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百石齋隨黃葉散
張蔭桓的獲罪，真正的原因，與翁同龢相同，都是希望光緒振作有為。但張的做法遠較翁積極，亦遠較翁激烈。張蔭桓先是不滿李鴻章，思借翁同龢的力量而有所作為，結果又失望了。於是想直接取得光緒的信任，而自宮中「變法」開始，他不但要助光緒擺脫慈禧的籠罩，甚至想摒絕內務府及太監的牽制。觀乎兩年以後，慈禧猶念前憾，電令正法於戍所，可知怨毒之深，是皆內侍近習平時媒櫱之所致。
先談康有為。康想借張蔭桓以見用，張蔭桓亦想薦康有為於帝，確為事實。但張蔭桓或曾面奏，說明他的處境，非正途出身而薦士，必見嫉於徐桐等人，且康有為是小同鄉，更應避嫌。如果光緒向翁同龢索康某之書，足以塞朝士之口。翁同龢二十四年四月初七記：
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日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孔子改制考》知之。
此為實情。又初八日記：
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
此更是情事如見。其時張蔭桓處境甚危，而翁同龢與張已貌合神離，但張獨對時必仍推重翁同龢，可能亦有如須變革，非翁同龢與其合力不可之意。因此，光緒曾強力撮合翁、張。如翁同龢四月二十四所記：
是日見起，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為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三刻退。觸幾有聲，足益弱矣，到館小憩。入署強張公，散時先傳旨告奕劻，又赴張蔭桓處商宮內進見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
「欲於宮內見外使」，即是張蔭桓的主張，亦即是我所說的，張蔭桓想在宮內「變法」。事實上宮內「變法」，已在德國亨利親王覲見時，做過一次試驗。《清史稿》賓禮記「外國公使覲見」，敘述亨利親王覲帝之禮，過於簡略，不明實情，茲據翁同龢閏三月二十五日所記，稍舉其主要改革：
一、「上座，命亨利坐於右偏（有墊高凳）。」自乾隆英使覲見跪拜，至同治立而鞠躬，至此與帝殿上同坐。此徐桐輩以為「天威」凌夷至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二、皇帝閱兵，「德兵見上至三舉槍，擊銅鼓，帶兵者拔刀禹步（按：踢正步行撇刀禮）」。
三、皇帝至南配殿慰勞答禮。
四、外臣覲見慈禧太后，但不坐，「此屢經辯論始定，慶邸之力」。
五、用「洋菜（張公廚，亦辦席，一切傢伙皆梁誠經理）」，「宴時用洋樂」。
最後一條，在內務府及太監看，張蔭桓就非死不可了。按：宮中「尚食」，是絕大的一條財路，不獨清朝，自明已然。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有一條云：
穆宗御極不久，然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棖飭等物，其值數千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胡同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項退。
內侍執持人主，保護既得利益，奉兩語為金科玉律：「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清宣宗性儉，屢思改革內務府靡費之習，不過稍加裁抑而已，成例終不能革。如昇平署歲時令節傳戲，宣宗欲革而不能，只得禁制新戲衣，道光末年，宮中演戲，台上只如一群乞兒行樂，但此例不革，則一遇好聲色之主，昇平署就又財源滾滾。如今宮中用「洋菜」，廚子、餐具皆自外而來，既廢成規，又開新樣，此例一興，搖動了御膳房、光祿寺的根本，張蔭桓焉得不死？
