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考證篇第六
胡注長於地理及考證，今日學者無不知。書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茲特輯存數十條，以備史學之一法，固知非大義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凡無證而以理斷之者，謂之理證。《朱子語類》一三四，言：「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此理證也。身之之言蓋本於朱子。
秦二世二年，李斯上書，言：「趙高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注曰：《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鑑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為非，可乎！（卷八）
史闕無徵，即以李斯書為徵，並可以補史之闕也。
漢成帝綏和二年，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系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
注曰：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卷三三）
竟寧謂究竟安寧，猶今言到底勝利也。師古以為適合，身之以為非適合，引《元紀詔》為證，是之謂書證。
王莽始建國二年，立國將軍孫建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注曰：廢漢，言漢氏已廢滅也，孫建之言云爾。（卷三七）
陳良、終帶，反王莽而亡入匈奴者也。自稱「大漢將軍」則有之，豈有自稱「廢漢」之理！孫建述其言而改之以媚莽，遂不覺其不詞。身之蓋有見於當時「亡宋」之稱，故知此為莽將軍孫建之言耳。
始建國三年，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成心非之，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
注曰：中興之後，沛方為國，此由《范史》以後來所見書之也。陳咸，後漢陳寵之曾祖。（卷三七）
以後來之名加諸前，在史家為慣例。若文物本身而有此，則真偽問題生矣。中興之後，沛方為國，莽時安得有沛國之名乎！《注》特斥言之，促學者以實事求是之精神，當於細微處加之意耳。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蕭王復與銅馬餘眾，大戰於蒲陽。
注曰：賢曰：「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余按此乃《班書·地理志》中山曲逆縣下分注，非《音義》也。（卷三九）
以《漢書》本注為《音義》，乃偶誤。此條與前條，皆史家正名之法。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李寶倨慢，禹斬之。《考異》曰：更始柱功侯李寶，時為劉嘉相，此蓋別一人同姓名。
注曰：余參考《范書》，究其本末，漢中王嘉，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寶為相，禹誅之，非別一人也。（卷四〇）
《考異》有誤，不為之諱，《胡注》所以為《通鑑》功臣。
建武十四年，大中大夫梁統疏：「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注曰：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卷四三）
史略不載，即以梁統疏為證，並可以補史之略。
建武十七年，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南擊交趾。
注曰：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徑其北。」（卷四三）
《晉志》九真郡有扶樂縣，謂「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者，指《漢志》也。賢以晉地理釋漢地理，故《胡注》以為誤。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注曰：王莽天鳳三年，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位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卷四五）
考史當注意數字，數字有不實，則當稽其不實之由。王莽初年，西域雖與中國通，而對手者實為莽，故曰「與漢絕」。其義甚精，非好學深思，不能得其解也。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是歲初令郡國以曰北至按薄刑。
注曰：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遂令以曰北至按薄刑。賢曰：「《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雲『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卷四八）
以夏初至為日北至，此《范史》之偶誤，《通鑑》因之，賢注疑之。《胡注》稽其致誤之由，蓋誤解魯恭之疏，以孟夏之夏初至為夏至，遂書為「日北至」。此條亦史家正名之法。
漢獻帝初平元年，蓋勛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注曰：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余謂蓋勛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勛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卷五九）
此即《校勘篇》中之理校法。先以理斥其非武丁，然後據《楚語》以證其為武公之誤。其說精切，然實一字之訛，以其詞繁，故隸本篇。
漢獻帝建安十年，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注曰：杜畿之子為杜恕，恕之子為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竊謂杜氏仕於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卷六四）
此提示人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自出也。南宋仕宦之貴盛，莫過於史氏，以史彌遠之姦，而《宋史》不以入《姦臣傳》，身之蓋有先見矣。
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注曰：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卷七五）
