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釋老篇第十八
《通鑑》以「資治」為名，釋老之事，載者較少，故嚴衍《通鑑補·凡例》有「補二氏」一條，言：「《通鑑》如佛圖澄、寇謙之等，亦既因事而見矣，餘皆弗錄。然二氏之教，流傳既久，即不足垂訓，亦何必不存其說也。」又康熙間仁和張星曜撰《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專紀釋老亂國之篇，乃引正史所載，附以稗官雜記，及諸儒明辨之語，集為一書，其稿本見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其所輯尚有《天教明辨》，寫本二十厚冊，吾嘗得之馬相伯先生。張蓋天主教徒，其書名補袁氏，實以佛老也。然信仰貴自由，佛老不當，猶之天主不當也。且孟子嘗距楊墨矣，楊墨何嘗熄，楊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韓昌黎佛亦然，唐末五代禪宗之盛，反在昌黎佛以後，其效可睹矣。況隋唐以來，外來宗教如火祆、摩尼、回回、也里可溫之屬，皆嘗盛極一時，其或衰滅，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殘之。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可不顧慮及此。孔子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使孔子而知有異教，必以為西方之聖而尊敬之。故吾人當法孔子之問禮老聃，不當法孟子之距楊墨也。胡身之注《通鑑》，於釋老掌故，類能疏通疑滯，間有所譏切，亦只就事論事，無異端習氣，與胡明仲《讀史管見》之攘臂而爭者不同，足覘其學養之粹，識量之宏也。茲特撮其語為一篇以示概。
漢獻帝初平二年，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
注曰：陵即今所謂天師者也。後魏寇謙之祖其道。（卷六〇）
讀此注第一句，當時天師之喧赫，可於言外見之矣。所謂天師，指張宗演也。《元史·釋老傳》云：「正一天師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矣。』」據《世祖紀》，遣使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在至元十二年四月。《本紀》編年，根據實錄，似不至誤，惟天師世次，則當以《本傳》為準。時宋尚未亡，宗演已先趨附。宋景濂撰《漢天師世家敘》，亦云：「宗演父可大，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其言之徵驗，或後人故神其說，然其父子早與敵通，則無可為諱。《隱居通議》十六，載劉須溪撰《宗演墓》，亦謂：「乙亥、丙子間，金陵不守，信州未下，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錫冠劍，陟師號，寵光赫然，前代盛時所未有。」嗚呼！是足以為榮乎！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髪，以師賢為道人統。
注曰：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一二六）
魏太武與司徒崔浩崇奉道士寇謙之，太平真君七年罷毀佛法，是為宋元嘉廿三年。閱六年，魏文成帝即位，修復佛法，是為宋元嘉廿九年。又閱八年，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曇曜繼為沙門統，曇曜即今大同雲岡石窟寺創造之人也。青州失陷時，劉孝標母子被虜至北，曾為僧尼於此，佐曇曜翻譯。道人統，沙門統，皆元魏僧官；都僧錄，趙宋僧官；僧總攝，則元時僧官也。《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二月：「詔以僧亢吉、益憐真加、加瓦，並為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廿一年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楊璉真加即益憐真加之異譯。廿二年正月：「桑哥言楊璉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廿三年正月：「以江南廢寺田土為人占據者，悉付總統楊璉真加修寺。」總統即總攝，《釋老傳》亦作總統，語本譯義，其實一也。廿五年二月：「江淮總攝楊璉真加言，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或稱江南，或稱江淮，亦一語異譯。楊髡髮陵事，萬季野、全謝山等曾詳考之。當身之注書山中之日，即楊髠橫行江浙之時，故以僧總攝釋道人統，取人易解也。
梁武帝普通元年，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韋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注曰：史言韋叡於事佛之朝，矯之以正，幾於以道事君者。（一四九）
宋徽宗時，「道士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見《困學紀聞》二十。亦庶幾韋叡之於事佛之朝也。
普通二年，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注曰：古者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為耳。（一四九）
須達多乃舍衛國給孤獨長者之本名，亦云修達多，玄應《音義》三曰：「修達多，此雲善與，故得給孤獨名也。」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嘆異。
注曰：上崇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扣擊之餘，及於釋教，商較從橫，應對如響，遂加嘆異。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一五五）
憑人主一時之好惡，以為教之盛衰，識者不以此為榮辱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注曰：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一五七）
可見當時官吏並不信佛，不過以此求富貴利達耳，如果信佛，何敢為此乎！
大同十一年，帝口授敕書，謂「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注曰：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一五九）
又，上年老，厭於萬幾，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
注曰：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曰不懌，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夷考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於兵死於飢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懌，吾誰欺，欺天乎！（一五九）