當然，內務府及太監在慈禧面前，別有危言。最足以使慈禧悚然心驚的是，張蔭桓導帝直接跟洋人打交道，倘或是帝向洋人訴苦，竟出面干預宮闈，試問何以為解？這樣，慈禧當然深惡張蔭桓。而在內侍近習看，去一張蔭桓有另一張蔭桓，洋人終必侵入宮廷。於是逐漸形成仇洋的氣氛，終於醞釀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
張蔭桓被捕，在戊戌政變的第三天，即八月初八。政變前一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署理公使林權助覲見光緒，張蔭桓猶以總署大臣的資格陪侍。及至張蔭桓被捕，英國公使竇納樂策動援救，此因張一向親英美，而且前一年剛奉派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垂簾六十年慶賀專使，此時被殺，可被視之為對英國不友好的一種表示。所以竇納樂營救張蔭桓，應該當作維護中英邦交的措施來看。據竇納樂的報告：
九月二十五日（即八月初十日）聞張（蔭桓）將於是晚或翌晨處決之訊，余意不論張所蒙罪名為何，皆不妨為代求減議。時已黃昏，事機已迫，私意太后必曾以此事詢李鴻章，因亟函李相，極言中國猝然處決諸臣，泰西各國皆將震駭，且以蔭桓職位之高，又為歐人所熟知，若遽以莫須有之罪殺之，則將有極不良之影響。請李相營救。
又日本署理公使林權助，於一九三九年出版自傳《談我的七十年》，內有一章專記戊戌政變，亦談到營救張蔭桓的經過，說當伊藤博文在日本使館設宴答謝中國大臣時，竇納樂遣人致函。
坐席未久，英國公使（按：即竇納樂）忽令其書記官持函求見，乃出，閱其函云：
「仆雖知今晚貴處舉行宴會，但以事關重大，故令書記官持函求見，務乞抽片刻之暇，面復書記官。據確實消息，張蔭桓氏明日將處死刑。伊藤公現居貴處，如能借重其智慧，籌一援救方法，幸甚！敬乞盡力！」
當晚李鴻章亦在座，但以席間談及此事，不甚妥當，所以決定待散席後，赴李邸面談。當即以此意復英使館書記官，入席後，絕不稍露聲色。客散後，乃以此事告伊藤公，並雲與李氏談話時，倘遇必要，擬利用伊藤公之名義，伊藤公稱可。乃乘馬車赴李邸，李氏以午夜（時約在十一二時左右）來訪，似頗訝異，出詢何事，因告以來意，並謂此系英公使飭人通知，所以特來面詢有無援救方法。
李氏首述張氏受彼提拔的經過，並雲張氏最近對彼反抱敵意，表示不願援手。乃向李氏書：如殺張氏，必引起大禍。李追問所指，因謂列國將出面干涉，伊藤公極為中國擔憂。李氏氣動，沉吟云：時間甚促，將如之何？余以軍機大臣榮祿氏，每晨四五時入宮，公可函知榮氏，使彼在日出之前，將此消息傳入太后耳中。李氏允為照辦，而張氏此役果得免於死了。
這天是八月十二，顯然，初十那天竇納樂在李鴻章那裡碰了個釘子，否則不必再轉求日本方面。
張蔭桓當時的處境，完全是孤立的，倘非竇納樂出死力相救，性命必然不保。當時直隸候補知縣王保慶、曹景郝奉派解送張蔭桓出境，合著有一部《驛舍探幽錄》，說張蔭桓一再伸手在腦後作勢，問王、曹二人，可會如此？意思是會不會被殺。由此可見，張蔭桓深知本人的境遇，危險尚未過去。李鴻章救他，他當然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如果慈禧尚有後命，李鴻章就絕不會「救人救徹」，他跟李鴻章之間的嫌隙之深，可由李鴻章對林權助所說的話中聽出來。
此外，庸庵尚書在《夢蕉亭雜記》中，載戊戌年中秋，如何照料張蔭桓起解後。又記：
後謁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張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總署，幾遭不測，聞系彼從中作祟。此人若不遭嚴譴，是無天理！」
其語怨毒極深，則知所謂「幾遭不測」者，確有其事。按：李鴻章出總署，系在七月二十二日，正當禮部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小航）條陳」，全班革職，及擢用「四京卿」，百日維新到達最高潮的時候。以李鴻章當時的地位，是何罪名，可致不測之禍？細心推求，只有一事，即是年三月初七，訂立旅大租借條約的第二天，由巴布羅福，面送賄銀五十萬兩。據《微德回憶錄》記：
