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第六章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克里姆林宮管理處——莫斯科大學 ——化學家——我們——馬洛夫事件——霍亂——菲拉列特——孫古羅夫案——瓦·帕謝克——列索夫斯基將軍啊，那自由的、思想發光的年代，無限希望的年代，那縱情歡笑、對酒高歌、孜孜不倦、充滿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感懷》1 父親不顧瘸腿將軍的不祥預言2，還是央求尤蘇波夫公爵讓我在克里姆林宮管理處掛了個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籤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後我再沒聽到這事，直到過了三年，尤蘇波夫派了一名宮廷建築師來，這人說話老是粗聲大氣，仿佛站在五層的建築架上向地面的工人發命令，他通知說，我已獲得初級軍官銜。順便說一下，這些怪事實際上並無必要：任職取得的官銜，我通過學士考試一下子就能趕上，不必為了一個準尉頭銜花兩三年工夫。相反，這個掛名差事幾乎害我進不了大學，因為大學校務會看見我是克里姆林宮管理處的官員，便不准我參加入學考試。公務人員有專為他們開設的夜校，它的學生只限於準備參加所謂「委員會考試」3，希望取得投考資格的人。一切有錢的懶漢，不學無術的公子哥兒，凡是不願服軍役又急於撈取八等文官頭銜的，都可通過這途徑參加委員會的考試；這有些像轉讓給老教授們開採的「金礦」，他們暗中一堂課可收二十盧布。我的一生要從這種學習上的卡沃丁岔路4開始，遠非我始料所及。我斷然向父親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辦法，我只得呈請辭職。父親一聽大怒，說我胡思亂想，妨礙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罵那些慫恿我胡鬧的教師，但看到這一切都無濟於事，絲毫不能使我動搖，便決定去找尤蘇波夫。尤蘇波夫既是貴族老爺，又是韃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決了問題。他把秘書叫來，命他寫一張准假三年的證書。秘書有些為難，戰戰兢兢地報告道，沒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過四個月。「真是廢話，老弟，」公爵對他說，「這有什麼難處？好吧，不能請假，你就寫，我派他進修科學——上大學深造。」秘書寫好了，第二天我就坐進了數理系的梯形教室。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在俄國教育史上和最近兩代人的生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1812年後，莫斯科大學的重要性隨著莫斯科一起增長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崙皇帝卻有意無意地（主要是無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羅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敵人占領的時候，從痛苦的經歷中意識到了與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聯繫。從那時起，它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莫斯科大學日新月異，成了俄國教育的中心。它具備發展的一切條件：歷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沒有沙皇等。彼得堡在保羅一世之後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動，由於12月14日事件而悲慘地夭折了。尼古拉帶來的是五座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營，以及穿藍制服的本肯多夫5。一切後退了，但怒火從心頭升起，在風平浪靜的表面下，潛伏深處的活動在展開。莫斯科大學巍然不動，從無邊的迷霧中首先顯露了頭角。沙皇因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編《卡盧加之夜》的少將亞·皮薩列夫7來當學區總監，命令學生穿制服，佩軍刀，後來又禁止佩軍刀。他為了幾首詩，把波列扎耶夫送去當兵，為了幾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學送進了兵營，為了一個半身塑像，斷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為了聖西門主義放逐了我們。後來他又把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利岑公爵10派來當學區總監，從此不想再管這個「罪惡的淵藪」，只是苦口婆心地勸告年輕人，從皇村學校和法政學堂畢業後，千萬別跨進這個大學。戈利岑是個怪人，教授因病停課，他認為不合理，總是看不慣，因此規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課的教師代課。這樣，捷爾諾夫斯基神父有時就不得不在醫院為婦科病作臨床講授，而產科醫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講純潔受胎11。儘管這樣，失寵的大學的影響還是與日俱增；它像一個大水庫，容納著來自俄國各地和各階層的年輕力量。在它的講堂上，學生們清除了從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見，統一了思想認識，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然後又分散到了俄國各地和各個階層中。 1848年前，我國各大學的體制是純粹民主的。它們的門為每一個人開著，只要他能通過入學考試，而且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農民。尼古拉篡改了這一切；他限制了入學條件，提高了自費生的學費，規定只有貧窮的貴族才能免費。這一切都屬於不明智的措施，它們將隨著俄國車輪上這個制動裝置的最終覆滅而消失，與護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進歷史的垃圾箱。14 各種各樣的青年來自上層，來自下層，來自南方和北方，在這裡迅速匯集成一個團結的、友愛的集體。社會地位的不同，沒有在我們中間發生侮辱性的影響，像我們在英國的學校和軍營中看到的那樣；我在這裡沒有提到英國的大學，因為它們僅僅是為貴族和富豪存在的。我們的大學生，如果誰要炫耀他的尊貴血統或萬貫家財，他立刻會失去「火和水」15，遭到同學們的唾棄。學生之間那些表面的隔閡來自其他方面，而且並不很深。例如，醫學系位在花園的另一邊，與我們的接觸不如其他系那麼多；而且它的學生多數是教會中學畢業生和德國人。德國人不喜歡與別人來往，而且沾染了過多的西方小市民習氣。至於不幸的教會中學學生，他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觀念，與我們存在根本分歧，我們用的是不同的語言。他們是在僧侶的專制主義壓力下長大的，飽讀了修辭學和神學，羨慕我們的無拘無束，但我們對他們那種謙謙風度十分反感。16 我進了數理系，儘管我從來都不怎麼愛好數學，也沒有太高的天賦。我與尼克一起，跟一個教師學過數學，我們愛他是因為他會講各種故事和笑話。這個人談笑風生，未必會對自己的學科產生什麼特殊的興趣。他的數學知識到圓錐曲線為止，也就是剛好滿足中學生進大學的需要。作為真正的哲學家，他對數學的「大學部分」從來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讀一本書，而且反反覆覆讀了十年，這就是弗朗凱爾17的《教程》。但是胸無大志，不慕名利的他，從未把這本書讀完。我選擇數理系是因為自然科學是在這個系裡教的，正是在這幾年，我對自然科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一連串相當奇特的會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講過了。那以後，「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後音訊杳然，後來突然傳說他結婚了。那時他已六十多歲，大家知道，除了一個成年的兒子，他還有別的子女。現在他便是與大兒子的母親正式結婚，「新娘」也五十多歲了。正如古人所說，婚禮使兒子取得了「合法地位」。為什麼不使所有的子女這樣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圖，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原來他懷有一個願望：剝奪兩位兄弟的繼承權。讓一個兒子取得「合法地位」，這就足以達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濫，老頭兒坐馬車給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終於在1825年初死了。關於他的兒子，有各種離奇的傳說。據說他生性孤僻，從不與人往來，常年獨自困守書齋研究化學，與顯微鏡朝夕相處，甚至吃飯也手不釋卷，還厭惡與女性接觸。這種人《聰明誤》已有所介紹：他是化學家，又是植物學家，我們的侄少爺費奧多爾公爵，見了女人逃之夭夭，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們把對他父親的不滿，發泄在他身上，從不稱他侄兒，只管他叫「化學家」，這個雅號在他們口中帶有貶義，表示化學根本不是正經人幹的事兒。他的父親生前百般虐待兒子，不僅以一個老色鬼厚顏無恥的淫蕩生活侮辱了他，而且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與他爭風吃醋。化學家有一次吞了鴉片，企圖結束這不名譽的處境，虧得一個與他一起研究化學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親嚇了一跳，去世前才對兒子溫和一些。父親死後，化學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給她們發了自由證；父親定下的苛重租稅，也被他減低了一半，還把歷年的積欠一筆勾銷。父親在世時，每逢徵兵，免役證是賣給僕人的，兒子卻免費發給了他們。過了大約一年半，他回莫斯科來了。我很想見見他，我為了農民愛他，也為了他的叔父們對他的敵對態度而替他鳴不平。一天早上，一個中等身材、戴副金邊眼鏡的人來拜訪我父親。這人大鼻子，頭髮半禿，手指給化學試劑灼傷了。我父親對他愛理不理的，話中帶刺；侄兒以牙還牙，不差分毫；較量之後，他們便開始談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氣和，分手時也客客氣氣，但彼此隱藏著敵意。我的父親看到，他的對手同樣是寸步不讓的。他們後來從未和好過。化學家很少登門探望叔父們；最後一次他與我父親見面是在參政官故世後，他要借三萬盧布買地皮。父親沒有答應，化學家大為生氣，一邊用手揉鼻子，一邊笑著對他道：「您不用怕擔風險，我有祖傳的田產，我借錢是為了改善它的條件，我沒有孩子，我們是彼此的繼承人。」七十五歲的老人始終沒有寬恕侄兒這句狂妄的話。我不時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在特維爾林蔭道的一幢大房子裡，他只住一間小房間，還有一間實驗室。他的老母親住另一間小房間，與他隔一條走廊。其餘的屋子都空關著，保持著他父親遷往彼得堡時的樣子，絲毫未動。發黑的枝形大燭台，式樣古怪的家具，各種古玩，仿佛彼得大帝從阿姆斯特丹買來的那種壁鍾，仿佛來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樂椅，沒有畫的鏡框，面朝牆壁反掛的畫——這一切都隨便放著，擺滿了三間不生火、不點燈的大客廳。在前廳里，僕人平常就是彈托爾班琴20和吸菸（而以前他們在這兒是連呼吸和祈禱都不敢的）。一個僕人點了蠟燭，送我走過這「兵器陳列館」21時，每次總提醒我，不要脫外套，客廳中非常冷。那些帶角的奇形怪狀的雜物上面蓋著厚厚一層灰塵，反映在奇巧精緻的大鏡子中，隨著燭光移動。地上，包裝時留下的乾草，剪剩的紙屑和繩子，都原封不動地到處躺著。沿著這些房間過去，最後終於出現了一扇掛著毯子的門，門內是爐火燒得通紅的書房。化學家就在這裡，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從不外出，周圍堆滿了書，玻璃瓶，曲頸瓶，坩堝，各種儀器。這裡現在是謝瓦利埃22的顯微鏡的天下，空氣中還有一股氯氣的臭味；幾年來這兒一直進行著駭人的、令人不安的試驗。但從前我就出生在這間書房中——我的父親回國之後，弟兄失和之前，曾在這裡寄居過幾個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這幢房子裡的23。兩年後，化學家賣掉了它，但我仍來過幾次，參加斯維爾別耶夫24的晚會，進行泛斯拉夫主義的辯論，對從不發脾氣的霍米亞科夫25大發脾氣。房屋翻修過了，但大門，過道，樓梯，前廳等等仍照舊，這間小小的書房也沒有變動。化學家的日常起居更為簡單，特別是夏天，這時他母親去了莫斯科鄉下，把廚師也帶走了。他的聽差在四點鐘端了咖啡壺進來，把濃湯在壺裡加水沖淡一些，放在各種毒藥旁邊的化學爐上煮開；然後又從小飯店買來半隻松雞和麵包；這就構成了他的正餐。飯後，聽差洗乾淨咖啡壺，讓它繼續執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聽差又進來把沙發上的一大堆書搬開，把父親傳給他的一張虎皮取下，鋪上床單，放上枕頭和被子，這樣，書房就輕而易舉變成了臥室，正如它兼作廚房和餐廳一樣。從我們認識開始，化學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讀書的，於是勸我拋棄「空洞的」文學，「危險而徒勞無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學。他給我看居維葉26關於地質變化的演講，德-康多爾27的《植物形態學》。看到閱讀對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薦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寶貝，那些儀器和植物標本，甚至表示願意給我當入門的嚮導。