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回憶錄 · 第三章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回憶錄》
國內政治——內閣的內部紛爭——內閣面對多數派和總統困難重重 我們勝利了,但我們真正的困難也即將出現,我對此已有準備。而且,我一直相信如下的箴言:在重大的勝利之後,一般會出現巨大的破滅性危機。在危難時期,我們所反對的是我們的敵對者,但在勝利之後,我們要開始反對自己,即反對自己的優柔寡斷、自己的自高自大、自己在勝利後產生的苟且偷安。人們一般很難戰勝這些東西。 我並不認為我們已經處於這種最後的危難之中,因為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完全克服了主要障礙,而且知道它們就存在於與我們一起領導政府的人們當中。把山嶽派迅速而完全擊敗,並沒有保證我們擺脫他們的惡意,反而立即被這種惡意所影響。如果不是這樣不夠徹底地打敗他們,我們可能會更強大。 多數派當時主要由3個黨派組成(總統派人數還不多,而且名聲不太好,不足以在議會中形成氣候)。和我一樣真誠希望建立穩健的共和政體的人,有60人到80人,他們是我們在這個龐大的議會中唯一的強大支點。多數派的其餘成員,是正統派和七月王朝的老朋友與支持者,前者約有160人,後者大部分是統治了特別是榨取了法國18年的中產階級的代表。我立即感到,這兩派中最容易支持我們事業的,是王朝正統派。王朝正統派在前屆政府中被排除在政權之外,所以他們既無地位又無本錢去恢復昔日的權勢,但也不遺憾。他們大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並不像資產階級那樣需要去任公職,或者至少沒有養成資產階級那種愛過舒適生活的習慣。儘管他們在原則上比其他人更反對共和政體,但他們卻比大部分人更能適應共和政府的長期存在,因為共和政體打倒了他們的七月王朝,向他們開放了走向政權的道路,一併滿足了他們的野心和復仇心,而只是使他們感到確實存在的是很嚴重的恐怖活動。構成多數派主體的昔日保守派,想儘快擺脫共和政體,但因為他們對共和政體的瘋狂憎恨,被他們對恐怖的懼怕所強力抑制,而且他們長期以來養成了跟著政權當局走的習慣,所以我們容易使他們讓他們的領袖支持我們或只保持中立。眾所周知,他們當時的主要領袖是梯也爾先生和莫萊先生。 在意識到這樣的形勢之後,我認為要使一切次要的目標服從主要目標。而主要的目標是:防止共和政體被顛覆,特別是防止出現路易·拿破崙的雜種王朝,這在當時是迫在眉睫的危險。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犯我們的友人所犯的錯誤,因為我經常記著我們諾曼底人的那句古老格言的深刻意義。這句格言是:「主啊!保佑我不被朋友陷害,我就能保護自己不被敵人侵害。」 在國民議會中,我們的支持者的首領是拉莫里西埃將軍。我曾經十分擔心他的性格急躁、輕率冒失,特別是無為而自若。我知道他是那種希望把事辦好而不想把事辦壞的人,但他又喜歡與其什麼也不辦不如辦點什麼為好,而辦壞了就自認倒霉。我想派他去一個遠方大國出任大使。這個大國就是已經主動地承認我們共和國的俄國。他適於去恢復我們在上屆政府時幾乎中斷了的與俄國的外交關係。我把選任的目光投向拉莫里西埃,叫他擔起這個特殊而又重大的任務。他也是最能勝任這項必須由一位將軍,而且是出名的將軍去完成的工作的人選。我費了很大力氣讓政府派他出使,但最大的困難是說服共和國總統。總統首先表示反對,當時他不是以直率的語言 【37】 ,而是轉彎抹角地對我說(他從不以語言表達他的思想,而有時是故意隱瞞思想),他希望在大國的宮廷里有他合意的大使 。但這不是他的事情,因為大使要由我來領導,我只要求大使能合法國的意。我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我又怕是不是會遭到法盧的抵制,因為在當時的內閣里,他是受到總統信任的人。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法盧同意了。於是,拉莫里西埃出發了。我在很久以前,就對他說過要派他出使俄國; 他出發後,我的朋友們的行動使我安下心來,於是想到必須獲得我們的必要同盟者,或者與他們保持良好關係。 