中國政府不願接受俄之要求，太后與皇帝幸頤和園避暑，太后為英日所支配，堅持不肯讓步。在此情勢之下，中俄所議無成，必引起兵爭。余乃急電財政部駐北京之代表（按：即璞科夫）使謁李鴻章、張蔭桓告以余意，勸亟成議。……余並令此代表以重寶賄二人，價值一為五十萬盧布，一為二十五萬盧布，此為予對華人交涉初次行賄之舉。
但張蔭桓在此案中，實未受賄，《羅曼諾夫報告》中亦只言李鴻章受賄，而不及張蔭桓。最確切的證據是，「赤檔」中有巴布羅福於三月初七致微德一電：
余今日面付李鴻章銀五十萬兩，李大為欣慰，囑余向閣下致謝。余同時已電致璞科夫告以此事。余未得便交銀與張蔭桓，蓋彼行為，遠較謹慎也。
如果以後巴布羅福有機會向張行賄，自必有電報給微德，因為此中關乎一筆巨款的報銷，巴布羅輻是必然要做到這一道手續的。而「赤檔」中並沒有這樣一個電報。
如李鴻章所說，則逐其出總署，自然也是張蔭桓的建議。前面談過，光緒在接待亨利親王一事上，已充分顯示出對張蔭桓不但信任，而且極其欣賞。由此可以想像得到，光緒當時的方針是，內政的改革交付「四京卿」，而外交方面，則唯張蔭桓是賴。張蔭桓要改革中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就要驅逐盤踞總署不去的幾隻老狐狸。且看當時總署的名單：
慶王奕劻 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
戶部尚書敬信 戶部侍郎張蔭桓
刑部尚書崇禮 禮部尚書廖壽恆
戶部尚書王文韶
在這名單中，張蔭桓所感到不便者，第一是李鴻章，第二是敬信，即因為他是戶部尚書，如果受人利用，有所主張，張蔭桓因為戶部的關係，不能不賣面子，那就會形成掣肘了。至於王文韶，系以軍機大臣的資格入直，本性圓滑，不喜多事，張蔭桓駕馭得住他，而且也正要利用他打通榮祿的關係，當然不會動他。而李鴻章與敬信則於七月二十二日同日出總署，豈非張蔭桓為掃除障礙所做的安排？
更由翁同龢「記取伏蒲三數語，首將芻藁責司徒」的詩句去看，可以想見，張蔭桓已將李鴻章受賄賣國的全盤經過，都告訴了光緒。以李鴻章的地位，任何誤國的乖張措施，都可說是政策上的不同，此即范當世之所謂「國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無論斷」，如以為非，充其量休致而已，絕無什麼不測之禍。但受賄有據，豈得謂之為「功罪是非」，無可「論斷」？而據此以欽派親貴鞫問，刑曹議罪，李鴻章的下場，即令不會像柏葰、何桂清那樣，畢命西市，至少也得賜自盡，然後以懿旨貸其一死，改為充軍。
當然，這樣的做法，極可能馬上會引起俄國的武裝干預，這是連張蔭桓本人都不願見的事。但如光緒一怒之下，勒令休致，也就夠李鴻章受得了。所以他對張蔭桓有「此人如不獲嚴譴，是無天理」刻毒語。
以上所分析的這段內幕，治現代史者，似乎尚無人談過。由此，對戊戌政變的影響，似亦應加上一個新的評估因素，即如袁世凱不告密，維新能夠成功，不獨在內政上會出現一個全新的局面，外交方面亦很可能走出困境。張蔭桓是親英美的，人所皆知，慶王奕劻則是日本人所極力爭取的對象，如果外交由張蔭桓來主持，必是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以與英國、日本經濟合作，不排斥德、法，而以抑制俄國在東北的擴張為主。同時，我相信張蔭桓亦一定會主張與榮祿合作，共同來維持新舊滿漢之間的和諧。總之，如果不是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了政變，張蔭桓能獲大用，日俄戰爭亦不致發生，即令發生，也不會在中國的領土上打起來。
及至起解後，兩差官一路與張蔭桓閒談，頗有異聞。《驛舍探幽錄》記：
因詢康有為以一介草茅，何遽進用，敢肆猖獗，某等實系解不得。張答曰：茲禍之起，康有為固罪魁，實翁常熟釀成之，康應乙未會試，本未入彀，常熟搜於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時欲上書，央我介紹，常熟允見。恭邸建議曰：額外主事保舉召見，非例也，不可無已，先傳至總理衙門一談，畢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則作罷論。眾曰：諾。此年前冬間事也。年節伊邇，各署多冗，無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慶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見康於總署，語未終，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此段前半，張蔭桓誤記，乙未會試，翁未入闈，是科徐桐主考，康有為乃徐桐取中。翁同龢於榜發後，日記中有一語：「康祖詒中矣！」詞氣極憾，倘非晚年改原記，則翁同龢對康有為有戒心，自為事實。張蔭桓又談：