一講到他的專長，他就滔滔不絕，學問淵博，談笑風生，甚至變得很可愛，但這是猴子也辦得到的。從石塊到猩猩，他都有興趣，超出這範圍，他就不願過問了，特別是哲學，他認為只是一堆廢話。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後，只是對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義是一切行動的唯一基礎，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僅僅由於精神混亂，在另一些人則是由於愚昧無知。他的唯物主義使我十分反感。我們父輩那種膚淺而膽怯的半伏爾泰主義，與化學家的唯物主義不能相提並論。他的觀點是冷靜、徹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對拿破崙的著名回答。拿破崙對他說：「康德接受關於上帝的假設。」天文學家當即反駁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遠不需要這個假設。」化學家的無神論已超出神學的範圍。他認為若弗魯瓦·聖蒂萊爾29是神秘主義者，奧凱恩30則乾脆是神經病。我父親曾以藐視的態度丟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樣的輕蔑合上了自然哲學家的著作，說道：「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後來卻因無處尋找它們，無法理解它們，感到迷惑不解。」這是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教育中培養出來的我父親的另一版本。在一切生活問題上，他的觀點更加枯燥乏味。他認為，人與野獸相同，對善惡不負多大責任；一切都是機體的作用，環境的作用，總之，是神經系統的構造問題，而人們對它的期望往往超過了它所能給予的。他不喜歡家庭生活，談到結婚就害怕，還天真地招認，他活了三十來歲，從未愛過一個女人。然而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卻存在著一股小小的暖流，這從他對老母親的態度可以看到。他們同樣受過父親不少折磨，災難把他們牢牢拴在一起。他對她關懷得無微不至，令人感動，儘量要讓她安靜地度過孤獨多病的晚年。除了化學方面，他從不宣揚自己的理論，偶然吐露一點，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義的哲學性反駁，他甚至不願答覆；他的回答總是簡短的，講時面露微笑，侃侃而談，仿佛一頭大獵犬在跟小獅子狗玩兒，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輕輕趕開。然而正是這種態度最使我生氣，我不倦地一再發動攻擊，始終未能贏得一寸地盤。後來，即過了十二年，我還多次想起化學家，也想起父親對他的評論。不言而喻，我所反對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確。但是我也並不錯。我已經說過，有些真理像政治權利一樣，不到一定年紀是不會取得的。化學家的影響促使我選擇了數理系；也許我還是進醫學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積分只得了中等成績，後來又忘得乾乾淨淨，不過這也無關緊要。沒有自然科學，現代人就沒有出路；不接受這種有益的營養，不對思想實行實事求是的嚴格訓練，不接觸我們周圍的生活，不承認客觀實際的獨立性，那麼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必然還保存著僧侶的隱修室，潛伏著神秘主義的種子，有朝一日它便會用愚昧的毒液侵蝕我們的全部理性。我大學畢業前，化學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從維亞特卡回來，才與他再度見面。我婚後幾個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莊園去過幾天，當時我父親住在那兒。這次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與他最終和解，因為他仍為我的結婚在生我的氣。路上，我在我們經常停留的彼爾霍什科沃村下車休息，化學家已在那兒等我，還準備了午膳和兩瓶香檳。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樣，沒有改變，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當嚴肅地問我：「請您老實告訴我，您覺得家庭生活和結婚怎麼樣？有什麼好處，還是沒多大好處？」我笑了。「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說了下去，「您使我驚訝；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是決不敢跨出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給我說過兩三門親事，對方都不壞，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間中要出現一個女人來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菸（他吸劣等菸草），吵吵鬧鬧，弄得我不能安靜，我便心驚膽戰，寧可一輩子過獨身生活。」「我是留在這兒過夜好，還是去波克羅夫村31？」飯後我問他。「這兒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過為您著想，您還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點鐘見到令尊。要知道，他還在生您的氣。嗯，晚上臨睡前，老人家的神經一般比較虛弱，精神萎靡，他對待您大概會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與您廝殺了。」「哈，哈，哈，我的生理學和唯物主義老師又來了，」我放聲大笑道，「您的指教讓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時刻，那時我像歌德的華格納那樣，向您登門求救，我的唯心論一定叫您很討厭，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訓，我聽了也不免氣憤。」「那以後您增長了不少見識，」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為不外是神經和化學成分決定的。」後來我們不知怎麼不再來往，看來兩人都不對……儘管這樣，在1846年他給我寫過一封信。那時《誰之罪》第一卷已問世，我有了些名氣。化學家在信上說，他很擔憂，看到我把才能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論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與您和解了；從它們我理解了（按照人的頭腦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國哲學。為什麼您不繼續嚴肅的著述，卻要寫小說呢？」我復了他幾行友好的話，我們的交往就此中斷了。如果我這些文字能讓化學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經衰弱的時候躺在床上讀完它們。我相信，那時他會原諒我這種友好的饒舌，尤其因為我對他還保留著真摯而和善的回憶。就這樣，父母家中的隱士生活終於結束了。我進入了廣闊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間中的孤獨日子，那跟奧加遼夫一人半公開的小聲聚談，我的身邊出現了七百人的熱鬧家庭。兩個星期我便適應了這裡的一切，覺得比在我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習慣了。可是甚至在大學中，家庭的陰影還是跟蹤著我：我的父親派了一名僕人陪我上學，特別是我步行的時候。整整一個學期，我都在躲避這位保護人，最後總算正式辦成了。我說正式，因為擔負這任務的我的聽差彼得·費奧多羅維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歡喜被人護送；其次，他自己也樂得到各種娛樂場所去溜達，這比待在數理系的前廳里愉快得多，在這裡至多跟兩個門房閒聊，彼此敬煙或獨自吸菸。為什麼要派人護送我？彼得這人從年輕時起就往往接連幾天喝得醉醺醺的，難道他能阻止我幹什麼不成？我看，父親根本沒考慮這些，他只是為了使自己安心，才採取這措施，它儘管毫無效用，終究是一種措施，正如人們並不信神，仍要齋戒一樣。這特點屬於我們傳統的地主教育。七歲前，我得讓人攙著手，才准上下室內的樓梯，因為那樓梯有些陡；十一歲前，我得由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用木盆給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邏輯，我這個大學生得有僕人護送，而在二十一歲前，我不准在十點半以後回家。直到流放時，我才真正獲得自由，真正獨立生活；如果沒有流放，那套規矩說不定會一直繼續到我二十五歲……三十五歲。我像大多數在孤獨中長大的、活躍的孩子一樣，懷著滿腔熱誠，迫不及待地去擁抱每一個人，如醉似狂地高談闊論，毫無顧慮，推心置腹地愛所有的人，這就自然而然從講堂各處引起了熱烈的回聲，因為這裡的青年幾乎都是同一年紀的（我那時十七歲）。那些明智的守則（對大家要彬彬有禮，不要不拘形跡，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們一進大學就與我們形影不離的那個思想（我們的理想將在這裡得到實現，我們將在這裡播下種子，奠定聯合的基礎）一樣，都促進了我們的相互接近。我們深信，從這講堂上將形成一支隊伍，它將沿著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跡前進，而我們也在這隊伍中。我們班級的年輕人是美好的。正是在這年紀，求知的渴望從我們心頭一天天甦醒。教會中學的死記硬背，貴族子弟的懶散習氣，同樣消失了，然而德國功利主義還沒有侵蝕我們，這種功利主義把人的積累知識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為了增加收成。相當多的大學生不再把科學當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頭銜的捷徑。他們考慮的問題與升官發財根本無關。另一方面，科學興趣還沒來得及退化成空談理論；科學不是把人與周圍的苦難生活隔開，對它不加干預。這種與生活的共鳴，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大學生的公民意識。我們與我們的同學在教室中公開談論頭腦中想到的一切；禁詩的抄本從一雙手傳到另一雙手，禁書被加上了註解傳閱。儘管這樣，同學中沒有一個告密的，沒有一個奸細。有些青年膽小怕事，他們迴避，躲開，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個沒有頭腦的孩子，他的母親用皮鞭嚇唬他，向他盤問馬洛夫事件，他講了一些。慈祥的媽媽（她是貴族和公爵夫人）馬上求見校長，把兒子的密告作為他悔改的證明。這引起了公憤，人人責備他，終於使他沒讀完這一學年就退學了。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閉，它是值得在這裡談一下的。馬洛夫是政治系一個愚蠢粗暴、不學無術的教授。學生藐視他，嘲笑他。有一次學監在政治系的課堂上問學生：「你們系裡有多少教授？」「除了馬洛夫有九位。」學生回答。就是這個應該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對學生越來越兇惡了，學生決定驅逐他。他們商量好以後，派了兩個代表到我們系裡，要我帶領後備部隊支援他們。我當即進行動員，號召向馬洛夫開戰。幾個人跟我一起去了，我們到達政治系教室時，馬洛夫已在講課，他看到了我們。每個學生臉上同樣都露出了擔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講一句粗暴的話。但擔心很快過去了。擠得滿滿的課堂很不安靜，到處是壓低了嗓音的嗡嗡聲。馬洛夫開始訓話，出現了用腳摩擦地板的聲音。「你們像一群馬，是用腳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馬洛夫說，他大概以為，馬是用大跑和小跑來思想的。於是教室中沸騰了，嘯叫和噓聲響成一片，喊聲不絕：「叫他滾，滾！趕走他！34」馬洛夫臉色變得像一張白紙，拚命想叫大家安靜，可是辦不到，學生跳到了座位上。馬洛夫悄悄走下講台，縮緊腦瓜，擠出了教室。全班學生跟在後面，穿過學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從後面把他的膠皮套鞋扔給了他。最後這個情況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但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誰會想到這一點呢？校務委員會慌了手腳，只得說服學區總監把事件私下了結，找幾個鬧事的學生或其他人關幾天禁閉算了。這不失為明智的措施，否則，很可能皇上會派一個侍從武官來處理這事，侍從武官為了得十字勳章，勢必把這事說成陰謀叛亂或暴動等等，建議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後由皇上恩赦，改為在兵營當兵。現在看見罪行已受到懲罰，德行已獲得勝利，皇上於是下旨批准了學生的要求，罷免了教授。我們把馬洛夫趕到校門口，他卻把他趕到了校門外。在尼古拉的統治下，向來是敗者必然倒霉35，但這一次我們不能埋怨他。這樣，處理開始了。第二天飯後，校長室的門房慢吞吞走來找我。這個白髮老頭兒，學生給他酒錢，他總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誤，真正當作供他喝酒的錢，因此平常喝醉的時候多，清醒的時候少。他從大衣袖頭翻出一張字條，說這是「教長」交給他的，要我晚上七時去見他。接著，一個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學生，臉色煞白，慌慌張張跑來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樣的請柬，成了我帶去的那些倒霉的犧牲者中的一個。