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襲珍珠港前365天 · 三 松岡一手操縱的外交
對形勢的出色估計
森村書記員剛一上任就開始活動。三月三十一日，正當他密切注視著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艦艇時，夏威夷方面陸軍航空部隊司令F·L·馬丁陸軍少將和夏威夷海軍基地防空部隊司令P·F·L·貝林賈海軍少將寫了一份《關於陸海軍在敵人突然襲擊瓦胡島或夏威夷艦隊時採取聯合行動的綜合估計》。
在這份《綜合估計》中，對形勢發展的要點敘述如下：
一、美國和「橘子」的關係正處於緊張和變化之中。
二、「橘子」以往在採取敵對行動前是不宣而戰的。
三、對我方艦艇和瓦胡島上的海軍設施進行突然襲擊要是成功，那就有可能影響我部隊在西太平洋進行長期攻勢作戰。
四、當前，我艦隊的主力部隊要經常在作戰海域行動，以便迅速對具有敵對行動的敵水上部隊或潛艇部隊採取進攻行動。
五、我們認為，「橘子」的潛艇和高速空襲部隊也許有可能在我情報部門發出警報之前就侵入夏威夷海域。
另外，在第二部分「關於對『橘子』之兵力的考察」中的第二條，就防衛夏威夷的空軍兵力問題，作了如下說明：
「我們能夠使用的航空兵力，取決於定期由美國本土派來加強力量的飛機架數。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們能夠保持大約半數飛機使之進行飛行的物質準備。但要使『橘子』的艦載飛機無法飛抵瓦胡島，從而達不到其全面發動突然襲擊的企圖；而我們的飛機又要從瓦胡島基地起飛，充分進行長期的巡邏搜索，這從夏威夷的飛機配備情況來看顯然是不夠的。至於正在計劃使用的孤島空軍基地，現在還不能支援對空作戰。
「巡邏機對遠距離的海上搜索具有特殊價值。今天凡能用於這方面的機種都最適合於這種作戰。如果使用現有的飛機去轟炸那些防守嚴密的目標，將來可以利用的飛機數量恐怕會感到嚴重不足……」
在其第三部分「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中指出：
「一、〔敵人〕在宣成之前，說不定會採取下列行動：
「（一）通過潛艇對停泊在夏威夷海域內的美國艦艇進行突然襲擊；
「（二）對瓦胡島（包括停泊在珍珠港內的艦艇和有關設施）進行突然襲擊；
「（三）上述兩種行動同時進行。
「二、看來對瓦胡島最可能也是最危險的一種攻擊方式將是空襲。現在看來，這種攻擊極有可能是通過駛近瓦胡島三百海里以內的航空母艦來進行。
「三、（略）
「四、（略）
「五、如果（敵人）在拂曉時進行空襲，那麼，下列可能性很大；
「儘管我們也許進行巡邏搜索，但敵人仍然能成功地進行全面的突然襲擊，或許是我們的準備工作對開始進行迎擊處於遲緩狀態，或許是敵人成功地把我們的注意力從第二批襲擊部隊引開。但是對敵人最為不利的是我們能在四十六小時內發現並攻擊敵之航空母艦。
「如果敵人在黃昏時發起攻擊，那麼敵之航空母艦就能利用黑夜撤退，到第二天，也許它已不在我方飛機所能進行空襲的範圍附近。黃昏時發動進攻的不利之處，就在於敵人為了發動進攻得在白天接近（我地區），因此很可能被我們發現。不過在目前情況下，也許這並非是一個很大的不利，因為在敵人公開行動前，我們恐怕不會對其採取進攻性行動，要避免的不過是敵人的全面突然襲擊而已。
「至於白天進攻，不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是不利的，一點沒有上述那些有利因素。
「夜間進攻雖有某種有利因素，但拂曉和黃昏進攻恐怕不僅比白天進攻安全一些，而且有更多機會來獲得巨大成功。
「潛艇攻擊可能與空襲同時進行。」
本來，華盛頓的作戰參謀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就已估計到：一旦日美開戰，日本就有可能對珍珠港的美國艦隊進行先發制人的突然襲擊。這種估計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後作出的，也可以說是美國海軍軍官的一種「常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了「滿洲事變」。日美關係以這一事變為轉機突然惡化起來。翌年一月七日，美國提出了「史汀生主義」。這就是當時的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日本偷襲珍珠港時任美國陸軍部部長）發出的一份「不承認武力奪取的任何東西和不承認日本侵略『滿洲』的通告」。由此，日美間的緊張關係發展到了頂點。
在此情況下，美國艦隊於第二年二月在太平洋舉行了一次夏威夷防衛演習。在演習中，假想負責珍珠港防禦的部隊配備了海岸炮兵部隊、一個步兵師、一百架飛機和許多潛艇；假想發動進攻的「橘子」軍部隊則是對航空深感興趣的哈里·E·亞內爾海軍司令指揮的艦隊。該艦隊的編制與當時的那種主力艦第一主義不同，是由兩艘航空母艦「薩拉托加號」和「列克星敦號」和四艘負責警戒的驅逐艦組成。
這次演習，「橘子」軍於二月六日星期六夜晚，在完全未被守軍察覺的情況下從東北方接近瓦胡島。七日，在日出前三十分鐘到達離瓦胡島一百零八公里的地點。這天正好是星期日。日出前三十分鐘，艦上的水平轟炸機、俯衝轟炸機、魚雷轟炸機和戰鬥機等共計一百五十二架飛機，為了轟炸停泊在珍珠港內的艦隊，從兩艘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上起飛。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襲擊，它從理論上說明，可以在防禦部隊的飛機一架也未起飛前，就將地面上所有防禦用的飛機全部擊毀，並把停泊在港內的幾乎所有主要艦艇船隻擊沉。
從此以後，如何防禦日本對珍珠港突然襲擊，實際上已成為美國海軍進行各種演習的一個重要課題。即使是美國陸軍，也不能對日本突然襲擊的這種可能性孰視無睹。
