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回憶錄 · 第一章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回憶錄》
第二部分 這冊筆記本所記的(即從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一切,都是1850年11月、12月,1851年1月、2月,斷斷續續在索倫托寫的。 第一章 我對2月24日的原因的判斷及對由此產生的事態的看法 七月王朝就這樣與其說沒有經過鬥爭,不如說在勝利者的打擊下垮台了。像敗北者對自己的敗北表示驚訝一樣,勝利者對自己的勝利也感到吃驚。二月革命以後,我屢次聽人說:基佐先生,還有莫萊先生和梯也爾先生,都稱只能把這一事件歸因於突然,認為它純系偶然事件和順利得手的奇襲,其他什麼都不是。我一直像莫里哀的《憤世嫉俗》的主人公對奧隆特說的,「這麼說來,你們也有你們的理由了」那樣,琢磨他們的答案,因為這三個人都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法國的18年間管理過國務,他們很難接受這位君主的壞政府準備了使他丟失王位的災難。 可以設想,我這個根本不相信這些理由的人,是完全不會有那種見解的。這並不是說,我認為偶然因素對二月革命沒有起任何作用;完全相反,我認為偶然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偶然因素沒有決定一切。 我常與一些沒有參加政治活動、以寫歷史為主的文人交往,也認識一些專搞政治事件而不想寫它們的政治家。我從中經常發現,前者總是到處尋找一般原因;而後者則總是喜歡認為,一切事物都應有其特殊的偶然原因,而被他們視為不斷發生作用的小小動因,則跟推動世界前進的那些動因完全一樣。當然,他們雙方都是錯誤的。 對我來說,我嫌惡這種把一切歷史事件都歸因於重要的初始原因的絕對系統,因為這種系統用一個宿命的鎖鏈把歷史事件互相聯結起來,從而可以說使人類歷史上的人從歷史舞台上消失。我發現,在他們自以為重要的系統中有偏執之處,在他們炫耀自己像數學真理的時候也有錯誤。儘管為了滿足自己的自尊心和便於自己的工作而發明了這種崇高理論的文人可能不高興,但我依然認為,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雖然只能用偶然出現的情況來說明,但仍有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無法說明;結果,偶然因素或者可以說是我們知識不夠而不能梳理的一大堆次要原因,便大量進入我們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見到的所有事件當中。但我堅信,偶然因素如果不是事先就已成熟,那就發生不了什麼作用。先前的事實,制度的性質,人心的向背,習俗的狀況等,都是使我們感到驚奇和害怕的即興表演的素材。 二月革命,也和其他這類重大事件一樣,是由大量的一般原因造成的,也可以說有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無論是完全歸於初始原因,還是單獨強調次要原因,都是表面的看法。 產業革命至今30年來,使巴黎成為法國的第一製造業城市,把一批新的勞動群眾吸收到城市裡來,另一批暫時沒有工作的農民群眾也參加到城垣建築的勞動中來;對物質享受的熱望,在政府的鼓勵下,使這些群眾本身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因羨慕而產生的民主主義的不滿,也在無形之中影響這些群眾;各種經濟和政治學說開始在群眾中生根,想方設法叫群眾相信人的貧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結果,只有改變現存的社會才能消除貧窮;對沒落的統治階級特別是對過去的頭面人物的輕視,已經廣泛而深入地使保護政權比推翻政權對自己更有利的一些人也失去抵抗能力;引起革命行動的中央集權,使巴黎成為指揮革命的中心,把權力都集中在看來很完整的政府這個機器手中;最後,一切事物經常變動,比如,動盪社會中的各種制度、思想和民風,都至少在60年間由於7次重大革命,還不算許多小的社會動盪,而發生動搖。——上述這一切,就是沒有它們就不會發生二月革命的一般原因。而導致二月革命的主要的偶然因素則是:王朝反對派的弄巧成拙的激情,本想改革選舉制度,但卻促成叛亂;對這一叛亂的鎮壓最初是過火,後來又被放棄;舊大臣們的突然消失,立即打亂政權的機制,而新上台的大臣們,在慌亂之中既未能掌握政權片刻,又未能革新政權;這些大臣的失策和思想混亂,使他們想恢復他們曾經奮力打倒的東西都不可能了;將軍們猶豫不決,沒有深得民心而精力充沛的王族,特別是路易·菲力浦國王年老昏庸,及其令人難以想像的軟弱無能,等等。