他一開口就大罵我害了他，然後要我出主意，他該怎麼講。「對一切儘量抵賴，矢口否認，只承認一點：吵鬧的時候您也在教室中。」「校長會問，為什麼我不在自己的教室里，要跑到政治系去？」「怎麼為什麼？您難道不知道，羅季翁·海曼36沒有來上課，您為了不願浪費時間，去聽別的課了。」「他不會相信。」「信不信是他的事。」我們走進大學院子的時候，我看看男爵：胖胖的面頰非常蒼白，總之情況不妙。「聽著，」我說，「您可以相信，校長不會從您開始，一定從我開始；您只要換個方式照搬我的話好了。事實上您也沒幹什麼大不了的事。不要忘記：為了鬧事和撒謊，您至多給關幾天禁閉；但是如果您胡說八道，在我面前牽連別人，我要告訴全班同學，讓您不得安生。」男爵應允了，忠實履行了諾言。那時的校長是德維古布斯基37，一個典型的老古董，說得準確些，是莫斯科大火前，即1812年以前的老教授之一。這種人現在已經絕跡；一般說來，隨著奧博連斯基公爵之離開學區總監的位置，莫斯科大學的家長制時期也結束了。在那個時期，學區對大學放任不管，教授上課不上課，學生到校不到校，都悉聽尊便；學生到校也不穿輕騎兵軍裝似的制服，卻打扮得奇形怪狀，花花綠綠，戴著小鴨舌帽，連那一頭少女似的鬈髮也遮不住。教授分成兩派，或者兩類，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派完全是德國人，另一派是非德國人。德國人中包括一些善良而學識淵博的教授，例如洛德爾、費謝爾、希爾德勃蘭特和海姆本人38，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不懂或不願懂俄語，對學生漠不關心，滿腦袋西方的僱傭思想，墨守成規，漫無節制地吸雪茄，胸前掛滿十字勳章，從不取下。非德國人方面，他們除了俄語，不懂其他任何（活的）語言，國粹第一，迂闊淺薄，除了梅爾茲利亞科夫39一人，都沒有地位，他們不是無節制地吸雪茄，卻是無節制地喝酒。德國人大多畢業於哥廷根大學40，非德國人大多出身於教士家庭。德維古布斯基屬於非德國人。他道貌岸然，據說有一個教會中學出身的學生來拿表格，竟然走到他面前請他給他祝福，還一直稱他「校長神父」。然而另一個主要只受過世俗教育的學生，卻把他畫成脖子上掛著安娜勳章的貓頭鷹。他不時到我們教室來，陪伴他的有時是系主任丘馬科夫，有時是科捷利尼茨基41（他是管那隻標明「醫藥用品」的柜子的，這隻柜子不知為什麼一直放在數理系教室里），有時是賴斯（他是因為他的叔父精通化學，才從德國聘來的，他上課用法語，把「燈心」念成「棉花棒」，把「毒品」念成「魚」，而「閃電」一詞的發音簡直不知所云，以致許多人以為他在罵人）。這夥人一到，我們便睜大眼睛看他們，像看一堆剛出土的文物，阿本塞拉吉人42的末代子孫。他們是另一時代的代表，這個時代離特列季亞科夫斯基43和科斯特羅夫44比離我們更近；那是讀赫拉斯科夫45和克尼亞日寧46的作品的時代，好好先生狄爾泰47教授的時代；這個狄爾泰養過兩隻狗，一隻經常叫，另一隻從來不叫，因而他非常公正地稱前者為「多嘴婆娘」，後者為「怕死婆娘」。但德維古布斯基決不是好好先生，他對我們氣勢洶洶，大發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無禮貌，男爵也如法炮製，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們第二天早晨上校委會聽候處置。我們在那裡受了半小時的盤問、審訊，處分辦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回到班級，我把學校最高法庭的審問表演給同學看，可我還沒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課開始前，學監（當過俄軍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員）帶著軍士，手拿命令光臨了：我被判處禁閉。一部分同學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輕人；顯然，我不是頭一個給帶走的。我們經過時，大家招手，揮帽子，校警向後推開他們，但他們不走。牢房設在骯髒的地下室，我到達時那裡已關著兩個人：阿拉彼托夫和奧爾洛夫，安德烈·奧博連斯基公爵和羅森海姆關在另一間屋子，48一共六人因馬洛夫事件受到懲罰。只准我們吃麵包和水，校長送來一些湯，我們拒絕了，這做得很對；天剛黑，學校中沒有人的時候，同學們就把乾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來了。門崗很生氣，嘮嘮叨叨，但拿到了幾個錢，便把食物送了進來。半夜後，他走遠一些，讓幾個同學進屋探望我們。我們的日子就這麼過去：夜間吃喝，白天睡覺。學區副總監帕寧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貫忠於自己近衛騎兵的習慣，一天夜間忽然想要巡視大學地下室的國家監獄。我們剛在一張椅子下點亮蠟燭，免得外邊看見亮光，動手吃我們的夜間早餐，外屋驀地響起了敲門聲，不是那種要求看守開門的輕輕叩擊，那種不是怕人聽不到、倒是怕人聽到的聲音。不，這是權威的敲門聲，是命令開門。守兵愣住了，我們趕緊把瓶子和幾個同學藏進小儲藏室，吹滅蠟燭，奔回各自的鋪位。帕寧進來了。「你們大概在吸菸吧？」他說，與打著燈籠、跟在背後的學監從濃濃的煙霧中露了出來。「他們從哪兒弄來的火，是你給的？」守兵發誓沒給。我們回答，我們身邊帶有火絨。學監答應把火絨和雪茄全部沒收，帕寧便走了，沒有發覺帽子的數目超過人數一倍。星期六晚上，學監來宣布，我與另一位同學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關到星期一。我認為這是對我的侮辱，要求學監讓我留下。他退後一步，看了看我，姿態優美，神色威嚴，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這樣表現他們的憤怒的。他說了一句：「那您就待著吧。」便走了。最後這一越軌行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責備，比整個事件更多。這樣，我頭一次不在父母家中過夜，而是睡在禁閉室中。不久我又嘗到了另一種監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個月，九個月以後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這已是後話。從此我在班級中獲得了普遍的喜愛。本來大家公認我是好學生，馬洛夫事件後，我像果戈理筆下的著名夫人49一樣，成了一切方面都盡善盡美的好學生。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學到什麼，學得很好嗎？我認為：「能。」與40年代相比，當時的教學貧乏一些，知識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學不應該是科學教育的終點；它的責任是使一個人能夠用自己的腿繼續走路，是提出問題，啟發思考。有些教授正是這樣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另一方面，卡切諾夫斯基51那樣的人也是這麼做的。何況使大學生得到發展的主要不是講義和教授，而是年輕人之間的接觸，思想的交流，學習的切磋……莫斯科大學盡了自己的責任；教授們曾以自己的講課幫助了萊蒙托夫、別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韋林52和皮羅戈夫53等人的成長，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頓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長眠在九泉之下了。但他們中間也有一些怪物，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人物——從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丘馬科夫到加夫里爾·米亞赫科夫54，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前者把普安索55教科書中的公式生搬硬套，以地主階級隨心所欲的特權任意增減字母，還把平方當作根，把X當作已知數；後者教的是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學——戰術，由於經常與英雄事物打交道，他本人也具有了整齊的軍人外表：紐扣直扣到咽喉上，領帶沒一絲皺紋；他講課時像喊口令似的。「諸位！」他大喊道，「注意，炮兵部隊！」這不是說他在指揮炮兵部隊，不過是講義上有這麼一個標題。多麼可惜，尼古拉沒有視察過莫斯科大學，如果他看到米亞赫科夫，一定會提拔他當學區總監的。至於費奧多爾·費奧多羅維奇·賴斯，這位先生講的化學從沒超出化學三大元素中第二個大元素氫的範圍！他當上化學教授，不是因為他本人，而是因為他的叔父研究過這門學問。葉卡捷琳娜皇朝末期，俄國去聘請這位老人，老頭兒不肯來，便推薦了侄兒代替他…… 我們一共念了四年大學，因為霍亂流行時期，學校整整停課一個學期。這四年中最大的事件便是霍亂，洪堡56的蒞臨和烏瓦羅夫57的來訪。洪堡從烏拉爾回來時，莫斯科自然科學家協會在大學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這個協會的會員有大法官和省長等等，總之，是一些從來不研究自然科學，也不研究非自然科學的人。洪堡是普魯士國王的宮廷大臣，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勳章，並下令免收材料費和證書費58，他的聲望傳進了這班人的耳朵。他們知道他登上過琴博臘索山峰59，居住過桑蘇西宮60，因此決心不讓自己在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醜。時至今日，我們對待歐洲人和歐洲，仍像外省人對待帝京的居民一樣，百般奉承，自嘆不如，把每一差異當作缺陷，為自己的特點臉紅，盡力掩飾，以致總是低聲下氣，模仿別人。原因在於我們給唬住了，還沒有從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龍的侮辱，德籍官僚和法國教師的蔑視下解放出來。西方人議論我們心口不一，奸詐陰險，把我們的面子觀念和自我吹噓當作了存心欺騙。在我們這裡，同一個人可以有兩副面孔：既準備與自由派握手言歡，也樂意充當正統的保王黨人；這不是什麼別有用心，只是出於恭敬，為了討好別人。在我們的顱骨上，取悅於人61的結節特別發達。德拉姆勳爵62有一次說：「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是真正的輝格黨人，具有輝格黨人的靈魂。」德·弗·戈利岑公爵是可敬的俄國貴族，但他怎麼會是「輝格黨人」，根據何在，這我就不明白了。事實不過是：公爵到了晚年，想討好德拉姆，因此把自己打扮成輝格黨人。在莫斯科和大學中，對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總督，各種軍政和非軍政要員，樞密官，全都出席了，他們肩披綬帶，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們也威風凜凜，身掛佩劍，腋下夾著三角帽。洪堡根本沒料到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紐扣的藏青燕尾服來了，結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從門口到自然科學家協會的禮堂，到處設下了埋伏：這兒是校長，那兒是系主任，這兒是初出茅廬的教授，那兒是即將退休、因而講話慢條斯理的老專家，每個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賀，而這一切都是在號稱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進行的，在這裡哪怕停留一分鐘也非感冒一個月不可。洪堡對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聽，對每句話都得答覆。我相信，他接觸過的所有那些深紅皮膚和青銅色皮膚的野蠻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麼使他暗暗叫苦不迭。他走進禮堂，剛剛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薩列夫總監認為有必要用俄語發布一份措辭簡短有力的命令，表彰這位著名的旅行家閣下的豐功偉績。接著，「軍官」謝爾蓋·格林卡63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啞低沉的聲調朗誦自己的詩歌，它是這麼開始的：洪堡——我們今天的普羅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談一下他對磁針的觀察，把他在烏拉爾所做的氣象記錄，與莫斯科人核對。可是校長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發編結的古玩，請他鑑賞……艾倫伯格與羅澤65好不容易才找到機會，講了一下他們的發現。66 在非官方場合，我們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後，莫斯科社交界對李斯特67的歡迎就一模一樣。不錯，德國人也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們這兒性質完全不同。在德國，那是老處女的興奮情緒，感傷心理，是撒鮮花68；在我們這兒卻是對權威的頂禮膜拜，附庸風雅，是「久仰，久仰」。不僅如此，在這些捧場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還成了風流倜儻的多情公子；閨閣名媛們包圍著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馬時，農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圍觀他和他的馬車、帽子……大家只聽李斯特一人講話，只與他一人談話，只回答他的問話。我記得，一次晚會上，霍米亞科夫為我們可敬的公眾紅了臉，對我說：「讓我們來爭論一個什麼問題吧，好叫李斯特知道，這屋裡不是所有的人都給他迷住了。」我們的夫人們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國婦女也這麼擠來擠去湊熱鬧，站在一些名流面前問長問短，例如科蘇特69，還有加里波第70等人，都有過這種經歷。但是誰想向英國女人和她們的丈夫學什麼優美的風度，他活該倒霉！