在讀者中，恐怕有不少人會直覺到：亞內爾部隊的進攻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與南雲忠一海軍中將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指揮進攻夏威夷的機動部隊所採取的進攻方法「非常相似」，這將在後面詳盡敘述。
的確如此，在南雲部隊進攻夏威夷的那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時間）也是星期日。我機動部隊絲毫沒有被美國方面察覺，就在瓦胡島以北大約三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於日出前二十五分鐘，從六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兩批〔襲擊珍珠港〕的飛機（第一批為一百八十三架；第二批為一百七十一架），取得了眾所周知的輝煌戰果。
這兩次的攻擊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難道完全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也許有人還認為山本司令長官是「向亞內爾司令學習」的哩。
這個問題姑且不管。但日本海軍也曾「觀看」過亞內爾部隊的演習。
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滿洲事變」逐步發展，上海的氣氛越來越緊張。當時，我國海軍有一艘特務艦。「襟裳號」（油船）藉口派往美國西海岸購買石油，中途要在檀香山停泊，在大體上估計那次演習即將舉行的日期後，這艘特務艦便從橫須賀軍港啟碇出航，以便了解美國艦隊的演習情況及其艦隊的動靜和戰備等情報。
在這艘特務艦上有幾個不尋常的人物，一個是深町讓少佐，他是由軍令部特派來的通訊諜報專家，在艦上擔任通訊長職務；另一個是軍令部第五課（對美情報課）的小川貫璽少佐，他是這艘船上的「臨時船員」。不僅如此，海軍方面還在艦上配備了幾個精通通訊諜報工作的下級士官，充當深町少佐的部下，並在艦內安裝了一套特別無線電監聽裝置等。
當這艘特務艦駛離橫須賀港後不久，一月二十八日終於爆發了「上海事變」，日本海軍陸戰隊和中國第十九路軍發生衝突。日美雙方的廣播電台都對這一事變的種種情況作了多次報道。這樣一來，那艘艦艇上的船員們都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們任性地說：
「『上海事變』已經發生，我們為什麼還要乘坐這艘非武裝的油船去遊山玩水觀看美國艦隊的演習呢？也讓我們趕快上戰場吧！」
艦上的幹部花了很大力氣向這些年輕人講明道理，並做了一些穩定情緒的工作。
「襟裳號」特務艦漸漸駛近美國艦隊進行演習的海域，通信諜報班人員便拚命監聽美國方面的無線電波，努力搜集資料。軍令部整理研究這些由深町帶回日本的資料，結果終於破譯了美國艦隊使用的密碼，從而掌握了美國海軍這次演習的規模、部隊編制和演習經過等重要情報。
這裡順便講一講，由於「滿洲事變」，日美關係突然惡化，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我海軍便派出海軍士官常駐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和洛杉磯兩地，主要搜集下列幾方面的情報：
一、監視美國艦隊，弄清其行動計劃和臨戰準備情況；
二、艦隊訓練情況；
三、美國西海岸建造和修理艦艇船隻的情況；
四、艦隊船員的對日感情。
另一方面，美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演習也沒有袖手旁觀，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看看：
一九二七年秋，日本的教練艦隊（由「淺間號」和「磐手號」組成）訪問美國，因此，作為回訪，美國決定讓其亞洲艦隊的一艘輕型巡洋艦「瑪布爾赫德號」駛往長崎和神戶港。
這一年的八月三十日，美國方面正巧獲得日本海軍要進行演習的情報，並得知在這次演習中將有最新型的航空母艦「赤城號」參加，所以美國海軍對此非常關心。
當時，扎卡賴亞斯海軍少校利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四樓里的一套監聽設備搜集情報，他通過監聽到的不斷增加的電報數量，斷定這一年日本海軍的演習要比往年重要。他認為，監聽這次參加演習的艦艇所發出的電報，也許能搜集到日本海軍戰術情況和其他方面的資料。可是地面監聽地點離演習的海域很遠，因此他要求華盛頓派一艘軍艦駛往日本海軍演習的海域附近進行活動。
就這樣，華盛頓方面便決定利用那艘訪問日本的「瑪布爾赫德號」輕型巡洋艦來達到這一目的，而奉命偽裝成該艦「臨時船員」的扎卡賴亞斯，則把上海的那套監聽設備和有關人員全部轉移到「瑪布爾赫德號」艦上，並計劃在該艦駛往神戶途中通過日本海軍演習的海域。
十月二十日，駛抵日本海軍演習海域的「瑪布爾赫德號」軍艦，監聽了許多無線電訊，經研究結果，獲得了大量有關日本艦隊的重要情報。
這艘軍艦於十月二十八日駛入神戶港，接著使返回上海。在抵達上海後，扎卡賴亞斯寫了一份詳細報告送往華盛頓。美國海軍通信部部長收到這份報告後，給扎卡賴業斯寫了一封信，信中對他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內云：
「我認為你的報告很好，它包含了對我們說來極為重要的有關日本海軍方面的情報，它的價值，對你怎麼表示感謝也不過份」。
別有用心的彈痕
四月一日，海軍作戰部部長斯塔克向各海軍軍區司令拍發了如下的電報：
「務使各軍區情報部工作人員注意下列事項：迄今的經驗表明，軸心國通常利用周末、星期日或有關國定假日的歡樂時刻開始行動，在這種日子裡有必要特別引起注意。」