【38】 在這裡,我的任務在所有方面都是困難的,因為我除了要做好本部的工作以外,沒有內閣的同意 【39】 ,我什麼也辦不成。在內閣中,有一些人是難得的最誠實的人,但他們在政治上保守和無知,以致我有時不得不遺憾地同知識的懶漢打交道。 至於王朝正統派,我認為應當讓他們對國民教育的管理髮生重大影響。我承認這樣做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40】 ,但只有如此才能使他們感到滿意,而反過來,在我們要抑制總統和阻止他推翻憲法的時候,會得到他們的支持。這個確保王朝正統派支持我們的計劃,後來實行了。我們讓法盧在他的部自由活動,內閣承認了他向議會提出的關於國民教育的計劃。這個計劃後來成了(1850年3月15日的) 【41】 法案。我還竭盡全力勸告我的同僚,要同王朝正統派的主要人物在個人方面保持良好關係。我自己首先這樣做了,同僚中原來就與王朝正統派有良好關係的人,也立即這樣做了。最後我成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唯一中間人。 的確,我的出身和成長環境,使我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這一點,因為法國的貴族雖然已經不是一個階級,但他們仍像一種共濟會組織。這個組織的所有成員儘管個人觀點不同,甚至互相敵對,但通過我不知道的某種看不見的紐帶而能夠相互理解。 【42】 因此,儘管我在入閣前比任何人都反對法盧,但我入閣後便主動與他成為朋友。而且,他是值得我們設法利用的人 【43】 。我不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是不是還會遇到這種極為罕見的人。他在黨派活動中,同時具有兩件最必要的東西。第一,是具有不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不因遇到挫折或危險而改變方向的狂熱的信心;第二,是具有可以廣泛適用的和巧妙地實現唯一的計劃 【44】 的既有韌性又有力度的毫不遲疑的精神。在這種條件下,他的誠實 【45】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不只是考慮事業,而且不忘個人利益;但總的說來,他非常虛偽,具有非同一般的欺騙性,不過很有效果,因為他在把真偽暫時混進自己的信念之後,就為自己的利益而把真偽塞進他人的信念之中了。這種誠實的唯一秘密,就是能使謊言具有真實的外貌,把他領導的人或與他交往的人引入歧途。 我盡了一些努力,但始終未能使法盧和迪福爾之間建立起我所指望的良好關係,甚至未能建立起適當的關係。不錯,兩個人的長處和短處是完全相反的:迪福爾的長處正是法盧的短處,或者相反。在心靈深處仍保持真正的西方資產階級特點的迪福爾,敵視貴族和神職人員,對法盧的處事原則和圓滑的處事方式完全不能將就,而我對此則有點讚賞。但是,我通過多方努力,終於使迪福爾理解不要在法盧主管的部的工作方面找他的麻煩;至於內政部方面的工作,無論如何要他允許法盧發生些微的影響(在可以允許的範圍內和必要的範圍內),但他卻不願接受我的意見。法盧在他控制的地盤安茹地區,有一個他認為本應當起訴制裁的省長,但他並沒有要求撤他的職,甚至沒有阻止他被提升,而只主張把他調到其他地方。他認為不把此人調走,這個人的地位就很危險,而且曼恩—羅亞爾省選出的大多數議員,也要求把他調走。可惜這位省長是共和政體的鐵桿支持者,這一點就足以使迪福爾感到不安,同時也讓他相信,法盧的唯一目的是把他拉進糾紛之中,利用他來打擊他至今一直想要打擊而未敢打擊的共和派省長。這位省長拒絕調轉,法盧堅持己見,迪福爾態度強硬。看到法盧急得在迪福爾的周圍亂轉,到處求情和呼籲,但又找不到進入迪福爾心靈深處的大門,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迪福爾最初是聽任法盧去折騰,後來是連看都不看他一眼,或者以晦暗的斜視目光看他一眼 【46】 ,只是簡單地回答他說:「我很想知道您為什麼不利用您的朋友富謝身為內政部長的機會使您的那位省長擺脫困境。」儘管我認為法盧性格暴躁,但他忍耐住了。他來見我,向我傾訴他的苦衷,從他抱怨的口氣中我看出他非常痛苦的心情。後來,我在他們之間進行調解工作。我設法叫迪福爾理解,法盧的這種請求是對一位同僚提出的,不能予以拒絕,至少不要同他搞壞關係。