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回憶錄 · 附錄
本書第一版發表的四篇筆記和第二版加進的另外三篇筆記，是安德烈·薩爾丹從托克維爾的文件中找到的，後三篇以前末發表過。其中的第四篇是關於《回憶錄》中從六月事件開始至奧迪隆·巴羅內閣改組（1849年6月）這一期間的思想活動。如果托克維爾要補寫這一部分，他會將它放進去。第五篇是他擬寫的《我任部長期間》的寫作計劃，後來寫成本書的第三部分和這個附錄。第六篇是托克維爾與總統的一次談話。
一
古·德·博蒙談2月24日
今天（1850年10月24日），我與博蒙有一次值得記錄下來的談話。現將他的談話記在下面。
2月24日上午7時，博蒙同朱爾·拉斯泰里 【1】 和另一個人（博蒙把這個人的名字告訴了我，但被我忘了）來找我，約我去梯也爾先生家，說巴羅、迪韋吉耶和其他一些人也在那裡。
我問博蒙：您知道夜裡梯也爾和國王之間都決定了些什麼？
博蒙回答：據梯也爾，特別是當時給梯也爾作記錄的迪韋吉耶對我說，梯也爾午夜1時被召見，國王當時尚未作出決定，一開口就問梯也爾能否與巴羅和迪韋吉耶一同入閣，在梯也爾一再推辭之後，國王終於讓步。國王把梯也爾留到天亮，但國王在送走他時對他說，各方還沒有結合在一起（顯而易見，國王準備在天亮以前建立另一個內閣班子）。
接著博蒙說，我在這裡必須把一個可笑的軼聞告訴你們：你們知道比若在這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夜晚於杜伊勒里宮就任陸軍總司令的時候在想什麼嗎？他想的是：在梯也爾組閣的時候，比若一心要當陸軍大臣。事態向著他也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方面發展。但是他仍在想，即使當不上陸軍大臣，至少也要在陸軍部確保支配性的影響。最後，在2月24日夜裡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在宮裡親筆寫了一封4頁的信給梯也爾，說他知道困難在於梯也爾阻礙他出任陸軍大臣，但他今後將一如既往，跟梯也爾保持友好，並確信他們總有一天會共同執政。最後，他說他理解梯也爾的道理並加以遵守，但他又請梯也爾至少要任命他的友人馬涅 【2】 先生為陸軍部的副大臣。
博蒙重新進行一般敘述，繼續說：
——我到聖喬治廣場的時候，梯也爾和他的朋友們已去杜伊勒里宮。我趕快去追他們，並與他們同時到達那裡。巴黎的形勢已經非常緊張。但國王依然以其喜歡言談和您也熟知的方式接見了我們。在接見之前（我甚至認為，是博蒙有意把這段插話放在這裡的），我們之間談論了目前的局勢。我堅決主張把比若革職。我說，如果以武力對付群眾運動，事實上就得利用比若的名義和他的蠻勁…… 【3】 但大家都希望尋找妥協辦法，停止敵對行動。我說，打出比若的名義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大家支持我的意見，梯也爾雖然不願意，但也勉強地接受了。大家採取了人們所說的迂迴戰術：讓比若仍保持總司令的頭銜，任命拉莫里西埃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梯也爾和巴羅走進國王的辦公室，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向部隊下達了停止射擊、向宮殿方面撤退、把防務交給國民自衛軍的命令。我本人便忙了起來，與雷米薩一起起草向人民說明這項命令和使他們周知的布告。9點鐘左右，大家同意梯也爾和巴羅可以以個人名義同民眾進行親自接觸。梯也爾下台階的時候，有人把他擋住，叫他回去；我費了很大勁，才把他勸回去。只有巴羅一個人去了，我跟在他的後面（在這裡，博蒙的敘述同巴羅的敘述是一致的）。據博蒙說，巴羅在這次行動中表現得令人欽佩。我一再勸他回去都沒用，但走到聖德尼橋頭的街壘前時，就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們回來的路程就困難多了：我們穿過人群前進時，後面跟著的一批人，總是比夾道觀看的人怒氣沖沖得多；在走到旺多姆廣場時，巴羅害怕後面跟著的人群不聽他的勸阻而去攻占杜伊勒里宮；他偷偷地離開隊伍，走回自己的家裡。我回到宮中，覺得情況十分嚴重，但還沒有達到絕望的地步。我看到我離開的時候留在宮裡的人現在亂作一團，感到十分吃驚。杜伊勒里宮處於可怕的混亂之中。我既無法理解這裡方才發生的事情，又不敢相信這時聽到的具有天翻地覆性質的情報。我累得和餓得要死。我走到一張桌子前面，急忙抓起一些食物大嚼。在我吃東西的三四分鐘內，有一個國王副官或親王模樣的人來找過我10多次，向我胡亂說了一通後，也沒理解我的答話就又離開了。我急急忙忙找到梯也爾、雷米薩、迪韋吉耶和其他一兩名準備參加新內閣的人。我們一起來到國王的辦公室，在這裡舉行一次僅有的、我也參加的內閣會議。梯也爾開始發言，大談一通關於國王和家長的義務的大義。——國王對演說的感人部分並未感動，而是就演說的實質說：這就是說，你們要我退位。梯也爾點頭稱是，並說明了理由。迪韋吉耶熱烈支持他的意見。對突如其來的場面毫無思想準備的我，直率地表示了我的驚訝，並大聲說：並不是一切全完了！梯也爾對我的喊叫十分氣憤，而我不得不認為，梯也爾和迪韋吉耶一開始就懷有一個隱蔽的目的，那就是不考慮國王的意見，使他處於十分狼狽的地位，強迫他退位後，由涅穆爾公爵或奧爾良公爵夫人擔任攝政，而實際上是由他們自己來統治法國。我原以為國王可能堅持到一定時候，但他最後自己就泄氣了。在此，我對博蒙的談話有一段當時沒有記清楚；而是以後在我同他的另一次談話時又問清楚的。現在，我來敘述他告訴我的隨後舉行的退位場面。