斯塔克所以要拍出這份電報，恐怕是在他心裡想到了有關過去我國在日俄開戰時突然襲擊旅順口的那件事情吧！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三十八年，揭開了日俄戰爭（1904～1905年）序幕的旅順口之戰，正好發生在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九日聖母節那一天。
俄國有一種習慣，凡取名瑪麗亞的婦女都要在這一天接受他人的祝福，上層社會則按照慣例還要舉行舞會。由於俄國的旅順艦隊司令斯塔爾克中將的夫人，她的名字也叫瑪麗亞，所以，當時陸海軍首腦們都聚集在旅順的長官官邸大廳里、愉快地跳著舞。正當伏特加酒宴方酣之時，在近在眼前的旅順口外，數十門大炮如同雷擊般地轟鳴起來。
「小日本夜間偷襲了！」
停泊在港口外的「采扎列維奇號」戰艦等三艘艦艇因遭到了我驅逐艦隊的魚雷襲擊，蒙受損傷。
四月四日，作戰部部長斯塔克又向各艦隊、有關海軍軍區和海軍兵工廠發出指示，要各艦艇除因執行經常性的補給任務而正在航行中的外，其他一律作好臨戰準備。
根據這一指示，各艦決定按出師準備要求，裝足規定數量的彈藥、魚雷以及深水炸彈；有的艦艇駛進船塢，以便修理和調整；艦上非急需的物品也都全部卸下。但是，太平洋艦隊的艦艇卻接到指示，不要其返回美國本土，以便作好臨戰準備。
日本海軍的臨戰準備又做得怎樣了呢？
我國海軍鑒於日本周圍的形勢緊張起來，所以早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就部署了「出師準備第一步的戰鬥行動」。
這種出師準備工作分為第一步的戰鬥行動和第二步的戰鬥行動。第一步的戰鬥行動是作戰部隊等在開戰第一天所採取的必要行動，要求在下令進入戰時狀態前作好準備工作。而且一旦發起這種出師準備的戰鬥行動後，各有關部門就處於戰爭狀態，儲存起來的戰備物資即可動用，徵用商船等的手續也加以簡化。因此，它對於促進戰備工作是非常有效的。
當斯塔克指示各艦艇作好臨戰準備時，大西少將已經收到了源田中佐對山本司令長官的夏威夷作戰設想經研究後所提出的初步方案。大西少將以此作為參考，又經過反覆研究，最後提出這樣一個方案：用艦載攻擊機對〔敵之〕戰艦進行水平轟炸，並把進攻珍珠港部隊的出發基地定為千島群島中的擇捉島的單冠灣。
山本對大西的方案略加修改後，就叫大西送到軍令部。大西到軍令部後，把山本的意圖向福留繁少將——他於四月十日從聯合艦隊參謀長調任為軍令部第一部部長（作戰部部長）——作了一番說明，並將此方案遞交給他。這份作戰方案雖是山本命令大西，要他寫好後提交福留保管的，但它不是公文，所以福留就把它存放在第一部部長的保險柜內。
一到四月上旬，美國方面打算制止我國海軍在美國所進行的情報活動，特別是美國海軍，已經有跡象表明他們正在採取對策。
華盛頓是美國的櫻花勝地。這個城市栽種的櫻花，原是已故老人尾崎行雄任東京市長時作為日美親善的一項貢獻贈送給美國的。
現在，這些櫻花已在波托馬克河畔含苞欲放。可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一天，駐華盛頓工作人員司城正——兵工廠的大尉——一本正經地對我說：
「實松中佐，我的汽車上有子彈痕跡，是在停車的時候不知道被什麼人用手槍打的。」
我聽到這一報告後，卻不以為然，沒有引起多大注意。我說：
「恐怕是哪個惡作劇的人用氣槍隨便亂打的吧！……」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幾天前自己的一隻汽車輪胎被人用鋒利的刀子割了三分之二。然而司城對我的這種態度感到無比焦急。他說：
「不是用氣槍打的，從彈痕上看，分明是手槍……」
司城根據他所掌握的造炮的專門知識，作了這樣的判斷。
「那麼就去看看那輛車子吧！」
於是，我們兩人一起走到海軍武官處附近的停車場，仔細查看了那輛汽車。
經過查看，確實發現有兩處彈痕，一處在后座的玻璃窗上；另一處在右後車輪的軸蓋上。彈痕並非像我所想像的那樣為氣槍所打，正如司城所判斷的，它是用手槍射擊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為美國警察所佩帶的那種大型手槍所射擊。此外，在汽車坐墊底下還找到了子彈頭，那就更清楚地證明了這個判斷。看來，這似乎不是什麼單純的惡作劇。不管怎樣，我已經直覺到這一點：說不定此舉是他們別有用心的卑劣陰謀。
因為不能把汽車停放在那裡不管，所以司城就駕車去修理。快到第二天的時候，美國憲兵突然闖進了司城住的房間裡，在他本人不在場和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對他的住宅進行了搜查。
我國海軍武官處立即向美國海軍部提出嚴重抗議，譴責美國當局的這種非法行為，並要求美國當局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可是這種抗議一點效果也沒有。
此後不久，美國警察要求司城前去報到。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美國方面的真實意圖是要在彈痕問題上找碴子，如果可能的話就對司城進行處罰。
像司城這樣的駐外工作人員，不享受武官和助理武官那樣的外交官特權。因此，如果他有違反美國法律的行為，就要依照這個國家的法律受到懲處。
美國方面的經辦官員責問司城：
「你在某月某日去過哪些地方？為什麼要到那裡去？」
他們好像在跟蹤司城，對他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面對這種訊問，就連司城也感到有點緊張，不過，因為他沒有干過什麼違法行為，所以很坦然地作了回答。於是對方又問道：
「你在哪些地方沒有聽從警察的警告？」
此刻，司城已直覺到就要進入正題了，不過他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他說：
「這種事情一次也沒有過。」
可是經辦官員對他施加了壓力，並提出責問：
