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與禁忌 · 序言

這裡的四篇論文最初以本書副標題為題目，發表於《意象》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意象》是一種在我指導下出版的期刊。這幾篇論文是我在將精神分析學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應用於社會心理學（Völkerpsychologie）中某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方面所做的最初嘗試。因此，它們與馮特（Wilhelm Wundt）所做的廣泛詳盡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形成對照。因為，在這些研究中，所有的假設和非分析的心理學研究方法，都是圍繞上述相同的目的而展開的。另外，它們還可以與精神分析蘇黎世學派的一些研究文獻形成對照。這一學派致力於運用社會心理學來解決個體心理學的問題。（參見榮格，1912和1913）應該承認，正是依據這兩種來源，我獲得了撰寫這些論文的最初動力。 我深知我的這幾項研究難免掛一漏萬。對於一項開拓性研究的一些必然特徵，我不必贅言。不過，其他方面還需闡述一下。雖然本書所收集的四篇論文旨在引起廣大有識之士的興趣，但是除了對於精神分析學的精髓有所掌握的很少一部分人士以外，這些論文事實上很難被人們所理解和賞識。我力求使它們成為社會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諸學科的學子與精神分析學家之間的溝通橋樑。然而，它無法給任何一方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既不會給前者足夠的有關心理學新方法的啟示，也不會使後者更充分地掌握研究材料。能引起雙方的注意，並促使他們相信彼此間的不斷合作一定會有益於該學科的研究，我便感到滿足了。 讀者會發現，圖騰與塔布（這本小冊子正是以此為標題的）[1]這兩大主題並沒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有關塔布的分析頗為詳盡，在力圖解決這一問題方面也有足夠的把握。有關圖騰的研究我們只能說「在闡明圖騰這一問題方面，精神分析學目前所能貢獻的只有這些」。這一差異源於圖騰仍然存在於我們之中這一事實。儘管圖騰是以一種消極形式表現出來，並指向另一種主題內容，但是就其心理本質而言，它與康德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差無幾。「絕對命令」以一種強迫的方式運作並拒絕任何有意識的動機。與之相反，圖騰崇拜是一種異於我們感情的東西——一種被作為現實性而久已丟棄並由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社會習俗。它在當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風俗和習慣中僅殘留些微小的痕跡。即使在那些至今仍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圖騰也早已經受了廣泛的改變。人類歷史中的社會和技術進步對塔布所產生的影響，遠不如對圖騰的影響。 本書試圖通過圖騰崇拜的「童年時代」的殘跡（即通過它復現於孩子們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跡象），來推論它的本原意義。圖騰與塔布的密切聯繫使得我們在通往本書所提出的假設方面，又往前跨出了一步。縱然最終這一假設顯露出不可能之外象，那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這樣的可能性，即這一假設多多少少地在接近那極難重構的現實。 1913年9月於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