在這期間，事件接連發生，情報相繼傳來，宮內一片恐慌。梯也爾聲稱他已經無法控制局面。情況也確實如此，只有巴羅也許可以勉強維持。這時，梯也爾不見了，一直到最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這是他的一個大錯，因為即使他辭去組閣的任命，他也不應該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放棄王族而不管他們；雖然他不是他們的大臣，但也應當同他們磋商善後。我一直看完退位儀式：國王的小兒子蒙邦西埃公爵請他父親趕快寫退位書，說什麼即使退位也要乾淨利落，而國王對他說：「就這樣了，不能再快了。」王后完全絕望了，但還很剛強。她知道我在內閣會議上曾反對國王退位，所以搖著我的手說：不能饒恕這樣的卑鄙行為，要保衛王位，如果再能見到國王，我將在他的面前自盡。退位書經過簽名。涅穆爾公爵叫我趕快去通知現在卡魯塞爾廣場的熱拉爾元帥 【4】 ，告訴他我已親眼看到國王簽名，所以可以正式向人民公布：國王已經退位。我跑去作了傳達，然後又回到宮裡。所有的房間都空無一人。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走了一圈，一個人也沒有見到。我來到花園，遇到巴羅。他剛由內政部來到這裡，也跟我一樣在找人而沒有找到。國王由通向大街的後門逃走。奧爾良公爵夫人好像由噴泉旁邊的一條地下通道出去的。他們沒有任何必要丟棄王宮而逃走，因為當時宮中還很安全，群眾也是在他們走後1個多小時才進入宮中的。巴羅絕對是真心想救公爵夫人的。他為公爵夫人、年幼的王子和我們急忙準備了馬車，讓我們一起穿過人群逃走。實際上，當時只有這樣一種可能，但這是非常危險的。由於我們沒有找到公爵夫人，我們便去了內政部。你在路上遇見我們，以後的事情你都知道，我就不必再說了。
二
與巴羅的談話（1850年10月10日）巴羅談2月24日
我認為，莫萊先生是在巴黎林蔭大道的屠殺事件發生後拒絕組閣的。梯也爾對我說，凌晨1點他被召見，他向國王提出他可以作為組閣的必要人選；國王最初不同意，後來作了讓步；接著，他們在御前開會，一直開到上午9點。
清晨5點，梯也爾來到我家，把我從床上叫起來。我們討論了局勢。他回家了，我在8點又獨自去他家回訪。我見他正在不慌不忙地整理鬍鬚。從凌晨1點到上午8點，國王與梯也爾竟然什麼也沒有做，真是可悲。他整理完鬍子後，我們一起去了王宮。民眾已經沸騰起來，築起街壘，鄰近杜伊勒里宮的房屋已有槍聲響起。但是，我們進入宮中，見到國王仍然十分冷靜，保持著常態。他向我說了幾句你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平常見面語。這時，比若還處於總司令的位置上。我堅決要求梯也爾不要由比若以總司令的名義來收拾局面，而勸他任命在場的拉莫里西埃為國民自衛軍的司令以改善局面。梯也爾同意了這項安排，國王和比若本人也表示同意。隨後，我建議國王解散眾議院。國王回答說：「決不！決不！」國王怒氣沖沖，指著梯也爾和我的鼻子，把門關上離去。顯而易見，他原先是同意我們這些大臣在初期拯救局勢的做法，而發現我們放縱民眾以後，就決心放棄我們而去求救議會了。在通常的情況下，遇到這樣的場面，我是要立即離開的。但事態嚴重，我沒有離去。接著，我提議我親自到民眾中去，告訴他們我們成立了新的內閣，以安撫民心。在我們不能即時印刷文件和發布公告的條件下，我決定自己充當一個廣告人。在這一點上，我應當公正地看待梯也爾的表現：他也要跟我一起去，但我擔心他的出現會產生不良效果，而沒有叫他同我一起去。於是，我自己一個人出發了。我沒有攜帶武器，從每個街壘前面經過。他們放下了武器，把街壘敞開。高呼：「改革萬歲！巴羅萬歲！」我們一直這樣走到聖德尼門，這裡有一座三層樓高的街壘，守衛街壘的人對我們的要求沒有答應，不讓我們接近街壘，也沒有做出允許我們通過這裡的任何表示。因此，我們只有返回。在回來的路上，我發現民眾的情緒比來時更激動了。但並沒有聽到煽動叛亂的呼聲，更沒有人喊出立即革命的口號。我只聽到艾蒂安·阿拉戈 【5】 粗聲粗氣的話音。他迎面而來，對我說：「如果國王不退位，我們晚上8點前就要面臨一場革命。」我繼續往旺多姆廣場走去。有數千人跟在我的後面高喊：「到杜伊勒里宮去！到杜伊勒里宮去！」我在思忖自己應該做什麼。如果我帶領這群人去杜伊勒里宮，我就成了這一行動的實際帶頭人，但這可被視為革命和暴力的行動。如果我知道杜伊勒里宮裡這時所發生的事情，我是不會猶豫不去的，但我還是有些不安。在我看來，民眾的態度好像還沒有決定。我知道，所有的部隊正在有秩序地向王宮集結，政府的大員和將軍們也都在宮裡。因此，我很難想像會出現一旦發生動亂就將使民眾掌握王宮的情況。我向右轉去，準備回家暫時休息一會兒。我還沒有吃飯，已經累得精疲力竭。在家休息一會兒後，馬爾維爾 【6】 從內政部捎話來說，要我火速回內政部，簽署發往各省的電報。我坐上自己的馬車，在群眾的歡呼聲中駛往內政部。隨後，我由這裡又去了王宮。我還不知道宮中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到達王宮花園對面的河畔，遇見龍騎兵團正回營房。團長告訴我：「國王已經退位，部隊正在撤退。」我急忙往宮門跑去，經過拱頂狹廊，費了很大勁兒才進入宮內的庭院，看到所有的部隊正慌忙地從各個出口撤出。我總算走進宮內的庭院，但這裡已經幾乎沒有人了。涅穆爾公爵在這裡，我請他告訴我奧爾良公爵夫人現在何處。他回答說他也不知道在何處。但他估計這時她可能在噴泉旁邊的小樓里。我跑到那裡，但人們告訴我，公爵夫人已經走了。我推開小樓的大門，走進各個房間尋找，而實際上全都空無一人。我離開杜伊勒里官，並囑咐留在宮裡的阿文：如果見到公爵夫人，千萬不要帶她去議會，因為議會什麼也做不成。我本來曾想，如果見到公爵夫人和她的兒子，就讓他們騎馬離開，從人群當中走出去。為此我已經準備了馬匹。我沒有見到這位王妃，就回內政部去了。在途中我遇到了你，你向我說了內閣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大家讓我趕快去議會。我一到議會，極左翼的領袖們就把我包圍起來，半推半拉地把我拽進第一會議室。在這裡，他們要求我在議會提出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臨時政府的名單。我把他們攆走，走進議會的大廳。以後的事情你都知道，我就不說了。
三
1848年2月24日紀要迪福爾先生和他的朋友為阻止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爾先生使這些努力不起作用應負的責任
