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辯誤篇第七
辯誤即考證中之一事，所以自為一篇者，以皆取材於《通鑑釋文辨誤》也。《通鑑》釋文南宋時通行者三家，一為司馬康《釋文》，刻于海陵，故謂之海陵本。康，溫公子，字公休。《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為史炤《釋文》，《直齋》及《宋志》著錄三十卷，今存。三為蜀費氏本《通鑑》，《音釋》附正文下，今傳有殘帙。據身之所考證，一、三兩本皆書估倩學究為之，海陵本話之公休，費本則間附己見，皆蹈襲史炤者也。《釋文辨誤》以辯史炤書為主，而海陵本、費本與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質疑》六，及《齊東野語》十八「孟子三宿出晝」條，所引《通鑑釋音》，皆稱司馬康本。身之並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誤於眾耳。茲特采其有關史學常識，及初學易犯者著於篇。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武安君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史炤《釋文》曰：「間，居棧切，間隔之也。」
《辨誤》曰：若從炤說，當以「間趙軍」為句，與下句分而為二，意頗重複。若以「又五千騎絕趙壁間」為句，與上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句法文意，殊為停當，間讀如字。每見為句讀之學者，於一句之間，截而分屬上下，求發先儒之所未發，以見聖賢深意。若文意自來通順，而於一字兩字或四三字之間，創分句讀，以為新奇，似不必爾。（卷五）
此宋人講義通病，故身之箴之。
漢獻帝初平二年，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史炤《釋文》曰：「格，古伯切，廢格之格，以清議廢人。又音閣。」海陵本同。
《辨誤》曰：格，正也，言以清議正物也，格讀如字。炤以為「廢格之格」，是知讀《漢書》而未曉文義。夫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學問思辯，聖人之所以教人也。然聖人之所謂學問思辯，詎止此哉！觸類而長之，亦可以知學之無止法矣。（卷六〇）
邴原清議以格物，語本《魏志》十一《管寧傳》《裴注》引《傅子》，此「格」謂格正也。《漢書》四七《梁孝王傳》，言「大臣等有所關說，太后議格」，此「格」謂廢格也。史炤以廢格釋格正，故身之以為「知讀《漢書》而未曉文義」，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姜維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史炤《釋文》曰：「長城，方城山名。《左傳》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在漢南陽、堵陽、葉縣之境，山自比陽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海陵本同。
《辨誤》曰：余按姜維出駱谷至沈嶺，鄧艾據長城拒之，此長城當在郿縣之南，沈嶺之北，烏得謂為方城之長城乎！《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北流徑長城西，又北流注於渭。」此正鄧艾所據之長城也。凡注地理，須博考史籍，仍參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為證據，何可容易著筆乎！（卷七七）
古今地名同者多矣，此條所論，乃注地理者之通則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史炤《釋文》曰：「少，失邵切。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置益州郡，治滇池，更漢三國，分置改置不一。今太城治益州，未詳益州所置也。」海陵本同。
《辨誤》曰：余按成都有太城、少城，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成都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秦置蜀郡，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改蜀郡太守曰成都內史。「成都治少城」者，成都內史治少城也；「益州治太城」者，益州刺史治太城也。史炤蜀人，豈無文獻之足徵，既不能尚友古人，又不能親師取友，求其說而不得，乃顛倒《通鑑》本文，以為「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又泛引武帝所置之益州郡，終不得其說，疏謬甚矣。（卷八三）