未幾，康上條陳，朝廷發交總署核議，僅議可行者兩事，曰礦務，曰商務。常熟見之訝曰：洋洋數千言，條陳千數事，僅此兩條可行乎？眾不得已，奏請軍機處會議。軍機大臣懼擔不是，擬旨會同王大臣議，皇上朱筆改交軍機處議，議行過半，而康自此獲上矣。積漸相乘，此後凡有條奏，徑交軍機處，命廖大司寇專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謬，謂常熟多事，而亦無法辭卸。康本孫文黨，挈多金走京師，密結京僚圖不軌。康實寒素，所有皆孫文資。侍讀學士徐致靖折深酬四十金，宋伯魯、楊深秀等月資以三百金，日本致仕相伊藤來華，李端棻保康為迎送使，實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頗驚皇。
康有為被傳至總署問話，即是年正月初三日事，翁同龢有記，斥之為「狂甚」。至其上條陳以後情事，翁同龢日記未載，其時正忙於對德交涉，亦無暇及此，就康有為自訂年譜，亦僅言「常熟將欲開制度局，以我直其中」，不及其他。於此亦可信，康有為之得能上達天聽，實以張蔭桓之力居多。八月初六張家被搜查，即以傳言康有為匿居張處，足證張、康交往甚密。至於此時張之盡歸罪於翁，亦以方處危疑之中，不得不然。何況兩差官皆為初識，張不能不防系有意刺取隱私，自無真話。
以下張蔭桓又講伊藤博文訪華事：
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系伊藤自來遊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張答曰：噫！我之禍亦由此。此次伊藤系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系我帶領，時太后皆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夫復何言。
此為張蔭桓避重就輕的說法。就下文看，矛盾自見：
及八月初八日伊拿問之前一日，伊藤已覲見皇上，擬賜以寶星等物，以示優待。是日太后召皇上，問伊藤賞賜覲見何物？皇上以所擬對，太后曰：所賞寶星等物，務須選上等極華美貴重者，著張蔭桓加意辦理，不料次日即有此禍。
張又云：康有為暨其弟廣仁等三四人，每日私入大內，與皇上坐論新政，並擬開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魯等為十友，而康有為尚不在此內。某等問康有為究竟現逃何處？張答曰：聞伊藤向中國政府言，我知康有為現在我國某處，我不能不告知中國，中國卻不能往彼查拿。
張又嘆曰：我三至保定，一隨李中堂，一赴大順廣道任，此次最無味，某等因向慰藉數語遂行，晚住安肅北關慶豐店。
按：慈禧即命張蔭桓加意辦理，則禮節即或過當，何至為罪，且為如此嚴譴？可見其語不足信。但李端棻曾保康有為迎送專使，則為異聞。
以下又談中日和約及張在總署的情形：
暢談從前中日和約籌借洋款及召見各得意語。某等因謂曰：夏間翁常熟罷官，外間謠傳頗有波及，確否？張答曰：今年五月初五有查抄虛警。先是太后密詔英年，令傳諭崇禮謂張蔭桓有應查辦事件，著其預備。是日，太后在頤和園召見慶邸、廖壽恆、剛毅，問近日張蔭桓遇事頗為專擅，參奏甚多，爾等有所聞見否？
廖壽恆奏對以總理衙門所稱能辦事者，唯張蔭桓一人，實亦非伊不可。
太后聞之怒甚，因云：似爾所言，若張蔭桓死了，則將如何？當下諸臣俱碰頭莫敢一言。移時，太后復云：我亦知張蔭桓頗能辦事，究竟有無專擅之跡？
