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十二章
審訊——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爾將軍——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閒話少說，我們的案子偵查得怎樣，進行得怎樣了呢？
新委員會像老委員會一樣，對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監視了我們很久，但操之過急，熱心過頭，等不及掌握確鑿證據便下手捉人，結果乾了傻事。他們派了個退伍軍官斯卡里亞特卡來引誘我們上鉤，搜集材料。我們小組的每一個人，他幾乎都認識了，但我們很快識破了他的真面目，疏遠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
大學
生，不如我們謹慎，但這些人與我們沒有任何重要聯繫。
一個學生為了慶祝自己大學畢業，在1834年6月24日設宴招待他的朋友。我們不僅沒有一人參加，而且沒有人被邀請。這些年輕人喝多了酒，便開始胡鬧，跳瑪祖卡舞，還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國大皇帝，
一命歸西天；
醫生動手術，
剝開他肚皮。
全國辦喪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個？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間事；
奏摺寫上天，
要求禪帝位。
天主讀奏摺，
發了慈悲心；
送來尼古拉，
一個大壞蛋。
晚上，斯卡里亞特卡忽然想起，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編了個故事，說他剛賣掉馬，占了便宜，想請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應開十二瓶香檳招待這些大學生。大家去了，香檳也開了，主人喝得搖搖晃晃，提議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門開了，齊恩斯基帶著警察走進了屋子。這一切是粗魯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時也是失敗的。
警察想捉我們，只得捕風捉影，捏造罪證，從五六個人的案子株連了二十個無辜的人。
俄國警察是不怕丟臉的。過了兩個禮拜，我們被捕了，理由是跟宴會事件有關。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薩京的信，在薩京家查到了奧加遼夫的信，在奧加遼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還是不得要領。初審毫無結果。皇上對第二個委員會寄託了極大希望，從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務之一亞·費·戈利岑來當審判官。
這號人物在俄國也是不多的。屬於這一類的有第三廳的著名頭子莫爾德維諾夫2，維爾諾大學校長佩利坎3，幾個日耳曼族官員和賣身投靠的波蘭人4。
但不幸的是，這麼一個異端審判庭，卻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爾作它的首席法官。斯塔阿爾是心直口快的軍人，勇敢的老將，他分析了案情，發現它是由兩個方面構成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繫：慶祝宴會的案件，有關人員應由警察給予懲處；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被捕的，他們的全部罪證不過是一些尚未明確表示過的意見，根據這些定罪是困難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爾的觀點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駁。他們針鋒相對，爭得面紅耳赤；老將軍一怒之下，用軍刀捶著地板，說道：
「我看您與其荼毒生靈，不如奏請皇上封閉所有的中學和大學，免得其他人繼續受害。您可以隨心所欲亂干，但我不能跟著您造孽，我的腳絕不再踏進委員會。」
說完，老頭兒就匆匆離開了大廳。
這件事當天就有人報告了皇上。
早晨當司令去匯報時，皇上問他為什麼不願再涉足委員會？斯塔阿爾講了理由。
「真是廢話，」皇帝反駁道。「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嗎？我希望你照舊到委員會去。」
「皇上，」斯塔阿爾回答，「請憐惜我的白髮吧，我活到這年紀沒有一個污點。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餘年都屬於陛下。但這件事關係到我的榮譽——我的良心反對委員會中所幹的事。」
皇上皺起了眉頭，斯塔阿爾告退了，從此沒再踏進委員會。
這個傳說的真實性是不容絲毫懷疑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麼會沒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認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將軍，功績累累的老臣，這麼不肯讓步，要求顧全他的名譽，那麼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無問題的。至少應該把戈利岑召來，命令斯塔阿爾當著他的面說清案情。他不這麼做，卻下令對我們嚴加看管。
斯塔阿爾一走，委員會裡只剩了敵視被告的人，而碌碌無能的謝·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這個老頭子在工作九個月之後，還是像九個月前開始的那天一樣，對案情一無所知。他始終保持著莊嚴的沉默，極少提出意見，每次審問結束，照例問一聲：
「可以讓他走了嗎？」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於是老先生就神氣活現地對受審者說：「回去吧！」