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們今天的普羅米修斯」，只是他不是從朱庇特71那兒，而是從人那兒竊走了光。這個普羅米修斯沒有得到格林卡的謳歌，但是普希金為他寫過致盧庫盧斯的書翰詩72，此公就是國民教育大臣謝·謝·烏瓦羅夫（那時還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語言之多，知識之廣博，足以使我們瞠目結舌。作為真正的學店老闆，他通曉各門學科的樣品，它們的牌號標記，或者不如說皮毛。在亞歷山大皇朝時期，他用法文寫過一些自由主義小冊子，後來又與歌德用德文通信，討論希臘文化。當上大臣之後，他大談4世紀的斯拉夫詩歌，卡切諾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時我們的祖先正在與熊搏鬥，還談不到謳歌薩莫色雷斯島73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隨身攜帶，當作營業執照。在信上，歌德對他作了極為有趣的讚美：「您不必為您的文體表示歉意：您達到了我所望塵莫及的水平——您忘記了德文文法。」這位當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蘭多拉74，發明了一套新的考試制度。他命令選拔優秀學生代替教授講課，哪門課學得好就講哪門，每人一課。系主任當然挑選最大膽的學生。這樣的講課繼續了整整一周。學生必須對自己這門課的全部內容作好充分準備，由系主任抽籤決定誰講什麼。烏瓦羅夫請來了全莫斯科的顯貴。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們，總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場了。我預定要在洛韋茨基75面前講礦物學——現在他已經死了！我們的老人蘭熱隆在哪兒！我們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兒！你已經不在人世，你也已不見蹤影！76 阿列克謝·列昂季耶維奇·洛韋茨基生得粗獷高大，行動遲緩，大嘴巴，四方臉，臉上沒有一絲表情。他的豆綠色大衣有幾層大小不一的領子，有些像第一執政時期77的式樣。他在走廊上已脫下大衣，還沒跨進課堂，便用平穩冷漠的聲調（與他講授的礦石非常相配）講了起來：「在上一堂課中，我已把有關矽石的必要知識講完。」然後坐下，繼續道：「現在講礬土……」他為記載礦石的性能創造了一套格式，它們千篇一律，從不改變，以致有些性質只能採取否定的記載：「結晶狀況——不能結晶，用途——毫無用途，益處——毫無益處，只對機體有害……」然而他也有他的詩和道德規範。每逢他給我們看人造寶石時，講完怎麼製造它們以後，總要附帶說一句：「然而，諸位，這是欺騙。」在農業方面，他認為如果公雞「喜歡啼，追逐母雞」，這是好的公雞，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無毛」，這是它屬於貴族的特徵。他還會娓娓動聽地描摹蒼蠅怎樣講話，怎樣在晴朗的夏天沿著樹幹散步，沾滿一身樹脂，於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還得補充一句：「諸位，這是擬人法！」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時候，聽眾已經有些困了；兩堂莫名其妙的數學課，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頭喪氣。烏瓦羅夫要求講得生動一些，講課的學生得有「善於表達的舌頭」。謝普金78指了指我。我走上講台。洛韋茨基坐在旁邊一動不動，兩手搭在膝上，像門農或俄賽里斯79，但心中在擔憂……我小聲對他說：「我能在您面前講課，感到很榮幸，我不會給您丟臉的。」「戰士出征的時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斬釘截鐵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動，沒有看我。我差點笑出聲音，但抬頭向前一望，眼睛就發花了，我覺得臉色發白，舌頭乾燥。我從未在大庭廣眾中講過話，可現在課堂上坐滿了同學，他們都對我抱著希望。在講台下，桌子後面坐著一排「社會名流」，還有本系的全體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題目，聲音很不自然：「關於結晶，它的條件、規律和形態。」我正在考慮怎麼開始，頭腦中閃過了一個幸運的思想：如果我講錯了，教授們可能發現，但不會出聲，至於別人，他們自己一竅不通，而同學們，只要我不在中途出醜就成了，因為他們喜歡我。於是我以阿維、維爾納和密切利希80的名義，開始講課了，最後用哲學推理結束這堂課；我始終面對學生，以學生作對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對象。同學和教授紛紛跟我握手祝賀。烏瓦羅夫把我介紹給戈利岑公爵，但我只聽到幾個元音，不知道他講了些什麼。烏瓦羅夫說要給我一本書留念，可從未送來。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與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維亞特卡的紳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烏加爾」，憲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馬爾法」。82我們排練了一個月，然而當前奏曲結束，死一般的沉寂降臨，幕布可怕地動了幾動，開始升起的時候，我的心還是怦怦亂跳，手有些發抖。我與馬爾法在側幕後面等待開場，她那麼可憐我，或者那麼擔心我把戲搞糟，因此給了我一大杯香檳酒，但喝了酒我還是毫無起色。多虧國民教育部大臣和憲兵上校的關照，我在倫敦波蘭人大會83上發言時，就不再神經緊張，由於愛面子而羞澀不安了。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職的大臣烏瓦羅夫已由退職的部長賴德律-洛蘭84所代替。但是，大學時代的回憶講得太多了吧？我怕這是因為我老了，才對它們如此喋喋不休；現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亂再談幾點細節。霍亂這字眼今天在歐洲已經並不陌生，在俄國甚至家喻戶曉，以致有一位愛國詩人，把霍亂稱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實夥伴，可那時它還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駭人的傳染病沿著伏爾加河向莫斯科進逼，弄得人心惶惶。誇大的謠言使大家充滿恐怖，談虎色變。疫病發展變幻莫測，有時停頓，有時跳躍前進，似乎已繞過莫斯科，可突然又傳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發現了霍亂！」早晨政治系一個學生感到噁心，第二天在校醫院死了。我們趕去看他的屍體。他瘦了，像生了一場大病，眼窩塌陷，臉變了形；他旁邊躺著夜間得病的門房。學校宣布，它已奉命關閉。在我們系中，這命令是由工藝學教授傑尼索夫宣讀的；他憂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我們從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匯集，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輕人有些依依惜別。大家臉色蒼白，心情異常緊張，許多人惦記著親戚朋友。我們與官費生（按檢疫措施，他們與我們隔開了）告別以後，便三三兩兩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規定的飲食；即使沒有氯氣和霍亂，單單這種飲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奇怪的是，這個悲慘的時期卻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莊嚴的印象。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變了，平時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賦予了它新的生命。馬車減少了，悲傷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頭，談論著下毒的人。運載病人的車子在警察的護送下緩緩駛過；人們站在兩旁，讓裝滿屍體的黑色大車通過。疫情公報一天發布兩次。城市封鎖了，就像爆發了戰爭；一個可憐的教堂執事在偷偷過河時給哨兵開槍打死了。這一切使人們提心弔膽，對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對權力的恐怖，居民怨聲載道，不祥的消息接連不斷：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總主教下令全市舉行祈禱。在同一天同一時間，神父們手執神幡，在各自的教區巡行。驚慌不安的居民匯集街頭，在神父們經過時趕緊匍匐在地，含著眼淚祈求赦罪。本來跟上帝不拘形跡的教士，也變得嚴肅和虔誠了。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宮；那兒的廣場上，總主教在無數高級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禱：「我父呀，求你叫這杯離開吧。」85六年前，就在這個地點，他曾為十二月黨人的慘遭殺害而感謝過上帝。菲拉列特是一個反政府派主教，他為了什麼反對政府，我始終不明白。除非是為了他個人。他聰明，有學問，精通俄語，成功地把教會斯拉夫語引進了俄語；但這一切都不可能給他任何理由，使他成為反對派。人民不喜歡他，稱他為共濟會員，因為他與亞·尼·戈利岑公爵關係密切，於聖經會86炙手可熱的時期在彼得堡替它做過宣傳。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禁止讀他的《教義問答》。他為人專橫，屬他管轄的教士都怕他。看來，他與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於互不服氣。菲拉列特善於狡猾而巧妙地貶低世俗權力，他的講道流露出一種模糊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那種拉科代爾87和其他有遠見的天主教徒所傳播的信仰。菲拉列特從主教的崇高講台上宣稱，人從來不可能是別人的合法工具，人與人之間只能是相互服務的關係。這話是他在一個半數是奴隸的國家中講的。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臨時羈押站上，他對囚犯們說：「世俗的法律審問你們，放逐你們，可是教會趕來找你們，希望再對你們講一句話，再為你們祈禱，祝福你們路上平安。」然後，他一邊安慰他們，一邊又說：「你們受了懲罰，已勾銷了過去的罪孽，面臨著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們中間（看來，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並不在場）還有著更大的罪犯。」他舉了與基督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作例子88。在為霍亂舉行的祈禱中，菲拉列特的講道超過了他以前所講的一切；它的內容是說，上帝為了懲罰大衛，派天使找他，要他從戰爭、饑荒和瘟疫中選擇一種，大衛選擇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宮內大臣沃爾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罵了一頓，還威脅他，要把他送往喬治亞當主教。大主教只得低頭認錯，向各教堂發了新的指示，說明第一次講道文絕非影射篤信宗教的皇上，大衛——這是我們自己，罪孽深重的我們。理所當然，那些本來不理解它的意義的人，現在也恍然大悟了。莫斯科總主教就這樣起了反對派的作用。祈禱正如漂白粉一樣，並不能制止霍亂的傳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亂最猖獗的時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來勢兇猛，可怕極了。六月的炎熱更助長了它的氣焰，窮人像蒼蠅一樣死去，市民們紛紛逃離巴黎，其餘的人閉門坐在家中。政府忙於全力應付革命者，不想採取切實的措施。捐款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貧苦的勞動者只得聽天由命，醫院沒有足夠的病床，警察所沒有足夠的棺木，在擠滿各種人家的房子裡，屍體停在室內往往兩三天無法掩埋。莫斯科不是這樣。那時的總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這人軟弱，但是正直，有見識，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層人物，按照家常辦法，即在沒有政府特別參與的情況下，安排好了一切。當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組成了委員會，每個委員分別負責莫斯科的一個區域。幾天內開辦了二十家醫院，沒有花政府一文錢，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獻了醫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單，防寒衣服，供應正在康復的病人。青年人義務擔任醫護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進辦事人員的腰包。大學沒有袖手旁觀。整個醫學系，包括學生和醫師，都向霍亂委員會報了名，聽候調遣。他們被分派到各醫院，直至瘟疫結束沒有離開。三四個月中，這些優異的年輕人在醫院中擔任了主治醫師、醫士、看護和辦事員——這一切都是沒有報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傳染的時期。我記得，有一個小俄羅斯學生90，好像名叫費茨赫拉羅夫，霍亂開始時，因家裡有重要的事請了假。在學期中間，假期是很難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請准了假，正準備動身。就在這時，學生們分頭向各醫院出發；這個小俄羅斯人把准假單揣進口袋，隨大伙兒一起走了。