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回憶錄 · 第四章
外交問題
至此，我一直沒有中斷對於我們內部的苦難的敘述，轉而去討論我們在外部遇到的、我比任何人都負有重任的外交難題。現在，我想換個方向，敘述這個問題中與我有關的部分 【62】 。
我初到外交部視事，看到外交事務的現況時，我對面臨的困難之多和之大感到驚訝，但最使我不安的問題，是我本身的能力問題。
當然，我對做好工作很有信心。我在七月王朝的最後議會中的相當可悲的9年經歷，大大增強我不愛政治的性格，儘管二月革命的經驗使我得到的教訓，稍稍加強我此次出任外長的信心，但在這樣的時候接受如此的重任，還是很猶豫的。我是懷著很大的擔心出任的。
不久以後，我就注意到一些表面上使我放心，而實際上使我完全不能放心的現象。我首先發現，一些事情根本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但卻經常變成非常重大的事情，後來這種事情經常出現，但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如此。事情的複雜性並不與它的重要性同步。往往是表面上非常簡單的事情，其結果卻可能影響非常廣泛和令人十分害怕。此外，凡是以自己的意志影響全體人民的人，手下總是有一批能夠為他出主意，輔助他，替他承擔一些日常事務的人。這些人是為了使他振作起來和保衛他而說的，在一些次要的工作和低層幹部中見不到這種人的身影。最後，所要追求的目的崇高，也能使人振奮其全部精力：即使任務稍有困難也不怕，因為還有許多優秀的工作人員 【63】 。
在我面對小小的責任時，就感到氣餒和不安而困惑 【64】 。擺在我面前的是重大責任時，我會感到心中平靜，有一種奇妙的安定感。我從來不給自己的意志加熱。當我感到事情非常重大時，我便立即全身投入，堅持到底。對失敗的思想，我一直覺得難以容忍；而對我也參加的這出世界大戲的可悲前景，我並不局促不安。我的神情泰然，感到很自豪，而不是羞怯 【65】 。不久以後我就發現，在政治上，也像在其他大多數事情上一樣，也許像在所有的事情上一樣，印象的鮮明性並非來自產生印象的事實的重要性，而是來自事實的或大或小的重複頻率。一個人在處理小事的時候，即使這件事只是他偶然負責處理的，他也要慌亂和激動；而他要遇見大事的時候，這件大事即使每天都發生，他也會泰然處之，因為這件事的出現頻率太高，已使他對此事麻木了。我曾說過，因為我不同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我注意的人套近乎，使他們覺得我高傲而討厭我，以致過去由此樹立很多敵人。我十分擔心，在我計劃進行的重大工作中，還會遇到這樣的暗礁。但我很快發現，傲慢在某些人身上是隨著地位的上升而成正比地加重的，而我則完全不同，我在這樣的條件下會更容易接近群眾，甚至在我感到自己無比優秀時，也會在群眾當中表現得更為殷勤近人。但在當了部長以後，我不再特意去找人支持，也不怕以冷漠的態度對待他們，而支持過部長的那些人卻需要接近占有部長地位的人，以使自己可以相當容易使一些不重要的話具有重要意義。還由於當了部長，我在辦事時不再單純考慮那些蠢人的想法，而是考慮他們關心的事情。這些事情經常容易成為我們談話的話題。
因此我發現，我應當擔心的不是我不適於我擬完成的任務，而這個經驗不僅使我敢於面對現在，而且對我今後的人生也起了鼓舞作用。如果有人問我你在如此混亂、障礙重重、短促得你剛開始一項工作就草草收場的外交部工作中有什麼收穫時，我會回答說我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收益，即我對自己有了信心。
在國外事務方面也同國內事務一樣，我們的最大障礙主要不是來自外交問題方面的困難，而是來自同我一起辦理外交問題的人。我一開始就發覺了這個問題。在王朝時代培養起來的我手下的外交官，大部分對他們現在服務的政府，在內心深處懷有極大的嫌惡感，而且以民主的和共和的法國的名義叫嚷恢復昔日的貴族政體，偷偷地努力在全歐重建君主專制政體。此外，不得不在二月革命帶來的黑暗中生活的這些外交官，為了反對政府而與同法國政府鬥爭的蠱惑群眾的黨派攜起手來。但他們絕大多數人的弱點是膽小怕事。我們的大部分駐外使節，害怕同駐在國的任何政治團體接觸，甚至不敢向本國政府反映不久以後可能受到譴責的觀點。他們以在報告中寫上一大堆雞毛蒜皮的小事（因為在外交當中，駐外人員喜歡在沒有什麼要寫的時候，或在沒有什麼想說的時候，也要寫報告）來掩蓋自己的無所事事，把自己包裝得好好的。他們既不在報告中反映他們對所報告的事件的觀點，也不提出我們應當對此作出什麼結論的意見。
我們大部分外交官身上確實存在的這種沾沾自喜的無所作為的惡習，只是他們的本性的天衣無縫的表現。我認識到這一點以後，多半任用新人來代替他們。
我本以為可以使多數派領袖放棄這種惡習，但沒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同他們和睦相處，而且在不受他們的影響下力求使他們高興。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但我戰勝了困難，因為我在內閣中雖然在政治上最反對他們，但又是唯一能夠使他們接受的人。在不理睬他們的意見的同時滿足他們的自尊心：這至少應當說是我的秘訣。
我在小事方面，也做到像在大事方面那樣十分精心。我發現，滿足人們的虛榮心，可以達成最有利的交易，因為你給對方一小點兒實惠，往往會使他在虛榮心的驅使下還給你最大的實惠。 【66】 不錯，為了有利地利用對方的虛榮心，就要把自己的虛榮心完全置之度外，而且只能使自己的計劃成功。這是一種非常難的交易。我在這種環境下做得還非常順利，獲得很大的收益。至今從事過外交工作，並自信有權制定法國的外交政策的，有3個人。他們是布羅伊先生、莫萊先生和梯也爾先生。對這3位先生我全尊重。我常請他們到我家做客，有時我也到他們那裡去請教，不斷地謙虛問這問那，請他們提出建議，但他們的建議幾乎從來沒有被我採納。 【67】 這自然要使這幾位大人物非常不滿。我更多的是叫他們喜歡我請教他們，但未必執行他們的建議。如果認為無法執行，我就不再請教他們。特別是對梯也爾先生，我的這種做法非常有效。為人謙遜，由衷地希望內閣持久，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十分了解梯也爾先生的一切缺點的雷米薩，有一天對我說：「大家不太了解梯也爾先生，他的虛榮心比他的野心大得多。他要求人們對他的尊重甚於對他的服從，注重權力的外表甚於權力本身。你可以多多向他請教，然後他就會喜歡你。他最在意的是你對他的敬意，而不是你的行動。」我照他的提示做了，取得很大成功。我在擔任外長期間有兩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一個是皮埃蒙特問題，另一個是土耳其問題。我採取的方針與梯也爾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我們一直把相當良好的友誼保持到最後。
至於總統，特別是在處理對外問題時，總是暴露出他對偶然的命運使他擔負起來的重大使命還沒有足夠的執行能力。不久我就發現，這位在一切行動上傲氣十足的先生，還不善於採取什麼措施來應付行將發生的事情。因此，我每天都要向他分析所有的外交文件，並當他的面作出處理的決定。至今，他只是依靠匯報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除了外交部長想叫他知道的事情以外，他什麼也不知道。因此，在他的精神活動中，總是缺乏事實的堅實基礎，而容易被他滿懷的一切幻想所支配。
我有時發現他的想法空洞、虛幻、不夠慎重和混亂，而大為吃驚。不錯，當我向他說明事態的真實情況時 【68】 ，也容易使他理解事態將要造成的困難，因為他不善於爭辯。他沉默不語，但這不表明他完全信服。他的一個夢想是：同德意志中的一個或兩個國家結成同盟，以便在這個同盟的幫助下改寫歐洲的地圖，取消1815年條約給法國劃定的國界。他看到我認為找不到這個或那個國家來締結這樣的同盟和無法達到這個目的後，便決定親自出馬與這樣的國家的駐法大使進行試探。其中一個國家的大使，有一天來訪，他興致勃勃地對我說，貴國總統問我，如果以某種平等的條件與代價，你們是否同意讓薩沃依歸屬法國。另一件事情是，總統想把他早已選好的一個人，作為特使派往德意志諸國去直接探聽對方的意見。他選的是佩爾西尼 【69】 ，令我給他簽發委派書。我照辦了，但我心裡明白，這樣的談判不會有任何成就。我認為佩爾西尼負有雙重任務：第一是在國內使權力的篡奪容易進行，第二是在國外擴張領土。他先去了柏林，後去了維也納。正像我料想的，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參加歡迎宴會，然後空手而歸。
我在談論人物上用了過多的時間，現在回到外交問題上。
在我出任外交部長的時候，戰火已在幾個國家熄滅，但歐洲仍處在戰火之中。
西西里戰敗被征服；那不勒斯人被人支配，如同奴隸；諾瓦拉戰役開始不久，義大利人就失敗了；獲勝的奧地利人與夏爾—阿爾貝之子談判，讓其父退位由他擔任皮埃蒙特的國王；奧軍越過倫巴第邊界，占領了教皇領地的一部分、帕爾馬和普萊桑斯，還不請自來地進軍托斯卡納。當時的托斯卡納大公在他的臣民的幫助下已經復辟，只是臣民的忠心和熱情後來逐漸減弱。威尼斯沒有被奧軍騷擾。羅馬在擊退法軍的第一次進攻之後，便向義大利的所有煽動家求援，在全歐掀起反法的怒潮。二月革命以後，德意志似乎沒有更加分裂和混亂。統一德意志的夢想已經破滅，而德意志的舊體制的現實，也無法實現統一。 【70】 一直試圖建立這種統一的國民議會，由於議員人數越來越少，而不得不離開法蘭克福到處遊說，表現出一副無能為力和乞憐的樣子。但是，國民議會的衰敗並沒有重建秩序，反而給無政府狀態提供了自由的空間。