今天（1850年10月19日），里韋 【7】 讓我同他一起確認一件特別值得記憶的事情的具體情節。
在王朝顛覆前一周，一些保守派眾議員就已感到內閣和閣僚還沒有感到的不安。他們認為，與其冒險去參加改革宴會運動，還不如在不使用暴力的條件下推翻內閣。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即薩蘭德魯茲致函比約，向他提出這個建議。改革宴會定於22日的星期二舉行。21日這一天，迪福爾先生和他的朋友提出一項不信任內閣的動議，而這個動議的擬定，要由薩蘭德魯茲和他代表發言的那些人一起商定。這些人由他提名，一共是40多人。在反對派不參加改革宴會並阻止民眾參加的條件下，將由他們投票通過這項動議。
2月20日是周日，我們聚會在里韋家討論這項提案。據我能回憶出來的，出席者有迪福爾、比約、朗瑞內、科爾塞勒、費迪南·巴羅 【8】 、塔拉博、里韋和我。
薩蘭德魯茲的提案由比約向我們做了說明，立即被我們接受並作成議案。議案是由我執筆的，稍加修改後被我的朋友們採納。議案的措辭我忘了，但十分溫和，而這個議案一旦被通過，內閣就將被迫下台。
剩下的問題，是如何滿足保守派支持議案的條件，即放棄改革宴會。我們一直沒有參加這個運動，所以這不是我們能不能放棄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派出一個人直接去找迪韋吉耶和巴羅，向他們提出如何履行所提的條件。里韋提出同對方進行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並叫我們等到晚上聽談判的結果。
晚上，里韋果然來報告談判的結果。其內容如下：
巴羅熱情地參與了談判，他緊緊地握住同他談判的人的雙手，聲明他準備一切均按提出的要求進行。由於看到可以不負阻止改革宴會的責任，他似乎感到肩上的擔子輕了。但他補充說，這項舉措並不是他一個人完全負責，他還要聽一聽他的朋友們的意見，沒有他們協助什麼事也辦不成。這我們就太知足了！
里韋去訪迪韋吉耶。迪韋吉耶不在，去了音樂戲劇學院。但家人說，晚飯前可以回來。里韋在他家裡等他。迪韋吉耶回來了。里韋向他轉達了保守派的提案和我們的動議。迪韋吉耶以相當輕視的態度聽了傳達。他說，他們的提案和你們的動議都提得太早，到時候不好收回。保守派後悔他們行動太遲了。迪韋吉耶和他的朋友們，害怕不讓民眾進行早已計劃好的示威遊行不能不損失他們的威望，而且可能破壞他們在民眾中的一切影響。隨後，他又補充說，我現在向你們談的只是我個人的即時感受；但我要去梯也爾家赴晚宴，我今天晚上將派人給你們送去一封短函，你們可以從其中獲悉我們的最終意見。
這封短函果然在我們開會的時候送來了，其中簡述了迪韋吉耶去赴宴前提出的意見，並說這也是梯也爾的意見。這就必須放棄我們提出的議案。我們立即散會，因為大勢已定！
我認為，迪韋吉耶和梯也爾在他們的拒絕理由中並沒有把首要理由說出來。這個理由是：政權將被保守派和我們共同出力或只依靠我們提出的動議而悄悄地推翻，政權就將落到我們手中，而落不到那些登上改革宴會這個巨大的奪權機器的人們手中。
迪福爾的行動1848年2月24日
今天（1850年10月19日）里韋對我說，他從來沒有同迪福爾談過2月24日這一天他經歷的事情，但從他的家屬和親友的談話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2月23日6時15分鐘左右，莫萊先生同德·蒙塔利韋 【9】 先生商定後，派人去請迪福爾到他家裡來。迪福爾在去莫萊家的途中在里韋家稍停，請里韋在家裡等他，說他從莫萊家回來的時候還要來這裡。迪福爾沒有回來，里韋在很久以後才見到他。但里韋認為可能是這樣：迪福爾到了莫萊的家，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後，宣稱自己不想參加新內閣，認為目前的局勢需要領導運動的人物即梯也爾和巴羅出來組閣，然後離開莫萊的家。
迪福爾回到家裡，對巴黎的局勢表示非常害怕，他的岳母和妻子比他還害怕。於是，在清晨5點，他把她們帶出家門，前往巴黎郊區旺沃。他一個人由旺沃回來，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我見到了他，忘記了他是不是跟我說過他早晨去旺沃的事。我與朗瑞內和科爾塞勒到他家去了，但我們很快就離開他家，約好正午在眾議院聚會。迪福爾沒有到會；實際上他前來開會了，但只走到眾議院大廈門前沒有進去，因為大廈這時顯然已被民眾占領。事實也確是如此，他只好離開大廈，上路去旺沃看他的家屬。
四
為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的《回憶錄》所寫的筆記（1851年4月）
關於六月事件至我入閣期間的部分筆記
卡芬雅克掌權。他的表現 【10】 。憲法的審議。我的兩次演說 【11】 ；兩次演說均獲成功。議會的這次大型討論會雖然準備不充分，但開得十分動人，會上認真地研究了國家的重大利益，討論了在危機頻仍時期的廣泛問題。我覺得我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比在以前的議會會議上為攻擊對手而進行小小爭論時和為黨派的小小分歧而進行論戰時容易得多了。討論的性質，議會的一般傾向。（要回頭看記錄中的討論，至少要回頭看附有注釋的法典的實質部分。）我投票贊成兩院制，這似乎與我的主要友人有分歧。幾乎全體一致贊成憲法。卡芬雅克最初只想與老共和派一起組織政府 ，後來感到只靠他們不能處理好政務，認為必須在他的內閣里吸收昔日的議員。為使迪福爾入閣進行了談判 【12】 。迪福爾想帶他的兩位朋友入閣。他提名維維安和我，其中一人任公共工程部長，一人任教育部長。卡芬雅克不同意，迪福爾以不推薦科爾塞勒作為妥協方案。卡芬雅克只想讓迪福爾入閣。他願意讓給維維安，但瑪麗和…… 【13】 催促或支持他入閣。他們聲稱，如果我入閣，他們便退出；卡芬雅克也堅決反對我。迪福爾放棄我，維維安告訴我：他一個人入閣，但他入閣有一個條件，即由我負責已經開始的與英國和奧地利就義大利問題進行的談判 【14】 。我不滿意。我猶猶豫豫地接受了。我毫未重視這次談判，實際上這次談判也毫無成果。