等他離開醫院時，請假單早已過期，他卻毫不介意，一笑置之。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閒談、祈禱和結婚，其他什麼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會驀地醒來，在暴風雨君臨俄羅斯上空的時候挺身而出，無所畏懼。 1612年它在血泊中與俄羅斯結合91，1812年的戰火更使它們熔合在一起。它向彼得低頭，因為俄國的未來握在他殘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懷著怨恨和蔑視，在自己的城牆內接待那個被丈夫的鮮血染紅的女人92，那個不知悔改的麥克白夫人93，不屬於義大利血統的露克蘭修·博爾吉亞94，德國種的俄國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緊眉頭，噘起嘴唇，悄悄離開了莫斯科。拿破崙也是緊鎖雙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羅夫城門等待莫斯科的鑰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菸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習慣獨自走進別國的城市。但是莫斯科沒有向他低頭，95 正如普希金所說，它送給他的是一場大火。霍亂來了，這個人民的城市又變得情緒激昂，充滿活力了！ 1830年8月我們去瓦西里耶夫莊園，照例在彼爾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飯，餵了馬，再繼續趕路。巴凱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聲「走！」突然一個人騎了馬飛馳而來，做手勢要我們停下。這是參政官的前導馬馭者，他滿身灰塵，汗流浹背，從馬上一躍而下，遞給我父親一封信。這封信帶來了七月革命的消息！——兩份《辯論日報》97附在信內，我把它們讀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這時我在鄉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形勢迅速向前發展。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體剛隱沒在聖盧德宮的霧影中，比利時燃燒起來了99，「平民國王」100的寶座開始動搖，一股熱烈的革命氣息吹進了輿論和文學。小說，詩歌，戲劇——一切重又成了宣傳和鬥爭的工具。法國革命戲劇的舞台裝置和布景，那時的我們還一無所知，因此對一切都信以為真。誰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對年輕一代的強烈影響，他不妨聽一下海涅的話。海涅在赫爾戈蘭島聽到這事後寫道：「異教的大神潘死了。」101這不是虛假的熱情：三十歲的海涅正如十八歲的我們一樣，被它所吸引，為它而陶醉。我們密切注視著每一句話，每一件事，注視著震驚人心的問題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視著拉斐德將軍和拉馬克將軍102；我們不僅熟知，而且熱愛當時的一切活動家（當然是激進的活動家），珍藏著他們的肖像，從馬紐埃爾和邦雅曼·貢斯當起，到杜邦·德雷爾和阿芒·卡雷爾為止103，都在我們的關心之中。在這熱火朝天的時代，突然一聲巨響，像一顆炮彈在我們身旁爆炸，傳來了華沙起義的消息。這已經並不遙遠，是在自己家裡，我們噙著熱淚，互相凝望，反覆吟哦心愛的詩句：不，這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104 我們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歡呼，不相信波蘭人的失敗；我立刻在我的聖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畫像。就在這時期，我第二次見到了尼古拉，他的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貴族為他舉行一次舞會，我正好站在大廳上面的迴廊中，可以儘量觀察他。他那時還沒留鬍髭，相貌顯得年輕，但是與加冕典禮時相比，臉部的變化是驚人的。他站在圓柱旁邊，兇惡地、冷漠地凝視著前方，可是沒有看任何人。他瘦了。從這張臉上，從這對鉛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蘭以至俄國的命運。他覺得震驚，害怕，他懷疑107王位的鞏固，準備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慮進行報復。征服波蘭之後，這個人把鬱積的仇恨全部發泄出來了。不久我們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從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學周圍的特務網開始收緊了。1832年，我們系的一個波蘭學生突然失蹤。他是靠官費派來求學的，因此違反他本人的志願，給安排在我們班上。我們認識他以後，發現他為人謙遜，性情憂鬱，我們從未聽他說過一句尖刻的話，但也從未聽他說過一句軟弱的話。一天早晨他沒來上課，第二天也沒來。我們開始打聽，官費生們暗中告訴我們，夜裡有人找他，把他帶到了辦公室，然後又派人來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並禁止大家議論這事。一切便這麼結束了，這個不幸的年輕人從此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108 過了幾個月，教室中突然傳出消息：夜裡幾個同學被捕了，他們中間有科斯捷涅茨基，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等。我與他們很熟，這都是相當好的青年。科爾列伊夫是新教牧師家庭出身，一個很有天賦的音樂家。為了審問他們，成立了軍法委員會，這就是說，他們已註定了滅亡的命運。我們焦急不安地等待著他們將遭遇的一切，但開頭他們也杳無音訊。一場摧毀新生幼苗的風暴正在到來。我們不僅意識到了它的臨近，還聽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緊了。危險使我們興奮的神經更加激昂，使我們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間的愛也更熾熱了。我們起先一共五個人109，就在這時我們又認識了帕謝克110。對我們說來，瓦季姆身上有許多新東西。我們大家只有細小的差別，每人的發展過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鄉村，什麼也不知道，讀的是相同的書，接受的是同樣一些教師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學宿舍中長大。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是流放到那裡的，他從小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親，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長大，經常饑寒交迫，但是無拘無束，十分自由。西伯利亞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這是與我們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絕不那麼庸俗和淺薄，相反，具有較強的體魄和較成熟的毅力。與我們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樹苗。他的勇敢屬於另一類型，與我們的不一樣，那是巨人式的，有些顯得桀驁不馴；對苦難生活的貴族式蔑視，在他身上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對別人完全能真誠相愛，也能不惜一切地獻出自己。他無所畏懼，甚至有些冒失。單憑出生在西伯利亞，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長大這一點，他就比我們高出一頭，因為他不怕西伯利亞。瓦季姆從父親的血液中帶來了對專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與我們一見面，就把我們當作知心朋友。我們很快接近了。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在我們的圈子裡，本來不存在客套和所謂適當的謹慎這類東西。「凱切爾112這人你聽到很多了，你想認識他嗎？」瓦季姆對我說。「當然想。」「明天你來，晚上七點，但不要遲到，他會來找我。」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一個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張臉是富有表情的，眼鏡後射出威嚴而善良的目光。我取了一本書，他也取了一本書。「您……您是赫爾岑吧？」他說，一邊打開了書。「是的，您是凱切爾？」談話開始了，我們越談越起勁…… 「對不起，」凱切爾粗魯地打斷了我的話，「請原諒，請用『你』稱呼我。」「讓我們都用你。」從這個時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們就成了不可分離的朋友，也是從這個時刻起，凱切爾的憤怒和慈愛，笑容和叫喊聲，在我成長的各個階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現了。與瓦季姆的結識，給我們的「扎波羅熱營地」113帶來了新的因素。我們像以前一樣，大多在奧加遼夫家集會。他的父親在鄉下養病，長期住在奔薩省的田莊上。他獨自住在家中底層，他的家在尼基塔門附近，離大學不遠，大家特別喜歡到那裡去。奧加遼夫有一種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只要這些原子之間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為它們結合的第一根磁針。他這樣的人不論出現在哪裡，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機體的心臟。他的房間明亮，舒適，糊著金黃條紋的朱紅壁紙。屋裡終日瀰漫著雪茄的煙霧，熱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我想說其他食物和飲料，但只得住口，因為除了乾酪，幾乎什麼食物也沒有。就是在這樣一個極端大學生化的地方，我們通宵辯論，有時通宵喝酒。可現在除了它，又有一處地方越來越變得可愛了，我們在那裡幾乎是頭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義。我們談話時，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他離開姊妹和母親太久，便會感到寂寞。我們整個身心都沉醉在同學的友誼中，不理解他怎麼會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們更重要。他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家。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臨過的痕跡，它昨天剛從西伯利亞歸來，受盡了災難和折磨，但仍保持著自己的尊嚴——這不是每一個受難者都能做到的，只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會這樣。這家的父親在保羅一世時期，由於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關在施呂瑟爾堡，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永久居住。亞歷山大赦回了幾千名被瘋狂的父親放逐的人，卻忘了帕謝克。他是另一個帕謝克的侄兒，那人因參與殺害彼得三世有功，後來在波蘭各省當總督114。帕謝克有權索回已被別人侵占的一部分遺產，這些別人便設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亞。關在施呂瑟爾堡時，帕謝克娶了當地警備部隊一位軍官的女兒。年輕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沒有被流放嚇住。起先他們在西伯利亞艱苦度日，變賣了所有的雜物，但是可怕的貧困還是不可抗拒地到來，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窮苦，勞累，缺少寒衣，有時還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們終於熬過來了，養大了一大群小獅子。父親傳給他們堅強不屈的高傲性格，對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難經歷講給他們聽，以自己作榜樣教育他們，而母親靠自我犧牲和辛酸的眼淚哺育了他們。姊妹們的英勇堅定，不亞於弟兄們。我們可以大膽使用這句話：這是一個英雄的家庭。他們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們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難以置信的；他們始終高昂著頭，沒有屈服。在西伯利亞，三個姊妹只有一雙鞋；她們出門才穿鞋，免得別人看到她們的寒磣樣子。 1826年初，帕謝克獲得了回俄國115的許可。這時是冬季。這麼一家人，沒有外套，沒有錢，要從托博爾斯克省動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去——流放期滿之後仍待在原地是更難忍受的。這些人歷盡艱辛，在漫長的道路上跋涉；一個農婦在母親患病期間，給一個孩子餵過奶，現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積攢的幾個錢，供他們作路費，只要求帶她一起走。驛站讓他們免費搭車，或者只付很少的錢，把他們送到了俄國邊境。一家人幾個坐車，幾個步行，年輕的輪流走路。就這樣，他們穿過冰天雪地，越過烏拉爾嶺，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這些青年人嚮往的地方，是他們的希望，可是在那裡等待他們的卻是飢餓。