我的第一次審問進行了四個小時。
問題分兩類。一類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奧蘭斯基秘書的說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種貫穿著聖西門的危險學說的革命言論」。
這些問題是容易回答的，其實也不是問題。在查獲的文件和信函上，我們的觀點已和盤托出，因此問題無非是要確定一些具體的事實：這信是某人所寫，或寫的是這幾行嗎？但委員會卻節外生枝，對摘錄的每句話都要求作出說明：「您如何解釋您信中如下一段話？」
當然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我的答覆寫得模稜兩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書找出了這麼一句話：「一切憲章都毫無用處，這是主人與奴隸訂立的契約；問題不在於改善奴隸的處境，而在於應該沒有奴隸。」我必須對這句話作出解釋，於是我答道，我認為我沒有責任要替立憲制政府辯護，如果我替它辯護，那才是應該受處分的。
「對立憲制的攻擊可以來自兩個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種神經質的嘶啞嗓音說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場上進行抨擊，否則您就不會提到奴隸了。」
「那麼在這方面，我是犯了與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樣的錯誤，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稱作奴隸。」
小戈利岑聽到這諷刺性的回答，氣得暴跳如雷，對我說道：
「您大概以為，我們在這裡會面是為了進行煩瑣的辯論，以為您是在為您的學位論文進行答辯吧？」
「那麼您要我解釋是為了什麼呢？」
「您裝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說明什麼。」
「我不明白。」
「他們這些人全是頑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說，聳聳肩膀，看了一眼憲兵上校舒賓斯基。我笑了笑。「跟奧加遼夫一模一樣。」庸碌無能的主席最後說。
審訊暫停了。委員會是在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公爵的藏書室中進行審問的，我回頭看看書櫥，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聖西門公爵5的回憶錄。
「瞧，」我轉身對主席說，「多麼不公平啊！我為了聖西門主義受審問，您公爵卻藏著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於這位老好人從來不讀書，一時竟不知該怎麼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對陰險的眼睛瞅了我一眼，問道：
「您難道沒有看到，這是聖西門公爵的回憶錄？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點點頭，意思是「老弟，你弄錯了吧？」然後說道：「回去吧。」
我走到門口，聽到主席在問：
「您給我看的那篇關於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寫的嗎？」
「是他寫的。」舒賓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還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說。
「那更壞。毒藥在狡黠的人手裡更危險，」小戈利岑接口道，「這是個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藥的年輕人……」
對我的判決就包含在這句話中。
附帶講一下聖西門。警察局長搜查奧加遼夫的信件和書籍時，把梯也爾7的《法國革命史》放在一邊，後來又發現了一本……又發現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終於忍不住了，說道：「我的天！這麼多革命的書……瞧，又是一本。」一邊說，一邊把居維葉的《地球表面災變論》8交給警官。
另一類問題比較複雜。在這裡他們施展了警察的各種陰謀詭計，偵查機關的欺詐伎倆，故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製造矛盾；或者暗示別人已經招認，進行各種精神折磨。這些情形不值得細談，只需說明，我們共四個人9，儘管他們耍盡花招，還是沒找到一個當面對質的題目。
拿到最後一個問題後，我獨自坐在我們寫供詞的小房間中。突然門開了，小戈利岑走了進來，裝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憫人的臉色。
「在您寫完自己的供詞以前，我想跟您談一下，」他說，「先父與令尊相識多年，我們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對您特別關心。您還年輕，前
程遠
大；因此您必須擺脫這個案件……幸好這全在於您。您被捕後，令尊萬分惦念，如今仍抱著希望，但願您能獲得釋放。我剛才與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公爵商量過，他也極願成全您；請您為我們的幫助創造一些條件。」
我看出了他這番話的意圖，不覺心頭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筆。
他繼續道：
