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 第四章 計劃的「不可避免性」
是我們首先主張，文明的形態越複雜，個人自由也必定變得越受限制。
——B.墨索里尼（B.Mussolini）
很少有計劃者甘願說集中計劃是他們心甘情願的，這是一個富於啟發性的事實。他們中的多數人肯定地說，我們不再選擇，而是為控制不了的環境所迫以計劃代替競爭。人們精心培育了這樣的神話：我們正在從事的新事業，並非出於自願，而是由於競爭因為技術變化自發地消除了，這種技術變化，我們既不能使其逆轉，也不應希望加以阻止。這種論點幾乎還未詳加發揮——它是一種從一個作者傳到另一個作者的主張，僅僅由於多次重述，它才成為公認的事實為人接受。然而，這個論點缺乏根據。傾向壟斷和計劃的趨勢，並不是我們不能控制的「客觀事實」的結果，而是種種看法的產物，這些看法已醞釀和傳播達半個世紀之久，最後它們達到了支配我們一切政策的因素。
用來說明計劃的不可避免性的各種論證中，最常聽到的是，技術的改變已經在數量逐漸增多的領域中使競爭沒有可能，而留給我們的唯一選擇是由私人壟斷組織控制生產還是由政府管理生產。這個信念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有關「產業集中化」的學說，儘管像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一樣，這個學說在各界人士中經過三四道手才得以接受，而其出處也不知曉。
過去50年中壟斷組織不斷發展，競爭法則的領域越來越受到限制，這個歷史事實當然是無可爭辯的——雖然這種現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誇張了。[1]重要的問題是，這一發展是技術進步的必然後果，還是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後果。我們不久就會看到，這種發展的實際歷史強有力地使人想到後者。但我們必須首先考慮一下，現代技術的這種發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廣泛領域中壟斷的發展不可避免。
人們所說的壟斷髮展的技術原因，是指大企業對小企業的優越性在於現代大規模生產方式的效率更高。人們認為，現代的方式在大多數產業中創造了一些條件，使大企業的生產能以遞減的單位成本而增加，其結果，大企業到處以低價位擠垮和排斥小企業；這個過程必定持續進行，直到每一個產業中只留下一個或至多不過幾個巨型企業為止。這個說法只是孤立地看待有時隨技術進步而產生的一種影響，而無視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其他影響；它也很難從對事實的認真研究中得到支持。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調查這個問題，而只能滿足接受所能獲得的最好的證據。近年來對這些事實進行的最全面的研究，是美國「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對「經濟力量集中化」中的研究。這個委員會的最後報告書（它肯定不能被指責為具有過分的自由主義偏向）得出的結論是，這種認為大規模生產具有更高效率的觀點是使競爭消失的原因，「從現有的任何證據中很難得到支持」[2]。為該委員會準備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詳細專題論文，可用這段話來概括：
大企業的高效率並未得到證明。被認為是破壞競爭的那種有利條件，在許多領域內並未顯示出來，規模經濟在其存在的地方也並不一定產生壟斷……對效率來說最合適的一種或幾種規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給量受到這種控制的支配前很久就達到了。大規模生產的有利條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導致競爭的消滅這個結論是不能接受的。並且，應當注意，壟斷的形成常常是規模大成本低以外種種因素的結果。它通過互相串通的協定而形成並為公開的政策所促進。當這些協定失效和當這些政策扭轉過來時，競爭的條件是能夠恢復的。[3]
對這個國家的情況進行一次調查將會得出非常近似的結果。任何一個曾經注意過壟斷者如何熱心地經常尋求並常常獲得國家權力的援助使他們的控制生效的人，絕不會懷疑這種發展是沒有什麼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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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沒落和壟斷的興起在各國出現的歷史順序，有力地證明了這個結論。如果這些現象是技術發展的結果或「資本主義」演化的必然產物的話，我們理應希望它們會在那些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制度的國家裡首先出現。事實上，在19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的年代裡，它們卻首先出現在當時還比較年輕的工業國家——美國和德國。特別是在被視為代表資本主義必經的演進過程的典型國家德國，自1878年以來，卡特爾和辛迪加的發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統的扶植。政府不僅使用了保護手段，而且用直接誘導並最後使用強制的方法，推動管制價格和銷售的壟斷組織的產生。在這裡，在政府的幫助下，對「科學的計劃」、「工業的自覺的組織」首次偉大的實驗，導致了巨型壟斷組織的產生。這些發展在英國出現同樣情況時的50年以前，已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由於德國概括該國經驗的社會主義理論家，特別是桑巴特的影響，競爭制度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才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在美國，一種高度保護性的政策才使某種類似的發展成為可能，這似乎證實了這一概括的結論。但是德國的發展比美國的發展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普遍趨勢的代表；引用一篇近來廣泛地為人們閱讀的政論文章中的一句話說：「在德國，現代文明中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力量，已經達到了它們最先進的形態」[4]，這一說法已成為司空見慣之事了。
