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 第三章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社會主義者信仰兩種截然不同甚至也許是相互矛盾的東西：自由和組織。 ——埃利·阿列維（Elie Halévy） 在繼續我們的問題之前，還有一個障礙尚須克服。必須澄清一種混亂，正是這種混亂使我們不知不覺地陷入誰都不願遭遇的光景。 這種混亂指的正是社會主義概念本身。它可能意味著，而且常常被用來說明的，僅僅是社會正義、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這些理想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但是它也意味著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希望達到這些目標的特別的方法，以及許多有能力的人視為為了充分而迅速地實現那些目標的唯一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意味著廢除私有企業，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創造一種「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中央的計劃機構取代了為利潤而工作的企業家。 有許多人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們關心的只是第一種意義，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但他們既不關心也不理解這些目標何以才能實現，他們確信的僅僅是這些目標一定會實現，無論其代價如何。但對幾乎所有那些把社會主義不僅當做一個希望也當做實際政治中的一個目標的人來說，現代社會主義特有的方法與目標本身同樣重要。另一方面，許多和社會主義者一樣重視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的人們，由於看到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方法對其他價值的危害，而拒絕支持社會主義。因此，有關社會主義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成為有關手段而不是有關目標的爭論——儘管社會主義的不同目標能否同時實現這個問題也被提到。 這已足夠造成混亂了。而這種混亂，又由於通常的習慣否定那些反對其手段的人會重視其目標而進一步增大。但這還不是全部。使這種情況更加複雜的是這個事實，即作為社會主義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種手段「經濟計劃」，也可以用於許多其他目的。我們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會正義觀念，就必須對經濟活動進行集中管理。因而，所有要求以「為使用而生產」代替為利潤而生產的那些人，都需要「計劃」。但是，如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種在我們看來違背正義的方式進行調節的話，這樣的計劃就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東西大部分應歸於某個高貴的種族，如北歐日耳曼人，還是應歸於某一黨派的成員或一個貴族階級，對此我們必須採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確保一種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用社會主義一詞說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標，把一個對許多人來說代表一個終極理想的名詞用於一種特定的方法，或許是不公平的。也許更好的是，把那些能應用於多種多樣的目標的方法稱為集體主義，並把社會主義視為這個類屬中的一個種類。儘管對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來說，只有一種集體主義能代表社會主義，然而，必須時常牢記的是，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的一種，因而符合集體主義本身的一切東西也必定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各點，幾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體主義所共有的方法，而沒涉及社會主義者運用這些方法想要達到的特定目標；我們在本書中將要提到的一切後果，都源於集體主義的方法，而與這些方法所運用於的目標沒有關係。同樣絕不可忘記的是，社會主義不僅是集體主義或「計劃」中最最重要的一種，而且正是社會主義勸說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們再一次屈從對經濟生活的軍隊化（regimantation），而這種軍隊化他們曾推翻過，因為照亞當·斯密的說法，這使政府處於「為了維持自身，他們有責任實行壓迫和專制」[1]的地位。 * * * 即使我們同意用集體主義一詞總括所有類型的「計劃經濟」，而不管計劃的目標是什麼，那麼由共同政治術語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困難，仍然沒有解決。如果我們澄清我們指的是實現任何既定的分配理想必不可少的那種計劃的話，這個詞的意義就會稍加明確些。但是，集中的計劃之所以能打動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這個詞含義的模糊性，因此，在我們討論它的後果之前，應該必須就其精確意義達成一致。 「計劃」受歡迎的原因很大程度應歸於這個事實，即每個人當然都希望我們應當儘可能合理地處理問題，同時應儘量運用我們所能獲得的預見。在此意義上，每一個人只要不是徹底的宿命論者，就是一個計劃者，每一個政治行為都是（或應當是）有計劃的行為，而只有好的和壞的、聰明而有遠見和愚蠢而短視的計劃之分。一個以研究人們實際怎樣做和人們如何計劃他們的事務為全部己任的經濟學家，是最不可能反對這種一般意義上的計劃的人。但是，我們當中熱衷於一個有計劃社會的人們，現在不是，並且也不僅僅在以下意義使用「計劃」這個詞——即如果我們想要收入或財富的分配合乎某種特定的標準的話，我們就必須得計劃這個意義上。在現代計劃者看來，出於他們的動機，僅僅設計一個永久的合理框架，在其中個人根據他們各自的個人計劃指導他們的各種活動，是不夠的。在他們看來，這種自由主義計劃就是毫無計劃——而且實際上它也不是一個為滿足關於誰應該有什麼個別觀點而設計的計劃。我們的計劃者所要求的是根據一個單一的計劃對一切經濟活動加以集中管理，規定社會資源應該「有意識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種明確的方式為個別的目標服務。 因此，現代的計劃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的爭論，不是關於我們是否應當在各種可能的社會組織之間明智地選擇的爭論，也不是關於我們是否應當運用預見和系統思考來計劃我們共同事務的爭論。它是有關這麼做的最好方法是什麼的爭論。問題在於，出於這個目的，強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應該將自己限制於籠統地創造條件，以便最充分地發揮每個人的知識和創造力，使他們能成功地做出計劃，或者為了合理地利用資源，我們是否必須根據某些有意識構造的「藍圖」對我們的一切活動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組織。各派社會主義者都把計劃一詞用於後一種類型的計劃，而現在這個詞通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人接受。雖然這意味著它是處理我們的事務的唯一合理方法，但卻未證實這一點。這仍然是計劃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分歧所在。 * * * 重要的是不要把對這種計劃的反對意見與教條的自由放任態度混淆起來。自由主義的論點，是贊成儘可能地運用競爭力量作為協調人類各種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張讓事態放任自流。它是以這種信念為基礎的：只要能創造出有效的競爭，就是再好不過的指導個人努力的方法。它並不否認，甚至還強調，為了競爭能有益地運行，需要一種精心設想的法律框架，而現存的和以往的法律無不具有嚴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認，在不可能創造出使競爭有效的必要條件的地方，我們就必須採用其他指導經濟活動的方法。然而，經濟自由主義反對以協調個人努力的低級方法去代替競爭。它將競爭視作優越的，這不僅因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人們所知的最有效的辦法，而更因為它是使我們的活動在沒有當局的強制和武斷的干預時能相互協調的唯一方法。確實，贊成競爭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它免除了對「有意識的社會控制」的需要，而且，它給予每個人一個機會，去決定某種職業是否足以補償與其相關的不利和風險。 成功地將競爭用作社會組織的原則，就排除了對經濟生活的某種形式的強制性干預，但它承認有時會有助於其運作的其他形式的強制性干預，甚至還必需某種形式的政府行為。但是，為什麼特彆強調這些消極的要求，強調強制不能行使的地方，還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市場上各方必須應該自由地按照他們能找到交易夥伴的價格進行買賣，任何人必須應該自由地生產、出售和買進任何有可能生產和出售的東西。進入各種貿易的通道也必須在平等的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法律不能容忍任何個人或集團通過公開或隱秘的力量限制這些通道。