《容齋續筆》五曾言，「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故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為少城，非也」云云。則成都太城少城之說，宋人已有數典而忘其祖者，故容齋辨之。然史炤眉山人，今《釋文》卷首題銜，為「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炤」，何以亦不諳鄉邦掌故！無惑乎身之之彈之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冬十月，劉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史炤《釋文》趙公注曰：「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僭即皇帝位於赤壁，國號趙，改元光初，始於此。」
《辨誤》曰：余按劉曜即皇帝位於赤壁，改元光初，國號仍舊曰漢，封石勒為趙公。至二年，進石勒爵為趙王，因斬勒使王脩，勒遂與曜為讎敵之國。曜既還長安，其下奏言：「劉淵始封盧奴伯，曜又王中山，請改國號為趙。」曜從之。石勒於是年冬十一月，亦即趙王位。自是以後，《通鑑》書劉曜則曰趙，書石勒事則曰後趙以別之。大興元年冬十月之趙公，石勒也，烏得以劉曜國號趙為注邪！至下注「中山趙公」，想亦自知其誤，而不能改此誤，何也！（卷九〇）
劉曜、石勒，皆改國號曰趙，史家恐人易混，故稱前趙後趙以別之，豈意史炤復混石勒為劉曜乎！
晉成帝咸康七年，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史炤《釋文》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費本同。
《辨誤》曰：江左之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舊土，僑置郡縣名，並置守令以統始之，故曰「正土斷」。不以黃籍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紙為籍，以別於江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為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哉！（卷九六）
望文生義，為訓詁家大病。東晉之初，政府方獎勵人南渡，如史炤言，是從王師南渡之王公，皆貶同白丁，豈政府優禮勛賢之意。其為害義，何可勝言。
晉穆帝永和六年，姚弋仲據灄頭。史炤《釋文》曰：「灄水在西陽。」海陵本同。
《辨誤》曰：余按九十五卷咸帝咸和八年，姚弋仲降於石虎，徙居清河之灄頭。史炤只據《廣韻》「灄水在西陽」，遂引以為釋。西陽固自有灄水，然西陽今之黃州，時為晉土。讀史須考本末，炤更不能省記姚弋仲所居之灄頭在清河，一時檢看《廣韻》，便引以為注，是未足以語《通鑑》也。下卷下年「灄頭」注誤同。（卷九八）
因異地同名而誤注，為史炤所常犯。「讀史須考本末」，學者藥石之言也。
晉安帝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遣騎襲沮渠蒙遜，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史炤《釋文》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國為姓，苟子其名。」海陵本同。
《辨誤》曰：《通鑑》本文明以鄯善苟子為蒙遜從弟，凡讀《通鑑》者不俟博考，已知鄯善之非姓矣。是後沮渠鄯善復見於宋武帝永初二年，《釋文》之誤，愈不可揜。（一一二）
此極膚淺而幼稚之誤，注已辯之，復辯於此。海陵本同，司馬公休何至是，其為偽託顯然矣。
晉安帝義熙四年，乞伏熾盤築城於嵻山而據之。史炤《釋文》曰：「嵻山在西羌。」
《辨誤》曰：炤說以丁度《集韻》為據也。夷考當時乞伏氏據苑川，嵻山蓋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於秦渭，故嵻山在羌中。丁度《集韻》以宋朝疆理為據也，若引以注十六國地界，則疏矣。（一一四）