我投票贊成憲法使我與朋友們之間產生分歧。迪福爾對我採取放棄態度和他們對我產生的不滿，使梯也爾先生相信利用我，把我拉進他的陣營的時機到了。雷米薩的間接提示。他認為梯也爾對我的意見，是說我有優越感。我以大加感謝的態度接受梯也爾的這種讚許。我同意回到因《商業報》 【15】 的事情而再也沒有往來的梯也爾那裡，同意與他接近，但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只限於禮尚往來，避免全面合作。這次接近使我比以前能更就近、更清楚地觀察梯也爾先生。我對他的全面評價：他是一位值得認真評述的人物。公眾對他有幾點誤解和我自己對他的誤解。他的為人可能不太好，但與我的想像不同。
六月事件造成的反抗運動，在國民中激烈地繼續著；所有的選舉都在證明這一點，無數的種種跡象也在證實這一點。政府雖然害怕這一運動，但它本身卻在一定程度上被攪了進去，各派保王黨又有了希望並聯合起來。另一方面，至今同我們在一起的共和派，大多數開始離開我們而投向山嶽派。這個日益明顯的運動，即使在卡芬雅克統治時期就隨著國民拋棄共和派而成為普遍的運動，特別是在卡芬雅克失去政權的時候，就更普遍化了。
我雖然不願意被保王黨拖著走，但為了恢復社會的秩序和紀律，打敗革命黨和社會主義者，我還是同保王黨一起投票贊成可以收到上述效果的一切措施。
路易·拿破崙總統參加競選。二月革命的特點繼續反映在真正意義上的 人民和主要的活動家的身上，反映在沒有出名的人物參與的，甚至似乎沒有上層階級或中產階級施加影響而好像是自發地發生的事件上面。路易·拿破崙突然參選並獲得成功。這就是這次選舉的意義。我最初判斷路易·拿破崙一定當選，而卡芬雅克將遭失敗。我把這個判斷告訴了德塞薩爾 【16】 。從六月事件次日我與他的談話：我們就步入比君主政體時期還不自由的狀態。但是，我卻決定幫助卡芬雅克。我的動機是：我覺得路易·拿破崙會把共和國引向絕境 ，我不想受他的牽累。我認為，既然自己被卡芬雅克任命為公職人員，所以支持他的競爭對手是不合適的。我不顧我的選民的呼聲和威脅，參加了卡芬雅克的陣營，但我沒有為這個早已預想會失敗的事情衝鋒陷陣。卡芬雅克的主要朋友的想法與我不同。一些給我以教訓的大臣的幻想，使我永誌不忘。拉莫里西埃的數學計算，一些省長向迪福爾提交的報告，卡芬雅克在議會裡戰勝他的一切對手，在辯論中壓倒了他們，迪福爾冷諷熱嘲路易·拿破崙。隨著民眾的動向日益有利於路易·拿破崙，路易·拿破崙把議會的首領們拉攏過去。他爭取巴羅的方法。在虛榮心和野心的驅動下，莫萊和梯也爾脫離卡芬雅克而倒向對立面的陣營。梯也爾最初是強烈反對對立面，後來是強烈支持它。王朝正統派沒有決心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大部分最後隨了大溜兒。社會的尾部最後隨著頭部前進。只有中產階級全體支持卡芬雅克。巴黎的國民自衛軍大多數支持他。瓦雷訥街的夜晚示威遊行。12月10日事件。卡芬雅克及其部長們的態度。權力移交會議：我在議會中經歷的最盛大的大會，也確實是歷史上出現的最盛大的大會之一。對新當選者的狂熱歡迎。首次閱兵。我遠望閱兵而知其一般。我們深感悲哀。我感到我國的自由行將消失在一個混合的和可笑的君主政體之中。他在這個最初的一刻就可能把共和國推翻。實際上，他的親密朋友們在促使他這樣做，如佩爾西尼的信。我辭去全權代表的職務，儘管我不是受僱於卡芬雅克的，但我覺得同他一起辭去公職還是比較好。我生病休養。我對1849年最初幾個月議會中發生的事情毫無干係。4月末，我為了恢復健康去萊茵河沿岸旅行。出發前，我與巴羅在出兵羅馬的前夜交談。我對出兵一事的觀察。我在德意志旅遊，在德意志國民議會的最終階段我正在法蘭克福。這個議會的教益和革命性。我堅信我的如下兩個看法，並寫信告訴了我的所有朋友：1）德意志患了一種革命病，這個病可以暫時緩解，但無法根治，最後必將舊社會拖垮；2）日前的階段是各邦君主和軍事力量正向全面的勝利邁進。我在法蘭克福獲悉羅馬出兵受挫、議會的最近震盪以及使我感到震驚和害怕的大選（尤其是最後兩項事實的結果）。儘管我不在國內，也沒有聲張，但我在芒什省仍以第一名當選。我急忙趕回法國。我發現穩健派在過分相信自己的勝利後處於反常的驚異狀態，他們興奮得不知所以，而他們所取得的勝利並未達到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充分；他們瘋狂了，強度大於憎恨心和虛榮心的恐怖感，促使議會裡的黨派首領們主動大聲疾呼迪福爾和他的朋友們與巴羅一起入閣。我認為，內閣的危機開始了。
在敘述我在德意志旅遊的時候，當詳細描述當時德意志的情況。
為此我將利用：1）一個小筆記本上的記錄，特別是關於各地輿論的記錄；2）這一時期我寫給科爾塞勒和博蒙的信件；如果他們還保存著這些信件，我準備借閱 【17】 。
這一篇是依據有關法國的新聞報道和摘錄里韋的好像是利用吃飯的時候 抓緊時間寫的書信寫成的 【18】 。
這裡可能寫入記述內閣的第一章的開始部分的某些內容。
五
關於我將要寫的《回憶錄》部分內容的提要（1851年4月，在歸國途中）
1849年5月
我在德意志旅遊，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大多數議員已經辭職而議會即將結束前我在法蘭克福的停留。
我的印象：德意志深深地感染了革命精神，舊社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各邦君主獲得當前的勝利。
我獲悉選舉的結果和「紅色黨」的意外成功。我急忙啟程回國。新的議會定於5月28日或29日召開。國內的局勢：繼過度自信之後而出現過度恐怖。人人心中有兩個想法：一個是即將不可避免地到來的危機；一個是需要一個能夠團結穩健的共和派、有能力戰勝危機和孤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黨的內閣。人人都把目光投向迪福爾和他的朋友，認為他們是內閣所需的人物。
