總務請我注意，在辦公地點吃早飯不大好，他個人倒無所謂，但可能引起郵政局長的不滿。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驅逐有權外出的人，無權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館裡。
這三天我和憲兵在城中閒逛。遮面紗的韃靼婦女，她們的大顴骨丈夫，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挨著東正教的禮拜堂，一切都帶有亞洲和東方的情調。在弗拉基米爾，在尼日尼，可以感到與莫斯科相隔不遠，在這裡就不同了。
……到了彼爾姆，我直接給帶去見省長。他府上賓客雲集，原來這是他女兒與一個軍官成親的日子。他叫我進去，我還沒脫下路上穿的骯髒衣服，只得帶著滿身泥土和灰塵，出現在彼爾姆的全體紳士淑女面前。省長講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便命我過幾天再找他，到時候他會給我安排職務。
這個省長是小俄羅斯人，並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說還比較溫和。他不露聲色地改善自己的境況，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覺地積錢，宦囊雖不豐富，卻也足夠養老了。
為了某種不明原由的監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體住在彼爾姆的流放人員，每星期六上午十時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銜了菸斗，拿了名單，檢查是否全部到齊，如果誰沒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後幾乎什麼話也不講，便解散了。由於這樣，我在他的客廳中認識了所有他不准我認識的波蘭人。
我到達的第二天，憲兵走了。自從被捕以來，我這是第一次獲得自由。
自由……然而這是在西伯利亞邊陲的小城市中，我毫無生活經驗，對未來所要面對的環境也一無所知。
我從家門走進教室的門，又從教室走進友誼的圈子——讀書，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沒有任何利害衝突。後來進了監獄，那與世隔絕的監獄。我與生活的實際接觸是在這兒，在烏拉爾山麓開始的。
這生活馬上在我眼前展開了。我到達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門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領進一所寬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釋，我只要幾間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還是非要我進屋不可。
主婦把我讓到沙發上，聽說我是從莫斯科來的，便問我在莫斯科見到卡勃里特先生沒有？我回說，連這樣的姓我都從未聽說過。
「怎麼，你沒聽到過卡勃里特？」老太婆說，又講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爺，他在這兒當過副省長呢。」
「可我九個月前已進了監獄，也許因此才沒聽到他。」我笑笑說。
「大概是這個緣故了。那麼，少爺，你是要租房子的？」
「這房子太大，實在太大，我已經對老總講過了。」
「寬敞一點不是壞事。」
「話是不錯，可寬敞就得付寬敞的錢吶。」
「先生，誰對你講過我的價錢啦，我還沒開口呢。」
「你不說我也知道，這麼大的房子租金不會便宜。」
「你肯出多少錢呢？」
為了擺脫她的糾纏，我說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紙盧布。
「好，這就夠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麼搬來吧。請喝一杯特內里費葡萄酒。」
我覺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時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問你，你自己養奶牛不養？」
「對不起，我從來不養牛。」我回答，她的問題使我吃驚，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應你鮮奶油。」
我走了，一直覺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麼地方，像個什麼樣子，居然有人懷疑我可能自己養奶牛。
然而我還沒來得及熟悉一切，省長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調往維亞特卡，因為一個指定前往維亞特卡的流放者7要求調來彼爾姆——他有親屬在彼爾姆。省長希望我第二天便動身。這不可能；我本以為可在彼爾姆住一個時期，買了各種日用品，現在只得半價出售。在百般推託搪塞之後，省長才允許我多留兩天，但有個條件：不准找機會與那個流放者見面。