政府赦回了帕謝克一家，但沒有想到發還他們的家產。多年的勞累窮困摧殘了父親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頓不知下頓。當時尼古拉正在慶祝登基大典，宴會接連不斷，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廳，到處張燈結彩，盛裝艷服……兩個姐姐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便寫了一份給尼古拉的申請書，陳述家庭的困難，要求重新審查案件，發還莊園。早晨，她們偷偷離開家，走到克里姆林宮，擠到前面，等候「萬眾欽仰、奉天加冕」的皇上。當尼古拉走下紅色台階時，兩個姑娘悄悄跨前幾步，舉起申請書。他揚長而過，裝作並未看見；一個侍從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們帶進了看守所。尼古拉當時才三十來歲，已能這麼無動於衷。這樣的冷漠和沉著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納員和庶務員的性格。我常在郵局的營業員、戲院和火車的售票員身上，發現這種不可動搖的堅定精神，這些人經常受到干擾，每分鐘都有人打攪，他們才需要學會這套本領，對別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可是這位專制政權的司務長幹嗎也要學這一套，為什麼他不能耽擱一分鐘的時間呢？兩個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們又害怕又委屈，含著眼淚要求警察所長放她們回家，因為家裡不見她們回去，必定驚慌不安。那份申請從此沒有下文。父親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夠了苦，死了，留下幾個孩子和母親一天天掙紮下去。生活越困難，兒子們也越勤奮；三個人以優異的成績讀完大學，得了學位。兩個哥哥去了彼得堡；兩個成了傑出的數學家，一個進了海軍，一個當了工程師，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教課，節衣縮食，掙錢寄回家中。我至今還清楚記得那位老母親，她穿件黑罩衫，戴頂白包發帽，消瘦蒼白的臉上布滿皺紋，從外表看，她比實際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輕一些，顯得那麼親切，仁慈，溫厚，這是一雙流過太多淚水的眼睛。她愛自己的孩子，他們是她的財富，她的榮譽和她的青春……她經常向我們反覆念他們的信，懷著神聖深厚的感情談論他們，聲音輕輕的，有時不太平靜，由於克制著眼淚，有些發抖。每逢他們全家在莫斯科團聚，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儘管吃的是家常便飯，老太太還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邊打轉，忙這忙那，有時站住一會兒，端詳一下自己的年輕人，神態那麼自豪，那麼幸福，然後抬頭看我一眼，似乎在問：「他們多麼好呀，難道不是嗎？」這時我多麼想撲在她的頸上，吻她的手啊！何況即使從外表看，他們也確實是非常美好的。這時她是幸福的……為什麼她不在這麼一次吃飯的時候死去呢？兩年之內她失掉了三個最大的兒子116。一個是在勝利和讚美聲中光榮犧牲的，甚至敵人也表示欽佩，然而那是為了與自己無關的事——這位年輕的將軍是在達爾戈附近作戰時被切爾克斯人殺死的。桂冠不能醫治母親的心……另外兩個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國生活壓在他們身上，終於摧毀了他們。可憐的母親！可憐的俄羅斯啊！瓦季姆死於1843年2月，他臨終時我在場，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難以泯滅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沒有道德和正義可言的盲目性。死前十年，瓦季姆與我的表姐117結了婚。我是婚禮中的男儐相。結婚和生活習慣的改變，使我們疏遠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並不順利，事業也毫無進展。我們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爾科夫，那裡有一所大學聘他任教。他的離開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運，但他的名字沒有逃過警察的耳朵。大學把他解聘了。學區副總監向他承認，他們收到了公文，根據這公文，政府知道他與不法分子有聯繫，因此不能聘他教課。瓦季姆失業了。失業就是失去麵包，這是他的維亞特卡。我們被流放了。跟我們來往的人是危險的。貧困痛苦的年代臨到了他頭上；為了勉強餬口，他戰鬥了七年，與粗暴殘忍的人打交道，受盡侮辱，而朋友遠隔萬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幫助。充沛的精力就這樣消耗完了。後來他的妻子告訴我：「有一次我們的錢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來個盧布，但怎麼也弄不到；可以借錢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鋪再也不肯賒賬，非付現錢不可。我們老是擔心，明天孩子們吃什麼？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籌莫展，後來站起來，拿了帽子，說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後，我撲在床上痛哭，哭得很傷心，後來開始考慮怎麼辦；一切稍微值錢的東西（戒指、湯匙之類）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條出路：去找我娘家，懇求他們那傲慢冷漠的援助。這時，瓦季姆在街上漫無目標地溜達，走到了彼得羅夫林蔭道。路過希里亞耶夫118的鋪子時，他頭腦中忽然閃過一個思想：他的書有沒有賣掉一本？五天前他去問過，但一無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進店堂，希里亞耶夫一見他便說：『您來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來，您的書賣了三百盧布，您要用錢嗎？』希里亞耶夫數了十五個金幣給他。瓦季姆高興得發瘋似的，一見飯店便進去買食物，還買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氣活現坐了出租馬車回家了。我那時正在剩下的清湯中摻水，預備給孩子吃，也留一些給他，騙他說我已吃過，誰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時候那樣，高高興興回來了……」說到這裡她哭了，再也說不下去…… 流放回來之後，我在彼得堡與他匆匆見過一面，發現他變得多了。他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沒有放下佩劍的戰士，感到自己已遍體鱗傷。他顯得沉默寡言，疲憊不堪，眼睛無神地望著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見到他也是這樣；他的境況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評，但這一切都太晚了，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科爾列夫的被赦120——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羅斯生活發展的結果。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發現他患了肺病——這種駭人的疾病，我還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個月，我懷著恐怖發覺，他的思維能力衰退了，減弱了，仿佛蠟燭即將熄滅，屋子變得昏暗無光了。不久他的談吐枯澀了，要費很大力氣尋找詞句，往往只能發出幾個近似的語音，後來他幾乎不再講話，只關心自己的藥，問一聲是不是該吃藥了。 2月一個夜間，三時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來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見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報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認不出我，又閉上了眼睛。孩子們給帶到他面前，他看看他們，似乎也不認識。他的喘息變得困難了，安靜幾分鐘以後，他突然帶著嘶叫發出了一聲長嘆；附近的教堂這時傳來了鐘聲，瓦季姆靜靜聽著，說道：「現在是晨禱的時候啦。」從此他再沒講一句話……妻子跪在死者的床邊啼泣；一個忠厚善良的大學同學最近一直在幫忙照料他，這時趕緊搬開放藥的桌子，捲起窗帷……我走出房間，院子裡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陽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現了什麼喜事。我去選購棺材了。我回來時，死一般的沉寂籠罩著小屋；按照俄國習俗，死者給移到了客廳桌上，稍遠處坐著他的朋友畫家拉布斯122，正含著眼淚用鉛筆勾下他的遺容。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合抱著手，露出無盡的憂傷，默默站在死者身旁。任何美術家都塑造不出這麼崇高而深刻的《哀悼》。這女人年紀不輕了，但還保持著一種嚴峻端莊的美；她披著一件銀鼠皮鑲里的黑絲絨長斗篷，一動不動地立著。我停在門口。靜寂持續了兩三分鐘，突然她俯下身子在死者額上重重吻了一下，說道：「永別了！永別了，我的朋友瓦季姆！」然後邁著堅定的步子走進了裡屋。拉布斯還在畫，向我點點頭；我們不想講話，我默默坐到窗邊。這婦人是為12月14日事件流放的扎哈爾·切爾內紹夫伯爵的妹妹葉·切爾特科娃123。西蒙諾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梅爾希傑克主動提出，要讓瓦季姆葬在他的修道院中。梅爾希傑克是普通木匠出身，狂熱的分裂派教徒，後來皈依正教，當了修士，成為修道院長，最後當了修士大司祭。儘管這樣，他仍保持著木匠的本色，就是說沒有失去良心、寬闊的肩膀和紅潤健康的臉色。他認識瓦季姆，重視他對莫斯科歷史所作的研究。死者的遺體抬到修道院門口，大門開了，梅爾希傑克率領全體修士低聲唱著憂鬱的讚美詩，把受難者的簡陋靈樞迎進了墓園。離瓦季姆的墳墓不遠，安眠著我們所寶貴的另一個人的遺骸，那便是韋涅維季諾夫124的墳墓，墓碑上寫著：「他歷盡風霜，而一生又如此短促！」瓦季姆也度過了多災多難的一生！命運對此還不滿足。真的，為什麼年老的媽媽如此命長？她看到了流放的終結，看到了孩子們那青春煥發的年代，那才能的光芒，為什麼還要活下去呢？誰珍惜幸福，誰就得及早辭別人間。世上無持久的幸福，正如沒有永不融化的冰雪一樣。瓦季姆的大哥在季奧米德戰死後幾個月也死了；他得了感冒，沒有及時治療，以致受盡折磨的身體支持不了。他還不滿四十歲，但他已是最年長的一個。這三具棺木，三個朋友，在身後留下了漫長的黑影；送殯的黑紗和香爐的煙霧，籠罩了我青年時代的最後一些歲月…… 幾個同學被捕之後，過了大約一年，審判結束了。他們的罪名是（正如後來之於我們，將來之於彼得拉舍夫斯基125小組成員一樣）企圖組織秘密團體，發表犯法的言論。為此他們被送往奧連堡當兵。一個被告得到了尼古拉的另眼相看，那就是孫古羅夫126。他已經畢業，踏進社會，結了婚，有了子女；他被判褫奪公權，流放西伯利亞。「幾個青年學生幹得成什麼？還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這話是有道理的，持這種論調的人對我們後一代俄國青年的明智應該感到滿意。在孫古羅夫事件及繼之而來的我們的事件之後，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這中間經過了平靜的十五年，正是這十五年使俄國幾乎一蹶不振，也正是這十五年毀滅了兩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為，虛度一生；年輕的一代從小即被毒害，我們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夢死的代表者。十二月黨人之後，建立團體的一切企圖事實上均未成功；力量的貧乏，目的之不明確，說明必須採取其他途徑——內部的準備工作。事情確實如此。但是在理論問題獲得解決之前，看著周圍發生的一切，看著千百名波蘭人戴著腳鐐手銬走過弗拉基米爾大道127，看著農奴制度的現狀，看著一位名叫拉什克維奇的將軍在霍登廣場上把士兵鞭打致死，看著大學生們突然失蹤，而能無動於衷的青年，我們還可以向他們期望什麼呢？為了這一代人精神上的淨化，為了給未來提供保證，他們必須憤怒，必須不顧一切，視死如歸。對十六七歲的孩子的殘酷懲罰，是驚心動魄的一堂課，也是對我們的一種錘鍊；伸向每人頭上的野獸的利爪來自沒有心肝的胸膛，它早已驚醒了桃色的夢，那種認為會對青年發善心的幻想。玩弄自由主義詞句是危險的，從事秘密活動更是不可想像。一滴不小心為波蘭灑下的眼淚，一句大膽說出的話，可以換來幾年的流放，特務的迫害，甚至單人牢房。但正因為如此，這些說出的話，這些流出的眼淚，才格外重要。有時青年人會因而喪生，但他們死了，為解開俄羅斯生活的斯芬克司之謎128而進行的思想活動，不僅不會中止，而且會證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當的。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的名字已列入秘密警察的黑名單。藍色的貓129玩弄老鼠的第一場戲就這麼開始了。判罪之後，年輕人得押送到奧倫堡，他們沒有車坐，也沒有足夠的寒衣，於是奧加遼夫在我們的小組內，伊·基列耶夫斯基130在自己的小組內進行募捐。所有判刑的人都沒有錢。基列耶夫斯基把募集的錢送交城防司令斯塔阿爾131，這個好心的老頭兒，我們以後還要談到。斯塔阿爾答應轉交款子，問基列耶夫斯基：「這些紙是什麼？」「捐款人的名單和賬單。」基列耶夫斯基回答。「您相信我會轉交錢嗎？」老頭兒問。「這是不容懷疑的。」「我想，那些捐錢的人也是信任您的。那麼，我們保留他們的名單有什麼必要呢。」