巴羅一再試圖拉我們同他一起入閣，而我們只希望平穩地掌握政權，我尤其如此。我一直認為前途不是十分光明，國內正經受危機，對羅馬問題應負的責任，從總統方面和政黨的領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堅強的支持。他們任何一方在求我們幫助擺脫困境時，就暗中決定：一俟災難過去就把我們拋棄。我們的勝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們的失敗。我們建立秩序後反而成為無用的存在，變成障礙。
總之，我們在政權中代表著穩健而合理的共和國的理想，但幾乎沒有一個人想要這樣的共和國，每個人想要的是高於或低於這個共和國的政權，甚至是其他別樣的政權。
我的看法就是這些。但我的內心又想入閣。野心和救國於危難的願望混在一起。
內閣成立
各種困難。我在內閣中孤軍奮戰（無論是在迪福爾的內閣中，還是在加入卡芬雅克內閣時）。總統無論如何要保法盧入閣（法盧得到總統的信任，為拉攏王朝正統派也確實需要他，而沒有王朝正統派的支持，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但我在當時對這一點卻沒有充分的認識）。然而，人們當時確信…… 【19】 在十分危急的時候，要辦好什麼事都是不可能的。
在制憲議會作出決議的3天前，就發出進攻羅馬的命令。這項消息開始傳播。巴黎革命騷動。新議會在原眾議院的會議廳開會。山嶽派不久便採取好戰的和非立憲 的態度，他們為在選舉中意外獲得成功而發瘋，在羅馬問題上找到良好的革命題目（原文如此）。它要求彈劾幾位部長。我的處境十分困難：我不想對羅馬問題的過去負責（我在入閣前就向巴羅言明這一點），但我又不想推掉這個問題。我以問題被誇張、情報錯誤和賴德律—洛蘭在議會的講台上發動進攻為由實行主動出擊，猛烈地抨擊了賴德律—洛蘭。多數派對我狂熱支持，我從今天起在多數派中建立了威信。雖然出現過一些不快，但我一直是最受多數派歡迎的內閣部長。
坊間都在注意我們的行動。一種革命的行動顯然在準備之中。來自各省的報告，巴黎警察的報告，這些報告都有些誇張。我從這種誇張中看到各省政府的真實情況之外的虛偽情況，最後還能依靠全面的認識作出比依靠虛偽而誇張的細節的了解更為準確的判斷。儘管警察報告上來的危險極其大於我自己根據情況所作的判斷，但我依然堅持自己的判斷，而且我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陷入難以擺脫的不安。
6月13日事件 【20】 。這一天的特點是：一年前是軍隊沒有參謀部，而這次是參謀部沒有軍隊。梯也爾的緊張；對造反和霍亂表示的恐怖。梯也爾躺在議會的議長圓椅子裡，撫摸著自己的肚皮，在政府還沒有提出要求的條件下怒氣沖沖地下令在巴黎實施戒嚴。議會也有同樣的焦急態度。我到內政部去拜訪迪福爾，請他向議會提出這個要求。3點鐘的時候，他來到議會。巴黎實行戒嚴。造反者潰散，幾名領導人物被捕。我們實際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專心從事自己的工作，只是從6月13日才開始。
我對自己本身和對新工作的工作能力的幾點自評 【21】 。我覺得自己做大事比做小事更能成功，負大責任比負小責任更堅定。地位和事業的重大，使我產生某種堅持力，我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產生絕望的心理 【22】 。我還發現，政治工作的難度並不與它的重要性成正比，看起來難辦的事情，而實際做起來並不困難。我願意以一句名言自況，這句名言是：平時韜光養晦，而後一鳴驚人 【23】 。
法國的國內問題，我在法國所遇到的問題，歐洲的情況，在廢墟中再建起來的一切舊政權，在任何方面也沒有建成合理而鞏固的自由的二月革命，到處瘋狂的革命家，法國的政治地位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法國沒有發生應有的作用，各國舊政權對法國保持警惕，仍然信奉與我們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對立的原則。更有甚者，我們在保衛新思想和新制度方面永遠不可能發揮主要作用，這項作用屬於俄國了。這些政權的敵對黨派，怪誕荒謬的革命者不可能進行支持，因為：1）人們不能相信他們能指導行動，不能以理喻人；2）他們的激情和過激行動很快就將使法國自垮。
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法國對國外實施重大的舉措。國外的所有重大運動，在國內的破壞中幾乎肯定都存在機會。政府當前除了煽動群眾的黨，再也得不到其他黨的支持，而且，力量的平衡變得對法國不利。總之，外交部長就是在可悲的背景和可悲的處境下處理國家的對外事務，而國家有影響力的思想不可能再有了，國家沒有力量可以自負，因而它希望它的政府總以大聲發言，但人民對政府卻非常不滿，政府則劍拔弩張地對付人民 【24】 。
我過去一直是從遠處旁觀這一切的，而現在是親臨其境觀察其詳情的。這使我感到，我們過去在對外問題上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攻擊是過火的。（儘管這個政府實際上沒有廉恥和缺乏國民的感情，但它面臨的困難也確實是巨大的。）
我認為這個政府沒有任何遠大的企求，只等待事件的自然發展，努力使權力保持自由而穩健的性質；從不積極行動，而停留在儘量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在一切方面給人以討好的印象，決不饒舌，但還堅持高傲的態度；只說法國應當說的話，也要對方只說他們應當說的話，如果對方不同意，也冒險做一兩件使對方不滿的事，而遭到對方反對，便退縮回來，不使對方因此而受辱。
在這些普遍困難中的一個特殊糾紛產生於羅馬問題 【25】 。因這個問題而產生國內困難；我立即決定使其他一切問題服從這個問題。