「不，你有違法行為。不但如此，你還不聽從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因此，警察出於不得已才開槍射擊。在你的汽車上一定有彈痕，難道你想佯裝不知嗎？你到外面修理汽車恐怕就是為了消除車上的彈痕吧！」
對此，司城這個規規矩矩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猛然反駁道：
「請你不要裝模作樣了。美國方面想要在我汽車上的彈痕問題找碴子來處罰我嗎？我是一個兵工廠的士官，是造炮專家。一目了然，那些彈痕是在停車時射過來的。你有什麼根據說我有違法行為，說我不聽從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因而才遭到警察開槍射擊的？希望你當場把證據拿出來。」
司城理直氣壯地反駁說，他的汽車右後車輪的軸蓋上所留下的彈痕是直線的，這就清楚地證明它是在停車時開槍打上去的，倘若汽車正在行駛的話，那麼彈痕就隨著車輪轉動的速度必然成為曲線。
司城這番咄咄逼人的話，駁得企圖找碴子的美國方面啞口無言。結果，這個問題就這樣了結了。
在這次訊問司城時，好像有一個身穿西裝的美國海軍情報局的上尉在場。這是什麼道理？我們斷定：在司城事件的背後一定有美國海軍在進行活動。
《日美諒解方案》的背後
四月十一日，夏威夷方面的陸軍司令肖特中將和第十四海軍軍區司令布洛克少將制訂了一個陸海軍在夏威夷《沿岸海域聯合防禦計劃》。這個防禦計劃已成為平時和戰時的聯防計劃和動員計劃的基礎。這樣一來，以珍珠港為中心的夏威夷防禦計劃，便一步一步落實下來。
這時，松岡外相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正在莫斯科就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問題舉行會談，但依然沒有達成協議。就在認為談判快要破裂時，雙方商定隔天再舉行一次會談。十二日，史達林也參加了會談，於是會談急轉直下，雙方很快就無條件締結中立條約問題達成了協議，第二天——十三日便在條約文本上籤了字。
松岡外相一行結束了匆忙舉行的宴會，旋即驅車前往白俄羅斯車站。他們走進車廂不久，便發生了一起非同尋常的大事。原來是史達林前來送行了。車站上的外國使節和蘇聯要人都大為震驚。松岡和史達林這兩位主要人物先是握手，接著彼此面對面地把手搭在對方的肩上，隨後互相擁抱。他們那種緊緊擁抱的樣子簡直像在搏鬥。站在旁邊的人們面對這種史無前例的情景只是緊張地屏住了氣。他們各有各的想法，並且都想在自己的頭腦中理出一個答案來。的確，史達林的這番表演，對松岡來說真是終生難逢。
鑒於日德意三國同盟和諾門坎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蘇兩國軍隊在外蒙古和滿洲邊境的諾門坎地方發生衝突的事件），松岡沒想到，會這樣容易地與蘇聯締結中立條約。他對蘇聯的行動又驚又喜，簽字結束後，他在莫斯科車站和史達林相互擁抱，此後，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喜氣洋洋地坐西伯利亞火車回國。
當時，蘇聯最關心的一件大事是擔憂日本會不會同德國遙相呼應，從背後進攻蘇聯。蘇聯把「當代大間諜」里夏德·佐爾格派往日本，可以說，其最大目的也在於此。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佐爾格與克里姆林宮進行聯繫：
「日本有同蘇聯締結中立條約的意向，希望作好準備。」
佐爾格的這種聯繫，當時的背景是，因為他的得力助手尾崎秀實已經洞悉日本政府（特別是近衛首相）想派松岡外相出訪的心情。克里姆林宮對佐爾格的這份電報欣喜若狂，那是不言而喻的。
正當松岡猶如凱旋將軍般地乘坐「紅矢號」專車匆匆回國時，克里姆林宮給佐爾格拍來一份謝電，內云：「對你所作的巨大努力深表感謝。」
松岡本來就很健談，素有「萬語就寢居士」之稱，如今由於締結了日蘇中立條約，他更加喋喋不休了。四月十七日，當他乘坐的專車在西伯利亞遼闊的原野上向東奔馳時，日本國內已通過了大本營陸海軍部的一項方案——《對南方的對策綱要》。
該綱要規定：「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過程中，帝國對南方所採取的對策，其目的就在於為了帝國的自存自衛，迅速擴充綜合國力。」為此：
一、在日本和法屬印度支那以及泰國之間，確立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密切關係；
二、在日本和荷屬印尼之間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
並規定，在對南方採取對策過程中，如發生下列兩種情況而又無法打開局面時，日本為了自存自衛，就得使用武力：
一、由於英、美、荷等國的對日禁運而使日本的自存受到威脅時；
二、美國單獨或與英國、荷蘭、中國等進行合作，逐步加緊對日本包圍，使日本在國防上難以容忍時。
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大本營和政府聯絡會議上極為秘密地通過的、以「抓住大好時機對南方使用武力」這一思想為主導的《時局處理綱要》，就這樣完全失效了。現在不妨略舉一例來對照一下上述兩種《綱要》。《時局處理綱要》的設想是，通過同英國的武力衝突一舉建成大東亞共榮圈：而《對南方的對策綱要》的設想，則在分階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基本方針下，眼前暫將其範圍定在法屬印度支那和泰國。另外，前者打算用武力占領荷屬印尼；與此相反，後者則停留於用和平手段來強化經濟關係。
那麼，《對南方的對策綱要》所以獲得通過的動機或理由是什麼呢？主要可以舉出下列三點：