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價格或數量的企圖，都會使競爭失去它有效地協調個人努力的力量，因為這時價格的變化不再顯示客觀條件的全部相關變化，也不再對個人的行動提供一個可靠的指南。 但是，對於那些僅僅限制已獲允許的生產方法的措施，只要這些限制對所有潛在的生產者同樣產生影響，而且不被用作一種間接地控制價格和數量的方法，這個原則就不一定適用了。儘管所有這些對方法或產品的控制都造成極大的代價，即使生產一定的產品需要更多的資源，但這麼做還是很值得的。禁止使用有毒的物質或對其使用加以預防，限制工作時間或規定某種衛生設施，這些與維持競爭完全相容。這裡唯一的問題就是，在某種情況下，所得利益是否大於所造成的代價。維持競爭也並非與廣泛的社會服務制度不相容——只要這種服務的組織所採取的方法不至於在太大範圍內使競爭失效。 遺憾的是，儘管不難解釋，過去對於使競爭制度成功運行的積極條件，較之那些消極條件受到的注意少得多。要使競爭發揮作用，不僅需要適當地組織某些編制，如貨幣、市場和信息渠道——它們之中有些是私人企業從來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賴於一種適當的法律制度的存在，這種法律制度的目標在於既維護競爭，又使競爭儘可能有利地發揮作用。法律僅僅承認私有財產和契約自由是根本不夠的，它更有賴於對適用於不同事物的財產權的明確限定。對使競爭制度有效運行的種種形態的法律制度的系統研究，已經令人痛心地遭到忽視；人們可以提出強有力的論點，說明這方面的嚴重缺陷，尤其是在公司法和專利法方面，不僅使競爭遠較可能運行的要糟糕，而且甚至已經到了在許多領域摧毀競爭的地步。 最後，無疑在有些領域中，沒有什麼法律措施足以創造行使競爭和私有財產的制度所依賴的主要條件：即所有者從其財產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服務得到好處，而負擔使用其財產對他人造成的一切損害。例如，在不可能依靠償付代價的情況下享用某些服務的地方，競爭就不可能產生這些服務；而當使用財產對別人造成的損害，不能有效地使財產所有人擔負責任時，價格制度也同樣變得沒有效用了。在所有這些情況中，個人考慮的項目和影響社會福利的項目之間，都存在一種分歧；當這種分歧重要起來時，就必須在競爭之外尋求某種方法來提供這種服務。因此，有關在道路上設路標的費用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道路本身的費用，都不可能由每一個單獨的使用者來支付。砍伐森林、某種耕作方法或工廠的煙塵和噪音等某些有害的後果，也不能僅限於財產所有者，或者僅限於因取得議定的補償而甘受損害的那些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尋求不用價格機制來進行調節的辦法。但是，在不可能創造有利競爭適當運行的條件的地方，我們不能不採用當局直接管理的辦法取而代之，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在可以使競爭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應壓制競爭。 創造條件使競爭儘可能有效，在競爭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為其提供補充，提供那些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雖則能夠在最高的程度上有利於一個偉大的社會，但卻具有這一性質，即對任何個人或少數人來說，利潤不足以補償耗費」的服務，這些任務實際上都為國家提供了廣闊的和無可置疑的活動領域。在沒有那種能被合理地加以維護的制度時，國家絕不會袖手旁觀。一個有效的競爭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樣，需要一種明智規劃的並不斷加以調節的法律框架。甚至提供它適當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詐和詭騙（包括利用無知），都給立法活動提供了一個偉大的但遠未充分實現的目標。 * * * 然而當創造一個合適的框架使競爭以有利方式運行的任務尚未完成得很徹底時，各國政府卻已放棄了這個任務而改用另一種不可調和的原則來代替競爭。問題不再是使競爭得以運行和加以補充，而是完全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弄清這一點：現代的計劃運動是一種反對競爭本身的運動，是一面將競爭的一切宿敵都集結其下的新旗幟。雖然各種利害關係現在都試圖在這面旗幟之下重建自由主義時代掃除的種種特權，但正是社會主義的計劃宣傳，才在擁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們當中重振反對競爭的聲勢，才能有效地平息了任何消滅競爭的企圖過去時常會引起的健康的懷疑。[2]實際上使左、右翼社會主義聯合起來的東西，就是對競爭的共同敵視，以及用一種指導性經濟來代替它的共同希望。雖然一般仍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兩個名詞來說明過去和將來的社會形態，但這些名詞隱蔽了而不是闡明了我們正經歷著的過渡的性質。 