歐洲給我造成的一些麻煩，而國內出現的麻煩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真想把煽動民眾的黨派打倒，使法律和政府恢復活力，我們就能同多數派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良好的理性關係（我所以說較長的一段時間，是因為多數派實際上希望時間更長一些，他們要在這個期間恢復地位、權力，真正回到王朝時期）。但是，這樣做一開始就使我們的地位處於險境，何況6月13日以後，看到各黨派的領袖們的令人討厭的貪心，就不再為他們等待掌握政府和進行排他性統治而苦惱了。但他們也非常清楚，我們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但不會成為他們的手下人。由此產生一場小小的連續不斷的明爭暗鬥 【26】 。不間斷的陰謀，為使總統控制政府而作的不斷努力。他們利用這種方法與總統合謀推翻共和國，而王朝正統派阻止這樣做。
王朝正統派不可能使他們完全喜歡，而迪福爾的粗暴而冷漠的做法又激怒他們 【27】 。我完全採取另一種方法，我認為我這樣做很對。我在各方面都對他們想要滿足自己的自尊心而顯示影響的做法表示讓步，同時我又執意保持自己的實權。在小事方面，以及關於人事問題，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做到使他們儘量滿意。
特別是我常請他們提意見，並仔細地聆聽他們提出的意見；或到他們家裡去交換意見，或經常請他們到我處來交談。說來也真奇妙，我雖然在大事上並沒有按照他們的提議辦，但卻沒有失去他們對我的好感，特別是與梯也爾的關係。在皮埃蒙特問題上，在匈牙利流亡者問題上，部分地在羅馬問題上，我的做法都與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但卻維持著良好的友誼。
內閣的內部障礙與困難
除了法盧，所有的內閣成員都是同道。他們之間信念一致，現實的情感一致，互相尊重。（而且，據昔日的一些內閣部長說，在過去的任何一屆內閣中，都沒見過這樣的現象。）法盧是一個例外。法盧是什麼樣的人呢？他主要代表教會，而不代表某一個政黨。我知道，在我入閣之前他與巴羅之間有過一些爭吵，但他對迪福爾和梯也爾有天生的反感，只是沒有立即破壞內閣而已。迪福爾與法盧的關係 【28】 ，使他們難於在一起工作，只有我能擔負起使雙方互相愛慕和尊重的任務。我的努力。
最後，所有困難中的最大困難是總統。我對總統的評價是：對他的支持者所要求的事情來說，他是最無能的人；從他贏得反對者對他的信賴來說，他是最有能力的高手，甚至那些為了利用他而提名他當總統但最後放棄提名他的人，也信賴他。我對他的基本看法，為了不讓他去追求非法的未來，就要給他一個合法 的未來，因為屈就臨時總統的職位絕不是他的所願。我一再向我的內閣友人提出這個看法。我甚至當總統的面表述同樣的看法。我經常對他說：「我不會幫助你推翻共和國，但我願意幫助你在共和國獲得穩定的最高位置。」我的做法很快就使我同他建立良好關係，除了法盧以外，我同他的關係比其他任何閣僚都好。但是，我又必須反對他作出的某些決定，因為他不斷提出一些壞主意。但是，我以正當的理由反對他，並在事情有可能辦理的時候以真誠的願望 【29】 使他感到快樂。
他的周圍是一些騙子和壞蛋，據尚加尼埃說，這些人總是對內閣懷有極大的敵意，經常背叛多數派的領袖。他們心中的最大不滿，是我們沒有把所有的官位交給他們。
總統的一些老朋友或在選舉時結交的朋友。
迪福爾當面頂撞他。帕西的不當態度和愛戲弄人的粗野。
事實的進展。
在內政方面，由於迪福爾態度生硬和錄用多數派所反對的人，致使多數派內部反對我們的聲浪高漲。他不可能使他們滿意，但手段要在形式上 和次要問題上卻採取讓步的手段，以緩解他們的敵對情緒 【30】 。
外交問題
重讀有關的文件之後，再專門敘述所有的外交問題 【31】 ，並以羅馬問題結束。這個問題使內閣誕生，也使內閣垮了台。從頭敘述到尾，直到我們退出這個事件的經緯，並附帶一段簡短的結束語。在結束語裡，將告訴人們我們被推翻的情況，因為我們沒有表現出活力，同時不僅對羅馬，而且對整個義大利，我們都作了讓步。
如果我一開始不做這樣長篇的敘述，而能夠在敘述當中加上一些想法，比如把迪福爾與法盧的爭吵加進去，也許會更自然和更有趣 【32】 。
六
1851年5月15日我與共和國總統的談話（我從義大利回國後與他首次見面）
5月13日，我接到總統府副官的便函，通知我總統要在後天1點接見我。我按時去了。寒暄之後，總統立即問我對政局的看法。
我——請允許我對您直言不諱。
總統——當然啦！
我——那好吧！我認為局勢惡化多了，對全世界、對法國、對您來說，都惡化多了。
我們暫時各自想如何說下去。隨後，我決定自己先說：
「必須緊扣著問題說。既然你問到我，我就當面談一談局勢。你有三種方法從現有的政體下擺脫出來：依靠議會，依靠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行政權賦予你的力量。對於最後一種方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求助這種方法，你不僅要把國家推向巨大的災難，而且會使你自己陷進真能使你滅頂的危險。
「至於依靠議會的支持來擺脫現有的政體，則需要有使事情能夠成功的時機。在目前條件下，我認為你應當放棄這個希望，也不要相信已經高喊要修改憲法的多數派會跟著你一起去按照你的利益破壞憲法。那些勸你以撤掉某些部長並改任其他人來使你達到這個目的的人，完全錯了。」（我認為確實如此，並真誠地向他表示，我跟他談話的目的不是求他賜予部長的位置。）
他表示同意。
「只剩下依靠人民的支持來擺脫現在的政體的辦法了。據我的理解，這就是不顧憲法的規定而去再次競選總統，於是政變的責任就由人民自身來負。這是最沒有暴力、最不違法的解決辦法。我還認為它是可能的。但要採取的行動與你的不同…… 【33】
……「（1）您的國內行政是令人討厭的、挑撥性的和暴力的，是為某種野心和某種地方的怨恨服務的。所有的錯誤在福謝的領導下將會更加嚴重。這樣的統治方式不僅使您不斷地離開朋友，而且將中間色彩的人推向紅色一邊，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可能引起革命的選舉。
「（2）您的政府看來過於支持神職人員，投入到極端的天主教派和神甫的懷抱。這不僅對您是危險的，而且對宗教也是危險的，還會使一切中立派自願地靠近紅色一邊。」