於是,我在一個月期間每天都在二人之間進行調解,而為此所用的精力和策略,比在這個期間我為處理歐洲的一些大事所用的還多。這件無聊的小事,有幾次竟要使內閣垮台。迪福爾終於讓步,但只是一種誰也不會感謝的拙劣恩賜,即不管法盧滿意不滿意,把他的那位省長調到別處去 【47】 。 但在我們的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像我已經說過的,怎麼對付構成多數派主體的舊保守派。 舊保守派既有共同的觀點來使人們承認他們的優勢,又有眾多個人的激情來滿足自己的要求。他們希望政府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秩序。在這一點上,我們同他們的立場一樣,也同他們一樣想建立起這樣的秩序,而且要做到他們所能想到的那樣,甚至超過他們所想到的。我們對里昂及其鄰近的省份實行了戒嚴。根據戒嚴令查封了巴黎的6家革命報刊,解散了在6月13日態度曖昧的巴黎國民自衛軍的3個軍團,將7名國會議員作為現行犯逮捕,對其他30名國會議員進行譴責。在整個法國,都採取了同樣的措施,政府向各級機關發出通告,明確指出現在的政府能夠遵守法律,也願意大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迪福爾在實施這些各式各樣的措施時,屢屢遭到殘存於議會中的山嶽派的攻擊;而他則以勇敢的、有力的、挖苦的雄辯語言回擊,而且所用語言十分巧妙,擺出背水一戰的架式。 保守派不僅想進行嚴厲的統治,而且試圖利用勝利的機會制定鎮壓法和預防法。我們雖然認為有必要走這條道路,但又不想隨著他們走得太遠。 至於我,我的看法是:在這方面對國民的恐懼心理和合情合理的怨氣給予重大的讓步是賢明的和必要的;而在如此激烈的革命之後可以拯救自由的唯一辦法,是暫時限制自由的範圍。我的同僚們也認為應當如此。於是,我們先後提出制定3個法律的議案:第一,禁止俱樂部法;第二,王政時期都沒有實施過的嚴格打擊出格的報刊的新聞管理法;第三,使戒嚴狀態正規化的戒嚴法。有人抗議說:「你們制定的是軍事獨裁法!」迪福爾回答說:「對!是獨裁,但這是議會的獨裁。它雖然沒有顧及一個自救的社會而享有的不受時效限制的權利,但它絲毫沒有可能占有優勢的個人權利。無論是王朝的政府,還是共和制的政府,都絕對需要如此。這種必要性是誰製造出來的呢?是誰給我們帶來了這種忍受18個月的激烈動亂、接連不斷的陰謀、可怕的叛亂的痛苦經歷的呢?不錯,你們說得對,確實是在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的這種革命以後出現了使我們又把自由破壞,並把可怕的武器交給當局的可悲局面!但是,犯了錯誤的不是你們又是誰呢?誰最支持共和制政府?是支持叛亂的人,還是一心要鎮壓叛亂的人呢?」 這些措施、法律和語言,曾使保守派感到高興,但沒有使他們滿意。老實說,要想使他們滿意,只有破壞共和政府而別無他途。儘管他們的謹慎和理性在抑制他們的行動,但他們的本能卻一直把他們推向破壞共和政府的道路上去。 但是,他們特別需要的是,把他們的敵人所占的職位奪過來,並儘快轉給他們的支持者或親近者。我們又在這裡看到導致七月王朝崩潰的所有激情。二月革命沒有消除這些激情,而只是使它們稍稍得到滿足。這是我們的巨大的和長期存在的危險。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還可以作一些讓步。但在公職人員之中,還有很多趁革命之機鑽進政府的能力不強或腐化墮落的共和主義者。如何處理這批人,我的意見是立即清洗他們,而不要等到人們要求解除他們的職務。其方法是叫人們相信我們的決心,使忠實和有能力的所有共和主義者有權保衛自己。但我未能說服迪福爾去這樣做 【48】 。我一再對他說:「我們打算怎樣去做呢?同這些共和主義者在一起能拯救共和政體嗎?不能,因為這些徒有其名的共和主義者大部分存心利用共和政體消滅我們,而值得稱為共和主義者的人,在議會中也不超過100人。我們是在同一些並不愛共和政體的人一起拯救共和政體。因此,我們只能依靠妥協來治理國家:惟獨對特別重大的問題絕不讓步。這樣一來,一切就逐漸上了軌道。現在,維護共和政體的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保障,就是我們要保住政權。於是,要用一切光榮的手段來使我們保住政權。」