第二天我準備去出售馬和其他雜物，忽然警察局長來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時內動身。我向他解釋，省長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長給我看公文，公文上確實寫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時內送走我。公文是當天發的，因此是在省長與我談話之後。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長說，「我們這位大人物要把延誤的責任推在我身上。」
「我們去戳穿他。」
「走！」
省長說，他忘了給我的許諾。警察局長便狡猾地問他，要不要重寫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舉！」省長簡單地回答。
「他的小辮子給揪住了，」警察局長得意揚揚，搓著雙手道，「這個耍筆桿的官僚！」
彼爾姆的警察局長屬於軍人出身的文官這一特殊類型。他們在軍隊中湊巧碰上了刺刀或子彈，受了一點輕傷，便優先退伍，取得了市長或庶務官之類的職務。
在部隊中，他們養成了一點心直口快的作風，記熟了各種格言，什麼榮譽神聖不可侵犯，為人要光明磊落等等，對文書總是挖苦嘲笑。他們中的年輕一代讀過馬爾林斯基和扎戈斯金的作品，能背誦《高加索囚徒》8和《沃伊納羅夫斯基》9的開頭幾行，一有機會便吟哦起來。例如，看見一個人吸菸，他們便念道：
琥珀菸斗在他嘴上裊裊冒煙10。
這些人毫無例外，都大言不慚地說，他們的地位比他們的實際價值低得多；僅僅為了餬口，他們才不得不走進這個「舞文弄墨的世界」。要不是貧窮，受了傷，他們可以指揮一個兵團，或者當上將軍銜御前侍從武官。每人還會舉出一位故人飛黃騰達的例子：
「要知道，克萊茨和利迪格爾11是與我同時提升為騎兵少尉的。彼得魯沙和阿廖沙當年跟我住在一所房子裡。唉，你們瞧，我不是德國人，又沒有靠山，才落得坐崗亭，當警察。你們想，一個正派人，又有我這樣的才幹，吃警察這行飯，心裡舒服嗎？」
他們的老婆牢騷更多，每年要回莫斯科，藉口母親或者姑媽病重，想最後會一面，順便就把不多幾個錢，提心弔膽地存進當鋪。
他們便這樣過了十五六年。丈夫一邊怨命，一邊鞭打警察，鞭打市民，討好省長，包庇小偷，盜竊文件，反覆吟哦《巴赫奇薩賴的噴泉》中的詩句。妻子一邊怨命，怨外省生活，一邊見錢就撈，掠奪求情的人，搜刮小店鋪；她們喜歡月光之夜，因為可以不用點燈。
我要作這份鑑定，是因為我開頭受過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們比其他人好，其實根本不然……
我離開彼爾姆時，只有一個人是我依依不捨，難以忘懷的。
一次省長檢閱流放者時，有個波蘭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我在他家遇見幾個波蘭人，其中一人默默坐著，一邊沉思，一邊吸一隻小菸斗，那張臉上的每一根線條都流露出無法排遣的苦悶。他的背有點駝，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屬於那種不規則的波蘭立陶宛人臉型，它起先使人驚訝，繼而又吸引人。有些最偉大的波蘭人的臉就是這樣，如法傑伊·科斯秋什科。采哈諾維奇的衣衫證明他非常貧窮。
過了幾天，我在一條荒涼的林蔭道上散步，那是彼爾姆的市郊，時間是5月下半月。青青的嫩葉正在發芽，白樺開花了（我記得這是樺樹林蔭道），路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的外省人不愛柏拉圖式的散步。我徘徊了好久，最後望見另一頭的田野里有一個人正在採集標本，或者只是攀折這一帶那些單調而罕見的花草。那人抬起頭來，我認出了他是采哈諾維奇，便朝他走去。
後來我見過很多波蘭事業的受難者；波蘭鬥爭的史冊上載滿了為它獻身的聖徒，但采哈諾維奇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人。他告訴了我，身穿將軍制服的劊子手們，作為冬宮專制暴君的鐵拳，如何迫害他們，我聽了頓時覺得，我們的災難，我們的牢獄和審問，簡直毫不足道。
在維爾諾12，那時有一個長官，他來自戰勝的敵人那邊，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維約夫13，他的不朽功績在於說過一句歷史名言：「他不屬於那些被人絞死的穆拉維約夫，而是屬於絞死他人的穆拉維約夫。」14從狹隘的、報復心重的尼古拉看來，好大喜功、專橫暴戾的獨夫最有價值，至少最討人喜歡。
將軍們在刑訊室拷問波蘭密使，密使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他們像喪失一切教養、一切高尚感情的暴徒一樣對待犯人，知道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可以得到尼古拉的軍用大衣的庇護，這件大衣上沾滿了波蘭蒙難者的鮮血和波蘭母親們的眼淚……這全民族的受難周還在等待自己的路加或馬太15……不過他們必須知道，劊子手們會一個接一個給帶到歷史的恥辱柱前示眾，在那裡留下自己的名字。這將成為尼古拉皇朝的肖像畫廊，與1812年將領的畫廊遙遙相對16。