斯塔阿爾一邊說，一邊把名單投進了火中。不言而喻，他做得非常好。奧加遼夫是自己把錢送往兵營的，這也很順利。但是青年們到了奧倫堡想向同學道謝，又不敢通過郵局寄信。有個官員要上莫斯科，他們便利用這機會托他捎信。官員沒有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向皇上表明他的耿耿忠心，便把信呈交了莫斯科憲兵司令。憲兵司令本來是亞·亞·沃爾科夫，後來他以為波蘭人要扶他登上波蘭王位，把他嚇瘋了（這是多麼大的諷刺：亞蓋洛王朝132的王位把一個憲兵司令嚇瘋了！），現在已由列索夫斯基接替。列索夫斯基也是波蘭人，並不兇惡，也不算壞，只是由於賭博，也由於與一個法國女戲子勾搭，花光了家產，才不得不做出明智的抉擇，坐上了莫斯科憲兵司令的交椅，免得坐進莫斯科的監牢。列索夫斯基傳訊了奧加遼夫、凱切爾、薩京、瓦季姆、伊·奧博連斯基133等人，責備他們與國事犯保持聯繫。奧加遼夫指出，他沒寫信給誰，即使有人寫信給他，他也不會回信，何況他沒有收到過任何信，於是列索夫斯基回答道：「你們為他們募捐，這更壞。這是第一次，皇上寬大為懷，饒恕你們，只是，各位先生，我警告你們，你們必須受到嚴密的監視，今後要注意一些。」列索夫斯基看了大家一遍，把含有深意的目光停留在凱切爾身上，他比大家長得高，年紀也大一些，還神氣活現地揚起了眉毛，於是列索夫斯基又道：「親愛的先生，處在您的地位，您怎麼不知害羞呢？」仿佛凱切爾那時是俄國紋章局大臣似的，其實他不過是一名小小的縣醫師。我沒有被請去，大概信上沒有我的名字。這個威脅成了我們的官銜，我們的光榮，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列索夫斯基的勸告只是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我們似乎為了便於警察未來的監視，統統仿效卡爾·桑德134，戴上絲絨小帽，圍上了三色圍巾135！舒賓斯基上校136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邁著輕柔的步子，向列索夫斯基的位置上爬，因此緊緊抓住了他對我們「軟弱無力」這一點，要利用我們作他升官的台階之一——我們也確實給他利用了。但是首先，我得就孫古羅夫及其同伴們的命運，再講幾句話。科爾列夫在奧倫堡當兵，十年之後尼古拉把他赦回了。尼古拉是因為他得了肺病才赦免他的，正如波列扎耶夫因為得了肺病才被提升為軍官，別斯圖熱夫137因為死了才被授予十字勳章。科爾列夫回到莫斯科不久，便在飽經憂患的老父懷中與世長辭了。科斯捷涅茨基在高加索當兵，立了功，升了軍官。安東諾維奇也這樣。不幸的孫古羅夫的命運不能相比，可怕得多。流放途中，走到第一站麻雀山時，孫古羅夫要求軍官讓他出外透透空氣，因為屋裡太悶，擠滿了犯人。軍官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人，親自跟他在路上散步。孫古羅夫挑一個適當的時機，從路上一溜煙跑了。看來他非常熟悉這一帶的地形，因而得以擺脫軍官的追尋。但是第二天，憲兵找到了他的蹤跡。孫古羅夫眼看無法逃走，便割斷了自己的咽喉。憲兵把他送回莫斯科時，他還在流血，昏迷不醒。倒霉的軍官受了處分，降為士兵。孫古羅夫沒有死。他再度受了審判，但這次已不是政治犯，而是逃犯，被剃光了半邊頭髮。這個獨特的辦法大概是從韃靼人那裡學來的，用以防止逃跑，它比體罰更能說明，俄國立法者根本不把人的尊嚴放在眼裡。除了儀表上的侮辱，他還被判在監獄內接受一次鞭打。這有沒有執行，我不知道。這以後，孫古羅夫便給送往涅爾琴斯克礦上做苦工了。他的名字又在我耳邊響起過一次，以後才完全消失。在維亞特卡時，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個同學，他是醫生，出外看病，路過這裡。我們談起往事和一些老朋友。「我的天，」醫生說，「您猜，我來這兒時遇到了誰？在下諾夫哥羅德省，我坐在驛站等馬。天氣非常壞。一個押送囚犯的軍官帶了一批犯人進屋取暖。我與他攀談起來，他聽說我是醫生，要我到羈押站去看一個犯人，那人病得很重，但不知是真病還是裝病。我去了，當然，我打定主意，不論情況如何，我得證明犯人確實病了。小小的羈押站擠了八十來人，用鐵鏈鎖著，有的剃了頭髮，有的沒剃，還有女人，孩子。軍官一進屋，大家讓開了，我看到牆角里骯髒的地上，一個人穿了流放犯的長袍縮成一團，躺在一堆乾草中。「『這就是病人。』軍官說。「我不用說謊，這個不幸的人確實在發高燒；他很瘦，監禁和長途跋涉已弄得他精疲力竭；他的頭髮剃了一半，滿臉鬍髭，樣子是可怕的，眼睛沒有目的地轉動著；他一直叫要喝水。「『老兄，怎麼樣，不好過吧？』我對病人說，回頭對軍官道：『他不能走路。』「病人把眼睛盯住了我看，一邊叨咕：『這是您？』他講出了我的名字。『您不認得我啦。』他又說，那聲音像刀子似的划過我的心口。「『對不起，』我對他說，握住他乾燥火燙的手，『我記不起來。』「『我是孫古羅夫，』他回答道。」「可憐的孫古羅夫！」醫生又說一遍，搖了搖頭。「那麼有沒有讓他留下呢？」我問。「沒有，然而讓他坐了車。」在我寫下這些以後，我才知道，孫古羅夫已在涅爾琴斯克去世了。他的家產，包括莫斯科附近勃隆尼茨縣的二百五十名農奴，以及下諾夫哥羅德省阿爾扎馬斯縣的四百名農奴，都被沒收，抵充審問期間他和他的同伴們在獄中的生活費用。他的家庭給毀了，當然這是逐步消滅的：孫古羅夫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給抓進普列契斯欽警察分局，關了六個月，一個吃奶的孩子在那兒死了！讓尼古拉皇朝世世代代受到詛咒吧，阿門！ 1 引自奧加遼夫的長詩《感懷》第一卷。 2 見本書第一章。 3 從1809至1834年，俄國大學中由一些教授組成了特別委員會，凡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又希望獲得八等文官官銜的官員，可參加委員會的基本學科考試（數理、語文、道德、政治及法律等系），考試及格的，可得相應的證書，證明該官員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各大學為幫助這些準備參加委員會考試的官員，開設了夜校。 4 在義大利南部，是羅馬向南進軍的必經之路。公元前321年，羅馬軍隊在此大敗於薩謨奈人（古義大利民族）。因此卡沃丁岔路成了失敗或死胡同的同義語。 5 本肯多夫作為沙皇辦公廳第三廳的長官，也是秘密警察的頭子，秘密警察身穿藍制服。 6 波列扎耶夫（1804—1838），莫斯科大學學生，因寫詩被沙皇送入兵營，關於他的事見本卷末的增補《亞·波列扎耶夫》。 7 皮薩列夫（1780—1848），俄國作家，本為少將，駐在長盧加。「卡盧加之夜」原為駐該地第二擲彈兵師軍官組織的文學晚會，後來皮薩列夫把這些人的作品匯編成集，取名為《卡盧加之夜》。皮薩列夫於1825至1830年任莫斯科學區總監。 8 科斯捷涅茨基（1811—1885），莫斯科大學學生，因參加孫古羅夫小組被捕。他和他的同學寫過一些反政府傳單，後來這些人便被判在高加索當兵。 9 克里特斯基弟兄共三人，其中兩人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因對著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咒罵，並挖去了肖像上的眼睛，因而被捕，後來一人死於獄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但半身塑像的事屬於另一個人，這人砍碎了沙皇的塑像，並聲稱要把「俄國的一切沙皇照此辦理」。 10 戈利岑公爵家是俄國一個大家族，本書中提到過好幾個戈利岑公爵。這個戈利岑公爵（1774—1859）後來曾擔任赫爾岑案件的審訊委員會主席。 11 指聖母馬利亞不經受精而懷孕，生下耶穌，這是神學中的術語，是違反科學原理的。 12 指尼古拉一世於1844年頒布的護照法，它對出國作了進一步限制，如規定出國者必須年滿二十五歲等等。 13 尼古拉為推行東正教做統治工具，曾不斷頒布法令迫害其他教派，強使非東正教信徒改奉東正教，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信仰基督教。 14 順便說一下，還有一件事也是「難忘的」尼古拉的德政。育嬰堂和社會救濟機關構成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最好的紀念之一。靠信貸銀行從貸出的資金中收取的一部分利息，維持養老院、育嬰堂和醫院的開支，這設想本身是相當聰明的。這些機構建立後，抵押銀行和衙門發財了；孤兒院和慈善機關繁榮一時，但這是在貪官污吏的盜竊活動所允許的範圍內發展的。孤兒院收養的兒童，一部分留在那裡，一部分送到鄉下，給了農民。後者從此就成了農民，前者則在孤兒院內接受教育。其中最有才能的，再被挑選出來，繼續接受中學教育，較差的則被送去當藝徒，或者進技工學校。女孩子也如此，一部分給分配學針線活計，另一部分送去當保姆，最有才能的則可以當訓育員或家庭教師。一切都安排得再好沒有。但是尼古拉也對這些機構施加了沉重的打擊。據說，皇后有一次在一位親信大臣府上遇見了這家孩子的女教師，與她談了話，對她很滿意，問她是在哪裡受的教育。那女子回答，她是「孤兒院的寄宿生出身」。大家以為，皇后會因此嘉獎孤兒院的負責人。誰知不然，這反而給了他口實，認為給被遺棄的子女受這樣的教育，是不成體統的。過了幾個月，尼古拉便把孤兒院的高級班提升成了尉官遺族學校，就是說不準再把收養的兒童編入這些班級，而用尉官的子弟代替了他們。他甚至還想出了更徹底的辦法：禁止外省的慈善機關收容出生的嬰孩。這英明措施的最好注釋可以在司法部報告的「殺嬰」欄中找到。——作者注按：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曾下令各地設立孤兒院和其他救濟機關。它們本靠捐款維持，後來政府撥出了少量稅收，交銀行貸放，用它的利息維持這些機構的開支。這些救濟機構黑幕重重，成了官吏們的肥缺。尼古拉一世於1828年下令撤銷了各地的孤兒院和社會救濟廳，只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兩地還保留著它們。1837年，他又下令把孤兒院的高級班改成了尉官子弟學校。 15 在古羅馬往往對犯罪的人實施一種特別的刑罰：不准他使用水和火，而這是生活所必需的，這樣迫使他只得背井離鄉，遠走他方。 16 在這方面已有了很大改變；我最近聽到的有關神學院，甚至教會中學的一切，都證實了這一點。不言而喻，這不是學校當局造成的，而是學生的精神變了。——作者注 17 弗朗凱爾（1773—1849），法國數學家，他的《純粹數學教程》曾被譯成俄文。 18 見《聰明誤》第三幕第二十一場。 19 即斯坦尼斯拉夫一世（1677—1766），波蘭國王，被廢黜後住在法國，以生活豪華奢侈著稱。 20 波蘭、烏克蘭一帶傳統的民間弦樂器。 21 指克里姆林宮的兵器陳列館，自從彼得大帝遷都彼得堡後，這裡成了堆放雜物和各種古董的地方。 22 謝瓦利埃（1804—1859），法國物理學家和光學家。 23 赫爾岑的妻子即他二伯父的女兒（私生女），化學家的異母同父妹妹。 24 斯維爾別耶夫（1799—1876），莫斯科貴族，他的家中常常舉行晚會，有各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參加。 25 霍米亞科夫（1804—1860），詩人，斯拉夫派的領導人之一。 26 居維葉（1769—1832），法國生物學家，這裡提到的演講集是指他的著作《地球表面災變論》。 27 德-康多爾（1778—1841），瑞士植物學家。 28 拉朗德（1732—1807），法國天文學家。 29 聖蒂萊爾（1772—1844），法國自然科學家。 30 奧凱恩（1779—1851），德國自然哲學家。 31 赫爾岑家在莫斯科近郊的另一個莊園，這時瓦西里耶夫莊園已賣掉。 32 赫爾岑的一系列哲學論文，最早發表於1845至1846年的《祖國紀事》上。 33 那時還沒有訓育員和副訓育員，在課堂中行使我的彼得·費奧多羅維奇的職責。——作者注 34 原文是拉丁文。 35 原文是拉丁文。 36 當時莫斯科大學的化學教授。 37 德維古布斯基（1771—1839），博物學家。 38 都是當時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海姆曾於1808至1818年任校長。 39 梅爾茲利亞科夫（1778—1830），詩人，作家，1807年起任莫斯科大學俄國文學教授。 40 德國的名牌大學之一。 41 當時莫斯科大學的醫學系主任。 42 古代生活在西班牙的一支半傳說性的阿拉伯民族，它的末代子孫已在15世紀絕跡。 43 特列季亞科夫斯基（1703—1769），俄國詩人和文學理論家。 44 科斯特羅夫（1750—1796），俄國詩人和翻譯家。 45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國著名的戲劇家和詩人。 46 克尼亞日寧（1742—1791），俄國著名劇作家及詩人。 47 狄爾泰（？—1781），莫斯科大學最早的法學教授。 48 這些人都只是當時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奧爾洛夫是俄國的一個大姓，本書中提到好幾個奧爾洛夫，但都與這人無關。這裡的安德烈·奧博連斯基公爵也是一個學生，即前面講到過的在母親盤問下泄露過秘密的那個「沒有頭腦的孩子」，不是曾任莫斯科學區總監的那個安德烈·奧博連斯基公爵。 49 指《死魂靈》中「各方面都可愛的夫人」，見該書第九章。 50 帕夫洛夫（1793—1840），莫斯科大學的物理和礦物教授，赫爾岑聽過他的課。 51 卡切諾夫斯基（1775—1842），莫斯科大學歷史和文學教授，1837年起任校長。 52 卡韋林（1818—1885），俄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論家。 53 皮羅戈夫（1810—1881），俄國著名外科學家。 54 前者是莫斯科大學的數學教授，後者是軍事科學教授。 55 普安索（1777—1859），法國數學家和力學專家，寫有教科書《靜力學原理》。 56 洪堡（1769—1859），德國傑出的自然科學家和探險家。六十歲時曾遊歷西伯利亞，在烏拉爾一帶發現金剛鑽礦藏，因而獲得沙皇頒發的勳章。 57 烏瓦羅夫（1786—1855），俄國貴族官僚，是當時官方思想體系的代表人物，1833至1849年任國民教育部大臣。 58 按照帝俄法律，接受勳章的人應向勳章局繳納一切費用。 59 琴博臘索山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為死火山。洪堡在南美洲考察時登上了琴博臘索山一個高達5881米的山峰，創造了當時的登山紀錄。 60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於1747年在波茨坦附近修建的王宮，以豪華著稱，腓特烈大帝便稱它「桑蘇西宮」，意思是「逍遙宮」。洪堡曾得到當時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寵愛，因此時常出入桑蘇西宮。 