「您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最後只能是當兵或者坐牢，同時也會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會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開口，可他攔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說什麼。請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對政府的思想，這是顯而易見的。為了讓皇上的仁慈降臨到您的身上，我們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證據。您拒不承認一切，迴避答覆問題，出於虛偽的正義感保護別人，但是這些人我們知道得比您清楚，他們可不像您那麼忠厚10；您幫助他們，他們只會拖住您同歸於盡。您向委員會寫封信，簡簡單單，直截了當，說您已經認識到自己有罪，說您是由於年輕無知才受騙的，把那些騙您上當的、走上邪路的不幸的人交代出來……您願意用這輕微的代價換取您的前途嗎？換取令尊的生命嗎？」
「我什麼也不知道，關於我的供詞，我沒有一個字需要補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來，用枯澀的嗓音說道：
「既然您不願意，就不能怪我們了！」
審問到此全部結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員會最後一次傳見我，這是為了讓我重讀一下我寫過的答詞，如果有什麼補充，可以寫上。只有舒賓斯基一人在場。我看完後對他說：
「我想請問一下，根據這些問題和這些回答，可以給一個人定什麼罪？你們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條給我判刑？」
「法典是為另一類罪行制訂的。」穿藍制服的上校回答。
「問題不在這裡。我重讀一遍這些作文練習，不能相信我坐六個多月牢就是為了這點事。」
「您真的以為，」舒賓斯基反問道，「我們就這麼信任您，認為您沒有組織秘密團體嗎？」
「這團體在哪兒啊？」我問。
「我們沒有找到它的蹤跡，你們也沒有干成什麼，這是你們的幸運。我們及時制止了你們，簡單說就是我們挽救了你們。」
這與《欽差大臣》中鐵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何等相似！
我簽字時，舒賓斯基打鈴吩咐叫神父來。神父進屋，在我的簽字下寫了幾句，說明我的全部供詞均出於自願，並無強迫情事。不用說，我受審時，他並不在場，現在甚至也沒做做樣子，問我一聲當時的情形。這又是一個關在門外的見證人！
隨著審問的結束，監獄的管理有些放鬆了。家屬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條子來探望。這樣又過了兩個月。
3月中旬，我們的判決書批准了；誰也不知道它的內容；一些人說我們將給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說是送往博布魯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們會無罪開釋（斯塔阿爾便是其中一個，他曾專門給皇上寫過一個奏摺，建議就把在押時期作為對我們的懲罰）。
最後，到了3月20日，我們給全部叫去，聽戈利岑公爵宣讀判決書。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們被捕後還是第一次見面。
在憲兵隊和警備部隊軍官的包圍警戒下，我們彼此握手擁抱，興高采烈，吵吵鬧鬧。會面鼓舞了大家，我們互相探聽情況，交換消息，沒有個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場，他瘦了一些，臉色蒼白，但幽默不減往日。
他寫過《宇宙》《赫維里》及其他一些相當好的詩歌，天生具有詩才，但缺乏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必須前進一步，然而又修養不夠，無法繼續前進。他好玩，可愛，生活在詩情畫意中，卻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談笑風生，待人親切，是及時行樂的好夥伴，一個樂天隨和的人，喜歡吃吃喝喝——正如我們大家……也許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從酒筵上無意之間落進監獄的，但他能正確對待一切，在監獄中他成熟了。委員會的秘書，那位道學先生、虔誠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貪慾和讒言中逐漸消瘦、白了頭髮的傢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後兩行詩的意義，問索科洛夫斯基：
「詩歌最後那些大逆不道的話是針對誰的？」
「請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這不是針對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別提請您注意這個可以從輕發落的細節。」
秘書聳聳肩膀，把兩眼朝上一翻，一聲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煙。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沒跟他說一聲，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們的警察經常喜歡開這種玩笑，其實毫無必要。世界上任何職業都不如警察那麼枯燥、討厭，對自己毫無藝術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裝潢和粉飾。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給送進了監獄，關在一間黑黑的儲藏室中。為什麼要把他關在監牢里，我們卻關在兵營中？
他隨身只帶著兩三件襯衣，其他一無所有。在英國，每個犯人一進監牢，就給請去洗澡，我們這裡卻唯恐犯人太清潔。
要不是哈茲大夫12把自己一包內衣送給他，他身上非長滿虱子不可。
哈茲大夫是個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這位傻頭傻腦、受盡損害的人是不應該忘記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銘上那種官樣文章式的溢美之詞好得多，它們只是為兩個上層階級歌功頌德，可惜這些德行直到身體開始腐爛時才被發現。