第一，自一九四〇年七月通過《時局處理綱要》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為止，這段期間歐洲戰局出現了新的情況，英美的對日政策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因難以使英國在短期內屈服，歐戰持久性的趨勢變得顯著起來；由於通過援外武器法案，美國參戰的可能性大起來了。另外，美英的對日政策已漸趨強硬；而在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東南亞則出現了一種形成為對日共同陣線的動向。
第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所作出的對國家物質力量的判斷是：「帝國的物質力量對完成同英美的長期作戰來說感到不安。」這個判斷給陸軍的積極派的論點潑了冷水。關於這個問題，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的種村佐孝中佐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昨天以來，陸軍省戰備課課長岡田大佐就假想對美開戰後的國家物質力量的變化情況，根據他的判斷及其研究結果，兩次向參謀總長所屬的領導部門作了說明。
「最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南方採取對策的意向，似乎已趨一致，大勢已定。這樣一來，為『不要誤了班次』的一時急躁情緒和要求所驅使，希望抓住良機向南方出擊的那種使用武力的輕率想法總算被肅清了。大家經過反覆研究，具體考慮了戰爭帶來的影響，估計了國家物質力量以後，很自然地傾向於穩健派的論點，最後不得不贊同穩健派的意見。」
第三，具有決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往爭論達一年之久的英美兩國可分不可分的問題，如今已得出了不可分的結論，因此認識到，不下決心對美作戰就不可能對南方使用武力。
當陸海軍之間將《對南方的對策綱要》內定下來時，在華盛頓的野村大使（四月十六日）已經在華德門花園公寓同赫爾國務卿舉行會談。
赫爾說，他已經接到了那個解決日美間問題的非正式建議——日本人和美國人（日本朋友）制訂的所謂《日美諒解方案》。接著赫爾問道：
「聽說，你自己也參預了這個建議……」
野村回答說：
「關於那個建議，我全都知道。雖然它尚未送交本國政府，但我認為政府也會贊同的。」
於是赫爾說：
「希望你設法取得日本政府的訓令，可以按此方案舉行談判。」
隨後，他又補充說：
「如果這一談判進行之後而遭到東京方面的破壞，那麼美國政府的處境就會困難起來。」
於是，野村馬上把《日美諒解方案》電告東京。這份電報送到外務省的時間是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早晨這段時間。全文長達四千字，主要精神是：美國承認日本八紘一宇之理想，承認滿洲國；美國總統將有條件地致力於日中兩國之間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給予援助；日本如採取和平手段獲取南方資源，美國也予以承認。這都是一些很好的內容。關於這個問題，野村在他的《出使美國》一書中寫道：
「對於那個《日美諒解方案》，早已在內部進行工作，並對美國方面的誠意作了試探，大體上已能證實赫爾國務卿對此也無異議，所以我又就這個問題同大使館幹部、陸海軍武官以及岩畔大佐等人多次開會商量，經仔細反覆研究，又同各方面進行了種種交涉，終於取得了成果。
「我大體上是按上任時的訓令精神行事的。我想這一《諒解方案》即使達成協議，恐怕也未必違反天皇對三國同盟問題所下達的詔書精神。這是維護太平洋和平的第一步。另外，我相信這也是他日日美合作重建歐洲和平的一塊基石，於是我馬上向東京拍電，並要求回電。」
原來在這個《日美諒解方案》的背後有兩個神父在進行活動。
這兩個神父名叫華爾什和德勞特，都是屬於天主教美利諾修道院的。他們帶著紐約康·萊普公司經理施特勞斯的介紹信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從美國悄悄地來到日本，要求同當年任財政官員時曾與施特勞斯有過一面之交的產業工會中央合作金庫理事井川忠雄會面。會面後，他們兩人把美國熱心於對日美邦交打開局面的實力人物的意向告訴了井川，並補充說：
「如果日本有意這樣做，他們也許會提供某些方便。」
這兩個神父還會見過松岡洋右、野村吉三郎、池田成彬和外務省美國局局長寺峙等人。另外，也會見了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武藤章。
井川和近衛首相關係密切，他在十二月七日把兩個神父來日後的情況詳細地向近衛作了匯報。兩個神父雖於十二月底返美，但以後一直同井川保持聯繫，最後終於導致了井川赴美。
另一方面，野村在接受駐美大使這一重任時，痛感到有必要讓陸軍方面派遣一名熟悉中國問題的人物前往華盛頓，因此，他委託參謀總長杉山和陸軍次官阿南物色一個適當的人選，結果選中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岩畔豪雄大佐。
岩畔於三月二十日到達舊金山。他的合作者井川已先行一步，當岩畔到舊金山後，他馬上去拜訪了岩畔，並把有關美國的情報告訴了他。其中主要一點是：先前來日的那兩個神父，他們的背後有郵電部部長弗蘭克·沃克，此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任羅斯福總統競選辦公室主任達二十年之久。
三月三十一日，井川和岩畔在紐約會見了那兩個神父，並同兩個神父進入了正式談判。岩畔和井川說：「我們想，兩國談判要有一個基本條件，基督教的教義認為最大的罪惡是背離道德。作為日本來說，它與德意締結三國同盟尚為時不久，不能對此背信棄義，美國也不會強行要求日本退出三國同盟，因此，我們希望以此作為談判的前提。」由於這兩個神父對此表示了諒解，所以雙方決定對調整兩國關係的原則問題進行討論。