廖壽恆等見太后盛怒，因奏對曰：張蔭桓在總理衙門還有事件，有與同官商議者，亦有一人專主者，緣張蔭桓所識洋人頗多，凡交涉密議，行蹤詭秘，旁人不得聞知。時皇上亦侍側，太后因言張蔭桓遇事專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見，可以嚴加申飭，使知警戒。
是日廖仲山以事過寓，初談閒話，語次因言及今日在頤和園召對如此如此，太后頗怒，甚代驚恐，余遂向詢剛子良曾代為說話否？廖云：伊亦頗為力言。余意甚不平，因謂本衙門明日亦有事，當遞膳牌，俟覲見看皇上若何？
按：慈禧所一再追詢，有無專擅之跡者，目的欲察知張蔭桓與翁同龢的關係如何。在這段話中，有一句很要緊的話，透露了相當多的秘密，即張蔭桓向廖壽恆（仲山）詢問：「剛子良曾代為說話否？」
攻近代史者都知道，翁同龢之遽得嚴譴，雖說是後黨有計劃的行動，但「打手」卻是剛毅（子良）。如葉昌熾日記中，言及此事，輒雲「木訥令兄」，取「剛毅木訥近於仁」句作隱語。但如何媒櫱，則無所知，如今由張蔭桓的話，可以測知大概了。
後黨之整翁同龢，始於恭王將死時。慈禧對恭王的惡感極深，在甲午以前，就有不准其隨班祝嘏之事；甲午以後，以翁同龢發動輿論迫促，始令再起。恭王衰病侵尋，遇事敷衍，固已稍回簾眷，但亦無好感。乃恭王既薨，慈禧竟「大感慟」，說「恭親王勛德最隆，惟配享太廟，始足以昭崇德」。此必恭臨終口奏，有大當於慈禧之心者。我的猜想是：恭王是向慈禧太后說：翁同龢耳朵太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易於受人利用，且書生積習，易於僨事，絕非相器。應勸光緒小心。甚至也還有慎防康有為利用翁同龢，導帝於決裂之境的話。因而慈禧才有這樣的「大感慟」。
及至王鵬運參折一上，牽連了張蔭桓。張為求自保，必求援於剛毅。而剛毅則為張蔭桓卸罪，凡慈禧所不滿於張蔭桓者，剛毅必言皆出於翁同龢的指使。但慈禧到底不是糊塗的人，所以一再追問張蔭桓是否專擅。而能為他解釋的，亦只有剛毅，因為是如何一種辯解，只有剛毅心裡清楚。他人即令為張緩頰，說盡好話，亦是隔靴搔癢。
張蔭桓接下來又說：
廖仲山辭去，余因出城拜客，次早入朝至軍機處，遇慶邸，告以昨日之事甚險，並將奏參專擅營私各折令看。余見謗書盈篋，不勝氣憤，意謂聖怒萬一難回，惟有請皇上罷斥查辦，容當上折申辯。看完，當即叫起，同起者首慶邸，次廖壽恆，次剛毅，時王文韶出入軍機，班在第四，連餘五人同入。當聞太監傳話，張大人墊子在南邊，余跪聆皇上諭云：奏參各折，爾看見否？
余奏對云：臣已看過，臣在總理衙門，某事系與某人商議，某事系與同某人會辦，均可查考。惟某條約，系臣一人專主，然亦眾所共知，並未專擅。
皇上因向廖壽恆云：爾昨日對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陳說？廖壽恆奏對云：昨日太后詢問臣等，對以張蔭桓在衙門辦事，有與同官商議者，亦有一人專主者，系屬實在，臣不敢欺。
皇上又向剛毅等問爾有何言？剛毅等惟只碰頭，皇上略諭慶邸云：傳知張蔭桓，不必憂慮著急，仍令好好辦事。
剛毅因接口傳諭云：有恩旨，令張蔭桓改過自新。
余聞之心中愈覺憤懣，意謂本自無過，何雲自新？故當時並未碰頭謝恩。
皇上旋諭云：爾先下去。余即下來。須臾皆出，我復對慶邸等云：余意仍欲上折申辯。經眾相勸，謂一天風雨已散，何必再多行事？因而中止。
當至戶部，有某司員問說，外間有查辦抄沒風聲，未知確否？余告以今早奏對云云，並無此事。旋至總理衙門，敬信亦告語如前。余因謂皇上並無此旨，外間何以紛紛若是？敬信因將太后傳諭英年，令崇禮預備等節，一一告知，余始恍然得其詳細，至今回想前事，言之猶覺悶悶也。
按：此為五月初六日事。此日為王文韶重入軍機的頭一天。軍機大臣每晨奏對，在御案東面或西面，雁行斜跪。太監傳語「張大人墊子在南邊」，即正面朝上回話，不得與軍機並列。令慶王傳旨，而剛毅接口云云，足見其攬權。
至於剛毅傳諭，與口敕有出入，其為善意或惡意，須視事實而定。倘或確無咎愆，或上意無他，則剛毅如此傳諭，即是有意折辱，但張蔭桓其時已頗失慈禧之意，所以剛毅所謂「有恩旨」云云，實為衛護。既有恩旨令其改過自新，則此次之咎，已有了斷，他人再有參劾，即不得重論其過失。張蔭桓當然心知其意，只是對不諳朝廷規制的候補作欺人之談，裝點門面而已。
