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十一章

赫爾岑 《往事與隨想》
克魯季茨兵營——憲兵的閒談——軍官們 皇上到達後,大約過了三天的一個深夜(為了不驚動公眾,這類事都是在夜間乾的),一位警官來找我,命我收拾東西跟他出發。 「上哪兒?」我問他。 「到了那兒您就知道了。」彬彬有禮的警官聰明地回答。這以後我當然不再說什麼,收拾好東西跟他走了。 車子跑了一個半小時,最後駛過西蒙諾夫修道院,停在兩扇笨重的大石門前面;兩個背卡賓槍的憲兵在門口踱來踱去。這是克魯季茨修道院,現在已改作憲兵營房。 我給帶到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內。文書、副官、軍官,都穿著清一色的藍制服。值班軍官頭戴鋼盔,全副戎裝,請我稍候一下,看見我拿著菸斗,甚至建議我不妨抽一會兒煙。這以後他寫了犯人業已送到的收條,交給警官,然後走了,回來時帶來另一個軍官。 「您的房間安排好了,」後面那個軍官對我說,「走吧。」 一個憲兵給我們照亮,我們下了樓梯,穿過院子,走進一扇小門便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里點著一盞燈;兩旁有一扇扇小門,值班軍官打開了其中的一扇;門裡是一間小小的守衛室,它後面有個小房間,那裡潮濕,陰冷,有一股地窖的霉味。帶我來的軍官肩上是有穗帶的,他操著法語對我說,他很抱歉,不得不1搜一下我的口袋,他是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在娓娓動人的這一番話之後,他心安理得地轉身向憲兵使了個眼色。憲兵當即把粗糙的、大得驚人的巴掌伸進了我的口袋。我向彬彬有禮的軍官表示,這完全沒有必要,我自己會把每隻口袋翻給他看,不必採取強制手段。何況監禁一個半月之後,我還能有什麼呢? 「我們知道,警察局裡是怎麼回事。」肩上有穗帶的軍官揚揚得意地笑笑說。 值班軍官也露出了譏刺的微笑,然而他們還是吩咐憲兵,只要我把全部東西掏出口袋,讓他們看一下就成。 「請把您的菸草倒在桌上。」那個表示抱歉的軍官說。 我的菸袋裡有一把鉛筆刀和一支鉛筆,用紙包著;一開頭我就想到了它們,一邊跟軍官談話,一邊玩弄菸袋,直到小刀落進我的手掌為止;我在布袋外把它捏住,大膽把煙倒在桌上,憲兵又把它倒回袋中。小刀和鉛筆保存下來了——肩上有穗帶的軍官瞧不起公開的警察,這對他是個教訓。 這件事使我沾沾自喜,我便懷著愉快的心情,開始觀察我的新居。 這些僧侶的隱修室深入地下,是三百年前建造的,現在成了世俗的政治犯的隱修室。 我的房間裡有一張床,但沒有褥墊,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一大杯水,椅旁有一個大銅燭台,點著一支細細的油脂蠟燭。屋裡潮氣襲人,寒冷徹骨。軍官關照把爐火生起來,然後大家走了。憲兵答應送些乾草給我,我暫時便用大衣當枕頭,躺在空空的床上抽菸斗。 過了一會兒,我便發現天花板上爬滿了蟑螂。它們好久沒見到燈光,現在從四面八方向亮處匯集,擠來擠去,亂作一團,有的掉到了桌上,慌慌張張在桌邊亂竄。 我不喜歡蟑螂,正如不歡迎一切不速之客一樣。我的這些鄰居叫我非常討厭,但又無可奈何——對蟑螂生氣是沒有用的,只能安心住下。幸而過了兩三天,它們都爬過板壁,去跟憲兵做伴了,因為他那兒暖和一些,我這兒只是偶爾光顧一下,一隻兩隻的,動幾下觸鬚,馬上又退回隔壁取暖了。 我向憲兵提了幾次,他還是把爐門關著。我覺得很不好受,頭腦昏昏沉沉的,想下床敲憲兵的門;我確實站了起來,但以後怎樣就不知道了…… ……我甦醒時躺在地上,頭痛得厲害。一個高高的白髮憲兵反抄著手,站在旁邊毫無表情地注視著我,仿佛那種青銅工藝品中注視著烏龜的狗。 「先生,煤氣把您熏壞了,」他見我醒來便說,「我給您拿了點姜和鹽來,還有克瓦斯;我已經給您嗅過鹽了,現在喝克瓦斯吧。」 