他的軟弱無能在已被事變證明之後,依然是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 我有時尋思,什麼東西能使國王的精神產生這種意外的和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路易·菲力浦有過在革命環境中生活的經歷,所以他的意志消沉肯定不是因缺乏經驗,也不是沒有勇氣和精力而造成的,但在這一天這些東西卻完全不見了。我認為,他的軟弱無力來自他的過度驚惶;在沒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他就嚇得亡魂喪膽。二月革命,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意外,而對路易·菲力浦來說,尤比別人覺得是意外。任何外來的建言,他都不準備採納,因為多少年來他的精神都處於一種傲慢的孤獨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幾乎總是依靠長期幸福的親王們的才智度日。這些親王認為幸福來自天才,不願意聽任何建議,因為他們認為不必向任何人學習。路易·菲力浦還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像我已經指出的,他的大臣們也犯過這個錯誤:在拿過去的歷史事實比照現在的事實時,並沒有真正從中汲取教訓。這些事情雖然不盡相同,但我們仍然可以排出相繼發生的這些事情的獨特的一覽表。比如,英國的查理一世,知道父親的德政,但看到反對派勢力作出的種種進步後,卻走上專橫和暴力的道路;又如我國的路易十六,知道查理一世是因為什麼都不能忍耐而被送上斷頭台的,所以決定採取容忍一切的態度;再如查理十世,看到路易十六的軟弱無能,而自己卻引起革命燒身;最後,是洞察力極強的路易·菲力浦,他本以為,要想保住王位,不破壞法制和守法就可以了,只要自己不違背1814年憲章,全國人民也不會違背。收買人民而不頂撞他們,偏離憲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條文,以惡制惡,把革命的熱情慢慢地溺死於物質享樂的愛好之中。這就是他的終生理念。這個理念不僅逐漸變成他的第一理念,而且成為他的唯一理念。他把自己封閉在這個理念當中,依靠它來生活。在他突然感到這個理念有誤的時候,就像一個人在夜間被地震驚醒,在黑暗中房屋倒塌,覺得大地從他的腳下下沉,在這沒有預想到的全面崩潰當中感到一切都完了。 今天,我是在輕鬆地論述造成2月24日事件的原因,但在那一天的午後,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當時,我一再尋思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除找出這一事件的原因外,還要考察它將來如何發展。 【1】 這是我17年來親眼看到的和經歷的第二次革命。 這兩次革命都使我感到悲傷,但後者對我造成的悲痛又是多麼深重!對於查理十世,直到最後,我都保留著由家族傳下來的敬愛。但這位國王之所以垮台,是因為他踐踏了我最敬重的各項權利,所以我仍希望我國的自由不要隨國王的倒台而消失,而應當由此更生 【2】 。今天,我覺得這項自由已經死亡;這些王族的逃亡與否,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但我覺得自己對自由的希望卻完全落空了。 我年輕時期,在一個恢復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榮和偉大的社會環境裡度過極為美好的歲月;我在這個社會裡產生了關於中庸適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這種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後來成為貫穿我一生的激情。我曾立志不能心甘情願地放棄這種自由,可現在我卻不得不親眼看著它消失。 我已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所以不想再說一些廢話來安慰自己。我已經明白,即使一場偉大的革命能在一個國家建立起自由,而其後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一些革命,也未必能長期保持一切正常的自由。 我還不知道由此會發生什麼,但我已確信絕不會發生使我們滿意的事情。我可以預見,不管我們的子孫會是什麼命運,我們這一代人將在交替使用寬容和壓迫的反動統治中消磨悲慘的一生。 我在心裡回顧我們最近60年的歷史,看到人們在這一長長的革命時期的每個階段的末尾都抱著美好的幻想,看到製造這些幻想的理論,看到我們的歷史學家描繪的高明的夢想,看到那麼多有創造性的然而是錯的思想體系,看到人們試圖依靠這些東西來解釋尚了解得不清楚的現在和完全不了解的未來。每逢這些時候,我都不禁苦笑。 接替舊制度的是立憲王朝,接替立憲王朝的是共和國,而在共和國之後是帝國,帝國之後是王朝復辟,後來就到了七月王朝。