在德國，溫和的革命家們，也可以稱他們為天真的革命家們，自認為通過討論和立法就可以和平地把德國的人民與諸侯置於統一的政府之下，而在他們遇到挫折和失望而退出政治舞台時，就讓位給暴力的革命家們。主張暴力的革命家們總是確信，只有徹底推翻舊的各邦政府和完全廢除舊的社會體制，才能實現德國的統一。結果，在議會的多次討論之後，卻出現了到處騷亂的局面。政治的對抗變成階級之間的戰爭。窮人對富人的天然仇恨和嫉妒，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中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在萊茵河流域，成為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在符騰堡，發生了叛亂。在薩克森，發生了可怕的造反，在普魯士的幫助下才得以鎮壓下去。另幾處造反擾亂了威斯特伐利亞。普法爾茨全境造反。在巴登，驅逐了大公，成立臨時政府。但我在1個月前經過德國時就已預言，最後的勝利無疑是屬於大公或國王們的。暴力行動本身加速了大公或國王們的勝利。一些大的大公或國王回到自己的首都，掌握了軍隊。他們還有尚待克服的困難，但已經沒有危險。其中的某些大國，從極盛時期馬上淪為二流國家，也並非不無可能。在也以暴力改變公共秩序時，就為暴力提供了干涉的動機、機會和權利。
普魯士已經開始這種行動。普魯士人以他們的武力鎮壓了薩克森的暴動，進入萊茵河的帕拉蒂納，干預符騰堡，並且進犯巴登大公國。這樣，他們就以其軍隊和影響控制了整個德意志。
奧地利雖然擺脫了威脅它生存的可怕危機，但它在這方面還有艱巨的工作要做。它在義大利獲勝的軍隊，在匈牙利吃了敗仗。
對自己的這個屬國都無法控制的奧地利，遂向俄國去求援。沙皇在5月13日發表聲明，告訴歐洲它要向匈牙利進軍。
尼古拉皇帝至今自恃強大無比而靜觀形勢。他自覺安然地，但並非漠不關心地觀察著遠方各國的動亂。而現在，他感到只有他能在大國政府中代表歐洲舊社會和歐洲權威的傳統的古老原則。他不僅認為自己是它們的代表，而且自詡為它們的保護者。他的政治理論和宗教信仰，他的野心和逞強意識，也在推動他去擔起這個角色。於是，他以通信鼓勵或以榮譽嘉獎所有在歐洲的某個地方戰勝過無政府狀態或甚至自由的人們，好像這些人是他的臣民和為加強他的權力做過貢獻似的，以此來建立他在歐洲的霸權，似乎要建立一個比此前的第一帝國還要廣袤的第二帝國。因此，他給歐洲最南端的鎮壓了西西里人民造反的菲蘭傑里 【71】 頒發一枚勳章，並親筆寫信表示他對這位將軍的行動滿意。這位皇帝站在他所具有的優越地位和可以安心觀看歐洲發生的互斗事件的處境，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判斷，然後不僅以某種輕視的態度靜觀他所注視的革命派的蠢行，而且能以此種態度靜觀他所支持的黨派和君主的缺點與失策。他只根據情況表示這方面的意見，既不明確表態，也不精心隱瞞自己的意見。
1849年8月11日，拉莫里西埃在密電里給我寫道：「沙皇在這天早晨對我說，將軍，請你相信，貴國的王黨派有可能聯合激進派推翻不喜歡他們的王朝而使自己取而代之。我是相信有這種可能的。特別是貴國的正統王朝派沒有不這樣認為的。長期以來，我就認為，正是這些正統王朝派使得波旁王朝長期以來未能復興。這是我承認貴國的共和政體的理由之一，而且也是我認為貴國的國民具有德國人所沒有的良知的理由。」皇帝過了一會兒又向他說：「我的表兄弟，普魯士國王，我與他雖有親密的親屬關係，但他一點也不聽我的忠告。我們之間的政治關係十分冷漠，以致影響了我們的親屬關係。」
「請看他的行動不是在領導那些夢想要統一德國的狂人嗎！在他與法蘭克福的議會發生爭吵的現在，他不是開始感到自己必須同他所扶植的什勒斯維希公國和霍爾斯坦公國的軍隊開戰嗎？他能不想幹這種最無恥的事情嗎？現在，誰知道，他要把他的憲法草案引向何處呢？」這位皇帝又補充說：「請不要認為因為我在匈牙利的問題上進行了干預，我就想承認奧地利在這個問題上的行為是正當的。這個問題是由奧地利的一些最嚴重的錯誤和一些最大的蠢行日益積累而形成的，最後在一些顛覆學說的推動下使國家遭到入侵，奧地利政府落到秩序破壞者的手裡。我不能對此置之不理。」在談到義大利的問題時，這位皇帝說：「我們，還有希臘人，絲毫也不想利用傳教士在羅馬執行教皇的世俗權，不過我們也允許這些傳教士去工作，只要他們能做一些工作，而你們能夠建立起可以維持下去的權力即可。」拉莫里西埃被這種好像有點強制，又似乎是教皇在下令的輕鬆口氣所刺傷，於是認為必須捍衛天主教的制度，以致這位皇帝最後說：「好了，好了！法國可以按自己的願望去當天主教國家，但是要小心革新派 【72】 的肆無忌憚的理論和激情。」
在行使權力時嚴肅而堅定的沙皇，在日常生活方面簡樸，差不多像個平民。他只保衛他的至上權力的實質，從不以此顯示豪華和匱乏。7月17日，法國的駐聖彼得堡外交使者從華沙寫信告訴我：「12日皇帝就來到這裡。他是為了參加日前舉行的皇后生日盛典，沒有帶一個隨從，乘驛站馬車（他自己的馬車在離華沙大約240公里處壞了）突然來到的。他以非常快的速度，兩天半就走完這段路程。他明天 【73】 就要離開這裡。看到這位君主把12萬大兵投入戰場後，便像一個驛站信使風塵僕僕趕來及時參加妻子的生日慶典，使人不能不為他的樸素與權力的鮮明對照所感動。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更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了，由此可以說文明的基本要素就是家族精神。」
實際上，如果認為沙皇的無限權力只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那是非常錯誤的。他的無限權力主要是建立在俄國人的意志和強烈的共同感情之上的，主權在民的原則應當是所有政府的基礎，而不管它們叫什麼名稱；而在自由較少的制度下，這個原則只能暫時隱身。 【74】 俄國的貴族接受了歐洲的原則，特別是它的惡習；而俄國的人民並沒有接觸過我們西方的東西和使西方有了活力的新精神。他們不僅說皇帝為正統的君主，而且把皇帝視為神的使者，幾乎就是神本身。
在我方才所描述的這個歐洲的中部，法國的處境是不利的和軟弱的。法國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未能建立起正規而鞏固的自由。一切舊的權力，正在革命所造成的廢墟之上恢復起來，但不是 【75】 以它們被打倒時的形式，而是以與其非常相似的形式恢復的。我們未能幫助它們鞏固起來，保證它們勝利，因為它們建立的制度令人討厭，我不僅說二月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說我們的新習俗中的最持久的和最頑強的觀念的實質也令人討厭。此外，它們躲避我們也是有理由的。因此，在歐洲重建普遍適用的秩序的重任沒有由我們法國承擔 【76】 。這項任務已由另一個國家擔負起來。這個國家當然是俄國了。只把次要的任務留給了法國。讓法國的革新派來領導這項工作，這在當時還是不可想像的，其原因有二：第一，同他們磋商和善意地指導他們的活動，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過於乖張而且沒有真正的工作能力；第二，如果國外支持他們，他們在國內就要為所欲為。一鼓勵他們的激情和學說，馬上就要在法國點起戰火，使革命問題在當時的所有問題中占據統治地位。 【77】 於是，我們既不能與那些指責我們激勵過他們但又背叛了他們國家的人們攜手，又不能與那些非難我們曾經鼓勵其人民造反的君主攜手。我們由此陷入只能依靠英國人的那種空頭的好意。這就像二月革命前的孤立狀態一樣，與最反對我們的歐洲大陸各國和最溫和的英國都不互相來往。這也就不得不像當年那樣每天拮据地生活，但這也難以辦到。在某些方面於世界上保有過而且現在仍保持著那樣偉大形象的法國國民，在看到這一現象後就起來反對時代給他們帶來的困難。法國國民雖然不再高高在上，但仍然優秀；他們害怕行動，而願意誇誇其談；他們要求本國政府自強起來，但不允許政府冒險去完成這一任務。
在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時代，外交部長的處境是最可憐的。 【78】
這時，人們都以比內閣成立時還要不安的心情注視著法國。我們6月13日在巴黎快速取得的完全勝利，對整個歐洲發生了非常強大的影響。人們一般都在等待法國將要發生新的動亂。處於半解體狀態的革命派只希望這種狀態再現，並重整自身的力量以便能夠利用這種動亂。取得一半勝利的歐洲各國政府，害怕突然受到這種危機的襲擊，正為給予革命派以最後打擊做準備。6月13日事件，在歐洲大陸的各地掀起苦惱和歡喜的呼聲。這個事件突然決定了歐洲的命運，並從萊茵河的一側加速了這一命運的發展。
已經控制普法爾茨和萊茵河流域的普魯士軍隊，不久就開進巴登大公國，鎮壓了造反者，幾個星期就占領了除拉施塔特以外的公國全境。 【79】
大公國的革命派逃亡到瑞士。當時，義大利和法國的革命派，實際上歐洲所有地方的革命派，都向瑞士逃亡，因為整個歐洲，除了俄國，都經歷了革命，或仍處於革命之中。逃亡者的人數很快就達到1萬或1萬2千人。這是一支隨時準備再逃到瑞士鄰國的大軍。所有鄰國的政府都慌張起來。
早就對瑞士聯邦表示不滿的奧地利，特別是普魯士，還有在這件事情上與瑞士聯邦毫無關係的俄國，都聲稱要派兵入侵瑞士的國土，還以受到革命威脅的各國政府的名義要派警察去瑞士。這是我們無法容忍的。
我首先試圖向瑞士講清道理，說服它不要對威脅視而不見，而要以當然的權利，把威脅鄰國安全的主要煽動分子驅逐出自己的國境。我反覆向瑞士聯邦駐巴黎的代表陳述：「你可以事先準備應向他們提出的正當要求，而如果各國宮廷提出不正當的或過分的要求，你可以指望法國來保衛你們。我們寧願冒戰爭的風險，也不叫你們受他們的壓迫和侮辱。但是，如果你們首先還不理解自己的處境，只想依靠你們自己，你們就自己獨自去抵抗歐洲吧！」我的這些話收效不大，因為瑞士人的自尊心和自負心是無比強大的。這個國家的農民沒有一個不堅信自己的國家能夠頂住世界上的一切君主和一切民族。我當時採取了另一種辦法，它使我得到更好的效果。我採取的辦法是，勸告收留了很多逃亡者的外國政府暫時不對逃往瑞士的所有逃亡者實施大赦，不准許犯了罪的所有逃亡者回到祖國。而在我們方面，則封鎖了國境，不讓逃亡者到瑞士後又想通過法國去英國和美國，其中包括沒有作惡的逃亡者和所有的煽動分子。因為所有的通道都被嚴密封鎖，所以這些最活躍的，至少對歐洲來說一般是最活躍的1萬或1萬2千名危險分子，都留在了瑞士。要養活他們，使他們有住處，甚至還得給他們錢花，因為他們得不到國內的接濟。這使瑞士人立即感到庇護權給他們帶來了麻煩。瑞士人想盡一切辦法使逃亡者中的著名領袖人物無限期地居留下來，以免這些人給鄰國造成危險，但革命者的軍隊實在不好處理。瑞士的一些最激進的州首先大聲疾呼，要求儘快把這些造成麻煩而又費錢養活的客人驅逐出境。但是，由於不事先驅逐在瑞士待得好好的革命領袖，外國政府就不可能同意為可以和願意離開瑞士的大批沒有作惡的逃亡者開放國境，而最後只好把革命領袖驅逐出境。為使這些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往歐洲各地，瑞士人採取了讓這些人自願離開瑞士的辦法，以減輕面臨的困難和少花點錢。人們對瑞士人的民主的特點沒有很好理解，它對外交問題往往持有非常模糊和非常錯誤的看法 【80】 ，只用國內的理由去解決國外的問題。