所有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之少，而為深思熟慮的政策的結果又何其之多，當我們考慮這個國家在1931年以前的情勢以及從這一年起英國也實行了普遍保護政策以後的發展情況時，就會明白。除了少數已在較早時期獲得保護的工業以外，這只不過是十多年以來的事，那時英國工業就整體而言，也許和歷史上任何時期一樣是競爭性的。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由於在工資和貨幣方面所採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國工業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但是至少1929年以前各個年頭，從就業和一般經濟活動方面來看，還是比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好。只是在過渡到保護政策並隨之使英國經濟政策普遍改變之後，壟斷組織的增長才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並使英國工業變化到一種大家還幾乎不了解的程度。說這種發展和這一時期中的技術發展有任何關聯，說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國起過作用的技術上的必然性現在又在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出現，這種說法的荒謬程度，並不遜色於墨索里尼的話（本章開頭所引）中所包含的主張，即義大利必須先於其他歐洲民族廢除個人自由，因為義大利的文明比其他民族先進得多！
就英國而論，認為看法和政策的改變僅僅是實際情況的無情改變的結果，看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這個國家總是遠遠地跟隨著其他國家的思想的發展。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儘管公眾輿論仍然擁護競爭，但是外部事件使他們的希望落空，因而工業的壟斷組織仍不斷成長。但是，當我們考察這種發展典型即德國的情況時，理論和實際的真正關係就變得更清楚了。在那裡，遏制競爭是一項深謀遠慮的方針大計，它是為了實現我們現在叫做計劃的那種理想而採取的，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繼續走向完全有計劃的社會的進程中，德國人及一切模仿他們的人們，只不過是遵循19世紀思想家們，特別是德國思想家，為他們設計出來的方針而已。其實，過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發展史就是說明這個真理最好的例證：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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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現代技術進展使計劃成為不可避免的這一主張，也能用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加以解釋。它可能是指我們現代工業文明的複雜性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除了集中的計劃以外，我們不能希望有效地加以處理。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對的——但是在他們所主張的那種廣泛的意義上則不然。例如，大家知道，現代都市所產生的許多問題，像由於地域密切相連而產生的許多問題一樣，並沒有通過競爭而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是在現代文明的複雜性作為要求採取集中計劃理由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並不是像「公用事業」這類問題。他們通常提出的論點是，由於對整個經濟過程獲得條理分明的了解越來越困難，如果要不使社會生活因混亂而解體的話，就有必要用某種中央機構來進行協調。
這種論點完全是因一種對競爭作用的誤解而產生的。使競爭成為適當的實現這種協調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現代條件下勞動分工的這種複雜性，而絕不是競爭只適用於比較簡單的條件。如果條件是如此簡單，以至只要一個人或一個機關就足以有效地觀察到所有有關事實的話，那麼要實行有效的控制或計劃就根本不會有什麼困難。只有在必須考慮的因素如此複雜，以至不可能對此得到一個概括的印象的時候，才使分散的權力成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權成為必要，協調的問題就發生了——這種協調就是讓各個企業單位調節它們自己的活動去適應只有他們才知道的事實，進而促成他們各自計劃的相互調整，由於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意識地權衡所有必須顧及的因素，它們關係到如此眾多的個人的決定，因而使分權成為必要，很顯然，要完成這種協調，不是通過「有意識的控制」，而只有通過具體安排，向每個企業單位傳播它必須獲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夠有效地調整自己的決定以適應其他人的決定。並且因為常常影響著各種商品供求條件的變化的細節，絕不可能由任何一個中心對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來或傳播出去，這時候需要的是某種記錄工具，自動地記錄所有的個人活動的有關結果，於是這些記錄信息便同時既是一切個人決定的結果，又是一切個人決定的指南。