此有感於元時之崇尚釋教，而殺人如麻也。《耶律楚材傳》言：「元初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長官尤貪暴，殺人盈市。近臣等以漢人無補於國，至欲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諫而止。」《丘處機傳》亦言：「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使其徒招求於戰伐之餘，濱死而得生者二三萬人。」《廿二史劄記》言：「世祖嗜利黷武，民不聊生。」又言：「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遍地塗炭。」然考其時，正隆禮國師，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也。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丙子，群臣奉贖。
注曰：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一六〇）
離政治而言宗教，或以宗教為個人之修養，豈不甚善。梁武帝等之於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廢政治，或與政治混而無別，遂以禍國，宗教不任其咎也。
太清二年，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注曰：何敬容雖不能優遊於文義，其識則過於梁朝諸臣矣。（一六一）
梁敬帝紹泰元年，齊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注曰：今道家有《太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實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一六六）
《漢書·郊祀志》下，師古《注》引《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恆置九天道士百人。」《困學紀聞》二十據此，以為道士蓋始自武帝。身之則以為張道陵等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蓋道士之名古有之，而用以自名，則自道陵等始也。《日知錄》一姤字條，引胡三省說，即出於此，其贊同胡說可知。特前輩引書，不著卷數，不易知其出於此耳。
陳武帝永定二年，上幸大莊嚴寺捨身。
注曰：前車覆矣，後車不知戒。耳目習於事佛，不知其非也。（一六七）
永定三年二月，齊主洋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
注曰：據《齊紀》，甘露寺在遼陽。此鄙語所謂「獼猴坐禪」也。（一六七）
陳永定三年，即北齊天保十年。當時事佛風習，無間南北，蓋荒亂之極，精神無所寄託，相率而遁於玄虛，勢使然也。惟高洋在南北諸主中，最稱無道，一方事佛，一方殺人，直至死日，殘暴未改。《北齊書·文宣紀論》，謂其「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蓋實錄也。咸淳間浙僧志磐撰《佛祖統紀·法運通塞志》，於北齊天保十年條下，乃為之辨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罷黜道教，其敬佛為甚至。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比也。」此則因其事佛而欲為之解脫，其意甚美，奈事實先後倒置何。身之以「獼猴坐禪」譏之，允哉！
陳宣帝太建七年，齊主緯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
注曰：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一七二）
此有慨於元時齋醮之盛，竭中華之物力以趨之也。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上由是頗信神仙。
注曰：明皇改集仙為集賢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二一四）
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
注曰：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教之也。（二一四）
唐玄宗天寶四載，春正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煉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注曰：史言唐之君誕妄而臣佞諛。（二一五）
大中祥符迭降天書之事，《宋史·真宗紀》所載，不若《續通鑑長編》之詳；今《長編》經清人改編，又不若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之古而尤便檢閱也。茲撮其起源於此，以見有宋君臣之誕妄佞諛，不減於唐明皇時也。《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七載：「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屋之南角，其帛長二丈許。」大中祥符之改元，即由於此。卷二十又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雲。閏十月，上天尊號曰聖祖，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宋人避聖祖玄朗諱，及宋刻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亦由於此。卷廿四又載天禧三年朱能獻天書事，當時臣下多以為非，而不敢言，言之者唯孫奭、張泳、魯宗道等。《宋史》四三一《儒林傳》載孫奭四疏，其大中祥符六年疏有曰：「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跡，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懷姦以事陛下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跡，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云云。然真宗之為此，豈果不知其非哉，蓋自有作用耳。《龍川別志》上，載：「契丹既受盟，寇公每有自矜之色，王欽若深害之，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意猶未決。晚幸秘閣，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會，上由此意決。」此條《宋史》二八二，采入《王旦傳》，所謂愚民之術也。宋人說部中如《東軒筆錄》、《容齋三筆》、《甕牖閒評》等，皆曾評議及此。《宋史·真宗紀論》及明商輅《蔗山筆麈》，亦曾推論其隱。大中祥符之事，實與開元、天寶之事，同出一轍，故身之以為唐明皇教之。
唐德宗建中四年，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
注曰：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隋楊素宅也。梯，雲梯。沖，衝車。代宗飯僧以護國，今朱泚乃用僧造攻具以攻奉天。（二二八）
此嘆僧徒之受人驅迫也。夫人不得已而出家，仍不能遯逃世網，可哀已！元時亦有僧兵守城事，雖攻守不同，而其不能逃避世網則一。元閩僧大圭《夢觀集》一，有《僧兵嘆》，二又有《僧兵守城行》云：「驅僧為兵守城郭，不知此謀誰所作？但言官以為盜防，盜在深山嘯叢薄。朝朝上城候點兵，群操長干立槍槊，相看摩頭一驚笑，竹作兜鍪殊不惡。平生獨抱我家法，不殺為律以自縛，那知今日墮卒伍，使守使攻受官約。謂僧非僧兵非兵，未聞官以兵為謔，一臨倉卒將何如，盜不來時猶綽綽。敵人日夜徂我城，示以假兵無乃弱，我官自有兵與民，願放諸僧臥雲壑。」嗚呼！暴令之來，豈得高臥雲壑哉！