不過，雖然我們正在觀察的所有這些變化，趨向於對經濟活動進行廣泛的集中管理，但普遍的反對競爭的鬥爭，勢必將首先產生某種從各方面看來甚至是更壞的東西，一種既不能滿足計劃者也不能滿足自由主義者的狀況：即一種工團主義的或「法團的」產業組織，其中競爭多少被抑制了，但計劃的工作則委之於各個產業中的獨立壟斷者手中。這是一種局面——人們因憎恨競爭而聯合起來，但對別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一致的意見——的不可避免的首先出現的結果。在一個接一個的產業中破壞了競爭，這種政策使消費者只能聽任那些組織得很好的產業中的資本家和工人聯合壟斷行動的擺布。不過，雖則這種情況早已在廣闊的領域中存在了一個時期，且許多胡亂的（以及大多數有利害關係的）宣揚計劃的人也希望達到這種情況，但它畢竟不是一種易於持久和能夠在理性上認為正當的情況。事實上，產業壟斷組織的這種獨立計劃，將會產生與提倡計劃的人所要達到的相反的結果。一旦到了這種階段，除了回復到競爭以外，唯一的途徑是由國家控制壟斷——這種控制，如果要使它見效，必須變得越來越完整、詳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的正是這樣一個階段。在戰爭爆發前不久，有一家周刊曾經指出：「有許多跡象說明至少英國的領袖們是越來越習慣於用受控制的壟斷組織去進行全國發展的想法」，[3]這也許是對當時存在的形勢的正確估計。從那時起，這個過程因戰爭而大大加速了，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嚴重缺陷和危險會越來越趨於明顯。 經濟活動的完全集中管理這一觀念，仍然使大多數人感到膽寒，這不僅是由於這項任務存在著極大的困難，而更多地是由於每一件事都要由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來加以指導的觀念所引起的恐懼。但是，如果我們是在迅速地向這種狀況前進，那主要是由於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競爭和集中管理之間找到某種中間道路。誠然，乍看起來，似乎沒有比這種觀念——即認為我們的目標，必須既不是像自由競爭那樣極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於一個唯一的計劃，而是這兩種方法的適當結合——更使人覺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動明理的人們了。但是，在這方面僅憑常識來指導是要壞事的。雖然競爭制度可以容許摻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計劃結合到任何我們喜歡的程度而仍能不失其作為生產的可靠指南的作用。「計劃」也不是這樣一種藥劑，只要少量添加即可產生其在徹底應用時可望產生的那些結果。競爭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將成為拙劣的、無效率的工具，它們是用來解決同一問題的只能任擇其一的原則，把兩者混合起來就意味著哪個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結果反而比始終只取其一的情況還要糟些。或者換句話說：計劃與競爭只有在為競爭而計劃而不是運用計劃反對競爭的時候，才能夠結合起來。 對於本書的論證來說，最重要的是，讀者要牢記：我們一切批評所針對的「計劃」只是指那種反對競爭的計劃——用以代替競爭的計劃。這一點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在本書範圍內，不能討論那種用來使競爭儘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計劃。但是，由於在流行的用法上，「計劃」幾乎變成前一種計劃的同義詞，因此為了簡便的緣故，有時不可避免地在提到它時，便簡單地叫做「計劃」——縱使這樣做意味著留給反對我們的人一個非常好的字眼兒，聽任它獲得更好的命運。 * * * [1] 杜格爾德·斯圖爾德（Dugald Stewart）在《亞當·斯密回憶錄》（Memoir of Adam Smith）中援引亞當·斯密在1755年所寫的備忘錄。 [2] 的確，近來學術界某些社會主義者，在批評的驅使下，並為集中計劃的社會中自由將被消滅這種恐懼所懾動，想出一種新的「競爭性社會主義」，他們希望藉此可以避免由集中計劃所引起的困難和危險，並把廢除私有財產和充分保留個人自由兩者結合起來。雖然在某些學術雜誌上對這種新的社會主義進行過某些討論，但它似乎不會得到職業政治家的重視。如果真的得到重視，則不難證明（如著者在別處所嘗試的那樣——見《經濟學》雜誌，1940年）這些計劃是建立在一種幻想上，並有著內在的矛盾。控制所有生產資源而不同時決定這些資源將為誰和由誰來使用，是不可想像的。雖然在這種所謂「競爭性社會主義」下，中央當局的計劃將採取某種較為迂迴的形式，但其結果不會有何根本的不同，而競爭的因素只不過是一種欺騙而已。 [3] 《觀察家》（The Spectator）雜誌，1939年3月2日，第3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