他對此回答說:這種鬥爭就像他每天大力反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那樣,在鬥爭中要使多數派感到滿意,這就像只影響人們的觀點而不觸動他們的虛榮心和個人利益總能使人們感到滿意一樣。他在拒絕我的一切建議時還表現得十分禮貌,但他的拒絕形式比他的拒絕內容還令人感到不快。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他這樣的人:能在講壇上高談闊論,善於選擇論據和使人高興的語言,確實總能在讓人高興地接受他的想法時保持一定的說話分寸,在同他人交談時又顯得十分拘謹、沉靜和笨拙。 與其說他是理智充沛的人,不如說他是才華橫溢的人,因為他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理智,但並不是說他沒有人們通常所說的理智。他青年時期勤奮努力,思想內向,幾乎有點孤僻。他在40歲時才結婚。這樁婚姻給他的孤僻帶來新的形式。於是,他留在家裡,不再孤獨生活 【49】 ,但也時常離開家裡。不錯,政治當時對他沒有一點吸引力。他不僅同各種陰謀活動離得遠遠的,而且不與政黨接觸。他厭惡議會活動,害怕議會的講壇,但只有這個講壇才能使他擁有力量。他有自己的野心,但這個野心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認為與其說是管理政治,不如說是控制政治。 【50】 【51】 他任部長時的待人方式,有時令人十分吃驚。有一天,卡斯特拉內將軍 【52】 (不錯,此人很狂妄,但值得信賴)要求同他會見。被會見的將軍冗長地敘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自認為應當做的分內事情。迪福爾也長時間地、仔細地傾聽了他的敘述。然後,他站起來,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恭恭敬敬地把將軍送到門口,使將軍站在那裡感到十分難堪。我對他的這種做法提出了批評,他回答說:「我不能對他說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可使他高興的事情又沒有!」可以想像,遇到這樣的人誰都要大發雷霆。 遺憾的是,這種事情也發生在很粗野的辦公室主任身上 【53】 ,而且比迪福爾做得更粗野,更愚蠢。比如說,當一些請願者忐忑不安地由部長辦公室轉到秘書長的辦公室,想得到一點兒鼓勵時,又遇到同樣的很不客氣的粗暴接待。他們就像剛越過一道綠籬之後就跌進荊棘叢中。儘管有這些缺點,只要他在講壇上怒斥山嶽派,就能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保守派的領袖們從來對他沒有好感。 正像我明確地預見的,保守派雖不想讓政府獨立,但又想讓政府由某個政黨單獨主持 【54】 。我認為,從6月13日至關於羅馬問題的最後討論,即在內閣存在整個期間,保守派沒有一天不給我們製造麻煩。不錯,他們從來不在議會的講壇上攻擊我們。但是,他們不斷地秘密地鼓勵多數派反對我們,非難我們的選擇,批判我們的舉措,惡意地曲解我們的發言,但又不想徹底推翻我們,而是使我們處於沒有支點,一有機會打我們,我們就得倒下的狀態。這樣一來,迪福爾的信心不就總是不牢固了嘛。多數派的領袖們總想利用我們採用嚴格的措施,實施鎮壓性法律,以使我們的政府適於將來接替我們的人,而我們的共和主義觀點這時就使我們比保守派更適於此。他們的計劃很清楚,那就是隨後把我們排除在外,讓他們的代理人接管政府。他們不僅不想讓我們在議會中發生影響,而且不斷地設法妨礙我們影響總統的思想。他們還幻想叫路易·拿破崙心甘情願地接受他們作為他的監護人 【55】 。於是,他們不斷地糾纏路易·拿破崙,而我們通過我們的官員也獲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特別是梯也爾先生和莫萊先生,不斷地親自去見路易·拿破崙,促使他並經他的同意,共同努力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國 【56】 。從6月13日開始,我每天都始終保持戒備狀態,心驚肉跳,害怕他們利用我們的勝利把路易·拿破崙推上某種暴力奪權的道路;然後,像我對巴羅說的,某一天帝制就將從他的腳下冒出來 【57】 。