穆拉維約夫對待犯人態度粗野，用下流話辱罵他們。有一次他大發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諾維奇面前，想當胸揪他的衣服，也許還想打他，可是在戴鐐銬的犯人的目光逼視下，他退縮了，改變了聲調。
我猜想得到，這目光應該是怎樣的。事隔三年，他講起當時的情形，眼睛還炯炯逼人，額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鎖鏈，還能幹什麼呢？」
「我可以用牙齒咬他，用腦瓜頂他，用鐵鏈打他。」他顫抖著說。
采哈諾維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圖里耶，這是彼爾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於烏拉爾深山裡，常年積雪，遠離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幾乎與外界隔絕。不言而喻，上圖里耶的居住條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更壞。采哈諾維奇孑然一身，在那裡研究自然科學，從烏拉爾山上採集稀有植物，後來獲得批准移居彼爾姆；這對他說來，處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聽到了自己的語言，會見了不幸的同志們。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寫信給他，要從維爾諾省步行來探望他……他在等她。
當我出乎意外被調往維亞特卡時，我去向采哈諾維奇告別。他住的小房間幾乎空無一物；一隻破舊的小皮箱放在寒磣的床邊，一張木板釘成的桌子，一把椅子，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們使我想起克魯季茨兵營的隱修室。
我要離開的消息使他非常傷心，但他已經習慣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過不一會兒，便露出了幾乎是歡快的笑容，對我說道：
「我之所以愛好大自然，就因為不論你給弄到哪裡，誰也無法剝奪你享受大自然的權利。」
我想留點什麼給他作紀念，從襯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請他收下。
「它不適合我的襯衣，」他對我說，「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帶著它走進墳墓。」
然後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隻小袋子，從裡邊掏出一條很別致的 小鐵鏈，拉下幾節，一邊遞給我一邊說：
「這鏈條對我是很寶貴的，它與我另一時期一些最神聖的回憶聯繫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給您，只能給您幾節。我從未想到，我這個立陶宛的流放者17會把它們送給俄羅斯的流放者。」
我擁抱了他，與他告別。
「您什麼時候動身？」他問。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裡已有一個憲兵一刻不離地守著了。」
「那麼，祝您一路平安，未來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時，警察局長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動身。彼爾姆的憲兵比克魯季茨的馴服得多，他並不掩飾他的歡樂：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沒有酒喝了。一切準備就緒，我無意間抬頭望望街上，忽然發現采哈諾維奇走過，我奔到窗口。
「啊，多謝上帝，」他說，「我已經來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遠遠告別一下也好，可您總不轉過臉來。」
我熱淚盈眶，感謝了他。這溫柔的、女性般的關懷深深打動了我；沒有這奇遇，我對彼爾姆就毫不留戀了。
……從彼爾姆動身後，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帶這是常有的。二時左右，我們到達了維亞特卡一個貧苦荒涼的山村。這一帶沒有驛站，只有一些不識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長的職務，他們打開驛馬使用證，看看上面蓋的是一個印還是兩個印，嘴裡喊著「很快，很快！」立刻動手套馬了，比有站長的地方還快一倍。我想烘乾衣服，烤一下火，吃點東西。彼爾姆的憲兵同意我的提議，決定休息一兩個小時。這一切是進村前講好的。可是我走進黑洞洞的、不通風的農舍一問，才知道這兒什麼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內沒有一家飯鋪；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動身。