在瑞士出現這些情況時，德國的整個局勢也在發生變化。在各國人民反對政府的鬥爭之後，接著出現各國之間的君主的鬥爭。我以十分重視的態度和深表困惑的精神觀察著革命的新局面。
德國的革命不是像歐洲其餘國家那樣以一個簡單的原因發生的。它既來因於時代的一般精神，又來因於德國自己的統一理想。在目前這個階段，革命的鼓動宣傳雖然失敗了，但德國的統一理想並沒有被放棄，鼓舞這一理想的需求、回憶和激情仍然存在。普魯士國王把這一理想視為自己的專利，用它為自己服務。這位只有雄才而無大略的君主，一年來一直在對革命的恐畏和想利用革命的渴望之間游移不定。他竭盡全力和鼓足勇氣同時代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思想鬥爭；但他支持德國統一的思想，就像一個思想混亂的賭徒要孤注一擲，如果他敢於 【81】 實現他的願望，他就要用他的王位和生命去冒險。為什麼？因為他要粉碎現存的制度和君主（諸侯）的利益對建立中央政權必然進行的反抗，就得求援於人民的革命激情，而腓特烈·威廉如果得以利用人民，他本人不久就將被人民打倒。
只要法蘭克福議會保持其權威和權力，普魯士國王就要慎重對待它，並盡力利用它使自己成為新的帝國的首領。而當法蘭克福議會的信用掃地和無能為力的時候，普魯士國王便改變態度，但他統一德國的企圖未變。他試圖成為這個議會的繼承人，戰勝革命而實現德國統一的夢想，並利用德國的民主主義者來動搖所有君主（諸侯）的地位。為此，他邀請德國各邦的君主，同他們探討建立一個比1815年的聯邦更緊密的新的聯邦，以他為中心組成聯邦政府。作為回報，他要幫助這些君主在本國重建或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厭惡普魯士但又害怕革命的君主，大部分接受了普魯士向他們提出的這筆有利可圖的交易。奧地利認為這筆交易如果成功自己將被普魯士吞併，便只有提出抗議而沒有更好的反對辦法。德意志中部的兩個主要的君主國：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學習奧地利的做法，但德意志的中央部分和北部則加入了這個短命的聯邦。聯邦成立於1849年5月26日，史稱「三王同盟」。
於是，普魯士一舉統治了由梅梅爾到巴塞爾的廣大地區，轉瞬之間將2600萬或2700萬德意志人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出任外交部長以後不久。
我承認，看到這奇異的現象，起初我思想上掠過一種奇怪的想法，並馬上確信，總統在對外政策上並不像我最初以為的那麼愚蠢。這個本想長期壓抑我國的德國北部的宮廷同盟，後來破裂了。大陸上的兩個最大王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總是爭吵，幾乎處於戰爭狀態。難道我們要結成一個60年來沒有實現的親密而友好的同盟關係，從而或許能夠部分補償1815年的損失的時機還沒有來到嗎？但法國想在不被英國反對的條件下幫助腓特烈·威廉實現其野心，從而可以參與瓜分歐洲，這將引起一場可以導致重新劃分領土的大危機。
時代好像已為醞釀這種思想做好了準備，以致這種思想已經充滿德意志的幾位君主本人的頭腦。幾個強大的君主，只想以犧牲鄰國的辦法來改變國界和擴大權力。人民所患的革命病，也好像感染了政府。巴伐利亞的首相馮·普弗爾滕先生 【82】 對我國的大使說：「沒有可以由38個國家組成的聯邦。必須使許多國家降為附屬國。例如，在像巴登大公國這樣的國家裡，不使其中幾個力量相當強大的君主各自獨立，並隸屬於它，怎樣有望重建秩序呢？」他接著說：「如果這樣，內卡河流域就自然屬於他們了。」 【83】
至於我，歷來把這種想法視為夢想，所以立即把它丟棄了。
我很快就認識到：普魯士絕不可能，也絕不願意在外交上替我們斡旋；普魯士對於德意志其他國家的控制能力是穩定的，但也將是為時不長的；普魯士國王一遇到困難就會違反自己的諾言而拋棄我們，對他絕不能過於信任；特別是他的如此巨大、如此宏偉的計劃既不符合他的還不夠穩定的社會，又不符合他國內的比我國還混亂和危險的時期，更不符合他暫時擁有的、像我暫時當上部長的這種過渡的權力。
我面臨著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以後要不斷浮現在我的腦際，所以我現在先把它提出來。這個問題就是：法國的利益是強化還是削弱德意志聯邦的紐帶？換句話說，我們是要使德意志成為一定程度上的單一國家呢，還是要使它繼續作為由一些分散的人民和分散的君主合成的結合得不夠密切的集合體而存在下去呢？力圖使德意志一直分裂成大量的各自獨立的國家，是我國外交的舊傳統；顯而易見，這隻有在德意志背後僅有波蘭和半文明的俄國的時代才能實現。但在今天還能實行這一政策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取決於要回答另一個問題：俄國的存在對歐洲獨立造成的危險，在今天是真實的嗎？至於我，認為我們西方遲早不是被沙皇奴役就是受其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影響。所以認定我們的首要利益是支持全體德意志民族結成同盟，以對抗沙皇。世界的局勢變了，這使我們必須改變舊的方針，不要害怕幫助我們的鄰國強大起來，以便有朝一日能夠同我們一起反對共同的敵人。
俄國皇帝自己也清楚地看到，統一後的德國對他會造成什麼障礙。拉莫里西埃在他給我的親筆信中告訴我，沙皇有一天十分率直地和一貫高傲地對他說：「如果德意志一旦實現您比我還不願意見到的統一，則為了維持這一統一就需要一個能夠實行拿破崙本人都未能實現的事業的人物；但如果這個人物在德意志出現，而他們那些武裝起來的民眾又構成了威脅，則這種事態就與您和我都有關了。」
在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當時的形勢不能對它們作出決議，甚至無法進行審議，因為德意志本身正不可抗拒地退回舊的體制和舊的權力混亂狀態。法蘭克福議會試圖統一失敗了，國王試圖統一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把德意志的幾位君主推向腓特烈·威廉懷抱的，只是對革命的恐懼。隨著依靠普魯士人的努力把各地的革命鎮壓下去，人們不再恐懼革命，而聯合在普魯士之下的、可以稱之為普魯士的新臣民的各國君主，又想恢復自己的獨立。可惜，普魯士國王的雄心妨礙了他的初步成功達到最終的勝利。如果願意以大喻小，我想說普魯士的歷史與我國的歷史有點相似，而且同我國一樣，當普魯士國王在重建秩序並且因為重建了秩序時，他不得不遭到挫折。嘗到了普魯士霸權滋味的各國君主，不久就尋找機會擺脫這種霸權。使他們得到這種機會的是奧地利，奧地利在匈牙利取得勝利後，就以其巨大的力量和與自己有關的過去事件的緣由，而重新登上德意志問題的舞台。此事發生在1849年9月。在普魯士國王面對這個強大的對手，又看到它後面有俄國的時候，馬上就失去了勇氣，並像我預計的，逐漸地回到他昔日所扮演的角色。1815年的德意志聯邦機構重新取得了支配權，各邦的議會重開。不久，經過1848年的這整個強大運動，在全德意志只留下兩條明顯的痕跡：第一，小國越來越依附大君主國；第二，對封建制度的殘餘進行了致命的打擊，由人民完成的對封建制度的破壞得到君主們的追認。在德意志各地，封建地租的永久存在權，向領主繳納的什一稅，徭役，財產轉移稅，大部分貴族享有的狩獵權和司法權，全部廢除不得恢復 【84】 。王權恢復了，但貴族政治沒有重建 【85】 。
我早就確信我們對德意志的內部危機不會發生任何作用，所以儘量與互相鬥爭的各方保持良好的關係。我特別著意於與奧地利保持友誼關係。與奧地利的友誼，正如我在前面講述羅馬問題時所說的，對於我們是不可或缺的。我首先努力使奧地利與皮埃蒙特之間的長期談判得到良好的結果；我對這個問題之所以十分關心，是因為我相信：這個事件得不到正確的解決，這裡建立不起鞏固的和平，歐洲就安定不下來，隨時可能陷入巨大的危險。
皮埃蒙特自諾瓦拉戰役開始就與奧地利談判，但沒有成果。奧地利最初想讓皮埃蒙特接受一些無法接受的條件，而皮埃蒙特方面則要保留其命運不允許它放棄的要求。經過多次中斷的談判，在我出任外長的時候又重新開始。我們有相當多的重大理由切望和平儘快實現。只要簽不成和約，在歐洲什麼事情都不會得到最終的解決。全面的戰爭，隨時可能從大陸的這一小角引起。皮埃蒙特離我們很近，因而我們非常擔心皮埃蒙特失去其剛脫離奧地利而獲得的獨立，失去其新建立的使它同我們接近的立憲政體。如果再兵戎相見，這兩種實惠都將毀於一旦。
因此，我十分熱心地代表法國在雙方之間進行斡旋，以我認為最適合的語言勸說雙方和解。
對於奧地利，我一再向它解釋，叫它相信達成這樣的和約對於確保歐洲的全面和平是迫切需要的，並努力使它感到自己的要求有些過分。