我喝了,他把我扶到床上。我覺得屋裡太悶,窗是雙層的,又沒氣窗。憲兵上辦公室要求讓我到院子裡走走;值班軍官命令轉告我,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負不了這個責任。我只得留在有煤氣的屋子裡。 在克魯季茨兵營,我也很快習慣了,每天學一點義大利語法,看看閒書。起先管理相當嚴格,晚上九點,最後一遍號音一響,憲兵就進房來滅了蠟燭,關了門,上了鎖。從十點到次晨八點,我只能坐在黑暗中。我從來不能睡很久,獄中沒有任何活動,四小時睡眠已綽綽有餘。這沒有燭光的漫漫長夜是多大的懲罰啊!何況走廊兩頭的哨兵每隔一刻鐘,總要拉長嗓音,大聲互相呼叫:「聽—聽—著!」2 過了幾星期,謝苗諾夫上校(他的姐姐便是那位後來成為加加林公爵夫人的著名女伶3)准許我留下蠟燭,但禁止用任何東西遮住那扇比院子還低的窗,讓哨兵可以看到犯人在幹什麼,同時命令不要再在走廊上喊「聽著」。 後來城防司令又准許我們使用墨水,在院子裡散步。紙張計數發給,條件是每張必須保持完整。散步一天一次,周圍由哨兵布防,並有一名憲兵和值班軍官在旁監視。 日子過得單調,平靜,軍營的嚴格作息制度使日常生活帶上了機器的精確性,像格律詩一樣有規律。早晨,我由憲兵幫忙,在爐子上煮咖啡;十點鐘,值班軍官到了,他戴著大翻邊的手套和鋼盔,穿著大衣,佩著錚錚出聲的軍刀,還帶來了幾立方英尺的寒氣。一點鐘,憲兵送來一塊髒餐巾,一碗湯,這碗湯他總是端在碗邊,以致他的兩隻大拇指顯然比其他手指乾淨得多。我們的食物還可以將就,但不應忘記,伙食是要收費的,一天兩盧布紙幣,九個月監禁對沒有錢的人是相當大一筆開支。有個犯人的父親簡單回說,他沒有錢;但得到的是無動於衷的答覆:這些錢可以從他的薪金中扣除。如果他沒有薪金,很可能他會因此坐牢。 應該補充一點:城防司令部軍需處為我們的伙食撥給謝苗諾夫上校的是每人每天一個半盧布。這事幾乎鬧出亂子:司令部的副官們吞沒了這筆錢,但是他們在戲園裡定了幾間包廂,請憲兵營看了幾回首次公演的精彩好戲,事情就了結了。 天一黑,這兒就鴉雀無聲,既沒有士兵在窗前雪地上來回走動的腳步聲,也沒有崗哨遙相呼應的喊叫聲。我通常看書看到一點,然後吹滅蠟燭,進入自由的夢鄉;有時矇矓中覺得,仿佛監獄,憲兵,都只是一場 噩夢 ,心中暗喜這一切均屬子虛烏有,可是從走廊上驀地傳來了軍刀的磕碰聲,或者值班軍官在提燈的憲兵陪同下開門的音響,有時又聽得哨兵在用粗野的嗓子吆喝:「誰在那兒?」或者尖厲的起床號音在窗外劃破寧靜的晨空…… 每逢心煩意亂,不想讀書的時候,我就跟看守我的憲兵們,特別是那個給我醫過煤氣中毒的老憲兵 談天 。上校為了表示關心部下,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們站隊出操,又派了一個上等兵,一個暗探和騙子,作他們的頭頭。擔任這職務的老兵共有五六個。 我講到的這個老漢為人單純,忠厚;人家待他好一點,他就感激涕零,看來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他參加過1812年的戰爭,胸前掛滿獎章,現在已超過服役期限,只因無處存身,才自願留下的。 「我兩次往莫吉廖夫省的家鄉發了信,」他說,「可是沒有回音,看來家中什麼人也沒啦。有時回到家鄉就這麼可怕,你人是到了那裡,可是無家可歸,最後仍舊只好到處流浪,算了吧。」 多麼殘酷野蠻的俄國兵役制度,它那駭人聽聞的期限!在這裡,個人總是犧牲者,得不到一點憐憫,談不到絲毫報償。 老菲利蒙諾夫有個奢望,想學懂德語——攻占巴黎之後,他在俄軍的冬季宿營地學過德語。他想出了一套辦法,把德文單字按俄語字母拼音,例如把馬稱作費爾特,把蛋稱作耶雷,把魚稱作皮什,把燕麥稱作奧別爾,把薄餅稱作潘庫希。 他的談話總是那麼純樸,使我悲哀,也引起我的深思。