《鮚埼亭集》外編廿八，《讀魏志曹爽傳》云：「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為曹爽；其一為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既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而爽之冤，千古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鄧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潛研堂集》二，亦有《何晏論》，云：「陳壽之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詞。」二家所論，意與《胡注》同。然《胡注》所用之方法是考證，二家則評論耳。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初，令狐愚為白衣時，眾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愚仕進，所在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耶？」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
注曰：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卷七五）
愚附《魏志》廿八《王凌傳》，凌之甥也。與凌同討司馬懿而失敗，此明為司馬氏謗愚之詞，讀史者當觀其語之所自出。
魏元帝景元三年，吳主喜讀書，欲與博士韋昭、盛沖講論。張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群書略遍，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
注曰：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以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卷七八）
有詔答，有面答，有表謝，有面謝。節引史書，宜細分析，不得混而無別，此示初學以引書之法則耳。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注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人服田力穡，至於有秋，自古以來，未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一〇四）
此以常理證其妄。
梁武帝普通四年，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
注曰：魏孝昌元年，元譚為幽州都督，後此三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蓋魏宗室多有同名者。（一四九）
魏太武之子臨淮王譚，孚之祖也；趙郡王幹之子譚，為幽州都督者也。二人皆魏宗室而同名，但相距數十年。錢竹汀《魏書考異》一，有「魏宗室多同名」條，蓋受《胡注》之啟發者。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注曰：「小能敵大，小道大淫」，《左傳》記隨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也。段韶父子起於北邊，以騎射為工，安能作《書》語！魏收以其於北齊為勛戚，宗門強盛，從而為之辭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一五五）
「小能敵大」二語見《左·桓六年·傳》，段韶見《北齊書》十六。《通鑑注商》以為「《北齊書》非魏收作，《胡注》誤也」。然北齊國史本修於魏收，故《胡注》云然。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湘東王繹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
注曰：湘東安能料敵如此，當時作史者為之辭耳。（一六四）
所謂當時作史者，指蕭韶《太清紀》也。《南史》五一《蕭韶傳》：「太清初為舍人，城陷西奔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說城內事，韶乃疏為一卷，客問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矣。』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是韶撰《太清紀》，多袒湘東，史已言之矣。
《太清紀》十卷，《隋、唐志》著錄，《通鑑考異》多引之，《太平御覽》宗親部亦引之。《崇文總目》云：「《太清紀》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太清年號止三年，而雲「盡六年」者，《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元帝猶稱太清六年。是《太清紀》乃本湘東之意而作，其有利於湘東，自不待言。《通鑑考異》太清三年六月條，謂「此皆蕭韶為元帝隱惡飾詞」，九月條又謂「此亦蕭韶之虛美」。身之所謂「當時作史者」，殆即指此。
張宗泰《魯岩所學集》一，不知此條是考證，非評論，乃謂：「胡三省注《通鑑》，多附史評。然有以輕於持論而失之者，如梁湘東王繹，當太清、大寶年間，置君父之仇於不問，而日與兄弟叔侄稱兵，其人原不足論，而其料事之明，則有不容沒者。三省曰：『湘東安能料敵至此，當時作史者為之辭耳。』湘東得國僅三年，國破家亡，身死敵手，史臣何所愛於湘東而為之虛美！此則不曾參驗前後情事，而妄為云云也。」魯岩之論如此，甚矣魯岩之輕於持論，不廣參他籍，而妄肆譏評也！豈必得國久而後有史臣為之虛美哉！《太清紀》固撰在湘東未即位之前也。
陳宣帝太建八年，十月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壬申晉州陷。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
注曰：審如是，則晉州陷之日，齊主猶在天池。天池今在憲州靜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餘里，自晉陽南至晉州，又五百有餘里。齊主既以庚午違晉陽而南，無緣復北至天池。竊謂獵祁連池與獵天池共是一事，北人謂天為祁連，故天池亦謂之祁連池。《通鑑》稡集諸書，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書至庚午發晉陽，是據《北齊紀》；書高阿那肱不急奏邊報，是據《阿那肱傳》；書請更殺一圍，是據《馮淑妃傳》。合三者而書之，不能不相牾。（一七二）
高似孫《緯略》十二，謂「《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此條即其例。然非逐一根尋其出處，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無由知其致誤之原也。
太建十一年，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
注曰：受杖事見上卷八年。王軌蓋賜姓烏丸氏，故稱之。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邪？然終於不免也。捋鬚事見同上。（一七三）
周主之為太子也多失德，王軌等嘗言於武帝杖之，故即位後有此問。據《周書》四十《宇文孝伯傳》：「鄭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帝鬚事。」《北史》五七同。《胡注》因《讀史管見》以宇文孝伯屬下讀，故曰「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正以見此言之非出孝伯也。然因此遂為《通鑑補》、《日知錄》、《四庫提要》、陳景雲、趙紹祖等所糾。惟此誤讀實始於胡明仲，而不始於身之。糾正明仲之誤者，有王志堅《讀史商語》；糾正《胡注》之誤者，有陳仁錫評本《通鑑》，亦不始於《通鑑補》、《日知錄》。身之此條，可謂箭瘢若粟矣。考證之事，果未易言也。