老頭兒皮膚蠟黃，骨瘦如柴，平時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褲子，黑絲襪，帶扣的鞋子，仿佛剛從18世紀的舞台上走下來。他便穿了這身「大禮服」參加婚喪喜慶，也穿了它在北緯五十九度的愜意天氣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羈押站訪問一次，探望即將出發的流放犯人。他憑監獄醫師的身份可以接近他們，為他們檢查身體，而且每次都要帶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餅乾、橙子和蘋果，分給女犯人。這引起了慈悲為懷的太太們的不滿和憤慨，她們怕善舉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捨太多，超過了免於凍死餓死的需要。
但哈茲是不容易說服的，他溫順地聽完了對「縱容女罪犯的愚蠢行為」的譴責，搓搓手說：「親愛的太太，您該明白，一塊麵包、一個銅板是人人都會給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們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沒有人會給她們，我從您的話中也可以得出這個結論。正因為這樣，我才要把她們今後很難得到的歡樂帶給她們。」
哈茲住在醫院裡。飯前，有個病人來找他看病。看完病，哈茲進診室去開藥方，回來時發現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銀餐具已不翼而飛。他把看門的兵叫來，問他除了病人，有沒有別人來過？看門的猜到出了什麼事，馬上奔到外面，過一會兒帶了餐具和病人回來了。這是他在醫院的另一個衛兵幫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醫師饒恕。哈茲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對一個看門的講。「你呢，馬上把文書叫來。」
看門的抓到了小偷，揚揚得意，馬上興沖沖走了。哈茲趁他們不在，對小偷說：
「你是個虛偽的人，你騙了我，想偷東西，上帝會懲罰你……但是現在，你趕快從後門逃走，趁衛兵還沒回來……喂，等一下，可能你沒有錢，這是半個盧布；今後你要棄惡從善，你可以逃過警察，但不能逃過上帝！」
這件事連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對，但不可救藥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竊是很大的罪惡，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們怎麼折磨犯人——逼供拷打，無所不為。把別人送去鞭打，這是更大得多的罪惡。況且誰知道呢——說不定我的行為會感動他的心靈！」
家人們搖搖頭說：「他是一個脾氣古怪的人13」；慈悲為懷的太太們說：「這人正直無私，但是這兒有些毛病14」，說著指指頭腦。可是哈茲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剛講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開始了，仿佛我們剛從各地旅行回來，有著說不完的新聞、笑料和俏皮話。
薩京肉體上受的苦比別人多，他瘦了，頭髮脫落了一部分。我們被捕時他正在坦波夫省母親的農莊上，聽到消息，他趕緊回莫斯科，免得憲兵光臨，嚇壞他的母親。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時正發高燒。警察來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沒法帶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臥室門內站了一名警察，臥榻旁邊又坐了一個警官，既像獄卒，又像護士。因此他從昏迷中醒來時，看到的不是這個人窺探的目光，便是那個人喝醉的嘴臉。
冬天開始後，他被送進了列福特軍醫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沒有一間空的，但是這種事是不值得多費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沒有爐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兒隔出了一個角落，派了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氣溫是可想而知的，連哨兵也在夜裡著涼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爐邊取暖，要求薩京別把這事告訴值日的軍官。
醫院當局也終於發現，在這麼靠近北極的地方，不可能有熱帶的氣溫，於是給薩京換了房間——在給凍僵的病人擦熱身體的屋子旁邊。
我們還沒把各人的經歷講完一半，聽完一半，副官們突然忙亂起來，警備隊的軍官個個挺直了身子，警官們也整裝肅立；門莊重地開了，矮小的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禮服，肩披綬帶，走進了屋子；齊恩斯基穿上了侍衛官制服，甚至奧蘭斯基秘書也為今天的盛會穿了一套淺綠色軍便服。城防司令當然沒有到場。
這時嘻嘻哈哈的談笑聲正響成一片，秘書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廳中央宣稱，高聲談話，特別是笑鬧，這對我們即將恭聽的聖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為。
門都打開了。軍官們把我們互相隔開，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索科洛夫斯基，畫家烏特金15和軍官伊巴耶夫16；第二部分是我們；第三部分是其他人。
判決首先是針對第一類人——它是駭人聽聞的：他們在侮辱皇上的罪名下被判處送往施呂瑟爾堡終身監禁。
三個人都英勇地聽完了這野蠻的判決。