唐德宗貞元三年，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注曰：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效；及張後、李輔國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曏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復、姜公輔，謂之輕己賣直；功如李晟、馬燧，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篤好之耳。（二三二）
身之文集《竹素園稿》百卷不傳，此非好好一篇《李泌論》耶！李泌之篤好黃老，乃其個人之信仰與修養，於國家社會何損？必以此譏之，豈非不愛成人之美者乎！全謝山修《宋元學案》，自廿二卷晁景迂，至四十四卷張魏公，世所譏為雜於異學者，什而四五，皆不能擯於學案之外也。其中如陳了齋、張橫浦之倫，風節尤凜凜。學佛自是其個人修養，何負於國？李泌之於黃老，亦猶是耳。身之詳為之辯，而獨以智許之，深得信仰自由之義，其識遠矣。
宋景濂《題朱右新修李鄴侯傳後》曰：「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仿佛漢之留侯。《新、舊史》皆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參考群書，仿前賢刪正《諸葛亮》、《陶潛》二傳，芟繁摭華，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文見《宋學士集》卅三。朱右天台人，預修《元史》，為身之同里後學，此《傳》其受《鑒注》之啟示者歟！
唐敬宗寶曆二年，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
注曰：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二四三）
文漵俗講最有名，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稱：「會昌元年正月，敕開俗講，文漵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計法師為第一。」而趙璘《因話錄》則頗詆毀之，謂：「文漵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段安節《樂府雜錄》則又盛稱：「文漵善吟經，能感動里人。」毀譽不同，愛憎各別耳。唐時有曲名「文漵子」，《樂府雜錄》以為樂工黃米飯撰，《碧雞漫志》引《盧氏雜說》則以為唐文宗製，蓋樂工奉上命依文漵聲調為之，故名。
唐武宗會昌五年，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
注曰：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群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二四八）
會昌五年，即武宗毀佛之年。武宗之崇信趙歸真，與後來宋徽宗之崇信林靈素無異，故徽宗亦抑佛。《宋史》二十一《徽宗紀》，載：「政和七年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御筆諷道篆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語詳《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百二十七。帝惱金身之佛，目為金狄之教，卒來金國之侵陵。又效真宗故智，託之帝君降臨，以為是足以威海內而夸夷狄，幻想極矣。《左·莊三十二年傳》，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徽宗其將亡乎！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
注曰：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二五〇）
身之於二氏之學，夙所通究，故注中無矯激之談。《中庸》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尊此者固不必以抑彼為能也。
咸通十四年三月，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
注曰：事見《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二五二）
憲宗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十五年正月崩。懿宗以咸通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七月崩。非佛骨能致禍福也，當其發願迎骨時，心力已虛，自谉不能久住，故諫者之言遂中。然懿宗之患，不在奉佛，而在怠於政事，史已言之矣。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閩主曦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千人。
注曰：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今存可也。（二八二）
此有感於元時隆禮番僧，蠧國病民，而知其祚之不永也。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崔廷勛以兵守之。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
注曰：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二八六）
所謂「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指發掘宋陵諸僧也。人皆知此事為番僧所為，而不知為之倀者皆宋廷平日所飯之僧也。《癸辛雜識》續集上，載其徒互告狀一紙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有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將寧宗、楊後、理宗、度宗四陵發掘，盡取寶貨，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十一月十一日，又將孟後、徽宗鄭後、高宗吳後、孝宗謝後、光宗等陵盡掘。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宗允見為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雜識》別集上，又載：「乙酉發陵事，起於天長寺僧福聞，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聞欲媚楊髠，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力爭，為澤率兇徒痛箠，據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後四陵，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雲。身之所謂「甚於不敢獻食者」，此也。彼其平日所趨附者勢耳，勢既傾頹，趨附安得不隨之而轉，又豈獨僧眾為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