對於皮埃蒙特，我向它指出我認為名譽和利益可以允許它作出讓步的幾個問題。我想盡一切辦法，事先叫它的政府清晰而準確地知道，它可以期待我們的支持，但不要抱有危險的幻想和作出有這種幻想的姿態 【86】 。我不準備詳述雙方爭執的事項，因為這在今天，已經毫無意義。我只想說，最後似乎可以達到意見一致，除了賠款以外再沒有什麼爭執。人們都這樣認為，而奧地利又通過它駐巴黎的大使轉告我們它一定採取妥協的態度。我已經確信和平就要實現，但就在這時，我獲悉奧地利的全權代表突然改變態度和腔調，在7月19日提出措辭十分強硬的、過於苛刻的最後通牒，限期在4天內回答。這4天過後，就等於宣布停戰失效，再起戰火。拉德茨基 【87】 元帥已經調集他的部隊，準備再赴戰場。這個消息同我們得到的和平保證完全相反，使我感到震驚和憤慨。奧地利高傲地、強暴地提出的過高要求，好像宣布和平不完全是奧地利的目的，奧地利還在考慮皮埃蒙特的獨立或許還有它的代議制度，因為只要義大利的這一地區有自由的空氣，奧地利就會感到它在義大利的其他地區也不安全。
我立即想到，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要不使最靠近我們的這個鄰國受到壓迫，不要讓奧地利軍隊開進保護我們的國界安全的鄰國的國土，不能容忍這個自1848年以來穩健地建立起自由的唯一國家的政治自由遭到破壞。我又發現，奧地利對我們採取的這種態度，表明它試圖欺騙我們，要想試探我們的忍耐心有多大，或按人們一般的說法，是想摸一摸我們的底。
我發現，這是我面臨的非常情況之一，它不僅危及我的外交部長職位（說真的，這不是大不了的冒險），而且危及法國的命運。於是，我在參加內閣會議的時候，就面臨的事態作了報告。
總統和所有的同僚，一致認為應當採取行動。馬上就以電報命令里昂的部隊向阿爾卑斯山麓集結。我回到家後，便親筆（因為外交上的軟弱無力的文件不適合當時的條件）寫了如下的信 【88】 ：
「如果奧地利政府堅持您昨日的電報中所說的要求，如果它脫離外交討論的範圍而宣布停戰失效，並試圖在都靈簽訂它所主張的那種和約，則皮埃蒙特可以指望得到我們不會拋棄它的保證。現在的局勢已不再是皮埃蒙特自發地拿起武器，不聽我們的勸告而發生諾瓦拉戰役之前的局勢。現在是奧地利沒有受到挑戰，而自己主動地採取行動。奧地利的要求的性質和它的行動的暴戾，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它不僅沒有把和平放在眼裡，而且在威脅皮埃蒙特的領土完整，或者說至少在威脅撒丁政府的獨立。
「我們不能讓這樣的試圖在我們的門前實現。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皮埃蒙特受到攻擊，我們將要保衛它。」
我還覺得應當把奧地利的代表——一位從外表和性格上看就非常狡猾的小外交官 【89】 找來，當面痛斥他一番。我認為，在我們這樣見面的場合表示憤怒是明智的，所以我便利用還不善於接見外交官的藏拙辦法，十分粗暴地 【90】 向他表示了我們的驚異和不滿，以致他向我抱怨他一生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非禮的接待。
在我方才略述的電報沒有到達都靈之前，雙方進行了和解的談判 【91】 。賠款問題也已經談妥，差不多是按我們事先擬好的措辭寫進和約。
奧地利政府唯恐拖延而加速談判，所以條件也放寬多了。
施瓦岑貝格公爵 【92】 給我送來為其本國辯解的各種說明和申辯。終於在8月6日簽訂了和約，使犯了許多錯誤和遭到不幸的皮埃蒙特喜出望外，因為和約給它帶來的好處將比它當初大膽提出的要求多得多。
當時，這個問題特別明顯地反映了英國的外交態度，尤其是反映了主持英國外交工作的帕默斯頓勳爵的態度。他的表現值得在這裡陳述。談判開始以來，英國政府就一直對奧地利極其憎惡，大力鼓舞皮埃蒙特絕不要接受奧地利強加給它的條件。在都靈，英國的這種態度更為明確。在做出方才所述的決定之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向英國通報這個決定，並勸說英國採取相同的步驟。於是，我向我國當時的駐倫敦大使德魯安·德·呂 【93】 發去電報，令他向帕默斯頓勳爵宣讀我的電報，並探聽這位外交大臣有什麼意向。德魯安·德·呂回答我說 【94】 ：「在我向帕默斯頓勳爵轉達您的決定和您給布瓦斯勒孔德的訓令時，他認真地聽了，表示非常同意。但在我對他說：『閣下，您現在看到我們想走到什麼地步了，您能不能告訴我你們自己打算走到什麼地步？』時，帕默斯頓勳爵當即回答說：『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利害與貴國政府不同，我們只準備給予皮埃蒙特政府以外交的支援和道義的支持。』」這不是象徵性的援助嗎！
英國，由於其法律的開明和舊習慣的強大力量而成為各國的革命逃亡者的避難地，但由於其自身的強大和孤立於我們當中的地位而引起各國君主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就不由自主地在歐洲大陸的內部事務上起了維護自由和正義的作用。英國喜歡指責甚至攻擊強者，維護和鼓勵弱者，但它這樣做的目的，好像只是為了顯示它的良好風度和證明它的良好理論 【95】 。一旦別的國家需要它保護時，它就給予道義上的支援。
關於這個問題，我願意做一個小結，即英國的這種做法總是得到很大的成功。皮埃蒙特人最後依然認為，只有英國幫助了他們，而我們法國幾乎把他們放棄了。在都靈，英國得到極大的好評，而法國受到深重的懷疑。國家也和人一樣，它愛自己獲得的名聲甚於愛它實際得到的好處 【96】 。
在走出這一艱難的處境之後，我們馬上又遇到一個危險的局面。我們遺憾地和擔心地觀察著匈牙利的局勢。這個不幸的國家的厄運，引起了我們的同情。俄國的干涉使奧地利轉瞬之間服從於沙皇，沙皇也由此逐漸插手處理歐洲的全部事務，這不能使我們愉快。但是，所有的事件都發生在我們的影響範圍之外，我們對此毫無辦法。我在致拉莫里西埃的訓令（1849年7月24日）中寫道：「我不必向您說我是以多麼激動而痛苦的心情觀察匈牙利事件的。遺憾的是，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作用只能是消極的，有關條約的條文和精神沒有給予我以干涉的任何權利，而且我們遠離戰爭舞台的地位，在法國事務和歐洲事務的目前情況下，也要求我們保持一定的克制。不能作有效的發言和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以致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有損我們的尊嚴，說了一些沒有實質內容的空話和表示了無法實現的良好願望。因此，在匈牙利事件上應做的事情，只限於仔細觀察事件的經過和研究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97】
眾所周知，力量不如敵人的匈牙利被打敗投降。匈牙利的主要領導人和幾位仗義幫助匈牙利的波蘭將軍，在8月末渡過多瑙河，來到維丁，要求土耳其保護。其中兩位主要人物：德姆賓斯基和科蘇特 【98】 ，從維丁給我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寫信 【99】 。這兩位領導人物的態度和精神面貌，從信上凸現出來：軍人的信寫得言簡意賅，而律師和演說家的信則冗長華麗。我想起這位先生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話：「我是善良的基督徒，我寧願選擇流亡的不可名狀的痛苦，而不選擇死的安息。」這兩位最後都要求法國的保護。
在兩位流亡者請求法國幫助期間，奧地利和俄國的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引渡他們的要求。奧地利是根據貝爾格勒條約提出要求的，但這項條約並未規定它有這項權利；俄國根據《庫楚克·凱納吉條約》（1774年7月10日）提出它的要求，但該條約關於引渡的條文十分含糊。總之，從根本上說，那不是人們所說的國際法，而是人們都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最常應用的大國的強權。它經常以行動和語言來表現。兩國的大使一開始就擺出要和平還是要戰爭的架式。他們根本不想討論，只要求土耳其回答：是或否，如果回答否，那就立即同土耳其斷絕一切外交關係。
土耳其的大臣們，對這種蠻橫的要求軟中有硬地回答說：土耳其是中立國家，國際法不允許它引渡逃亡在本國的流亡者，它要仿照奧地利和俄國曾拒絕引渡逃到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或比薩拉比亞亡命的叛亂的穆斯林的先例。土耳其的大臣們，抑制著自己的不滿表示，在多瑙河左岸可以做的事，也似乎可以在多瑙河右岸做。他們最後聲稱兩國的要求有違他們國家的榮譽和宗教，他們願意負責把流亡者監禁起來，把他們放到不可能為害的地方，但絕不想把他們引渡給劊子手。
我國的大使向我報告說：年輕的蘇丹昨天對奧地利的使節說，我雖然反對匈牙利的叛亂分子的行為，但我又不能目睹這些不幸的人走進死的邊緣。而且人道也不允許他把這些人引渡出境。大使的報告中附有土耳其首相雷希德巴夏 【100】 對我的傳話：「我為此失去權力，也感到自豪。」這位首相還用感動的語調說：「在我們的宗教中，凡要求憐憫的人，都應當得到憐憫。」這些話才像文明人和基督徒說的。而奧地利大使和俄國大使，則只要求誠實的土耳其人回答：要麼引渡流亡者，要麼走上很可能引起戰爭的斷交的道路。
穆斯林居民全體憤怒起來。他們讚揚和支持政府的做法。穆斯林的穆夫提拜訪我國的大使，對我們出於人道和正義而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這個問題一發生，土耳其政府就向法國和英國的大使求援。土耳其政府呼籲這兩個大國的輿論給予支持，請兩國政府幫助出主意，一旦那個北方大國採取威脅步驟，就宣布支持土耳其。兩國的大使立即回答說，他們認為奧地利和俄國的要求超出它們的權利，並鼓勵土耳其政府進行抵抗。
就在這個時候，沙皇的一位副官來到君士坦丁堡。他手持沙皇不辭辛勞親筆寫給蘇丹的信，要求引渡在匈牙利戰爭期間幫助匈牙利的波蘭人，以及以前曾經反對過俄軍的波蘭人。這種不光彩的做法，最後沒有達到它希望達到的目的，甚至沒有達到它想發動戰爭的目的。它使人感到奇怪：沙皇在這種情況下連為發動戰爭找藉口的獨特理由都沒有敢寫出來。拉莫里西埃的信里，有一段對這種原因寫得非常精闢，指出在歐洲邊緣的這個國家，輿論是不敢發表意見的，似乎在這個國家裡，人們既無能力，又無自己的機關報發表公眾的意見。