談話又從另一側面轉向5月31日法令 【34】 。我當時就說：「我認為這項法律是巨大的災難，幾近犯罪。它剝奪了我們在今天的社會還享有的唯一權利即普選的道義力量，但並沒有消除普選所帶來的危險。它把一大群民眾推到我們面前，但這一群民眾並沒有享有權利 。」總統跟我一樣，也敵視5月31日法令。他說：「但是，也不能否認這項法律產生了一些良好的效果。而我也不像福謝和巴羅什 【35】 那樣認為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要修改這項法律，但要在選舉稍前進行。你認為我以600萬張選票當選之後就喜歡僅以400萬張選票就能使我當選的選舉制度嗎？」
談了45分鐘後，我們就分別了。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談話會如此誠懇；他向我致謝，並熱情地約我常去他那裡小坐。
沒有任何困難透過這個人的不動聲色的面容進入他的內心世界，這樣的談話也不能不給你留下印象 。
我的印象是：
第一，他幾乎 （不是完全）放棄通過議會來達到目的的想法。
第二，還沒有放棄獨自發動政變的想法。
第三，他相當歡迎他所說的人民通過選舉進行的政變，認為這是最好的出路。但他不想採納我提議的辦法，而破壞5月31日法令的思想終於占了上風，但在最後時刻，又想向人民呼籲和打擊議會。
七
修改憲法——1851年6月21日應我之邀來我家會晤中貝里耶與我的談話。我們二人都是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我首先對他說：關於如何表達的問題，我們之間可以暫時放在一旁不管。你們沒有做過關於修改憲法的宣傳，而只參加過選舉運動。他回答說：不錯，您判斷很對。我對他說：好吧，我們馬上可以看到你們如何正確地工作了。我隨即要對您說的是，我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不能拋開許多重要工作，特別是我已參與的工作，而只參加完全以拯救穩健黨派為目的的策劃活動。你們是主動使憲法的修改體現出共和主義的特點，從而使穩健的共和派有公正的理由贊成修改憲法，還是等著我們推動你們去完成這一任務，這要你們自己選擇。他表示同意，但擺出一些他的黨友的激情和偏見所造成的困難。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討論應當如何行動後，又就事情的實質問題，研究了應當採取的政策本身。
下面是我就我準備留下記錄的問題對他的談話大意。
我對他說：貝里耶，您應當知道，儘管我們站在一個位置上，但你們要獨自負責，使我們一切都得跟著你們走。如果王朝正統派同那些想要反對總統的人聯合起來，鬥爭還是可能發生的。您曾經有些不顧貴黨的利益，把貴黨引向相反的道路。從那以後，任何聯合抵抗，我們都不可能了；我們也不能只同山嶽派在一起。因此，我們受到挫折，隨後你們也受到挫折。但結果怎麼樣了呢？我明白您的想法，您的想法顯然是：您認為局勢使總統的影響力加強是難以遏止的，有利於總統的動向也是阻止不了的。你們抗拒不了這個潮流，便冒險投入這個潮流使它更加激化，但你們、你們的朋友和不大同情總統的秩序黨的一些反對者又希望斗到下屆議會開會。你們認為，只有在議會裡可以找到抵制總統的堅強支柱。於是，你們今天在抵制總統的過程中，就想在議會裡保存一個可能反抗總統的人們的核心。反對現在擁護總統的潮流，可以使他失去民心而不能再次當選，但又將使社會主義政黨和波拿巴主義者占便宜，而你們又不願意看到他們任何一方取得勝利。這太好了！這項計劃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個主要困難。這就是說，如果選舉能在明天舉行，而且你們的策劃能像12月選舉那樣立即創造出破紀錄的成果，則我可以理解你們的計劃，但我們離舉行選舉還有一年多。不管你們怎樣努力，恐怕在來年春天以前也不能把選舉的事情辦成。你們認為受到你們幫助和促進的波拿巴主義運動從現在起到那時候能夠停止不前嗎？你們提出修改憲法的要求以後沒有看到被政府的一切走狗操縱和沒有受到我們的有力打擊的輿論接二連三地提出各種要求，直到提出欲把我們引向公然支持總統的非法連任和乾脆執行他的計劃的要求嗎？你們能往那裡去嗎？如果你們願意這樣，你們的黨也願意這樣嗎？你們不願意這樣。因此，你們到了必須停下來的時候，以便加固自己的地位，抵制國民與行政權結合起來的努力，也就是使一方失去民心，使另一方失去支持，或至少令政府在選舉中採取你們所希望的中立態度。你們將會屈服，將會使你們所反對的力量無限增強。這就是一切。我在這裡向你們預告：你們不是完完全全，以致最後在忍受總統加於你們的屈辱下走下去，就是在收穫你們策劃的所有成果的時候把成果丟盡，而對自己的人和國家承擔起建立一個可能是由平庸之輩治理的，但由於局勢的意外力量而被革命和我們的君主繼承的政權的責任。
貝里耶一言未發，呆若木雞。應該分手的時間已到，我們彼此告辭。
注 釋
【1】 朱爾·拉斯泰里侯爵（1810—1883），七月王朝時期的眾議院議員，先後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右翼保守派代表。
【2】 皮埃爾·馬涅（1806—1879），七月王朝時期的眾議院議員，1847年為副大臣，1851年又進入路易·拿破崙的內閣。
【3】 欄外旁註：這除了說明博蒙早些時候正式向我談的事情外，還更說明在新內閣的根本思想上已在某些地方作了讓步。
【4】 熱拉爾伯爵（1773—1852），法國元帥，七月王朝時期的大臣（1830）和內閣秘書長（1834）。
【5】 艾蒂安·阿拉戈（1802—1892），法國的文學家和政治家，天文學家阿拉戈的弟弟。制憲議會代表。
【6】 萊昂·馬爾維爾（1803—1879），七月王朝時期的眾議員，王朝左派的成員，先後被選為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代表。第一屆巴羅內閣的內政大臣，10天後辭職（1848年12月29日）。
【7】 讓·夏爾·里韋（1800—1872），經過十餘年的行政官生活後，1839年由科雷茲省選為眾議院議員。1846年競選羅訥省的制憲議會代表失敗，1849年被選入國家行政法院。他是托克維爾的朋友。路易·拿破崙發動政變後退出政界，一直到第二帝國垮台沒有復出。