奧蘭斯基裝模作樣、一板一眼地讀著，讀到因侮辱皇上及至高無上的皇室……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向他指出：
「且慢，我從來沒有侮辱過皇室。」
在他的文稿中，除了詩歌，還發現了幾個亂塗的字，是模仿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大公17的筆跡寫的批示，故意把拼法寫錯了。這也成了他的罪行。
齊恩斯基為了表示，他也可能是一個和藹可親、沒有架子的人，宣判之後，對索科洛夫斯基說道：
「您以前進過施呂瑟爾堡吧？」
「那是去年的事，」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回答他，「仿佛我已經有了預兆，我在那兒喝了一瓶馬德拉酒。」
兩年以後，烏特金瘐死在牢房中了。索科洛夫斯基給送往高加索時已奄奄一息，他死在皮亞季戈爾斯克。僅剩的一點羞恥心和良心使政府在兩人死後把第三個人送往了彼爾姆縣。伊巴耶夫是病死的，他成了神秘主義者。
烏特金在審訊記錄上的簽名是「囚禁獄中的自由畫家」。他已四十來歲，從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是有正義感，容易衝動，在委員會
中說
話不知檢點，對各位委員老爺態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關在潮濕的地窖中，受盡折磨，那兒的牆壁是經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別人重，只是因為他戴著肩章。如果他不是軍官，他絕不會受到這樣的懲罰。這個人偶然參加了酒宴，看來也像別人一樣喝了酒，唱了歌，但應該不比別人唱得多，也不比別人唱得響。
輪到我們了。奧蘭斯基擦了擦眼鏡，清了清嗓門，誠惶誠恐地開始宣讀聖旨。它是這麼表達的：皇上審閱了委員會的報告，特別注意到罪犯們的年輕無知，下旨免除對我們的法庭審理，向我們宣告：我們唱了叛逆的詩歌，凌辱了皇上，按法應予處死，即使從輕發落，也應終生流放從事苦役。但皇上寬宏大量，慈悲為懷，決定對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對罪情較重者則採取感化辦法，無限期送往邊遠省份擔任文職工作，由當地長官管教。
這所謂罪情較重者一共六人：奧加遼夫，薩京，拉赫京18，奧博連斯基，索羅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爾姆。在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實並未被捕。他接到通知來聽宣判，以為是要給他一個教訓，讓他看到別人受罰而痛改前非。據說，戈利岑公爵的親屬中有一個人，因為恨他的妻子，才照顧他沾了這個光。他身體虛弱，過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奧蘭斯基宣讀完畢，舒賓斯基上校講話了。他字斟句酌，用羅蒙諾索夫的章法向我們宣告，多虧委員會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貴人替我們說情，皇上的仁慈才降臨到我們身上。
舒賓斯基認為我們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對公爵感恩
戴德
，誰知我們毫無反應。
幾個免除處分的人點了點頭，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們。
我們站著，抄起了手，對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無感激的表示。
於是舒賓斯基想出了另一個花招，對奧加遼夫說道：
「您去奔薩省，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令尊癱瘓了，躺在奔薩，公爵奏請皇上，把您派在這個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邊，讓他多少減輕一點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擊。難道您不應該感謝公爵嗎？」
沒有辦法，奧加遼夫只得微微鞠躬。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
這使那位頭腦簡單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為什麼，他接著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兩步，抱定神聖的宗旨，不論他和舒賓斯基怎麼花言巧語，我決不道謝。何況我流放的地點比誰都遠，又是一個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爾姆。」公爵說。
我沒睬他。公爵有些尷尬，但總得說點什麼，於是又道：
「我在那裡有個莊園。」
「您有話托我轉告您的管家嗎？」我笑了笑，問他道。
「我不會托您這樣的人辦任何事情的，您是燒炭黨20人吶。」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幹什麼呢？」
「什麼也沒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來的吧？」
「現在您可以走了。」舒賓斯基插口道。
「對不起，」我反對道，「趁我在這裡的時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員會裡，您對我說，我與酒宴的案子無關，現在判決書卻把我定為這案子的罪犯之一。這大概搞錯了。」
「您想推翻聖上的決定嗎？」舒賓斯基著重說。「當心，別從彼爾姆給調到另一個更壞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話記錄在案。」