拉莫里西埃在這一段中對我說 【101】 ：「您知道，匈牙利戰爭是為支持奧地利而進行的，它既為民眾所憎惡，又被政府所輕視，是一場很不得人心的戰爭。它什麼好處也沒有帶來，白白花了8400萬法郎。俄國想把貝姆 【102】 、德姆賓斯基和在波蘭逮捕的其他波蘭人帶回去，以補償為戰爭而付出的犧牲。特別是在軍隊中，對這些人抱有真正的怒氣。這種滿足民族自尊心的願望，雖然有點野蠻，但在士兵和民眾中卻很高昂。皇帝雖然大權在握，但他也得重視他所依靠的和使他產生真正力量的群眾意願。在這裡，這不只是滿足他個人的自尊心的問題，而且也涉及這個國家的國民感情和軍人感情。」
毫無疑問，這一切構成了使沙皇採取我方才所說的野蠻行動的理由。拉齊維爾親王 【103】 把沙皇的信呈了上去，但什麼回答也沒有得到。土耳其蘇丹雖然要再接見他一次，但他以高傲的態度拒絕晉見，然後就離開回國。俄國和奧地利兩國的大使，隨後就正式聲明兩國皇帝同土耳其政府中斷一切外交關係。
土耳其政府在這樣的危機的形勢下採取了堅定不移的老練而謹慎的態度，可以與歐洲的一些經驗豐富的政府比美。土耳其蘇丹在拒絕兩國皇帝的要求（不，應該說是命令）的同時，還給沙皇寫了一封信，其中說他不願意同沙皇討論因對條約的解釋不同而產生的權利問題，而是向他致以友誼的問候，祝他幸福安康，希望他相信土耳其政府不會採取使他在世界上丟臉的措施。另外，蘇丹又重申他本人將把流亡者置於不能為害的狀態。阿卜杜勒·梅迪德派他國內最有能力和最賢明的人之一的福阿德·埃芬迪 【104】 帶著這封信親赴聖彼得堡。也向維也納寫了這樣一封信，但這封信是通過土耳其駐奧地利的大使交給奧地利皇帝的，這種一看就明白的小小差異，表明在請求兩國皇帝的同意方面有輕有重。這些情報在9月末便到了我的手裡。我首先考慮的是，要把這些情報轉給英國。我同時給我國的駐英大使寫了一封私人信件 【105】 ，我在信中對他說：
「對這個問題比我們還關心，而又不會置身於這個問題可能產生的糾紛之中的英國將要採取的行動，當然將對我們具有巨大的影響。要使英國政府明確而斷然地說出它要走到什麼地步 。我一直沒有忘記皮埃蒙特事件。如果英國想讓我們把事情講得明明白白，那它可以期待我們非常堅決。否則，我們可以搪塞。您要確實了解各類托雷黨人對這些事件持有什麼態度，這也特別重要。要知道，一個代議制政府，由於議會的支持變幻不定，執政黨的支持並不總是十分安全的。」
儘管局勢嚴峻，但英國政府的大臣們當時因國會休會而四散在各地，要想召集他們開會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為在這個世上唯一還由貴族統治的國家，大臣們大部分也是大地主，一般都是大貴族。他們這時都在自己的領地休養其疲於政務的身體。他們懶得離開領地。在這期間，英國的所有報刊，不分黨派，都搞得熱火朝天。它們怒斥俄奧兩國皇帝，煽動輿論支持土耳其人。受這種熱浪衝擊的英國政府，立即決定了自己的方針。它宣稱，問題不只關係到蘇丹 【106】 ，而且關係到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 【107】 。於是，英國政府決定：一、派使者去俄國和奧地利；二、令地中海艦隊開赴達達尼爾海峽，以增強蘇丹的信心，必要時保衛君士坦丁堡。英國政府要求我們採取同樣的行動和與它共同行動。當天晚上，它就下達了出動英國艦隊的命令。
得到這些最後決定的消息，給我帶來很大困惑 【108】 ，但我立即感到必須承認我國大使採取的勇敢行動，支持土耳其蘇丹 【109】 ；而至於動武的做法，我並不認為動用武力是明智之策。英國人約我們與他們一起行動，但我們的立場同他們的完全不同。使用武力保衛蘇丹，英國是拿它的艦隊冒險，而我們則是拿自己的生存冒險。在這樣的非常局勢下，英國的大臣們可以指望他們將得到國會和國民的支持，而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問題發展到戰爭，則很可能被議會，甚至全國人民所拋棄，國內的貧困和危機這時會成為超過其他一切的現實問題。我還認為，這時進行強制不但無助於我們實現自己的任務，反而會發生破壞作用。要知道，問題在於俄國（我認為奧地利對俄國只起幫凶作用），如果它要突然提出占領土耳其後分割東方的問題（我實在難以想像它會提出這個問題），則我們派遣艦隊也阻止不了這個危機；如果它只是表現得很兇，而實際上是發泄它對波蘭人的憤恨，我們不但難以依靠艦隊阻止沙皇，反而會因為他感到發泄不滿時失去面子，而使危機更加嚴重。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想法參加內閣會議的，但我在會議上立即得知，總統已經發出出動艦隊的命令，而且像他在命令中所說的，艦隊已經出發了。總統的這個決心是受英國大使諾曼比 【110】 勳爵的影響而作出的。這位有18世紀風度的英國外交官深受路易·拿破崙的信賴，同路易·拿破崙的情婦霍華德 【111】 小姐一起生活，甚至叫他的夫人來陪伴他們。正確地說，路易·拿破崙的這個情婦應該是他最寵愛的情婦，因為他同時擁有好幾個情婦。我的大部分同僚同路易·拿破崙一樣，也認為我們應當答應英國急速共同行動，派我國的艦隊去達達尼爾海峽。
由於不能推遲我認為不夠成熟的這個方案，我提議至少在執行它之前 【112】 應當派人去詢問一下法盧的意見。法盧當時由於操勞過度暫時離開巴黎，在鄉下休養。朗瑞內承擔了這項任務，到鄉下去見了法盧，向他說明了事情的原委。他回來向我們報告說，法盧毫不遲疑地表示同意派艦隊出征。於是，立即下達派艦隊出征的命令。但是，法盧在這之前既未同多數派的領袖，又未同他的友人商量，甚至沒有很好地考慮他的這種表態的後果。這種思考不周的活動，是他時常有的，因為在教育和生活習慣使他養成善於盤算，甚至耍兩面手法之前，他的天性就已使他輕率而冒失了 【113】 。大概他在向朗瑞內表示意見之後，又從其他人那裡得到不同的建議，或自己作出與發表的意見完全不同的反思。因此他給我寫了一封很長而又表達混亂的信 【114】 ，其中極力辯解他沒有很好理解朗瑞內的意思（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誰都知道朗瑞內的言行是最清楚和最明了的），而且對問題又不許作含糊其辭的回答。他又回到他原來的觀點，但努力推脫自己的責任。我立即寫了如下的便函，對他作了回答：
「親愛的同僚！內閣的決定已經作出。現在，除了等待事件的發展之外，再沒有什麼可做的了。而且，關於這個問題，全體閣僚都負同一的責任，這裡沒有個人的責任。我雖不同意所採取的措施，但措施既已通過，我就義無反顧地擁護。」 【115】
在對法盧進行這樣安慰的同時，我對自己的任務總是有極為不安和甚為困惑的感覺。我對維也納的反應一點也不感到不安。但是，在行為上如此粗暴地、在言詞上如此不容置疑地對待蘇丹，並想對我們對其虛榮心的指責魯莽地碰一碰的沙皇，想幹什麼呢？幸虧我在聖彼得堡和維也納各有一位精幹的外交官，他們可以使我對發生的事情心明眼亮。我命令他們 【116】 ：「要精心處理問題，要留意我們對手的自尊心而不使他們反對我們，要避免同英國的大使發生過於親密和過於露骨的關係，因為他們的政府是你們所在國家的嫌惡對象，但你們要與英國的大使保持正常的良好關係。為了獲得成功，要表示友誼，而不必畏縮。要真實地顯示我們的立場，我們不要戰爭，我們厭惡戰爭。我們害怕戰爭，但我們不能讓自己丟臉。土耳其政府要我們提建議時，我們不能勸他們做卑鄙可恥的事情。當土耳其政府表現出來的勇氣，使我們認為可能帶來災難的時候，也不能拒絕他們要求的援助。因此，我們要準備好擺脫困難的手段。科蘇特的生命值得發動全面戰爭嗎？東方問題在這個時候以這種方式表現出來不是出於列強的利益嗎？不能找到一個不傷全世界名譽的折衷辦法嗎？人們最終希望什麼呢？人們不想叫一些可恨的惡魔投降嗎？這的確不值得引起重大的紛爭。如果這是一個藉口，而在這個問題的深處，事實上存在著向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伸手的野心，就將決定著一場有人希望的全面戰爭，因為我們這樣的一些極端的和平主義者也不能不拿出劍來而聽任君士坦丁堡陷落。」
幸虧在這項訓令到達聖彼得堡時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拉莫里西埃在沒有接到訓令前就採取了適當的行動。他在這種情況下採取的慎重而有理有節的行動，使不了解他的人感到驚訝，但我一點兒也不驚異。我知道他的性格是急躁的，但在所有的外交中最難處理的阿拉伯外交中培養起來的他的精神卻是審慎、洗鍊甚至巧妙的。
拉莫里西埃一從俄國的直接渠道聽到紛爭的消息 【117】 ，就迅速地、非常激動地表明了他對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事情的態度；他的語氣雖然柔和，但不乏譴責的味道。他注意自己是正式的外交代表，避免採取威脅的語氣。他既要同英國的大使步調一致，又要留意不陷入共同行動之中。當福阿德·埃芬迪帶著阿卜杜勒·梅迪德的信來見他時，他秘密地轉告說，他不能會見他，以免影響會談的成功，但土耳其可以指望法國的援助。
他得到土耳其蘇丹派來的使者的極好協助，這位使者聰明機智，思維敏捷。儘管土耳其蘇丹已要求法國和英國的支持，但福阿德·埃芬迪到達聖彼得堡後，並沒有要求去會見這兩個國家的代表。在他沒有向沙皇表達他的自由意志之前，他拒絕會見任何人。他說，他的使命的成功全憑沙皇的一句話。
沙皇看到他的威脅沒有成功，事態沒有按照他的預期發展，自然十分不快，但他能夠克制自己，沒有發作。儘管不久以前他順便說過，「奧斯曼帝國已經死了，剩下來的事情只是安排出殯下葬了」，但他的內心深處還不想把東方問題明挑出來。