【8】 費迪南·巴羅（1806—1883），律師，奧迪隆·巴羅的弟弟。七月王朝時期的眾議員，1848年12月10日選舉後任總統的秘書長，後出任內政部長（1849年10月31日—1850年3月16日）。
【9】 德·蒙塔利韋（1801—1880），法國貴族院議員，在七月王朝期間多次出任大臣。
【10】 欄外旁註：從六月事件以後至我入閣（5月11日）期間。這一期間的事件，均與年鑑核實過。
【11】 欄外旁註：第二次演說是一個重要行動，使我要這樣作的是輿論。我在演說中提出的理由，已經說過了。
石嬋娟1848年9月12日關於勞動權的演說，後來收在博蒙編的《托克維爾全集》，第9卷，第536頁。而10月5日關於分權的演說，見10月6日的議會討論公報。
【12】 欄外旁註：迪福爾比任何人都先被提名。儘管他是共和國成立之前最穩健的人，並曾拒絕參加改革宴會運動。他與七月王朝的最後內閣沒有任何合作，忠心支持共和國。具有民主主義的感情。他是主張立憲的人，真能與他的手下人維維安共事。
【13】 原稿如此，應為人名。
【14】 1848年10月，卡芬雅克將軍任命托克維爾為出席布魯塞爾會議的法國代表，會議的一方為法國和英國，另一方為奧地利和皮埃蒙特，以調節後兩者之間的糾紛。這次會議沒有開成。路易·拿破崙當選共和國總統後，托克維爾便於1848年12月10日提出辭呈。
【15】 《商業報》，一份報道政治、商業和文學進展的日報（1837—1848）。我們從托克維爾致雷夫的信（1844年7月7日）中得知，《商業報》的所有者曾要求托克維爾對該報的編輯宗旨給予庇護性支持，托克維爾認為這是在報刊上發表反對派所持觀點的機會，特別是不讓梯也爾「壟斷所有的報刊」，而同意了這項要求。見梅耶編：《托克維爾全集》，第6卷，載《英國通信》，第1卷，第75頁。還可見勒迪耶的前引書，第148頁和151頁。
【16】 德塞薩爾是卡昂上訴法院法官，芒什省的制憲議會代表。
【17】 欄外旁註：從迪福爾加入卡芬雅克內閣到12月10日選舉這段時期，還要參閱博蒙這一時期的來信。
【18】 欄外旁註：這一篇到此結束。我同時告訴讀者：在讀完這封來信後，我幾乎是立即出發了。
石嬋娟1849年5月21日，里韋寫信給托克維爾勸他回國。里韋十分悲觀地描述立法議會選舉後法國的政治局勢後，接著寫道：
石嬋娟「在局勢發展到危險的地步，被恐怖驅使的思想繼續控制著人們的頭腦，反映在失落的社會的方方面面；被這種思想推上暴力道路的人們，千方百計地夢想沒有理性的舉動，幸虧他們為此還沒有建立一支堅強而有力的軍隊。最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能夠拯救國家，並在這時堅毅地把國家從迷途中領出，走上理性和憲法的道路。我在這樣做的人們當中，只看到迪福爾是最堅定的和最勇敢的。他在巴黎的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公正的評價。雖然人們只是剛剛看到他的自尊心得到滿足。但還是要這樣認為的。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把事情做得對國家有利。我實在感動極了，我採取堅決的態度已經有3天了。他面對肯定到手的權力既未表示虛偽的謙虛，又未表示徒勞的追求。我們8個人在我家圍著一張桌子坐著，只缺你這位大人物！這8個人中，有兩個人，即弗雷龍和朗瑞內，不用我說，你也知道，他們是選舉現場上的拚命英雄。一位新參加的，是貝多將軍。我們的談話十分嚴肅，就像面臨敵人的圍攻，但產生了令人滿意的結果：每個人像是接受任務似的，受到迪福爾的決心和意志的鼓舞，完全理解自己負有應當執行的重大任務。我認為，這裡在議會即將召開的會議期間，不會發生某種災難性的動亂；而我以堅定的和愛國主義的精神面對的新任務，只是設法安撫民眾的情緒，使他們產生某些希望，挫敗無政府主義者的計劃。」
石嬋娟（托克維爾檔案）
【19】 在這裡，原稿缺一頁，沒有找到。
【20】 欄外旁註：總統這天的態度是冷靜而堅定的。
【21】 欄外旁註：我在與總統、黨派領袖、議會往來時的觀點，我在與歐洲往來和處理歐洲事務時的觀點。
【22】 欄外旁註：為什麼？要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心理學研究。
【23】 欄外旁註：我還發現，我自己一個人獨處比在群眾當中更容易寬宏、仁慈和專心。
【24】 欄外旁註：只想指揮而不想實際作戰，擺出一副自我尊大和愛好和平的樣子。
【25】 欄外旁註：我與有關國家的宮廷及其大使交換意見。我對此十分清楚。語言清楚簡潔，而無豪言壯語，但這是一個決心使自己所要求的穩妥事情成功的人的話語。
【26】 欄外旁註：對尚加尼埃的人身攻擊。
【27】 欄外旁註：他的做法的實例。他與卡斯特拉內的會見。他為內閣首腦，表現出最怕被支配的樣子。什麼也不允許朋友干，總是聽部下的話。
【28】 欄外旁註：昂熱的行政長官問題。
【29】 欄外旁註：總統是紳士，他與我的主要聯繫渠道。在任用博蒙時他向我提議的簡捷方式。我對他能夠這樣做而高興。為什麼？
【30】 欄外旁註：我認為是最大的敵對情緒。
【31】 欄外旁註：瑞士問題、皮埃蒙特問題、匈牙利逃亡者問題、羅馬問題。羅馬問題的全部歷史，放在最末一章敘述。
【32】 欄外旁註：一些可以自立一項的軼事，比如，我對諾曼比爵士的態度、向俄國派遣拉莫里西埃、侵犯通信秘密等，我不知道放在何處敘述為好。私拆信件這種卑鄙手段是無用的。密探。總統的反對派害了自己。
【33】 在這裡原稿缺一頁，沒有找到。
【34】 1850年5月31日選舉法。這項法律歪曲了普選制度，它規定的選民資格是：在當地居住3年以上，有證據證明是當地的納稅人。因此，這樣的選舉資格規定，使工人占多數的300萬選民失去了選舉資格。
【35】 朱爾·巴羅什（1802—1870），福謝內閣（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的外交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