在競爭之下價格體系所提供的正是這種記錄，而且這種任務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望完成。價格體系使企業家只要像工程師注視少數儀表的指針那樣，注視較少數的價格變動，就可調整他們的活動以適應他們同行的行動。此處的重要之點在於：只有競爭普遍發生時，也就是說只有在個別生產者必得調整自己的活動以適應價格的變化但不能控制價格的變化時，價格體系才能完成這種職能。整體越複雜，我們就越得憑藉在個人之間的分散的知識，這些個人的個別行動，是由我們叫做價格體系的那種用以傳播有關消息的非人為的機制來加以協調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我們曾經必須憑藉有意識的集中計劃發展我們的工業體系的話，我們就絕不會達到它現在所達到的這樣高度的多樣性、複雜性和靈活性。和分權加上協調這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這種方法便更顯得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笨拙、原始和範圍狹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達到使現代文明成為可能的程度，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它並不是被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而是人們無意間摸索到的一種方法，它使分工能夠遠遠超過計劃所能達到的限度。因之，它的複雜性的任何進一步的增長，並沒有使集中管理成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們應當使用一種並不依靠有意識控制的技術這一點比以往更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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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把壟斷組織的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繫起來的理論，它所使用的論據幾乎正和我們適才討論過的相反。雖則這種理論不常被清楚地說明，但它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它認為並不是現代技術破壞了競爭，而是正相反，除非給予保護使它免受競爭的影響，就是說除非給予壟斷權，否則便不可能利用許多新的技術的潛力。這樣的論證不一定像有些有鑑別力的讀者可能猜疑的那樣是欺騙人的論證，因為明顯的答辯——即如果一項用以滿足我們需要的新技術確是比較好的話，它就應該能夠經得起一切競爭——並不能抹煞這個論證所涉及的一切事例。無疑在許多情況下，這種論證僅僅被有關方面用作一種辯護的形式。甚至更為常見的是，它也許是基於一種混淆——即從狹隘的工程觀點看的技術上的優越性和從整個社會觀點看的可欲性這兩者之間的混淆。
但是，在不少情況下，這種論證還是有說服力的。例如，至少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能夠使每一個在英國的人使用同一種汽車的話，英國的汽車工業或許就能供應一種比美國常見的更便宜和更好的汽車；或者如果能夠使每一個人都只用電而不用煤和煤氣的話，就能使使用各種用途的電比使用煤或煤氣便宜。在諸如此類的事例中，至少有可能這樣：如果我們有這種選擇的話，我們大家都有可能更富裕些，並寧願選擇這種新的處境——但是從來沒有人有過這種選擇，因為可替代的選擇途徑是，或者我們都使用同一種便宜的汽車（或者所有的人都只用電），或者我們必得在價格都很高的許多東西中進行選擇。我不知道這在上述兩種事例中是否真確，但我們必須承認：通過強制的標準化或禁止超出某種程度的多樣性，在某些領域中富裕的程度可能會增加到足以補償對消費者的選擇的限制而有餘。甚至可以想像到，將來總有一天會有一項新的發明出現，如果採用它的話，毫無疑問是有利的，但只有在使許多人或所有的人都同時利用它的情況下才能夠採用。
不管這些例子是否具有任何重大的或長遠的重要性，但肯定地說它們並不足以成為可以合理地聲言技術進步使集中管理成為不可避免的例證。這些事例僅僅說明，有必要在下列兩者之間有所選擇，通過強制獲得某種利益，或者是無法獲得某種利益——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遲一點得到，即等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克服了特殊的困難時。誠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許不得不犧牲可能的眼前利益作為我們自由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避免了使將來的發展必得依靠某些人現在具有的知識這種必要性。犧牲這種可能的現時利益，我們保存了推動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刺激力。雖然在短時期內我們為多樣化和選擇的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有時可能很高，但在長期內即使是物質福利的增進也將有賴於這種多樣性，因為我們不能預見從那些可以提供商品或勞務的許多形態中，究竟哪一種可能發展出更好的東西來。自然，不能推定，為了保存自由而犧牲眼前的物質福利上的某些增益，在所有情況下，都會如此得到補償。但是為自由而辯護的理由，正是我們應該替難以預見的自由發展保留餘地。因此，根據我們現在的了解，當強制似乎只會帶來利益，並且即使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它實際上可能只是並無害處時，這種論證也同樣適用。
目前許多關於技術進步影響的討論，把這種進步當成好像是某種我們身外的、能夠迫使我們非按一種特殊的方法使用這種新知識不可的東西。發明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這誠然是對的，但如認為我們必須使用這種力量來破壞我們最寶貴的遺產——即自由，那就是荒謬的了。不過，它的確意味著，如果我們希望保全自由，我們就必須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珍惜地保衛它，並且我們必須為它做出犧牲。雖然在現代技術發展中並沒有什麼東西迫使我們趨向綜合的經濟計劃，但其中確有很多因素，使計劃當局擁有的權力具有無窮的更大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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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趨向計劃的運動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行動結果，並且沒有什麼外在的必然性迫使我們非走向計劃不可。但是值得研究一下的是，為什麼這麼多的技術專家竟會居於計劃者的前列。這個現象的闡釋，是和計劃者的批評家們應當牢記於心的一個重要事實有密切關聯的。