太建十四年，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缽略可汗遇於周槃。沙缽略有眾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沖，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鬥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
注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五兵咸盡，士卒奮拳擊虜，以言死斗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敘長儒力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一七五）
此所謂肉薄之戰也。兵盡矢窮，偶一為之，未嘗不可。然已至是，不敗亡者鮮矣，寧足夸乎！
唐高祖武德五年，唐使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
注曰：睦州遂安郡，漢富春、歙縣地。劉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縣置建州。蓋隋置泉州建安郡，治閩縣；景雲二年，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龍溪、莆田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更武榮州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二年之泉州也。（一九〇）
泉州、福州之名頗糾紛。《十駕齋養新錄》十一曰：「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者。」語本《輿地紀勝》百三十，頗簡括，足與此注相發明。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蔡州。
注曰：余按李愬入蔡，誠為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揚榷用兵方略，所以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韓信戰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欺衒識者，文之過實者多，學者其於是察之。（二四〇）
唐穆宗長慶二年，軍士自採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
注曰：經年之米為陳米。《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餒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語。（二四二）
身之常提示學者以察虛之道，明書之不可盡信也。
唐懿宗咸通元年，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注曰：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二五〇）
考地理貴實踐，親歷其地，則知臆說之不足據。剡縣為身之所親歷。曰「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者，元初隳天下城池，剡得倖免耳。
又，王式平裘甫。
注曰：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二五〇）
此因平裘甫事記載之詳，而推論《通鑑》唐事之詳由於私史之多，特於此發其凡也。容齋語見《四筆》卷十一。身之蓋有感於《張魏公行狀》之不無張大乎！《魏公行狀》，朱子撰，凡萬言，天下信之，以為朱子無虛美也。然朱子嘗自言其不實矣，曰：「《張魏公行狀》，某隻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向亦嘗為看一過。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以為盡出張公，趙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趙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令他轉託陳君舉，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牾耳。」語見《語類》百三十一。《袁清容集》五十，《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亦言：「朱文公作《張忠獻公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考事實，始悔昔年不加審核，然已無及」云云。然則考史者遇事當從多方面考究，不可只憑一面之詞矣。張魏公浚，諡忠獻，子栻，號南軒，字敬夫，避諱作欽夫。趙忠簡鼎。陳君舉傅良。《光堯實錄》即《高宗實錄》。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定州已來制置使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雁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
注曰：《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為之。迄南渡之後，江、淮、荊、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二五三）
《宋史·宦者傳》，童貫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南渡以後，有四川制置使，治成都，移治利州，又移治重慶。又有江淮制置使，治建康。後兩淮別立制府，遂稱沿江制置使。淮東制置治楚州，移治揚州；淮西制置治廬州。又有荊湖制置使，治江陵，移治襄陽，又稱京湖制置，蓋合京西湖北為一路。此南宋制置使之大略也。語詳《十駕齋養新錄》八。
唐昭宗景福二年，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
注曰：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播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擔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五九）
建炎播遷，始許朝士乘擔子，事見《卻掃編》下及《朝野雜記》甲集三，《愛日齋叢鈔》一考之尤詳。《十駕齋養新錄》十六，謂「楊誠齋詩喜用轎字，而詩家罕用之」，是也；謂「轎子始於宋時」，則其說殊非。據《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諫伐閩越書，已有「輿轎而隃領」之言，是漢時嶺表早有轎子；據此條則唐時宰相已乘肩輿，何謂轎子始於宋！竹汀偶失檢耳。《陔餘叢考》廿七、《癸巳類稿》十四，均有專條論之。