「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決書上說：根據委員會的報告，因此我反對的是各位的報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請公爵作證，委員會從未向我查詢過酒宴和詩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賓斯基說，氣得臉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參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個被寬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後來跪在地上，流著眼淚請求寬恕。您呢，離一切悔改的表現還遠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聲，耷拉著腦袋，臉漲得通紅……這教訓很好。幹壞事應該得到報應。
「對不起，問題不在於我有沒有罪，罪大不大，」我繼續說，「如果我是殺人兇手，我不希望把我當作小偷辦罪。哪怕是為了洗刷我的罪責，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說成是『因為喝醉了酒』，像您剛才講的那樣。」
「如果我的兒子，我的親生兒子，這麼頑固不化，我也會奏請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亞。」
這時警察總監插進來，講了一通廢話，前言不對後語。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與他展開辯論的絕好機會。
這一切當然沒有什麼結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遲一些動身。
「我的妻子懷孕了。」他說。
「這與我無關。」戈利岑回答。
野獸和瘋狗咬人時，尚且要裝出一本正經的臉色，夾起尾巴，可是這位裝瘋賣傻的御前大臣，貴族，而且擁有老好人的名聲……卻恬不知恥，開了這麼一個卑鄙的玩笑。
……我們又在大廳中逗留了一刻鐘，不顧憲兵和警察們苦口婆心的規勸，在久別之前，彼此緊緊擁抱著，互道珍重。除了奧博連斯基，在我從維亞特卡回來以前，我沒有與任何人見過面。
我們準備動身了。
監獄仍然是過去的生活的繼續，但是隨著向邊遠省份的轉移，它被切斷了。
那青春煥發的年代，那充滿友誼的崢嶸歲月，都結束了。
流放勢必要繼續多年。我們何日才能相逢，在何處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從前的生活叫人懷戀，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拋開……不能互相道別。與奧加遼夫見面已毫無指望。出發前幾天，兩位朋友好不容易見到了我，但這對我是不夠的。
我多麼想再見一眼那安慰過我的少女，像在墓園中一樣與她握手聚談……我要以她的名義與過去告別，迎接未來……
1835年4月9日，我們終於會見了幾分鐘，這已是動身的前夕。
我的記憶
中一直珍藏著這神聖的一天，我一生中幾個最幸福的瞬間之一。
……為什麼這一天和我過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當我回想起來，便不覺潸然淚下？……我想起了墳墓，暗紅的玫瑰花圈，兩個拉著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溫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話……
一切都過去了！21
1 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國詩人，但這首歌並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寫的；當時一位被捕者供認，他是從亞·伊·波列扎耶夫那裡聽到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
2 特務機關「沙皇辦公廳第三廳」的辦公室主任，本肯多夫的得力助手。
3 佩利坎（1790—1873），波蘭維爾諾大學教授和校長，反對波蘭民族解放運動和1830年的波蘭起義。
4 這類傑出天才中的新秀便是知名人士利普蘭季，他提出了創辦暗探研究院的建議（1858年）。——作者注（按：利普蘭季是沙皇的警察和暗探頭子。）
5 這是另一個聖西門：路易·德·魯弗雷·聖西門公爵（1675—1755），法國政治活動家，所寫《回憶錄》記載了路易十四時期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且文筆流暢，讀者極廣。
6 原文是法文。
7 梯也爾（1797—1877），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曾任內閣總理等職。《法國革命史》是他的重要著作，共十卷。
8 《地球表面災變論》的「災變」在法文中與「革命」是同一個詞。
9 這四個人是：赫爾岑，奧加遼夫，薩京，伊萬·奧博連斯基。
10 不言而喻，這是無恥的謊言，卑鄙的警察伎倆。——作者注
11 見果戈理的劇本《欽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場：市長把鐵匠抓去當兵，鐵匠老婆認為按照法律，輪不到鐵匠當兵。在她的一再追問下，市長最後說，鐵匠「是賊，雖然他現在沒有偷，以後總有一天會偷，這次不當兵，反正明年也得當兵」。
12 哈茲（1780—1853），當時莫斯科監獄醫院的醫師，一個以自己的慈善行為著稱於世的人物。
13 原文是德文。
14 原文是法文。
15 烏特金（1796—1836），平民出身的畫家，後死在獄中。
16 伊巴耶夫（約生於1804年），被捕前是陸軍中尉，後被流放至彼爾姆。
17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兄弟。
18 拉赫京（1808—1838），赫爾岑的同學，他的小組的成員，被流放至薩拉托夫省，死在那裡。
19 索羅金，畫家，與赫爾岑同時被捕，後被流放至科斯特羅馬省，1842年回莫斯科。
20 19世紀初義大利的秘密革命組織，宗旨是爭取民族解放，消滅外國封建專制統治，後為「青年義大利」所代替。
21 這是赫爾岑回憶1852年他的妻子在尼斯安葬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