以發動戰爭來迫使蘇丹引渡投靠他的避難者和指責他違反國際法，是十分困難的。在這個問題上，沙皇得到本國人民的野蠻的激情的支持，但卻受到整個文明世界的輿論的抨擊。他已經知道英國和法國的反應。沙皇在還有時間對蘇丹施壓之前，就決定了讓步。於是，這位大帝在他的臣民，甚至外國人的深為驚異之下退卻了。他召見了福阿德·埃芬迪，撤回了他對蘇丹提出的要求。奧地利緊跟其後，學習沙皇的做法。帕默斯頓勳爵的照會到達聖彼得堡時，整個事情就結束了。最好的結果是任何方面都沒有意見，但在這個問題上，法國所要的只是成功，而英國的內閣，除了成功之外，還要好名聲。為了激勵國內的民心，得個好名聲是必要的。英國大使布魯姆菲爾德勳爵在沙皇的決定公布後次日，便前往會見俄國外交大臣涅謝爾羅迭伯爵，雖受到冷淡接待 【118】 ，但還是向他宣讀了帕默斯頓勳爵的照會。照會以謙恭的而非強硬的口氣要求俄國不要強制蘇丹引渡流亡者。——俄國回答說，它很難理解這項要求的目的和對象，這個問題好像得到解決，但它與英國沒有任何關係。布魯姆菲爾德勳爵問他事情已處理到什麼地步。涅謝爾羅迭伯爵高傲地拒絕回答，而且什麼理由也沒有說。他說：「因為這樣就要承認英國有權干涉與其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務的權利。」英國大使堅決要求把照會的副本留在涅謝爾羅迭的手裡，他最初拒絕，後來很不情願地留了下來，但他無精打采地說，要答覆這個長得驚人的照會將要使人疲憊不堪，然後將英國大使打發走。這位大臣最後說：「法國已向我說了這件事。但它說得更早、更好。」
在我們獲悉這個危險的糾紛終於解決的時候，即在看到原來懸而未決的兩個影響世界和平的重大外交問題：皮埃蒙特戰爭和匈牙利戰爭有幸解決之後，我們的內閣也就要垮台了。
注 釋
【1】 關於這「前一段時期」中間的活動，見本書《附錄》所收的文章。
【2】 1849年4月末，托克維爾得到機會休養，攜妻子到萊茵河對岸旅遊。在法蘭克福，他目睹了當地國民議會的垂死掙扎（見《附錄》Ⅳ）。他不在國內期間，國內發生了兩件他反對的事：向羅馬出兵和選舉立法議會。
撒丁國王查理·阿爾貝於1849年3月23日在諾瓦拉的慘敗，給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帶來致命的打擊，但也是這個半島即將出現強烈的反抗的信號。人們焦急地看到已經占領波河谷地的奧地利人，即將進軍羅馬，推翻1849年2月9日宣布成立的共和國，迎接為躲避革命者的暴力而去那不勒斯王國境內的加埃塔避難的教皇庇護回羅馬。但是，法國不能容忍奧地利人占領羅馬，於是出兵干涉。1849年4月25日，一支法國小部隊在烏迪諾將軍的指揮下在奇維塔韋基亞登陸。這次遠征的目的是什麼呢？各派都以自己的觀點為這一行動辯解。其中，一個含糊其辭的說法是：要趕走奧地利的占領軍，成為這一嚴重糾紛的理由，並被各派所接受。但是，右派還是希望恢復教皇在這個國家的世俗權力，而左派則不願意支持法蘭西共和國對姊妹共和國的干涉。
就在這時候，1849年5月13日舉行了準備代替制憲議會的立法議會的選舉。一年之間，局勢就完全變了。曾是1848年4月的勝利者的右翼共和派，在1849年5月成了敗北者。他們當選的代表還不到80人，極「左」的激進分子和社會主義者，獲得出乎一切人意料的成功，共得150個席位。山嶽派、天主教保守派和秩序黨聯合起來控制了普瓦提埃地區選舉委員會，獲得將近500個席位。
在這次使保守派獲得絕對優勢的選舉之後，烏迪諾將軍的舉措便清晰地表現他反對羅馬的革命政府。最初在4月30日大敗於羅馬城下的法國，6月初又開始採取軍事行動。6月3日，法國軍隊圍攻羅馬，激戰1個月後，羅馬於7月2日被占領。
【3】 不是因為我的觀點
【4】 托克維爾的名字，同時出現在民主派和保守派兩派的候選人名單上。他得票最多，在94500張票中得票82500張，總投票人數中有將近一半棄權，超過保守派的總投票人數。見Ch. H. 普達斯，前引書第31頁。
【5】 有時我覺得，我見到的人心變化，比政治上發生的變化大得無限。
【6】 規律
【7】 萊昂·福舍（1803—1854），記者和經濟學家，1846年當選為眾議員，屬於左翼中心。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議員。在第一次巴羅內閣中先任公共工程部部長，後任內政部部長（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4日），在第二次巴羅內閣（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中留任內政部部長。
【8】 這個委員會是為支持秩序黨競選立法議會而由保守派集結王朝派和天主教派成立的聯合委員會。
【9】 ［他要求我們，不，應該說他懇求我們成為他的同僚。］：這句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10】 這一切問題，使已經出現的實施細節產生困難。
【11】 在團隊精神和軍紀的壓力下
【12】 註：選舉在6月1日舉行，托克維爾在597票中以336票當選。
【13】 阿爾弗雷德·德·法盧伯爵（1811—1886），1846年當選為正統派眾議員。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議員。巴羅的兩次內閣的國民教育部長（1848年12月20日—1849年10月31日）。他以天主教的最熱情捍衛者之一而著稱，也是1850年的教育自由法的創案人。
【14】 在這下面，原稿里留出幾行空白。下面引述的對話記錄，是安德烈·雅爾丹從托克維爾的文件中發現的。
1849年5月
在我接受入閣的要求的前夜，我和里韋在與朋友們會餐時的對話記錄。
「要對梯也爾和莫萊關閉內閣的大門。否則將會遭到背叛。至於法盧，如對他開門，也會遭到背叛。」
「對聯合的一般看法和對我個人的看法，您有什麼要說的？」
「我認為聯合是危險的，對你要接受的任務我很猶豫。對法盧和尚加尼埃，都要特別小心！至於外交問題，我認為所有的反對派都把目光投在這裡。您幹不了巴斯蒂德那樣的工作。」
「您覺得由帕西擔任外交部長，而由我代替法盧現在的職務的組合如何？」
「因為您覺得自己出任外交部長比帕西好，所以我不敢說什麼。但是，他已經捲入現在的競爭熱潮，而您還是局外人。」
經安·雅爾丹查證，上述對話的「提問」部分為托克維爾的手筆，而「回答」部分是里韋的字跡。
【15】 氣質
【16】 路易·約瑟夫·比費（1818—1898），律師，孚日省的制憲議會代表，後為立法議會的代表，在議會中支持右翼。第一次巴羅內閣的農商部長（1848年12月29日—1849年6月2日），在福舍內閣仍任農商部長（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
【17】 使我認為他像一隻慌慌張張跑回自己窩的母雞，但發現窩裡除了自己的小雛還有別人的小雛。結果不得不變相放棄，而實際上是接受 。
【18】 伊波利特·帕西（1793—1880），經濟學家，眾議員，七月王朝時期的大臣和貴族院議員。立法議會代表。
呂利埃爾將軍（1797—1862），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代表。
特拉西（1781—1864），復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的眾議員，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代表。
關於拉克羅斯，見第71頁注【101】。
【19】 1848年12月至1849年6月2日的內閣。
【20】 在欄外用鉛筆寫道：沒有像他這樣安心地沉湎於達觀的幻想的人。
【21】 尼古拉·尚加尼埃（1793—1877），將軍，在阿爾及利亞立過戰功。塞納省的制憲議會代表，後在立法議會連任。被卡芬雅克任命為國民自衛軍和巴黎正規部隊總司令，鎮壓1849年6月13日的起義。他的總司令職務在1851年1月9日被撤。
【22】 欄外旁註：在我描述法盧與迪福爾的爭吵時，他或許就是完全如此。
【23】 而人心曖昧和多變的世界
【24】 對立關係
【25】 明智的人
【26】 都更令人不快
【27】 妓女
【28】 雇用
【29】 染上霍亂，死於1849年6月10日。
【30】 欄外旁註：我認為，他們的行動出自一時的衝動，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在面臨內戰中他們停步了。
【31】 而今天，多數派則是狂怒。
【32】 欄外旁註：後來知道，這是各派領袖們昨天夜裡準備的。
【33】 ［至於我，我更喜歡他能有更英勇的表現。在我看來，他所有的缺欠在今天都成了長處。］：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34】 即皮埃爾·勒魯。
【35】 主要是出於願望而不是出於思想觀點參加造反的民眾
【36】 那種也很簡單的事情
【37】 以純真的直率語言
【38】 欄外旁註：在這裡，或許可以加一段前言，以說明我們的次要目的。
【39】 沒有內閣其他部長的同意
【40】 ［這個黨派會造成許多麻煩］：這句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41】 在原稿中，日期是空白的。
【42】 ［這些成員之間仍然存在的聯繫紐帶是看不見的。但非常緊密，以致我發現同這些在利害關係和觀點方向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紳士達成協議，比同與我們的觀點一致而利害關係又相似的資產階級達成協議要容易百倍。在第一種場合，我與他們雖然意見有分歧，但我至少能夠說我要說的話，並從本能上知道可以說什麼和應當說什麼。］：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43】 矇騙的人
【44】 圖謀
【45】 真誠
【46】 不看他一眼，或者以一種責怪的斜視目光掃他一眼。
【47】 這位昂熱省省長叫博爾第戎，1849年調到格列諾布爾，不久後被撤職。法在他的《一個保王黨人的回憶錄》（共2卷，巴黎，1888）中提出一個與此略有不同的法（第1卷第1章，第499頁）。
【48】 ［他曾擔任卡芬雅克內閣的內政部長。有幾個必須被免職的工作人員又被他錄用或至少保留了原職。他的虛榮心使他保護了這些人，而這些人的誹謗者使他產生疑心，又足以使他下決心抵制這些誹謗者的叫罵，他也抵制了這些叫罵。他不久就使自己成了他們這些人攻擊的目標，他們不敢在講壇上同他斗，因為在講壇上他是辯論的高手。但他們背地裡在走廊的陰暗角落不斷攻擊他。而我不久也發現，一場攻擊他的暴風雨即將來臨。］：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49】 獨身生活