於是，井川和岩畔便前往華盛頓，向野村大使和若杉公使對此事作了匯報。野村和若杉雖然很感興趣，但似乎都有這種想法，認為形勢並不怎麼好，不宜馬上把一些條件定下來，因此，希望在五、六個月後，待日美兩國間的感情慢慢緩和下來時再舉行正式談判。
因為當時日美之間還沒有一個具體方案，所以井川和岩畔又於四月二日同華爾什神父等人舉行了會談，直到五日才擬訂出一個方案。日本方面也對此方案進行了研究，參加研究的，以野村大使為首，有若杉公使、陸軍武官磯田少將、海軍武官橫山大佐、書記官松平，還有井川和岩畔等七人。四月十五日搞出了初步方案，那就是《日美諒解方案》。
就這樣，過去以神父等人為媒介而訂出來的《日美諒解方案》，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正式納入外交途徑的階段。
大發雷霆的松岡外相
當外務省接到野村拍來的有關《日美諒解方案》的內容以及要求答覆的電報時，松岡外相結束了歐洲之行，已乘坐蘇聯政府的「紅矢號」專車正在回國途中。因此，外務次官大橋在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向正在召開內閣會議的近衛首相作了首次匯報。下午四時半譯好電文後，他馬上又去拜訪近衛。當晚八時，近衛首相召開政府和統帥部的聯絡會議，就《日美諒解方案》進行了討論。討論結果，決定待松岡外相回國後再決定應採取的態度，但不管怎麼說，由於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案」，因此已大體上傾向於準備接受。
在四月十八日的《種村日記》中這樣寫道：
「這一天，駐美武官礬田突然來電。內云：『調整日美兩國外交關係問題可能達成協議，望政府速回電指示。』
「要同美國調整關係！這幾年來，不論是棘手的中國問題抑或最近出現的南方問題，我們總對美國的態度最感到擔心，如今卻要我國同美國調整關係！這到底是根據誰的命令開始舉行日美兩國之間這一談判的？
「就我們這些下級官員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晴天霹靂，而且事情又發生在松岡外相出訪歐洲至今尚未回國的時候，我覺得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聯絡會議結束以後，陸海軍和外務省對《日美諒解方案》又進行了研究。關於當時的氣氛和結論性的傾向，內大臣木戶孝一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晚上八時二十分，近衛首相來訪。彼此以野村大使請求回電問題為中心，暢談到九時五十分左右。一致的結論是：對德意兩國不失信義；也不與我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新秩序這一方針相牴觸；可以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努力使之實現的。」
參謀本部從二十日傍晚開始召開各部長會議，會上，確定了這樣一種思想：「應在不違背三國同盟精神這個限度內調整對美關係」。
接著，第二天（二十一日）上午，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召開局部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對前一天晚上參謀本部的態度一致表示同意。隨後，當天下午召開了陸海軍部局長會議，又對野村大使的來電抱何種態度問題進行了協商。協商結果一致同意：
一、要不違背三國同盟的精神；
二、要對解決中國事變問題作出貢獻；
三、要不損害國際信義；
四、要有益於擴大帝國的綜合國力；
五、要有益於重建世界和平。
於是，在二十一日召開的政府和大本營聯絡會議上決定了下列幾個要點：
一、雖然，通過《日美諒解方案》會給三國同盟關係帶來幾分冷卻感，但對此要以容忍的態度迅速謀求達成協議。
二、我國的立場是要以下列準則舉行談判：
（一）謀求迅速解決中國事變；
（二）日本接受必需而重要的物資供應；
（三）在給三國同盟關係多少帶來一點冷卻感的問題上，雖無多大關係，但明顯的背信棄義必須避免。
由於已經作出了上述決定，所以，對以《日美諒解方案》為基礎同美國進行談判一事大體上已無異議，於是便決定給野村大使拍回電。不過外務次官大橋提議：因松岡外相明天就要回國，希望給華盛頓的回電留待明天拍發。聯絡會議同意了他的這一提議。
二十二日下午，松岡外相一行搭乘的飛機降落在東京郊外立川機場的跑道上。松岡這位「凱旋將軍」，身穿黑色西裝，左手拿著一頂禮帽，右手執著一根竹手杖，戴的眼鏡閃閃發光。他以無比愉快的心情從飛機的舷梯上走了下來。
他一邊向左右兩排歡迎的人群微微招手致意，一邊徑直走到近衛首相面前，同首相握手。
「我回來了。」
「你辛苦啦，一路上累了吧！身體怎麼樣？」
「不累，我一直很好。」
看來，松岡確實很愉快，也頗有點精神抖擻。他向近衛寒暄了一番後，當即放了事先準備好的「回國首次講話」錄音。人們都一聲不響地傾聽著松岡的這一講話錄音。
近衛首相低聲地對他身旁的富田書記官說：
「這錄音大概還很長吧！」
「恐怕很長，一定……」
誰都確信這位外相的「回國首次講話」錄音一定很長，但是，不料卻很簡短地結束了，因而，反倒使人覺得掃興。
隨後，近衛打算和松岡同車駛回首相官邸，以便在途中就《日美諒解方案》向他作一說明，可是松岡提出要馬上到皇宮去。於是近衛就放棄了這一打算，代之由外務次官大橋和他同車前往皇宮。汽車在春雨連綿的甲州街道上向東京駛去，一路上，大橋把《日美諒解方案》的研究經過情況向松岡作了說明，松岡聽後，表情立刻發生變化。他說：