1805年與土耳其作戰時,他駐在摩爾達維亞,在一個連里當兵,連長是世界上最和氣的人,把每個兵都當兒子一樣關心,打起仗來總是沖在前面。 「他叫一個摩爾達維亞女人給迷住了;我們看到連長心事重重,您猜怎麼啦?原來他發現那個娘們跟另一個軍官勾搭上了。一天,他把我叫去,還叫了另一個弟兄——也是個出色的兵,後來在小雅羅斯拉維茨給打斷了兩條腿。連長對咱們說,那個摩爾達維亞女人欺侮他,咱們肯不肯幫他個忙,教訓她一下。咱們說:『為什麼不肯,咱們是隨時願意替您老出力的。』他道了謝,指指軍官住的屋子,說:『你們夜裡埋伏在橋上,她一定會去找他,你們就悄悄地把她捉住,丟在河裡。』咱們對他說:『可以,大人。』我就跟那個弟兄準備了一隻麻袋,坐在橋上;到了半夜,摩爾達維亞婆娘來了,咱們對她說:『太太,急急忙忙上哪兒去啊?』跟著就朝她腦瓜上幹了一下,這寶貝兒連哼都沒來得及哼一聲,便給裝進了麻袋,丟到了河裡。第二天,連長去找軍官,對他說:『您不必生摩爾達維亞婆娘的氣,她給咱們扣留在那兒啦,就是說,在那河裡;至於您,咱們可以玩一下軍刀或手槍,隨您的便。』兩人便動手廝殺。咱們的連長胸口給狠狠砍了一刀,從此病病歪歪的,這個可憐的人過了三個來月就一命嗚呼了。」 「那個摩爾達維亞女人呢?」我問,「真的淹死了不成?」 「淹死啦。」憲兵回答。 我有些吃驚,看了一眼他那幼稚無知、滿不在乎的臉色——老憲兵始終是帶著這副神情講這故事的。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或者第一次想到了她,為了安慰我,也為了逃避良心的譴責,又說道: 「這婆娘是異教徒,沒受過洗禮,這種人就是這樣。」 每逢皇家節日,憲兵可以領到一杯伏特加。司務長答應菲利蒙諾夫接連五六次不領,然後一下子把五六份一起領。菲利蒙諾夫把少領的杯數記在木牌上,到了最重要的節日,便全部領來。他把伏特加倒進一隻大碗,把麵包捻碎,泡在酒里,用湯匙舀了喝。喝完酒,他又開始吸菸,那隻菸斗大大的,柄卻小小的,菸葉辣得嗆人,是他自己切碎製作的,因此他俏皮地稱它「自切衛生煙」。他躺在狹窄的窗台上(士兵房間裡是沒有椅子的),把身子蜷成一團,一邊吸菸,一邊唱歌: 姑娘們來到草坪上喲, 綠草如茵喲紅花似錦。 隨著他酒醉的程度,他會改變這些字的聲音,唱到最後就睡著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負過兩次傷,還能這么喝酒,這要有多麼強壯的體格啊! 這種兵營的情景有些像沃弗爾曼和卡洛4的佛蘭德斯派風俗畫,這些獄中閒話也是一切喪失自由的囚徒都能回想得起的,但是在我擱筆之前,我還得就這兒的軍官們談幾句話。 他們中間大部分是相當善良的人,根本不是奸細,而是誤入歧途,走進憲兵營的。一些世家子弟沒有受過教育,或者受教育不夠,又無財產和謀生手段,找不到其他職業,只得當了憲兵。他們按照軍隊的紀律執行任務,但我看都不是自覺的——當然,副官不在此例,他們正是因此才當上了副官。 軍官們跟我熟悉以後,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總是給我一些小小的優待和方便;抱怨他們是不應該的。 一個青年軍官講給我聽,1831年他接到一項任務,要捉拿一個潛伏在自己莊園附近的波蘭地主5。他的罪名是與波蘭政府的密使6有聯繫。軍官根據收集到的情報,獲悉了地主隱藏的地點,率領一隊人到了那裡,把房子團團圍住,帶著兩名憲兵進屋。屋內空空的,他們搜遍所有的房間,找不到一個人,然而若干跡象顯示,屋裡剛才還有人來著。小伙子把兩名憲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頂樓;經過仔細觀察,他發現了一扇小門,小門通向貯藏室或別的什麼小間。