唐昭宗乾寧三年，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皇天盪。
注曰：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鸛觜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為皇天盪。是時淮南兵既敗浙兵於皇天盪，遂圍蘇州，則非前所言皇天盪矣。宋熙寧三年，崑山人郟亶上疏言水利，謂長洲縣界有長盪黃天盪，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戰處也。（二六〇）
《朝野雜記》甲集十九，言：「建炎末，金兵犯江浙。兀朮焚臨安而去，韓忠武要之於黃天盪，相持四十有八日，兀朮自建康潛鑿小河而遁。是役也，兀朮幾不得免，自是不復過江。」《宋史·韓世忠傳》略同。《金史·宗弼（即兀朮）傳》，則言：「宗弼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將至黃天盪，宗弼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乃得至江寧，渡江而北。」身之注《鑒》至此，謂此為別一皇天盪，而非韓、兀相持之地也。二百六十七卷注同。
唐昭宗光化二年，戰於洞渦。
注曰：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東流，南屈過受陽縣故城東，西過榆次縣南，此據《水經注》也。魏收《地形志》：「洞渦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過。」後語轉為「洞渦」。按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魏收已策名霸府。齊受魏禪，以晉陽為別都，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宮，宜知地名之的。（二六一）
考地理貴實踐，以信魏收之實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命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勖為嗣。《考異》不信《五代史闕文》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之說，曰：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於契丹。廣本，劉守光為守文所攻，晉王遣將部兵五千救之。然則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注曰：余按晉王實怨燕與契丹，垂沒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保機，與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其心豈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可見已。（二六六）
同一事也，身之與溫公觀察不同。溫公以為因有後事乃偽造前事；身之則正因其後事而信其前事。溫公當平世，故主於息事；身之當亂世，故不主忘仇。乾隆中姚範讀《歐史·伶官傳論》，謂：「晁公武論吳縝《五代史纂誤》云：『《通鑑考異》證《歐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眾。今縝書皆不及，惟證其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考異》無其文，蓋《考異》有全書，而今附註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語見《援鶉堂筆記》卅四。莊宗還三矢事，《歐史》采自《五代史闕文》，《通鑑考異》所駁者亦《五代史闕文》，而非《歐史》。晁氏語未考，姚氏語更未考。蓋前輩得書難，姚氏既未細檢《胡注》，又未嘗見《考異》全書，故有此誤，附正於此。
後梁均王貞明四年，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注曰：案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啟三年，陞台州為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泅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二七〇）
胡注考證，以書證為多，理證次之，用物證者殊少。此條以新出土之金石證史，所謂物證也。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
注曰：《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二八一）
考證不徒據書本，身之蓋屢言之。時南北初統一，有涉其地之可能，故注及焉。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
注曰：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律後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二八七）
胡嶠書，《歐史》引作《陷虜記》，《宋史·藝文志》同。此作《入遼錄》者，南宋新亡，「陷虜」二字有所忌耳，故亦作《入遼記》。
後周太祖顯德元年，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注曰：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二九二）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
注曰：《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二九二）
凡姓氏書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恆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勝辨也，故刪存一二條以示例。顏師古注《漢書·眭弘傳》曰：「私譜之文，家自為說，苟引先賢，妄相假託，寧足據乎！」《容齋四筆》九，亦言「姓氏之書，大抵多謬。唐貞觀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云云。則氏族之學亦難言矣。《直齋書錄解題》八，「姓源韻譜」條言：「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為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盪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於世也。」直齋之論如此，然今又與直齋之時異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別，所以嚴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後見中華之廣。固不必穿鑿傅會，各求其所自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