我由此知道,我們的擔心比我們本身想像的還要有根據。我退出內閣以後,從確切的情報來源獲悉,1849年7月有過總統與議會合謀搞武力改變憲法的陰謀活動。多數派的領袖和路易·拿破崙準備聯合搞奇襲,要不是貝里耶害怕上當受騙,或不敢採取行動,而像他通常所說的那樣,拒絕援助路易·拿破崙,也不讓他的黨予以援助,奇襲就將發生了。他們並沒有放棄舉事,而是把它推遲了。於是,當我現在寫這段往事時,即在我說的往事發生後僅僅兩年,想起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一想起他們看到人民也完全像他們當年向路易·拿破崙建議的那樣、為他而破壞憲法就氣憤的時候,我覺得很難找到比這項明顯的實例,說明人們沒有節操,大言不慚地說自己如何愛國和主張權利的那種含有個人的小小激情的豪言壯語的虛偽性。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們並不是信賴總統而誣枉多數派。對於我們的共和國來說,路易·拿破崙是最大的而且是最持久的危險。 我認為是這樣。但是,在更深入地仔細觀察他的時候,我對我們可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相當鞏固的地位並不失望。事實上,我不久就發現,他雖然不斷接近多數派領袖,採納他們的意見,有時也照辦,必要時同他們合謀,但又對他們的束縛感到難以容忍。他對接受他們的監護感到丟臉,一直偷偷地設法擺脫這種監護。這就向我們提供了同他接觸和研究他的內心世界的可能性,但我們自己已經下定決心,在與多數派的大策士們接觸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堅持不讓他們插手行政權。 同時,我並不認為即使我們部分地參與路易·拿破崙的謀劃,我們就得放棄自己的主張。在想到這個特殊人物(不是說他的才能特殊,而是說能夠促使他如此極端平庸的環境)的際遇時而使我心急的,是我認為他要想心情平靜,就需要有某種精神食糧來培育他的心靈。對這樣的一個人,在擔任總統4年統治法國之後能安於過老百姓的平民生活,我深為懷疑。要他同意過那樣的生活,那完全是做夢。在他任職期間,除非對他的野心表示能使他高興,或至少使他滿意的觀點,讓他不搞某些冒險的舉措,也同樣是非常困難的。我首先向他表示了使他高興的觀點。於是我對他說:「我絕不會幫助你推翻共和政體,但我願意努力使你在共和政體中確保重要的職位,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們最終也會走上這條道路。憲法是可以修改的,關於禁止總統連選連任的第45條可以改變。我們自願幫助你的目的就在於此。」後來,由於修改憲法的時機尚未到來,我便更進一步,讓他把眼光放在未來,對他說:如果他能平穩地、賢明地、溫和地統治法國,只想做法國的首席行政長官,而不做它的欺騙者和主人,儘管有第45條的規定,他也可以在人們幾乎一致同意下於任期終了連選連任,而保王派在他的權力有限延長下也不會認為自己的期望破滅,共和派本身則會把它控制的政府看作是使人民習慣於共和政體和旁觀共和政體的最好方式。我是真誠地向他說這件事的,因為我也對此深信不疑。我對他進行的勸告,實際上過去和現在我認為對國家和他本人都是有益的。他傾聽了我的勸告,但沒有對我的話作任何表示:這是他一貫的習慣。人們向他講話,就像往井裡投石頭,只能聽到石頭落水的聲音,而完全不知道石頭以後如何。 【58】 不管怎樣,他似乎逐漸對我表示了好感。當然,在能與很好服務相容的一切條件下,我將作最大努力使他喜悅。當他偶爾向我建議任用一個有能力而且忠誠的人為外交官時,我會馬上使該人出任。當他薦舉的人能力不強,而要求的職位不太重要的時候,我一般也照辦。但是,通常發生的情況是:一些對前途感到渺茫,因失望而曾投進他的黨的無賴和壞蛋,也被他推薦上來,以表示他對這些人過去的幫助的感謝;或者,他總想推薦他所說的自己人出任重要的駐外大使。總之,他往往推薦一些陰謀家和騙子。因此,我每次見到他的時候,都向他解釋一些不符合他的願望的規則,說明一些阻止他行動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理由。有時我甚至示意他,我甘願辭職也不能照他的意見辦事。在我發現他對我的拒絕沒有提出任何獨特的看法,沒有有系統的反對想法時,我就不再提出要求或把問題放在以後解決。 