61 原文是法文。 62 德拉姆（1792—1840），英國政治家，伯爵，曾任駐俄大使。德拉姆是英國輝格黨的重要人物，輝格黨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因此主張擴張民權，後演變為自由黨，與保守黨對立。 63 當時的一個作家和記者，參加過1812年抵抗拿破崙的戰爭。 64 原文是法文。 65 艾倫伯格（1795—1876），德國動物學家。羅澤（1798—1873），德國礦物學家。他們都參加了洪堡的烏拉爾考察工作。 66 關於洪堡的旅行，俄國輿論反映之不同，可以從一個烏拉爾哥薩克的敘述中看到。此人在彼爾姆省省長辦公廳當差，喜歡講他怎樣護送「普魯士瘋子洪卜特親王」。人家問：「他上那兒幹啥啦？」哥薩克答道：「淨幹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鹽沼地，他通過翻譯對我說：鑽到水裡去，給我從水底取一些土來。我取來了，無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問：下面的水很冷吧？我想，不，老兄，你哄不了我；我敬了個禮，答道：殿下，那是我應該做的，只要是我應該做的，我都樂意為您老效勞。」——作者注 67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鋼琴家，曾數次訪問俄國。 68 原文是德文。 69 科蘇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英雄，赫爾岑與他有多次來往。 70 加里波第（1807—1882），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赫爾岑與他有密切來往。 71 羅馬神話中的天神，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 72 指普希金1835年寫的一首詩《祝盧庫盧斯病癒》，這是諷刺烏瓦羅夫的，因烏瓦羅夫是大富豪謝列梅捷夫伯爵的繼承人，伯爵病後，烏瓦羅夫立即多方張羅，準備繼承遺產，誰知伯爵病好了，烏瓦羅夫空歡喜了一場。普希金即據此寫了此詩，盧庫盧斯是古羅馬將領和執政官，以生活豪華和富裕著稱，在此即影射謝列梅捷夫。 73 希臘島嶼，在愛琴海北部，希臘神話傳說的中心之一。 74 米蘭多拉（1463—1494），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著名學者，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以博學和懂得多種語言著稱。 75 洛韋茨基（1787—1840），俄國自然科學家，1834年後在莫斯科大學任教。 76 引自俄國著名詩人茹科夫斯基的詩《博羅季諾周年紀念》。蘭熱隆與本尼森都是假設的姓名。 77 指1799至1804年的法國，當時拿破崙擔任第一執政，這是法國革命後從共和走向帝制的過渡時期。 78 謝普金（1793—1836），即數理系主任，數學教授。 79 門農是古希臘神話中的陰司之神，俄賽里斯是古埃及神話中陰間的主宰者。 80 阿維（1743—1822），法國礦物學家。維爾納（1750—1817），德國著名地質學家。密切利希（1794—1863），德國化學家。 81 赫爾岑流放時期，維亞特卡省的省長。 82 翻譯成俄文的一出法國喜劇《馬爾法與烏加爾》中的人物。 83 1853年11月29日，波蘭人在倫敦集會，紀念1830年起義二十三周年，赫爾岑應邀在大會上發了言。 84 賴德律-洛蘭（1808—1874），法國小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領導人之一。 85 《聖經》中的話，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節，這是耶穌在被捕前向上帝作的祈禱，意思是「讓這災難離開吧」。 86 由亞·尼·戈利岑為首的一個宗教組織，本來受到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庇護，後來隨著戈利岑的失勢被查禁。共濟會是宗教秘密團體，起源於英國，非東正教系統。 87 拉科代爾（1802—1861），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受過法國革命的深刻影響，在1848年的革命中站在共和派一邊。 88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有兩個強盜與他同時就刑，見《新約全書》四福音書。 89 大衛是古以色列的王，《聖經》中的人物。大衛選擇瘟疫的故事，見《舊約全書·歷代志上》第二十一章。 90 沙俄時期把烏克蘭稱為小俄羅斯。 91 俄國於15世紀末年起逐步結束封建割據局面，經過長期的戰亂，於1612年從波蘭人手中收復了莫斯科，次年以莫斯科為首都建立了羅曼諾夫皇朝，形成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統一的民族國家。1713年彼得大帝遷都彼得堡，但莫斯科的重要性仍沒有減少。 92 指葉卡捷琳娜女皇，她原是彼得三世的妻子，於1762年利用近衛軍發動政變，殺死了彼得三世，於同年九月在莫斯科加冕，登上皇位。彼得三世是德國霍爾斯坦公爵和彼得大帝之女安娜所生的兒子，他與葉卡捷琳娜實際上都是德國人。 93 莎士比亞的劇本《麥克白》中的人物，一個充滿野心的女人，曾慫恿丈夫殺死國王，篡奪王位。 94 博爾吉亞（1480—1519），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女，以放蕩和進行政治陰謀聞名，曾為了政治目的，三次改嫁。 95 引自普希金的《葉夫根尼·奧涅金》第七章第三十七節。 96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國女作家，以寫所謂「哥特小說」聞名，這類小說主要描寫恐怖暴力事件，以荒涼的古堡為背景。拉德克利夫式城堡即中世紀式城堡。 97 原文為法文，法國資產階級報紙《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的簡稱，1789年創刊於巴黎，七月革命後是當權的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機關報。 98 1824至1830年的法國國王，七月革命後，自法國逃往英國，住在他在愛丁堡的城堡聖盧德宮中。 99 在法國七月革命影響下，比利時首先於8月也爆發了革命，建立了獨立的王國。 100 指路易-菲力普（1773—1850），他攫取了七月革命成果，建立了奧爾良王朝，自稱為「平民國王」，實際上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101 見海涅的《路德維希·伯爾納》第二卷，當時海涅在北海的赫爾戈蘭島療養。潘是古希臘神話中恐怖的森林之神。 102 拉斐德（1757—1834），法國將軍，侯爵，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大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拉馬克（1770—1832），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 103 馬紐埃爾（1775—1827），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表人物。貢斯當（1767—1830），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政論家及作家。德雷爾（1767—1855），法國政治活動家。卡雷爾（1800—1836），法國政論家。 104 原文是德文，引自歌德的詩《希望》。 105 狄比奇（1785—1831），俄國將軍，伯爵，1831年率領俄軍鎮壓波蘭起義，任總司令。 106 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蘭將軍和政治家，貴族出身。1794年波蘭爆發起義，他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起義失敗後，流亡美國、瑞士等地。 107 丹尼斯·達維多夫在《回憶錄》中曾這麼說：「皇上有一次對阿·彼·葉爾莫洛夫說：『波蘭戰爭時期，我的處境一度非常可怕。我的妻子即將分娩，諾夫哥羅德爆發了暴動，我身邊只剩兩個近衛騎兵連，軍隊的消息只能通過哥尼斯堡傳到我這兒。我不得不靠剛出醫院的士兵保護我。』」游擊隊員的《回憶錄》不容懷疑地證明，尼古拉像阿拉克切耶夫，像所有冷酷無情、報復心重的人一樣膽小如鼠。切欽斯基將軍曾這樣對達維多夫說：「您知道，我對人的勇敢精神是一向尊重的，因此您應該相信我的話。12月14日我在皇上身邊，一直在觀察他。我可以向您保證我沒有撒謊：皇上自始至終臉色非常蒼白，嚇得魂不附體。」達維多夫本人也這麼說：「乾草市場發生叛亂時，皇上直到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靜之後，才返回京城。他留在彼得戈夫，後來他自己無意之間泄露了秘密：『我與沃爾孔斯基整天站在花園的土崗上，聽彼得堡那邊有沒有炮聲傳來。』」達維多夫接著寫道：「他應該做的，不是在花園中提心弔膽聽炮聲，往彼得堡不斷派遣使者打聽消息，而是親自趕到那裡去；每一個稍微有些膽量的人都應當這麼做。第二天，一切都已平靜時，皇上才坐了馬車，來到擠滿了人的廣場上，對著大家吆喝：『跪下！』人們趕緊遵命跪下。他看見幾個穿便服的人（那是跟在他的馬車後面到廣場來的），認為他們形跡可疑，當即下令逮捕了這些不幸的人，然後對群眾大聲道：『這都是卑鄙的波蘭人，你們受了他們的煽動！』這類不適當的荒謬行為，我認為後果是很壞的。」請看，這位尼古拉是個什麼貨色！——作者注詩人丹尼斯·達維多夫原為俄軍驃騎兵中校軍官，拿破崙入侵俄國時，達維多夫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深入敵軍後方，依靠當地農民群眾的支持，配合庫圖佐夫統率的大軍，打敗了法軍。切欽斯基將軍曾與達維多夫一起從事游擊戰爭。阿·彼·葉爾莫洛夫也是1812年抵抗拿破崙侵略的俄軍將領。 108 克里特斯基弟兄們又在哪裡呢？他們做了什麼，誰在審問他們？他們的罪名是什麼？——作者注 109 指赫爾岑小組的成員，除了赫爾岑和奧加遼夫，其餘三人是：薩佐諾夫，薩京和薩維奇。 110 帕謝克（1808—1842），歷史學者，後來也是赫爾岑小組的成員。他是「柯爾切瓦的表姐」的丈夫。 111 瓦季姆的父親瓦西里·帕謝克是當時一個進步人士，於1794年被捕。 112 凱切爾（約1806—1866），赫爾岑小組的成員，醫生。在19世紀30至40年代俄國思想界，凱切爾是西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13 16至18世紀烏克蘭的哥薩克人自治組織，這兒是指赫爾岑自己的小組。 114 指彼得·帕謝克（1736—1804），俄國大官僚，參與了謀殺彼得三世的陰謀，擁立葉卡捷琳娜二世登基。 115 指俄羅斯歐洲部分，帝俄時代一向只把西伯利亞看作流放犯人的居留地，習慣上不稱作俄國。 116 指瓦季姆的兩個哥哥葉夫根尼、季奧米德和瓦季姆本人。葉夫根尼畢業於彼得堡大學，在內政部任職。季奧米德畢業於莫斯科大學，1841年起在高加索軍隊中服役，是高加索軍團的少將，1845年在與高加索山民作戰時戰死。但赫爾岑在後面記載的日期有些錯誤：葉夫根尼死於1842年，瓦季姆也死於1842年，均在季奧米德之前。 117 即第三章中提到的那個「柯爾切瓦的表姐」。 118 莫斯科的出版商和書商。 119 波列扎耶夫在臨死前才被提升為軍官。 120 科爾列夫因孫古羅夫案被捕，後被送往奧連堡軍團當兵，1842年赦回，1844年即死去。 121 指赫爾岑的妻子1852年死於肺結核。 122 拉布斯（1800—1857），俄國畫家，藝術學院院士。 123 切爾內紹夫（1796—1862），十二月黨人，本為俄軍騎兵上尉，後被流放。他的妹妹切爾特科娃與瓦季姆全家極為友好，據「柯爾切瓦的表姐」（她後來成了女作家，寫過三卷本回憶錄《遠年追憶》，對研究赫爾岑的早年生活極有價值）在回憶錄中說，在瓦季姆死前兩年，切爾特科娃與他們經常來往。 124 韋涅維季諾夫（1805—1827），一個極有才華的詩人，曾得到普希金的讚賞，但二十二歲便死了。 125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俄國上世紀40年代思想界的領導人之一，他領導的小組曾大力宣傳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在俄國青年中發生了較大影響。1849年，小組被破獲，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亞。 126 孫古羅夫（生於1805年），秘密組織「孫古羅夫小組」的領導人，流放西伯利亞後不知所終。 127 從莫斯科經過弗拉基米爾城去西伯利亞的一條大道，帝俄時代為流放犯人的必經之路。 128 斯芬克司是古希臘神話中獅身女面的怪物，它站在路邊給行人猜謎，猜不出的即被殺死，猜對了，它即跳崖而死。 129 指秘密警察。 130 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政論家，斯拉夫主義理論家之一。 131 斯塔阿爾（1777—1853），俄國將軍，參加過抵抗拿破崙的戰爭，1830至1853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132 亞蓋洛是1386至1572年統治波蘭和立陶宛的王室。為了對付俄羅斯的威脅，波蘭和立陶宛於1569年建立了統一的波蘭共和國。後來的波蘭民族解放運動便往往以此為號召，要求建立一個沒有外來侵略者的波蘭人的波蘭。沃爾科夫是波蘭人，如果波蘭人把他扶上波蘭王位，便無異是背叛俄國的統治。 133 伊萬·奧博連斯基（1805—1849），赫爾岑的同學，後來與赫爾岑一起被捕，但與前面提到過的幾個奧博連斯基都無關。 134 桑德（1795—1820），德國耶拿大學學生，激進的青年組織大學生協會的成員，因懷疑德國劇作家科策布是俄國間諜，暗殺了科策布，因而被處死。 135 代表法國的三色國旗。共和制的法國當時被看作資產階級革命的榜樣，它的國旗成了革命的象徵。 136 一個反動軍官，曾參與對孫古羅夫案的偵訊，後來又成為審訊赫爾岑等人的偵訊委員會成員。 137 別斯圖熱夫-馬爾林斯基（1797—1837），十二月黨人，著名作家，曾與雷列耶夫一起發行期刊《北極星》，後被流放，繼而送往高加索當兵，因作戰英勇，被授予十字勳章，但命令到達時他已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