這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如果我們使那些專家的技術理想成為人類的唯一目標，則幾乎每一個理想都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實現——這幾乎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都同意，既有可能又非常適意的好事是多得無比的，但是在我們的一生中只能希望實現其中很少一部分，或者我們只能希望很不充分地去實現它們。正是由於這些專家在自己的領域之內的雄心受到阻礙，才使得他們反抗現存的秩序。眼看著那些人人都會認為是既有需要又有可能的事情無法完成，我們大家都覺得無法忍受。至於這些事並不能同時都做，和要完成這一件事情就得犧牲其它的事情，這些情況只有在考慮到屬於任何專門業務範圍之外的因素時才能看到。這一點只有通過一番艱苦的智識上的思辨努力才能體會到——這番努力之所以格外艱苦，是因為我們必須面對著更廣闊的背景去了解我們大部分勞動所指向的目標，並且必須把它們和在我們眼前利益範圍之外因而我們便很少加以注意的那些目標相權衡。
孤立地看，許多事情中的每一件，都可能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完成，這個事實使許多人熱衷於計劃，他們相信能夠把他們對某一特定目標的價值的感觀灌輸到這個社會的指揮者心裡去；而他們當中某些人的希望無疑是能夠得到滿足的，因為一個有計劃的社會肯定會比現在的情形更能促成某些目標。我們所了解的有計劃的或半計劃的社會確實提供了恰好的例證，說明這些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那些好事完全是由計劃產生出來的。否認這種情況是不明智的。德國和義大利的那些壯觀的公路是常常被引用的例子——雖然它們並不能代表一種在自由主義社會裡不是同樣可能的計劃。但是引用這種某一方面技術上高超的事例來證實計劃的普遍優越性也同樣是不明智的。這樣說也許更正確：這種和一般條件不相適應的非凡技術的卓越成就，是資源被誤用的證明。任何曾在有名的德國公路上驅車而過，發現路上的運輸量比英國次等公路還要少的人，他們幾乎不會懷疑，就和平的目的而論，建造這些德國公路是沒有什麼根據的。至於這是屬於計劃者決定以「大炮」代替「牛油」這樣一種情況，則是另一問題了。[5]不過，以我們的標準來衡量，實在是沒有什麼熱衷於此的理由。
專家們幻想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他最關心的目標將會受到更多的注意；有這種幻想的人並不限於專家們。在我們所偏愛和關心的事情中，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專家。我們認為我們個人排列各種價值的順序不僅是個人的排列順序，而且是在有理性的人們的自由討論中，我們會使別人相信我們的順序是正確的。喜歡鄉村田舍的人，他最希望的就是應當保存它的傳統風貌，工業在它的美麗面貌上已經造成的污點則應予以清除；正如熱心於衛生的人，希望所有風景如畫的但不衛生的古老茅屋都要去除一樣；或者驅車遊覽的人之希望全國都有縱橫交錯的公路，迷信效率的人之希望最大可能的專業化和機械化，不亞於理想家為了發展個性而希望儘可能保存獨立的手藝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有通過計劃才能充分實現——並且他們都是為了那個理由而希望制訂計劃。不過，採用他們所叫囂強求的社會計劃，當然只能把他們的目標之間潛伏的衝突暴露出來。
倡導計劃的運動現在之所以強大有力，主要是由於這一事實：雖則現在計劃主要還是一種雄心，但它卻結合了幾乎所有鑽牛角尖的理想家和獻身於一種單一任務的男女。可是，他們寄託於計劃的希望並不是對社會全面觀察的結果，而是一種非常有局限性的觀察的結果，並且常常是大大誇張了他們所最重視的目標的結果。這倒並不是低估像我們這樣的自由社會裡這種類型的人的重大的實際價值。相反，這種價值使他們成為正當尊崇的主體。但是這些最渴望對社會進行計劃的人們，如果允許他們這樣做的話，將使他們成為最危險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別人的計劃的人。從純粹的並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熱者往往不過一步之遙。雖然失望的專家的激憤強有力地推動了對計劃的要求，但如果讓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專家毫無阻礙地去實現他們的理想的話，那將再沒有比這個更難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協調」工作也不能像某些計劃者所想像的那樣成為一項新的專門業務。經濟學家最不會自命為擁有協調者所必需知識的人。他要求的是一種既能實現這種協調而又不需要一個無所不知的獨裁者的方法。但這就意味著要把某些加在個人行動上的、但為一切專家所憤恨的非人為的而且往往不可理解的限制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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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這些問題的更充分的討論，參見L.羅賓斯教授（L.Robbins）的論文《壟斷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Monopoly），載《經濟衝突的經濟基礎》（The Economic Basis of Class Struggle），1939年，第45—80頁。
[2] 《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的最後報告和建議》（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第77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第35號（1941年）]，第89頁。
[3] C.威爾科克斯（C.Wilcox）：《美國工業中的競爭與壟斷》（Competiton and Monopoly in American Industry），《全國經濟臨時委員會專題論文》，第21號（1940年），第314頁。
[4] R.尼布爾（R.Niebuhr）：《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年。
[5] 但當我修訂本書時，傳來消息說，德國公路的養護工作已經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