【50】 欄外旁註：這一段太長了，準備對這一段的後半部分另行處理。
【51】 異文 ：他年青時期勤奮努力，思想內向，幾乎有點孤僻。儘管他後來學到如何理解群眾的理智。但仍然是孤僻的、拘板的，總是以懷疑的眼光看人。［他參加政治活動後，稍微改變了他的習慣。他不僅同各種陰謀活動離得遠遠的，而且不與政黨接觸。他勤於工作，但不願意與人往來。他厭惡議會活動，害怕議會的講壇，但這個講壇是他發揮作用的唯一地方。他有自己的野心，但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認為與其說是管理政治，不如說是控制政治。他40歲時，與一位長相併不漂亮但他喜歡的女人結婚（我認為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女人），這個女人是值得他敬重和愛戀的。這樁婚姻只是給他的孤僻帶來新的形式。於是，他留在家裡，不再孤獨生活，但也時常離開家裡。］帶方括號部分被圈起來，預定刪掉。
【52】 維克多·卡斯特拉內伯爵（1788—1862），復辟時期為旅長，七月王朝時期為少將和貴族，第二帝國時期為法國元帥和貴族院議員。
【53】 1848年7月1日，歐仁·布里索·瓦爾維爾出任辦公室主任。
【54】 ［但是，他們對於不是他們推舉的和拒絕作他們的工具的部長們的工作表示不滿。］：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55】 最好只請他們做他的監護人
【56】 ［他們在責任內閣旁邊成立一個秘密內閣。］：這句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57】 欄外旁註：絕對有必要著重指出，我們的擔心因總統需要錢而更加有根據了。在做夢都想弄錢的激情的驅動下，他走上冒險的道路，而且這種激情也使他喜歡過舒適而物質享受豐富的生活。他想充實他的揮金如土的奢侈生活。
【58】 ［但我認為，這不等於完全沒有下文，因為我不久發現他有雙重人格。第一個人格是他昔日的陰謀家、相信命運的夢想家的人格，認為命中注定他要成為法國的主人並因此再成為歐洲的主人。第二個人格是享樂主義的人格，這使他除了從容不迫地享受由現有的地位輕易得到的新的安樂生活之外，還不斷夢想有朝一日高升。這兩種人格在他身上輪流地交換，但每一次時間都不太長。］：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59】 有必要說一說博蒙的逸事。他是我所說的急公好義的典型，也為我所作的敘述提供過證據。或許應當放棄這個主意。
【60】 這裡關於博蒙的段落在書報檢查時被刪去。
【61】 法國軍隊進入羅馬後，便著手回復羅馬教廷的權力，但一開始便遇到困難。庇護九世不聽人們一再向他提出的建議，不同意進行他在巴黎答應的自由主義改革。路易·拿破崙對於用法國部隊去復辟義大利的反動政權的想法十分反感。這個對於擔任外交部長的托克維爾來說十分重大而複雜的羅馬問題，為路易·拿破崙接近議會中的保守派多數提供了機會。因此，路易·拿破崙也發現部長們不太順從他的意志。最後，他要求內閣集體辭職。1849年10月31日，內閣向他提出辭呈。關於托克維爾與羅馬問題，請參看：外交部圖書館的保守分子莫理斯·德格羅的《回憶錄》中的《托克維爾及其與羅馬問題》一節（1859—1959百年紀念叢書，巴黎，1960年）；A. B. 迪夫和M. 德格羅的《外國人占領下的羅馬和教廷國》中的《致加利耶上校的信》（1849年7月—1850年3月），巴黎，Imp. Nat., 1950年；《托克維爾全集》第9卷中托克維爾與戈比諾的通信。關於內閣的倒台，可參看奧迪龍·巴羅的《遺著回憶錄》第3卷。
【62】 現在，我回過頭來，敘述這個問題中與我有關的部分。
【63】 能幹的工作人員
【64】 就感到著急和混亂而困惑
【65】 我的精神的弱點不是羞怯而是自豪
我的精神的弱點是羞怯之心大大少於自豪心。［我害怕平凡甚於毀滅。］：括號內的一句被圈起來，預定刪掉。
【66】 ［由於他們的野心或貪慾，自然要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67】 欄外旁註：我在這裡需要聲明，希望大家知道我並沒有有系統地 請教他們，我只是採納了一些我認為好的建議，但我以為有義務拒絕更多的在我看來是從黨派利益出發或由懦弱的人提出的建議。例如，在1840年執行過蠻幹政策，以後就只想按照自己的習慣執行政策的梯也爾先生，出於無限寬容精神對我說……（我去努力回想這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
【68】 在我向他說明事態的真實情況的細節時
【69】 維克多·菲亞蘭·德·佩爾西尼（1808—1872），路易·拿破崙年輕時代的夥伴，1848年成為拿破崙派的最積極的成員之一。當選為立法議會的代表，曾暫時出使德意志（1849），1881年12月2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
【70】 欄外旁註：對於德意志的整體情況，我在法蘭克福旅遊期間自然作了仔細觀察。
【71】 夏爾·菲蘭傑里（1786—1867），那不勒斯的將軍，寫過關於1848年和1849年西西里島叛亂的著作。
【72】 無政府主義者
【73】 21日
【74】 人們把這個原則當做政治制度的基礎，或用它裝飾政治制度，但它總是存在於某個地方。
【75】 實際上不是
【76】 我們法國未能承擔
【77】 ［而且，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我們將被拖入一些道德原則的戰爭，為了避免徵服，我們不得不騰出手來制服革命的狂暴。在兩個極端的政黨之間，既沒有想要共同行動的偉大設想，又沒有即時行動的偉大聯盟。］：這段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78】 下面的一長段，是托克維爾準備刪去的，因為他寫道，「這一大段，會破壞行文」：
在對我所述的一切進行深思熟慮以後，我選定了兩個行動準則。它們在我擔任外長期間對我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認為以後對負責指導我們現在的法國外交工作的人也將有很大作用。
第一個行動準則是：毫無保留地與國外的革命黨斷絕關係，因為我們不能採用黎塞留的那種在法國打擊新教而在德國幫助新教復興的政策。但同時他又決定不能隨便否定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和寬恕的諸項原則，鼓勵恢復秩序，不激勵舊政權時期的激情，而且他認為這種激情是不可能消滅的，因為在法國，當人們都在為革命而戰鬥的時候，作為人民的精神風貌特點的自由風氣是不會消失的。當然，法國的自由風氣本身不會使法國將來被人征服，因為只有放肆才能使共和政府失去人心，而自由風氣至少會對共和政體有用，直到它可能使人們害怕共和政體之前會使共和政體受到尊重。
第二個行動準則是：不做顯然超出我們的能力的事，不做我們做不了的事，絕不逞強支持我們支持不了的事，絕不進行我們無力進行的威脅。一句話，保持好我們現在所能占據的地位，而不要指望將來。我們在世界中的現實地位不再讓我們居於前排，但我們能夠堅守在前排。在人們議論我們的地位時，我們也要不顧一切地堅持在前排。如果總統和議會認為我礙事，可以馬上把我辭掉。我在初次接見外國大使時，我對他們說：「我不是職業外交家，我想向諸位說的，從頭至尾都不離開主題。我知道，法國已不能再控制歐洲了，也不想預測歐洲未來會出現什麼事件。因此，我們對歐洲沒有任何企圖。請大家記住，我們完全聽任你們在我們國門以外的事務上自由行動，甚至不想在這方面有所動作以顯示我們的重要性和我們要參加競爭。但對我們周圍的鄰國和與我們有直接關係的問題，我們有權施加不僅重大的而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絕不參與歐洲的其他部分以及一些公國、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問題。但在比利時、瑞士和皮埃蒙特，我警告你們不要進行任何與我們的意見不同和引起我們爭執的活動。對於我們不僅根據有關的協定而且出於戰爭的需要而可行使我們的權力的國外土地，我們要冒一切風險加以保護。我不想掩蓋，在這時候進行對外戰爭，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和十分危險的，而且會引起社會秩序大亂，使我們的財產和生活受到嚴重損失。但請你們注意，即使在我方才說的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將走上戰爭的道路。你們至少應當相信，如果總統和議會不讓我像現在這樣走下去，我將辭職。」
我對派往各國的我國外交官，總是以這樣的話來叮囑他們。
【79】 這個註裡的第二段，曾被托克維爾刪去，並說「至少對於讀者來說，或許應當刪去」。但在第一版時，又被編者加了進來。
再也沒有比這些革命家的行為更卑鄙的了。在暴亂開始的時候驅逐了或殺死了他們的長官的工兵，而見到普魯士軍隊就逃跑了。帶頭鬧事的人，不去指揮防衛戰，只是互相指責和非難，並在掠奪公有財產和國家的錢財之後逃往瑞士去了。