「假如要從中國撤退日本軍啦；即使美國與三國同盟中的任何一國參戰，日本也不站在同盟國一邊啦；還有什麼不南進啦……等等，這樣一些重大的外交談判，不通過外交負責人外務大臣來進行，那怎麼行？野村這個人，在他赴任時我已提請他注意，可是他很隨便，並在調整外交關係的這種重大問題上又做得太過頭。近衛畢竟是近衛，而對此事深信不疑地表示同意的軍部也畢竟是軍部……。我可是對這個《日美諒解方案》大為不滿。我們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三國同盟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又是為了什麼？……那樣做是多麼愚蠢啊！難道可以認為用這種軟弱的辦法就能拯救今後的日本嗎？……好，你們瞧吧！這回我要把美國弄得走投無路！……」
面對松岡這種出人意外的激昂情緒，大橋簡直束手無策，只好默不作聲。
松岡感到，他一回國猶如一盆冷水澆到自己頭上，於是，他向皇宮報到後，又前往首相官邸。這時，松岡面部表情死板沮喪，極不愉快。在當晚九時二十分召開的聯絡會議上，松岡只是一個勁兒大談特談其「訪歐見聞」，並說：
「野村的那個《日美諒解方案》，話題不對頭。迄今為止，我只要求美國向蔣介石提出和平建議，而對全面調整日美外交關係一事，我既不知道，也與我無關。不過希望讓我考慮一下。」
說罷，松岡在晚上十一時左右便獨自中途退出會場。
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上，近衛把松岡請到了首相官邸的日本客廳里，兩人進行了暢談。松岡此刻雖然比昨天多少冷靜了些，但他翻來復去地說：「請讓我把歐洲的事情忘掉後，再來考慮這個問題吧！」結果毫無進展。
從二十四日起，近衛因得感冒呆在荻窪的私邸，幾乎與此同時，松岡也患病休養。
二十五日，近衛首相把陸海軍兩位大臣請來，詢問他們對松岡提出的問題有何意見。近衛說：
「松岡外相主張攻占新加坡，你們的想法如何？」
對此，兩位大臣都回答說：
「不同意。這件事早已作出決定了。為了對南方繼續採取和平對策，要首先解決日華事變，利用美國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松岡外相回國後，直到五月一日，因為他「傷風感冒」一直未露面，所以聯絡會議開不成，給野村大使的訓令也遲遲定不下來。
當時，有關松岡訪歐回國後的一些消息已在美國傳開了。隨著這些消息的傳開，美國國內對松岡的評論相當壞。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左右，美國方面一再催促日本作出回答，可是日本政府根本不予回電，因此岩畔在取得野村大使的同意後，便用國際電話同松岡外相進行了聯繫。
「你是松岡先生嗎？……」岩畔鼓足勁兒這樣問。而松岡只是頗為高傲地「嗯嗯」作答。
岩畔一聽，立刻直覺到松岡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他訪歐回來後簡直一步登天成了神仙。
岩畔在電話中接著說：
「前些日子送去的乾貨，不能放得太久，否則就要腐爛變質不能吃了。」
岩畔以此暗示來催促政府對《日美諒解方案》下達訓令。可是松岡卻說：
「於嗎那麼急？！」接著又補充說：
「你告訴野村，叫他不要過早向美國人送秋波。」
這樣一來，對幾經辛勤努力好容易才搞出《日美諒解方案》的岩畔來說，已完全感到灰心喪氣了。他滿腹牢騷地說，這樣下去是沒有希望的。
五月二日下午四時半，野村大使在赫爾國務卿私邸拜訪了赫爾。野村說：
「關於《日美諒解方案》，我雖然尚未接到本國政府的訓令，但只要不發生意外事情，期待著訓令不久就會到來。不過，對此方案恐怕難免要作些修改，希望您耐心等待一下……」
赫爾對此表示諒解。
翌日，即五月三日下午一時，日本召開了有松岡參加的政府和大本營聯絡會議。松岡外相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內政上，甚至從對美方針上來說，都是反對《日美諒解方案》的，這一天，他首次就調整日美兩國外交關係問題提出了下列三項條件：
一、要對解決日華事變作出貢獻，就是說：要美國撤出中國；
二、要不與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相牴觸；
三、要無損於對德國的國際信義，就是說：要阻止美國參戰。
松岡的這一方案比陸海軍提出的方案更力強硬。但是陸軍方面對第二項條件已多少有點動搖，而第一和第三項條件，本來就是他們自己所主張的，因此大家同意了松岡提出的這三項條件。於是，所謂「松岡三原則」的基本方針被通過了。人們原先的意圖是期望通過《日美諒解方案》，以此來調整日美間的外交關係，如今卻與此完全相反，要以松岡的這一「威脅美國」的既定方針來重新處理日美關係。另外，松岡還訓令野村，要他向赫爾國務卿遞交普通照會，暫且作為對美方的過渡性回答，並要他在遞交這份普通照會時以自己的意見試探一下有沒有締結日美中立條約的餘地。
四日，在美國陸海軍聯席會議上，通過了《美國陸海軍聯合作戰基本計劃》（《虹計劃-5》）。
這一計劃的基本戰略，是以在大西洋採取強大攻勢和在太平洋採取守勢力前提，以《ABC-1》和《ABC-22》為基礎訂出來的。
根據這一方針，美國陸海軍在太平洋方面主要擔負下列任務：
太平洋地區的海軍，要保護盟國的海上交通線，支援東經一百五十五度以東和赤道以南的英國海軍，保衛中途島和關島等太平洋上的要地，從馬來防線方面牽制敵人（指日本），進攻敵人的海上交通線，以便支援遠東協軍，為控制加羅林及馬紹爾群島地區作好準備（其目的是，一旦發生事態就從東方阻止日本南進）。
在遠東，陸軍要保衛菲律賓，但不再增派援兵；海軍要支援保衛盟國領土的地面部隊和航空部隊，同時要進攻日本的海上交通線，從而擊敗軸心國部隊；美國亞洲艦隊要和陸軍協同保衛菲律賓，爾後要負責保衛馬尼拉。但情況跟陸軍一樣，不打算對這一地區增派援兵。
八日上午十一時，日本召開了聯絡會議。會上，松岡外相一個人誇誇其談地發表了長篇議論。他說：
「《日美諒解方案》從阻止美國參加歐戰這一點來看，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雖說有這個諒解方案，但對阻止美國參戰是起不了作用的。
「希特勒過去一直是克制的，說不定他會突然對美國採取行動。如果德國行動起來，根據同盟條約，日本當然也要行動，我認為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從外交方面來說卻不能那樣做。現在我想要做的乃是不讓美國參戰，並要美國撤出中國。