史炤釋《通鑑》，常以《廣韻》、《集韻》諸辭書為據，而不能沿流溯源，究其首尾，所謂無本之學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宋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並四州諸軍事。史炤《釋文》曰：「雍州名，入南北系宋。按《南、北史》無《地理志》，今用《晉志》，郡邑相統屬處，各於逐國土地合音釋者仍分所系。」海陵本、費本同。
《辨誤》曰：余按宋武削平關洛，隨失關中，雍州仍東晉之舊，還復僑治襄陽。此時古雍州之域，已屬赫連，安得系宋耶！炤又言「《南、北史》無《地理志》，用《晉志》，各於逐國所有土地分系」，此鹵莽之說也。南北國地理，沈約《宋書》、魏收《魏書》、蕭子顯《齊書》，各有《地誌》；梁、陳、北齊、後周四朝地理，則長孫無忌等集於《隋書》，謂之《五代志》，曷嘗無可考乎！炤之淺妄，欲蓋而章。（一一九）
此為史學常識，而史炤似不甚了了，故身之以為淺妄。清乾嘉間，考據之學極盛，然周嘉猷撰《南北史表》，胡德琳為之序，有曰：「李氏《南、北史》及《齊》、《梁》、《陳》、《北齊》、《北周》之書，志且無之，況於表乎！」此其淺妄，較史炤又何如，蓋並蕭子顯書之有志而不知也。
齊高帝建元四年，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以爵讓其弟蓁。史炤《釋文》曰：「賁，符非切，姓也，恥其名。」海陵本同。
《辨誤》曰：褚賁，淵子也，《通鑑》之文甚明。賁恥其父失節者，以淵奉宋氏社稷輸之於齊也，不當以賁為姓，恥為名。史炤之誤多類此。（一三五）
父賣國求榮而子恥之，此天理人心之正，乾坤賴以不息者此也。因史炤之誤解，使人特注意其事，豈不有功名教乎！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和士開善握槊。史炤《釋文》曰：「槊通作矟，矛長丈八者為槊。」海陵本同。
《辨誤》曰：握槊，局戲也。李延壽曰：「握槊蓋胡戲，近入中國。」劉禹錫《觀博》曰：「握槊之器，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史炤乃以為握丈八之槊，是但知槊之為兵器，而未知握槊之為局戲也。（一六八）
此誤《敬齋古今黈》四曾先身之而辨之，曰：「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通鑑注》云：『槊，長矛也。』治曰：槊雖得為長矛，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棊槊之槊，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雲。按李治刻本或誤作冶，金亡後入元，至元十六年卒，年八十八，見蘇天爵《元名臣事略》。李長身之三十八歲，卒時《胡注》尚未成。其所謂《通鑑注》，當為司馬康或史炤《釋文》。《四庫提要》雜家類六，乃謂「《敬齋古今黈》曾辨《通鑑》胡三省《注》握槊之誤」，是僅知《通鑑》有《胡注》，不知《胡注》之前，《通鑑注》行世者有數家也。誠如《提要》言，非將《胡注》之成提前數十年，或將李治之卒移後數十年不可。然《胡注》釋握槊並未誤，且曾辯兩家《釋文》之誤，與《敬齋》同，何謂《敬齋》辯胡三省之誤乎！然則考證雖小道，亦未許輕心相掉矣。
陳宣帝太建八年，齊主獵於祁連池。史炤《釋文》：「祁連山之池也，在匈奴中。」
《辨誤》曰：余謂此祁連池，汾陽之天池也，即後所謂獵於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謂天為祁連，故天池有祁連池之名，猶匈奴呼天山為祁連山也。祁連山《漢書音義》釋之甚明；汾陽之天池，《水經注》言之甚詳，余悉取以注《通鑑》，能讀之者可考見也。（一七二）
天池之辨，已見《考證篇》。據此則注《通鑑》在前，《釋文辨誤》在後矣。然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貞明四年，吳兵奄至虔州城下條，又注曰「詳見《辨誤》」，則《辨誤》實與《注》同時撰，而《辨誤》後成也。
太建十二年，周殺代奰王達、滕聞王逌。史炤《釋文》曰：「代，徒對切，姓也，奰，平秘切，名也。玉音肅，姓也，達其名。」海陵本同。
《辨誤》曰：史炤以「代奰王達」為二人姓名，則下文「滕聞王逌」亦二人姓名乎？《釋文》以古有玉姓，欲以稀姓愚後學。殊不思讀《通鑑》者詳味上下文，則代與滕其封國也，奰與聞其諡也，達與逌其名也，其姓則宇文，皆後周親王也。楊堅專周政而殺之，加以惡諡，炤既不能發，顧以「代奰王達」四字離析為二人姓名，將以愚人，人有知識，其可愚乎！代音徒耐翻，王讀如字。《十一家諡法》：「色取行違曰聞，不醉而怒曰奰。」（一七四）
代奰王達，與滕聞王逌，皆周文帝子，《周書》有專傳，何至以「代奰王達」四字為二人姓名！然則編人名索引者亦非易事矣。曰「海陵本同」，是司馬康《釋文》亦以此為二人姓名也。司馬康承溫公辟咡之教，不應荒謬至此，益可見海陵本之蹈襲史炤，而託之公休也。