王文韶早在沈桂芬時代，即曾入樞，以雲南報銷案而斥逐。此次由直督內調戶部，入直軍機，即為翁同龢的一缺一差，南人罷而南人補，所以安撫南士。榮祿則外放直督，坐鎮北洋，遙制帝闕。慈禧老謀深算，早有布置，維新變法，如能逐步推進，或者有一半成功的機會。妄想發動武裝政變，即令袁世凱不告密，亦未見得會成功。如果張蔭桓仍在其位，則在康有為指使之下的輕舉妄動，必無實現的可能。
張蔭桓又談其得罪慈禧之事：
余去歲奉命出洋時，內大臣某語余曰：歸時須以外洋新奇寶物獻太后。余記之不敢忘。差竣，遂備鑽石串鐲一副，配以祖母綠帽花一顆，裝潢獻太后，此帽花系余前在法京拍賣法總統御用三物，色極蔥茜，復恐皇上見怪，亦備金剛鑽鐲一副，紅寶石帽花一顆，先獻皇上。
上諭曰：太后處有否？余對曰：有。皇上曰：汝將此並呈太后，朕自可得。
余遂具折托立豫甫呈進，豫甫告之李總管，即李蓮英，外人所稱「皮小李」者也。時總管方沐發，急竣事，易衣入奏，奉懿旨著抬進去，蒙太后賞飯，飯畢謝恩，見皇上在太后側，捧一盒走而去，知系所獻物也。
余獻此，兩宮甚喜，且常服御，後伺探近臣云：太后嘗言紅帽花較佳耳。
當余出宮時，有內臣謂余曰：李總管亦須送物，事始周到。余倉卒無以應，擬俟補送，後竟忘記，遂開罪於彼。此次之禍，未必疏忽之咎也。
此事亦見《庚子西狩叢談》，作者吳永曾受知於張蔭桓，所記較《驛舍探幽錄》為詳。吳永說：
張公得罪之由，曾親為予言之，謂實受李蓮英所中傷。其自英使回國時，曾選購寶石兩枚，預備進奉兩宮，一為紅披霞，一為祖母綠，足充帽准之用。
歸國後，乃以紅寶石進之德宗，祖母綠進之太后。論其價格，綠固遠勝於紅也，但通例京外大員進奉，必經李手，即貢呈皇上物品，亦須告由李呈明太后過目，方始進御，因此另備一分，為李經進之代價，大抵稍遜於貢品，而相去亦不能遠。
彼時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氣，於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無饋贈，若有意為破成例者，故銜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進呈時，太后方拈視玩弄，意頗歡悅，李特從旁冷語曰：「難為他如此分別得明白，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麼？」蓋通俗嫡庶衣飾，以紅綠為區別，正室可被紅裙，而妾媵只能用綠，太后以出身西宮，視此事極為耿耿，一言刺激，適中所忌，不覺老羞成怒，遂赫然變色，立命將兩分貢物，一律發還。
按：慈禧一生引為莫大憾事者，即是母以子貴，雖稱太后，實未正位中宮，身份不如慈安，更不如穆宗之後「嘉順皇后」。相傳穆宗病亟時，與後相泣而語，為慈禧所聞，以惡婆婆的姿態出現，拉住皇后的頭髮，作勢欲責，嘉順皇后恐受辱，口不擇言地說了一句：「我是從大清門抬進來的。」意思是希望慈禧顧全體制，豈知益攖其怒，傳杖欲辱皇后。穆宗受驚，因而轉為「痘內陷」，終致不起。
李蓮英一句冷語挑撥，確能產生極大的作用。至於張蔭桓平時往來人物，起居豪奢情狀，李蓮英無不備知，並不足怪。張蔭桓住東城錫拉胡同，此處有一家很大的淮揚館子，東主即是李蓮英；要偵察張蔭桓的行動，是非常方便的。
吳永又記：
此消息既已傳播，當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幾即以借款事被參。太后閱奏，立遣緹騎傳問。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飛騎登門，口稱奉旨傳赴內廷問話。
當即督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車，兩人騎馬前後，余兩人露刃跨轅外，一如行刑劊子手，即將押赴市曹者。侍郎謂此時實已魂魄飛失，究竟不知前抵何處。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徑趨向禁城，直至東華門下，始知尚有一度審問，當不致立赴刑場，然心中忐忑，轉以益甚。
下車後仍由番校押導入內，至宮門外，已有兩內監守侍，番校前與致詞，一如交割罪犯者。當在階下立候，未幾傳呼入見，太后盛氣以待，詞色俱厲，致不敢盡情剖白，只有碰頭認罪，自陳奉職無狀，仰懇太后皇上從重治罪。