門是從裡面倒鎖的,他一腳踢開門,一眼就看見裡邊站著一個頎長的女人,生得相當漂亮;她沒有作聲,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雙手抱著一個幾乎已失去知覺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軍官不知如何是好。頎長的女人看出了這一點,就問他: 「您忍心殺害他們嗎?」 軍官表示抱歉,講了些庸俗平淡的廢話,什麼無條件服從、責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話絲毫不起作用,感到無能為力,只得問道: 「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婦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著門外說: 「下去告訴他們,這兒一個人也沒有。」 軍官接著道:「真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搞的,我心裡怎麼想,但是我走下了頂樓,命令軍士整隊集合。過了兩小時,我們在另一個莊園上認真搜查他,他卻已在偷越國境了。唉,女人!真有這種事!」 ……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業的主要特徵,把人分門別類,貼上標籤,不加區分,一律看待,這是世界上最沒見識、最不人道的事。名稱是個可怕的東西。讓·保爾·里希特爾7說得很對:孩子撒了謊,應該警告他這是做壞事,告訴他,他騙了人,可不要說他是騙子。您把他定為騙子,這就使他喪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我們聽到「這人是兇手」,馬上會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蠻的相貌和陰謀詭計,仿佛殺人是他的本行和職業,實際上這人一生只偶然殺過一個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別人的墮落作交易的奸細,又是正人君子,但可能既是憲兵軍官,又沒有完全喪失人的尊嚴,正如在「腐敗的社會」造成的不幸的犧牲者身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溫柔的性格,慈祥的心靈,甚至光明磊落的行為。 有人不能、不願或不肯費力跨過名稱前進一步,透過罪行,透過紊亂的假象,看清事實,卻採取清高的迴避態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態度,這種人我是討厭的。這樣做的通常是脫離現實、不切實際的人,自私自利的人,高尚得令人作嘔的人,否則就是那種還沒有暴露,或者還沒有必要公開撕下假面具的卑鄙無恥之徒,這種人在骯髒的底層正如魚得水,不像別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1 原文是法文。 2 當時哨兵夜間站崗時互相呼應的用語。 3 指葉卡捷琳娜·謝苗諾娃(1786—1849),俄國著名女演員,擅演悲劇。 4 沃弗爾曼(1619—1668),荷蘭風俗畫家。卡洛(約1592—1635),法國畫家。 5 指1830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1830年的波蘭起義主要是由波蘭的中小地主階級發動的,它的目的是要使波蘭擺脫俄國的統治,獲得民族獨立。這次起義沒有得到農民的廣泛支持,因而失敗。 6 指1830至1831年波蘭起義期間成立的波蘭人自己的政府派出的秘密聯絡員。 7 里希特爾(1763—1825),德國著名小說家,以「讓·保爾」的筆名發表過大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