因此,我沒有使我的朋友們飛黃騰達。他們追求高官厚祿的熱情高得無比,以各種要求不斷地要挾我,而且態度十分惡劣,往往不顧禮貌,使我往往煩惱得要把他們從窗戶丟出去,但我還是設法克制了自己。不過有一次,他們當中有一個確實該上絞刑架的壞蛋,態度蠻橫地抗議說:路易·拿破崙公爵竟無權報答曾為他的事業受過苦的人,真是天大的怪事。我回答他說:「先生,共和國總統應當做的事情是丟掉恢復帝制的夢想,記住現在應為法國的政務服務,而不是為你們服務。」在遠征羅馬的問題上,正如以後我所說的,我一直堅決支持總統,直到他的政策有些過火和不合理,我仍在支持。因此,我得到他的好感。後來有一天,他向我極為明確地表明了他的好感。1848年末,在英國短期出任大使的博蒙,對當時作為總統候選人的路易·拿破崙發表了一些極具侮辱性的談話。得知這些談話的路易·拿破崙並沒有因此激怒。我就任外交部長以後,曾多次試圖使博蒙在總統的頭腦里留下好印象,但我從來沒有提議任用他擔當某某職務——儘管他有能力,而且我也希望他出任。1849年9月初,駐維也納大使出缺。這個位置,因為義大利和匈牙利問題,當時對我國的外交特別重要。總統親自對我說:「我建議你讓博蒙先生出任駐維也納大使。我雖然對他很不滿,但我知道他是你的好友,只根據這一點,我就可以作出決定。」 【59】 我高興極了。誰也沒有比博蒙更適合這個職位,於是,叫博蒙出任了駐維也納大使。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能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了。 【60】 我的所有同僚,都沒有像我這樣在不違背自己的意志和義務的範圍內獲得過總統的這種善待。 但是,迪福爾與人們對他的期待相反,在總統面前總是保持其固有的嚴肅態度。我認為,總統的簡捷明快的作風,只能使總統對他感到五成的滿意,而帕西好像喜歡使總統不愉快。我以為,帕西認為自己當部長是大材小用,因為他把自己稱作冒險家。他成天故意與總統作對,曾反對他作為總統候選人,對待總統的朋友態度粗暴,以不加掩蓋的輕視態度抨擊總統的觀點。可以說他在心裡是瞧不起總統的。 總統最信賴的部長是法盧。我一直認為,法盧所以得到總統的信賴,是因為他給總統做了某種重大的事情,而我們當中的任何人都不會或不想為總統做這種事情。 從出身、教育、所屬的社會來說,還可以從愛好來說,都是王朝正統主義的法盧,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好像完全是為了教會而生的。他並不認為他所信奉的正統主義能夠勝利,只想通過我們的革命開闢出一條使天主教掌權的道路。只要他留在內閣一天,就會專心去搞這一工作。正如在內閣成立之初他對我說的,他們所懺悔的神甫告訴他,教會具有無上的權威。我認為法盧最初對路易·拿破崙拉他去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一事上有錯誤的認識,以幸福的心情看著總統成為共和國的繼承人和法國的主人,只想利用這個必然發生的事情為神職人員的利益服務。他使他的一派支持路易·拿破崙,只是不把自己交出去。 從我進入內閣到議會於8月13日休會,其間我們不管多數派領袖的意見如何而一直爭取多數派支持我們。多數派使我們每天都在他們面前看到他們與敵人交鋒,而他們的這些敵人對我們的瘋狂進攻,便逐漸使他們對我們產生了同情。但在這期間,我們在總統的心目中卻一點兒好感也沒有得到。總統好像要我們支持他的主張,而我們卻沒有。 6個星期以後,事情發生了逆轉。議員們被他們的朋友由地方轟了回來,因為這些地方上的人想把地方問題交給政府處理,而我們沒有同意。相反,共和國總統卻與我接近起來。他這樣做的理由,我以後再講。有人說我們這是在一方面有所失,而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得失相等。 因此,依靠兩個方面的內閣,始終未能使兩個方面調和,一直在兩者之間搖擺,時而側重這一方,時而偏向另一方。導致內閣倒台的,是羅馬問題。 1849年10月1日議會剛一復會,就把羅馬問題提了出來。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出這問題。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