仍摘要勉剖一二語，幸剛中堂在旁，乘間指引開脫曰：「這也無須深辯，現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須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下去。」
予見太后無語，始碰頭逡巡退出。至宮門外，已不見有人監視，隨步行出東華門，覓乘原車還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夢驚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無事，居然重見妻孥，此誠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針氈芒刺，不知何時可釋也。
次又談德國亨利親王覲見事，其言如此：夏五月德國親王覲見，特聞朝廷接待禮儀，頗極優異，德藩意氣驕縱，居之不疑，外間傳說異辭，究竟若何情形，當時均由總理衙門核議，事皆目睹，其詳可得聞否？張長吁一聲，不禁拍案而言曰：我所以受謗之原，半由於此。說起令人可嘆。初德藩有遊歷中國之信，我與同官商議，外國章程有出使遊歷各國者，各國接待與否，均聽其便，此事亦當請旨定奪。嗣奉諭旨接待，著會議，我即向德使商量，據云：此系我國親王，與尋常使臣不同，中國既允接待，一切禮儀，當從優異。
我旋即奏明皇上，彼時聞德王至閩、粵等省，乘坐黃轎，此節是我主議不行，旋議定用綠轎黃絆，臨時慶邸、禮邸，迎至城外，一面電知北洋大臣迎送如儀。旋又奏明太后，太后聞奏，因欲先見德藩，我奏以外國使臣入覲，理宜先見皇上，太后諭謂德藩此來，並無國書，與使臣不同，皇上亦可在我處同見，見時令走廊子不賜坐，當時將此諭奏知皇上。
先是皇上欲在偏殿接見，經我奏陳，平日使臣覲見，尚升正殿，此次尤當優待，皇上允奏。至是聞太后欲與同見，意頗不懌，我下來後向德使通知，惟不賜坐一節，再三為難，我告以皇上在太后側，亦系侍立，爾國親王不尊似我國皇上，議至此，未定而散。
嗣聞有某翻譯向德使陳說，便亦應允，於是傳集工匠，收拾樂壽堂，殿坐備極華麗，共費銀七萬餘兩，陳設寶玩時有古窯瓶一個，內府當差者不慎，落地跌碎，太后動怒，將內府各官，降調有差，因此咸怨我迎合聖意，使伊等受累，太后怒我，未必非伊等浸潤所致也。
及德藩覲見，太后賞賜甚厚，並有御製寶星，輝煌燦爛。至皇上答禮一節，我等以中國體制與外洋不同，議賜德藩遊園，皇上亦即前往，借示答應之意。
越日德藩欲游天壇，廷臣均議阻止。我即說外國遊歷章程所到之處，例許往觀且在京洋人何人不游天壇，何獨於德藩不允？多費唇舌，致生枝節，由是廷臣不悅者甚眾。屢有傳聞，謂我見好外國，借為要重之地，並有謂我窺測意旨，離間兩宮者，冤哉。
按：德國亨利親王入覲，光緒不願慈禧接見，確為事實，同時光緒在禮節不惜降尊紆貴，務為優隆，亦為事實，凡此均受張蔭桓的影響。以前者論，則招慈禧之忌；以後者言，則為朝貴所不滿，甚至翁同龢亦不以為然。
張蔭桓被逮時，完全孤立，便剛毅幫忙，亦不過正好要打擊翁同龢，要將張蔭桓的「過失」轉嫁於翁。在議亨利覲見禮節時，剛毅頗受光緒呵責，其勢不可能與張蔭桓站在一邊。後來矯詔殺張時，剛毅正大紅大紫，如果有心救張，足以阻止載漪的「亂命」。但張蔭桓與剛毅曾有此一段短暫結合的淵源，似未有人談過，值得一記。
張蔭桓於庚子年被禍，起因於上疏義和團之不足恃。談至此處，有一問題發生，即張蔭桓以何資格上疏？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說：
最可異者，侍郎雖身受重戮，而始終未嘗革職，故臨刑時猶被二品官服，聞廷旨到後，相知中致意家屬，有勸其自盡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盡以後，照章仍須執行斬決，與其二死，孰與一死。大臣為國受法，寧復有所逃避？安心順受，亦正命之一道也。」
於此足見其胸襟磊落，難臨守正，不圖苟免，真不愧大臣骨梗。獨念公抱此異才絕識，乘時得位，又得當軸有大力者為之知己，而迄不獲一竟其用。區區以不得於閹豎之故，遂至竄身絕域，投老荒邊。甚乃授首於倉皇亂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難，而迄不得與袁許諸公，共播烈於一時之眾口。蒼蒼者天，何以獨厚之於前，而又重厄之於後耶。