唐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八品九品，並石帶。史炤《釋文》曰：「，容朱切。」
《辨誤》曰：余按石似金非金，今人多以藥物煉銅為者，音託侯翻。宋時八品九品官猶石帶，史炤仕宋至京官，不知有石帶，而妄為之音，何耶！（二〇二）
，據章氏、熊氏校記，宋元本皆作「」。顧千里為胡氏覆刻《通鑑》時，以《廣韻》有託侯切之，無容朱切之，故據注意改從金。熊氏駁之曰：「元本作，與無注本合。《胡注》未敢徑改正文，以就己說，是刻顧妄援注義改之，可謂多事矣。」顧字雙關，作「乃」字講可，作「顧氏」講亦可，隱指顧千里也。熊氏頗不滿於千里，其校記序謂：「鄉先輩胡果泉中丞影刻元本《通鑑》，承乏者師心輒改，大失中丞矜慎之旨」云云。「」之改「」，其一例也。
唐肅宗乾元元年，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史炤《釋文》曰：「拓拔本代北元魏複姓。」
《辨誤》曰：元魏之拓拔氏，起於代北；党項之拓拔氏，起於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項拓拔之後也，寶元、康定之間，憑陵中國，慢書狎至，使其出於元魏，亦必張大而言之，而未嘗語及者，非其所自出也。（二二〇）
西夏之拓拔，與元魏之拓拔不同，是也。然寶元元年李元昊稱帝，曾遣使上表，言：「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受唐賜姓」云云。語見今《宋史·夏國傳》，則謂其「未嘗語及」不可也。蓋當時撰表之臣，其識見與史炤等耳，彼惡知党項之拓拔非元魏之拓拔哉！
乾元二年，郭子儀等圍鄴城，壅漳水灌之。史炤《釋文》曰：「《山海經》曰：『漳水出荊山，南注於沮水。』」
《辨誤》曰：余按郭子儀壅鄴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荊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晉康帝建元二年，趙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屍於漳水，《釋文》之誤，正與此同，已辯於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注復誤。蓋史炤讀書不多，只據《廣韻》以釋《通鑑》，又不能親師取友，以求聞所未聞，所以到底錯了。孤陋自是者其戒之哉！然余亦當自以此為戒也。（二二一）
身之屢譏史炤不能親師取友，蓋深傷山中注書之孤陋，不能得諍友之益也。憤懣之餘，每不覺其言之過甚，遂來異日王西莊、趙紹祖諸人之反稽，亦必然之勢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不已，上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炤《釋文》曰：「京，姓也。《風俗通》云：『鄭公子段封京城，其後因為氏。』顧其名。」
《辨誤》曰：余按陳京、趙需等爭盧杞移吉州長史事，德宗大怒，當時左右之臣，皆辟開而易其故處，陳京乃顧謂趙需等曰「勿退」。此一段，稍識文理者皆知京之為陳京，顧之為回顧也。史炤以京為姓，顧為名，大似不識文理。彼豈真不識文理哉！其病在於不詳觀《通鑑》上下文，而輕為注釋，至於板行其書，以誑後學，不知乃所以自彰其繆妄也。（二三一）
陳京，《舊唐書》無傳。《柳子厚集》八，有《故秘書少監陳京行狀》載此事，作：「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新唐書》二百《儒學·陳京傳》采之，改作：「帝大怒，左右辟易，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通鑑》則斟酌二家之文，改為：「京顧曰」。史炤遂誤以京顧為人姓名，此溫公所不及料也。明鄭瑗《井觀瑣言》曾辯之。今人動謂古書須加標點句逗，誠是矣。然標點句逗，亦豈易言哉！使史炤為之，則鄯善為複姓，賁恥、代奰、京顧為人姓名矣。而司馬康《釋文》亦同此誤，奇也。
貞元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史炤《釋文》曰：「愍懷，謂晉愍帝、懷帝也。」海陵本同。
《辨誤》曰：李泌正引賈后譖殺愍懷太子遹事。《通鑑》於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紀愍懷手書事甚詳，史炤且不能考，豈可釋《通鑑》以傳世乎！（二三三）