我正在琢磨走不走的時候，來了一個兵，向我報告道，有一個押送犯人路過這兒的軍官請我去喝杯茶。
「太感謝啦，你的軍官在哪裡呢？」
「就在附近的小屋子裡，先生！」他說完就做了個從左向後轉的動作，開步走了。
我跟在他後面。
軍官年紀不輕了，中等身材，那張飽經憂患的臉說明他一生坎坷不幸，畏懼長官。無邊的寂寞使他見了我十分殷勤。這是那種庸碌的好心的老軍人，二十五年來一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既未失職，也未升遷，正如一匹老馬，拖著沉重的車子一天又一天地走去。
「您要上哪兒，押送什麼人？」
「別問啦，一問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種事只有上面知道，我們的責任是執行命令，不是負責；可是良心上不好過。」
「怎麼回事呢？」
「是這樣的，上面弄來了一群八九歲的小猶太人；是不是要把這些倒霉鬼送去當水兵，我不知道。起先命令把他們押往彼爾姆，後來忽然變了，要送往喀山。我負責押送一百來俄里，轉交他們的軍官對我說：『這真是造孽，三分之一留在路上了。』」軍官用手指了指地下，又道：「看來沒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是得了流行病嗎？」我問，心裡十分震驚。
「不，不是什麼流行病，他們只是像蒼蠅一般死了。您想，這些小鬼這麼虛弱，病懨懨的，像剝了皮的貓，一天走十來個鐘頭爛泥路，吃的又是乾糧，怎麼受得了；況且異鄉客地，無父無母，沒人憐惜，一遇傷風感冒，馬上倒在地上死了。您倒說說看，他們這是為的什麼，要把這些小傢伙怎麼辦？」
我沒作聲。
「您什麼時候動身？」
「早該走啦，只是因為雨實在下得太大……喂，當差的，吩咐小鬼們集合！」
孩子們給帶來了，排成整齊的隊伍；這是我見過的最駭人的景象之一——可憐的、可憐的孩子喲！十二歲、十三歲的兒童還能勉強支持，可是八歲、九歲的娃娃……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任何陰森的畫筆恐怕也難以描摹。
他們臉色蒼白，筋疲力盡，神色驚慌不安，穿了肥大得不合身的士兵大衣，翻起領圈站在那裡，露出無能為力的悽惻目光，望著正在粗暴地給他們整頓隊形的警備隊士兵。沒有血色的嘴唇，眼眶下一圈圈青色的陰影，表明他們正在發熱或者打冷戰。這些病弱的孩子，沒人照顧，沒人撫愛，寒風卻從北冰洋長驅直入，吹打著他們，要把他們送進墳墓。
應該看到，率領他們的是一個忠厚的軍官，他無疑是憐惜孩子們的。如果換了那些軍政大員式的管理員呢？
我握住軍官的手，說了一句：「要保護他們。」便跑回了馬車。我想哭，覺得再也忍耐不住……
在尼古拉那邪惡的、不人道的皇朝的檔案中，保存著多少無人知曉的彌天大罪呀！這些事我們已習以為常，因此不予重視，不加理會，聽任它們消失在可怕的遠方，無聲無息地淹沒在官廳沉寂的深淵中，或者扣留在圖書審查機關的抽屜里。
難道我們沒有親眼看到，普斯科夫的農民在饑荒之後，全家被強迫移居托博爾斯克省18，他們無衣無食，露宿在莫斯科的特維爾廣場，最後還是多虧德·弗·戈利岑公爵私人掏錢，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1 原文系義大利文，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獄篇》第三曲，是刻在地獄大門上的題詞。
2 謝普金（1788—1863），俄國著名演員。
3 1864年前，俄國的「縣長」實際上不過是縣法院的負責人，主管一縣的警政，審理案件等，因此一般也譯為「縣警察局長」。
4 即伊凡四世（1530—1584），俄國歷史上雄才大略的沙皇之一。
5 即陪伴赫爾岑上
大學
的彼得·費奧多羅維奇，他也隨赫爾岑一起去彼爾姆和維亞特卡。
6 原文是拉丁文。據傳說，一次愷撒坐船出征時遇到風暴，舟子很害怕，但愷撒相信自己不會死，便對他這麼說。
7 即赫爾岑的同學伊·阿·奧博連斯基。
8 普希金的敘事詩。
9 雷列耶夫的長詩。
10 普希金的敘事詩《巴赫奇薩賴的噴泉》的第二行。
11 都是當時在俄國軍隊中任職的德國籍將軍。
12 即維爾紐斯，在立陶宛。
13 米·尼·穆拉維約夫（1796—1866），反動官僚，年輕時參加過最早的十二月黨人組織「救國同盟」，1825年叛變投靠沙皇政府，後來參與鎮壓波蘭起義。
14 十二月黨人中有好幾個姓穆拉維約夫的人，沙皇官僚中也有不少姓穆拉維約夫的。
15 受難周是紀念耶穌受難後的一周，在復活節前。路加和馬太是指《聖經》中《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的作者。
16 1826年在彼得堡冬宮內建立了1812年衛國戰爭中俄軍將領的肖像畫廊。
17 在歷史上，波蘭與立陶宛曾是一個國家，後來又同樣受沙皇俄國的壓迫，因此它們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一起進行的。
18 普斯科夫在彼得堡西南，托博爾斯克在西伯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