當時新撫為饒公應祺，假使稍微負責，緩須臾以察真偽，則拳禍旦夕已定，勢即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則後來和議，必可以大為文忠臂助。既已周悉外情，老成諳練，而又為義和拳所欲殺之人，對於外人，以患難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為國家挽回幾許權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賊之，長城自壞，其謂之何？
吳永所說，張蔭桓只發遣，未革職，臨刑猶被二品官服，看起來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但事實確是如此。因為如果革職，即只剩下一個入仕的資格，而捐班出身，則根本無入仕資格可言，身份即為平民，何能上疏議論國事？
如今張蔭桓的原疏，不可得見，不知自稱為何？據《十朝詩乘》記，張蔭桓的奏疏，系請新疆巡撫聯魁代奏，此記微有誤，聯魁其時為江蘇藩司，而新疆巡撫則為饒應祺。張蔭桓既然交新疆巡撫看管，則其奏疏請饒應祺代奏，自屬必然。至於起解時，直隸總督下行的公文，稱「該革員」云云，系想當然耳之說。果為革職遣戍，則其間必經議罪的過程，但並無此項記錄。
《十朝詩乘》載張蔭桓《書憤》五古一首，以為：「即庚子夏絕筆之作，痛心義和拳，語挾風霜；疏草雖不傳，大旨當即本此。」詩中如「電線杆頻折，飈輪軏驟焚」，指義和拳作亂；「操縱乘長策，安壤侈異聞」，指慈禧信任義和團；「杼軸虛東國，干戈迫夕曛；倒繃偏侈老，粥飯卻常醺」，刺激李鴻章誤國；「更宜恢玉步，勿使累琴薰」，言當保護光緒，使其有所作為。疏中大旨如此，自為端、剛等輩的大忌。
按：矯詔殺張蔭桓的亂命，下於六月初七，至新疆已在中秋以後，兩宮早已出奔，將下罪己之詔，饒應祺實可不必奉此亂命。饒應祺，湖北恩施人，先辦團練，後成進士，久在新疆，頗具政績，庚子之亂，仿東南互保辦法，與總督魏光燾、伊犁將軍長庚，與各領事取得協議，彼此相安無事。
其人固通達之士，乃竟不能為張蔭桓稍作擔待，後聞各省多有不奉亂命者，始大悔恨。二十八年道卒於哈密，相傳為內疚神明所致。又，張蔭桓在新疆戍所，於角門外土山上建一亭，命名為「角亭」，後即於此亭受刑。論者謂「角」字乃「刀下用」，角亭竟成語讖。
張蔭桓詩才清逸，陳石遺輯清末民初人詩，竟未收錄，不知何故。《十朝詩乘》卷二十二有一條云：
或見其為人畫便面，滃雲欲雨，雲中露紙鳶一角，一童子牽絲立危石上，自題句云：「天邊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
又記其殘句云：
《九月晦渭南道上得廉生祭酒書述敝居及兒塏消息奉答》句云：「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何曾竟漏魚？」又《二月二十一日抵戍示常弟、藩侄、塏兒》詩，末數語云：「遠送兩三人，昏燈寫遺囑，理亂暫不聞，餘生甘窘辱。」蓋自料不復生入玉門矣。
按：「廉生祭酒」即王懿榮，亦寓錫拉胡同。「塏」者其子塏徵，即《孽海花》第十九回中的莊南，寫其謀奪王石谷的《長江萬里圖》，事或有因。張蔭桓以收藏石谷知名，號稱「百石」。及至身敗，不能不感慨「百石齋隨黃葉散」，其實，此亦為其致禍之一因。
在《驛舍探幽錄》中，兩差官記張蔭桓和贈之作，前後共四首，錄之如下：
西行計日渡滹沱，
雲棧崎嶇叱馭過。
三宿浮屠仍旅客，
卅年塵海醒春婆。
燕山漫說烏頭白，
官道無端鶴唳多。
已荷護持攜慰藉，
幾時花雨散維摩。（《贈曹景郕》）
迤邐天門山已深，
漫漫東望幾知音。
重憐逆旅論詩夜，
虛費材官用武心。
去國適逢風日美，
望鄉遙祝歲星臨。
但言後會難為別，
傳語平安抵萬金。（《贈別》）
柴車西發曙煙消，
得憩津亭可避敲。
旅夜更籌魚不寐，
道旁飛字馬遺膘。
四郊多壘金倉瘦，
萬里投荒塞草驕。
饘頓浹辰勞護惜，
贈行猶屬慎風飈。（《和題壁》）
畫封台荒剩廢垣，
使尋龍樹叩山門。
急程不憚危途險，
多難方知苦道存。
對酒每疑弓影誤，
荷戈無解吠聲喧。
年來假日惟征戍，
按站停車夜未昏。（《和王慶保》）