愍懷太子遹，乃惠帝太子，為賈后所害，賈后既誅，追諡愍懷，見《晉書》五十三本傳。如果指愍帝、懷帝，則當稱「懷愍」，不當稱「愍懷」，懷武帝子，愍武帝孫，此史學常識也。且愍懷一人，懷愍二人，何至混而為一。宋時史炤見於記載者有三人：《十駕齋養新錄》十二，言：「一眉山人，即撰《通鑑釋文》者；一潁昌人，文彥博嘗從受學；一咸淳中利路統制，見《度宗紀》。」《鐵琴銅劍樓書目》誤讀《養新錄》，謂「咸淳中官統制之史炤，即作《釋文》之史炤」。按馮時行《釋文序》，撰於紹興三十年，雲「史炤年幾七十」，至咸淳又越百餘年，然則史炤殆一百七十餘歲矣，此常理所不許也。史炤誤愍懷太子為愍帝、懷帝，後人又誤紹興時史炤為咸淳時史炤，辯誤之事，所以日出而無窮乎！
貞元十二年，以渾瑊、王武俊併兼中書令。史炤《釋文》曰：「渾，戶本切，本渾沌氏之後。」海陵本同。
《辨誤》曰：余按渾瑊，鐵勒九姓渾部之後，世為蘭州都督，安得為渾沌氏之後乎！自安、史反，城從其父釋之在兵間，父子各立戰功。至德宗時，瑊之勞績尤為顯著，《通鑑》蓋屢書不一書。史炤前固嘗釋渾城矣，至此方以為渾沌氏之後，何邪！又按《劉禹錫集》有《送渾大夫赴豐州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則「渾」字讀從上聲。無亦其時渾氏功名鼎盛，時人不敢言其出於藩落，而為之諱，遂以為渾沌氏之後邪？觀唐世言氏族者，本其所自出，必各引前世帝王公侯卿大夫士之著見者，或以國，或以邑，或以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亦或以名者，往往多有傅會，今亦無從而辨正之也。（二三五）
氏族之傅會不勝辨，已於《考證篇》言之。此蓋有感於元時種人效漢姓者之多，而不可制止也。余曾於《元西域人華化考·禮俗篇》，有專條論之。
唐懿宗咸通九年，高郵岸峻而水深狹。史炤《釋文》曰：「高郵邑名，屬兗州。」
《辨誤》曰：余按高郵縣自漢以來，皆屬廣陵，隋改廣陵為江都郡，又改為揚州。《唐書·地理志》，高郵縣亦屬揚州，史炤以為屬兗州，何也？晉氏南渡，迄於梁、陳，於廣陵置南兗州，炤之所謂屬兗州，無亦以此為據邪！但南兗州不可以為兗州；晉、宋、齊、梁、陳之疆理，不可以釋唐之疆理。釋《通鑑》者當隨事隨時考其建置、離合、沿革也。（二五一）
身之此論甚精，《四庫提要》稱之，謂：「其言足為千古注書之法，不獨為史炤一人而設」雲。
梁太祖乾化元年，南平襄王劉隱病亟。史炤《釋文》曰：「亟，紀力切，敏疾也，又去吏切。」
《辨誤》曰：按《禮記》「夫子之病革矣」，「革」，讀與「亟」同，病亟言病勢危急也，不當以「敏疾」為釋。若去吏切之「亟」，數數也，愈非病亟之義。史炤大抵只據《廣韻》為《釋文》，更不尋繹《通鑑》文義，其敝至此。（二六八）
初學讀書，遇有疑難之字，翻閱字典，尚須詳觀上下文義，求一妥當之解釋，豈能任取一音，貿然為之注乎！頗疑史炤此書，急於求售，無暇細繹，故有此病；又疑史炤此書乃倩人為之，並非自撰，故有「賁恥」「京顧」諸笑柄而不知。馮時行序謂其「精力疲疚，積十年而書成」，殆不可信也。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楚王希範自謂伏波之後。史炤《釋文》曰：「漢馬援封伏波將軍。」
《辨誤》曰：伏波將軍而言封，史筆有此義例否？其鄙陋無識，概可見矣。（二八二）
漢時將軍言拜不言封，曰「封將軍」，此俗說耳。一字之微，不肯放過如此，操觚家宜知所慎哉！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楚王希範好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史炤《釋文》曰：「《通俗文》：『剡木傷盜曰槍。』」
《辨誤》曰：凡注書者發明正文大義，使讀者因而求之，無所凝滯也。如炤此注，於大義為何如哉！（二八三）
此亦史炤草率成書，無暇細繹之證。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蜀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史炤《釋文》曰：「箭末曰筈，筈會也，謂與弦相會。通作括。」費本同。
《辨誤》曰：箭筈，嶺名，有箭筈關，在鳳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紹興元年，金將沒立郎君自鳳翔攻箭筈關，吳玠遣將擊退之。蓋亦蜀口關隘處。史炤蜀人也，不知箭筈之為地名，而泛言箭筈訓義，可見其孤陋寡聞矣。（二八八）
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攻箭筈關，吳玠遣將擊退之，見今《宋史》三六六《吳玠傳》，語與《三朝北盟會編》一四七同，蓋均本之王綸撰吳玠墓銘也。《宋史》為身之所不及見，此注蓋亦采自吳玠墓銘，見《北盟會編》一九五。身之山中注書，時感史料缺乏，故每以孤陋寡聞為戒，期與學者共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