「即使說同美國達成諒解事項協議，恐怕也難以防止戰爭。如果美國加強巡邏，而在海上同日本發生衝突，那麼這種諒解便被拋到九霄雲外，到那時日本將非打不可了。
「總而言之，（目的）就在於不讓美國參戰，因此更有必要採取強硬態度。而諒解方案也應當在防止美國參戰方面發揮作用。」
關於這一天的聯絡會議情況，在《種村日記》中這樣寫道：
「這天會上，簡直是松岡外相一個人說了算。
「外相對日美談判的真意，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不讓美國參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日本要採取強硬態度，可是陸海軍不免有點過於被日美談判所吸引。
「外相估計美國參戰的可能性很大。針對這一論點，及川海相說，未必如此。另外，外相還說，美國倘若參戰，世界文明將會受到破壞，戰爭肯定會變成持久性，再過十年，德國把蘇聯打垮後就可能進一步指向亞洲，到那時日本將採取什麼態度？會上聽了松岡這一席話，大家都感到愕然，沒有一個人開口。
「當東條陸相發言要求趕快把《日美諒解方案》的修正案電告野村時，外相回答說：
「『此間有人認為還是把修正案通知野村為好，這種意見外務次官也曾談過，但外交上的較量我希望你們不要管。』
「看起來，唯有信心很強的外相一人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他自己對這一點也不免感到有些悔恨。」
這樣，第二天（九日），松岡外相便向野村大使拍出電報：
「如若日本根據三國同盟條約第三條，迫不得已處於必須履行其同盟國義務之境地時，恐有可能使日美間已取得之任何諒解立刻化為烏有。對此，彼此應予正視。」
不言而喻，這個三國同盟條約第三條內容是以美國為目標的。
九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東京時間同日晚上十一時十五分），野村大使因為收到了松岡外相下達的過渡性訓令，便去拜訪赫爾國務卿。
野村根據松岡的訓令，提出了日美中立條約，用以試探赫爾的意向。他說：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不過是出於儘快把事情辦好的願望而已。」
可是赫爾當場予以拒絕，並以強硬的口氣回答說：
「這與四月九日的文件（《日美諒解方案》）中所談到的建議完全是另一個問題。美國政府現在只考慮作為談判基礎的基本原則問題。」
接著，野村說：
「松岡外相已拍來電報，電報上寫有一種不妥之事，是不是我拿出來給你看看？」
赫爾略微過目後回答說：
「既然寫有不妥之事，那就請保留在你們那裡為好。」
赫爾認為：聽野村的口氣，這份電報已把四月九日的那個《日美諒解方案》內容，大部分給否定掉了，既然如此，恐怕舉行談判也很難再取得進展。
所謂松岡拍來的電報，原來就是松岡外相的普通照會，其要點如下：
「德意兩國首腦通過會談，決不議和，這猶如要求投降者將現階段之戰爭看作已決定勝負之時刻……現不得不指出：本大臣唯一而且主要關心之問題已屢次聲明，正如閣下（赫爾國務卿）所知，美國之干涉，孕育著使戰爭處於持久性和最終造成人類悲劇乃至毀滅現代文明之嚴重危險……
「本大臣聲明：日本根據三國〔同盟〕條約不會做出有損於德意盟國地位之任何細小事情……」
松岡可能是借德意首腦之名，推行其對美方針的主張——只有通過脅迫才能阻止美國參戰，最後重申了日本恪守三國〔同盟〕條約的立場。然而，正是在這些問題上，直接反映了松岡外交不了解世界形勢，是向軸心國一邊倒的「狼狽外交」。如果他做過了頭，那些商定下來的事情勢必遭到破壞。這些情況姑且不談，且看赫爾對野村所說的「既然寫有不妥之事，那就請保留在你們那裡為好」這番話，其中，隱藏著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方面通過對日本外交電報的破譯——美國把它稱之為「魔術」——已掌握了「松岡普通照會」的電報內容。赫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通過對這份電報的破譯，我們知道了東京外務大臣向野村和其他代表所發出的訓令，以及野村向東京發出的有關同我（赫爾）會談的情況報告。這些材料表明，日本政府一方面同我們進行和平談判，另一方面卻推行其侵略計劃。我看了這些截獲的電報後，有一種感覺，即仿佛看到了這樣一個證人，他的證詞與他自己所說的完全相反。當然，我得注意，我一點也不能讓野村知道，似乎我已掌握了關於他們的這種特別情報。我必須在野村所提供的，或通過一般外交途徑所聽到的那些情報範圍內開展工作。」
五月十二日，《松岡修正案》被送到了美國。這一修正案是根據松岡的脅迫美國這一對美基本方針制定出來的。這就是：
一、關於三國〔同盟〕條約問題，要明確表明這一見解，即「信守把三個軸心國家（日、德、意）看作為一個整體」。
二、關於日華事變問題，規定「美國只能全盤接受汪精衛政權和日本之間的既成事實，而對蔣介石則勸其實現和平，並在和平條件上一概不加干涉」。
三、關於南進問題，刪去了「不訴諸武力」這一條。
松岡是主張進攻新加坡的，他說：「根據形勢發展，很難保證在迫不得已時不行使武力。」
這樣一來，人們的心意——費了很大力氣好容易才搞出來的《日美諒解方案》——現在卻被松岡外相從根本上否定了。
松岡是一個好雄辯，追求名譽，擅於玩弄權術的人物。如果有力人士對他使用得當，他能幹出一番出色的事業來，否則，誰也難料他會在什麼地方越軌。凡是有頭腦的人對他都有這樣一致的看法。
當松岡用他自己的修正案來葬送《日美諒解方案》時，陸海軍也好，近衛首相也好，最後都表同意。這就是日本的悲劇所在，其深刻的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得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