在這相繼出現的政權轉移的每一次之後,新的掌權者在接近完成自詡為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都宣稱法國革命完成了。可悲!我自己在王朝復辟時期也曾希望如此,而在王朝政府垮台不久也還這樣希望。這是又重新開始的法國大革命,因為人們向來是這樣看的。我們越往前進越遠離目標,越感到前途暗淡。我們能像其他的預言家或許也如他們的先行者煞費苦心所保證的那樣,達到我們的祖先都沒見到和想到的那種十分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嗎?或者只能進入到間歇發生的無政府狀態和染上老百姓熟知的不治之症嗎?至於我,我既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又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這一長期的旅程。我已為多次迎接總是遲遲不來的輪船的到岸而累得疲憊不堪。我經常自問:我們長期以來尋找的安定的土地是不是真正存在!或者我們的命運是不是永遠要在大海上飄蕩! 這一天的其餘時間,我是同我的科學院同事、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安培 【3】 一起度過的。他來看我在這場騷亂中遇到什麼危險,然後讓我準備晚餐。最初,我想同他談一談我的苦惱,以減輕自己的思想壓力,但我很快發現他的感受與我完全不同,他是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正在進行的這場革命的。安培是一位很有風趣的人,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心地善良,為人溫柔誠實。他待人寬宏,贏得人們的喜愛。他喜歡與人進行豐富多彩的、富有智慧的、妙趣橫生的、嘲諷時事的談話,在這種談話中時而加上一些小小的挖苦話(其中每一句都不是大聲說的,但是) 【4】 ,都能使人聽來不太刺耳。遺憾的是,他總是一貫把沙龍精神加入文學當中,把文學精神移入政治當中。我所說的把文學精神移入政治,就是重視新奇的東西而輕視實在的東西,偏愛有興趣的描寫而不太愛實用,喜歡琢磨演員的演技和漂亮的台詞而不太注意全劇的效果,最後是主要根據印象而不是依靠論據作判斷。我沒有必要說其他院士也有這樣的怪僻。其實,各國人民都多少有這種怪僻,而法國人則是大多數最常像文人那樣對政治進行判斷。安培為人寬宏,但從未因為他領導下的同事軟弱而結成終生的小圈子。他非常輕視已被革命打倒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最近曾支持瑞士的教皇絕對權力主義者 【5】 ,使他強烈憤慨。他對教皇絕對權力主義者的憎惡,特別是他對他們的法國友人的憎惡,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他對自暴自棄的人恨得要死,但他的內心並不是偽君子的那種嫌惡。實際上,偽君子對他恨之入骨,殘酷中傷,而他當然不跟他們一般見識,也沒有必要以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燃起反對他們的盲目的排斥異己的烈火來證實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我稱安培是一位基督教徒,不是根據他的信仰,而是根據他的人生目的、愛好,而且也敢說是根據他的氣質。安培看到曾為偽君子們 【6】 殷勤服務的政權倒台,心中感到輕鬆慰快。他在來我家的途中,從起義者身上看到大公無私,甚至寬宏大量和勇敢的精神:他被人民群眾的激情征服了。 我看到他的情感不僅不與我的情感一致,而且完全相反。這種看法一產生,我便一股腦兒地把當天早晨開始就積壓在心中的一切義憤、苦惱、激怒的情感傾注在安培身上。我當時說話的口氣很粗暴,後來想起時有些後悔,但他與我有這樣的誠摯的友誼,也只能原諒我了。我當時對他說:「你對事情的經過一點也不了解,你是用巴黎街上看熱鬧的人和詩人的眼光判斷發生的事情。你把這稱為自由的勝利,但這是自由的最後敗北。告訴你,被你如此天真地賞識的民眾,正向人們顯示他們既無能力又無資格享受自由生活。你說說,經驗教給了民眾一些什麼?經驗向他們提供了一些什麼新的美德?這種美德又清除了一些什麼舊的惡行?我告訴你,什麼也沒有,一切照舊。還是像他們父輩那樣沒有耐性,那樣不動腦筋,那樣輕視法律,那樣固步自封,那樣冒險蠻幹。時間前進了,但民眾並沒有什麼改變,仍然在重大的事件當中悠閒自在。他們仍像以前那樣忙於瑣事。」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後,最後兩個人都同意等待將來的高明而正確的判斷。可悲,到那時候什麼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