在鬥爭進行期間，我們堅持不讓暴亂者從法國得到任何援助的方針。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渡過萊茵河，來到我國避難，但我們把他們解除武裝監禁起來。正像可以不難預想的那樣，勝利者馬上實行了勝利後的暴行。被抓進監獄裡的人大多數被處死，一切自由被無限期地禁止，剛剛重建的政府也被置於嚴格的監護之下。我不久發現，法國駐大公國的代表不僅不去制止這種暴行，而且認為那裡發生的事情是好事。我立即致函對他說：「先生，我聽說有許多人被軍隊處死，還有許多人被宣判死刑，我不理解這些事情為何沒有引起你的注意，你為何不設法阻止，即使沒有接到我的指示，你也可以加以阻止。我們應當在盡力不參與鬥爭的範圍內協助平息暴亂。我們尤其希望，有我們協助的勝利，不要被法國一向譴責的和總是認為惡劣的、不策略的強暴行為所玷辱。有一個我們十分關心，而你或許不像我們這樣關心的問題。我想說的是，關於大公國的政治制度問題。請不要忘記，共和國政府的目的是幫助這個國家清除無政府狀態，但又不助長它破壞自由。我們絕不能幫助它恢復違反自由的制度。立憲君主國需要我們在法國的周圍建立或維持一批自由國家。共和政體更需要我們負起這項責任。政府要求在那裡的每個外交官，必須忠實地按照我們的緊急需要與政府保持步調一致。請去晉見大公，讓他理解法國的想法。絕不允許在鄰近我們的邊界建立一個由普魯士控制的州，也不允許以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去代替獨立的立憲的君主國。」
不久以後，停止了屠殺和處決。大公聲稱他接受和決心維護立憲體制。這時，凡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因為統治都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普魯士人成了真正的主人。］：括號內的文字被圈起來，預定刪掉。
【80】 ［往往不了解對手的甚至自己的真實狀況。］：這句話在原稿中用筆圈起來，預定刪掉。
【81】 如果他曾經敢於
【82】 馮·普弗爾滕（1811—1880），巴伐利亞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
【83】 托克維爾註：1849年9月7日電報。
【84】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10日博蒙發自維也納的個人書簡。——1849年7月23日勒費布爾先生髮自慕尼黑的電報。
【85】 在這個註裡，還有第三段，後來被托克維爾刪去。他寫道：「我想刪掉，或加注說明，因為它切斷了我的思路。」在《回憶錄》的第一版中，編者曾把刪去的第三段加在註裡。
我一開始就曾預見，奧地利和普魯士不久就將回到舊的道路上去，相繼受到俄國的影響。我在方才敘述的事件發生之前很久，即7月24日發給我們的一位途經德意志的大使的訓令中，就已提到這個預見。也像我發出的其他許多電報一樣，這個訓令是我親筆寫的。其內容如下：
「我知道，這種折磨著整個歐洲舊社會的疾病是不可救藥的，它的病徵可能有所不同，但它的本質到處是一樣的；歐洲的所有舊政權，都將或早或晚地受到政變或破壞的威脅。但我不願意放棄下述想法：最近發生的事件不會使全歐洲的權威加強。在共同防衛的利益的壓力下，在最近發生的事件的共同影響下，俄國並非不可能不願意和不能協助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和解，不願意和不能使奧地利與普魯士接近，而整個強大運動依然在推進以犧牲二流政府和公民的自由為條件的三個君主國在原則問題上的新同盟。請您根據這個觀點來考察形勢，並匯報考察的結果。」
【86】 托克維爾註：1849年7月4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電報。
欄外旁註：我認為需要注出電報的內容：
「奧地利皇帝陛下政府給皮埃蒙特規定的各項條件，無疑是嚴酷的，但並沒有威脅這個王國的領土完整和它的榮譽。這些條件既未剝奪王國應當保存的力量，又未剝奪它對歐洲的一般政局和特別是對義大利的政局應當發生的正當作用。奧地利要求它簽署的協定，無疑使它感到不痛快，但它又不是災難性的，而且在戰爭狀態宣布結束以後，它就不會遇到因害怕而自然產生的一切問題了。
「法國過去和現在都不遺餘力地去促使這個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今後，法國將堅持主張奧地利政府進行它認為不僅符合皮埃蒙特的利益，而且有利於永遠和容易保持全面和平的改革；法國還期望利用外交可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來取得這樣的結果，但它的期望不會超過這個範圍。法國並不認為，把問題提出來，皮埃蒙特的利益得到保證，就萬事大吉了。由於法國持有這種堅定而成熟的看法，所以它要毫不遲疑地向他們解釋這一看法。要使他們默默地相信一些緊急的決定不會使他們上當受騙；要暗示他們，不要指望得不到法令支持的行動能通過命令而實行或直接推行。簡而言之，不要這樣做，不要自己作出擔保，不要擔保而後又不承認和不想承認。這就是一個政府能夠單獨實行的我認為是慎重而適中的工作方法。
「先生，您可能記得，在我蒙總統先生的信任而出任此職時，共和國政府並沒有受到這樣的譴責。它除了自己準備實行的事情以外，什麼也沒有宣布；它除了自己決定的事情以外，什麼也沒有承諾。這樣，它既可以自豪地事先宣布它不想做什麼，又可以迅速而有力地執行它宣布要實行的事情。」
「希望您向阿澤利奧先生詳述這封電報的內容。」
馬西莫·塔帕雷利·阿澤利奧侯爵（1798—1866），皮埃蒙特王國1849年議會主席。
【87】 拉德茨基伯爵（1766—1858），奧地利的陸軍元帥，在義大利的北部建立起奧地利的統治，在諾瓦拉戰役中擊敗皮埃蒙特軍隊（1849年3月23日）。
【88】 托克維爾註：1849年7月25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信。
布瓦斯勒孔德生於1799年，起初在軍隊中工作，1848年2月出任拉馬丁內閣秘書長，3月被任命駐都靈大使，後轉任駐那不勒斯大使，1849年10月為駐華盛頓大使。
【89】 亞歷山大·馮·休伯納男爵（1811—1892），1849年在巴黎負責奧地利的外交事務，同年9月被任命為駐法大使。
【90】 以粗暴而激烈的措辭
【91】 雙方幾乎要締結和約
【92】 施瓦岑貝格公爵（1800—1852），奧地利國務活動家，出任首相後把革命鎮壓下去，恢復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權威。他制服了匈牙利的造反，抵制了普魯士的要求，使奧地利在德意志的原有優勢得到恢復。
【93】 愛德華·德魯安·德·呂（1805—1881），外交家，七月王朝時期眾議院的自由反對派議員，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代表，曾任第一次巴羅內閣（1848年12月20日—1849年6月2日）的外長，後來出任駐倫敦大使。
【94】 托克維爾註：1849年7月25日和26日電報。
【95】 顯示它的良好作風和它所論述的良好理論
【96】 恭維它的精神好於給予它以利益
【97】 托克維爾註：似乎應當加注。
【98】 亨利·德姆賓斯基（1791—1864），波蘭將軍，1849年任匈牙利起義軍司令。
拉約什·科蘇特（1802—1894），匈牙利愛國者，1848年人民起義的領導者之一，起義失敗後逃往土耳其，被監禁到1851年。
【99】 托克維爾註：8月22日和24日來信。
【100】 穆斯塔法·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外交大臣，在1846年和1856年間多次出任首相。
【101】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來信。
【102】 約瑟夫·貝姆（1795—1850），波蘭將軍，在1849年匈牙利人民起義期間因幫助匈牙利人民反對奧地利和俄國而出名。
【103】 列昂·拉齊維爾親王（1808—1885），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104】 阿卜杜勒·梅迪德（1823—1861），1839—1861年土耳其蘇丹。
福阿德·穆罕默德巴夏，即福阿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國務活動家，1849年以特使身份赴俄。
【105】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
【106】 這次，英國政府沒有猶豫。正像它自己說的，問題不只是關係到蘇丹。
【107】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2日德魯安·德·呂先生的私人來信。
【108】 使我不知所措
【109】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0】 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1797—1863），諾曼比第一侯爵，1846—1852年英國駐巴黎大使。著有一部關於1848年革命的軼史《革命的一年》，於1858年出版，後被譯為法語，因揭露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而知名。
【111】 霍華德小姐（1822—1865），路易·拿破崙的情婦，曾為路易·拿破崙的政變籌款。參看安德烈·莫洛亞《霍華德女士：一位造就了一個皇帝的女人》（巴黎，加利馬爾出版社）。
【112】 在採取決定性的不可更改的步驟之前
【113】 因為教育和生活習慣使他養成了城府很深和玩弄手段的習性，而天性又使他輕率而詭計多端。
【114】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11日法盧來信。
【115】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12日致法盧的信。
【116】 托克維爾註：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7】 一從君士坦丁堡得到消息
【118】 托克維爾註：拉莫里西埃1849年10月19日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